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暗夜明灯：可歌可泣的机车工人斗争史

每当我们国家和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总会有许多英雄豪杰冲锋在前，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是革命胜利的火种。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中许多人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永远闪耀着巨星般的光芒……

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经营大连，把大连作为进一步侵略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桥头堡，对大连进行了比沙俄时期更加巨大的投资，兴办各种工厂企业，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大连工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1925年时，大连地区中国工人已经达到了10多万人。在这支产业工人大军中，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场的人数最多。在那黑暗的漫漫长夜里，工厂里正悄悄地涌动着革命的洪流，成为大连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伤痕累累的老槐树

那棵老槐树虽然依然挺拔，却无法忘记曾经的屈辱；那座大挂钟如今早已成了古董，虽然依然在走，却回荡着曾经沉重的哭泣声……

在大机车正门口有一棵老槐树，远远看去，它高大、硬朗、丰满、壮硕，盘根错节，直指苍穹。冬天里，它枝干挺拔，倔强地任凭寒风粗暴地肆虐侵扰；夏天里，它枝繁叶茂，温柔地倾听着鸟儿的呢喃。这棵老槐树已经默默地生长了一百多年，虽然历经百年风雨，却依然威武不屈。在一百多年前，最早陪伴在老槐树身旁的还有一座大挂钟，大挂钟产自日本，足有一米多高。槐树陪伴大挂钟，经历了岁月的洗礼，记载了太多的沧桑往事。

这棵老槐树最早不是用来给工人乘凉或者遮风挡雨的，是为了惩罚工人时吊打、凌辱中国工人的；大挂钟也不是为了方便工人看时间的，更不是用来装饰的，而是日本侵略者逼迫中国工人上下班打卡用的，是日本工头专门为监督中国工人而定制的。在日本侵略者统治工厂的四十年里，老槐树常常也被皮鞭打得遍体鳞伤，记录下了那一幕幕悲惨的场面，大挂钟也见证了那一段中国工人的辛酸史、屈辱史。有朝一日人们若能破译植物的语言，老槐树一定会向我们倾诉那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1996年10月，大机车工会曾在老槐树旁设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这棵老槐树是厂史中记载的工厂门前的三棵槐树之一。在日寇侵华的年代里，曾经有许多中国劳工被捆绑在树上，惨遭毒打和凌辱。为了使人们牢记历史，工厂将这棵老槐树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

甲午战争后，旅大地区沦为殖民地，日本把大连开辟为商埠。当时大连工商业发达，海关税收在全国排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天津，旅大地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开发满蒙、侵略东北的基地。日本帝国主义对当地人民采取高压奴役的殖民政策，“关东州”法律曾明文规定，对朝鲜人和中国人仍然施行笞刑，他们对中国工人血腥压榨，如蝗如蚁般地掠食。

为了便于统治，满铁在沙河口工场建立了完整的管理机构和殖民统治政策。员工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分为月俸者、雇员、佣员、临时佣员、见习工和徒工。场内有40多名巡警、13所守卫岗。员司由正门出入，正门终日开放；工人出入门只有两处，一处为中国工人出入门，一处为日本人出入门，只在上下班时间开放。中国工人出入的卡子门用管子拦成四条小道，每条小道只能走一个人，小道的中间有一个高台，出入时必须登上高台才能通过。

每天早晨，中国工人排队打卡进厂，下班又排着长队在很窄的通口处，上台阶被当成小偷搜身检查，稍有不顺服和怠慢，便被吊在厂门前那棵老槐树上用皮鞭子蘸凉水抽打。繁重苦累的劳动没有时间限制，加班加点、通宵作业几乎是家常便饭。中国工人们被迫如牛似马地劳动，只能吃橡子面和化学粉等替代食物。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挂在沙河口工场大门口的大挂钟（正、背面）

橡子面，半月光，

草根野花度饥荒。

北风吹，地不长，

穷人瞪眼见阎王。

日本殖民者制定规章制度是为了压迫、剥削工人，特别是针对中国工人设立了防卫系、劳务系等机构，镇压和监视中国工人。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恶劣，每天工作少则十小时，多则近二十小时，犹如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受尽欺负、凌辱、剥削和压迫。日本殖民者给日本工人的待遇远远高于中国工人，对中国佣员实行了民族歧视政策。日本工人享受的住房和生活待遇，中国工人根本享受不到。中国工人的工资收入十分微薄，不足日本工人的1/4，甚至是其1/7。伤亡事故几乎天天发生，工人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还经常受到日本工头的鞭笞和搜身。

20世纪30年代，沙河口工场日本技师住宅

当时沙河口工场日本厂长在1926年5月12日给上司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沙河口工场的职工大体日本人和中国人各半，虽然其技术和能力无大差别，而其平均工资日本人是3元27钱，中国人是82钱，是（前者）1/4的比例。”在工资差别最大的1930年，日本佣员的工资是3日元，中国佣员的工资是0.55日元，前者是后者的5.45倍；临时工的情况更为严重，达到8.1倍。

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统治，加上当牛做马的劳作、待遇低下、居住条件恶劣，中国工人普遍患有职业病。日本厂主和日本工人住在厂区东部的砖瓦房，而中国工人住在厂区西部被称为“西官房”的简易住房，或住在附近用破木板和茅草搭成的窝棚。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瘟疫猖獗，日本殖民当局以预防传染为借口，将所谓的病人拉出去杀害。当时在工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人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

你要打个盹，

上山火烧埋。

大机车老职工于连杰曾经写过回忆文章《那座钟和我们的工厂》：

那座钟是座大钟，挂在工厂正门里，足足有一米多高，上边走时，下边打卡，是日本人专门为监控中国工人特制的钟。大连解放后的很多年里，那座钟一直没有挪动过，机车厂青年经常被带到大挂钟前，听老师傅讲述那挂钟的故事。久而久之，那钟便成了永远的诉说，那钟的故事便成了历史的回声，诉说着那场战争，诉说着那段世界史，诉说着那段工厂史……

疾风骤雨的革命斗争史

“虎牢天险今谁主，马角生时我却来。醉抚危舷望灯火，商风狼藉暮潮哀。”

1911年11月10日，时年38岁的梁启超来到旅顺。梁启超对于国家兴盛有着执着期盼和不懈追求，然而面对千疮百孔的家国山河，他又苦于无法实现心中抱负与理想。他在旅顺写下了著名的七言绝句《舟抵大连望旅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旅大地区在侵略者统治下惨遭蹂躏。日寇铁蹄下的大连沙河口工场的中国工人生活饱尝辛酸，工运浪潮风起云涌。

1902年，年仅29岁的梁启超摒弃了“华夷之辨”，率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911年11月9日至13日，梁启超在大连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物价疯狂上涨，特别是银价昂贵，金银比价变化很大。沙河口工场工人的工资是以日元支付的，而市面交易用的是小洋，工人领取工资后必须兑换成小洋，由于换到的小洋减少，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难。1916年12月4日，工厂铸造工人杨振和率先举起反抗的大旗，他组织400多名中国工人举行了三天抗日罢工，要求工厂给工资低的工人增加工资。

自那以后，工人为了求生存多次罢工，工运浪潮风起云涌。1918年1月25日，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场的1000多名中国工人和800多名日本工人联合罢工，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发给加班津贴和夜班补助、每月公休两天、危险作业岗位增加津贴费等条件。当时日本厂方对罢工工人实行分化瓦解、部分安抚的办法，迫使工人复工。罢工进行了九天，但是因为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工人们只取得了微薄的成果。

虽然此次罢工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中国工人从中得到了锻炼，斗争意识被唤醒。同年9月，中国工人以物价上涨、生活困难为由，向厂方提出了增加工资、与日本工人同工同酬的请愿书，遭到拒绝。从10月7日开始，在杨振和、刘玉柱、王茂林、曹德俊4名有威望的老工人带领下，全厂中国工人举行了罢工，工厂在罢工的打击下停产一周。最后，厂方答应了给中国工人增加工资，罢工胜利结束。但中国工人也付出了代价，罢工领导人杨振和、王茂林遭到了逮捕，受尽了折磨，被驱逐出“关东州”，刘玉柱和曹德俊被工厂解雇。

日本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剧也激起了日本工人的反抗。日本工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与日本殖民当局和资方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与中国工人联合开展的斗争，成为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大连日本职工最大的团体是沙河口工场的“友爱会”，1919年5月，友爱会在册人数为1200余名。1919年11月，沙河口工场又成立了“大陆工友联合会”，这是当时大连地区较有影响的日本工会组织。其间，沙河口工场还成立了其他一些工人组织。这些团体和组织在工人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一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断地进行反对资本家的罢工斗争。

随着经济危机的影响日益加剧，大连市百业萧条，中小工商业者纷纷破产，厂商都被迫降薪裁员，大批工人面临失业。1920年4月，沙河口工场预谋裁员。终于，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日本资本家正式宣布了裁减中国工人的决定。这个不幸的消息好比晴天霹雳打在了中国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身上。消息刚刚宣布不久，沙河口工场的门前就拥来了众多工人家属，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也有怀抱孩子的年轻媳妇，还有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他们聚集在工厂门前，每个人都焦急地等待着，期望能听到家人“没有被裁”的好消息。然而，中国工人大多得到的都是“辞职令”，这一份份辞职令就像烧红的铁块烤得人们心里发焦。辞职令对于这些在殖民统治下的工人无疑是最残酷的打击，中国工人们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失业等于把他们及其妻子儿女推向饥饿和死亡的深渊。虽然以傅景阳等为首的工人代表多次与厂方谈判协商，但是厂方执意裁员。

5月1日早晨，工人开始罢工。当天下午工人召开联合抗议失业大会并通过决议，要求停止裁减工人。会后，全厂5000余名中日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傅景阳等18名工人代表向满铁再次提出要求，要求停止裁员、增加工资，但是日本殖民当局并没有给予答复和解决。工厂中日工人的斗争，使满铁和“关东厅”殖民统治者如临大敌。6月7日，他们从大连、旅顺抽调了200多名警察和70多名宪兵把守工厂的各个重要部门，第二天，强行裁减了1330名中国工人和540名日本工人，还有65名职员。但慑于中日工人的团结，工厂方面也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发给被解雇工人解雇金，被解雇的工人延期半个月搬离宿舍。6月10日，历时四十天的大罢工以工人的胜利宣告结束。

先驱者永垂不朽，他们是时代的荣耀与骄傲，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正激荡着那些新鲜的血液……

沙河口工场是在强盗帝国的霸权下诞生的，可以说，工厂甫一诞生，就被烙上了殖民地的烙印，成为外国侵略者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工具，中国工人用血汗铸就的产品在中国的土地上竟然成了屠杀中国同胞的武器。耻辱、劳累、贫寒、饥饿，中国工人的脖子上缠着太多的绳索。

中国工人的骨头是坚硬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同时也唤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各种抗争和罢工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而引起日本侵略者震动的沙河口工场中日工人联合大罢工，其规模和气势是空前的，在大连工人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它为殖民地时期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经验，培养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骨干与领袖人物，为大连地区中国工人进步团体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革命力量逐渐凝聚，革命浪潮暗流涌动。

1920年7月，沙河口工场的工人傅景阳、于景龙、王立功、辛培源等先后加入了进步团体大连中华青年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接受民主主义启蒙教育。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消息传到大连，傅景阳、于景龙等三十几名青年工人时常聚在一起，酝酿成立像关内工会那样的中国工人自己的团体。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大连，中国工人公开打出工会的旗帜，日本殖民当局是不会答应的，而成立地下组织又不利于团结更多的工人，也不利于开展工作。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进步青年们苦思冥想，期望探求出一条革命之路。

据记载，1919年至1923年，南满铁路工人罢工132起，其中，大连市内发生40余起，居南满各市镇之首位，大连、旅顺工人罢工次数占南满各地罢工总数的1/3，大连成为“南满劳资纠纷的中心地”。

大连中华工学会——光耀中华的名字

站在大连黄河路人流湍急的闹市中默默矗立的小红砖楼前，仿佛能听到工人们正在唱着大连中华工学会的会歌：“我们工人创造世界人类食住衣，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协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

曾几何时，大连中华工学会的火炬传遍了十里厂区，工人运动在大连风起云涌，劳动者的呐喊在辽南大地上回荡。

那铿锵有力的歌声犹在耳畔……

大连中华工学会的成立，点燃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严密统治下的大连地区的革命火种。从此，大连工人运动进入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阶段，促进了大连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大连地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谱写了大连工运史上一曲曲辉煌篇章。

黄金町107号，这个殖民地色彩浓郁的地名，或许不被太多的大连人所熟悉，但是说到大连沙河口区黄河路658号的那栋二层小红砖楼，了解大连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里是大连市第一个工人运动组织——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的旧址。小红楼位于闹市区的主要道路上，虽然经过百年的城市变迁，尽管近些年来房地产产业异常红火，许多知名的开发企业都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但让我们这个城市感到骄傲和欣慰的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高瞻远瞩，在这个黄金地段保留下了这栋意义非同寻常的小楼。

知识，在思想萌芽初发时，总会让心灵的力量渐增，那斗争的激情，总是被压迫和屈辱催生着……当时在大连，识字的中国工人不多，这些有文化的工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渐成长为工人的领袖。20世纪20年代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广大穷苦工人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对新生活的向往，逐渐觉醒，开始自发地走上反日斗争的道路。

1923年12月2日，大连第一个公开的工人团体——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召开了成立大会，竖立起“劳工神圣”的牌匾，以傅景阳为代表的沙河口工场有志青年和其他爱国人士在一幢小楼里庄严宣布，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中国工人自发成立的工会组织，从此，工会和工人运动如同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大连、辽宁乃至东北地区。

当天出席会议的代表有百余人，加上一些列席代表和来宾，共有138人。工学会的办公地址就在当时的黄金町107号，当时每月租金18元。工学会机关办公楼前悬挂着“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和“工人业余学校”两块大牌子。成立大会上，大家通过了章程和会旗。傅景阳专门讲解了工学会章程，工学会章程共有21条，开宗明义宣称：“在当今之世界，作为一个战士，如果不从巩固团体，不断地随着时势的发展而站在竞争的战场中，就不可能得到安定生存。盖世上不论何事都无不依赖于人们的智慧，始得有所成就。我们学习的目的，即在于启发智能，我们青年是先锋，最富有上进心。”“本会以加强友谊、相互接济、协同一致、增进学识为目的。”

1923年12月2日，中国东北地区第一个公开的工人组织——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成立，翌年改称大连中华工学会，沙河口工场成为大连地区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据原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沙河口工场工人党员唐宏经后来回忆，1924年年初，李震瀛来大连指导工作，他先后多次给工人们讲演，在工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强调，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实现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李震瀛在大连期间，经常与工学会干部研究工作。他提出，你们这个“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的名称很狭隘，不利于广泛发动工人群众，若是改为“大连中华工学会”，范围会更广，力量也会更强大。大家听了他的话都非常震动，“华人”是外国侵略者对我们的称呼，改为“中华”多有力量，多能显示我们民族的气魄。

1924年夏，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中共中央委员、年轻的邓中夏来到大连，他住在工学会，指导工学会的工作。他号召广大工人要团结起来，强调只有把工学会办得坚强有力，才能使工人团结起来解救自己。他指出，工学会应当把大连到宽城子的南满铁路全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开展工会活动，使工学会的力量更加强大。邓中夏的话让工学会的人开阔了视野，明确了工人的斗争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工厂、一个地区。

邓中夏，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4年到大连指导工人运动

工学会遵从李震瀛和邓中夏的指示，开始向外扩展。工学会在1924年4月和10月先后派沙河口工场锻冶职场工人侯立鉴与铰镔职场铆工戚铭三、李长生等骨干，到福纺纱厂（全称为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大连纺织厂前身）、大连船渠工场（大连造船厂前身）等中国工人较多的日营工厂开展工作，成立工学会船渠支部等工会组织，并在大连机械制造所等市内机械制造业的日营大工厂中发展会员。

在李震瀛和邓中夏的指导下，工学会成立一周年之际，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正式改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

大连中华工学会设立了文牍、讲演、体育、娱乐、救济、交际和夜校7个部，选举傅景阳为会长，于景龙为副会长，又选出了各部的正副主任和干事。当时出席大会的代表还在沙河口工场运动场照了纪念相。

凡·高说，一间暮色中的书店，宛若黑夜中发出的光芒。每当夜幕降临，黄金町107号工学会的小楼里都聚满了人，许多会员到这里阅读报纸、书籍，听课，交流。工学会的夜校，分高级班和初级班。初级班由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工友参加，学习《千字文》等国文、算术和白话尺牍课程，有时还组织体育活动。高级班由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友和“官徒”参加，开设国文、算术、尺牍、日本语课程，学习《论说文范》《秋水轩尺牍》等书籍。两个班虽没有明设政治课，但秘密地以文化课为掩护，随时向工人宣讲时事和革命道理，对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工学会夜校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注意，他们经常派便衣到工学会夜校监视，沙河口警察署还经常派警察到工学会课堂“旁听”。夜校就派人放哨，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巧妙地周旋，用革命道理提高斗争信心。

大连中华工学会会旗

大连中华工学会夜校对大连工人的觉醒和斗争觉悟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向往光明的工人兄弟仿佛看到了漫漫暗夜里的那盏指路明灯。参加工学会的人数越来越多，至1925年年底，全市工学会会员已经达到3000余人。

大连中华工学会成立了英文、日文、汉文3个班。图为英文班全体师生于会馆（黄金町107号）前合影

大连中华工学会是大连最早出现的中国工人自己创建的现代工会组织，它的成立揭开了大连工运史上崭新的一页。它有完备的章程、健全的组织、灵活的策略。它的出现，对带动大连乃至东北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对提高大连乃至东北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意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连中华工学会的成立和活动的开展，点燃了大连乃至整个辽南地区工人运动的火炬，标志着大连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联合体，标志着大连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大连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组织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对大连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连地区、东北地区乃至中国铁路工业的工运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

如今，黄金町107号小楼已经维修一新，远远看去，格外庄严。近百年来的风云变幻、风雨飘摇并没有减少它的魅力，它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迷人，充满了独特的韵味。小楼前的石碑上刻有“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这栋小楼承载过大连劳苦工人追求自由与幸福最早的期望，写下过大连工人运动最光辉的革命斗争历史，见证过青年革命家的光荣与梦想，更激发过几代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万丈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