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靡不有初

（一）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罗烽创作经历

罗烽，原名傅乃琦，1909年12月13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郊区苏家屯。家中的生计最初是靠他的父母替人糊裱布钱包、洋火盒，给裁缝店缝皮子、锁扣眼……勉强维持。罗烽作为家中独子，很自然地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家务，他自己也曾说“小孩子的天职就是玩耍，但母亲绝对禁止我和街坊的孩子们胡闹，母亲训练我充当家庭的小勤务、打扫卫生、跑街，除了不挑水，什么活都帮母亲做”^[1]。从小生活的环境使得罗烽对生存的苦难有了直观的认识，而家庭的束缚同时也催发出他内心隐藏着的反叛与浪漫的英雄情结。他有时会违背母亲的要求，去寻找一点小孩子的快乐。但是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厉的惩罚。

“碰上六姨在，不但不拉着，还会帮助母亲一起打。母亲是恨铁不成钢啊！”^[2]尽管后来的罗烽能够明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但这给当时的他无疑更增添了想要摆脱束缚与压抑的渴望。这种感觉在罗烽六七岁进入私塾以后更加强烈。他不愿整天和一个糟老头读着老旧的四书五经，又不愿逃学，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囚禁绑缚。而此时的他所能想出的最好的宣泄方式莫过于参加征服“敌人”的“军队”。罗烽在孩子们的战争游戏中的表现极为英勇无畏，“他们的战场是在大西关和小南关交界处的风雨台。他们使用的武器是弹弓、袖箭、石块和棍棒等。在数次的鏖战中表现了他的勇敢善战，负伤流血在所不顾”^[3]。在这种游戏里罗烽的叛逆得到了宣泄，同时又收获了玩伴的敬佩，但这是大人们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而罗烽本人在家庭环境改善，步入小学后也变得斯文而腼腆。

这一阶段的情感在罗烽1936年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次试验》中得到了反映。这篇作品讲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拾荒孩子阿龙在生活面前不断探寻出路的故事。他的脑袋里是“一座都市的仓库”，里面储藏着他美好的幻想。他与周围的同龄人始终格格不入，他想的是如何学好，有出息。虽然阿龙的尝试屡屡碰壁并最终转向认为钱才是真正重要的，且为此失去了性命，但罗烽依旧在小说中这样评价他：“这孩子是一个伤感家，他有热情。”^[4]“他那个进取的精神，并不因屡次失败而至于心灰意馁。这孩子可以说是知情达理的创业家，不，冒险家，他不怎样怕失败，他怕的却是失败以后想不出新的计划。”^[5]除却反映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外，在对主人公的描写中，罗烽可以说是倾注了年少时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对某种性格品质的不懈追求，即浪漫的英雄主义，对改变现状的渴望以及不怕失败、勇于探索的精神。

1926年罗烽初中毕业，在初中的所见所闻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军阀的残暴不仁与官僚的腐败无为。由于家庭再次败落，无力支持其深造，罗烽不得不寻找谋生的道路。他本人十分抗拒担任讷河县县长幕僚的生活，于1928年年初只身前往哈尔滨。在呼海铁路传习所的学习中，罗烽结识了三位重要的朋友。其中中共地下党员胡起吸收他加入读书会，介绍他阅读《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苦闷的象征》，后又介绍他读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纪念碑》，鲁迅的杂文和柔石的《二月》等，影响了罗烽今后文学创作的方向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兼备的艺术风格的形成。

1929年是罗烽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年，他于2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他结束传习所的学习进入实习阶段，在实习过程中同劳动者相处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他开始利用诗的形式诅咒黑暗、赞美光明，并用象征的表现方法预见未来大同世界的喜悦。这些诗以“洛虹”为笔名发表在哈尔滨《晨光报》副刊《江边》上，“洛虹”的寓意有“乐红”之意，罗烽的精神信仰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指引与土壤，他的情感与理想也有了具体的归宿。入党后，罗烽担任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在哈尔滨沦陷前后，他一边掩护党的力量，帮助党团结进步力量，一边帮助爱国将领打击日本侵略者，发动文艺运动对抗南满汉奸文艺。他与妻子白朗，以及萧红、萧军、舒群和金剑啸等人一起开辟了《夜哨》《文艺》以及“星星剧团”等文艺阵地。在《夜哨》的创刊号上，罗烽以笔名“洛虹”发表讽刺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峙》，文中借铁路工人之口愤怒地喊出：“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罗烽还发表了小说和诗歌等。短篇小说《口供》，以沦陷后的哈尔滨为背景，在短短三千字中，揭露了日伪警察局局长以抓捕嫌疑犯为名，夜闯民宅，强行带走民女，深夜轮奸少妇的荒淫暴行。诗歌《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和《说什么胜似天堂》揭露了罪恶统治的本质，唤醒人民的斗争意识。“凭自己的力量，凭大家的力量，一定能把地狱变成天堂！”然而就在罗烽的反满抗日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日伪白色恐怖加剧的1934年6月，罗烽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酷刑遗留下来的身心创伤几乎伴随其一生。但令他无憾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清白并未因此受到损伤。

（二）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白朗的创作经历

白朗，原名刘东兰，1912年8月2日出生于沈阳。她与罗烽是姨表兄妹，他们的母亲是姐妹，白朗的母亲排行老三，罗烽的母亲排行老四。白朗的童年颇为不幸，父亲因病离世，母亲受不住打击而精神失常。生活的黑暗与扭曲以最触手可及的方式在年幼的白朗心中留下印痕，但也铸就了她坚韧不屈的性格。然而白朗同罗烽之间青梅竹马的童年时光构成了白朗许多天真欢乐的回忆。那时白朗像假小子，但颇为崇拜表哥，佩服表哥点子多，又精通一切玩技。只要表哥来，她便前后院子跟着。童年时的玩闹拌嘴成为二人甜蜜的回忆。后来白朗就读于黑龙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被自己的母亲许给了表哥罗烽。这时白朗已经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个性，爽朗、外向、品学兼优，在数学方面尤为突出，常是班级考试中的第一名。缜密的逻辑思维使后来白朗报告文学与战地文学的创作拥有了不同于一般女性作家的大局观和条理性。

白朗于1929年秋与表哥罗烽结为伉俪。然而新婚的甜蜜尚未退去，白朗便发现自己丈夫的异样，在她的日记体报告文学《狱外集》中是这样描述的：“……最使我莫解的却是他那近乎古怪服装的更换。勃一向是不修边幅的，他经常递换穿着那两套不花钱的哔叽制服，即使参加什么宴会，他也不肯穿一件稍微讲究点的衣服，朋友们奚落他，他自己也不觉得寒酸……可是他却变了，每当晚间走出去的时候，总要换上一件衣服。制服、西装、便衣，轮流在身上穿上脱下。”^[6]女性的自尊、女人的嫉妒都让白朗忍无可忍，她闹腾着要自立谋事，甚至要效仿娜拉一样出走。可是当她将丈夫偷偷藏起的“情书”抢过阅读时，“我兴奋，兴奋得完全像一个拾得珍宝的孩子，我用责备的口气问勃：‘这样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早给我看？’”^[7]罗烽成为白朗思想蝶变的引路人。1931年“九一八”之后，经他介绍，白朗加入了“反日同盟会”，她如同凤凰涅槃一样获得了新生。

哈尔滨沦陷后，为了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杨靖宇指令罗烽出版“反日总会”会报《民众报》。已参加反日同盟会的白朗成为丈夫的得力帮手，她用娟秀工整的蝇头小楷刻蜡版。夫妻二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兴奋而紧张地翻印党内文件、传单和《民众报》。遇到经费接济不上的情况，夫妻二人会自己垫付。1933年《夜哨》创刊后，白朗开始正式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短篇小说《只是一条路》写一个未满十四岁的孩子王家栋为生活所迫给人当听差，在社会上受尽欺辱的故事。白朗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并随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增添丰富主题的内涵。这一时期通过描写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沦陷时期社会的黑暗，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紧随其后的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讲述了一个同情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愤而反抗自己封建腐朽家庭的男青年的故事。这也是白朗思想情感的生动反映，她接受了新的进步思想，致力于与一切封建的剥削的压迫的事物进行决裂、反抗，颇有五四精神的韵味，但同样未能给“娜拉出走之后应该如何”这一关键问题以回答。

为另外开辟宣传阵地，白朗在《国际协报》担任编辑时，将《家庭》和《妇女》两个周刊合并，创刊《文艺》，撰稿人几乎是《夜哨》的原班人马。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经常改换笔名。白朗的笔名有刘莉、弋白、莉、杜微等，罗烽的笔名有洛虹、彭勃、罗迅、克宁、kn等。她在《文艺》上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作品。其中短篇小说《惊悚的光圈》，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十年来的小说界——满洲新文学大系小说上卷导言》收获评价：“写作最勤快的是弋白，她的《惊悚的光圈》较比《夜哨》上的《叛逆的儿子》，无论在结构与技巧上都有相当的进步。”正当白朗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时，生活再次挑战白朗的意志。罗烽因叛徒告密被捕，白朗除却要以金钱活动运作，承受报社同事一些不怀好意的言论，还要时刻担心罗烽的安危。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白朗依旧坚持出刊《文艺》到年底。这些足以证明白朗已经从一个天真的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革命战士。

[1] 金玉良。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19。

[2] 金玉良。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19。

[3] 金玉良。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19。

[4] 罗烽。罗烽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5] 罗烽。罗烽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6] 白朗。白朗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7] 白朗。白朗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