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写作下面这些文字，或者说其中大部分文字时，我只身一人生活在树林里的一所房子里，距离周围的邻居都在一英里左右。房子是我自己一手建造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湖畔，我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以维持生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的匆匆过客了。

我本不应该把自己经历的事情不分青红皂白地硬塞给读者看，只因关心我的生活方式的同镇人问过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或许有人会认为其中一些显然唐突，可是对我来说却一点不觉唐突，而且考虑到各种情况，反倒觉得是自然不过，情理之中。有人问我吃什么，我是否感到孤独，我害怕不害怕，诸如此类的问题。另有人则很想知道我的收入有多少捐献给了慈善事业。还有儿女一大堆的人问我养活多少可怜的孩子。有鉴于此，我要请那些对我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对我宽恕一点，允许我在本书中回答这些问题。在多数书里，“我”这个字眼，也就是第一人称，略去不用。在本书中，“我”却要保留始终。就“我”字当头这点来看，这是主要的不同之处。我们往往记不住，毕竟，总是第一人称在讲话。倘若我对别的什么人也十分了解，那么我是不会喋喋不休地谈论我自己的。很不幸，我只谈这个题目，只限于我经历的那点事情。不仅如此，在我的角度上看，我还要求每一位写家，不论先后，都能朴实而诚实地写作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仅仅凭借他所听说的，只写别人的生活；比如，一些他从遥远的地方写给他的亲人的那样的记叙文字。因为如果他诚实地生活过，那么这种生活一定发生在对我来说遥远的地方。也许这些文字特别适合穷学生阅读。至于我的其他读者，他们就接受适合他们阅读的部分好了。我相信，没有人穿衣服会把衣服缝一起撑开，因为衣服合身只会让他穿上舒服。

我一心想说的一些事情，不会涉及中国人和桑威奇群岛人，而是阅读这些文字的你们，据说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我一心想说的事情涉及你们的状况，尤其你们的外部状况或者这个世界的环境，这个镇的环境，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就非得坏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就不能改变得多少好一些。我在康科德走了许多地方，遍及各个角落、商店、办公室、田野，在我看来居住者们都在过苦行僧的生活，方式五花八门，不同凡响。我听说过婆罗门僧侣坐在四堆火中间挨烤，眼睛直视太阳；或者头朝下吊在空中饱受熊熊烈焰炙燎；或者转着脑袋看天，“扭曲得简直无法保持他们天生的姿势，脖子曲里拐弯，任凭什么都无法下咽，只有液体可以流进肚子里”；或者在一棵树脚下栖身，用链子拴一辈子；或者如同毛毛虫，用身体丈量各个大帝国的版图；或者一条腿站在柱子顶上——这些自觉的悔过形式已够触目惊心，却简直无法与我每天见到的情景相提并论。赫拉克勒斯的十二项艰苦业绩与我的邻居们所承受的困苦相比简直算不得什么；十二项艰苦业绩只是十二项，终归有个尽头，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的那些邻居砍杀并且俘获什么巨妖，或完成什么劳作。他们没有伊俄拉俄斯那样的朋友鼎力相助，用红通通的铁块烫掉九头蛇的头根，而他们铲除一颗蛇头便立即会有两颗蛇头倏然而出。

我知道与我同镇居住的年轻人，他们的不幸就是继承了祖上的农场、宅第、仓房、牛群以及各种农具，因为获得这些东西比摆脱它们更加容易。他们还不如出生在开阔的大草场上吃狼奶长大成人的好，那样他们可以用更加明亮的眼睛看看他们受上帝召唤在其中劳作的田地是什么样子。是谁让他们成为泥土的奴隶？只有方寸之地可供活口，他们为什么应该坐吃他们的六十英亩收成？为什么他们一出生就应该开始挖掘他们的墓穴？他们本应该过常人的生活，把他们面前所有这些东四统统推开，能过什么生活就过什么生活。我碰到多少可怜的平凡人物，他们在生活重负下苦苦挣扎，喘不过气来，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而行，在一座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仓房前消耗生命，奥吉亚斯的牛棚从来打扫不干净，一百英亩土地需要用来耕作、打草、放牧；还有小林地需要护理！继承不到东西的人为生活奔波，不必受这样继承来的累赘羁绊，但他们会发现付出足够的劳作才能维系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但是，人们的劳作受到了错误的支配。人的精华部分很快埋进了泥土，化作肥料。受表面命运的支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必要性，人们终生忙碌，如同一本古老的书里所说，积累财宝让蛾子咬，锈迹生，诱引盗贼破门而入，劫掠而去。这是一种傻子的生活，他们如果不能及早发现，那么活到最后终会发现的确如此。据说，杜卡里翁和匹娜是把石头从头顶上扔到身后创造人类的——

坚物掷，肉身生，

苦难砺，前生定

或者如同雷利掷地有声地在诗句里写的——

人心善且狠，

经受苦与忧。

顽石铸肉身，

心与身并存。

盲目遵从一则孟浪的神示，多么不可思议，从头顶往身后扔石头，全然不回头看看它们都落到了什么地方。

多数人，即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为那些人为的忧患瞎操心，为生活困苦没完没了地劳作，却不能采集到更鲜美的果实。他们的手指，因为过度磨砺，茧刺满把，颤抖不止，没法把果子摘到手。实际情况是，劳动之人没有闲暇一日接一日地休养生息，求得复原。他无法保持人气旺盛的人际关系，他的劳作在市场上总是掉价。他没有闲暇别求他路，只能做一架机器。他总是使用他的知识，怎能清楚记得他的无知？他的成长需要无知。有时候，我们应该让劳动之人有吃有穿，不需要什么理由，并且用我们的一腔热情让他身心健康，然后我们才可以对他说三道四。我们天性中最优良的品质，如同果树的花朵，只有悉心呵护，才能保存下来。可是，我们既没有如此善待自己，也没有如此善待彼此。

我们都知道，你们中间的一些人为穷所困，难以生存，有时候简直连喘一口气都十分困难。我毫不怀疑，你们中间读这本书的一些人，不是顿顿饭都付得起钱，外衣和鞋子眼看要穿烂或者已经穿烂了却没钱买新的，而且即使阅读这几行文字还得忙里偷闲，从你们的债主那里劫掠时间。你们许多人过着多么龌龊下贱的生活，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经历多了，看得非常清楚。总是捉襟见肘，努力做事，努力摆脱债务，好比一个古来有之的大泥坑，拉丁语称之为“aes alienum”，就是别人的铜板。因为他们的铜币是用铜做的；苟且活着，黯然死去，还是被别人的铜板埋葬，总是说好还债，答应还债，明天就还，却今天死了，说话没有算数；巧卖乖，祈求恩典，手段使了不计其数，总算没有坐进公家的大牢；撒谎，阿谀奉承，投票，让自己适应一套繁文缛节，循规蹈矩，要么打肿脸充胖子，酿造一种薄如烟气的大度的氛围，为的是说服你的邻居让你给人家做鞋子，做帽子，做衣服，做车辆，或者给人家进些杂货；把自己折腾病了，为的是攒下点什么以应付患病的日子，在一口旧箱子里或者灰墙皮后面一只袜子里藏点什么，或者，更加安全地存在青砖银行里；不管藏掖在哪里，不管积攒多少，只要能攒下藏下就好。

我有时候好生纳闷，我们竟能够这般不知深浅——我几乎要说——对称之为“黑奴制”的这种在某种程度来说属于舶来的恶劣的奴役形式十分醉心，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那么多贪婪而精明的奴隶主蓄养奴隶。使用一个南方看守人用心不良，可是使用一个北方看守人用心更狠，不过最狠不过的还是你自己就是一个奴隶贩子。谈什么人的神圣！看一看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兼程往市场上跑啊，他心里还有什么神圣的念头吗？他天大的责任只是给他的马匹喂草填料！与船运奴隶的利润相比，他的命运是什么？他不是在给一个称雄一方的乡绅赶马车吗？他要什么神圣？他要什么不朽？看看他唯唯诺诺，卑躬屈膝，一天起来胆战心惊，既不神圣也不不朽，只是他自己那套观念的奴隶和囚犯，为自己的行踪赢得一个名分而已。与我们自己那套私有观念相比，公众舆论只是一个软弱的暴君。恰恰是一个人对自己怎么看，决定或者明示了自己的命运。在西印度诸省实行幻想和想象的自我解放——可有威尔伯福斯带来这种理念吗？再不妨想一想，这块土地上的女士们，编织梳妆用的垫子对付世界末日，对她们的归宿听之任之，仿佛你尽可以消磨时光而没有消磨完的时候。

大多数人过着默默挣扎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就是要人们苦苦挣扎。从这个苦苦挣扎的城镇进入这个苦苦挣扎的国家，你不得已让自己练就水貂和麝鼠的勇气聊以自慰。一种习以为常却浑然不觉的绝望甚至在所谓人类的各种游戏和娱乐下深藏不露。游而无戏，娱而不乐，因为工作之后只是绝望。不过，智慧的一种性质就是不做各种绝望的事情。

使用教学问答法的字眼，我们考虑人类的大致终极是什么，以及生命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是什么，表面看来人们已经用心良苦地选择了生活的共同方式，因为他们就喜欢这种方式而不喜欢别的什么方式。不过他们心里明白，选择的余地并不存在。然而，各种警醒的健康的人会记得太阳升起后一切焕然一新。放弃我们的种种偏见，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任何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不管多么古老，未经证实都是不可信的。每一种物体发出回响或者默默通过，今天看来是真实的，明天也许证明是虚假的，只不过是舆论的轻烟，却有人信以为是一片雨云，会给他们的田野洒下甘霖。古人说你不能做的事情，你倒应该试一试，你会发现你能做。旧的行为适合旧的人，新的行为适合新的人。古人可能就是不知道添上新柴可以使火一直燃烧；新人却可以在锅底下放上干柴生起炉火，而且以鸟儿飞翔的速度遨游地球，正如谚语所说：气死古人。活了一把岁数未必就有充分的资格做年轻人的指路人，因为活到老所获得的不见得比失去的多。人们大体上可以怀疑，即使最智慧的人也不见得就真的掌握了什么生活的绝对价值。从实际角度讲，老人对年轻人提不出什么十分重要的高招，他们自己的经历极其有限，他们的生活惨遭各种痛苦的失败，这都是由种种个人的理由造成的，他们也知道这些；实际上也许他们生活过后留下了一些信念，只是他们年龄不饶人，青春不再。我在这个星球上已经生活了三十来年，还没有从我的长辈那里听说从未听过的珍贵的只言片语，连认真的忠告也寥寥无几。他们没有告诉我什么，可能对我讲不出什么很得要领的话。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还没有尝试的一次实验；他们尝试过了，可是对于我却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倘若我有什么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一定会想到，这是我的良师益友不曾说过的。

一个农人对我说：“你不能只靠吃蔬菜活着，蔬菜对骨头一点作用也没有。”所以，他虔诚地花半天时间弄些骨头所需的养分滋补身体；他说这话的当儿，一直跟在牛的后面，而那些牛依靠蔬菜养就的骨头拖着他和他的木犁款款而行，所向披靡。在某些范围里，有些东西的确是生命的必需品，在其他范围里却只是奢侈品，而在另一些范围里则完全是未知之物。

在一些人看来，人类生命的全部境地已经为前人走遍，无论山巅还是峡谷，所有东西都关注到了。按照伊夫林的说法：“智慧的所罗门为树间的距离定下了规矩；罗马地方官规定你过多长时间可以到邻居的田地里收集橡实而不算偷盗，多少橡实理当归属邻居。”希波克拉底甚至对我们如何剪指甲都留下了秘方，也就是说对我们的指头尖尖都有说法，不可过长也不可过短，应与指头等齐。毫无疑问，以为把生活的多样化和种种欢乐全都耗尽的那种乏味和郁闷，如同亚当一样天荒地老。然而，人的各种能力从来没有被估量透彻；我们不可以根据先例判断人还能干什么，他已经尝试过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目前为止你不管经受了多少失败，“别因此一蹶不振，我的孩子，有谁会替你去做你还未曾做完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通过上千种简单的测验，尝试我们的生命。比如说，同一颗太阳晒熟了我的豆子，也照亮了如同我们的星球一样的星系。如果我记住了这点，一些错误就可以防止。我锄豆子时却没有这样想。星星是众多奇妙无比的三角形的顶尖！宇宙的领域形形色色，相距遥远截然不同的物种却会在同一时刻注视着同一个东西！大自然和人类生命一样形形色色。谁能说清楚生命会给另一个人提供什么前景吗？我们之间在瞬间眼睛相视，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奇迹发生吗？我们应该在一定的时光里经历所有的时代；是的，经历各个时代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知道了解别人的经验，不会比阅读历史、诗歌和神话更能令人惊诧，得到更多的信息。

我的邻居所看好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我内心恰恰认为不好，而且倘若我对什么事情有所忏悔，那很可能会是我的良好行为。什么恶魔附身，让我表现得这么良好呢？老年人啊，你也许说了你觉得最智慧的话——你活到了七八十岁，赢得了一种名誉——可是我却听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远离这一套。一代人遗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如同遗弃搁浅的船只。

我想，我们可以相信许多事情，哪怕我们实际上并不相信也并无大碍。我们可以放弃多少对自己的关怀，就可以诚实地给予别人一些关怀。大自然既然可以迁就我们的弱点，也一样可以适应我们的长处。一些人没完没了的焦虑几乎成了难以医治的疾病形式。我们天生会把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加以夸大，可是有多少工作我们根本没有去做？或者，一旦我们病倒了又会是什么情形呢？我们多么会左右逢源！只要可以避免，我们便决心不按信仰生活；白天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晚上我们又言不由衷地说出我们的祷告，把自己托付给各种摇摆不定的运道。我们如此彻底而真诚地苟且生活，崇敬我们的生命，拒绝可能发生的变化。我们说：这就是唯一的方式；然而让光束聚焦的方式多种多样，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所有的变化只是一种思考的奇迹。孔子说：“知道我们知道所知道的，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不知道的，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只要有一个人将想象的事实归纳为理解的事实，我敢说，所有的人便会最终在这个基础上营造他们的生活。

我既然提到了麻烦和焦虑，那么不妨耽搁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什么，有多少需要我们费心对付，或者至少小心对待。倘若可以过上一种原始的或者开荒的生活，好处总是有的，哪怕置身一种外部文明之中，只知道生活所需的大概必需品是什么，用什么方法便可以获得这些基本的必需品；或者，甚至只需翻一翻商人的旧流水账，看看人们在商店里主要购买什么，储存什么，也就是说，最粗糙的杂货是什么。因为时代虽然在改进，却未对人之生存的基本法则产生多少影响；如同我们的骨骼与我们祖先的骨骼放在一起，大概是不容易区别开来的。

从字眼上讲，生活必需，我说的是各个方面，是指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获得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成为必需，或者经过长期使用而成为必需，对人的生活举足轻重、不可或缺，几乎没有人曾试图摆脱这种必需而生活，不管是出于野蛮、贫穷还是治学，都很难做到。对许多人来说，从这种意义上讲，只有一种生活必需，那就是食物。对大草原上的野牛来说，食物是几英寸可以咀嚼的野草，几口可喝的凉水，以及在森林或者山阴处寻找栖身之处。凡是野生的动物，都需要食物和栖身之所。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人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分为几大名目：食物、住处、衣服和燃料；除非确保这几种东西，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解决生活的真正麻烦，更别说享有自由与奢望成功了。人不仅发明了房子，还发明了衣服，发现了熟食；借火取暖可能是偶然发现的，后来渐渐知道使用火，起先视为奢侈品，久而久之养成围火而坐的习惯，火最终成为目前的必需品。我们看得出，猫与狗也获得了这种第二天性。居住得当，穿着得当，我们合理地保持着我们自己体内的热量；可是，倘若我们住得过暖、穿得过厚，或者燃料使用过多，也就是说，外部的热量比我们体内的热量更多，难道不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在烹制人体了吗？达尔文，这位自然科学家，谈到火地岛的居民，说起他们一伙人穿得严严实实围火而坐，一点也不觉得热，而那些赤身露体的野蛮人在老远的地方待着，达尔文却惊诧不已地发现他们“在这样远距离的烘烤下竟然汗流浃背”。所以，我们听说，新荷兰人光着身体走来走去安然无恙，而欧洲人穿着严实却瑟瑟发抖。这些野蛮人的身体结实和文明人的头脑智慧不可以结合起来吗？根据李比希的说法，人的身体是一座火炉，食物即燃料，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天冷时我们吃得多，天热时我们吃得少。动物的热量是缓慢内燃的结果，一旦内燃过快，疾病和死亡便会不期而至；或者，由于缺乏燃料或通风出了一些毛病，火就会灭掉。当然，生命的体温与火不能完全混为一谈，但是作为比喻却是再恰当不过的。因此，从上述情况来看，动物生命这一说法和动物体温这一说法几近相同；因为食物可以被视为在我们体内燃烧的燃料——燃料燃烧就是提供食物或者从外部提供燃料增加我们身体的温度——住处和衣服也只是留住由燃料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那么，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重要的必需品便是保持我们的体温，保持我们体内的性命攸关的热量。我们为此付出何等的辛苦，不仅要设法获得我们的食物、衣服和住所，而且要努力整理床铺，也可以说是我们夜间的衣服，不惜掠夺鸟巢和羽毛来营造这种居所之中的栖身之地，如同鼹鼠在地洞尽头用野草和树叶建造一个小床！贫穷的人张口就会抱怨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身体上也好、社会上也罢，我们直截了当地把大部分病症归结于饱受风寒。在一些气候下，夏天能给人带来一种天堂般的生活。燃料在那里除了烹制食物，居然成了不需之物；太阳就是人的火，许多果实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成熟起来；一方面食物总是多种多样，而且几乎是唾手可得；而另一方面衣服和住所却几乎全部或者部分成为不需之物。当今之日，在这个国家，就我亲身经历所体会到的，生活的必需品也不过寥寥几种：一把刀、一柄斧、一把铲、一辆手推车，如此而已。对于好学的人，一盏灯、一些文具加上几本书，已属次要的必需品，而这些物件无须费大力气便可获得。可是，有些人不够明智，跑到地球的另一边，跑到荒野和肮脏的地方，舍身做了一二十年买卖，为了可以生活下去——也就是说，为了得到舒舒服服的温暖——最后还是死在了新英格兰。富到流油的份儿上便不只是保持舒服的温暖，反成了违反自然的燥热；一如我前边说过的，他们是在烹制肉体，当然是很时尚地烹制。

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生活舒适，不仅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就奢侈和舒适来说，最明智的人甚至比穷人生活得更简单、更朴素。古代的哲学家，不论在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都是一种类型的人，外部生活比谁都贫穷，内心生活却比谁都富有。我们对他们理解得并不多。可是很显然，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倒也不少呢。近代各民族的改革家和造福者的生活状况也都是这样的。只有站在我们应该称之为甘居贫穷的有利位置上，才能对人类的生活公允对待，明智观察。享受奢侈的生活到头来必然是奢侈的结果，农业如此，商业如此，文学如此，艺术也如此。当今之日，有的是哲学教授，但没有哲学家。获取教授头衔令人羡慕，因为有教授头衔可以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做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有深奥的思想，甚至建立一个学派，而且要对智慧情有独钟，对其内涵心领神会，甘愿过一种俭朴、独立、高尚与诚信的生活。哲学家要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麻烦，不仅从理论上解决，而且从实践上解决。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往往是朝臣式的，而不是帝王式、武夫式的。他们对付生活靠的只是循规蹈矩，如同父辈们一样讲究实际，不会从根本上成为更高贵人种的先辈。不过，为什么人类一直在退化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许多家族没落？奢侈的实质是什么？众多民族为什么会因此衰退与崩溃？我们可敢保证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没有奢靡之气？哲学家即使在他的外部生活形式里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他不像其同时代人一样觅食、居住、穿衣和取暖。一个人既然做了哲学家，怎么会没有比别人更好的方法维持他生命的热量呢？

一个人得到了我描述的这几种模式，温饱无忧，接下来他还想做什么呢？肯定不是同样的温饱越多越好，食物更多更丰富，房子更大更豪华，衣服更好更多，火不停地烧，越烧越旺，诸如此类。一个人获得这生活必需的东西之后，不是贪得无厌地再获取，而是另有选择；也就是说，这时应该在生活上大胆进取，摆脱更加卑微的辛劳，休养生息。表面看来，土壤有利于种子生长，因为种子把它的根须向下扎去，而这时也许要把它的根须信心十足地向上扎去了。人为什么如此坚定地让自己扎根于土壤，而他本可以用同样的劲头向上升向天空呢？——因为那些更高贵的植物最终是根据它们在空中和阳光下结出的果实进行价值判断的，远离地面很多，不像对待比较低等的蔬菜，哪怕两年生的品种，也只是栽种到根茎长成，为了收获根茎齐头砍下，这样一来多数人在其花朵怒放的季节反倒不认识它们了。

我并不打算给强壮勇猛之人界定什么条条框框，他们不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能管得好自己的事情，或许大兴土木兴建豪宅，出手阔绰一掷千金，令阔佬儿望尘莫及，而且还不至于穷愁潦倒，简直不知道如何生活是好——真的，但愿有这样的刚勇之人，一如大家梦寐以求的；我也不打算给那些在各种事物现状中寻找勇气和灵感的人界定什么条条框框，他们以恋人般的眷恋和热情珍爱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就是这类人中的一员；对于那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如鱼得水而且十分明白是否如鱼得水的人，我无话可说；我针对的只是那些为数不少的牢骚满腹之人，他们总是无精打采地抱怨自己命运不济、时代多舛，其实他们本可以改善他们的境遇。有些人什么都看不惯，抱怨起来精神十足，没完没了，因为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牢骚满腹就是在尽他们的责任。我脑海里还有一种人，他们看样子阔气，而实际上是所有阶级中最贫穷的人，尽管攒下了积蓄，却并不知道如何使用，也不知道如何摆脱，于是反倒给他们自己锻造了金银镣铐。

倘若我有心讲一讲我曾如何希望度过往昔岁月中我的生命，说出来的情况也许会让那些多少知道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意外，当然也会让那些全然不了解情况的人吃惊。我只提及我十分珍视的一些事情好了。

不管天晴天阴，也不管白昼黑夜，我都焦虑不安，一心想走好生命中关键的几步，并且在我的手杖上刻下记痕；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叉点上，正好就是目前这个时候；足尖抵在了起跑线上。请原谅我一些含糊不清的表达，因为我的职业比大多数人的职业有更多的秘密，我不是有意卖关子，而是职业所需。我很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讲出来，永远不会在我的门上写上“不准入内”的告示。

很早的时候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我仍在寻找它们。我对许多过客讲起它们，描述它们的踪迹以及呼叫什么它们就会回答。我遇到过一两个过客，他们曾听见了那条猎犬的叫声，也听到了马蹄声，甚至看见斑鸠消失在云彩后面，而且看样子他们万分挂念地想找到它们，仿佛是他们自己丢失了它们。

早早起来，不仅看太阳升起、黎明到来，而且如果可能，还可以目睹大自然本身！多少个早晨，无论冬夏，还没有一家邻居起来忙自家的事情，我却早已起来干我的事情了。毫无疑问，我的许多同镇居民都碰到过我清早亲历大自然回来，他们中有晨曦中赶往波士顿的农夫，也有去干活的樵夫。一点儿没错，我从来没有依靠力气帮助太阳升起，但是毫无疑问，单是目睹它凌空升起也是再重要不过的啊。

一个又一个秋天，是的，还有冬日，我赶到镇外，试图捕捉风中的动静，谛听并且带回风的诉说！我在谛听中投入了我的全部资本，迎着风奔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倘若风中飘着两个政党的什么消息，视风向而定，那可能是抢到要闻的各大报纸已经发表的内容了。那时候，从某堵崖壁或者某棵树的观察台上守望，把捕捉到的点滴新闻用电文发送出去；或者傍晚时分在山顶上观看夜色降临，我也许会趁机逮住什么东西——尽管我从来没有逮住多少——并且这些天赐之物也将会在太阳光下渐渐化掉。

在很长时间里，我是一家刊物的记者，刊物发行量不是很大，刊物的编辑从来也看不出我的大部分稿子适合发表，而且，如同写家们屡见不鲜的境遇，我辛勤写作得到的只是我付出的辛苦。不过，就这一个例子来说，我辛勤写作就是辛勤写作本身的报酬。

许多年里，我是自我任命的暴风雪和暴风雨的检察员，而且忠于职守；我也是道路巡查员，虽然我不用负责公路，却巡查过林间小道和所有捷径，保持它们畅通无阻；另外我还是架了桥的一年四季可以通行的峡谷的巡查员，公众在上面走来走去证实了它们的便利之处。

我曾看守过该镇的野兽群，因为它们跳过围栏让一个守信用的牧人吃了不少苦头；我对这家农场人烟稀少的边边角角也格外注意；不过我并不知道约那斯或者所罗门今天在哪一块特定的田地里干活儿；那可不是我该管的事情了。我给红红的黑果木浇水，给沙地樱桃树浇水，给红松和黑梣浇水，给白葡萄藤和黄紫罗兰浇水，要不它们在干旱的季节里会干死的。

总而言之，我就这样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我所做的事情十分上心，兢兢业业，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明白，我的同镇居民根本不会把我算入镇上的公职人员之列，也不会给我一份说得过去的薪水，让我挂个闲职。我可以发誓我的账目记得非常仔细，却从来没有人来核查过，更别说得到承认并且付款把账结清了。不过，我也没有在这事上更多地费心。

此后没过多久，一个走街串巷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近地区一个有些名气的律师家兜售篮子。“你想买只篮子吗？”他问道。“不买，我们不需要篮子。”这家人回答说。“天哪！”印第安人一边走出大门一边嚷嚷道，“你这是想让我们饿死吗？”看到他勤奋的白人邻居们丰衣足食，比如，当律师就是把闲言碎语编织起来，就像变魔术一般，就变富了，混得有头有脸的，这位印第安人于是心下寻思起来：我要干点事情，我要编织篮子，这事我做得来。他以为把篮子编织出来就完成了自己的角色，随后这个白人律师就理当掏钱买篮子了。他没有看出来他必须把篮子编织得让别人一看就想购买，或者至少让别人从心里认为值得购买，或者编织别的让人想购买的东西。我也编织过一只篮子，还十分精美，但是我没有把它摆弄得让人觉得值得购置。可在我看来，我却丝毫没有觉得编织篮子是白耽误工夫，也没有琢磨如何编织才能吸引人们购买，而是琢磨着如何避免把篮子编成后卖掉。人们赞许并视为成功的生活，也仅仅是一种生活而已。我们为什么要夸赞一种生活，而排斥另一种生活呢？

看出来我的同镇居民不可能让我在镇政大楼里有份差使，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帮忙干活儿的位置，我于是必须调整自己，索性更加专注地把注意力转向了森林，因为我对那里更加熟悉。我下定决心立即开业，不再坐等通常使用的资本，就利用我已经具备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小资本好了。我到瓦尔登湖畔去的目的不是要便宜地生活，也不是要昂贵地生活，而是要做点私事，别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也别因为缺乏小小常识，没有什么干事业和做生意的才能，连干点私事都不成，反倒让人看见惨兮兮的，当一回傻子。

我一直渴望获得各种严格的做买卖的习惯，这些习惯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倘若你的生意是与天朝帝国打交道，那么在某个塞勒姆的港口海岸旁边置办一间会计室，就足以应付了。你可以把本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出口，把真正的土产品输出，许多冰、松木和一点花岗岩，都是本土材料生产的。这些东西转手就是好买卖；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领航员、船长、货主和包销者集于一身；既买又卖，管理账目；阅读每封收到的信，撰写或者阅读每封寄走的信；日夜监督进口产品卸货；同时在海岸各处都有你的身影——因为最富有的货船总是在泽西海岸卸货——自己做自己的电报员，不知疲倦地瞭望地平线，把在海岸附近停泊的过往船只一一讲出来；有条不紊地把货物发出去，为一个遥远而难以饱和的市场供货；不断补充自己，了解市场情况，看看哪里会发生战争，哪里会有长久的和平，估计贸易和文明的种种走向——利用一切探险活动的结果的有利条件，使用新的航道和一切航海技术的改进之处——要研究海图，弄准确暗礁和新灯塔和浮标的位置，对数图表要一次又一次地校正，因为某个计算者的错误往往会让船只在岩石上撞得粉碎，无法顺利到达安全的港湾——那就是拉佩鲁兹的命运了——要跟上宇宙科学的步伐，要研究所有伟大的发现家和航海家、伟大的冒险家和商人的生平，从古代汉诺和腓尼基人到我们现代人；最后，时刻把库房里的货物记清楚，要知道如何权衡得失。调动一个人的各种官能是一种劳动——像利润和损失的问题，利息的问题，扣除皮重计算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心中有数，需要广博的知识才能应付裕如。

我已想到瓦尔登湖会是一个做买卖的好地方，不仅因为铁路畅通和贮冰生意；它还有一些有利条件，尽管说出来也许不是明智之举；它是一个良好的贸易站和基地。没有涅瓦河那样的沼泽需要填埋，不过你必须到处张罗着打桩。据说，涅瓦河的一场洪水，有西风肆虐，加上冰块，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的表面冲刷得无影无踪。

由于这桩生意投入运转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资本，因此从哪里可以弄到物资支持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颇费踌躇，可是干这样的事情又少不了经费。还是马上回到这种实际问题上吧，比如衣服，也许我们置办衣服更多的时候是受标新立异的驱使，受世人观点的左右，忽略了衣服的真正用处。让有工作做的人回忆一下穿衣服的目标吧，首先是保证维持生命的体温，其次是在社会的现况中把赤条条的身子包裹起来，而后他便可以权衡一下有多少必需和重要的工作可以完成而用不着往衣柜里添置衣服。国王和王后的每一套衣服只穿一次，尽管衣服是由陛下的某个裁缝和缝纫工量身缝制，他们却并不懂得穿上合身的衣服有多么舒服。他们好比特洛伊木马披上了干净的衣服。我们的衣服却每天与我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穿在什么人身上尽显什么人的性格，于是我们舍不得把它们扔掉，总是一拖再拖，像对待医疗器械一样，态度之严肃，仿佛是它们将与我们的身体分别。没有人会因为穿了带补丁的衣服而让我觉得他低人一等；然而我十分清楚，一般说来，人们更想穿时尚的衣服，起码想穿干净和没有补丁的衣服，这种心情远远超出对拥有一颗健全良心的重视。然而，即使衣服的破洞没有缝补上，让人看出来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不拘小节，不修边幅。有时候，我用这样的眼光测定我的熟人朋友——谁有勇气穿一条膝盖上补了一块补丁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缝的裤子？多数人看样子都相信，如果他们穿了补丁衣服，他们生活的前程就会因此毁掉。他们拖着一条残腿在镇上一瘸一拐，远比穿这一条破裤子更容易做得出来。屡见不鲜的是，一位绅士在一场事故中弄坏了腿，把腿接上就是了，但是倘若他腿上的裤子在事故中弄破了，却得不到补救。因为他考虑的不是真正应该体面的东西，而是让别人十分看重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寥寥无几，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多不胜数。你给稻草人穿上你的最后一件衣服，你不穿衣服站在一旁，有谁不立即向稻草人行礼吗？前天，我路过一块玉米地，在一根穿衣戴帽的桩子旁边，我认出了那块农田的主人。他比我上一次看见他时显得更加饱经风霜。我听说过，一只狗会对着所有衣冠整齐的陌生人汪汪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偷哄得一声不响。人们倘若不穿衣服还能多少保持各自应有的身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大家身上一丝不挂，你敢保证你能说得出身边文明人中间谁是最尊贵的人吗？法伊佛夫人周游世界，从东向西一路走来，已经快到了亚洲境内的俄罗斯，即将去拜谒当地要人之际，她觉得需要脱掉旅行服装另换行头了，因为她“眼下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而文明国度的人是要根据穿戴评价人的”。就是在我们盛行民主之风的新英格兰各城镇，一个人一下子有了钱，只要人前人后西装革履，行头齐全，也会赢得几乎每个人的尊敬。不过，对这样的尊敬认可的人，为数众多，都是一些根本没有开化的人，倒是需要给他们派一个传教士去。再说，做衣服需女缝纫，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无休无止的活儿；至少可以说，女人衣服是永远做不完的。

一个人最终找到一些事情做，用不着穿上新衣服去做。对他来说，旧衣服再好不过，已经在阁楼里存放了不知多久，积了很多灰。旧鞋子为英雄护脚，倒比英雄的男仆穿旧鞋子的时间长——倘若英雄有男仆的话——光脚比穿鞋子的历史更久远，光脚打天下的英雄大有人在。只有那些出席宴会和进出立法院的人才穿新的衣服，而且衣服换了一件又一件，如同这些场合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不过，倘若我的外衣和裤子，帽子和鞋子，适合穿在身上对上帝顶礼膜拜的话，它们便足够了。难道不是吗？谁见过自己的旧衣服——他的旧外衣，实际上差不多穿烂了，连原来什么料子做的都毕露无遗，把它送给某个穷孩子都算不得积德行善，说不定那个穷小子还会拿上它再送给某个更穷的人，这下我们应该说这穷小子还算富有了，因为他若连破衣服都没有的话，拿什么送人呢？依我看，对所有要求穿新衣服的事业都要警惕，而不仅仅注意穿新衣服的人。倘若没有新人出现，新式衣服做出来如何可以合身？倘若你有什么事业可做，还是穿上旧衣服去一展身手的好。所有的人，不是穿上什么好衣服才可以干事情，而是有事情可做就行了。不管旧衣服有多么破烂、多么肮脏，也许我们永远不应该费心置办新衣服，除非我们真的飞黄腾达、事业有成、一帆风顺，觉得新人穿旧衣，穿戴破烂会让人觉得是新酒装在了旧瓶子里。我们脱旧换新的季节，好比鸟禽更换羽毛，一定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场危机。潜鸟隐退到人烟稀少的池塘边度过换毛的季节。蛇蜕皮也是这样的，还有蛹虫脱壳，都是内部苦苦挣扎，向外膨胀；衣服只是我们最表面的一层薄薄的角质，凡夫俗子的烦恼。否则，我们会让人看见我们是在虚假的色彩下扬帆前行，最终必将被我们自己的看法所唾弃，同样也会被人类的看法所抛弃。

我们穿了一件衣服又一件衣服，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依靠外部的增加而生长。我们穿在外面的往往单薄而奇异的服装，是我们的外壳或者假皮，算不上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随便脱在这里那里都不会造成致命伤害；我们经常穿在身上的更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外层，或者皮层；不过我们的衬衫却算得上我们的韧皮或者真正的内皮，一旦剥下来便会皮肉分离，致人毁灭。我相信，所有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会穿上某种与衬衫等同的东西。这是情势所迫，一个人只要穿着薄薄的衬衫，就可以在黑暗中把手放在自己身上，而且方方面面都可以生活得有条不紊，应付裕如，哪怕敌人来攻占城市，他也能够像古代哲学家一样，赤手空拳，不急不慌，信步走出城门。一件厚衣服如同三件薄衣服一样可以在多数情况下穿用，而便宜的衣服可以用真正适合顾客承受力的价格买到；花五块钱买一件许多年都穿不破的厚外衣，花两块钱买一条厚实的长裤，一块五毛钱买一双牛皮鞋，两毛二买一顶夏天的帽子，六毛二买一顶冬天的帽子，或者用很少的成本在家做一顶更好的帽子，穿戴这样一套行头，依靠自己挣来的钱置办，就算他还是穷得叮当作响，还会没有聪明人向他表示尊敬吗？

我要求做一件特别样式的衣服，我的女裁缝听了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人家现在哪还做这种衣服呢”，把“人家”二字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她引用了一位不食五谷杂粮之人的话，如同出自命运之神的口，这下我发现很难按我所要求的样式制作衣服，因为我的女裁缝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是当真的，不过信口说说而已。我听了这样神谕一般的话，一时间沉思无语，随后一字一顿地把它复述给我自己听，让自己完全领会其中的意思，以便我可以发现我和人家有什么必然联系，人家有什么权威竟可以左右一件与我如此息息相关的事情；最后，我想好了用同样神秘的口气回答她，把“人家”二字说得同样轻描淡写：“没错，人家近来是不做这种衣服了，可是人家现在又时兴起来了。”倘若她对我的性格不理会，就算量过我的身高，再把我的肩宽量一下，仿佛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种量身又有何益？我们崇拜的不是三女神，也不是命运三女神，而是时髦。时尚纺线，时尚织布，时尚剪裁，时尚主宰一切。巴黎的猴王戴了一顶旅行者的帽子，美国的所有猴儿便一个个都戴起旅行者的帽子。我有时候颇感失望，在这个世界上假世人之手，竟得不到任何俭朴而诚实的东西。人们不得不首先通过一架强大的压榨机，把他们固有的观念挤压出来，使他们不能马上用两条腿站立起来，接着在人群中便会有一个想入非非的主儿，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一颗蛋里蹦出来的，即便来一场大火也烧不尽这些东西，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要忘记，有一种埃及麦子是通过一个木乃伊传到我们手里的。

从整体上说，我认为不能认定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服装达到了一种艺术的至尊地位。当前人们还是穷于应付，弄到什么穿什么。如同搁浅船只上的水手，他们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就穿戴什么；而不同地域的人，也会彼此嘲笑对方化装舞会般的服饰。每一代人都会嘲笑旧的时尚，却又虔诚地追逐新的时尚。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者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服装感到好笑，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大王和王后。所有服装脱离了具体的人就会显得可怜和怪异。只有庄重严肃的目光和真诚的人生才能抑制嘲笑让衣服显得神圣。让戏剧丑角表演肚子痉挛的滑稽样子，他的穿戴也会随之为这种表演服务。士兵被炮弹打中，炸烂的军服会立时变得艳紫夺目。

饮食男女对新异样式像孩童一样喜欢，他们趣味野蛮，对着万花筒摇了又摇，看了又看，为的是发现今天这代人要求什么特别的样式。制造商们很清楚人们的趣味是此一时彼一时。两件样式，一件与另一件的不同之处只是几条线在颜色上多少有所区别，可是一件立即卖掉了，而另一件却在货架上无人问津。不过，每每发生这样的情况，刚刚过了一个季节，无人问津的衣服便成了最时尚的好东西。比较起来，文身倒算不得什么恶习，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可怕。这还不是因为文身刺进了皮肤，更改起来不容易。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就是人们得到衣服的最好模式。操作人员的情况越来越向英国的情况看齐，一天甚似一天。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因为就我所听到的和所见到的，他们恪守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要人们穿得舒服和熨帖，毫无疑问，而是工厂需要把钱赚足。在很长的时间里，人只是追求他们所看准的东西。因此，尽管一时之间会失败，他们还是会把目标瞄准高处。

至于住处，我不否认这是现在的生活必需品，尽管许多例子表明在比这个国家更寒冷的国家，人们已经居无定所生活了很长时间。塞缪尔·莱恩说：“拉普兰人身着皮衣，头上肩上套上皮袋，夜复一夜地在雪地上睡觉——所面临的寒冷程度足以让穿毛衣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活活冻死。”他看见他们就是这样睡觉的。不过莱恩还说：“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结实。”但是，人类也许在地球上生活了没多久就发现住在房子里的便利之处，也就是“居家千般好”，这话原来的意思可能是对房子的种种满意超过了对家庭其乐融融的感受；不过在有些地带，房子总使我们想到严冬和雨季，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只用一把阳伞，房子显得多余，“居家千般好”的说法极其片面，只适合偶尔说说罢了。在我们的气候里，到了夏季，过去夜里差不多盖上点东西就行了。在印第安人使用的文字里，棚屋是一天征程的象征，树皮上的一排刻痕或者划痕，则表示他们已经安营扎寨多少次了。人生来没有庞大的肢体和巨大的块头，所以必须设法让自己的世界变得窄小，用墙壁圈起一块地方，以适合自己生活。一开始他赤身露体，待在户外；然而，尽管在平静和暖和的天气里这种生活在白天相当惬意，可是倘若人类没有及时利用房子的遮挡把自己保护起来的话，雨季和冬季，且别说可怕的日头，也许早把人掐死在萌芽状态了。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是先穿树叶后穿衣服的。人想有个家，一个温暖的去处，一个舒适的地方，首先是肉体上的，然后是情感上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时代，还处在人类的婴儿时期，某个有胆量的人爬进一个岩石洞里去躲避风寒。从某种角度讲，每个孩子都是重新开始体验这个世界的，他喜爱待在户外，哪怕是雨天和冷天。孩子搭建房子，骑马玩耍，都是出于本能。谁不记得小时候窥探凹岩或者接近岩洞时产生的那种新奇感？这便是依然存留在我们体内的最原始祖先的部分自然渴望。从岩洞走出来，我们学会用棕榈叶、树皮和树枝以及亚麻编织屋顶，又学会用茅草和稻草、木板和木瓦、石头和砖瓦修房造屋。最后，我们反倒不知道什么是露天生活了，我们的生活更具有居家的性质，其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从炉边走向田野，竟成了很远的距离。倘若没有任何屋顶遮挡在我们和天体之间，度过白天和黑夜，倘若诗人没有在屋顶下讲那么多的话，或者倘若圣人没有在屋顶下居留那么长久，事情也许会非常美好。鸟儿不在岩洞里歌唱，鸽子不在鸽棚里爱抚它们天真的幼崽。

但是，倘若一个人设计样式建造一所住房，他有必要使出一点新英格兰人的小花招，免得到头来发现自己身置一家感化院中，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中，一个博物馆中，一所济贫院中，一座监狱中，或者一座堂皇的墓穴中。首先要考虑到一个栖身之处并非绝对必要。我看见过佩诺伯斯科特河上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生活在薄棉布张起的帐篷里，而他们周围的积雪快有一英尺厚了，于是我想他们也许高兴看到积雪更厚一些，可以把风挡住。曾几何时，如何诚实地维持我的生计，让我自由进行种种合适的追求，是一个比现在更让我烦恼的问题，因为我很不幸变得麻木不仁了；我过去看见铁路边的一个大箱子，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夜间劳工们把他们的工具存放在里面，我于是想到，每个生活困难之人都可以花一块钱买这样一个箱子，在箱子上弄几个窟窿通气，钻进去躲雨，钻进去过夜，把箱子盖合上，这样他的爱里便有了自由，他的灵魂里便有了自由。这看起来并不是最坏的选择，也无论如何不是一种可鄙的选择。你想坐多晚就坐多晚，只要兴之所至，而且不管你什么时候起床，就是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房东或者店主拦住你要房租。许多人为了给一个更大更奢侈的箱子付租金快折腾死了，自然不会在这样一个小箱子里冻死。我可不是在说笑。经济是一门学科，一直为人轻视，但是也不能对其置之不理。一个几乎在室外生活的粗鲁而结实的种族，曾经在这里修建过一座舒适的房子，差不多全是使用大自然送到手边的材料。马萨诸塞州殖民地的印第安人事务的监督古金，在一六七四年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子用树皮覆盖得非常整齐，紧凑而温暖，而那些树皮是在树液活跃的季节从树桩上脱下来的，在树皮是绿色时利用沉重的木头压力把它们碾压成很大的板片……比较差一些的房子则是用一种灯芯草编成的草席修造的，也很紧凑很暖和，只是没有前一种好……我见过的一些房子，六十或者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经常住在他们的棚屋里，如同英国最好的房子一样暖和。”他还写道，房子里通常铺着绣制精美的草席，墙上也挂着绣花草席，各种各样的用具一应俱全。印第安人已经很不简单，在屋顶上吊起一个草席，用绳子操纵，以调节通风情况。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棚屋一两天就能修建起来，几个小时就可以拆除掉；每家都有这样一所房子，或者在这样的棚屋里占用一个隔间。

在野蛮的状态中，每家都有一个住处，几乎算得上最好的东西，足以满足他们对家庭比较粗陋和比较简朴的需求；不过我认为我说这话是很有分寸的：空中的鸟儿也得有个窝，狐狸也得有个洞，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却有一半多的家庭没有住处。在大城镇里，尤其是文明发达的大城镇里，拥有住处的人是居民总数之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其余的居民却在为这件外面穿的大衣支付一年一度的租金，冬天也好，夏天也罢，房租一分都不能少，而这笔钱本可以买下一个印第安人棚屋，年复一年的租房却让他们一辈子受穷，无法翻身。我在这里没有比较租房和买房之间优劣的意思，而只是说野蛮人拥有自己的房子是因为那种房子造价很低，而文明人普遍租房子住则是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从长远的角度看，就是租得起房子也没有更好的结果。不过，有人会说，仅仅付这样一份租金就有房子居住，在野蛮人看来跟住宫殿一样；一年的租金是二十五块到一百块，这是乡下的价格，却让他享受到了数个世纪不断改进的房舍，宽敞的房间，干净的油漆和墙纸，拉姆福德式壁炉，涂泥灰的墙壁，软百叶窗帘，铜质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下室，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可是，人们说享受这些东西的人通常是贫穷的文明人，而享受不到这些东西的野蛮人，却称得上野蛮人般的富有，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话是说文明是人类生活条件的真正改善——我认为是这么回事，可惜只是聪明人改善了他们的有利条件——那么人们必须看到文明产生了更好的住房而无须更高的费用；一件东西的费用我称之为生命的支出部分，要求通过交换进行偿付，或者立即偿付或者长期偿付。这个居住区的普通房子造价也许是八百块钱，偿付这笔钱需要劳动者十到十五年的生命，还得没有家室的拖累——以每个劳动力每天一块钱的价格来计算，如果有人收入更多，那么别人的收入就会更少——因此一般说来他必须花费大半生的生命才挣得到“他的印第安人棚屋”。倘若我们假定他不买房而租房，那么也不过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野蛮人会明智地以这些条件为前提用他的棚屋换取一所宫殿吗？

人们也许认为，我几乎忽略了财产多多益善的女子，仅就个人而言，不过是准备下了丧葬费用而已。不过，一个人也许用不着安葬自己。不管怎样，这话还是澄清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重要区别；毫无疑问，他们为我们的利益千方百计地设计，从文明人的生活中搞出一套制度来，个人生命在很大程度上被耗尽，目的却是保存文明种族，使文明种族臻于完善。可是，我却希望表明为了这种好处我们目前已经付出了多少牺牲，表明我们可以这样生活，并得到所有好处，而不必经历什么不利条件。你可以说穷人总是和你在一起，或者父辈们吃过了酸葡萄，孩子们牙齿还酸得痒痒，不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活着时，你们在以色列不会有机会使用这种俗语了。”

“看吧，所有的灵魂都是我的；如同父亲的灵魂，儿子的灵魂也是我的：有罪的灵魂将会死掉。”

想一想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起码和其他阶级的人一样境遇不错，我却发现他们大部分人已经劳作了二十年、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为的是可以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因为他们接受这些农场时通常带有各种负担，或者是靠借贷置办下的——我们不妨把他们三分之一的劳作看作他们房子的费用——但是他们一般没有把这笔钱还上。一点没错，那些负担有时超出了农场的价值，所以农场本身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到头来总会找到一个人来继承它，正如这个人所说，他对农场再熟悉不过。在与评估员交流时，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不能一下子说出镇上十几个没有债务的农场主的姓名。倘若你了解这些宅地的来龙去脉，得从银行打听他们是在哪里抵押的。真正依靠在农场劳动偿还农场债务的人寥寥无几，每一个邻居都可以说出谁还清了债务。我怀疑康科德是否有两三个这样的人。关于商人的已有说法，证明一个非常大的多数，甚至百分之九十七的商人注定经商失败，与农场主失败的情况大同小异。然而，说到商人的具体情况，他们中间有人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大部分失败不是真正的亏本生意，而只是没有及时偿付款项而导致的赔本，因为总是顾此失彼；也就是说，失败在于道德信誉出了问题。可是，这样一来，问题便变得不知糟糕到何种程度了，而且还表明或许那百分之三的人也不能成功地拯救他们的灵魂了，他们很可能在一种更加糟糕的意义上破产，连那诚实地失败的百分之九十七的人都不如了。破产和拒付债务是跳板，我们的文明借助这些跳板一溜跟斗往上翻腾，而野蛮人却依然站在饥饿这个没有弹性的板子上。然而，米德尔塞克斯展销会让我们看到，那里年年五谷丰登，仿佛农业这架机器的各个关节活动自如。

农场主在想方设法通过比麻烦本身更加复杂的办法解决生计问题。为了得到几根鞋带，他在牛群上做投资生意。依仗驾轻就熟的技巧，他使用头发丝一般细的套索布下陷阱，从捕捉舒适和独立，随后在他转身之际却让自己的腿伸进了陷阱。他贫穷的原因正在这里；由于相似的原因，相对于一千种野蛮人的舒适，我们都是贫穷的，尽管我们身陷各种奢侈享受之中。正如查普曼在诗歌里写的：

人间多虚假，

世俗少伟大。

天上尽舒适，

稀薄如气体。

农人得到他的房子，却没因此变得更富有，反倒更贫穷了，连累他的恰恰是他的房子。就我理解的意思看，莫摩斯对密涅瓦建造的房子是极力反对的，理由也很正当；他说密涅瓦“没有把房子修成可以移动的，因为如果可以移动，坏邻居是可以躲开的”。这种反对意见仍然成立，因为我们的房子真的是很难利用，我们往往被关押在里面，而不是住在里面；需要躲开的坏邻居就是我们自己，卑鄙的“自己”。在这个镇上，我至少知道一两户人家，差不多一辈子都希望卖掉郊区的房子，搬到村子里去住，但就是不能如愿以偿，只有人死了才能摆脱他们的房子。

就算大多数人能够最终拥有或者租用所有改进得应有尽有的现代房子吧。文明一直在改进我们的房子，可是却没有把居住其中的人同样加以改进。文明创造了一座座宫殿，却没有轻而易举地创造出王公大臣和国王。倘若文明人的种种追求不比野蛮人的种种追求更有价值，倘若文明人付出大半生只是去获取粗劣的必需品，享受各种舒适，那么，为什么他应该比野蛮人拥有更好的住宅呢？

但是，贫穷的少数人如何过活呢？也许人们会发现，从比例上讲，一些人享受的各种外部环境要是比野蛮人优越，那么另一些人的外部环境则会低于野蛮人的水平。一个阶级奢侈起来，另一个阶级必会受苦受穷。一边宫殿耸立，另一边便会是济贫院和“沉默受穷”。修建法老金字塔坟墓的百万劳工吃大蒜活着，到头来也许连一块说得过去的葬身之地都没有。石匠把宫殿修造得飞檐斗拱，夜晚回到家里也许连一间印第安人那样好的棚屋都睡不上。如若有人以为一个国家随处可见文明的存在，那么国民的大多数的居住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和野蛮人的生活条件同日而语，这就大错特错了。我所指的还是牛马不如的穷人，现在并没有谈及堕落的富人。要了解这一点，我用不着瞭望更远的地方，只消看看我们的铁路旁边那些小木屋的情况，看看那些文明迟迟不肯降临的角落就足够了；我每天路过都会看到，人们就住在小窝棚里，整个冬季都大开着门，让阳光照进来，没有火堆取暖，只能在脑子里想象温暖，老年和青年永远缩头缩脑，由于忍饥挨冻养成了长期萎缩的习惯，四肢和官能得不到正常发展。正视这个阶级当然是公正的，因为他们的劳动造就了许多业绩，在这个时代显得十分突出。这样的情况在英格兰每个主要领域的技工们身上，或多或少都看得出来，因为英格兰就是世界的一个特大济贫院。或者我不妨告诉你一些爱尔兰的情况，这块土地在地图上为白人所居住，或者说为文明人所居住。好好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和北美洲印第安人、南海岛民或者任何别的因为没有和文明人接触而未退化的野蛮民族的身体状况比较一下吧。不过，我毫不怀疑文明人的统治者和野蛮人的统治者是一样聪明的。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只能说明文明包含了多少肮脏的东西。我现在都懒得说我们南方各州的劳工，这个国家的大量出口的产品都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自己却成了南方一种主要产品。不过，我还是不要把话扯远，集中说说那些在不好不坏的状况中生活的人吧。

多数人看起来都没有好好想一想房子到底是什么东西，本不该穷困却实际上一辈子潦倒，这只是因为他们一心想得到一座房子，和邻居攀比一下。仿佛一个人只能穿戴裁缝给他裁剪的外衣，或者，一步步远离了棕榈叶帽子或土拨鼠皮帽子，他就只有抱怨时代艰辛的份儿，因为他没钱给自己购置一顶皇冠！发明一座比我们居住的房子更加方便、更加豪华的房子是可能的，但是所有的人都承认那种房子人们买不起呀。难道我们应该总是琢磨如何弄到这些东西，而不应该有时满足于少获取一些东西吗？那些受尊重的公民，如此一本正经地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却告诉年轻人需要在老死之前就置办多少双多余的黑亮的皮鞋、雨伞和空闲的客房招待空闲的客人，这应该吗？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可以像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的家具那样简单呢？我想到那些民族的救星，我们一贯把他们尊为天上派来的天使，给人类带来神圣的礼物，却怎么也看不到他们身后还紧跟着什么随员，看不到他们满载时髦家具的车辆。或者，有人说我们在道德上和智商上既然比阿拉伯人高出一筹，我们的家具就应该比他们的更加复杂，我要是听之任之，这不是一种奇怪的纵容吗？目前，我们的家里塞满了家具，被家具弄得脏乱不堪，一个好主妇只好把大量脏东西打扫进垃圾洞，不能把早上的活儿放在一边不管。早上的活儿啊！在奥罗拉的朝霞里，在门农的音乐里，这个世界上的人早上的活儿应该是什么呢？我的桌子上摆着三块石头，我惊讶地发现每天还需要我帮它们把灰尘清除一下，而我心里的家具还没有清除灰尘，于是我顿时感到厌恶，忍不住就把它们从窗户扔出去了。这么说来，我如何能够拥有一所带家具的房子呢？我宁愿待在空旷地里，因为灰尘不会落在野草上，除非人来践踏地面。

贪图奢侈，挥霍成性，正是这种人开了时尚之风，于是成群的人亦步亦趋地跟风乱跑。一个旅客在一所最好的房子前停下来，听人家说房子不同一般，很快发现的确如此，因为店主们劝说他做一个萨达那帕勒斯，如果他接受了他们的好意，那他很快就会完全失去男子气概。我认为，我们在火车车厢里宁愿把钱花在奢侈上而不愿意把钱花在安全和方便上，结果危险重重，车厢成了现代客厅，摆着软睡椅和软睡榻，装饰了遮阳窗帘，还有上百种别的东方情调的东西，统统照搬到我们西方来享用，其实那是为天朝帝国的后宫妻妾和柔弱女子发明的，约拿单若是听说了这些名字都会无地自容的。我宁愿坐在一个南瓜上，厮守一个大南瓜，也不想争抢一个天鹅绒垫子。我宁愿坐拥一辆牛车，来去自由，也不愿意乘坐一辆想入非非的游览列车飞向天堂，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在蛮荒时代，人类生活简单而赤裸，在大自然中依然算得上一个匆匆过客，至少还看得出这样生活的好处。他吃饱喝足，恢复元气，以图重新上路。可以说，他居住在这个世上的帐篷里，或者跋涉峡谷，或者穿越平原，或者攀登山顶。可是，看吧！人们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的工具了。那个肚子饿了便独立地摘下果子的人成了一个农人，而站在树下栖身的人则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我们不再搭起帐篷过夜，而在大地上安家落户，把天堂忘在了脑后。我们信奉基督教，只是把它当作了改善农业的一种方法。我们为这个世界修建宅第，为另一个世界修造坟墓。最美好的艺术作品都是表现人类挣脱这种状况，为自身的自由而斗争，但是我们的艺术作用却是把这种低级的境遇营造得舒舒服服，而将更高的境界忘诸脑后。在这个村子里，实际上没有美术作品的立足之地，即便有什么作品已经传给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子和街道，没有合适的底座让它们安身。我们没有一枚钉子悬挂图画，没有框架装起英雄和圣人的雕像。我一想到我们的房子如何建造和如何付费或者根本付不起费，房子内部的经济又是如何对付和维持，就不禁会惴惴不安，担心客人赞赏壁炉上的小摆设时脚下的地板会坍塌，让他一下子掉到地下室，穿过世俗的地基，落在某个坚实和诚实的地方。我不能不看到，这种所谓富有和文雅的生活是一种向上跳跃的东西，而我怎么也无法欣赏点缀其间的艺术，因为我的注意力全部被跳跃吸引住了；因为我记得根据记录，仅仅由于人的肌肉可以促成的最了不起的真正跳跃，是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完成的，据说他们能够跳离地面净高二十五英尺。没有人为的支持，人跳到这样的高度一定还会落回地面的。我因此忍不住首先要向拥有这样不合适的产业的业主提问的是，谁在支持你呢？你是九十七个失败者中间的一个，还是三个成功者中的一个？请回答我这些问题，然后我也许看一看你那些华而不实的玩意儿，也许可以发现它们的装饰价值。车子套在马的前面既不漂亮，也没有用处。我们用美丽的东西装饰我们的房子之前，必须把房子的墙壁铲掉一层皮，我们的生命必须剥掉一层皮，美丽的家务管理和美丽的生活是必须打下的基础：现在，美的趣味大部分是在户外培育的，不需要房子，也不需要管家。

老约翰逊，在他的《奇迹造就天意》一书中，讲到了这个城镇的第一批移民，他与他们是同时代人，让我们了解到“他们在山坡旁挖土掘洞，做他们自己最初的栖身之处，把土覆盖在木头上面，在最高的一侧依靠泥土生起烟火”。他还说，他们没有“为自己修造房子，需要等待土地，上苍保佑，给他们带来面包喂饱肚子”，可是第一年的收成偏偏不好，“他们被迫在一个漫长季节里节衣缩食”。新尼特兰省的秘书一六五〇年用荷兰语写下一些文字，给希望到那里占有土地的人提供资料，讲述了一些更特殊的内容：在新尼特兰的那些人，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人，一开始没有财力按照他们的意愿修建农场住房，只好在地上挖一个四方坑，像地窖的样子，六七英尺深，长和宽符合他们的意思就行，坑内用木头把所有墙壁护住，又用树皮或者别的代用品把木头挡上，不让泥土从缝隙进来；这种地窖的地上铺了木板，地窖顶用护壁板做成天花板，圆材屋顶陡直隆起，用树皮或者绿草皮把圆材覆盖，这样他们全家人可以在里面干爽而温暖地生活两至四年，而且不难理解的是，这些地窖里需要隔出一些小隔间，隔间多寡由家庭大小决定。新英格兰富有的头面人物，在殖民地初创时期，居住在这样最早的房子里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不为修建住房浪费时间，造成下一季粮食不够吃；其次，不让他们从祖国招徕的大批穷苦劳动人民感到泄气。三四年之后，乡村变迁，适合农业生产，他们才为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子，造价几千元。

我们祖先采取的这一方针，起码表明是谨慎从事的，看起来他们的原则是满足更为迫切的需要。然而，现在，更为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了吗？一想到为我自己弄一套奢侈的房子，我就畏葸不前，因为可以说这个国家还没有与人类文化协调起来，我们依然被迫把我们的精神面包切得更薄，甚至比我们的祖先的精神食粮都差得很远。这并不是说所有建筑装饰在初创时期可以完全不当回事，而是说我们的房子最先装饰精美的部分应该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如同贝壳的内壁，而又不是铺设过多。可是，天哪！我去过一两处房子看到其内部装修，总算见识了它们铺设得如何了得。

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大倒退，再去住窑洞，再去住棚屋，再去穿兽皮，我们接受种种有利条件当然是更可取的，因为它们来之不易，是人类的发明和工业发展的结果。在我现在这样的居住区里，木板、木瓦、石灰和青砖，比起可以居住的窑洞，要便宜得多，也更容易弄到；整根原木、大量的树皮，甚至高质量黏土和条石也都物美价廉。我讲这个问题切中要害，因为对此还算内行，有理论，也有实践。多少用一点智慧，我们便可以把这些材料利用起来，比现在那些个财大气粗的人更加富有，让我们的文明成为我们的福气。文明之人，就是更有经验、更有智慧的野人而已。不过，还是抓紧交代一下我自己的试验吧。

一八四五年三月接近尾声之际，我借了一把板斧，走向瓦尔登湖畔，停留在离我打算修建房子的最近的地点，着手砍伐一些高大的箭形白松树，树还年轻，好做木材。万事开头难，需要借贷，不过这也是最慷慨的方针呀，可以让你的同胞在你的事业里有利可图。板斧的主人在把斧子递给我时，说那把斧子是他的眼珠子，不过我归还他时，斧子比我借到手时更加锋利了。我干活儿的地方是一处令人感到惬意的山坡，长满了松树，透过松树我可以窥见瓦尔登湖，而这里自成一片小空地，松树和山核桃树竞相生长，生机盎然。湖里的冰还没有融化，不过冰面上有几处化开的窟窿，全是黑黢黢的颜色，水汪汪的样子。我在那里干活儿的那些天里，天空飘洒过几次稀稀疏疏的雪花；不过在我回家的路上走出树林到了铁路上时，路过的大部分地方仍然是黄沙堆此起彼伏，在灰蒙蒙的大气中泛着光芒，铁轨在春日的阳光下十分耀眼，我听见云雀歌唱，山鹬呱呱啼叫，别的鸟儿也在鸣啭，它们已然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了。春日朗朗，欣欣向荣，人们苦苦难挨的冬天与冻土一起消融，蛰伏的生命开始伸展身子。一天，我的斧头从柄上脱下来，我把一棵绿油油的山核桃树枝砍下来做楔子，用石头把楔子打进斧头眼儿里，然后把整个斧头泡进水里，让木头膨胀起来，这时我看见一条花蛇窜进了水中，潜伏在水底，丝毫没有憋气难喘的样子，我在那里待着的工夫它一直不换气儿，足足有一刻多钟，或许它还没有完全从蛰伏状态醒过来吧。我于是想到，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也许还滞留在他们目前低级和原始的状态中吧，但是倘若他们感受到了春天无处不在，万物欣欣向荣，那么他们必然会更上一层楼，提升到更高级、更精致的生命层面。我在小径上曾经看见好几条蛇在霜冻浓浓的早上，身体的一些部分仍然麻木呆钝，行动迟缓，等待太阳把它们照暖。四月一日，天下起雨来，使冰层融化，在浓雾笼罩的前半天，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湖上来回翻飞，嘎嘎鸣叫，像是迷失方向了，或者如同浓雾中的精灵。

我这样连续干了一些日子，砍伐树木，削立柱，截椽子，全凭我手中的窄窄的斧子，没有多少可以传播的文人忧天的思想，只是给自己唱唱歌儿——

都说自己见多识广；

果见自己生出翅膀——

艺术科学比翼飞翔，

千种器械多种多样；

风儿吹拂风儿鸣响，

我们大家习以为常。

我把主要木材砍截成六英寸见方，多数立柱只砍削两头，椽子和地板木料只砍一面，其余的树皮保留下来，这样一来它们和锯过的木料一样平直，却更为结实。由于这时我借到了别的工具，所以每一根木料都根据料口精心地开出榫眼，锯出榫头。我在树林里待的白天不是很长，不过通常我带着面包和黄油当午餐，中午时坐在我砍下的绿色松树枝上，阅读包裹面包和黄油的报纸，面包上沾的松香味清晰可辨，因为我的手上糊了一层厚厚的松脂。我把活儿干完时，我和松树结下情谊，而非敌意，尽管我砍伐了一些松树，却对松树更加熟悉了。有时候，林中的游荡者被我砍木的声音吸引过来，隔着我砍下的碎木屑跟我愉快地闲聊一会儿。

转眼已是四月中旬，我干活儿不急不躁，只是尽量把活儿干好，我的房子刚刚搭成了架子，终于快耸立起来了。我已经买下了詹姆斯·科林斯的小木屋，打算利用木屋中的木板。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在菲奇伯格铁路工作，他的小木屋被认为是一所不同一般的好房子。我前去看房子时他不在家。我在屋子外面四下走了走，起初没有对里面十分注意，窗户很深，很高。这所小木屋间架不大，尖屋顶，别的看不出什么特点，四周堆积着五英尺高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像一堆肥料。屋顶是最完好的部分，尽管不少地方翘了起来，已被太阳晒得易碎易折了。门槛没有了，不过门板下有一个常年畅通的通道，母鸡可以从下面出进。科林斯太太来到门前，要我到小木屋里去好好看看。我向木屋走去，母鸡们吓得往里跑去。木屋里一片黑暗，大部分地板都脏兮兮的，阴暗，潮湿，颤动，这里那里倒是有几块板子，却不能挪用他处了。她点上一盏灯，让我察看屋顶和墙壁的内部情况，也让我看了看延伸向床底的地板，提醒我别踩进地下室去，其实那只是一个两英尺深的落满灰尘的窟窿。用她自己的话说，房子的“屋顶是好好的木板，四面墙壁是好好的木板，还有一个好好的窗户”——其实只是两个方框，近来只有猫儿从这里出进。屋里有一个炉子，一张床，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一个出生在这里的婴儿，一把丝绸阳伞，一面金框镜子，一个新颖的咖啡磨挂在橡木枝上，这些就是全部了。这桩买卖很快就有了结果，因为詹姆斯这时已经回来了。当天晚上，我应交付四块两毛五分钱，他则应该在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把木屋腾出来，其间不得卖给任何别人。六点钟，我住进木屋。越早来这里越好，他说，赶前不赶后，免得有人对地租和燃料眼红，提出含糊其词、毫无道理的要求。他跟我保证说，这是唯一不方便之处。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家人。那一大堆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床、咖啡磨、镜子和母鸡——只有猫儿不在场，科林斯太太已经把它放进树林里，成了野猫，一如我后来听说的，那猫儿踩进了捕捉土拨鼠的夹子，最后成了一只死猫儿了。

同一天早晨，我动手拆这所木屋，拔出钉子，用小车把木屋拆下的东西搬运到了湖边，把木板散放在草地上，让太阳把它们晒白，恢复木板的原样。我在林中小路上驾车运输，一只早起的画眉冲我唱了几支小曲儿。我听到一个名字叫帕特立克的年轻人心怀叵测地说，邻居席莱，一个爱尔兰人，在装车的空隙里做手脚，钉子还挺好，不弯，可以再钉，他却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连U形钉和墙头钉也不放过；我回去打发一天的时光，心无旁骛，涌动着春天的思绪，新奇地看着那个废墟一样的场景，这时他就在一旁站着，没话找话地说：没多少活儿可做嘛。他在那里代表着一大群人看景儿，使得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倒像是特洛伊城的众神在大撤离。

我在向南倾斜的山坡挖掘我的地窖，一只土拨鼠过去曾在这里挖过洞；顺着洞向下是漆树和黑莓的根，我一直挖到植物几乎没有痕迹的地方，扩充成六英尺见方七英尺见深的一个坑，挖出一片优良的沙土，不管什么冬季，土豆储存在这里不会冻坏了。地窖壁留有倾斜度，没有用石头砌上；但是太阳照不到地窖壁，沙土没有松散。这活儿干了两个小时。这种挖土掘洞的活儿我干得特别快活，因为在差不多所有的纬度上，人们挖土入洞都会得到同样的温度。在城市里，豪宅里仍然可以找到地窖，人们用来储存萝卜土豆什么的，如同古人那样，而且在地面上的建筑消失之后，后人还能发现它留在黄土里的痕迹。房子只是一种门廊，通向一个地洞而已。

最后，五月初，我的一些熟人你帮一把我帮一把，未必十分需要，却是联络邻里关系的好机会，我就这样把我房子的架子搭起来了。就建房工人的性质而言，我是更荣幸的。我相信，有一天，他们注定会帮助搭建更高的建筑物。七月四日，我便开始搬进我的房子了。四壁装上木板不久，屋顶刚刚完工，木板边缝镶得十分用心，层层紧叠，近乎完美，任凭风雨侵蚀都不会有事。在镶嵌木板之前，我已经在房子的一端砌下一个烟囱的底座，用我的两条胳膊从湖边往山上搬运了两车多石头。秋天锄过庄稼后，我力争赶在需要生火取暖之前修建烟囱，因为过去我早上起来是在室外的地上做饭的：这种方式我依然认为在某些方面更加方便，更加合意，比通常的方式更好。赶上我的面包烤好之前起风下雨，我便在火上架起几块木板遮挡，在木板下看着我的面包，就这样度过一些惬意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我手头的活儿多，阅读很少，不过但凡在地上——我的依托之物——看见报纸碎片或者桌布，都会给我带来无限的欢乐，实际和阅读《伊利亚特》的目的不相上下。

我修房造屋已经够用心了，不过更加用心一些也许是合算的，比如，一扇门，一个窗户，一个地下室，一间阁楼，在人性中占有什么基础，是要想一想的，而且也许在我们找到更好的理由取代我们目前的种种需要之前，是永远不会修建房屋的。一个人建造自己的房子和一只飞鸟筑窝是同样合适的。倘若人们都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自己的住处，简单而诚实地养活自己，养活家庭，那么诗意的才能也许会得到广泛发展，如同鸟儿该唱歌时百鸟齐鸣一样，谁知道呢？可是，天哪，我们都喜欢牛鹂和杜鹃，他们把自己的蛋下在别的鸟儿筑的窝里，叽叽喳喳，好不刺耳，让路人听了毫无兴致。我们应该永远把建筑的快乐拱手让给木匠吗？在众多的人生经历中建筑占有什么地位呢？我走了这么多路，还从来没有碰上谁在从事修建自己的房子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呢。我们都属于社会团体。一个人的九分之一不仅仅是做裁缝的，还有传教士、商人和农人，也一样可以做的。这种分工分到哪里是一个头？分到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另一个人也可以代替我思想吧；不过如果他思想是为了不让我思想，那就多此一举了。

没错，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建筑师，起码我听说过一个建筑师有一种想法，要让建筑装饰具备真理的核心，一种必要性，因此产生一种美，仿佛这是一种神灵的启示。从他的观点看来，一切无可挑剔，但是比起一般的艺术爱好者他也只不过强了一点点。一个建筑上的多愁善感的改革家，他从飞檐上下手，没有从根基上解决问题。他所主张的只是如何把真理的核心放入各种装饰里，好比每块糖里实际上有一颗杏仁或者一颗葛缕子——不过我认为不用糖包裹的杏仁倒是最受人欢迎——他没有想一想居住者，就是在里面生活的人，可以把里面和外面都修建得真正实用，让装饰发挥作用就行了。但凡有些理性的人都会把装饰当作表面的东西，只是皮毛上的事情——好比乌龟得到了斑点外壳，贝壳动物得到了珠母的光泽，这不等于百老汇的居民和他们的三一教堂签订一份合同吗？不过，一个人与他的房子的风格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如同乌龟与它的硬壳没有多大关系一样；一个士兵闲得无聊也用不着把武夫之勇的确切颜色涂抹在他的旗帜上。敌人会发现他的勇气到底是怎么样的。到了冲锋陷阵的时候，他也许脸色灰白了。在我看来，这个建筑师只是从飞檐探下头来，小心翼翼地向那些粗鲁的居住者嘀咕半真半假的真理，因为他们比他知道得更清楚。我现在看见的建筑学上的美，我知道是从内部逐渐向外部生长出来的，是由居住者的各种需要和性格培养出来的，因为只有居住者才是房子的唯一建筑师——美来自某些无意识的真实，无意识的高贵，从来没有在外表上多费脑子；这种注定产生的伴随而来的美，将会由生命的无意识之美来引导。这个国家最具趣味的住宅，一如那位画家知道的，是普通穷人的木屋和农舍，没有一点虚饰，只是一种谦卑本色；这些木屋和农舍如诗如画，外表不同一般固然是一种因素，而居住在外壳一样的房子里面的人的生活则更显重要；同样具有趣味的还有市民的郊区箱子一样的房子，居民生活简单而宜人，怎么想象都不过分，而且不会过分看重外观。大部分建筑上的装饰是全然空洞的，一场九月的大风就会把它们一扫而光，如同吹掉借来的羽毛，不会对实质性的东西有什么损害。无须在地窖里储存橄榄和葡萄酒，人们不懂建筑艺术也可以对付着过下去。如果在文学里也同样不遗余力地追求装饰风格，那会是什么情景？如果我们的经文的建筑师花费大量时间忙着对付飞檐，就像我们的教堂的建筑师一样，那又会是什么情景呢？纯文学和艺术学以及它们的教授就是这么造就出来的。的确，几根棍子究竟如何斜搭在他的头上或者脚下，他的箱子状房子涂上什么颜色，人类是很操心的。如果实打实地讲，人把那些棍子斜搭起来，涂上颜色，还有一些道理；但是精神一旦离开肉体，它也就是一种打造自己的棺材的同等材料了——坟墓的建筑师；而“木匠”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另一种叫法而已。有人说，对生活感到绝望和冷漠时，你不妨从脚下抓起一把黄土，把你的房子涂成黄土的颜色。他想到他那所最终的狭窄房子了吗？抛起一枚铜币试一试你的运气吧。他一定会有大量闲暇时间！为什么你抓起来一把泥土？还不如把你的房子涂成你自己的脸色呢，要白就白，要红就红。一种改进村舍建筑风格的事业！等你把我的装饰弄好了，我会让它们派上用场的。

冬天到来之前，我把烟囱砌好，并且把房子那已经挡不住雨水的侧面用原木上弄下来的第一层木片挡上，木片很不规则，树汁多，我需要用刨子把它们的边口刨平。

这样，我便拥有了一所木板严实、泥灰厚抹的房子，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八英尺高的柱子，一个小阁楼，一个小套间，每一侧各有一面大窗户，两个活动天窗，房子顶头一个门，与门相对的是一个砖砌壁炉。我的房子的确切费用，就是我所使用的所有材料的一般价格，不算我自己所干的全部活儿的成本，见下面开列的清单。我之所以把清单开列得非常仔细，是因为很少有人说得出自己的房子究竟花费了多少钱，而且即使极少数的人知道造价，也很难把造价的各种费用说得清楚：

木板 8.035元

多数是棚屋的旧木板

屋顶与侧面使用的旧墙板 4.00元

木板条 1.25元

二手玻璃窗户 2.43元

一千块旧砖 4.00元

两木桶石灰 2.40元 买贵了

头发 0.31元 买多了

壁炉架铁 0.14元

钉子 3.90元

铰链和螺丝钉 0.14元

门闩 0.10元

粉笔 0.01元

搬运费 1.40元

我自己背了许多

总计 28.115元

上述便是所有的修房材料，不过木料、石头和沙子不包括在内，因为这几样材料是我按照政府公地上定居者的权利弄到的。我还搭建了一个连墙的小木屋，主要是利用建筑房子剩下的材料搭成的。

我打算修建一座房子，在康科德的那条大街上数一数二，既壮丽又奢华，无与伦比，正如我所喜欢的那种程度，而且造价还不会超过我目前这所房子的成本。

这样一来，我发现大学生要是希望得到一个住处，他只需付出现在每年房租的费用，便可以获得一所他终生享用的房子。如果我的话像在夸大其词，不符合实情，那么我的理由是：我在为人类说大话，而非为自己，而且我的缺点和自相矛盾并不会影响我的结论的真实性。尽管许多话言不由衷，难免虚伪——我知道糠皮很难从我这粒麦子上分离下来，我如同其他任何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但是在这方面我出气痛快，说得理直气壮，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深感快慰；我决意在今后不低三下四地做魔鬼的代理人。我将千方百计为真理说尽好话。在剑桥学院，学生的房间仅比我自己那个木屋大一点点，可是租金每年高达三十块，但是那家建筑公司占得先机，修建了三十二间屋子，墙连着墙，只有一个屋顶，居住者多有不便，苦不堪言，邻里嘈杂，也许还得去住四层楼。我不禁想到，倘若我们在这方面具备更多的真正的智慧，不仅因为受教育的人已经受到了许多教育，因此不需要很多教育，而且受教育的开支也会大幅度消失。学生在剑桥或者别的学校出于要求而得到的种种方便，让学生或者学生的亲属牺牲了十倍生命，可是如果双方处理得当，便可以省下十倍生命啊。最费钱的东西从来就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比如，学费是一学期账目上的重要一项，可是与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来往，从而得到更加有价值的教育，则根本不需要学费。通常，建立一所学校的方式，是募捐到大钱和小钱，然后盲目地效仿分工的原则，走极端——一种要是不倍加小心便永远不可效仿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弄来一个把这种事情当作投机生意做的承包商，他于是雇用了一个爱尔兰人或者别的技工，让他们来打地基，而来校上学的学生据说要让自己适应这里的一切；为了这些不明智的东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得不掏钱受教育。我认为，为了学生，也为了那些渴望从教育中受益的人，他们自己动手打基础会更好一些。那种得到了他所觊觎的闲暇和休息的学生，有计划、有步骤地躲避对人类有益无害的劳动，贪图一种卑鄙而无益的空闲，自欺欺人，失去了唯一可以让闲暇时间富有成果的经历。“但是，”有人说，“你的意思不是说学生应该用双手干活儿，而不用脑子去学习吧？”我确实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学生可以多动动脑子；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应该游戏人生，或者仅仅研究生活，同时还要社团在这场昂贵的游戏中养活他们，他们自始至终应该认真地善待人生。青年人只有随时努力尝试生活，才能更好地学习生活，不是吗？我想，这样才能像学习数学那样锻炼他们的心智。比如说，倘若我希望一个男孩对艺术和科学有所了解，我是不会遵循常规的，因为这只会把他送到附近某个教授那里，在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学，就是不把生活艺术当回事儿——从望远镜和显微镜下观察世界，却从来不用他与生俱来的眼睛看世界；虽然学习化学，却弄不懂面包是如何烤制的，也不了解有什么工艺，更不去了解面包是如何挣来的。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多颗新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小尘屑，或者自己充当了什么漂泊不定的卫星；或者在一滴酸醋里观察各种怪物时，却被周围的怪物吞噬。一个男孩如果掘出铁矿石，开炉熔化，需要时就从书里寻找有关知识，终于做出了一把折刀，而另一个男孩在大学里听关于冶金讲座的同时收到了他父亲给他的一把罗杰斯牌折刀，一个月之后这两个男孩谁进步最快呢？哪个男孩最有可能把手指划破呢？……我感到吃惊的是，我即将离开大学时被告知我已经学习过航海了！——嗨，倘若我到海港去转一圈儿，我一下子就能学到更多关于航海的东西。即使可怜的大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并且只是被教授了政治经济，而与哲学是同义词的生活经济也很难说在我们学院认真地教授过。结果是，当他在学习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时，父亲却因此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债务之中。

如同我们的大专院校，进行了一百多项“现代化的改进措施”，由此它们便具有了一种幻象，实际并不总是有积极的进展。魔鬼继续索取他的利滚利，因为他很早就投了股，后来不断进行大额投资，盯着最后的利益。我们的多种发明惯常是一些漂亮的玩具，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忽视了许多正经的事情。它们只是一些改进的工具，为了一个没有改进的终极，一个已经达到而且容易达到的终极，恰如通向波士顿或者纽约的铁路。我们急不可待地建筑了一条磁力电报线路，从缅因州直达得克萨斯州，可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也许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这种情况好比一个男人，满腔热情地让人引荐给一个著名的聋贵妇，可是等他到了现场，贵妇的助听器一端放进了他的手里，他却无话可说。这种现象仿佛主要目标是赶快把话说出来，而不是有一说一地把事情说清楚。我们急于在大西洋底下打通隧道，让旧世界向新世界甲靠近几个星期，但是最先传入那只肥厚耷拉的美国耳朵的消息，却是阿黛莱德公主患了百日咳。不管怎么说，骑着马一分钟奔跑一英里的人，不会带来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骑马到处奔跑用不着吃蝗虫和野蜂蜜。飞童是不是会带着一粒谷子到磨坊去，我当然表示怀疑。

有人对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存下一些钱；你喜欢旅行，你可以坐上汽车今天就到菲奇伯格去，看一看这个国家。”可是我的想法比这种说法更明智。我已经了解到，最快的旅行者是依靠两只脚走路的人。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们不妨比一比，看看谁先到那里。这段距离是三十英里，车费是九毛钱。这几乎是一天的工资了。我记得，劳工们在这条路上修路是一天六毛钱。哦，我现在开始步行，天黑前就赶到那里了；我一个星期以来就是以这个速度旅行的。这个时候你是在挣你的车费，然后明天某个时间到达，或者今天晚上也可能到达，如果你运气上佳，及时找到工作的话。其实你并没有去菲奇伯格，而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干活儿。所以，即使这条铁路绕全世界一周，我想我应该保持在你的前面；至于看看这个国家，获得这种经历，那我与你的交往应该一刀两断算了。

这样的看法是普遍的法则，没有哪个人能比这想得更周到，而且说到铁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有多宽就有多长。要修建一条绕全世界一周的铁路，全人类都可以乘坐，那就要把这个星球表面全都铺遍。人们有一种模糊的观念，以为只要他们把木石和铲子交替使用，一直进行这种活动，天长日久，最后就可以乘车到达任何地方，几乎费不了多少时间，费不了多少钱；但是成群的人涌向火车站，乘务员高喊“统统上车”，这时火车的黑烟向后散去，喷出蒸汽一团团，人们才看清楚只有寥寥数人坐在火车上，其余的人被火车呼啸碾过——这将会被称为而且也确实是“一次郁闷的事故”。毫无疑问，谁挣得到自己的车费，谁才可以把火车坐到最后，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活得到大岁数的话，可是话说回来他们到时候也许早就没有了爽朗的心情和旅行的欲望。浪掷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挣钱去享受生命中最不宝贵的部分中那点有争议的自由，这种消耗让我想起一个英国人最先去印度发财，为的只是可以返回英国，过一种诗人的生活。写诗？他应该马上到阁楼去。“什么呀！”一百多万爱尔兰人从他们修建在地上的窝棚里惊呼道，“我们修建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种好东西吗？”是好东西，我回答说，相对而言是好东西，也就是说，你们可能干得更糟呢；不过，你们作为我的好兄弟，我希望你们能把时间更好地打发掉，别干这种挖脏土的活儿。

建成我的房子之前，我希望通过一种诚实、惬意的方式，挣到十至十二块钱，应付我的额外开支，于是我在房子附近种植了两英亩半沙质薄地，主要种蚕豆，也种了小片的土豆，还有玉米、豌豆和萝卜。我总共占用了十一英亩土地，大多数种植了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季一英亩卖出了八块零八分钱。一位农场主说，这地界“没有什么大用处，只能养几只唧唧叫唤的松鼠”。我们没有给这片土地施任何肥料，因为我不是主人，也不指望再耕种多少地，基本上没有全部锄过一遍。我在犁地时挖出了几堆树桩，供我燃火用了好长时间，于是留下了几圈松软肥沃的处女地，那里夏天长出的更为茂盛的蚕豆格外引人注目。我房子后面那些枯木和卖不掉的木头以及湖上漂来的木头，补足了我不够用的燃料。我不得已花钱租了一组马匹犁地，雇一个人帮忙，不过我自己亲自扶犁。在第一个季度，我的农场开支，比如农具、种子和用工等，是十四块七毛二分钱。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给我的。这项开支少而又少。不值一提，除非你用种子过多。我收获了十二蒲式耳蚕豆，十八蒲式耳土豆，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一无所获。农场的全部收入是：

23.44元

减去支出费用 14.72元

还剩 8.72元

除了消费掉的农产品，当时我手头的这份估算单价值四块五毛钱——手头的这笔钱用来购买我没有种植的龙须菜绰绰有余。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到，就是说，考虑人的灵魂和今天的重要性，尽管我的实验占用了很短的时间，不，正是因为时间短暂，我相信，比起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场主，当年这笔收入是强出许多的。

第二年，我做得更好，因为我把得到的所有土地全部翻了一遍，大约三分之一英亩。丝毫没有被许多关于耕作的著名书籍吓住，包括亚瑟·杨格的著作，我从两年的经验里认识到，倘若一个人简朴地生活，只吃他种植的粮食，而且吃多少种多少，不用粮食去交换没完没了的奢侈品和昂贵东西，那么他只需要耕种几十平方码的土地就足够了。这么点土地也用不着牛来犁地，用锨翻地更便宜，每次更换一块新的土地，省得给旧地施肥，所有必要的农活儿做起来易如反掌，在夏天偷空就把活儿干完了。这样一来，他也不会被一头公牛、一匹马、一头母牛或者一只猪拴住，像当今之日的农人那样。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讲话不带偏见，因为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我对目前经济和社会的各种措施不感兴趣。我比康科德的任何农人都更加独立，因为我没有固定在哪所房子里或者农场上，只是随着我的天分行事，而天分可是一会儿一个样子呢。我的日子已经比他们过得好许多，倘若我的房子着火了或者我的庄稼年景不好，我还可以像以前一样过得不错。

我惯常想，人是牛的守护者还是牛是人的守护者，还真说不清楚，不过农人享有更多自由。人与牛交换劳动。但是倘若我们只是考虑必不可少的活儿，牛看起来是很有优势的，它们占的农场要大得多。人做的部分交换活儿是在六个星期里打干草，这活儿可不是像孩子们玩耍那么简单。当然，没有哪个民族在各方面都生活得简单朴素，就是说，没有哪个哲学家组成的国家会犯如此大的错误，利用动物的劳动。确实，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马上出现一个由哲学家组成的国家，并且我可以肯定也不需要有这样一个国家。然而，我永远不会驯养出一匹马或者一头牛，让它拉套为我干任何它可以干的活儿，因为我担心我会成为一介马夫或者牧人；倘若社会这样做好像就成了受益者，那么一个人的所得不就成了另一个人的所失了吗？马夫能否与主子享有同等满意的理由呢？假定一些公共活儿没有牛马的援助便没法建设，并且让人与牛马一起分享这样的光荣，那么可以顺理成章地说他在这种情况下把活儿干完，还能更好地体现他自身的价值吗？有了牛马的援助，人们开始干活儿，不仅毫无必要或者毫无艺术感，而且又奢侈又悠闲，少数人与牛马交换活儿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或者换句话说，少数人便成了最强者的奴隶了。这样一来，人不仅给他内心的畜生干活，而且为了一种象征，还给他身外的畜生干活儿。尽管我们拥有了许多砖砌石垒的房子，但是农人的兴旺发达仍然是看牲口圈有多大，比他住的房子多出多少。据说这个镇为耕牛、奶牛和马匹准备的房最大，比起镇上的各栋公共建筑毫不逊色。但是，这个县里却根本没有供自由礼拜和自由讲话的大堂。为什么国家不应该想方设法利用建筑物为自己树碑立传？为什么不用抽象思维的力量树碑立传？东方的全部遗址也没有《对话录》更令人动心啊！城楼和庙宇是帝王的奢华。一个单纯的独立的心胸不会屈从任何帝王的圣旨去做苦工。天才不会成为任何皇帝的侍从，也不会变出多少物质如金子、银子或者大理石，除非只有微小的程度。请问，打造这么多的石头到底为了什么？我在阿卡利亚的时候，没有看见过谁打造石头。各民族都热衷于利令智昏的雄心，一心想通过留下大量打造的石头让自己万世流芳。倘若付出同样的劳作来打磨他们的行为举止，那会是什么情景？一种良好的理智要比一座与月亮试比高低的丰碑更令人难忘。我宁愿石头在什么地方就待在什么地方。底比斯的宏伟是一种庸俗的宏伟。一道拦起诚实之人的田地的石头墙显然明智得多，那是一座百道城门的底比斯城无法比拟的，因为后者远离了人生的真正终极。那种野蛮的异教徒的宗教和文明修建了许多壮丽的寺庙；而你所谓的基督教却没有修建什么。一个民族锤凿下来的石头，大多数都用在了坟墓上。它活埋了它自己。至于金字塔，它们本身算不上什么奇迹，奇迹在于成千上万的人竟然可以如此忍辱负重，虚掷他们的生命，为某个狂妄自大的笨蛋建造坟墓，可这种笨蛋还不如淹死在尼罗河里，随后把他的尸首喂狗，倒显得更为理智、更有几分人样。我可以为他们和他发明某种借口，可是我没有这闲工夫。至于那些建筑者的宗教和对艺术的热爱，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不管建筑物是埃及庙宇还是美国银行。建筑物的费用远远大于它的用途。原动力就是虚荣，对大蒜、面包和黄油的热爱则推波助澜。巴尔科姆先生，一位前程看好的年轻建筑师，在维特鲁威身后亦步亦趋，用硬铅笔和尺子设计图样，这项工程就交给石匠起家的道森父子公司去做了。三十个世纪开始俯视它时，人类才开始仰视它。说到你们那些高高的城楼和碑石，这个镇上曾有一个神经兮兮的家伙，挖掘一条通往中国的隧道，一如他说过的，挖了很远很远，他都听见了中国锅和壶哗晔的开水声了；可是我认为，我不会违反我的方式去赞赏他挖的那个窟窿。许多人都对东方和西方的历史遗迹念念不忘——一心要弄清楚是谁建造它们的。而在我这厢，却一心想知道那时候有谁没有建造它们——有谁对这些区区琐碎不屑一顾。不过，还是回头说说我的各项统计吧。

当时，我在村里进行测量，做木工活儿，以及各种各样别的杂活儿，我能干的行业可用我的手指数量来计算，挣到了十三元三毛四分钱。八个月的伙食费用，即从七月四日到来年三月一日，这些估算就是根据这八个月的时间进行的，尽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不算土豆，不算为数很少的绿玉米和豌豆——这些是我种植的，也没有考虑最后这天留在手上的存货的价值，具体账目是：

大米 1.735元

糖蜜 1.73元 最便宜的糖质

黑麦粉 1.0475元

印第安粗米粉 0.99元 比黑麦便宜

猪肉 0.22元

面粉 0.88元 比印第安粗面粉贵，也费事

糖 0.80元

猪油 0.65元

苹果 0.25元

苹果干 0.22元 所有试验均告失败

红薯 0.10元

一个南瓜 0.06元

一个西瓜 0.02元

盐 0.03元

是的，我真的一共吃了八元七毛四分钱的东西。不过，我不应该这样厚着脸皮公布我的罪过，倘若我不知道我的多数读者与我自己一样有罪，他们的行为写出来比我的好不到哪里去。第二年，我有时捕鱼代餐，有一次我还狠心杀了一只糟蹋我的蚕豆地的土拨鼠呢——试一试它的转世效果，如同鞑靼人说的——我吞噬了它，部分纯粹是出于试验；不过尽管它让我得到了瞬间的享受，另有一番麝香味道，但是我看出来没完没了地吃这种东西是不可取的，哪怕你请来村里的屠宰手把你的土拨鼠开膛破肚也要不得。

在同一时期，穿衣和其他用度，尽管没有多少样数，花钱却有：

8.4075元

油和一些家庭用具 2.00元

这是所有的金钱方面的支出，不包括洗衣和缝补，多数活儿都是在外面请人代做的，他们的账单还没有送回来——而且这些费用都是这样花掉的，即使有出入也大不到哪里，世界上这方面必须花去的钱就得这样花——分别是：

房子 28.115元

农场一年的费用 14.72元

八个月的食物 8.7325元

穿衣及其他，八个月 8.4075元

油及其他，八个月 2.00元

———

总共 61.9975元

现在我对那些不得不谋生的读者说几句话，为了支付这笔费用，我卖掉了农产品，收入是：

23.44元

打散工挣得 13.34元

———

共计 36.78元

从支出的钱数里减去上面这笔钱，剩下二十五元两毛一又四分之三分——这与我开始启用的资金相差无几，是准备花掉的启动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除了这样得到的闲暇、独立和健康，还得到了一座舒服的房子，只要我愿意住，尽管住下去。

这些统计资料不管看上去多么具有偶然性，从而多么没有教育意义，但是由于它们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也就有了一定的价值。凡是我得到的东西，都归纳到账上了。从上面估计的情况看，仅食物一项，一星期就花掉我两毛七分钱。此后近两年里，食物就是黑麦和没有发酵的印第安粗米粉、土豆、大米、非常少的咸肉、糖蜜和盐，我的饮料是水。我靠吃大米活着是合适的，主要靠大米，因为我对印度哲学钟爱有加。为了应付一些专爱吹毛求疵的人的各种反对，我还要同时声明，倘若我偶尔在外面用餐，一如我过去总在外面用餐那样，我相信我以后还有许多机会出去吃饭，但结果往往对我的家庭安排有害无益。不过如我说过的，在外面用餐是一种常有的事，对于像这样的比较性陈述，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从两年的经历中领会到，即使在这个纬度上，获得一个人必需的食物也不费什么麻烦，方便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可以像动物一样饮食简单，却保持健康和力量。我做出过一顿各方面都令人满意的正餐，用料却只是一盘马齿苋（拉丁文为Portulaca oleracea），是我在我的玉米地里采集的，开水煮过后，放盐。我把它的拉丁文名字写在括号里，是因为这个俗名就有味道。请问，在和平时期，在平常的中午时分，煮上足够数量的甜嫩玉米，加上盐，一个有理智的人得到这样的鲜餐，还要求什么呢？即便我多少变出些花样，那也只是屈从于胃口的要求，并非为了健康。但是，人们免不了面临这样一种境遇，那便是经常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没有奢侈品；我认识一个好女人，她认为儿子失去生命是因为他只喝清水的缘故。

读者会看出来，我对待这个问题出于经济的观点，而非美食的观点。读者不会冒险拿我的节食法做实验，除非他是一个一身赘肉的主儿。

一开始，我用纯印第安粗米粉做面包，真正的锄头玉米饼，我在室外的火边把它们放在一片木瓦上或者一根修建我的房子时锯下来的木棍上进行烘烤；但是十之八九会把它们烤得黑乎乎的，而且还有一股松树味儿。我也试过面粉，不过我最后发现黑麦和印第安粗米粉掺和在一起烘烤最方便、最可口。天冷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烘烤几个这种小面包别有一番情趣，用心用意地把它们翻来翻去，像埃及人孵化小鸡一样。它们是我收获的真正谷物果实，让我各种感官都享受到了一种芳香，如同别的高贵的果实一样，我用布把它们包裹起来，尽量保存得长久一些。我下了一番功夫，琢磨古人必不可少的烘烤面包的艺术，向打听得到的权威人士讨教，一直探究到原始时期第一个不发酵的面包的发明，那时从野果和野生肉，人们首先达到了面包这种食物的温和和文雅水准，随后我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往下研究，找到了那个偶然间发酵的面团，据说就是那团发面教会了人们发酵的过程，并且此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发酵效果，我终于看到了“优良、甘甜和有益健康的面包”，这生命的养料。酵母，有人把它尊为面包的灵魂，填充细胞组织的精神，像女灶神维斯太的火一样被虔诚地保存下来——我猜测一些装满酵母的珍贵瓶子是“五月花”号首先带来的，为美国做了这件大事，其影响仍然在上升、膨胀、传播，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粮食的滚滚波涛——这酵母种子我从村中正式而忠诚地弄到手，直到后来一天早晨我忘记了规矩，用开水烫死了我的酵母；出了这个事故，我倒发现连酵母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我的发现不是笼统的过程，而是分析的过程——我此后愉快地取消了它，不过大多数主妇诚心诚意地告诉我，没有酵母便不会做出安全而有益健康的面包；上年纪的人则说我的体力会很快丧失的。可是，我发现酵母不是一种基本的成分，没有酵母我过了一年，仍然待在这块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我很高兴摆脱了琐碎小事，不必把瓶子装在口袋里，一不小心打碎瓶子，撒掉瓶子里的东西，让人感到十分扫兴。省掉了酵母更省心，更潇洒。人也是动物，比起别的动物，更能适应所有的气候和环境。我也没有往面包里放盐、苏打，或者其他酸性的和碱性的东西。我做面包好像是根据马库斯·波休斯·加图在大约两个世纪之前基督没有出生时使用的配方。“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nque bene lavato.Fari H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etoque pulchre.Ubibene suber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我理解这段拉丁文的意思是：“制作揉搓的面包是这样的。洗净你的手和木盆。把粗面粉放进木盆，一点一点加水，揉搓匀了，团成形状，在盖子下烘烤。”也就是在小烤锅里烘烤。全段话没有一个词是说酵母的。不过，我也不总是吃这种生命的养料。曾有一段时间，由于囊中羞涩，我足足一个月里没有吃上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