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公报》

我和《大公报》真可以算得上老朋友了。将近七十年前，我以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在清华大学念书。我的老师吴雨僧（宓）先生正为天津《大公报》编一个“文学副刊”，我经常在上面写点文章，以书评为多。因此，我不但是《大公报》的读者，也还是它的作者。现在跟《大公报》套点近乎，不能说是毫无根据吧。

但是，时移世迁，沧海桑田，在过去六七十年中，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自己也经历了云谲波诡的变化。《大公报》的情况不甚了了，恐怕也差不多。我是泥菩萨过江，自顾不暇。说句老实话，老朋友《大公报》早已被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王芸生、张季鸾等先生的名字，我却决不会忘记，他们对中国新闻界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我没有研究过中国报业史，我不清楚《大公报》的前因后果，兼又在二战期间去国多年，重庆、昆明等大城市在日军侵华时期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大公报》在这期间活动的情况，他们的指导方针，我也完全不清楚。在那时的欧洲是读不到《大公报》的。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在解放后某一次或某几次批判中，却涉及了《大公报》。当时是年年批，月月批，天天批，批判多如牛毛，多得已经超过了我脑海的容量，实在记不清是哪一次了。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批判家们说，《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可恶之至云云。我的政治觉悟既低且迟。我认为，对国民党敢于“小骂”，已极不易。《大公报》虽不是像《新华日报》那样的党报，能做到这一步，就表明它倾向进步。吹毛求疵，苛求于人，是当时“左爷”的通病。他们敢于说出清官不如赃官这样的谬论，还有什么话不敢说呢？

我是怎样和这位老朋友重逢的，现在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香港大公报社又向我赠阅《大公报》，每天厚厚的一大摞，同当年的天津《大公报》简直是判若两报。不但印刷精美，而且内容丰富。我最喜欢读的是“大公园”和“小公园”。“大公园”中颇多名人的作品，比如萧乾，我就常在“大公园”中读到他的作品。有的文章，虽然出于一些比较陌生的作家之手，可是内容充实，文采斐然，读了受益良多。“小公园”中，除了一些短小的文章以外，我最喜爱的是那每天的“一文一画”，意境生动，逸趣横生，看了以后，得到了极大的美感享受。有时候，我竟像小孩那样对自己提出了极为幼稚可笑的问题，蕞尔香港，哪里会有那么多东西可画呢？然而，事实上却是每天一幅，毫不重复，令我惊叹不已。

除了两个“公园”以外，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文学副刊”。我每期必仔细阅读，大陆名家的文章颇多。马文通先生做主编时，我曾在上面发表过几篇散文。最近一两年，我没有再写稿。主要原因是，对我来说，写散文并不轻松。我对散文有个人的看法。我虽然常讲，我的散文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流嘛，听起来非常轻松自在。然而，没有震撼我的灵魂的真实的感情，我决不会流出什么东西来的，而这种感情如今却越来越少了。从宇宙大事，世界大事，国家大事，一直到身边琐事，我总是感慨多于真情，衰年老朽，已经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地步了。因而很难再流得出什么散文来，同《大公报》“文学副刊”也就久违久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