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修身篇——自修求强，自己做主

“诚、敬、静、谨、恒”是曾国藩的修身五字。修身，须以“诚”为本，要忠信、不欺，戒除浮躁之心，加强修养，做谦谦君子；要淡泊、豁达、宽容、勤俭、廉洁、忍让、恭敬，方能游刃有余，铸造精神，升华价值。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之业。

致沅弟：至于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原文】

沅弟左右：

二十七日接二十一日来信，俱悉一切。

弟辞抚之意如此坚切，余二十二日代弟所作之折想必中意矣。

来信“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十字实获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请将钦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简大员。兹将片稿抄寄弟阅。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

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弟向来倔犟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巢县既克，和、含必可得手，以后进攻二浦，望弟主持一切，函告鲍、萧、彭、刘四公。余相隔太远，不遥制也。

顺问近好。国藩手草。弟公文不宜用“咨呈”。用“咨”以符通例。

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

【译文】

沅弟左右：

二十七日接到贤弟二十一日的来信，所有情况都已知晓。

既然贤弟对于辞去巡抚之职的决心如此坚定迫切，那么我二十二日代你写的奏折也一定符合你的心意吧。

你来信中说“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这十个字实际上说出了我的心声。今天我有一片折子，也是请求把钦篆、督篆这两官位分出一席，另外选一名大的官员来担任这一职位。现在将稿子抄给你看。我们两兄弟要常存一颗兢兢业业的心，将来如能遇到机会，就能抽身而退，这样才可以善始善终，这样应该能避免犯大的罪过了吧？

至于担当大事，全凭“明强”二字。《中庸》中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其要点就是要使愚蠢变为贤明，柔弱变得坚强。弟一向本性很倔犟，不可因为处在高位就立刻去改变。要知道凡事没有倔犟的志气是做不成的，没有刚毅的性格也不能成大事，即使是修身齐家，也必须以“明强”二字作为修身的根本。

巢县既然已经攻破，那么和、含等地也一定能够到手。日后进攻二浦，希望你能够自己主持大局，并写信给鲍、萧、彭、刘四位将军。因为我离你太远，不能遥控指挥你。

顺便问候近况可好。国藩手草。贤弟的公文不应该用“咨呈”来写，用“咨”才符合通例。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解读】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使自己做成大事，内心决不能缺少一股倔犟的精神，这一点很重要。在生活中，人人都想争强，因为都有血气。但遇到挫折，有人立即脆弱成一摊烂泥，望天长叹，退步不前。曾国藩终生的信条是：欲成大事，“明强”为本。

曾国藩在给沅弟的信中强调《中庸》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要点就是要使愚蠢的变得贤明，柔弱的变得坚强。其意是说，一个人要想在困难面前成为一个强者，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从“明智”的“智”字做出来。这个“智”可以是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也可以是不畏困苦的毅力，或者是另辟出路的智谋。只要能够自始至终都不屈服顺从，而不是一味强硬地去做，那便是明智之举。

譬如：子路问：“什么叫强？”孔子从容不迫地回答：“有南方的强，也有北方的强。南方的强，意指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面对蛮横对待也不报复，这是君子的强；用兵器甲盾当枕席，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不退缩，这是北方的强。”所以说，和顺而不随波逐流，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政治清明时不改变志向，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正的强。

以勇士北宫黝为例，北宫黝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戳不逃避，不但如此，北宫黝既不受平凡小民的羞辱，也不受大国君主的羞辱，听到斥骂的声音一定反击。这种勇气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是外发的，这种人有某种体格或武功上的卓越之处。

再以孟施舍为代表，孟施舍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就像对待足以战胜的敌人一样，即使自己的兵力比别人少，但士气高于对方、内心坚定，就一定可以打败对方。孟施舍认为，必胜的秘诀就是无所畏惧，这种勇气是内敛的，很不容易做到。像北宫黝、孟施舍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强者了，但是曾子这个人只要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的，那就会“虽千万人，吾往矣”，即使面对千军万马也不畏惧。由此看来，北宫黝只是好勇斗狠之辈，而曾子则被后人奉为“宗圣”。空有血气之强的勇士，仍是远远不及拥有明智之强的儒者。

因此，曾国藩作为曾子的后人，以自身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在曾国藩的思想中，认为“思必明，柔必强”。从孔子对南方之强的见解来看，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以道德的实践者为真正的强者。

此外，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一日，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也写道：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起，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候再俯首服输，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易要强。再者，我们正处于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我们如果一味强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闹出大祸。

由此可见，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

曾国藩的个性，就意志方面来讲，也是很坚强倔犟的。从曾国藩的诗文和军事生涯中都可以看出他意志坚强，并非懦弱之辈。他的诗文，很少有意味平淡之作，而多豪言壮语，雄奇之气溢于笔端，坚强的性格跃然纸上，如他30多岁做京官时作的一首诗：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刬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在书法方面，曾国藩不喜欢纤弱阴柔的字，而喜欢强劲阳刚的字。他说：“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字体硬而瘦，正是阳刚风格的一种表现，俗话说：字如其人。写字虽是小事，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有些善于识才的人仅凭一个人的字，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

致沅弟：凡郁怒最易伤人

【原文】

沅弟左右：

内疾外证果愈几分，凡郁怒最易伤人，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惟愿弟做错事，惟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愿兄做错事，惟愿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同治三年五月廿三日

【译文】

沅弟左右：

内疾外症，果然好了几分。凡属抑郁发怒，最伤身体。我有过错，弟弟尽管可以一一直说，不要埋藏在心里。凡是嫉妒我的人，都希望我弟弟做错事，只愿我弟弟对我不恭敬。而嫉妒弟弟的人，则希望为兄做错事，只想我们兄弟不和。弟弟如果看破了这种世态，便会知道世道的艰险，那么心里就会自发地克制自己的忧郁，而心境也会反转为平和。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解读】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很多逆境，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和攻击，多于来自同僚的真枪实弹。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

曾国藩对弟弟们常说，“忍”是走出逆境的良方。弟弟曾国荃在湖北的巡抚衙门失了火，他说对外只能说是仆人不小心失的火，不可怀疑匪徒或仇家纵火。如果大惊小怪，胡思乱想，就会节外生枝，增加许多仇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处之泰然，行若无事。此外，曾国藩认为“忍”也是保养身体的重要因素。他说：“凡郁怒最易伤人。”他主张养生以少恼怒为本，要少恼怒就必须忍。他的弟弟曾国荃脾气十分暴躁，身体也不好。他在信中提醒弟弟：“凡是属于抑郁发怒的情绪，都最伤身体。弟弟性格十分偏激和暴躁，这恐怕就是导致患有内疾外症的原因。”所以要他修心以忍耐为主。

古往今来，成大事者都善于忍耐，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三国时期诸葛亮侮辱司马懿的故事可谓人人皆知。诸葛亮六出祁山时，驻扎在五丈原。而司马懿自知不如诸葛亮有智慧，就采取拖延的战术而不肯出兵。于是诸葛亮就派人将一套女人服装送给司马懿，并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你不敢出兵，就要恭敬地跪拜在地上接受投降；如果你还有些羞耻心，有点男人的骨气，就要立刻回信，答应出兵迎战。”司马懿看完信后，十分气愤。但是他却忍了下来，依旧坚守不战。没过多久，诸葛亮的将士又到营帐前来送战书，司马懿便问道：“你的主公近来可好？”将士则回道：“主公每天都军务在身，非常繁忙，只是有时候饭吃得少了？”司马懿听后，暗喜。在他看来，诸葛亮现在吃饭少，肯定撑不了几天。结果正如司马懿所料，没过多久，就有人报信说诸葛亮因劳累成疾，病死帐中。而司马懿则没伤一兵一将，不战而胜。这便是“忍”的结果。正如古人所说：“必须能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触犯和忤逆，才能成就别人难及的事业功名。”

曾国藩十分明白这一道理，所以他对弟弟说：生活中，如果我有过错，弟弟一定要直言给我指出，而不要自己深藏在心里，这样时间长了会生出病来。还有，作为官员，会有很多人都嫉妒我，而且还希望弟弟做错事情，希望弟弟对我不尊敬。而嫉妒弟弟的人，则希望哥哥我做错事情，如此来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导致我们不和。所以，弟弟一定要看破这世态，这样你就知道世道的险恶，而就不会凡事都忧虑和发怒，心境也会变得平和起来。

事实如此，生活中总会存在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去挑拨离间，而且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甚至会为了一点利益跟别人大打出手。所以，这种人是难以成就大事的。而如果这些人都能看破这些人情世故，那么就会如曾国藩所说：“知道世上道路的艰难，那么内心就会更加抑制畏惧，心气反而会更加平和了。”

致沅、季弟：满招损，谦受益

【原文】

沅、季弟左右：

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言亦平，温雅，远胜往年傲惰气象。

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之官是做不尽的，尔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做，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

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

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傲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惰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于初六所发之折，十月初可奉谕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须成行，兄弟远别，未知相见何日？唯愿两弟戒此二字，并戒后辈，当守家规，则余心大慰耳！

咸丰十年十月廿四日

【译文】

沅、季弟左右：

沅弟因我批评指责的信，痛加引咎自责，害怕陷入危机，而想走上谨言慎行的道路，能够这样做，一定是弟弟终身得福的好事，也是我家的幸运，季弟的信也是平和温雅，比往年的极具傲慢之气强多了。

我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入翰林院庶常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上在屋阶前侍奉祖父星冈公，并请教他说：“这次进京城，请求祖父给予教导训示。”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完的，你的才能是好的，但是不要骄傲自满。满招损，谦受益，你如果不骄傲，就更好了！”这个遗训还没多远，到现在还如同耳提面命，回响不断。

现在我用这段话告诫两位弟弟，总以去掉傲字为第一重要。唐虞时代，有个叫丹朱的恶人，傲慢；有个叫象的人也傲慢；桀纣的无道，说自己能力强，可以拒绝一切忠言，能言善辩，可以粉饰一切过失，说自己的命运受之于天，说敬重不必实行，这些都是傲的表现。

我自从八年六月再次出山，便努力戒傲，以改正自己没有恒心的毛病。近来又力戒惰字。徽州战役没有失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点自以为是；失败之后，我就更加深入反省。大概军事上的失败，不是傲就是惰所造成的，二者之间一定占有一方面。达官贵人家的失败也如此，不是傲就是惰，二者必占其一。

我在初六所发的奏折，十月初可接到圣旨。我如果奉旨被派往外地，十天之内便要起程，兄弟远别，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相见呢？唯一希望的是两位弟弟戒傲戒惰，并嘱训诫各后辈子孙也戒这二字，遵守家规，那便是我心中莫大的欣慰了。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读】

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直遵循祖父星冈公的训诫：满招损，谦受益。因而他为人谦虚谨慎，无论对上级还是对手下，丝毫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也正是因为他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他才能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于不败之地。

在曾国藩看来，无论军事失败还是达官贵人家的落魄，都是因为骄傲和懒惰其中一点所造成的，所以他认为去掉傲字为第一重要。同时他还认为不论是聪明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欠缺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取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自己有什么疑难问题，都让幕僚出高招、献良策。湘军攻占金陵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更是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样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才略、戡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封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却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讲了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空拳与太平军相斗，号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书信的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管辖治河、漕运、盐法、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西方各国又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黠不可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戡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读着读着，不禁为上书人所叹服。更让曾国藩警觉的是，自己位高权重，应该时刻保持谦逊，切勿因功自傲。

曾国藩之所以成大事，有一条重要的秘诀就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这与曹操的名言“吾任天下之智力”的意思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胸怀广大，心平气和，从不居功自傲，看上去就像一位老儒。凡是有人向他进言，对的就采纳，不对的他也不予以辩驳。他在安徽祁门时，在官署衙门里设置了一个信箱，上书告示：“本部堂示：凡言本部堂之过失、文武官之贤否、军士之骚扰者，投此桶内。不收词讼，投者焚之。”到了晚上，曾国藩就取出来审视，其中不可行的就搁置一边。

凡是读书人来求见的，不论是进谏还是来求职，曾国藩没有不见的。李鸿章曾经直言他的老师，说他“懦缓”，即做事胆小、谨慎太过、迟缓、效率低下。曾国藩并不怪其无礼，而是欣然表示同意。

曾国藩行为不傲，与祖父星冈公的教导有关。曾国藩离家进京之前，他侍奉祖父于阶前，向祖父请示：“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能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这段话对曾国藩影响很深，多年以后，他回想到这，仍如同“耳提面命”。

曾国藩为官不傲，也与自己在官场上的磨炼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责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犟，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笔。《尚书·大禹谟》曰：“侮慢自贤，反道败德。”以自满对己，则止步不前；以自满待人，则贵己贱人，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自满者必自贵，自贵者必贱人，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尊重，就不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必须打掉傲气，谦逊待人。谦逊就是对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有高度的自觉，永远以自己的短处和他人的长处相比较，虚心向他人学习，以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自满自足的人总是只见自己的长处和他人的短处，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而别人一无是处，于是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能发现他人的优点，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谦逊作为一种美德，既能在人际交往中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又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

不但做人要谦虚谨慎，为官更要戒除傲气，虚怀若谷，采纳他人谏言。位高权重并不代表自己一定强过手下之人。只有虚心纳言，才能聚众人所长补己之所短，为国家出力。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试想如果项羽不是刚愎自用，能戒除傲气，虚心纳言，在鸿门宴中杀了刘邦，那历史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写法！刘邦若不是听取三杰的谏言，又如何能得天下？可见，骄傲自大的人难以成就大事！

骄傲是军事上最忌讳的。诸葛亮挥泪将骄傲自满的马谡斩首，只因为马谡自恃熟读兵法，满于厚重的兵家书卷，不听取他人的良言，最后失守街亭。要知道，作战兵法多变神奇，又怎能因饱读诗书而满？可谓人满则亏，物无止境！

官宦之家，因为手中有权有势，而比别人多了些许优越感，所以做起事情来，常常不会顾及很多，更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言谈举止则会表现出张扬和蛮横，处处给人一种仗势欺人的印象，时间长了，就会养成一种傲气和惰气，衰败也会逐渐显现。

因此，曾国藩写信给弟弟说，做官和做人一定要力戒骄傲和懒惰。告诫他们唐虞时代，丹朱就是傲慢的典型例子。真正有学问的人，则从不自满。

譬如，古代圣贤孔子可谓知识渊博，但他却从不自满。他始终教导自己的学生：“满招损，谦受益”。一天，他带着弟子子路去参观周天子的太庙，在那里他看到一个外形很精巧的陶器，就问看庙的人：“这叫什么陶器呀？”看庙的人则回道：“这是放在座右的欹器。”

孔子听后，则说：“这个欹器，我听说如果装满水，它就翻倒；如果空着，也同样倒下。只有把水装得正好，它才能立着。是这样吗？”看庙的人回道：“是的，先生说的话没错。”

于是，孔子就叫子路取水来试验一下，结果确实如此。这时候，孔子叹了一声，说道：“世界上哪有‘满’了不倒的呢？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这里面一定有深刻的道理啊！”

子路听后，也似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问道：“老师，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不倒吗？”

孔子则说：“不能自满啊！这和做人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就要谦虚而恭敬，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一个富贵的人，要勤俭节约，财产才不会减少；为官的人要勤于职守，不能懈怠；做学问的人，则更要听取别人意见，不要固执己见。我想这个放在座右的欹器大概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些道理吧！”

孔子一生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欹器的启示，所以从不自满，直到晚年，他还说：“如果能够让我多活几年，多读点书，那么我就可能知道得更多些，犯的错误也会更少些。”

由此可见，古代圣贤如此，何况我们现今的人们，更应该明白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曾国藩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无论治军还是公示都以谦字为先，从不与人争夺功名，贪图权势。相反，他还主动请求减权。

正是这种谦让退却的态度，使曾国藩保身有道，安享晚年。所以说，一个人要想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或者是每天都有进步，那么就要常有一颗谦虚之心。

致沅弟：咬定牙根徐图自强

【原文】

沅弟左右：

十四、十五六日接弟初十日函，十二日酉刻及四更二函。贼已回窜东路，淮、霆各军将近五万，幼泉万人尚不在内，不能与之一为交手，可恨之至！

岂天心果不欲灭此贼耶？抑吾辈办贼之法实有未善耶？目下深虑黄州失守，不知府县尚可靠否？略有防兵否？山东、河南州县一味闭城坚守，乡间亦闭寨坚守，贼无火药，素不善攻，从无失守城池之事，不知湖北能开此风气否？

鄂中水师不善用命，能多方激劝，扼住江、汉二水，不使偷渡否？少泉言捻逆断不南渡，余谓任逆以马为命，自不肯离淮南北，赖逆则未尝不窥伺大江以南。屡接弟调度公牍，从未议及水师，以后务祈留意。

奉初九、十三等日寄谕，有严行申饬及云梦县等三令不准草留之旨。弟之忧灼，想尤甚于初十前。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唯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子美倘难整顿，恐须催南云来鄂。鄂中向有之水陆，则格格不入者，须设法笼络之，不可灰心懒漫，遽萌退志也。余奉命克期回任，拟奏明新正赴津，替出少泉来豫，仍请另简江督。

顺问近好。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夜

【译文】

沅弟左右：

十四、十五、十六日三天收到弟弟初十来的信，十二日酉刻及四更两封信。敌人已经向东路返回流窜，淮军、霆军各近五万人，幼泉部的万人还不包含在内，而还不能与捻军进行一场交锋，真是可恨到极点！

难道这是上天的意愿不想剿灭这股敌人吗？还是我们对付敌人的方法确实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眼前很担心黄州失守，不知道府城及其各县还可靠吗？是否有部队防守？山东、河南州县一向闭城固守，乡村也是闭寨坚守，敌人没有火药，一直不善于进攻，从来没有丢掉城池的事情。不知道湖北是否先开丢掉城池这个风气？

湖北水师不善于用命抵抗，能否多方面来激励他们，坚守长江和汉水，不让敌人偷渡呢？少泉说捻军绝对不会向南渡江，我则认为任柱以马为命，自然就不会离开淮河南北，赖文光也何尝不打江南的主意。几次接到你调动部队的公文，从来没有提到水师，日后还希望老弟一定要留心。

接到初九、十三等日所传来的皇帝谕旨，对湘军这次失败进行了严厉批评，革除了云梦等三县的县令。你的忧虑，我想一定比初十以前更严重。然而此时心力困顿，忧心忡忡，正是磨炼英雄，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直忍耐，慢慢地图谋自强的方法，因此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平日咬紧牙关，立下大志的秘诀，没想到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城权贵之人所唾骂；癸丑、甲寅年间被长沙的人所唾骂；乙卯、丙辰年间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兵败岳州、兵败靖港、兵败湖口，大概打掉牙的时候多着呢，没有一次不是和血而吞。你这次和郭军的战败，三个县的丢失，也如同打掉门牙的样子。你来信经常埋怨运气不好，这可不是好汉说的话。只有一个字都不说，咬紧牙关，慢慢图谋自强才可以。

子美如果很难整顿，恐怕必须要督促南云来湖北。湖北以前的水师陆军，有格格不入、与我之间有阻碍矛盾的，必须想法去笼络接触，不能灰心丧志，马上生出引退的念头。

我奉命在限定的日子里回去担任两江总督，打算奏请皇上让我在新年之前去往天津，替出少泉到河南来，依旧请朝廷另选人担任两江总督。

顺便问候近来状况可好。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夜。

【解读】

曾国藩一生之所以成功，归结于“坚忍”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如果曾国藩没有坚强的意志和足够的忍耐，那么他的一生也必是失败的。”

由此可见，要想成就事业，坚忍是必不可少的。曾国藩一生遇到的困难无数，但他最终却能够克服困难，取得令人敬仰的成就，可见他具有钢一般的意志。对此，曾国藩这样看待坚忍：君子稳重而有威严，有坚强的忍耐性格，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畏惧。这样才能够所向无敌。生活中如果有了这样的坚忍，就会大有所为。

1864年4月底，曾国藩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希望再占领该城，疏通皖南到浙江的粮道。这场仗关系十分重大，如果能取胜，则周围三县都有粮饷接济；失败，则三县皆保不住。

为此，曾国藩内心十分焦虑。他多次登楼观望，但依旧忐忑不安。到中午一场大雨的降临，更让他心如火燎。傍晚的时候，接到报信说各部因雨而失败，心中又担心又气愤。曾国藩看到进攻一直都无法取得战果，心中更是着急，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只顾盲目地下令官兵攻占城墙，结果被太平军瞄准时机，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打败湘军。

曾国藩狼狈地带着残兵逃回了祁门。他悲观地交代手下为自己准备好后事。但伤心之余，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放弃再次应战，而是重新考虑战略。为了稳定军心，他分别在安庆和祁门两处派兵坚守。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曾国藩自己驻守皖南，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同时，他给咸丰皇帝写了一封奏折，预测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如果皖南能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一定能攻破，那么局势就会有大的转机。他愿意苦守坚持。

结果，正如曾国藩所料，他的这一部署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从而减轻了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使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产生了矛盾，两军互相仇杀，为安庆会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这便是困难面前，坚忍的表现。所谓：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事情的成功与否，就在于你的意志是否坚定。因此，在这封书信中，曾国藩劝诫弟弟心力困顿，忧心忡忡，正是磨炼英雄，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还说失败就如同打掉门牙的样子，只要你能忍住，咬紧牙关，慢慢图谋自强，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在现实生活中，因困难而放弃的人有许多，更多的则是他们因放弃而产生的后悔。所以，艰苦磨炼能铸造成功的品质。面对困境，具有一颗坚强的心是取胜的关键因素。因为坚强的意志可以坚定必胜之心，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总之，我们一定要记住，当苦到极点和难到极点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力气，更不是放弃，而是坚忍和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

致四弟：不宜非议讥笑他人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二月初一日唐长山等来，接正月十四日弟发之信，在近日可谓极快者。

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即甚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

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余正月初四日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

此间鲍军于正月二十六大获胜仗，去年建德大股全行退出，风波三月，至此悉平矣。余身体平安，无劳系念。

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译文】

澄侯四弟左右：

二月初一这天唐长山等人到来，为兄就收到了正月十四日弟弟寄出的信，在近些日子到达的信件中，速度也算是很快的了。

弟弟说家里子弟没有一个不谦和恭谨的，我看事实并非如此。我观察弟弟近日就开始心生傲气了。凡是敬畏别人、不敢对人妄加评论的人，都是谦和恭谨的人；凡是喜欢讥笑评论他人短处的，都是骄傲的人。对于营中的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树堂诸位君子，弟弟都在来信中讥笑评论了他们的短处，而且有两三次之多。对于营中与你比较生疏的人，你都要毫不留情地讥笑评论，那乡间与你熟悉认识的人，自不必多说，你对他们的睥睨和斥责，更是可想而知了。弟弟尚且如此，那其余的子侄目中无人、藐视一切、信口雌黄的行径想必也不在少数。

古时有谚语说：“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从此句来看，并非只有锦衣玉食、对人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才称得上是骄傲，其实言语间流露出的志得意满、毫无顾忌，开口闭口议人短长，这就是骄傲的极端体现。我正月初四的信中说戒除“骄”字，就是要以不轻易非议嘲笑人为第一要义；戒除“惰”字，就是要以不晚起为第一要义。望弟弟常以这两点来反省自己，并时时告诫子侄谨守。

这里鲍军于正月二十六日大获胜仗，去年建德大股敌军全部退出，三个月的风波，至此终于全部平息了。我近来身体无恙，健康平安，无须挂念。

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解读】

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要始终怀着敬畏的心对待别人，如果能作到不轻易对任何人进行评论，那么就能够使鬼服神钦，见识日进，正气日刚。否则，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必定有被别人看不起的那一天，所以不可不慎重。

曾国藩在这封书信中，对弟弟说，凡是属于敬畏别人而不敢妄加议论别人的人都是谦和恭谨的人。凡是属于喜欢讽刺和批评别人短处的人都是骄傲的人。其意是告诫我们在修身做人上，一定要谨慎行事。这正如《周易·系辞下》中所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思想修养好的人，言语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一个极力想表现自己某一方面长处的人，一定有某一方面的短处。

要知道，尊重他人，才能受人尊重。曾国藩实际上是个十分倔犟的人。特别是早年，曾国藩的脾气很暴躁，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常常出口伤人，不顾及别人的脸面。

曾国藩常对家人说：“仁者，即欲立立人，欲达达人。”用孔子的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教导子侄尊重他人。他对同僚也非常友善，主张“说人长每长一分，说人短每短一分”。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罗荣桓：“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罗荣桓元帅历经百战，还当过总政治部主任，值得称赞的地方有许多，而毛泽东同志特别赞扬他“不背地议论人”，令人深思。

对于背后议论人短长，古人也是十分慎重的，三国时名人李秉说：“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轻论人，勿轻说事，如此则悔吝何由而生，患祸无从而至矣。”的确如此，一个喜欢在背地乱评价人的人，如果不在言语上谨慎，那么往往祸患就由此而出。

此外，曾国藩还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不该轻易去嘲笑别人，因为有时候当你在嘲笑别人的时候，其实也嘲笑了自己。

春秋战国时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两军交战，有一方士兵大败而逃，只要逃离战场有五十步的距离，对方就不会对自己的性命构成威胁。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撤退五十步的士兵嘲笑撤退一百步的，因为他们比自己更胆小。

其实，撤退五十步的人的这种嘲笑是愚蠢的。因为按照战场规则来说，他们或许是聪明的失败，而撤退一百步的人将最起码的尊严都丢失了，是彻底的失败。但这种嘲笑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同样也是临阵脱逃啊！所以说，嘲笑别人的同时，也嘲笑了自己。

为此，曾国藩说，要成为一个不骄傲的人，就要以不轻易议论和讥笑别人为第一要点。这是为官、做人所必须具备的品德，也是当领导的处理好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的准则。

譬如说：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这时就应该坦诚相见，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增进友谊。如果对同事的做法不满或同事身上有错误，就要当面指出，帮助分析其错误产生的原因、后果及改正的办法，这样不仅可以使同事少犯错误，及时改正错误，还能增强同事之间的情谊，别人会把你当成好朋友。

还有，如果一个领导能够做到“不背地议论人”，那么他的手下也会被他坦然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高尚人格所感动，无后顾之忧，工作起来心情舒畅，即使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这样不但能够增强人的人格力量，还会赢得员工的爱戴，使领导与员工团结一心，创造出更辉煌的业绩。

因此，我们一定要谨记曾国藩的告诫，不轻易议论和讥笑别人，让自己凝聚更多的人脉，被更多的人所欣赏，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

致九弟：毋存郁损之怀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在湖口专丁送去一缄，至南昌由驿递发去一函，均接到否？不接我弟家信已四十日，焦灼之至，未审弟病已痊愈否？余于二十四日出省城登舟，二十五日开船，二十六午刻至瑞洪。闻吴国佐二十七八可至南昌，故在此稍等。兹因谢兴六赴吉安之便，再寄一缄，询问近状。如吉安尚无克复之势，千万不必焦急。达生编六字诀，有时可施之行军者，戏书以佐吾弟之莞尔。

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沉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此次专求怡悦，不复稍存郁损之怀。《晋》初爻所谓“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从“裕”字上打叠此心，安安稳稳。

顺问近好。兄国藩手具（于瑞洪舟次）。

咸丰八年七月廿八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在湖口我曾经派专人送去一封信，到达南昌后又由驿站寄出了一封，不知道信都已经收到了吗？从上封信开始，我已经四十多天没接到弟弟的家信了，心中十分焦虑不安，不知道弟弟的病是否痊愈。我在二十四那天登船，二十五日船行驶，二十六日中午时刻到达瑞洪。听人说吴国佐在二十七八日可以到达南昌，所以我在这里等候。如今因为谢兴六想要奔赴吉安，我顺便再寄信一封，询问弟弟的近来状况。如果吉安近日还是无法攻破，弟弟千万不要太过焦急。达生编的六字诀，有时候也可以用在军队上，现在我写下来，希望弟弟能够见之一笑。

我虽然常常处于顺境，但心中仍然有抑郁沉闷积压，在军中更是如此。我这次之所以专门寻求快乐，就是不想再有忧郁存在心中。《晋》初爻所说：“初六爻不能见信于人，所以应当宽裕缓行，待时而动，方可无咎。”希望弟弟能够从“裕”字上下工夫，安安稳稳地为人处世。

顺便问候近况可好。兄长国藩手具（于瑞洪舟次）。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解读】

顺境比逆境更能考验一个人。一个人战胜了逆境，那么他是一个强者，如果一个人战胜了顺境，那么他就是一个理智的强者。

孟子说，上天要把重大的使命降落到一个人身上时，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炼，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才能激发他的心志，磨炼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

古今中外，有多少仁人志士在逆境中劈风斩浪，却在顺境中触礁搁浅。越王勾践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只能向吴王屈辱求和。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三年的苦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勾践被释放回国以后，为了奋发图强，报仇雪耻，他睡觉躺在硬柴上，坐卧饮食都要尝一下苦胆，以不忘国家破亡的痛楚，激励自己的勇气和斗志。最终，越王勾践忍人所不能忍之辱，受人所不能受之苦，卧薪尝胆二十年，终于打败吴国，使越国富强了起来。

曾国藩在信中对弟弟说，自己虽然常处于顺境，但是心中却常常被忧虑和沉闷所积压，尤其在军中更是如此。这便道出了曾国藩每天都要面临许多事情，如果自己不能妥善处理，那么就会因此而使自己心中抑郁沉闷。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自己去寻找快乐，让自己的身心保持乐观和积极，这样才能够想出事情的解决办法。

曾国藩引用《晋》初爻所说：“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其意是说在晋升之初就受到挫折，坚守正道可获吉祥。不被人信任，那就暂时等待，不会有害处。

这也正如《论语》中所说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即不要担心没有职位，而要担心自己没有胜任职位的才能。不要担心没有人了解自己，而要通过事实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才能。

总之，“裕无咎”里的这个“裕”字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暂缓，待时，有退一步之意，就是懂得忍耐；其二，就是宽阔、宽广，即心胸宽广。能以宽广的胸怀对待晋升中的挫折，所谓大肚能容，能容领导的不信任，能容竞争对手的打击，能容晋升受挫的事实。

这也是曾国藩要求弟弟为人处世，应从“裕”字上下工夫的关键所在。所以作为今人，我们也一定要做到一切顺其自然，不要凡事都去忧虑和烦恼，那样只会给我们徒增更多的不快乐。而一个能成大事的人，他会胸怀自然之心，做到顺境勿喜，逆境勿忧。

禀祖父母：大器晚成，不必忧虑

【原文】

孙男国藩跪禀：

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

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系七月父亲在省所发；内有叔父及欧阳牧云进制致函，知祖母于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不药而愈，可胜欣幸！高丽参足以补气，然身上稍有寒热，服之便不相宜，以后务须斟酌用之，若微觉感冒，即忌用。此物平日康强时，和入丸药内服最好，然此时家中想已无多，不知可供明年一单丸药之用否？若其不足，须写信来京，以便觅便寄回。

四弟、六弟考试又不得志，颇难为怀。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虑。闻六弟将有梦熊之喜，幸甚！近叔父为婶母之病劳苦忧郁，有怀莫宣。今六弟一索得男，则叔父含饴弄孙，瓜瓞日蕃，其乐何如？唐镜海先生德望为京城第一，其令嗣极孝，亦系兄子承继者，先生今年六十五岁，得生一子，人皆以盛德之报。

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广东曾经就抚，其费去六百万两，此次之费，外间有言二千一百万者，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不动帑藏，皆不知的否？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各处防海之兵陆续撤回，天津亦已撤回，议抚之使，系伊里布、耆英及西江总督牛鉴三人。牛鉴有失地之罪，故抚局成后即革职拿问。伊里布去广东，代奕山为将军，耆英为两江总督。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化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孙身体如常，孙妇及曾孙兄妹皆平安，同县黄晓潭荐一老妈吴姓来，渠在湘乡苦请她来，因其妻凌虐婢仆，百般惨酷，黄求孙代为开脱，孙接至家住一日，转荐至方夔卿太守（宗钧）处，托其带回湖南，大约明春可到湘乡。今年进学之人，孙见《题名录》，仅认识彭惠田一人，不知二十三上都进入否？谢党仁、吴光照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一，《题名录》刻黄生平，不知即黄星平否？孙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详，以后务求详明，虽乡间田宅婚嫁之事，不妨写出，使游子如仍未出里门。各族戚家，尤须一一示知，幸甚！

敬请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余容后呈。孙谨禀。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译文】

孙儿国藩跪禀：

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

我在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是七月间父亲在省城所发的，信中还有叔父和欧阳牧云的信函，从信中得知祖母在七月初三那天不小心着凉而导致感冒，没有吃药就自然康复了，真是令人十分欣慰。高丽参具有补气的疗效，但是倘若身上稍微有些寒热就贸然服用很不合适，因此，以后一定要谨慎用药。平常身体并无大碍的时候，可将它同丸药一起吃最好。我想现在家里也没有多少剩余了，不知道能否供应明年一个单子的丸药用量。如果不够用，就写信到京城，以便我托人顺便带回家。

信中还说四弟、六弟考试又没有考中，十分难为情，其实大可不必。成大事者往往成名都比较晚，堂上大人也不必因此而过多费心焦虑。听说六弟家有将要生儿子的喜兆，真是我家很大的幸运！近来叔父因为婶母的生病辛苦忧郁，心里很苦但无处诉说，每天都郁郁寡欢。如今六弟家第一胎就怀上了一个男孩，那么叔父便可颐养天年了，子孙满堂的晚景，该是多么的美满啊！唐镜海先生的品德威望在京城里首屈一指，他的儿子对他也十分恭顺孝敬，也是从兄长处过继过来的。先生今年六十五岁，又喜得贵子，人家都说这是他一向积德行善所得到的补偿。

英国人在江南一带，当局已经制定了安抚的决策，大概英国人已经扼住了金陵这个南北的咽喉之地，这可是重要的军事要害，所以我方只能采取和戎的策略，以安抚百姓，平息战火。去年在广东，英国侵略者曾经受到了安抚，其花费用了六百万两银子，这次的费用，外面传闻说是二千一百万，又传说这项费用都是劝说绅士和百姓的捐款，没动用国库，都不知道这些是否是真的。现在洋船已经全部出海，各处防海的兵陆续撤回，天津也已撤回，和谈的使节，是伊里布、耆英以及两江总督牛鉴这三个人。牛鉴具有守地失守的罪过，所以和谈后，会立刻革职拿问。伊里布去往广东，代替奕山为将军，耆英为两江总督。自从英国侵略者挑衅生事到现在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内，我朝军中带兵的将领不懂得如何打仗，当兵的不奋勇作战，甚至不听军令，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我朝的威望。这次的议和，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但是如果能让英国人从此不再侵犯边界，四海都安然平静不受骚扰，大事化小，这种承受天命的举动，又何尝不是上策呢！

孙儿近来身体很好，孙媳妇以及曾孙兄妹都平安健康。同县黄晓潭向我举荐一位吴老妈子给我们家做下人。他在湘乡苦苦央求这位老妈子来，但是得知黄晓潭的妻子虐待下人，十分残忍无道，因此黄晓潭求我为她开脱，让吴老妈子到孙儿这，孙儿接她来家里住了一天，便转荐到方夔卿太守家，托他将她带回湖南，大约明年春天就能够到达湘乡。今年进学的人，孙儿看了《题名录》，只认识彭惠田一人，不知我乡二十三岁以上是否有人进学。谢党仁、吴光照取一等，都是年少得志，真是让人羡慕，一等第一名《题名录》上刻黄生平，不知道是不是黄星平。孙儿每次接到家中的来信，总是感觉信写得不够详细，以后请务必写得详细明了些，即使是乡间田地房屋、婚姻嫁娶的事情，不妨都写上，以使在外的游子如同身在家中一样熟知各种事情。尤其是各族亲戚家的事，一定要一一告知，拜托了！

敬请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其余容我以后再禀告。孙儿谨慎禀示。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解读】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在年轻时就出人头地，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容易得意忘形。人生总有不得志的方面，大器晚成也是一种成功，因此不必拘泥于暂时的失意和挫折。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人们解决矛盾的办法。曾国藩一生屡遭大风大浪，但他的本领就在于实践了他化大为小的战术，结果处处平安，一步一步走上成功的台阶。这种技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纵观古今，很多大人物的成功，并非一朝一夕，在崭露头角之前，总比一般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来完成，只要你坚持得够久，生命总是会有所回馈的。

东汉时，有个名叫马援的人在12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是他哥哥将他抚养成人。马援少年时期很有理想，但是他天性并不聪明。当时和他同村的有个叫朱勃的人，和他同样的年龄，却能够张口背诵《诗经》、《尚书》。马援知道后，自愧不如，便向哥哥提出要去边疆放牧。哥哥很了解弟弟，便安慰他说：“你是很有才能的人，只要发奋努力，克服自卑，时间长了，定成大器。”马援听后，更加努力学习，坚持不懈，终于在55岁时被封为伏波将军。而且在东汉建立的过程中，他还屡建奇功，成为了“大器晚成”的名将。

大器晚成的还有袁绍身边的一位门客，名叫崔琰。他从小喜习武艺，到了23岁才开始读《论语》、《韩诗》，拜师学习。由于他刻苦努力，学问也逐渐渊博了起来。崔琰有个堂弟叫崔林，年轻时一事无成，也没有名望，亲戚朋友都看不起他，但崔琰却很器重他，他经常对人说：“才能大的人需要长时间才能成器，崔林将来一定会成大器。”结果，崔林果然当上了翼州主簿、御史中丞，还在魏文帝手下任过司空。

同样，八十几岁的画坛耆宿刘其伟先生，38岁才开始无师自通地拿起画笔，40岁就举办了生平第一次画展。习画两年就可以开画展，而且刘先生从来都没有拜师学画，完全靠自修学习。为了绘画，他深入生活，结果又使他成为了人类学家。

由此可见，大器晚成的人很多。从这些大器晚成的伟大人物的发展历程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不断刻苦钻研，朝着自己感兴趣的山峰不断攀登。不在乎起步迟早，无论年龄大小，只要为成功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就有希望成功。

曾国藩在信中得知，四弟、六弟考试又没有考中，便安慰弟弟不必因为一次的失败而羞愧。只要发奋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并且还说成大事者往往成名都比较晚，还劝慰祖父母更不需要因此而过分忧虑和担心。

的确如此，只要将成功寄希望于长期努力上，不急于求成，一旦悟透“大器晚成”的道理，不求速度、不求数量，始终坚持把眼前的事情做得更完美，那么就会比别人更快地获得人生的成功。

禀父母：做事当不苟不懈

【原文】

男国藩跪禀：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四月十四日，接奉父亲三月初九日手谕，并叔父大人贺喜手示，及四弟家书。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沉剧，父叔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昼夜之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

闻华弟、荃弟文思大进，葆弟之文，得华弟讲改，亦日驰千里，远人闻此，欢慰无极！男近来身体不甚结实，稍一用心，即癣发于面。医者皆言心亏血热，故不能养肝，热极生风，阳气上肝，故见于头面。男恐大发，则不能入见，故不敢用心，谨守大人保养身体之训，隔一日至衙门办公事，余则在家不妄出门。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寅亦极协和。男虽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

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术者每言皇上连年命运，行劫财地，去冬始交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今年气象，果为昌泰，诚国家之福也！

儿妇及孙女辈皆好，长孙纪泽前因开蒙太早，教得太宽。顷读毕《书经》，请先生再将《诗经》点读一遍，夜间讲《纲鉴》正史，约已讲至秦商鞅开阡陌。

李家亲事，男因桂阳州往来太不便，已在媒人唐鹤九处回信不对。常家亲事，男因其女系妾所生，且闻其嫡庶不甚和睦，又闻其世兄不甚守俭敦朴，亦不愿对。纪泽儿之姻事，屡次不就，男当年亦十五岁始定婚，则纪泽再缓一二年，亦无不可，或求大人即在乡间选一耕读人家之女，或男在京自定，总以无富贵气习者为主。纪鸿对郭雨三之女，虽未订盟，而彼此呼亲家，称姻弟，往来亲密，断不改移。二孙女对岱云之次子，亦不改移。

谨此禀闻，余详与诸弟书中。男谨禀。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译文】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四月十四日接到父亲三月初九日的手谕，和叔父大人贺喜手示以及四弟的家信，得知祖父的病还没有好，而且日益加重，父亲、叔父带着诸位兄弟服侍已经超过三年，不分昼夜，没有片刻可以松懈。只有儿子一个，远离膝下，没有尽一天孙子的职责，罪责太深重了。

听说华弟、荃弟的文思大有进步。葆弟的文章，得到华弟的讲解和改正，也一日千里。这让远方的我听了，十分欣慰。儿子近来身体不是很好，稍微操些心，脸上的癣便发了出来。医生都说这是心亏血热，才导致不能养肝，热极生风，阳气上肝，所以表现在脸上。儿子担心癣疾大发，不能觐见皇上，所以不敢用心，谨记父母保养身体的训示。隔一天到衙门去办公事，其他时间都待在家里不随便出门。现在衙门的各种事情，儿子都已熟悉了。属下各司官对于儿子都十分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僚也很和睦。儿子虽然身在礼部衙门，依章为国家办事，很认真从不松懈，一律按规矩办理，这也是我心甘情愿做的。

英国人在广东，今年又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令外国人佩服竟然没有进入城内，从此再也没有英国人的骚扰，皇上为此进行了嘉奖十分高兴。算命先生每次都说皇上连年命运，交上了劫财运，去年冬天才脱离。皇上也经常对臣子说，今年的气象，果然国泰民安，真是国家的福气。

儿媳妇和众孙女都很好，长孙纪泽，因为启蒙早，教得十分广，现在已读完《书经》，请先生再把《诗经》点读一遍，晚上讲《纲鉴》正史，大约已讲到秦商鞅开阡陌。

李家亲事，儿子因为桂阳州往来不方便，已经在媒人唐鹤九处回信表示抱歉。常家亲事，儿子因他家女儿是小妾所生，并且听说他家嫡庶不太和睦，又听说他世兄不够俭朴，也不愿对。纪泽儿的婚事，多次不成，儿子当年也是十五岁才订婚，纪泽再缓一两年，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或者请父母在乡里选择一耕读人家的女儿，或者儿子在京城为他确定，总要以没有富贵气习为主，纪鸿对郭雨三的女儿，虽然没有订盟，双方呼亲家，称姻弟，往来亲密，绝对不可改变。二孙女对岱云的次子，也不可改变。

谨此禀闻，其他详细地写在给弟弟的信中。儿子谨慎禀告。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解读】

曾国藩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读书、做事、为官，无一不是兢兢业业。在他看来为国家做事，就该认真不能松懈，一律按规矩办理。

做事尽心尽责，一丝不苟，能够培养人坚毅的品格，它能带领人走向好的方面，又能鼓励优秀的人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能够凡事都领悟其中的道理，就打开了成功的大门。

曾国藩一生能够有所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责任，并且以此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得混乱，就是因为多数人心中都充满了物欲，每个人都为自己考虑，自私自利。从而给社会带来了危害。当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些自私的人就会首先四处逃避，而不肯出一点力气来为国家做事。而那些有责任感的人，就会在这时候挺身而出，为治理国家的动乱而参军报效朝廷，为保护儿女而牺牲自己的前程去承担各种困难。于是人们就会以有责任心的人为榜样，将苟活的人看做是羞耻。”

事实如此，君子之所以能够鼓舞人心，历经战乱并且能够平定战乱，都是因为他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曾国藩对于国家就是如此尽责的。他亲身实践，提出“躬身入局”，也就是说不当旁观的人，而是从自己做起，虚心从事，尽力办事。这就是把责任感和具体的行动结合起来。所以他在这封信中，对父母说，儿子虽然身在礼部衙门，依章为国家办事，很认真从不松懈，一律按规矩办理，这也是我心甘情愿做的。从中可见他对国家的忠心，以及让父母放心自己在外做事的孝心。

纵观那些古代圣贤，凡是有才能的人都被举荐任命，委以重任，也正是他们这些人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才会太平和安定。

殷商时期，商纣王亲近奸臣，排斥良臣，残害百姓，变成了人人憎恨的暴君。他的哥哥微子几次劝说，他都不听，最后微子只好离开了他。他的叔父箕子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指责，商纣王便将他囚禁起来。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劝谏，致使有的人投奔到周武王那边去了。

有个名叫比干的人，为国家重臣，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就苦苦规劝纣王要改正自己的行为，但纣王执迷不悟。无奈中，他叹息说道：“君主有过错不劝谏是臣子的不忠，怕死而不敢说真话是不勇敢，即使劝谏不听导致杀身之祸，也算是尽到了忠臣的责任了。”于是他再次劝谏，纣王被他责问得无言以对，就问比干：“你为什么要如此坚持？”比干回答说：“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士有诤友。下官作为朝中大臣，劝谏君王痛改前非，为的是保住商朝的江山。”但商纣王却依旧不以为然。接连几天，比干依旧进谏，最后纣王恼羞成怒，对他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现在我要挖你的心来验证一下！”于是他就令人将比干的心挖出来观看，最终比干因为进谏而被摘心而死。

这便是忠臣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和高尚品格。曾国藩便有这种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品质，所以他一路走来，官运亨通，被人们所敬仰。

所以说，世上成功的人，他们无不是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以国家利益为重。他们具有广阔的胸怀和出众的品质，勇敢而又坚强，成为了人上人。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样，但是需要你真正懂得“责任”这两个字，做事当不苟不懈。

致诸弟：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又已微发，幸不为害，听之而已。湖南榜发，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书中言温弟之文典丽矞皇，亦尔被抑。不知我诸弟中将来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积累及父亲、叔父之居心立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以诸弟之年华正盛，即稍迟一科，亦未遽为过时。特兄自近年以来事务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长住京城，为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无倚！

盖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废；场中又患眼疾，自难见长。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唯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心即甚忧之。近闻还家以后，亦复牢骚如常，或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得尽诿其咎于命运。

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如吴枟台、凌荻舟之流，指不胜屈。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温弟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以后务宜力除此病，以吴枟台、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唯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万望温弟再三细想，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不值一哂也。

王晓林（植）先生在江西为钦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抚。余署刑部，恐须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殇其二。又丧其兄，又丧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穷翰林之难当也！黄麓西由江苏引见入京，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居然有经济之才。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以知县用。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次早饭时，讶其不起，开门视之，则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报，竟不可解。

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我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

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之事，一破从前包征包解之陋风，实为官民两利，所不利者仅书吏耳。即见制台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诸弟皆宜极力助父大人办成此事。唯捐银弥亏则不宜操之太急，须人人愿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则好义之事反为厉民之举。将来或翻为书吏所借口，必且串通劣绅，仍还包征包解之故智，万不可不预防也。

梁侍御处银二百，月内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兑去。公车来兑五七十金，为送亲族之用，亦必不可缓。但京寓近极艰窘，此外不可再兑也。

邑令既与我家商办公事，自不能不往还，然诸弟苟可得已，即不宜常常入署。陶、李二处，容当为书。本邑亦难保无假名请托者，澄弟宜预告之。

书不详尽。余俟续具。兄国藩手草。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近几天京城家里大小平安，我的癣疾又已经复发，幸运的是病情还不算严重，任由它去吧。湖南的科举考试榜单已经发布，但我们县中竟然没有一个中榜。沅弟来信说，温弟的文章富丽堂皇，才思出众，也同样被压抑，不知在各位弟弟中，将来科举考试能取得什么样的功名。以祖宗的积德，父亲、叔父的修心立行，各位弟弟应该可以多得到些好报。凭借各位弟弟现在的风华正茂，即使稍微晚一点获取一科状元，也不会过时。只是哥哥近年来公务繁忙，精神也逐渐耗损，所以心中希望各位弟弟中能有继我而起的人，可长期住在京城，助我一臂之力，成就大业。而且还希望各位弟弟能够为我卸去一些重担，能使我稍微休息一下，轻松些过日子，但这个愿望却一直都没有实现，致使我心里孤苦无靠。

植弟今年这一病，使什么事情都荒废了，再加上在考场中又患眼疾，学问自然就很难见长。温弟的才能，在各位弟弟中首屈一指，只是牢骚太多，性情太懒惰。前些日子在京城不用心看书，也不写文章，我心中便开始担忧。最近听说他回家后，性情还是依旧，常常空发牢骚，甚至好几个月都不动笔。我家中之所以无人继起，对其他各位弟弟都无法指责，只有温弟不能推卸责任，实在是自暴自弃，不能把责任都归结于命运的不公。

我经常看见朋友中也有每天发牢骚的人，结果一定会历尽坎坷，一生遭受挫折，如吴枟台、凌荻舟等人就是如此，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毫无缘故地怨天，天一定不会允许；无缘无故地埋怨别人，人也不会服气。天人感应之理，只能顺其自然，不要过于强求。温弟现在所处的境遇，正是读书人最有利的境遇，但是时常满腹牢骚怨言，处处不如意，这实在让我无法理解。我希望他日后一定要努力改掉这个毛病，以吴枟台、凌荻舟为前车之鉴，时刻告诫自己，每当想发牢骚的时候，就深刻反省思考，到底是因为哪些不足而积蓄了这些不公平的怨气，你就会豁然醒悟，坚决舍弃。若真能这样做，不仅可以使心中平和谦虚，早取得科名，还可以养成平和的心态，略微减轻病痛。万望温弟再三细想，不要认为这些话又是老生常谈，不放在心里，不值得理会。

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任钦差职位，昨天传下圣旨，任命他担任江西巡抚，我掌管刑部，这份差事恐怕要等到明年才能交卸。袁漱六家中昨天又出生了一个女儿，现在他家一共是四个女儿，不过早已死了两个，再加上又失去两兄弟，而且没有谋得一个差事，穷翰林真是难当啊。黄麓西近日由江苏引见入京，得到了皇上的召见，他与过去初中进士时的气象大不一样，现在竟然有管理经济的才能。王衡臣在二月初九引见，皇上任命为知县，后来在月底搬到下洼一个庙里住，竟然在九月初二日晚无缘无故死了。前一天晚上，他还同一起住的文任吾谈到二更。第二天早饭时，便奇怪他怎么不起床，推开门一看，他已经死了。生与死的这种道理，好人的这种报应，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家乡劝说捐款，弥补亏空的事情，我前不久在信中说道，万万不可勉强勒索，我县的亏空，一半亏于官员，一半亏于书吏，老百姓是无辜的。向来书吏都是从中得利，上面吃官，下面吃民，名义上是包征包解，其实当征的时候，就把百姓当做鱼肉而吞吃。解送的时候，又以官为招引的雉媒而从中作梗。官员从书吏手上索取钱粮，好比从虎狼口里求食，再三请求，还是不肯吐出。之所以积累成大亏，并不是民众的拖欠，也不是官员独自侵吞。

今年父亲商议粮饷的事情，一破从前包征包解的陋风，实在是官民两处得利，而不利的只有书吏。就是见制台留朱公，造福一方的功劳也不小，各位弟弟都应该帮父亲大人办成这件事。只是捐钱补亏空这事，不可操之太急，一定要让人自愿捐才行。如果稍微有人勒索，那么一件好的事情，反而成了危害人民的举动，将来或者反而成为书吏的借口，并且一定会串通各处劣绅，闹着要恢复包征收包解送，千万不能不提前作好准备。

梁侍御处的二百两银子，月内一定要送去。凌宅的二百两，也已经交纳。举人来交纳的六七十两，作为送亲族之用，也一定不能耽搁了。但京城家里最近艰难窘迫，除上述几处不可再交纳。

县令既然与我家商量办公事，便自然互相应酬，然而诸弟若可以的话，就不该常常进入县衙。陶、李两处，等我稍后回信。本县很难保证没有假借他人名字请托的，澄弟应该预先告诉我。

信写得不够详细，其他内容以后再写。兄国藩手草。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解读】

曾国藩在谈求学处世的方法中，强调了力除牢骚的重要，并且告诫他的四个弟弟不要一味发牢骚，凡要发牢骚的时候，必须躬身自问：有什么事情使你不满足？为何你心中怀不平之气？积极反省自己的内心，心怀一团和气，养本固元，这样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接受的。接受后，再想法去改变；能改变的改变它，不能改变的接受它，没有什么值得埋怨的。

牢骚太多，是无故而怨天，如果真有天在，天必不允；无故而尤人，他人无故而遭谤，心必不服。责人先责己，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和谐的环境，方可求万事顺遂；事事怨他人，也反衬着你的无能。没有人愿意听你的牢骚，他们只需要结果。任何事情，结果最重要。

生活中，我们常常都会在遇到艰难困苦时、遭到各种打击时怨天尤人。圣人也和我们一样有时会发出感慨，但是，圣人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不会陷入苦恼之中，不会因为大道不能推行于天下而怨天尤人，更不会牢骚满腹不付诸行动。

对此，孔子告诫我们应该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里一个“愠”字，有着“怨天尤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真正具备了很深的修养，就会不怨天，不怨人。

遇到事情，能够经常反省，自己内心里不蕴藏怨天尤人的念头，那么我们也就会很快找到问题的所在，并能冷静处理，找出一种解决办法。

所以说，“人不知，而不愠”是一种胸襟、一种气度。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胸襟、气度，才能做到知识越多，地位越高越不得意忘形；事不顺而不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否则，就必然会“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了。

致九弟：息怒忍耐很重要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申刻，代一自县归，接弟手书，俱审一切。十三日未刻文辅卿来家，病势甚重，自醴陵带一医生偕行，似是瘟疫之证，两耳已聋，昏迷不醒，间作谵语，皆惦记营中。余将弟已赴营，省城可筹半饷等事，告之四五次。渠已醒悟，且有喜色。因嘱其静心养病，不必挂念营务，余代为函告南省江省等语。渠亦即放心，十四日由我家雇夫送之还家矣。若调理得宜，半月当可痊愈，复原则尚不易耳。

陈伯符十二日来我家，渠因负疚在身，不敢出外酬应，欲来乡为避地计。黄子春官声极好，听讼勤明，人皆畏之。弟到省之期，计在二十日，余日内甚望弟信，不知金八、佑九，何以无一人归来，岂因饷事未定，不遽遣使归与？

弟性褊急似余，恐怫郁或生肝疾，幸息心忍耐为要！兹趁便寄一缄，托黄宅转递，弟接到后，望专人送信一次，以慰悬悬。家中大小平安，诸小儿读书，余自能一一检点，弟不必挂心。

咸丰七年九月廿二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申时，代一从县城回来，接到弟弟的手书，知道了一切，十三日未时文辅卿回到家，病势非常严重，从醴陵带了一个医生陪同，好像是瘟疫的病症，两只耳朵都已经聋了，昏迷不醒，偶尔还会说梦话，都是惦记军营中的事情。我把弟弟已经去军营，省城可筹半饷这些事情，给他说了四五次。他已经醒悟，而且脸上有了喜色。因此叮嘱他静心养病，不要挂念军营中的事务，我代他传话通知南省江省。他也便放心了。十四日由我家雇人送他回家，如果调理有法，半个月就应当可以好转，复原则还不太容易。

陈伯符十二日来到我家，他因为心怀愧疚，不敢外出应酬，想要到乡里来躲避一下。黄子春官声非常好，办理诉讼案件勤政明断，人人都害怕他，弟弟到省城的日期，算下来在二十日。我每天都十分盼望你来信，不知金八、佑九，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回来，是不是军饷没有敲定，不急着派人回吗？

弟弟褊急的性格像我，恐怕会生出肝病来，息怒忍耐很重要。现在趁着方便寄信一封，托黄宅转寄给你，弟弟接到信后，请派专人送信，以安慰我的悬念。家中大小平安，几个小孩读书，我自己也能一一检点，弟弟不必挂念。

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解读】

人处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会使事情难以成功；如果长期让自己的心情处于这种状态，也会容易生出病来。所以，息怒、忍耐很重要，只有静心凝神才能万事可达。

人生中，麻烦和挫折谁都会遇到，但是却很少有人能作到耐烦。曾国藩曾告诫弟弟，在军中做事，遇到麻烦的事情会很多，有时候处理一件两件可以，但是多件就会让你措手不及，以至于让你因此而大动肝火。这时候，你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为官之人，之所以要作到耐烦，就是因为要接连不断地应对这些麻烦事情，不让这些麻烦事情牵绊着你，所谓“无官一身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做官，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心事。

因此，做官修养心性，首先就要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无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对事情进行清晰地分析和判断，也能为部下带个好头。否则，一味发火动怒，焦急忧虑，只会让事情更加混乱，部下也会失去方向。

三国时期，著名将领张飞就是因为经常对属下发怒并且对他们进行刑罚，最终使属下忍无可忍，趁他熟睡的时候，将他杀死在帐房中。这便是愤怒所引起的灾难。

此外，一个人如果凡事动辄就发怒，当怒不可遏的时候，正所谓“火”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就有可能做出些偏激的事情来，甚至还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因此，发怒是致病的第一因素。

《孙真人已生歌》指出：“卫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欲并大醉，三者若还有一焉，须防损伤真元气。”《老者恒言·戒怒》中也说：“人借气以充身，故平日在乎营养。所忌最是怒。怒气一发，则气逆而不顺，窒而不舒，伤我气，即足以伤我身。”这些都指出了发怒而导致人体受害的原因及其严重的危害性。

愤怒是人的一种消极情绪，当人对客观现实不满的时候，或者欲望得不到满足，遭受挫折、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愤怒情绪。要知道，人在愤怒的时候，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心跳会加快，血压会上升，人的呼吸也很急促。长期发怒，会使人患上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同时，愤怒还会让人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甚至对于一些疾病患者，愤怒还会导致他们很快死亡。正如中医所说“怒伤肝”“气大伤身”等。

所以，曾国藩十分明白愤怒产生的危害，劝诫弟弟凡事都要以不发怒为之，要使自己心态处于平和状态。这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也是应该加以重视的，时刻记住：“长寿应止雷霆怒，求健须息霹雳火。”这样便能使身心永远健康。

致沅，季弟：天地之道，刚柔互用

【原文】

沅、季弟左右：

沅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而言及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此岂自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

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

【译文】

沅、季二位贤弟：

沅弟对于人概、天概的说法，不十分确切。而说到“势利的天下，强欺弱的天下”难道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从古代的帝王将相以来，没有一个人不是从自强自立做出来的。就是圣贤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他们能够独立、不惊慌、不害怕，坚强得不可动摇。我过去在京城时，喜欢与有声名、有地位的人作对，颇有点特立独行、不怕强暴、不受支配的气概。

近来悟出天地间的道理，刚柔互用，两者都不可偏废。太柔了会顺风倒下，太刚就会折断。刚不是暴虐，是坚强；柔不是低下软弱，是谦逊退让。办事情、赴公差，要强；争名逐利的事，要谦逊退让；开创家业时要坚强，守成享乐时要谦逊退让；出去和别人办理交涉要坚强，回到家里和妻子儿女享受时要谦逊退让。

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声名远扬；一面置田建屋，贪图舒适，这两种情况都会有盈满的迹象，没有一点谦退的念头，那么肯定不会长久，这是我十分坚信不疑的。两位弟弟最好能够默默地去体验。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解读】

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曾国藩用道家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

因此，他总结出柔非怯懦，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权变，一种骄敌之志而暗蓄力量的极高计谋。自己示弱，可以使敌人不注意而得保全。太“刚”者，锋芒太盛，容易招惹是非，暴露自己之不足，为“柔”者所败，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1858年6月7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随后他遍走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计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太平军。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自古以来，常人受到的教诲都是：人要表现坚强，不要表现柔弱；人要表现聪明，不要表现愚笨。而事实上，凡事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既柔又刚，不可推崇其中一面，否则就会让事情夭折或失去控制。真正的成事之道就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用柔的方法，成刚强之事，才是真谛。

致九弟：树大招风，不图虚名

【原文】

沅弟左右：

此次洋枪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处，一一指出，盖前次亦花大价钱买来，若过于吃亏，不能不一一与之申说也。吾因近日办事，名望关系不浅，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则谓我不应述及。外间指摘吾家昆弟过恶，吾有所闻，自当一一告弟，明责婉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可秘而不宣？鄂之于季，自系有意与之为难。名望所在，是非于是乎出，赏罚于是乎分，即饷之有无，亦于是乎判。

去冬金眉生被数人参劾，后至抄没其家，妻孥中夜露立，岂果有万分罪恶哉？亦因名望所在，赏罚随之也。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而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熄。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愿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同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雌雄，反忘外患。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唯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酷热不能治事，深以为苦。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译文】

沅弟左右：

这次的洋枪合用，先前解送去的一百支是否合用？如果不合用，要一一指出来。因前一次的枪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如果太吃亏，不能不一一向对方说明原因。我由于近来办事有些名望，关系也较密切。故把湖北怀疑季弟的说法告知，弟弟却说我不该谈到。外面指责我家兄弟的过失，我听后，自然一五一十地告诉弟弟，当面责备、委婉劝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怎么可以放任而不说呢？湖北对待季弟，自然是有意与他为难，名望在了，是非便出来了，对人要赏罚分明。就是军饷的有无，也应该在这里判断。

去年冬天金眉生几人被人参奏，后来，抄了他的全家，他的妻子和儿子半夜站在露天地，难道果然有万分的罪过？也是因为名望太大，赏罚也就跟着来了。众口铄金，开始不知道从何说起，也不知如何停止。有才能的人愤恨这种没有根据的毁谤，因此全然不顾，但毁谤依然沸沸扬扬。有品德的人，害怕这种没有根据的毁谤，压抑自己继续修德，而毁谤也逐渐平息。我希望弟弟取抑然自修的办法，不希望你取全然不顾的态度。弟弟要认真听我的建议，兄弟采取同一个姿态，来抵御外来的侮辱。不希望弟弟各逞己见，在门户之内计较胜负，反而忘了外面的忧患。

至于阿兄窃居高位，又窃取虚名，时刻都有颠覆坠落的危险。我通观古今人物，像这样的权势，能够保全得到善终的极少。生怕我全盛的时刻，都不能庇护弟弟，而到我颠覆坠落的时候，却连累到你们。只有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常常用危词苦语，互相劝诫，也许可以免于大难吧！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解读】

曾国藩一生崇尚内敛与务实。他向我们阐述这样一种思想：做事应该尽力而为，为人更要脚踏实地，坚决避免侥幸、投机取巧，窃取虚名的行为。

儒家经典里也有个故事，孔子的弟子看见一个老头抱着瓮去汲水，弟子好心告诉他用机械可以省力，老头说我知道有这种投机取巧的东西，我就是不用，用投机取巧的东西就会有投机取巧的心，孔子称赞说老头是贤人。

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他看来富是求不到的，假使真的求得来，就是替人拿马鞭，跟在后头跑，他也愿意干。假使求不到，那么对不住，还是干自己喜欢的吧。这种靠投机取巧而得来的财富，对孔子来说，就像浮云一样，飘浮不定，不可捉摸，免谈！

孔子的话中含着“可求”和“不可求”一正一反的道理。天下事有可为，也有不可为，有的应该做，有的不应该做，必须对事物有是非判断的能力。如“不可求”，就不应该去做，这和富贵没什么太大的联系。因为富贵只是生活的形态，不是人生的目的，还是应该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

吕不韦原不过是一位“阳翟大商人”，《史记》称他“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也不过一投机取巧、左右逢源、机灵奸诈之商人。吕不韦经常用金钱财物资助子楚，但是他觉得这样做还不能彻底笼络住子楚，他发现子楚一直对自己的小妾赵姬很感兴趣，于是，他便忍痛割爱，把赵姬献给了落难公子子楚。他把这个漂亮女人作为控制嬴异人的筹码，最后吕不韦当上了宰相。从买卖的角度看，吕不韦是个大赢家。如果吕不韦就此住手，本本分分地做他的宰相，静下心来编他的著作，也许能在宰相的职位上求个善终。但吕不韦骨子里就缺少本分，心也静不下来，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自杀身亡。

由此看来，投机取巧乃不正当的手段，不用投机取巧的人，就是圣人。相反，会用投机取巧的人，只能是小人，最终只会落得一无所有。

对此，曾国藩力倡本分做人，不做投机取巧之事。常言道：“树大招风”。在他看来，由于家业大，兄弟等人又在朝廷做大官，所以一定会招来别人的注目。他纵观古今，深知像他这样的位高权重的人，能善始善终的很少。因此他很担心在自己全盛的时候，不能保护弟弟，而一旦衰落，又连累弟弟。所以他叮嘱众弟弟做事情一定不要固执己见，万事都要脚踏实地，在平日里要以修心来劝勉自己，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官场中不会招来灾难。

致九弟：积劳之人，非成名享福

【原文】

沅弟左右：

接初四、初六日两次来信，知初五夜地道轰陷贼城十余丈，被该逆抢堵，我军伤亡三百余人，此盖意中之事。城内多百战之寇，阅历极多，岂有不能抢堵缺口之理？

苏州先复，金陵尚遥遥无期，弟切不必焦急。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军务，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厚庵坚请回籍养亲侍疾，只得允准，已于今日代奏，苗逆于二十六夜擒斩，其党悉行投诚。凡寿州、正阳、颍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复，长、淮指日肃清，真堪庆幸！

郭世兄于十二日到此，大约暂留安庆小住。牧云定于十五以后回湘。弟近日身体健旺否？吾所嘱者二端：一曰天怀淡定，莫求速效。二曰谨防援贼、城贼内外猛扑，稳慎御之！

顺问近好。国藩手草。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译文】

沅弟左右：

接到初四、初六两天的来信，得知初五晚上用地道轰陷敌人的城墙十余丈，后被敌人奋力抢着堵塞，我军伤亡三百多人，这是预料中的事情。城内的敌人多数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哪有不去抢堵缺口的道理？

苏州已经收复，金陵的攻克还是遥遥无期，但弟弟大可不必着急。自古以来大战争、大事业，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占十分之七，往往劳累多的人并非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也并非享福的人。以这次军事而言，如果攻克收复武汉、九江、安庆，劳累多的人就是成名的人，从天意上说，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以居功。我们兄弟在积劳二字上下工夫，成名两个字则不必太在意，享福两个字就更不必去提它了。

厚庵坚决要求回家赡养父母，侍奉病中的亲人，我只好答应，已在今日代他上奏朝廷。苗逆已在二十六日晚被擒获斩首，他的党徒全部投降。寿州、正阳、颍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复，长江、淮河之间不日可以肃清残敌，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郭世兄在十二日到来，大约暂时停留在安庆小住一段时间。牧云定于本月十五日后回到湖南。

弟弟近日身体好吗？我所叮嘱的有两条：一是淡泊宁静，不要求速效；二是谨防援救的敌人与城内守敌内外猛扑，要稳妥谨慎加以防御。

顺问近好。国藩手草。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对弟弟说：“自古以来大战争、大事业，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占十分之七，往往劳累多的人并非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也并非享福的人。”这体现了他的“求阙”精神。阙就是“不知足”的意思，时时告诫人们物极必反的道理。“累计劳苦的人，并不是功成名就的人，而成名的人，也并非是真正享福的人。”其意是说万事讲求留有余地，不求至善至美，懂得知足常乐；还有就是说等待时机，再发制人，绝不是心甘情愿屈居第二。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这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知道适可而止，就会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是人无法长久拥有的，富贵而骄傲，一定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急流勇退，淡泊一切功名利禄，才符合自然法则并且保持长久。也就是说人只有知足，才能常常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韩非子《说林·下篇》中说：工艺木雕的要领，首先在于鼻子要大，眼睛要小，鼻子雕刻大了，还可以改小，如果一开始便把鼻子给刻小了，就没有办法补救了。为人做事也是一个道理，凡事要留有余地，留有后路。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遭遇失败。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翰林，又从军，做官，这被很多人羡慕。但是他历经多年的磨炼，深知世态的险恶。所以他在信中对弟弟说，军事上，如果能够取得胜利，那么你劳累最多，可谓是成名的人，从天意上也是十分公道的。但是你万不可居功。因为曾国藩为官多年，深知其中的险恶，在他看来官场最容易丧失权威和荣耀。在官场中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内心知晓，而背后遵循。这些规矩，一是忌直言说人长短；二是懂得取悦别人，也就是说与人保持和气最重要；三是小心小人捣乱。并举例说，苏东坡可谓才华横溢，但是正是由于他不懂得这些官场上的潜规则，才屡次遭贬。所以，曾国藩叮嘱弟弟，我们在官场上，一定要谨慎行事，时刻认识到颠覆的危险。我们为官要在积劳二字上下工夫，成名两个字则不必太在意，享福两个字就更不必去提它了。

由此可见，大凡成功的人，名望越高，他就越珍惜自己的名誉。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对自己从未抱有任何大的希望，在自己的弟弟身上让他看到了名望掩盖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想到自身，所以他将自己的深刻认识和担心传达给弟弟们，鼓励、劝勉他们为官要多为百姓做事，不要被名望二字所累。

曾国藩的劝诫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人生中名利乃身外之物，而保全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功名视为尘土。人世间的喜悦荣耀很多，并非只有功名一种。看透这些，你就会使自己的身心处于一种淡泊的境界，不被外界的诱惑所累。

致九弟：宜自修处求强

【原文】

沅弟左右：

九月初六接弟八月廿七八日信，初十日接初五樊城所发之信，俱悉一切。

顺斋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换替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

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

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田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贼匪此次东窜，东军小胜二次，大胜一次，刘、潘大胜一次，小胜数次，似已大受惩创，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窜陕、洛，即窜鄂境，或可收夹击之效。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戳，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余详日记中。顺问近好。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译文】

沅弟左右：

九月初六收到弟弟八月二十七、八日的来信，初十收到了你于初五在樊城写给我的信，了解到所有情况。“顺斋”的事已经上奏，只希望内廷诏谕能不露痕迹，接任者不很掣肘，那我就很庆幸了。弟弟认为是命运做主，我是深信的。至于说自强的人，每次都能胜券在握，而我不是很相信。凡是国家富强，一定拥有许多贤臣；凡是家庭强盛，一定拥有许多贤子弟。这也关系到天命，不全在于人的谋划。至于一个人自身的强大，不外乎北宫黝的勇敢、孟施舍的仁厚、曾子的义理三种，孟子集仁义于一身而仍不满足，也就是曾子的反躬自问，约束自己的意思。

只有曾子、孟子和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略微可以久长些。此外，斗勇斗力的强，有的因此而大兴盛，也有的为之大败。古代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横行独秀于一世，他们的祸败也与寻常人大不一样。近代如陆、何、萧、陈都又自以为是英雄，而都得不到善终。所以我们在自修方面求强是可以的，在与人争胜负时求强就不可以了。福益这一家人如果专门为争夺胜负而逞强！其能力是否能强到底，未必知道，即使一生因强横而安稳，也是君子所不屑一提的。

敌人这次东窜，山东军队小胜两次，大胜一次，刘潘部大胜一次，小胜多次。敌人似乎已经受到重创，不像上半年那样猖狂了。但求敌人不流窜到陕、洛，即使流窜鄂境，或者可以收到夹击的效果。

我定于明日续假一个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然留在军中，刻一方木印，办理中路剿匪事宜罢了。其余详细记在日记中。顺问近好。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解读】

曾国藩作为一个政坛上的大人物，区别于其他政治家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方，就是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同时又以人格修养的完善来促进功业的建立。

在曾国藩看来，人生是一个努力追求自己目标、自强不息的过程。所以他所立下的志向，“其大者”，“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不管是否有成，均“以此毕吾生焉”。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这两个目标正如孟子所说的：“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便是君子的自处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可谓是追求成功者心目中的完人，他有道德，有军功，有文章。他的一生中把修身当做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即：诚、敬、静、谨、恒。

首先是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自己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要修炼自己的诚。第二个是敬，所谓敬就是敬畏，人要有所畏惧，不能无法无天，要有敬畏，表现在内心就是不存邪念，表现在外就是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是静，是指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是谨，指的就是言语上的谨慎，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第五个是恒，是指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上述五个字的最高境界就是“慎独”，是指人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也就是说人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都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按照最高准则来对待自己的独处。这是修身的最高境界。

曾国藩慎独的手段是记日记，每天都对自己一天的言行进行检查、反思，对自己在修身方面进行检讨。

道光二十二年，他在一天的日记里这样记载：昨天夜晚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到一笔额外的好处，自己很羡慕。醒来之后对自己痛加指责，说自己好利之心如此严重，做梦居然梦到，这是不能容忍的。中午到朋友家吃饭，席间得知某人获得一项分外收入，心里又是羡慕。他在日记里写明，刚刚上午批判了自己，中午又犯了，“真可谓下流”。

最为可贵的是，从三十一岁开始的修身，一直贯穿了曾国藩的后半生。在此后的三十年中，即便身为军事统帅，每天在杀戮声中度过，他仍然坚持每天反省以修养身心。可以说，修身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致九弟：能立能达，不怨不尤

【原文】

沅弟左右：

鄂署五福堂有回禄之灾，幸人口无恙，上房无恙，受惊已不小矣。其屋系板壁纸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说打杂人役失火，固不可疑会匪之毒谋，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细。若大惊小怪，胡思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转得传播以为快。唯有处之泰然，行所无事，申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箴砭，必有大进。立达二字，吾于己未年，曾写于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强，但于能达处尚欠体验，于不怨尤处尚难强制。吾信中言皆随时指点，劝弟强制也。赵广汉本汉之贤臣，因星变而劾魏相，后乃身当其灾，可为殷鉴。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

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译文】

沅弟左右：

鄂督署的五福堂遭受了火灾，幸运的是人没事，上房也没事，只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那里的房子是木地板，墙壁是用纸糊的，本来就容易着火。凡是遇到这种事情，只能说是打杂的人失的火，不要怀疑是敌军的阴毒诡计，尤其不要责怪是仇家的奸人所做。如果大惊小怪，胡乱猜疑、添枝加叶，那么流传出去非常快。只有泰然处之，装做没事，如同申夫说的话那样，“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说的，“有福的人善于退财”，这才是处于逆境人自安的好办法。

弟弟要我随时训示，我自问，近年来全在于一个“悔”字诀。我以前很自负，认为自己本领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时常看见别人的错误。自从丁巳年、戊午年大大悔悟后，才知道自己并非有本领。凡事都看别人有几分正确。所以自从戊午年到现在九年间，我与四十岁以前完全不一样。大致上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就是发奋自强，站得住的意思。达，就是办事周到，行得通的意思。

我九年以来，痛下决心改掉这个没有恒心的毛病，看书写字，从来没有间断。选择将士操练士兵，也是时常留心，这都是自强自立的功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没有一句过分的语言，没有一个自夸的词语，这都是办事圆融练达方面的功夫。至于说到怨天原本不敢，尤人还不能避免，也都随时强制自己去克服。

弟弟如果想自己警惕，似乎可以学为兄丁、戊两年的悔悟，然后痛下决心改正，一定会有所收获。立达二字，我在己未年曾经写在给弟弟的手卷上，弟弟也时刻想自立自强，但对于达字还缺乏体验，对于不怨天尤人，还难以克制。我在信中随时指点，劝说弟弟要强制自己。赵广汉原本是汉朝的贤臣，因为星变而弹劾魏相，后来身受灾祸，可以引以为鉴。心里暗自存一个“悔”字，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挽回的。

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解读】

曾国藩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为人的气魄应该能立能达，对命运与他人的态度要不怨不尤。这是人处于不同时期对待人生、调整心态的根本大法。

立者，发愤图强，能站得住，不容易倒下。人生在世，要想立得住脚，就应该努力向上，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就。孔子也说，“三十而立”，“不学《礼》，无以立”。他说的“立”，是事业有所成就，在某方面已经深深扎根，立足成“家”，这是大范围的“立”。

关于达，是说办事圆融，行得通。办事要想行得通，就该懂规律，懂得怎样做得圆融。为人处世，单靠自己的发愤图强往往行不通，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行得通，就能达。《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能立能达是根本，就像房屋里的大梁。“立”是温饱，“达”是发达富裕。能立不一定能达，但能达一定已经能立了。

如果说“以能立能达为体”是对自己的要求，那么“以不怨不尤为用”就是对天命和别人的态度。孔子曾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不怨天，那是因为孔子知道，天命不可违背，不可改变，一个劲埋怨，无济于事。

古今中外，伟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时刻关注着人类的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生活与命运的不同方式及各种看法。尽管他们观点不一，但都存在普遍认同：为人自立自强、能屈能伸，对人生与他人的态度应是心存感激，切不可怨天尤人。

我们都熟知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面对屠夫的讥讽：“你韩信不是厉害吗？有种你拿匕首杀我，如果你不想，那么马上从我两条腿之间爬过去。”韩信并没有大动干戈，而是忍受了这个耻辱，从那个人的胯下爬了过去。之后，韩信找到刘邦，把张良给他的推荐信呈上去，最后当上了大将军。试想如果韩信当初杀死那个小混混，杀人偿命，韩信也不会当上大将军，更不会帮助刘邦打败项羽，统一天下。这便是大丈夫能屈能伸的精神与境界。

因此，人生在世，“立”要靠自己，而“达”并非一人就能如愿，这就需要学会变通方可成事。当然，现代社会并不提倡人们做两面三刀的人，而是要掌握处事圆通的技巧。这样办事情才能顺利，人际关系才能和谐，你才能在世上立足。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劝诫弟弟一定要能立能达，凡事不要怨天尤人，而要从内心深处去反省自己的行为，这样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取得事情的成功。这也是作为今人的我们应该谨记的要点。做一个立达之人，就能在这个21世纪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致九弟：人生要有“硬”字与“悔”字诀

【原文】

沅弟左右：

接李少帅信，知春霆因弟复奏之片，言省三系与任逆接仗、霆军系与赖逆交锋，大为不平，自奏伤疾举发，请开缺调理。又以书告少帅，谓弟自占地步。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又添此至交龃龉之事，想心绪益觉难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朱子尝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又尝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兄意贞字即硬字诀也。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闻左帅近日亦极谦慎，在汉口气象何如？弟曾闻其大略否？申夫阅历极深，若遇危难之际，与之深谈，渠尚能于恶风骇浪之中默识把舵之道，在司道中不可多得也。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译文】

沅弟左右：

接到李少帅的信，知道春霆因弟弟在奏章里说省三是与任逆接仗、霆军是与赖逆交锋，大为不平，自奏伤疾复发，请开缺调理。又以信向少帅诉说，说弟弟行事霸道。弟弟处于这种百事不顺的时候，又加之与好朋友闹矛盾的事，想你心绪更加难堪。但事已至此，也只有逆来顺受了。仍然不外悔字诀、硬字诀罢了。

朱子常说：“悔字如春天，万物蕴藏积蓄的生机开始生发；吉字如夏天，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天，万物开始败落；凶字如冬天，万物开始枯萎凋谢。”又常用元字配春天，亨字配夏天，利字配秋天，贞字配冬天。为兄以为，贞字就是硬字诀。弟弟处在艰危的时候，如果能够以硬字诀效法冬天收藏的德行，以悔字开启春天的生机，也许可以挽回一二吧。

听说左帅近来也很谦慎，在汉口情形如何？弟弟知道大致的情况吗？申夫的阅历极深，如果遇到危险，可和他深淡，他还能在恶风骇浪之中把好舵，领好航，在司道人员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解读】

曾国藩强调“硬”、“悔”两种人生要诀。“硬”字诀者在储藏实力，“悔”字诀者在迸发生机。这是帮助一个人度过危机的办法。

“硬”者，对他人态度而言，是指倔犟之气。人立于世，必须有一股“浩气”支撑着，对待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态度，对自己正确的行为应该始终坚守，而不能随波逐流。对那些凶恶的人，就该以恶治恶，决不能面慈手软，错过整顿的最佳时机。

孟子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间。”（《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也好、威胁也好，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

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如不怕杀头仍秉笔直书的晋国史官董狐；坚贞不屈，誓死不降，在匈奴牧羊十九载的苏武；被俘后大唱“蜀中只有断头将军，而无投降将军”的严颜；率部渡江北伐、中流击楫、发誓收复中原的东晋名将祖逖；还有充满忠贞正直之气的《出师表》的作者诸葛亮等。

“悔”字启春生之机，这的确是渡过难关与危难的妙计，其奉行的是阴阳消长，刚柔相推的人生哲学。

“悔”者，是从自身角度来说，即对自己言语和行为的检点和反省。人只有知其短，才能补其过；只有知其陋，才能补其缺。自省是促使自己继续进步的动力，不断提高聪明层次的“智慧树”。

人生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挫折。有些人面对挫折，往往就此沉沦，而有的人则从自省中感悟生活的真谛，汲取人生的智慧，开拓新的旅程。

不仅逆境时要自省，顺境时更要自省。当自己得到满堂喝彩的时候，应及时反省自己的纰漏，梳理自己的言行，从而找到前进的方向。自省，还要有开阔的胸襟，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只有容得下过去，才有进步的动力。另外，要知识渊博，善于自省。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只有时时自省、弥补缺点、纠正过错，才能了解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才能在这其中找到生活的真谛。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圣贤，就是因为他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过错，从不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并且能发现错误并及时改正，还时刻反省自己，这样才使他的性格逐渐完善。

例如：有一次，曾国藩同好友窦兰泉一起讨论理学，在讨论中，曾国藩并不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就妄自发表意见，而且言语十分刻薄，使两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表示当时由于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而口出狂言，这个毛病自己一定改掉。但在1843年的正月，曾国藩的两位同僚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件事情做得让他十分不满，他就大发脾气，一发不可收拾，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友人对此劝阻，但他依旧是破口大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反省后，又开始检讨。

由此可知，认识自己是个好的开端，但只有付诸行动才是关键。于是，曾国藩给自己约法三章：凡是和自己往日游戏争逐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是减少往来，相见必敬，这样才能改掉互相争逐的毛病；平日同自己夸夸其谈的朋友，不能很快就沉默不语，只能逐渐低卑，少说话，多听，谨慎思考才能改变狂妄的性格。曾国藩的这种自省，痛下决心的改正固然好，但是他却走向了极端，自己刻意要疏远朋友，认为保持距离，就能增加几分敬意，殊不知这是一种破坏人际关系的表现。

要知道，与人交往一定要有真诚和谦逊的心，而不是客观地去抑制，真正想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是从内心开始的。他的朋友吴竹如曾对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友情虽然是上天赐给的一种缘分，但是好多时候都是由人力决定的。所谓“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都归于天，比如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朋友的投缘，君臣的巧遇，原本是有定分的，然而也是因为积诚所致。曾国藩听后，十分受启发，他开始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缺陷，从此每天都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检查，严格要求自己，同时把检点自己看做是事关身心修养的大事，逐渐地使性格完善起来。

《周易》中说：“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曾国藩的一生就是在每日的言语自律中度过的。每个人都有缺点，都会犯错误，但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所以说，有错必改，有过必纠，这是正确的选择。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反省精神和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作到不欺人也不自欺，这才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为人处世应该注意的环节。

致鸿儿：功名得失，命里皆有定数

【原文】

字谕纪鸿儿：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手谕。（时在江西抚州门外）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

【译文】

字谕纪鸿儿：

从家中到军营来的人，许多人都称赞你举止大方，我心里少许宽慰。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孙做大官，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孙做大官，只希望他们能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勤俭自持，习惯劳苦，可以享受安乐，也可以适应节俭度日，这就是君子。

我为官已有二十年，从不敢沾染一点官场的陋习，饮食起居，还恪守贫寒朴素的家风，极其节俭可以，稍微丰盛些也行，太丰盛我就不敢了。凡是官宦的家庭，都是由节俭进入奢侈容易，由奢侈返回节俭很难。你的年纪还小，切不可贪慕奢侈的享受，不可以养成懒惰的习惯。不管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士农工商，只要勤苦节俭，没有不繁荣兴旺的；如果骄傲奢侈倦怠，没有不衰败的。你读书写字不能间断，早晨要早起，不要忘记曾高祖以来历代承袭的家风。我的父亲、叔父，都是黎明就起来，这些你都是十分清楚的。

富贵功名之类的得失，都是命中定数，一半靠人力，一半在于天命。只有学做圣贤，全靠自己的努力，与天命没有一点关系。我有志向学做圣贤，可是少年的时候忽视了居家恭敬谨慎的修养，所以到现在还不免有戏言和戏谑的行为。你应该举止端庄，言语谨慎，这样就能为道德修养打好基础。手谕（此时在江西抚州门外）。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

【解读】

对于做官一事，曾国藩认为：“凡是富贵功名，都是命中注定，一半是靠人的努力争取，一半是由上天决定。”对于不可必得的功名富贵，如果一味追求，反而会迷失本性。所以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做圣贤，多读书，因为这件事全由自己做主，诚如孟子所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以学做圣贤为目标，才不会误入歧途。

道光十五年，曾国藩寓居在京城的长沙郡馆，参加了全国的会试，没有取中，便留在京城里研读经史。道光十六年再次出榜，仍没有取中，他意识到“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过”。

于是，他便走出京城，决定前往江南漫游一次。道光十六年，曾国藩经过清江、扬州、往金陵溯江而归。因在京城住久了，所带的钱财所剩无几，弄得经济很紧张，他便向时任睢宁县知县的同乡易作梅先生借了一百两银子。在经过金陵古城的时候，他将借来的银子全部买了书。因所借银两还不够，他又将随身携带的衣服、皮袍卖掉加以补充。回到家中时，他将自己所购的《廿二史》全部摆出来，其父非常吃惊。问清其缘由，竹亭公高兴之余又告诫儿子说：“你借钱买书，我一定会为你还债。你如能圈点一遍，这才不辜负我对你的殷切期望。”

曾国藩听了父亲的话很震动，从此以后，黎明即起床读书，直到半夜才休息。他足不出户，几乎整整一年，硬是将《廿二史》圈点了一遍。

此后，曾国藩由考试途径一路晋升，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由道光十八年的赐同进士出身，先后晋升为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官、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到道光二十七年的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至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岁的曾国藩正月诏授礼部右侍郎，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充任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余生平科名，极为顺遂。”

人生中有得有失，得可以使人欢天喜地，失可以使人捶胸顿足，这是生活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有些人得意忘形，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因为失望而彻底绝望。一个人一生不要因为一点成绩，就窃喜起来，要知道还有更大的目标等着你去追求。同时，也不要因为一点挫折，就怨天尤人，要知道，有多少人都是从逆境中闯出来的，从而取得了成功。古代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他们的悲喜不受客观环境和事物的影响，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而是所谓“得失随缘”、“得不足喜，失不足忧”。

致诸弟：苟能发奋自立，人人可做圣贤

【原文】

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何？即格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功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在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碧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

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

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兄国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译文】

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二十一日，我接到九弟在长沙所发出的信，信中有路上日记六页，另外有药子一包。二十二日我接到九月初二寄出的家信，感到很欣慰。

自从九弟离开京城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担心忧虑，恐怕道路变故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看了九弟的信，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千辛万苦，总算到家了。真是幸运！姓郑的伙伴靠不住，我早就知道了。郁滋堂这样好，我实在感激不尽。在长沙的时候，没听九弟说起彭山屺，这是为什么？又知道你为祖母买了皮袄。这很好，可以弥补我的过失了。

四弟写的信很详细，他发奋自立的志向，流露在字里行间。不过他一定要去外面找学堂，边学习边教书，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解释说是因为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误学习，不如外面安静。然而到外面从师求学，不会有什么耽搁；如果像你说的到外面边教书边学习，那耽搁的时间比在家里还要多。

况且真的要发奋自立，那么不要说家塾可以读书，就是荒郊野外，热闹场所也可以读书，背柴放牧，都一样可以读书；如果不能够发奋自立，那么不要说家塾读不了书，就是清净的地方，神仙一样的环境，都不适合读书。何必要选择地方？何必要选择时间？只要问自己：自立的志向是不是真的！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好，我也深表同情。不过，要是仅仅因为小的科举考试不中就发牢骚，我暗自笑你志向不大，心中装不下大事。君子的立志，有包容万物万民的气概，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功业，而后才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人。

所以君子忧虑的，是因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行没有修整、学问没有长进而忧虑。所以，会为顽固的刁民难以感化而忧虑，会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虑，会为小人得志上进的人无路而忧虑，会为黎民百姓得不到恩泽而忧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悲天命而怜悯百姓的穷苦，这才是君子应当忧虑的。至于是个人的得与失，一家人的饥和饱，世俗的荣辱与贵贱和流言飞语，君子是没有时间想这些的。六弟科举没中，就抱怨命运不好，我暗笑他所忧虑的东西太小了。

人如果不读书就算了，只要自称是读书人，就应该按照《大学》里的要求去做。《大学》的纲要有三点：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都是我们的分内事情。如果读了书却不能联系到自身，说这三点与我丝毫没有关系，那读书又有什么用处？即使能写好文章作出好诗，博学雅闻自己吹捧自己，也只能算是个识字的牧童而已，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称得上是明理有用的人呢？朝廷以制艺来录取士人，也是说他能代圣贤立言，能够明白圣贤的道理，以圣贤为榜样去做，可以做官管理民众，待人接物恭敬有礼。如果明德、新民为分外事，那么虽说是能写文章能作诗，而对于修身治人的道理实际上是茫然无知，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和用牧童做官有什么不同呢？

既然自称为读书人，那么《大学》的纲领应该是自己所关注的事情，这是明显的。《大学》应修的科目共有八个方面，依我看来，能使人成功的，只有两条：一条叫格物；一条叫诚意。格物，就是说要弄清事物的原理；诚意，是说凡事要身体力行。物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本与末。身体、精神、意念、知识、家庭、国家、天下都可以称为物，天地万物都是物。日常所用的，所做的事情都是物。格是什么？就是考究事物以及追求它的原理。比如侍奉双亲，定期探望亲人，这是物；探究为何要侍奉双亲，就是格物。跟随兄长，这是物；弄清为什么要追随兄长，这是格物。我的心，是物；深入考察自己内心，就是格物了。我的身体是物；探究养生之道、如何保养身体的道理，这就是格物。每天所看的书，句句都是物；结合自身深入思考，认真研究其中含义就是格物。以上是对事物的认识。所谓诚意，就是要遵循自己所弄清楚的道理而力身行事，这才是诚实的态度。弄懂一句，就实践一句，这才是身体力行的做法。格物和诚意同时并进，那么就可以达到下学上达的境界。

我的朋友吴竹如在格物上下的工夫十分深，每件事物，都要弄明白它其中的道理。倭艮峰先生在诚意上下的工夫很深，每天都写日记，一天中的一念之差，一件事情的过失，一言一行都要记载下来，字都是正楷。三个月合订一本，从乙未年起，已订了三十本。因为他处世十分谨慎严格，虽然有时也有杂念，但必须立刻纠正，并记载下来。因此他读的书，句句都是切合自身的良药。现在我将艮峰先生的日记，抄三页寄回，给弟弟看。

我从十月初一日起，也以艮峰为榜样，每天一个念头，一件事情，都写在册子上，以提醒自己纠正过失，字体也用正楷。冯树堂和我一样，从同一天开始记日记，也有日记的册子。树堂非常虚心，爱护我就如同他的兄弟，敬重我如同老师，将来一定有所成就。

我一向具有没恒心的毛病，从这次写日记后，也可以保证自己一生有恒心了。有名师益友的帮助，我只有进步没有退后。本想抄我的日记给弟弟看，由于今天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所以我就没来得及抄。十一月再有信差来，我一定抄几页寄回去。

我的好友中，如倭艮峰的冷静端庄，令人肃然起敬；吴竹如、窦兰泉要求尽善尽美，一言一行，实事求是；吴子序、邵蕙西擅长经学，深思明辨；何子贞喜欢谈论书法，他精妙的看法，与我不谋而合，我特别喜欢听他谈论诗。子贞很喜欢我的诗，所以我从十月以来，已作了十八首，现在抄了两页，随信寄回与弟弟看一看。冯树堂、陈岱云志向高大，急切而不慌忙，也是我的好友。镜海先生，我虽然没有拿着礼物去请求授业，但心里是把他当成老师看待。

我每次给各位弟弟写信，总会不知不觉就说多了，我想你们或许已经厌烦得看不下去了。但是弟弟要是写长信给我，我会十分愿意看，就像获得珍宝一样。人本来就是各有性格的啊！

我从十月初一日开始写日记，总是想改过自新。回忆起以前与小珊有点矛盾，实在是一时气愤，不近人情，本来是想立刻登门道歉。正好初九小珊来拜寿，当天晚上我到小珊家谈了很久。十三日我和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我们又开始有说有笑，冰释前嫌了。

金竺虔报满之后担任知县，现在居住在小珊家中，喉咙疼痛有一个多月了，现在已经痊愈了。李碧峰还在汤家。易莲舫要外出读书，现在十分用功，也在以倭艮峰为榜样。同乡李石梧已经升官担任陕西巡抚。

两大将军都被押到京城治罪，准备处斩。英国人的事情，现在已经议和。用了两千一百万两银子，又在全国让出了五个码头，现在英国人已经全部撤退。两江总督牛鉴，也被押到刑部定罪。

近期的事情大致就是这样，容我以后再写，兄国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解读】

曾国藩家书中，一直劝弟教儿立志向学，可见他非常重视“立志”对一个人人生的重大影响。他曾给自己写过一个对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他把当圣贤视为自己最大的目标。因为圣贤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圣人和贤人的合称，那是品德高尚、才智超凡的完人，所以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是圣人和贤人的人屈指可数。在他看来，无论帝王将相，无论圣贤豪杰，各自都有各自的志向，只要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好了，莫问收获，只问耕耘，重点在耕耘两个字上。可见曾国藩的志向之大。

曾国藩从刚开始走上科举之路，到后来平定了太平天国，直至做到直隶总督，不同阶段他都有自己的志向。在一次秀才考试中，曾国藩取得第七名的好成绩，为此他十分高兴，于是为自己取了“涤生”这个名号，希望自己能够借助这一好成绩，蒸蒸日上。从表面意思看，“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而生者，则采用了明朝袁了凡的话：“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就是说我今后所做的事情，就仿佛我要重生一样。这可以说是他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志向。

随着人生的不断向前，曾国藩在道光十二年参加湘乡县学考试时却被学台亮了红牌，认为他文理不通。后来再次应试，他也仅得了一个备榜，即秀才的最后一名。这对于一向不服输的曾国藩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于是他告别家乡，进入省城就读于当时极富盛名的岳麓书院。在岳麓书院，他勤学苦读，每一次考试都力争第一，后来在参加省城的乡试时，终于不负众望，考中了举人，后来又考中了进士。在进士及第之后，他又立下了更加宏大的志向。

由此看来，曾国藩这样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一路走来，遭受了很多挫折，真不容易。可以说，当年的立志正是曾国藩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每当他在科举路上遇到困难时，人们总能看到他为此立下志向，并付出努力这样一个过程。

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无不将“立志”看做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并把它作为排除万难、驶向理想彼岸的原动力。抚今追昔，古人立志的勇气与精神、毅力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现在，我们拥有开阔的眼界，悠久的传统历史积淀，更该立下较古人更远大的抱负和志向：成为一个社会栋梁之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致沅弟：存倔犟以励志

【原文】

沅弟左右：

十九日接弟十四日缄，交林哨官带回者，俱悉一切。

肝气发时，不唯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儒释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至于倔犟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糜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犟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犟。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犟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新编五营，想已成军。郴桂勇究竟何如？殊深悬系。吾牙疼渐愈，可以告慰。刘馨室一信抄阅，顺问近好。兄国藩手草。

同治二年正月廿日

【译文】

沅弟左右：

我在十九日接到弟弟十四日捎来的信，是你交给林哨官带回来的那封。信中的一切都知道了。

肝火上升的时候，身体不只不平和，内心也不害怕，的确有这种现象。不只是弟弟年轻气盛是这样，即使像我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也时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只要强迫自己控制它，便可以降伏这样的心情。正如佛家所说的降龙伏虎：龙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也不只是我们兄弟是这样的。重要的是稍加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强烈。降龙用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代圣贤所说的熄灭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控制怒火，就是伏虎。佛教、儒教的道术虽然不同，但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还是相同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宗旨就是克制自己的嗜好欲望，以免残害自己的身体性命。

至于“倔犟”这两个字，是不可缺少的气质。功业文章，都需要有这两个字的精神贯穿其中，不然一生都会委靡不振，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从“倔犟”二字引申而来。我们兄弟继承了母亲许多的品德，其精髓就是倔犟二字。如果能够消除仇恨的欲望，来保养自己的身体，而多些倔犟来激励心志，那么就可以有无限的长进。

新编的五个营，想必已经成长成一个军旅了。郴、桂的士兵到底操练得怎样了？我心中很是挂念。最近我的牙疼已渐渐减轻，可以稍微欣慰，不必过于挂念了。现将刘馨室的一封信抄寄给你看。

顺便问候近来可好。兄长国藩手草。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着重阐述了“倔犟”这两个字，告诫弟弟这是为人不可缺少的气质，建功立业、修学都离不开这两个字，否则就会让自己变得懦弱而一事无成。

曾国藩一生遭遇过很多挫折，但纵观他的一生，每每遇到挫折的时候，总有一种“倔犟”的精神支撑着他，使他走向成功之路。

曾国藩在乡试中考得不错，位列第三十六名举人，然后就去考会试。会试经历了两次失败，第三次才通过，可殿试只得了一个三等第四十二名。这三等如同进士出身，享受进士的待遇。曾国藩觉得没有脸面见家乡的父老乡亲，但他骨子里却有种不服输的气质，再加上周围的朋友劝他说还有机会，殿试之后的考试如果能取得好成绩，你还是能够改变命运的。

于是，在这个挫折面前，曾国藩便咬牙坚持了下来，第三次考试的时候，他居然考得一等第三名，正是这个成绩使他进入了翰林院。翰林院是清代科举人才的最高机构，只有进入翰林院才有机会接触最高统治者，否则只能成为下层默默无闻的小吏。而曾国藩面对挫折，迎难而上，凭借自己的倔犟，在科举之路上取得了成功。

面对挫折的态度，其实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卑地退缩，认为自己把志向定高了，于是退而求其次；还有一种则是以无比自信的态度来面对挫折，曾国藩就是采用了后者。

曾国藩这种倔犟性格，在他刚开始带兵的时候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当时是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出来带兵的，他没有地盘，没有粮饷，每件事情都依靠别人。但曾国藩却是个骨子里倔犟的人，什么事情都勇于承担。因此，他同地方官员的关系势同水火，经常发生冲突。加上开始同太平军的作战屡战屡败，更使他陷入了困境。但是他依旧没有灰心丧气，在与官场政敌和太平军的双重搏斗中，造就了他咬牙立志，不肯认输的脾气。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话可谓人人都耳熟能详，或许当你看到这段话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也饿过肚子，也受过劳累，更经历过各种痛苦，可是上天并没有降大任于我呀？”

其实，只是遭遇了挫折、困苦，并不是已经完成了全部苦难。要知道困难的完成和升华是需要人们先去克服它。有智慧的人在遭遇挫折之后，他不会怨天尤人，委靡不振，只会冷静地去思考，如何去解决问题。相反，缺乏智慧的人只会哀叹命运的不公，整日以泪洗面。受挫之时，正是长进之机，如果你能懂得如何去解决问题，便能关闭苦难之门了；而不能运用理智果断解决问题的人，只能永远活在痛苦之中。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三日刘福一等归，接来信，藉悉一切。

城贼围困已久，计不久亦可攻克。唯严断文报是第一要义，弟当以身先之。

家中四宅平安。季弟尚在湘潭，澄弟初二日自县城归矣。余身体不适，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温弟何日至吉安？在县城、长沙等处尚顺遂否？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嚚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嚚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横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帖。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闻在县有随意嘲讽之事，有怪人差帖之意，急宜惩之。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九弟妇近已全好，无劳挂念。沅在营宜整饬精神，不可懈怠。至嘱。兄国藩手草。

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三这天，刘福一等人从军中回来，接到了你的来信，信中知晓一切。

城内敌人已被围困多日，估计不久便可攻克。只有断绝敌军情报是最重要的事，弟弟应当亲自出马，以免出现差错。

家中四宅都平安无事。季弟还在湘潭，澄弟初二从县城回来了。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初二住在白玉堂，晚上辗转无法入睡。温弟哪天能到吉安？在县城、长沙等地的行程还算顺利吗？

古人说凶德导致失败的原因不过两条：一是骄傲，二是多言。丹朱不成才，就是因为他“傲”，因为他“嚚讼”，即多言的意思。看看各个朝代的名声显赫的公卿大臣，多数因为这两条而身败名裂。我一直有固执的毛病，这是德方面的“傲”；虽然不多说闲话，但是笔下却近乎多言。有时候静心反省，发现我之所以处处不顺利，其根源不外乎这两者。

温弟的性格与我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言谈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之势，并非只通过言语来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的神态有英姿勃发的姿态，面色却有蛮横之相，最容易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以你的性格，心中绝对不可以有所依仗，心中有所依仗就会自然表现在面貌上。从门第上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子弟要因此而受到牵连；从才识上说，近来军队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弟也没有过人之处，都没有什么可以依仗的。只能抑制自己，一味讲求忠信、讲求礼仪，行事诚笃敬谨，这样或许可以弥补自己的过失，显示新的气象。否则，人们都会讨厌你鄙视你。沅弟为人处世谨慎小心，很稳妥，让人放心。而温弟却经常与人谈笑讥讽，强充老手，不免沾些旧的坏习气，所以必须狠狠反省！立刻痛改前非！我还听说温弟在县城的时候，经常放任自己胡作非为，随意嘲讽他人，还时常责怪他人的帖子差强人意，这种做法应该迅速改正。我在军中辛苦多年，怎么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呢？就是因为“傲”字而使百事无成。所以我对各位兄弟谆谆教导，大家要引以为戒。

近日，九弟妻子的病已经痊愈，不用担心。沅弟在营中要振作精神，不可有丝毫懈怠。至嘱。兄国藩手草。

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

【解读】

人的一生中如果能够做出些引以为傲的事情，是值得人欣慰的。但人不能因此而骄傲，人可以有傲骨，但不能有傲气，因为傲气长久会令人盛气凌人，而且还会招来祸患。因此说，骄傲可以留给别人，而不是自己，亲戚朋友任何人都可以为你骄傲，但只有自己不能因此而骄傲。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的因素可以导致失败，“傲”就是其中之一。骄傲能够使人不知进取，从而懒惰散漫；骄傲还会让人失去方向，很难作出正确判断。即使机遇来临，也会错失机遇，功败垂成。

曾国藩深知傲气的害处，所以他在信中告诉弟弟：“古人说凶德导致失败的原因不过两条：一是骄傲，二是多言。丹朱没有成为栋梁之才，就是因为他‘傲’，因为他多言。纵观各个朝代的名声显赫的公卿大臣，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条而身败名裂。”因此，曾国藩不仅以此修身，而且告诫弟弟也要力戒这两条。

曾国藩戒傲体现在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譬如：1863年，曾国荃进军雨花台，打了胜仗，立下了战功。但曾国藩却要求弟弟不要去争夺这个功劳。他认为这是在谦虚上下工夫。此外，曾国藩为官也不傲。这也同他的磨炼有关系。道光年间，他在京城做官，因为年轻气盛，自然有些傲气，常与一些有名气的人争斗；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经常指责别人，与人结怨；咸丰五六年，在江西的战场上，他又与地方官员产生了矛盾。咸丰七八年他在家守制，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反省，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办事情不顺利，正是因为自己平时有傲气，还常常指责别人。

还有在三十岁以前，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言语中总是带着一股尖刻的味道，让人对他十分不满。虽然他自身有一定才华，但人们都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饭桌上还是在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话语总会让人处于尴尬的局面中。时间长了，他的恶名也逐渐传开。后来，翰林院的同僚都逐渐疏远了他。

曾国藩尝到了被孤立的滋味，开始深深地进行反省，最终悟出了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两个弊端，是历来士卿大夫衰败以及官场上导致灾祸的原因，所以一定要避免这两者的危害。于是他经常自勉。就这样他逐渐改掉了这些毛病，到了晚年，他所达到的“谦”的境界令人十分敬佩。他不仅在官僚之间互相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力也时常谦让。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对温弟说，他的性格就如同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而且言谈上更加尖刻。曾国藩对他进行了指责，说这种傲气凌人的气势会表现在言语、神色和脸色上，一定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同时他还对温弟经常与人谈笑讥讽，强充老手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要他必须立刻改掉这个毛病。

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事业和修身方面，戒傲是第一要义，也是他人生不败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