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后殖民生态书写

钟再强

【内容摘要】库切的生态书写氤氲于其后殖民创作之中，生态主题与后殖民主题在其作品中相互交融，具有典型的后殖民生态书写特色。以往的评论主要从后殖民理论视阈来分析库切的文学创作，而对其作品中丰富的后殖民生态书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是展示库切后殖民生态关注的重要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库切的后殖民生态书写绝非空洞地赞美大自然或将其浪漫化，而是与残酷的种族殖民战争及种族殖民统治相关联，具有明显的伦理政治倾向。通过探究《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所蕴含的后殖民生态关注，我们能够窥见库切尊重一切生命、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容及反对一切霸权的后殖民生态伦理观。

【关键词】J．M．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后殖民生态批评

【作者简介】钟再强，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在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项目（10CWW010）与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2SJB75002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J.M．Coetzee's Postcolonial Ecocritical Writing in 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ABSTRACT：J.M．Coetzee's ecological writing is contained within his postcolonial writing．Therefore，ecological themes intertwine with postcolonial themes in Coetzee's works，which possesses a typical feature of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writing．As far as the study of Coetzee's works is concerned，previous comments mainly focus on analyzing Coetzee's literary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Coetzee's rich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writing hasn'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for long．Life and Time of Michael K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which reflect Coetzee's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concerns．In this novel，Coetzee's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writing is by no means to emptily praise or romanticize nature，but associates with South Africa's brutal ethic-colonial war and ethnic-colonial rule，with a clear ethical and political tendency．By exploring relevant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concerns contained in Life and Time of Michael K，we are able to get a glimpse of Coetzee's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ethics，namely，respecting for all forms of life，prot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promoting the compatibility and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s well as fighting against all kinds of hegemonies．

Keywords：J.M．Coetzee，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Author：Zhong Zaiqi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China（226019）．

自20世纪末以降，随着经济全球化大势的汹涌澎湃，由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日趋严峻。在此情势下，一些极具危机意识的文学家们，开始借助生态文学警示世人应怀有生态责任感及忧患意识，关注生态恶化给所有生物命运带来的危机，力争使现代文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相协调。秉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力主小说家应该“对还未浮出水面的那些事情负有责任”的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M．Coetzee），自然不会在其文学创作中漏掉如此重大的社会课题。在《幽暗之地》（Dusklands，1974）、《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1980）、《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1983）、《动物的生命》（The Lives of Animals，1999）以及《耻》（Disgrace，1999）等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库切充分表达了他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忧虑及其对所有生物命运的悲悯与关怀。

以后殖民文学创作著称于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其作品中丰富的生态书写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直到1999年《动物的生命》出版，库切在此方面的良苦用心才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开始从生态批评视阈对库切的作品展开探究，取得了斐然的成果。有必要指出的是，库切的生态书写氤氲于其后殖民创作之中，生态主题与后殖民主题在其作品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这种生态书写与纯生态文学相比仍具有较大差别。仅从生态批评视阈来探究库切作品中的生态书写，很难真实反映这种生态书写的本质特征。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在20世纪末以降的大潮涌动，为我们揭示库切别具一格的生态书写提供了良好契机。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以下简称《生活和时代》）以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南非的殖民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卑微的开普敦园丁迈克尔·K（以下简称K），在充满战乱和种族压迫的环境中苦苦挣扎，渴望实现其园艺梦想的故事。在颠沛流离的漂泊中，军队和警察等各种残暴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使K不但失去了财产和自由，而且丧失了身份和话语，甚至被投进难民营和劳改营。虽然K追求其园艺梦想的坚强意志始终未变，却一直无法拥有梦想中的生命绿洲。本论文拟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视阈出发，通过探究《生活和时代》所蕴含的揭示殖民战争对生态环境的毁坏、反抗种族殖民压迫的园艺梦想以及尊重一切生命的动物伦理观，旨在详细解读库切的后殖民生态思想。

一、揭示殖民战争对生态环境的毁坏

自幼生长在南非的库切对殖民战争给非洲带来的生态灾难有着切肤之痛，因此揭示殖民战争对生态环境的毁坏可谓其生态关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74年出版其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时，库切就已开始书写殖民战争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在该小说的第一部分《越南计划》中，殖民情结严重的唐恩为挽回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颓势，建议美军继续使用已引起国际公愤的脱叶剂及PROP—12喷雾剂等生化武器，完全不理会这类生化武器对越南生态环境和普通民众的威胁。而在《幽暗之地》的第二部分《雅克布·库切的讲述》中，库切则以反讽手法揭露了殖民者肆意破坏自然生态的丑恶嘴脸。在1980年出版的《等待野蛮人》中，库切采用寓言方式，描述了所谓来自文明世界、以征服自然为荣的帝国军队对一个边陲小镇生态环境的肆意践踏，流露出对人类崇尚工具理性的批判以及对人类未来之生存状况的担忧。继《幽暗之地》和《等待野蛮人》之后，库切在《生活和时代》中再一次聚焦殖民战争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这一后殖民生态议题。

库切给《生活和时代》加上了这样的题记：“战争是万众之父、万众之王。有时他显身为神，有时显身为人。有时他造就奴隶无数，有时却造就自由解放的人群。”通过这一题记，库切想阐明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殖民战争给被殖民者及其生存环境所造成的空前浩劫这一重大社会生态问题，并引导人们积极思考“文明”与“野蛮”间的关系实质。就《生活和时代》而言，库切完全可以选择白人中产者比尔曼夫妇为主人公，从他们被迫抛弃家园的流离失所中，引领读者体会酷烈战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毁坏。但库切深知，在殖民战争车轮辚辚而行的车辙下，被碾压着的总是那些身处边缘的小人物，他们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中为生存而进行的苦苦挣扎更能展示酷烈战争时代之一斑。20世纪80年代初的南非，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使白人攫取了几乎所有的土地，因而卑微的K对园艺梦想的无限渴求在狼烟遍地的生态情势下显得那么奢侈和无望。通过K在“归乡”之旅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生活和时代》把生态环境与种族隔离制度关联在一起，既向读者描绘了殖民战争给以开普敦为代表的大城市所带来的荒凉与萧条，也引领读者见证了殖民战争给南非带来的满目疮痍的残破景象。

在K的“归乡”之旅中，殖民战争所导致的满目凄凉在读者面前展露无疑。当K进入一幢被人遗弃的房屋时，映入他眼帘的到处是破败的景象——野草遍地，苹果园里“被虫子咬过的果子遍地都是”（47）。K随后被警察毫无情由地带走，与几十个陌生人一起被赶上火车，途经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光秃秃没人照料的葡萄园”（51）。当K和那些陌生人一起被驱赶着抢修铁路的时候，K看见“铁轨被从山坡上倾泻而下的像小山一样的岩石和红色豁土盖住了，塌方在山脚处形成一道宽宽的裂缝”（51）。当K“归乡”之旅的目的地——维萨基农场最终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其残破衰败令人心碎：“那里的人字形山墙已经崩溃了，使里面的木材暴露出来，屋顶的镀锌铁皮也支棱起来。……一个用木头和铁板搭成的棚子，在它旁边是一个空荡荡的养鸡场，在那鸡场的铁丝网里面，一些黄色塑料飘带在风中扑打”（60）。K在归途中所目睹的各种生态惨状，展现了这一时代南非种族殖民历史之令人触目惊心的画卷。这些残破的景象意味着在殖民战争车轮的碾压之下，弱小的生命形式已无人顾及，原本宁静的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已遭到蹂躏和破坏，人与土地之间的连接纽带已被生生扭断。因此K意欲在“故乡”实现其园艺梦想的热望只能成为一种无法企及的乌托邦幻想。

除了以上所及，《生活和时代》还勇于揭示殖民战争对南非地理空间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当K被关进加卡尔斯德里夫难民营之后，读者得以通过K的观察来审视周围的环境：营地是个“黄褐色长方形”，看上去像个杂乱的建筑工地，住处是“一些帐篷和没有上油漆的木头和铁皮搭成的房子”，周围“都是三米多高的围栏，上面覆盖着一层蒺藜铁丝网”（90）。K在出逃的途中发现，“每隔一两英里就会有一道围栏，一根根木桩钉进地里……把大地分割成一块块”（120）。不难看出，殖民战争期间的这种种族隔离体制是一种地道的种族地缘政治统治，主要建立在区块划分及对自然空间进行规约的基础之上，以方便白人种族殖民者对土地及自然资源的支配（尹锐 374）。在当时的南非，加卡尔斯德里夫这样的营地随处可见，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而且把有色人种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相隔离，是种族殖民霸权在生态地理空间上的强力展示。

此外，通过描述K在维莎基农场的辛勤耕耘以及他对维莎基农场殷殷期盼的美好愿景，《生活和时代》再现了殖民战争给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从难民营逃回维萨基农场之后，K打算在此常驻下去，通过自己的耕耘来建立一个虽然简陋但却能实现其园艺梦想的家园。K的脑海中经常浮现母亲故事中那些引人入胜的画面：“那些土坯墙和芦苇盖的屋顶，长满刺梨的花园，那些为了那个赤脚小姑娘撒下的鸡食匆忙奔来的小鸡们”（144）。这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态画面与加卡尔斯德里夫难民营的恐怖形成了鲜明对照：“（营地的）土壤被他们日复一日的脚步踏得紧邦邦的，被太阳晒得发硬，在那地面上寸草不生”（129）。通过描述以上两者间的巨大反差，《生活和时代》揭示出种族殖民霸权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肆意破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在殖民战争铁蹄的蹂躏之下，K的美好愿景无非是水中花、镜中月而已。追寻游击队踪迹而来的军队和警察，最终用连续的爆破手段无情地炸毁了维萨基农场，毁掉了K的美好梦想：

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声，紧接着是第二次爆炸。空气在震动，一片鸟儿的惊叫声，周围的小山发出隆隆的回响。……在原来维萨基家房子耸立的地方，现在腾起了一片灰色和橘黄色的烟云，不是雾气而是烟尘，好像一股巨大的旋风正在把那房子卷走。当那烟云不再膨胀，烟尘变得稀薄了，一栋房子的残存框架开始显现出来……震动在继续，但是K再也不知道那声音是在群山之间还是在自己的脑袋里。……后来发生了更多的爆炸，他甚至没有抬头去看，但他猜想那些附属建筑也都消失了（154）。

除了炸毁维萨基农场的建筑物，军队还在K辛勤耕耘的农场上埋设了地雷，其恐怖前景已无需述说。《生活和时代》用上述这类白描手法揭示出这样的事实：在殖民战争的恐怖阴影下，南非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底层民众的精神生态环境遭到蹂躏具有不可避免性。而通过描述以K为代表的底层有色人群在殖民战争浩劫中所经历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创伤，库切旨在说明种族隔离政治大厦所建构的违反生态和谐的地缘政治规约必然走向轰塌，成为历史的陈迹（Head 62）。

二、反抗种族殖民压迫的园艺梦想

在库切所塑造的人物之中，K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他相貌丑陋，无法修补的兔唇不仅带给他无尽的痛楚，也昭示他很难获得异性的青睐。此外，迟钝的头脑与木讷的性情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拥有体面的职业。从残疾儿监护学校毕业后，K进入了开普敦市政园林处，成为一名三等园艺花匠。K对园林有着由衷的喜爱，这种喜爱既源自其对园艺的天性，也源自其所经历的创伤与自卑：旁人经常对他的兔唇指指点点或暗自窃笑。K年幼时母亲带着他到白人家当佣人，他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看母亲擦地板。白人家明亮洁净的空间使他的面部缺陷暴露无遗，每每使他局促不安，幽静蜿蜒的园林才会让他感到舒适和放松。《生活和时代》的后殖民园艺书写从一开始就被库切彰显出来。K虽然成了一名职业园丁，但在种族隔离体制下，他只是一个卑微的园艺花匠，是南非最贫穷、最没有权利的下层群体中的一个。作为一个有色人种，K并没有资格无拘无束地流连于园林中那“高耸的松柏和开满白子莲的朦胧小径”（3），他所能做的无非是尽可能逃避种族殖民霸权对他的压迫。以种族隔离为标识的、为白人殖民者所享用的开普敦公园与K后来逃入深山时广袤而自由的卡鲁高原形成了强烈对比。

对通晓园艺的K而言，园艺梦想不仅具有抚平身心创伤的功效，而且成为一种十足的精神慰藉，使他能够超脱残酷的现实，上演了一幕幕逃离殖民战争和种族隔离政治的大戏。当动荡的时局演变成战争，K照顾着患病的母亲离开开普敦，踏上了“归乡”之旅。母亲安娜在途中不幸去世，K怀着其园艺梦想继续踏上归途。历尽艰辛之后，K终于回到母亲可能的出生地——阿尔伯特王子城附近的维萨基农场。K把母亲的骨灰埋入大地，然后在上面种下了南瓜、玉米和青豆。K的这个举动仿佛是一个仪式，借此使母亲与大地合二为一，也使自己耕耘的大地具有了母亲般的象征意义。K在这种园艺种植中获得了十足的快乐，暂时忘却了殖民战争与种族隔离政治的烦扰。他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此：“在日落的时候，打开水坝壁上的开关，看着那清清的水流，汩汩地沿着水渠流淌，滋润着那干旱的土地，把它从黄褐色变成深棕色”（73）。K在维莎基农场的园艺种植具有一定的政治寓意。库切在此并非主张把土地归还给有色人种，而是让土地回归大自然本身，使土地属于所有辛勤耕耘的人，不分种族、阶级和性别。库切的这种人与土地和谐的生态观，超越了种族政治和殖民历史的束缚，是对南非白人田园风情神话的一种颠覆。因此，K的“这种园艺实践与反抗殖民压迫及种族隔离压迫交融在一起，使自然生态与战争、历史及政治等产生关联”（Neimneh and Muhaidat 14），成为揭露南非殖民历史与丑恶种族隔离现实的一种寓言。

面对殖民战争和种族隔离政治的严酷现实，K也只能采用消极遁世的极端方式来延续他的园艺追求。维萨基农场主人的孙子从军队开小差回到农场，把K当做奴隶一样呼来唤去。为逃离这种压迫，K遁入了卡鲁高原的深山，度过了一段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而后K被警察送进以种族隔离为标志的难民营。K设法逃回了维萨基农场。为躲避各种随时可能降临的殖民霸权和压迫，K住到自己挖掘的一个地穴里，日落而作，日出而息，靠找到的南瓜种子播种南瓜，照料秧苗，最后以南瓜为食，自得其乐。K并不期望把维莎基农场所有的土地都开发出来，变成一个资本经营的农业模式，而是挑选了一小块地来进行园艺种植，用以维持他的基本生存需要，彻底摒弃了现行生产和贸易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模式。K拒绝把大地分割开来，反对那种“把一根根木桩钉进地里，竖起一道道围栏”（120）的行为。他认为“试图再建立一个新家，开展一场竞争”（128）的想法十分荒谬。K的这种想法无疑是对种族殖民霸权将人与自然强行分离开来的否定。K彻底与大地合而为一：“他像一条蠕虫一样开始向自己的地洞蠕动，他一心想的就是：让黑暗赶快降临吧，让大地把我吞下去吧”（133）。格雷厄姆·哈根与斯蒂芬·沃森认为，K对大自然的回归暗示他已彻底摆脱主体/客体、殖民/被殖民、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对K而言，以大地为代表的大自然并非是其逃离殖民战争和种族隔离政治的被动选择，而是“对那种维护残酷而邪恶的种族隔离体制霸权的一种无声控诉”（Huggan and Watson 3）。

K的园艺实践最终被庞大的殖民霸权所摧毁，他美好的园艺梦想注定无法实现，但他并未放弃对其园艺梦想的无限渴求。反抗殖民霸权的游击队来到了K辛勤耕耘的维萨基农场，在短暂休整后离开。追踪而至的军队和警察炸毁了维萨基农场，还把K当作通游击队分子送进了凯尼尔沃斯劳改营。虽然K又逃了出来，但已无处可去，最终带着他无法实现的园艺梦想又回到开普敦。但深陷绝境的K并未泯灭他的期望，在故事的结尾，他仍然梦想着尽快回到维萨基农场，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土地，精心培育大地的丰厚馈赠——金灿灿的大南瓜。K的这种想法自有其理由。在游击队来到维萨基农场的时候，K也曾有过参加游击队的想法，但最终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他意识到园艺种植的绝对重要性：

因为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走向战争，这说明种瓜种菜、培植花草的时代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因此必须有人留在后方，使这些活动继续存在，或者至少使关于种瓜种菜、培植花草的想法继续存在：因为一旦这根绳索断裂了，大地就会变得坚硬，就会忘掉她的孩子们（135）。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曾这样评价K的园艺梦想：“在所有的信条与道德之外，这个艺术工作说明，只有一个信念：使土地保持活力，唯一的拯救来自于大地”（12）。K意识到人与大地是一种互惠关系，这种理解使他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在艰难困苦的情境下也拒绝放弃他的园艺梦想。他口袋中的南瓜种子象征着生命的希望和园艺的延续。在播种这些种子的时候，K完成了生存与自然彼此和谐的园艺艺术。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K如同一粒渴望生根发芽的种子，充满着对生命的热望。虽然“生根发芽不过是历史的偶然选择”，但只要能够生存他便安居乐业，“不论自然界会带来怎样的暴风雨”，他心中的园艺梦想都不曾消失，依然挺拔在其命运之中（姚兰10）。

在《生活和时代》的结尾，K终于不顾一切地道出了自己的质疑：“我曾经是一个园丁，……园丁们总是把他们的时间和艰辛花在土地上。……对于一个园丁来说，在大海波涛的拍打声里，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不是很奇怪吗？”（218）。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认为，K的质疑使《生活和时代》的园艺书写别有深意，成为一种反对南非殖民历史和种族殖民压迫的呐喊，是对20世纪80年代初南非政治现实的一种直接回答，而非一种逃避（60—61）。通过书写K在恶劣的生存情状下对其园艺梦想的执著追求，《生活和时代》成功塑造了K这个在痛楚的精神炼狱中不断寻找生存碑隙的单薄而又坚韧的生命形象，展示了库切对被殖民者的生存危机所给予的同情、关注和思虑，同时库切也暗示人类只有摒弃那种基于种种主体性原则基础上的传统理性思维，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使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相协调。

三、尊重一切生命的动物伦理观

一直坚持“设身处地地去为另一个生命着想”的库切，不仅关注生态恶化给人类带来的危机，而且呼吁人类同胞敞开自己的心扉，关注人类霸权肆意蹂躏下的动物的命运。在《生活和时代》中，K选择类似于动物的生活方式融入自然，为反抗各种霸权对他的侮辱和压迫，甚至不惜遁入深山，用动物般的方式穴居，这绝非人的异化，而是K选择像动物一样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用动物般的沉默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纵观库切的动物书写，《生活和时代》无疑是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品。

《生活和时代》充斥着各种动物意象。通过运用这些动物意象，库切借此来描述K母子二人潦倒的生活和发自内心的自卑感。这种书写不但使政治背景与动物意象产生关联，还可以引领读者深刻体会种族隔离政治和殖民战争给K带来的动物般的悲惨境遇。安娜住在蓝色海洋饭店楼梯底下本来想安装空调机的一个小房间里，因此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就好像一只压到石头底下的蛤蟆”（9—10）。在归乡的路上，当母亲重病，K在斯泰伦博斯的一家医院哀求护士来给母亲看病，“K眼巴巴地站在她面前，好像一条哑巴狗”（33）。夜晚袭来，K爬进一个铁笼子睡觉，“他蜷着身子，活像一只猫”（38）。在“归乡”的漂泊中，饥肠辘辘的K来到一个被遗弃的苹果园啃食被虫子咬过的苹果，他“像一只兔子那样飞快地嚼着”（47）。当K遁入卡鲁高原的深山时，他认为自己“是一只在岩石上挖出自己前进之路的白蚁”（82）。库切将动物意象与K母子二人的生活情状相关联，无疑凸显了当时残酷的政治背景：在种族隔离体制下，以K母子二人为代表的有色人种丧失了体面的住所、体面的收入以及体面的饮食等各种基本人权，被迫像动物一样屈辱地活着。

《生活和时代》开始关注动物的境遇，引领读者体验动物在人类霸权下所遭受的生存困境。这一点正是库切超越以往动物书写的突破。在前往阿尔伯特王子城的路上，K听见“从前面高处传来绵羊可怜的咩咩叫声”，随后K从运送绵羊的卡车旁边走过，看见“车上的绵羊挤在一起，有些羊靠后退立着”（43）。这样的描述在彰显了动物所遭受的悲惨境遇的同时，也暗示在种族隔离体制下，黑人所遭受的境遇其实与卡车中的绵羊难分伯仲。令人毛骨悚然的则是K对野山羊的猎杀。饥饿的K在维莎基农场发现了一些野山羊，于是手拿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开始了追击，而最终的恐怖场景令人心惊肉跳：“一只羊一个打滑，滑倒了，它像一条泥汤中的鱼一样扑腾着，想要再站起来。K奋然一跃，猛地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一下子压到它的身上。……他能感觉到那只羊的两条后腿在他身下起伏；它在惊恐中再三地咩咩叫，它的身体一阵阵地抽搐。……羊的两只后腿猛烈地摆动着，但他的一双膝盖好像一把老虎钳一样紧紧夹住了羊的身体”（66—67）。通过对动物所受戕害之过程的详细描述，库切旨在凸显残酷的“物种主义”（speciesism）给动物带来了难以名状的灾难，而这种灾难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对动物所施加的霸权。

《生活和时代》在动物书写方面的另一个特色是对弱小生命所遭受的摧残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离开开普敦之后，K主要靠猎杀鸟类或蜥蜴这样的弱小生命维持生存。遁入卡鲁高原的深山后，K有一次“甚至以蚂蚁窝的蛴螬为食”（84）。通过这样的描述，库切旨在提醒读者无论人类有什么样的借口，这些弱小生命都不应该成为人类的暴力对象。人类往往对弱小生命所遭到的暴力对待漠然视之，尤其在政治骚乱和战争的状态下，人类每每忙于其他的事情而无暇顾及这些弱小生命。深处群山的万籁俱寂之中，K能够听到“虫子急急忙忙从地面上爬过的声音”，周围“苍蝇发出的嘤嘤嗡嗡声”（83），以及“树上鸟儿的鸣啭声”（86）。正是由于K暂时逃离了殖民战争和种族隔离政治的影响，他才能够注意到被旁人所忽视的弱小生命。通过描述这些弱小生命的在场，库切无疑在引领我们关注他们的存在价值，尤其是人类对他们所施加的霸权。K从猎杀野山羊的经历中所悟出的“看来就是不要杀害这么大的动物”（71）。这个结论，看似匪夷所思，其实却令我们深思，尤其是K此后用弹弓等手段对鸟类等弱小生命的猎杀，不正是“物种主义”的集中表现吗？K的这种想法正是目前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的通病——将动物分成不同种类，保护那些所谓珍稀大型动物，而忽视各种弱小生命。对此，库切曾发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人类允许屠杀和消费一些动物，而不是另一些？此种行径与德国纳粹有什么大的区别吗？纳粹曾把人类分成两类：那些其死亡重于泰山之人以及那些其死亡轻若鸿毛之辈”（45）。

对弱小生命的关注无疑使《生活和时代》的动物书写具有了更高的伦理维度。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指出，“动物”其实就是我们强加给“另一个生命实体”身上的一个字眼而已（392）。事实上，西方对人的定义一直依赖那些所谓未开化的动物及所谓具有动物性的人类“他者”的在场，因此物种主义者顺理成章地把动物纳入了一种从属于人类的他者生命形式，成了人类肆意殖民的对象。在殖民战争情势下，将所谓“他者”自然与“他者”生命纳入灭绝范畴对战争双方而言更是司空见惯的行为。山上的游击队来维莎基农场休整时，他们的驴子吃掉或践踏了K的很多秧苗，对维莎基农场造成了很大破坏；为掩盖他们的痕迹，他们更是放水冲毁了K辛苦经营的一块田地；而后军队和警察在彻底炸毁维莎基农场的同时，为切断对游击队的供应渠道，也炸毁了K和许多弱小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泵。军队和警察与游击队对农场造成的破坏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战争机器对土地和自然资源进行剥削和泛用而产生的恶果。留给我们的深思是那些依靠农场水源而存活的野山羊及青蛙等弱小生命如何生存下去。K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者，但殖民战争情势下恶劣的生存现实仍然迫使他“成了手拿屠刀的野蛮人”，企图把屠刀“猛扎进小羊的有着棕白相间的花纹的脖子”（65）。显然饥肠辘辘的K从没有考虑过人与动物生命的同等尊贵，同时也说明极端的生存环境往往会使人类丧失自己的同情心和责任感。虽然K最终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彻底放弃了猎杀野山羊的行为，但他仍旧以捕食蚂蚁、甲虫、蚂蚱等弱小生命为食，延续他对弱小生命的霸权。通过描述K的生存手段，库切固然在提醒我们靠猎杀弱小生命K得以存活下来；但与此同时，他也在引领我们审视自己的道德良知，用我们怀有同情心的想象来关注和尊重包括弱小生命在内的一切生命。

结语

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指出，“对于上档次的生态书写而言，自然历史必定与人文历史相互交融，同时折射出我们对非人类他者以及环境问题的伦理责任感”（7—8）。布伊尔的话表明自然历史早已与人类的（被）殖民历史交织在一起，因此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已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生态危机，更是一种社会生态危机。库切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为典型的帝国流散知识分子，库切更能深刻地体会切肤的殖民战争之痛、那种丧失精神家园及沦为文化边缘之痛，并在痛苦中重新审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相互关系，将其与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相关联。库切曾见证西方国家施展新殖民主义霸权，为经济利益而肆意破坏自然与生态平衡，进而把殖民魔爪伸向第三世界，以所谓传播文明、理性等为借口，把第三世界原本亮丽的原生态自然变成了人间地狱。因此库切倍加关注（新）殖民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各种生态危机，并力求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将其展现出来。

在《生活和时代》中，库切的后殖民生态书写绝非空洞地赞美大自然或将其浪漫化，而是与残酷的殖民战争及种族殖民统治相关联，具有明显的伦理政治倾向。通过K在艰难困苦的旅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库切引领读者见证了殖民战争机器肆意蹂躏生态环境而造成的满目疮痍，警示世人不要上演类似的历史悲剧，否则死亡和毁灭不仅会降临到敌人头上，还会降临到与我们休戚相关的生态环境。在颠沛流离的困境下，K对园艺梦想的渴求，如同一把放大镜，把似乎与殖民战争寒霜般的剑戟下格格不入的园艺主题无限地放大，放大得如此清晰，以至于清晰得令人感到刺目，使人感觉到了锥心般的殖民战争之痛及种族隔离之痛。此外，通过运用各种动物意象、关注动物的境遇及鞭挞人类对弱小动物的摧残，库切在揭示种族隔离政治和殖民战争给K母子带来了动物般的悲惨境遇之同时，强调人与动物间的相互依存性，使其尊重一切生命的动物伦理观跃然纸上，得到了充分展示。

在库切的笔下，《生活和时代》中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相互交融，殖民历史、种族霸权、物种问题与自然生态等众多议题相互杂糅，具有明显的后殖民生态书写特色。而通过探究《生活和时代》所蕴含的揭示殖民战争对生态环境的毁坏、反抗种族殖民压迫的园艺梦想及尊重一切生命的动物伦理观，我们得以窥见库切尊重一切生命、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容及反对一切霸权的后殖民生态伦理观。这种伦理观为后殖民生态批评所倡导的反对“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追求普世的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等发了先声。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评审委员会称“库切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从后殖民生态伦理的角度来解读库切的生态书写，库切无疑在试图使“人类跳出数千年的旧思路，努力认识自然规律、认识生态系统，进而将认识到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内在规律作为人类一切观念、行为、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根本出发点，……为防止人类重蹈覆辙提供一个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根源，为人类缓解乃至最终消除生态危机奠定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基础”（王诺245）。因此，库切的后殖民生态伦理观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西方殖民霸权在肆意毁坏自然生态中所持的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启示我们在生态危机日趋恶化的当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为建构一个真正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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