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爱

我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虽然没有留下一张相片，但是她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里，不在我的脑海里：高高的个子，一头黝黑浓密的过耳短发，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闪着慈爱的光芒，一双大脚让她走起路来大步流星。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形象不仅没有褪色、消逝，反而日益清晰、高大。

母亲的爱，在孩子幼时表现得最浓，而幼儿通常是不会觉察的。长大后，回头看自己的人生轨迹，才能深切地感到，在儿时，母亲总是如影相随，带来春风，带来阳光，带来知识和力量。

母亲没有念过书，她给予我们的都是经验性的知识。比如，雨后的晚上，我们走在乡下没有路灯的胡同里，母亲会告诉我：那一片片亮的都是水，要躲着啊！给我们讲故事，讲麻雀和青蛙比赛从一数到十，看谁数得快——它们都说自己数得快，于是要当场赛一下，一决高低。比赛开始了，麻雀“一、二、三……”地数下去，青蛙只说了“俩五”就轻松获胜。这个小小的寓言告诉了我乘法的先进性。

伴着雨后的彩虹走在家乡的过道里，时不时会看到地面上出现了大水缸大小的塌坑。母亲告诉我和大弟，那是打鬼子时游击队带领乡亲们挖的地道。那些年，地道的功劳可不小哪！鬼子来了，乡亲们可以藏进去，游击队可以利用它跟敌人周旋，还可以通过地道悄悄接近设在白洋淀的碉堡，对敌人进行突袭。说到兴致高昂处，母亲还会哼唱一曲当时冀中流行的抗战歌谣《雁翎队之歌》：“冬天到春天，环境大改变，白洋淀的岗楼端了多半边哪，呀呼嗨，咿呀嗨！……”我从此知道了有豺狼曾经入侵我们的家园，知道了日本鬼子是被八路军赶跑的。

最令我怀念的，是她那春风阳光般的母爱。

儿时，我们姐弟四人穿的鞋靴，都是母亲亲手所做。她每天还要和奶奶操持一家人的三顿饭，所以做针线活都是利用饭后茶余时间。婴幼儿的鞋还比较好做，十来岁少年的鞋就要费点劲了，但我12岁来京前穿的鞋都是母亲自己做的。母亲年轻时就落下了严重的胃病，腹部动辄疼痛难忍，可想而知，那些鞋靴耗费了母亲多少精力！不懂事的我还总觉得表妹的鞋漂亮，幻想哪天二姨也能给我做双鞋。后来才明白，那些鞋靴，虽然不像买的那样玲珑秀气，也没有二姨做得那么精巧，但那是母亲爱的结晶，蹬在脚上，暖在心里呀！

举家迁京后的第二年，街道组织文盲家庭妇女学文化，给每个人发了一本识字课本。母亲那时需要照料刚出生的小弟，但她很是认真，每天等我放学回来，都要问我几个字，一般头天问的第二天就记牢了。我问她为啥这么用心学文化，她说：“我出门看不懂汽车站牌上的字啊，总不能回回都让你们陪着吧！再说，我认的字多了，就可以写信了。我要给你们的姥姥姥爷写信，总不能回回都让你们代写吧！看不懂他们的信，自己又写不了回信，有多遭难！”原来，母亲学文化是为了少耽误儿女时间，为了能和她的爹娘沟通啊！

来北京后，为了让我们好好学习，母亲和奶奶承担起全部家务，不让我们帮忙。全家六口人，1958年又添了小弟，从洗衣做饭到拆洗被褥，两人每天都十分忙碌。那时，做饭、取暖都用煤火炉，很慢。有道是“心急吃不了煤火饭”，简直是刚收拾完上一顿，就得准备下一顿。由于全家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奶奶和母亲对生活支出总是精打细算。除父亲外，所有人的衣服都是先买来布，请裁缝裁好，最后由她们两人手工缝制。这就令她们更加忙碌。我和大弟、妹妹的鞋，母亲已经做不动了，只能买；刚出生的小弟的鞋，母亲还能做，自然不买。

1959年的仲秋，母亲的胃病又犯了，不能站、不能坐，只能躺着。她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还伸出两条胳膊，左手握鞋底，右手持针线，一针针穿来穿去，为不满两岁的小弟纳鞋底。这一幕我永生难忘。我想起那首著名的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鞋底还没纳完，母亲就住院了，此后再也没能见着她的小儿子。现在，母亲无限牵挂的小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安家立业，可是，儿子却与想孝敬和侍奉的母亲阴阳两隔，真是寸草之心难报三春晖啊！

当时来京帮忙照顾母亲的大姨告诉我，在住院的日子里，母亲曾多次请求主治医生：“大夫啊，您一定要把我的病治好啊，我还有四个孩子，最小的才1岁多，孩子们不能没有娘啊！”感动得医护人员背后直掉泪。

由于经济拮据，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为了把更多的钱用在几个孩子身上，迟迟不肯去就医，以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我们没能留住母亲，那年的10月8号，母亲慢慢松开了父亲的手。母亲享年37岁，当时我14岁，小弟1岁多，中间还有大弟和妹妹。

老舍先生说过：“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还有一首歌唱道：“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母亲的去世，是我们姐弟四人心中抹不去的痛。我真的感到心中没有了根，心灵漂泊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尽管表面上看我还算幸福。半个多世纪过去，我愈发懂得“母亲是大地，对儿女的爱宽广深厚”这句话，母亲是用最无私、最纯真的爱，浇灌着儿女的生命，而竭尽自己的所有啊！

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