二 魏玛国防军中崭露头角

• 在柏林的总参谋部工作。
• 来自冯·泽克特（Von Seeckt）的栽培。
• 德国陆军东山再起。
• 魏玛国防军削减开支委员会。

我在柏林受益良多。起初我勉为其难地来到这座普鲁士首都，但几年后不得不承认日久生情，它成为我最爱的城市。后来身陷囹圄时，我对柏林的悲剧感同身受，内心的痛心疾首自不待言。我爱它和它的人民，他们快乐、潇洒、直率又敬业。有段时期，我时常在清早来到波茨坦广场，寻个视野良好的街角，感受这座城市醒来后焕发的勃勃生机。我静静注视人潮涌出公共汽车和火车站，一呆就是一个小时。不过动乱的1923年我从兰克维茨（Lankwitz）走过本德勒大街时，或者一战刚结束时，柏林在我眼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那时我不过是一个过于实诚所以一贫如洗的小小上尉，领着微薄的军饷，身着布衣，同妻子徘徊在克洛斯特剧院外，研究着报纸一角的“诚聘英才”。来回步行要花掉1个半小时。然而我们甘之如饴，因为礼拜日能去马克郊游。我，一个南方人如何想象马克的美景？我喜欢那边的湖光山色和居民，即使是拥挤的清晨和雨落纷纷的夜晚也别有一番情趣。尽情沉浸于自然风光，千头万绪的军务被抛诸脑后。

柏林的职业生涯对我是一种栽培。那些有泽克特中将参与、时常发生在我办公室里的高谈阔论之精彩，恐怕绝无仅有，泽克特尤其擅长倾听众议后做出一针见血的归纳总结，这就是一个总参谋部军官兼领袖楷模啊！除了冯·施莱歇将军^[1]妙语连珠、才华横溢的讲座，哪里还能传授如此洞察政情的知识呢？可惜，他没有继续低调地在幕后发挥影响力，而是在1932年被政治危机推上前台。毫无疑问，除了总参谋部，世上再找不到第二个地方能提供如此细致全面的军队知识供我学习，令我懂得各部门需要唇齿相依、取长补短，才能建设好陆军。海军技术专家和航空领域的精英们更是拓展了我的视野，为其所动，我开始支持陆军和海军携手，建立一体化的国防军。

1924年到1925年，我与陆军组织处的普罗伊少校（Preu）合著完成了首部关于组建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备忘录。过去同部队局总部（Truppenzentralstelle）打交道的经验对写作尤其受用，那段工作经历注定成为我整个军事生涯的转折点，它教会了我以前线官兵为出发点思考和行动。

在团队精神的促进下，我们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进而勤勉地推动着军队工作。冯·泽克特要求军人要避免任何左翼和右翼思想侵扰，经他苦心栽培，我们形成一个独立于所有政党的非政治团队，它的存在和行为保证了能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两次大战之间的所有国内争端。

不知不觉间，这样一支中立的国防军成为民选政府的政治支撑点。至于国防军中官兵和指挥官们的政治立场，容我稍后再谈，这里仅补充几个特例。比如，20年代发生在乌尔姆和慕尼黑地区的风波受到了强烈谴责；另外，纳粹主义刚兴起那几年，我们这些军人都冷眼旁观，1933年我在德累斯顿的见闻对一个正派的公民而言就是容忍上限了，前提是他提醒自己血腥的革命本来还会引发更可怕的后果。

1933年以前，我都避免同纳粹党有任何私下接触，他们在街上和游行活动中的德性都令我反感。我记得那年战争部在德累斯顿召开的一次军官会议上，冯·布隆贝格将军（von Blomberg，时任国防部长——译注）发表讲话，呼吁国防军要忠于国家社会主义政府，言辞极尽殷切，逻辑却很牵强。直到1933年10月底，身为航空部经理的我见识到井然有序的政府工作作风，才有所改观，具体情况我也会放在下文适时详述。

魏玛国防军有限的人力资源决定了统帅部负有特殊义务。统帅部以国家机关的后盾和保卫者为己任，向来不插手国际事务，所以才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心无旁骛地呆在远离公众视野的地方，致力于次要使命：把国防军铸造为一支经受检验的精锐之师。自1922年被调回国防军参谋部后，我作为一名正规军官，又几乎参与处理过所有涉及陆军和约委员会的问题，我从无数桩案例中明白了，盟国军事管控委员会（Military Inter-Allied Commission of Control）一边想要我们履行裁军条款，一边却枉顾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时间会不可阻挡地开具出账单。该委员会的失败正是因为其任务根本不切实际。每个德国人以及相关的协约国成员都知道，除非其他国家军队也遵守《凡尔赛和约》完成裁军，否则十万人的德国陆军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我们军人对单方面履行和约怨声载道，不是缘于带着传奇色彩的“军国主义”，而是因为民族的生存需要及地缘政治局势受到制约。我还要补充说明一点，无论是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后来包括社民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他们都认识到有限重整军备合情合理，也给予了军队力所能及的支持。

而国防军又在忙些什么呢？作为当时一名执行参谋，我可以告诉大家，领导层的心思都集中在总结战争经验，综合技术、编制和培训计划方面的教训，制定一套新的作战、管理和技术纲领。“未雨绸缪”的重要性无须多说。我军主要目标是在缔结和约后跟上协约国的技术发展水平，而一旦时机成熟，则要以现代化武器装备重振德国陆军。主要训练目标有两个：首先，建立起多兵种联合队伍的雏形，其次按现役和非现役两种军阶训练列兵。时下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我军行动局限于“守卫帝国”——换言之，首先限于东部边境和东普鲁士的防御工事，紧急情况下出动边防部队保卫这一地区。此外，我们还训练旧帝国军官、军士，征召一定限额的短期志愿兵，以此努力填补魏玛国防军中的巨大缺口。总而言之，从上述工作足可见那时陆军的日子绝对谈不上悠哉悠哉。

而我大多数时候都忙于改组军械署。制造和供应两个支部合并后，两者之间曾经的观点冲突尽消。确定武器需求量要以总参谋部对于未来战争的实施方式所下的结论为出发点，军械监察部将需求提交给试验站和采购部，试验站制造，采购部下单。这些技术部门直接同工业界打交道。工厂交付的样品要通过军械署重重检验方能投入使用，独立的试验单位再将检验合格的武器按照入役条件进行最严格的测试，发现任何缺陷都将被供应商淘汰。外行也知道：下单和批量交付部队之间存在数年的时间差，像大炮这样的重型武器更会长达六七年。举例来说，有时一种新式枪炮到入役时已经落后了。出于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这种工作流程在和平时期尚可正常运作，到了战时只能被摈弃，哪怕违反既定制度既引发议论纷纷，前线部队往往也不满意。

尤其在和平时期，这套流程暴露出两个缺陷：

1.政府机构也追求高产量，或者严格控制工业界，而不是大力鼓励自主创新；

2.几乎吸引不到优秀的技术人员为国家服务，因为财政部不乐意拨付必不可少的高薪，那将意味着一个公务员的薪水会超过一个部长！像陆军军械署的实验机构需要业内翘楚，水平远在工厂车间工程师之上，这样才有资格依照规范要求指导他们。

下一步措施是将所有科研单位与武器中心对接并轨。

我在国防部关键岗位上任职期间，发现办公室矛盾越发严重，乃至到了危害军队发展的地步。于是我坐不住了，要求展开一次普查并获得上面批准，结果我被任命为国防军节俭和精简委员会主席，对此我可高兴不起来，但还是为自己设立了工作目标：

1.将官兵从文书案牍中解放出来，增加战役兵力。

2.通过扩大委任权来缩减内外通讯联络。

3.逐步建立一支扩张型基干队伍，其成员须办事积极主动。

弗罗姆（Fromm）中将、施通普夫中将、霍斯巴赫上将（Hossbach）和内阁议员伦茨先后适时地被派来协助我开展工作。我同帝国节俭委以及两名国防部负责人布舍少将（男爵）、施图尔普纳格尔少将建立了紧密联系，他们都通过自己位高权重的地位给予了我支持。

各方对我的工作成果评估褒贬不一。随着上千个职位被废除，工作人员转入各团，不过比起大刀阔斧的裁减缩编，我更重视为指挥和管理层灌输一种崭新的精气神。有的官员另寻其他雇员以示对我的蔑视，每次听说这样的消息我总哑然失笑。

陆军里的朋友后来时常笑着调侃我这个精简委员当得不伦不类，因为组建德国空军时我又拼命往里面砸钱。我只能回答他们：若非对经济略知一二，我主管空军行政那几年，不会把军费拿捏得如此得当。经济部长沙赫特曾向我抱怨空军建设开销惊人，我承认话没错，然后告诉他，如果合理核对建设和维护成本就能知道，更低廉的方式或许存在，但肯定不会比现在更划算。

[1] 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1894年—1932年），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后担任魏玛共和国国防部长和总理，1933年1月28日大选中败给希特勒，1934年6月30日与其夫人在家中被暗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