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心自向阳的女子

李筱懿

在灿若星辰的民国女性中，恐怕她是被误读最多的女子。

女人们对她总是两边倒的态度，欣赏的奉为指路明灯，恨不能按模子复刻一份爱情事业双丰收的灿烂；不入眼的鄙夷她虚伪作秀，花蝴蝶一般穿梭在男人堆里，靠绯闻、花边和半吊子的才情博得美女兼才女的虚名。

而男人们，却把她当做解语花，争先恐后挤进她的“太太客厅”，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最出色的男子，胡适、徐志摩、沈从文、萧乾、金岳霖、李健吾、朱光潜等。

的确，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嫁得好、爱得好的“五好女性”林徽因完美得像一尊偶像，把其他同性映衬得平淡而局促。

只是，抛开那些夸张的吹捧、泛滥的溢美和捕风捉影的八卦，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

1904年6月10日，她出生在浙江杭州，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与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友；堂叔林觉民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与妻书》的作者。

或许上苍为了平衡，给了她如此优秀的父亲便为她安排了极其平凡的母亲，她的生母何雪媛是父亲的侧室，思维就像自己的小脚，守旧还有点畸形，家里开小作坊，目不识丁不说，还急躁任性，与自己工书法、善女红的大家闺秀婆婆游氏素来不和。何雪媛为丈夫生下了最得宠的长女林徽因，之后，还生过一男一女，却接连夭折。于是，林长民续娶了上海女子程桂林，林徽因便叫她二娘，二娘虽然没有文化却性情乖巧，一连生了几个儿子，得到了丈夫全部的宠爱，何雪媛被长期遗忘在冷僻的后院。

童年，她陪母亲住在后院，前屋常常传来父慈子孝夫敬妻贤的笑声，母亲的院落却死一般的寂静。这个敏感的女儿，夹在爱她的父亲，与不被父亲爱的母亲之间进退两难，母亲常年被冷落的怅恼积攒成了无孔不入的怨怼，脾气越来越坏，性格也愈加偏执，她珍惜父亲的爱，却逃不开母亲的仇恨。

中国传统多妻家庭孩子的委屈、痛楚，使她异常自尊、早熟和焦虑，甚至，庶出的身份成为她心底的痛。不幸福的家庭生活让她在面对自己的婚姻时异常慎重——徐志摩以为离婚后就能和她在一起，多少有点儿诗人式的一厢情愿。

少女时代，她陪同父亲出游欧洲，骄傲而开明的父亲慈爱地望着她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父亲，是生命中第一个欣赏并且滋养她的男性长辈。

而梁启超，可能是第二个。

这么一位真性情的政治文化泰斗对她如同慈父。

当年，她在异国痛失父亲，也断了继续求学的经济来源，她想回国谋生，又考虑在美国打工自己挣学费，梁启超得知后不同意，在给梁思成的家书中说：“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为了兑现承诺，梁启超动用了股票利息，并直接给她写信：“度过苦境，鼓起勇气，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

梁任公喜欢的女孩子既灵秀，又有事业追求和社会责任感，还要遵循礼法，他的女儿个个如此，他选择儿媳妇也是同样的标准。

所以，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成为梁启超的儿媳妇、梁思成的妻子。

抛却完美女人的光环，她其实是个脾气暴躁的女子，体弱多病，极度自恋，姑嫂龃龉，婆媳寡淡，说起话来不留余地毋庸置喙，是个有文化的话唠。

所有这些，梁思成如同欣赏她的优点一般，都接受了。

可是，绝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付出的一切，对他的辛劳，她同样投之木桃，报以琼瑶。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家准备南渡逃亡，那正是她最需要治疗的时候。临走前几天，她去医院检查，却被医生严重警告。可是，逃亡却关系着全家人的安危，她便说：“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走的那天，她是病着的，但她没有说，硬撑着开始流亡。

在昆明，她发烧至四十度，昏倒在大街上；从昆明到李庄，他没有随行，她一路操着更多的心，在破卡车上颠簸了三个星期，她彻底病倒，卧床六年。

抗战胜利后，美国著名胸外科医生里奥·埃娄塞尔博士给她作了病理检查，结论是两肺和一个肾感染，存活期约为五年。

这也算得另一种支持吧？

北平沦陷全家逃往昆明，通货膨胀早已让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变成了贫贱夫妻，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她不得不外出教书维持生计。

她一个星期来往四次走将近10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六点钟的补习英文，一个月所得不过40元法币的报酬。

颠沛中他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不知所踪，皮尺是测量时的必需品，他愁眉不展沉默不语，她便瞒着他，毫不犹豫地在黑市花23元的高价另买了一条送他。

这怎么不是爱呢？

她去世后，清华的许多老朋友，比如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钱端升、沈从文等等，纷纷责怪他，说是他的选择造成了她的早逝。

他们怪他，在没有能力保持她健康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事业，让她失去诊疗和休养的机会。

他们还怪他，家事生活都没有处理好，爱国心和事业心却那么强，又死板有余变通不足，这个“舍生取义”的书呆子，“义”没取到，她的“生”却被舍弃了。

而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他。

所以，他才会坦然地说：“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

她何尝不懂他？

从1930年到1945年，她和他共同走了中国15个省，两百多个县，考察测绘了两百多处古建筑物，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通过他们得到了世界的认识从此被保护。

那时的考察绝不像现在的自驾游，艰难而辛苦，两人的朋友回忆：

“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这种勇敢精神已经感人至深，更可贵的是林先生，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在人生的经营中，她付出了远超寻常女子的努力与勤奋，这也是她与很多民国名媛之间最大的不同，她们始终是朵仰仗他人的菟丝花，抵不住货真价实的辛苦，离不开喧嚣的社交场和男人的爱情。

而她，享得福也受得苦。

她是个幸运的女子，没有错过生命中任何季节，甚至，每个季节都活得繁茂而绚丽。少女时，跟随父亲游历欧洲，博闻强识，陶冶心胸；少妇时，与年貌相当的丈夫携手游学，开启中国女子研习建筑的风气之先；中年时，学贯中西，成为清华的国宝级教授，中国建筑学的先驱。

她还是个充满了“文艺复兴色彩”的女子，文艺的、科学的、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人文历史、工程技术，汇集一身，甚至在很多不相干的领域也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她写诗，三言两语便清丽脱俗；她作文，排篇布局自有周章；她治学，既是思想先行也是理论奠基；就连谈恋爱，也牵动着那个年代不同领域最声名卓著的男子。的确，她的经历太丰富，人生素材太充沛，以至于想把她描绘成游戏人间的交际花，她便奉上绯闻与传说；想把她塑造成旷古难寻的才女佳人，她便奉上家世与诗歌；想把她打造成孤傲清冽的知识分子，她便有等身的著作和名言。

只是，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们关注她的情事多过她本身，她被传奇成了一个粉红色的明星。

她的女儿梁再冰说：“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

或许，这更接近真实的她，而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不过是想象中的她。

今天，请打开这本书，她亲笔写下的字里行间，或许能够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