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雨雪其雱

（一）20世纪40年代初期到80年代罗烽的经历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罗烽、白朗相继迁至延安。在重庆期间罗烽除小说、戏剧、长短诗外还发表了五十多篇针砭时弊的杂文，如《便衣汉奸》《论客之类》《盛意可感》。这些杂文不仅批判国民党的动摇性和失败情绪，还暴露了国民党政治态度的逆转。可以说罗烽无论身在何处，他的作品都是为革命战争而服务的，每一天都未曾忘记自己的革命职责，时时注意维护自身的政治纯洁性。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虔诚的革命战士却遭受了他最不应承受的折辱。

在1958年关于“右派分子”罗烽的政治结论中，所谓的反党罪行无外乎是：反右以后积极向丁玲献策，提示丁玲在发言时注意策略，并劝丁玲赶写反右派的文章；反对刘芝明，反对周扬，反领导即为反党；撰写文章诽谤党和革命。事实上这些罪状皆属于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的产物。

关于丁玲一事，丁玲申诉自己对1955年处理的意见，而罗烽作为作家支部书记出于组织角度和丁玲谈了几次话。在1957年第一次党组扩大会召开前，罗烽曾对丁玲做思想工作，劝告她在会上冷静地听取大家的批评，不要有情绪，不要给别人戴帽子。接着开展反右派斗争，罗烽再次劝告丁玲，抛开个人恩怨，站在党的立场维护党的利益，积极写文章投入反右派斗争。这便是第一条罪行的由来。

关于刘芝明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刘芝明的领导作风及其落实毛主席文艺方针提出的意见。1953年3月初，按照东北局宣传部的“认真总结东北三年来的文学工作的指示，东北文学工作者协会的全体同志即着手讨论”^[1]。作协全体分工进行《三年来东北文学创作工作总结》报告的撰写，在讨论的过程中关于刘芝明的作风、干部使用问题，作协全体又整理出了一份附件，供东宣部和刘芝明参考。所有的材料都是民主讨论、共同定稿、公开上报，并且工作总结中关于刘芝明领导东北文艺工作犯有政策性错误的意见来自蔡天心而非罗烽、白朗、舒群，但后来却被作为罪证强加于三人。1949年罗烽为了弥补刘芝明“总报告”初稿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强调不够的情况，在东北文代会上的开幕词中着重强调了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针。但东北作协执行主席草明在宣读时随意发表了极为不负责任的言论，当晚文协同志对其进行指责，却被演绎为舒、罗、白的秘密反党会议。

关于周扬的问题在于，罗、舒、白等五人署名写文章反对周扬。1941年7月17、18、19日三天，延安《解放日报》副刊连载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文章，萧军认为此文章是针对党外作家的，罗烽、艾青、白朗则是对周扬文章中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影射攻讦的语调有不同意见。8月1日，白朗、舒群、艾青、罗烽、萧军五人署名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在《文艺月报》上连载。发表后周扬本人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人说这是反对周扬、反对党。周扬的文章不过是“漫谈”而已，并非党中央红头文件，五人所做的也不过是以漫谈的形式对其漫谈进行补充，后来却被认为是反党、反周扬。

至于撰写反动文章，所谓的反党文章《太阳的黑点》是从五人署名的文章中的第三个小标题中杜撰而来。由于篇幅所限不将有关部分原文进行展示，而在这一部分中主要论述的却是如何对“黑点”进行有效的处置，同时表示“黑点”不会影响人们对光明的信仰，光明也将更为纯粹。罗烽的另一“反党”文章《还是杂文的时代》，是罗烽1942年针对延安某些人私下鼓吹的鲁迅杂文的文体形式可以在延安废除了的论调撰写的。是从文体之用的角度出发的，认为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将长期存在，“经年阴湿的角落还是会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

因为这些所谓的罪证，罗烽与白朗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不公对待。然而晚年的罗烽虽身心已饱受摧折，但仍记挂着当年同自己一道被捕入狱的同志是否洗清冤屈。罗烽一生的追求在于真理，在于无愧于心。这也是支撑其创作的风骨。

（二）20世纪40年代初期到80年代白朗的创作经历

抵达延安后，白朗先后于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编辑，1945年在中央党校入党，1946年任党报《东北日报》副刊部部长、东北文艺协会出版部副部长和《东北文艺》副主编。此时期，白朗小说作品取材于土改斗争和人民军队的战地生活，描绘革命斗争的历史场景，歌颂战斗英雄与农民翻身运动。风格明快、平易。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牛四的故事》、短篇小说《不朽的英雄》《死角》等。

1949年后白朗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她以工厂和战争生活为题材，满腔热情地赞颂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涌现的英雄人物和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礼赞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同时塑造了成长型女主人公邵玉梅的形象，她由受尽封建思想压迫和日本侵略者欺凌的无助者慢慢转变为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富有觉悟的女性形象（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还有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白朗的创作风格逐渐趋于热烈、洒脱。

同时期白朗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她代表蔡畅、邓颖超赴索非亚参加国际妇联执委会工作。1951年参加国际妇联组织的“对美李匪军在朝鲜的罪行调查团”，目睹骇人听闻的“美李”暴行，并执笔起草《告全世界人民书》散发世界各地。1952年2月她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战地访问，归国不久又随“赴朝慰问团”去朝鲜。9月，奉周总理之命陪英国工党议员费尔顿夫人再赴朝鲜。1952年冬，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6月，去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妇女大会，会后应芬兰邀请到赫尔辛基参加芬兰妇女文化日。7月参加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仪式。1956年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亚非作家代表大会。

然而正当白朗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时候，从天而降的污水让今后的愿景统统化为泡影。1958年，白朗的“反党罪状”中，在与丁玲的关系上，认为白朗在邓颖超同志面前做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申诉，为丁玲的“反党罪行”辩护。事实上，8月白朗应全国妇联建议在北戴河写《何香凝传》。由于听不懂广东话，恰逢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也在此地，白朗便前去拜访了解有关何先生的情况。谈话间，邓颖超主动问起关于丁玲的情况，白朗表示丁玲反党的可能性并不大，同时不同意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就是反党。

在反对刘芝明反周扬即反党的问题上，据当年参加撰写总结报告的人说：“当时东北作协的整个气氛——对刘芝明的文艺思想和领导作风的不满是一致的。”^[2]白朗自己也说：“会议结束以后，不但没人指出我有反党错误和小圈子情绪，作协党内反而根据东宣部的意见把我选为副支书。当我调离东北时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鉴定。”^[3]关于周扬的情况在介绍罗烽时已经讲过，此处不再赘述。

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罗烽与白朗被清除出党，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荣誉与职务，下放到阜新矿区劳动改造。对于党的最高处分，夫妻二人在思想上是难以接受的，而矿区的劳作也极大地摧残了两个人的身体。1959年7月、1960年3月中旬、1961年7月的汇报中白朗敞开心扉，请求组织的指导与监督，争取尽快回到党的怀抱。1961年初冬二人摘去了右派帽子。为了弥补失掉的时间，他们在短时间内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白朗创作了短篇小说《少织了一朵大红花》《温泉》《警钟》等，罗烽与青年学者杨烜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列车在前进》，还写了短篇小说《雪天》《第九盏红灯》以及四幕话剧《春风得意》等等。

随后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文革”再度使二人陷入雪上加霜的境地。1968年，罗烽、白朗被送至辽西盘锦五七干校。在盘锦，白朗的精神崩溃了，她摔碎钢笔，发誓从此不写一个字！而她于1970年7月在精神极度错乱下写了长达一万五千字的《退休（职）申请书》。这封浸透了白朗血泪的万言书才是她真正的绝笔。

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罗烽与白朗在极度困苦不公的境地里不离不弃。一如曾经经受的诸多磨难未能将二人击倒一样，1979年二人最终迎来了平反与恢复名誉。

[1] 金玉良。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48。

[2] 金玉良。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4。

[3] 金玉良。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