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第1卷·2） - 海峡两岸跨域互动共生的民国文学——以1920—1930年代台湾·东京·大陆左翼文学为例

海峡两岸跨域互动共生的民国文学——以1920—1930年代台湾·东京·大陆左翼文学为例

肖成

内容提要：1920—1930年代海峡两岸文学界，特别是文联东京支部、左联东京支盟，以及上海与台湾岛内文坛之间，渐次形成一个带有左翼性质的跨域文学交流互动网络，这既是海峡两岸同胞追求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历史佐证，其性质是两岸文学界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多边互动中产生的抵抗文学，又反映了当前对民国文学历史叙述进行反思与重构的一种思潮。

关键词:民国文学；互动共生；左翼运动；政治革命

近十来年，用“民国”来重构中国新文学史的设想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与反响，陈福康、张福贵、丁帆、李怡、张中良等先生分别从“民国文学”、“民国文学史”、“民国风范”、“民国机制”，以及“民国文学断代思考”等角度先后撰文对此做了深入探究，相关回应文章亦不在少数。就目前形成的基本共识来看，确如丁帆先生所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它标志着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诞生！帝制被推翻，也就断然在形式上宣告了与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古代国体、政体与意识形态进行了形式上和法律上的切割（虽然，它在意识形态内容上还不能进行精神脐带上的完全剥离）。这就在政策和法规的层面为新文学在形式（从文言向白话转型）和内容（‘人的文学’）上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并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惟此，才有可能萌发孕育和产生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可能胎生出辉煌的人的文学。”而以民国元年作为一个文学史节点，既使“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期的争论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又贯通了现当代文学，并将此后所有文学重新整合、归属于民国文学范畴，以别于古代文学。遗憾的是，目前讨论大部分仍只集中于对现代文学历史叙述框架“历时性”反思中展开，对于“共时性”方面的反思却远远不够。诸人之中只有丁帆先生曾尝试在“共时性”方面对此重大议题做了较具拓展性的理论探讨，他在使用“民国文学”这一概念时似乎有着一个宏大设想，即将原本被屏蔽在新文学历史叙述传统框架之外，包括日据时期及光复以后，乃至1949年之后的台湾文学也纳入“民国文学”的框架进行通盘考虑。毕竟在1949年之前形成的“民国文学风范”并未因民国在大陆作为一种国家政体合法性的丧失而完全中断，在迁移到台湾地区后“民国文学风范”依旧延续着，故而在“民国文学”这一概念下仍可将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学纳入其谱系。这显然是一种突破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对峙与文学空间人为隔离以期建立更宏观文学史的视野。

毋庸讳言，1895—1945年这一时段的台湾是作为日本殖民地存在的，造成了此时段台湾文学归属性变得极其复杂。台湾作为中国组成部分的“政体形态”在乙未割台后的合法性确实被终结了，但在“文化与文学形态”上却仍归属于中国，因为无论从族群血缘，还是从民众主流意识形态关于“原乡”——中国的认同立场来看，台湾均难以从中国脱离；同样，台湾文学也难以与中国文学这一“母体”割裂。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藤井省三为代表的日本台湾文学研究界，通过引入文化研究、语言民族主义等理论全盘颠覆了前代学者尾崎秀树、松永正义和戴国辉等共同开创的战后日本台湾研究的传统。强调日据时代“国语”（殖民宗主国日语）的推广，“形成以皇民文学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由此追寻台湾文学独立于大陆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以“外来政权说”取代“殖民统治”，将属于和组成中国新文学重要一环的台湾日据时代文学纳入日本近代文学范畴中。在此影响下，加上台湾岛内政党轮替造成的“台独”和“去中国化”等泛政治化议题不断扩散，当前研究界对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归属”亦产生了两极相反的观点。事实上，1895—1945年之台湾文学，不管是用汉语还是用日语创作的，都不具有像日本文学那样的与近代民族国家诞生过程相伴随的文化内涵，且其核心部分是在大陆新文学运动影响下诞生的，日据后期虽出现日语作家被划入日本文学周边，但从当时台湾文学所反映的主题内容和形成的民族基本认同来看，它依然意味着是由多元复杂要素构成的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换言之，如果认可“没有民国，何来五四”这一观念，那么没有五四，何来新文化运动？何来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故而即使是作为殖民地文学的日据时代台湾文学仍然归属于民国文学的范畴中。毕竟民国文学就是以大陆为中心，包括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范围互动共生过程中滥觞、形成与发展的。如何在民国文学史的构成中，将民国文学与共和国文学、大陆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分流的文学进行整合性研究与系统建构？乃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由于从1912年开始的民国文学仍“是一个以五四新文学传统为核心内容和主潮的文学流脉”，依旧保留了启蒙主义现代性这一历史叙述的总体框架，那么反帝反封建主题下文学和政治的互动共生关系便成了这一总体框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而“民国机制”恰恰体现了文学史叙述中政治维度的建立和政治视野的回归。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介入，此乃把握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内在肌理与历史脉络的风向球，从白话文学的发生，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艺，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反拨，以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重新发现，及至当下民国文学形成的种种期待视阈，都可从中发现政治与文学的密切呼应关系。而隔着一湾海峡与大陆遥相呼应的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亦同属于“民国文学”的范畴，更是海峡两岸同胞追求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历史佐证，其性质是两岸文学界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多边互动中产生的抵抗文学。如同所有20世纪初叶产生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样，它所反映的核心内容也是反帝和解殖。因此正视中国文学的政治形态背景，不仅对于理解民国文学的构成与历史叙述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对于把握海峡两岸文学互动共生中发轫、发展的关系亦至关重要。对此，我们或可从海峡两岸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左翼文学来透视政治与文学在历史空间中的互动共生关系。

肇端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战败，自1895年开始，由于经济上的考量与邻国的地利之便，海峡两岸青年赴日留学人数激增。特别是台湾地区，由于殖民统治下中高等教育体系匮乏、教育机会不均等及时代潮流之刺激，使留学日本蔚然成风。两岸文学者以东京为枢纽，在台湾·东京·大陆的广阔场域的积极互动共生中构建着民国文学。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这一文学场域中互动共生最为活跃的是左翼文学。这一跨域文学活动由S君、谢春木、王白渊、张我军等和祖国的互动拉开了序幕。

目前有资料记载的两岸新文学界多边互动肇始于一个台湾青年与祖国革命文学家的公开信。1922年10月3日旅居日本福冈的郭沫若收到一封署名“S君”的台湾青年来鸿。从郭氏公开复信中可以窥见“S君”去信目的是：“遥飞祖国，向文学煅己一身，欲为真个的中华人。”显然，S君受到五四新文学之感召，郭沫若亦在复信中以一首“神木”诗恸惜台湾命运。虽然20世纪20年代初期之前，大陆新文学作品已传入台湾，但读者毕竟还是少数。台湾报刊对文学革命的介绍还处于转介阶段，直到1923年许乃昌在《台湾民报》发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后，《创造》季刊才开始关注台湾。在S君致信郭沫若的时节，往后崛起于20年代至40年代的台湾新文学作家，这时正处于捧读文学革命作品，或揣摩试炼白话文笔中，因而这一事件虽一度被遗忘于历史深渊里，却是两岸文学界互动共生关系的滥觞，值得在民国文学史上书一笔。

台湾新文学作家、旗手张我军在1920年代初期海峡两岸文学界的互动交流中是一位重要标杆人物。1921年他赴厦门接受新式中学教育时受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冲击，不仅在《台湾民报》第3卷第18号上介绍郭沫若新诗《仰望》、《江湾即景》和《赠友》，还将鲁迅作品与译作也转载于《台湾民报》。1925年因直奉战争动荡返台的他，很快便成为北部文化界活跃分子。除了担任《台湾民报》编辑之外，他还与蒋渭水、翁泽生等人组织“台北青年体育会”与“台北青年读书会”，并出版了台湾第一本中文现代诗集《乱都之恋》。1926年重返北京后仍担任《台湾民报》驻北京通讯员，向鲁迅请教“台湾如何争取自由”的问题及“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太提起”的忧虑，鲁迅答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时放下。”鲁迅除在日记中记录了此次会面之外，还在给台湾青年张秀哲翻译的《国际劳动问题》译著序言中再次提及此事；1927年张秀哲翻译的另一本革命小册子《农工问题》也再次请鲁迅作序。鲁迅南下任教时和在当地求学的台湾青年有不少接触，1927年春，张秀哲、张深切、郭德金等人曾于课余及夜间多次拜访鲁迅请教民族解放问题，此时也正是旅华台湾学生团体“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改组为左翼团体“广东革命青年团”之关键时刻，鲁迅亦积极声援他们的革命活动。张秀哲与郭沫若也早有接触，1926年曾请郭沫若为其《台湾痛史、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做序，郭氏慨然应允并题写了“台湾人是我们嫡系的同胞”，期待台湾人“彻底的革命”等语。这本封面题有“毋忘台湾”的反日革命小册子曾秘密传回台湾。由此可见当年鲁迅、郭沫若对这位激进派领袖的影响与指导。

除了上述旅华台湾青年与中国文学界的互动交流之外，被誉为“台湾现代文学开创者”的谢春木和他的战友王白渊，虽各有4年及10年长短不同的旅日留学、工作经历，但他们的国族认同以台湾为核心却不限于台湾，还同时包含着难以忘情的苦难祖国，祖国在其认知体系中始终扮演着杠杆性角色。对新中国充满憧憬与期待的谢春木和王白渊均为郭沫若的敬仰者。谢春木似乎深受郭沫若那封公开答复“S君”信中以“神木”比喻台湾，恸其飘零并深深期许殖民地解放之诗的启发而以桧木寓言方式创作了一个无标题的两幕剧，通过兰阳地区伐木工人及基隆港搬木苦力之口，对日本官员滥用职权以“宣传台湾”之名滥伐珍贵的台湾桧木大兴宫殿及把山林划归国有断绝台民生计的做法予以严厉讽刺。郭沫若以“神木”喻台湾的诗作与因之而产生的谢春木剧本，正是两岸文学界一段互动共生的佳话。此外，谢春木与黄白城枝共同创刊的《洪水》报，也与1925年创造社发行的《洪水》半月刊同名。这不仅与谢春木对郭沫若的敬仰有直接关系，而且呈现了海峡两岸左翼文学界积极互动共生的面貌。王白渊不仅诗作风格偏向模仿郭沫若，大量出现有关自然的隐喻与意象，而且在文学革命道路的选择方面，也积极追随郭沫若的脚步。1923年郭沫若在《创造周报》上驳斥了“艺术家与革命家不能兼并”说，强调“我们要做自己的艺术的殉道者，同时也正是人类社会的改造者”。郭氏的体会正当其时地启示了谢、王往后的抉择与发展。譬如1923年郭沫若发表小说《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透过黄河与长江语重心长的对话指出封建桎梏与帝国主义荼毒给中国造成的祸害与危机，呼吁同胞效仿“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期盼中华民族能在“20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别演一场新剧”；1928年郭沫若再度创作了同名诗歌《黄河与扬子江对话》，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内战而寄望工农大众。王白渊随即创作了《伫立扬子江》一诗呼应郭沫若，也用长江、黄河来譬喻“青年中国”和“老中国”，并将郭诗中长江、黄河的平等对话，赋予“长江——南方革命精神”超越“黄河——北方官僚军阀气息”的不同象征意义，还宣扬了郭氏两作反帝反封建之精神，期待新中国开启中国史，乃至人类史上未曾有的新纪元。1925年郭沫若发表自传体小说《行路难》，叙述旅日青年爱牟在异国饱受羞辱仍坚持为理想奋斗的故事。王白渊读到郭沫若此作后亦有感而发，在《福尔摩沙》创刊号上也发表了一首同名自传体诗，回首自己背负殖民苦难，为追求理想从故乡前往日本后历经的风霜及奔赴祖国的决心。可见王白渊诗歌中对郭沫若的推崇和效仿，以及郭沫若在王白渊创作中所散发的持久性影响都不能不令人惊讶。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日本左翼运动逐渐达到顶峰，但其整体式微的征兆也隐隐开始显现，盘踞东京的海峡两岸左翼运动也面临着严峻考验。谢春木这样诠释着时局：“大正十三年是日本发生大地震、共产党事件被检举、大杉荣被害的一年。在中国，孙文与越飞会见，发表了共同宣言，开了容共政策的滥觞，在广东设了大元帅府。在北方，大总统改选问题和金法郎问题是大事件。同年，中国全面爆发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战败，成立了长江联盟的护宪军政府，以失败告终。在这次战争，冯玉祥进入北京，坚决进行革命。这是周围的情势。”这些重大事件对20年代王白渊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深刻影响，《到明天》、《给印度人》与《伫立扬子江》这三首诗不仅以高昂革命热情粉碎了以往的烦闷和忧郁，而且宣示了王白渊的民族认同、对国民革命的推崇及对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期许。同一时期，大陆革命文学也借由东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陆续传入台湾，影响和启发着台湾作家的创作倾向，特别是通过东京这一枢纽地，使海峡两岸左翼文学的主题与革命叙事形成了几乎完全合流的趋势。特别是那些革命小说的叙事结构、理论背景方面几乎如出一辙。譬如压迫与抗争叙事、革命者的成长叙事、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与“左”倾青年生活意义的焦虑叙事等诸方面，两岸作家都提供了一脉相通、脸谱几乎完全一致的众多文本。如同蒋光慈、洪灵菲、柔石、丁玲、胡也频、叶紫、萧军、萧红等左翼作家一样，同一时期台湾也出现了杨逵、吕赫若、杨守愚、唐德庆、毓文、林越丰、吴希圣、张庆堂、赖贤颖、徐青光、黄有才等革命作家，他们相当明确地指出：“欲以普罗文艺来谋求广大劳苦群众的利益”，“在殖民地树立革命文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逵与杨守愚。杨逵《送报夫》中的杨君在东京受到日本老板欺辱后意识到“使台湾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权的人”，公开宣扬了全世界受苦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压迫者的革命思想。这篇洋溢着台湾和日本无产阶级之间深厚情谊的作品，不仅通过杨君诠释了一个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于一体的革命者形象，而且在主题上增加了国际主义精神的广度与高度。而作为新一代参加社会运动而牺牲个人幸福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则以杨守愚的《决裂》显得最为典型。小说里的丈夫朱荣自东京学成返回故乡后，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其妻湘云却受不了日本警察“一月半月就得闹一次”的“家宅搜查”，更无法接受丈夫与“农民组合”里女同志的阶级感情。当朱荣面临事业与家庭之间的重大抉择时郑重对其妻宣告：“你既然反对我的主义，阻碍我的工作，那我俩当然是势不两立了。你的反动行为，在我的眼中，也只是我的一个仇敌。”在这个经由爱情发端，却因思想信仰分歧最终走向决裂的故事中，格外尖锐地突显了当时知识分子有关个人生命意义的矛盾性思考，在众多“革命＋恋爱”模式塑造的左翼知识分子形象中，完全遵循日本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倡导的辩证唯物论的“新写实主义”，以阶级斗争来确定故事叙述框架，使浪漫爱情不得不于血腥阶级斗争中铩羽。就某种意义上而言，该作使台湾左翼文学水平达到了与大陆基本一致的程度，并与当时世界勃兴的无产阶级文学有着同步发展的密切关系。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由于帝国主义反苏战线的全面形成和巩固，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东亚、东北亚的社会主义运动相继陷于低谷。1929年4月以肃清日共及其他左翼组织为目标的“四一六”事件爆发，日共受到覆灭性打击，台共东京特别支部、东京台湾青年会、台湾学术研究会，以及朝鲜、中国的左翼组织无一幸免，各团体主要成员相继被捕或驱逐出境，盘踞东京的左翼阵营一片凋零。此时的谢春木和王白渊，回首来时路，沉思大我与小我今后将往何处去，浮现于他们心头的答案是——“前进中国”。在他们眼里新中国无疑是一支能让台湾解放运动者以小博大的最佳杠杆，因而他们以赴华游历开始为“前进中国”做准备。王白渊诗作《伫立扬子江》、《咏上海》、《紫金山下》、《看“フォルモサ”有感》和谢春木的《新兴中国见闻记》中均痛感反帝反封建、促使民族新生的必要，预言“最后的革命”必然发生。显然，谢春木、王白渊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革命者指向与特殊革命史观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祖国观感，其祖国意识中所带有的苦涩曲折也饶富意味，在其充满预设期待与印证情怀的中国观察中，祖国的存在因攸关台湾解放而有意义，故每当祖国看似浴血奋起之际，徘徊在祖国新时代大门之外的台湾青年便殷殷寄望——“毋忘台湾”，并怀抱理想前进中国。这种祖国认同与故乡审思，亦成为王诗琅、朱点人、刘捷、张深切、钟理和、吴新荣等台湾新文学者先后怀抱希望奔赴大陆的动力之一。

20世纪30年代初，面对东京左翼运动空前残败和黯淡的景象，王白渊出版了他20年代文学和思想探索的诗文合集《荆棘之道》，立刻就在进步知识分子间引发了热潮。两位仰慕王白渊的台湾青年林兑与吴坤煌去信给他，此时也正是潜沉于革命思想多时的王白渊静极思动之时，这来自东京的联系立即得到了热烈回应。1932年初，王白渊、林兑和吴坤煌召集旅京学生张文环等多人组成左翼文化运动团体“东京台湾人文化同好会”。但同好会成立不久便因成员叶秋生被捕导致组织暴露。后来在王白渊支持下，力主以稳健取代激进路线的吴坤煌、张文环和巫永福等成功将同好会改组为“台湾艺术研究会”，并使脱离政治社会附庸地位的纯文学杂志《福尔摩沙》终于1933年7月诞生了，不仅为恶劣局势下的台湾左翼运动打开了新窗口，而且为海峡两岸左翼文学界的进一步互动交流播下了种子。而且当王白渊离开了日本前往上海之后，还以台湾左翼代表人士的身份联系日本、中国和朝鲜的左翼团体，努力建立联合战线。《福尔摩沙》第2号上即转载了鲁迅旧体诗《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首七律是鲁迅为悼念“左联五烈士”所作。而郭沫若依鲁迅诗原韵而作的另一首诗《同心同德一戎衣》：“又当投笔请缨时，欣将残骨埋诸夏。别妇抛雏断想系，哭吐精诚赋此诗。去国十年余血泪，四万万人齐踏厉。登舟三日见旌旗，同心同德一戎衣。”也使王白渊产生了深刻共鸣，不仅将其转刊于台湾《正经报》，郭诗旁同时刊载了王白渊的《地鼠》一诗，强调要像地鼠一样“忍耐孤独孜孜于建造地下乌托邦”，两者都吐露了行将踏上新征途者“别妇抛雏”的悲壮之志。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海峡两岸文学界的互动交流不得不从激越政治社会运动逐渐转向较为合法稳健的文学抗争了。在社会主义思潮洗礼之下迈开文学步伐的一批文艺新人此时将如何自处？如何寻觅新方向？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依然与海峡两岸青年从事文学的基本立场休戚相关。20世纪30年代初掀起的“转向”风潮对集文艺家和革命者于一体的东京左翼文学界产生了极大冲击。“转向”题材在王诗琅和张文环等作家笔下不断闪现，如同茅盾《蚀》三部曲表达了对理想和大革命的幻灭感一般，王诗琅《没落》或可被认为是日据时代台湾社会运动者的一部“自白书”。他笔下的左翼知识分子形象似乎一出场就带着“幻灭动摇的没落人物”印记。激进社会主义青年耀源曾“充满满腔的斗志，时常掩瞒父母的眼睛，往还上海台湾间活跃”；但殖民当局对社会运动的“检举”和镇压开始后，这群社会主义青年开始分化——“下狱的下狱，转向的转向”，这个过程借耀源之口来说就是：“英英烈烈从容就义，大声疾呼痛论淋漓，那有什么稀罕？但耐久地惨淡辛苦，走充满荆棘的苦难之道，却不是容易的。路是明而且白。只是能够不怕险阻崎岖，始终不易，勇往直进的，现在有几个人？”从耀源身上确实清晰折射出了20年代社会运动的缩影，鲜明表达出作者的悲哀情绪及对政治复杂性、历史异化意识的理性觉醒，是审视、反思革命和人生的一次心灵洗礼。当然，除了曾躬逢左翼政治运动尾巴的少数作家之外，对30年代大多数海峡两岸文艺新人而言，“转向”与其说是一种抉择考验的风暴，不如说是一种不容多作挣扎的既成现实。

不过，经过20世纪30年代中期左翼运动由政治向文学方面的整体“转向”之后，与那些探究“转向”问题而在迎拒挣扎中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相比，另一部分文学者更关心如何以不同取向的文艺运动继承和拓展反帝反殖运动空间。我们看到此时海峡两岸文学界进入了一个依托文学团体或组织而进行的互动交流新阶段。1933到1936年间的东京是海峡两岸左翼进步人士卧虎藏龙之地，“文联东京支部”和“左联东京支盟”成为海峡两岸左翼文学运动的窗口之一而显得日益重要。

具体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益倾颓的日本左翼文化运动迫切需要联合东亚左翼文化人士争取最后生存的背景下，旅居东京的台湾青年由于语言之便得以在日本左翼文化界与留学或流亡日本的大陆左翼文化人之间扮演了某些翻译、介绍与协调的角色。在这个多边互动过程中，文艺创作与活动方面累积的多重经验使他们在思索中国前途与台湾岛内文坛出路、勾勒殖民地文化抗争图景时更为开阔有力。1934年底到1936年秋之间，旅居东京的文学青年开始了海峡两岸文学史上罕见跨域互动盛事。尽管分属不同组织，亦无固定活动，却相当广阔频繁，形成了一个旅日青年依托团体构联的网络。在此网络互动交流中闪现着海峡两岸左翼知识分子坚守理想，屡败屡战中流露出的野望。在吴坤煌、张文环领导下的文联东京支部于1934成立，台湾岛内文坛也因旅日精英的合流与向大陆，以及日本、朝鲜等左翼文艺团体的借力而进一步发挥出了文化联合阵线的效力，为岛内已无希望的抗日反殖运动寻找到新路径。1934—1936年间，左联东京支盟先后发行了《东流》、《诗歌》、《杂文》（后改名《质文》）三个同人刊物，积极开展“和与祖国分离的台湾文艺青年合作，我们的刊物刊登了张文环的《台湾创作问题》（《杂文》第一期），吴昆煌的《现在的台湾诗坛》（《诗歌》第四期），台湾朋友又选择较好的作品译为日文，送到日本文学杂志刊登。对当时所谓‘满洲国’的学生也不歧视，是采团结的姿态的”。而左联东京支盟重要成员胡风返国后开始译介弱小民族文学时，首先注意到的即台湾和朝鲜这两个日本殖民地的文学。1936年他将这些译介作品结集为《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台湾作家杨逵《送报夫》、吕赫若《牛车》和杨华《薄命》三篇小说。显然此时的胡风已能比较深入地体验台湾作家的处境了，不仅从左翼文学立场出发将“弱小民族”文学放在一起考察，而且看出了深藏于台湾文学中的“精神奴役创伤”。这可谓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眼界。

在这一阶段，作为台湾艺术研究会旗手和文联东京支部领袖的张文环、吴坤煌与大陆旅日青年的交流显得相当突出。1934年前后，张文环曾多次与中国留学生一起去浅草曲艺场观赏日本民谣、相声、浪曲和舞蹈，分享观赏歌舞伎的心得，并通过与苏维熊之兄苏维霖的交往，进一步开启了两岸文艺青年的交流互动之旅。吴坤煌1931年初到1932年间因谋生关系出入筑地小剧场时，亦曾参与中国留学生演剧团体于1935年至1936年间《洪水》、《雷雨》、《五奎桥》等剧的导演工作。可见吴坤煌当时十分热衷于同大陆左翼青年交往，并在其间找到了更适合自己思想、立场的文艺活动舞台。此外，吴坤煌与《诗精神》、《诗人》集团，“左联东京支盟”，以及《台湾文艺》在诗歌和诗评方面的交流亦不可忽略。1934年吴坤煌将王白渊诗歌推荐到《诗精神》上的同时，也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乌秋》。他曾这样回忆道：“我们以前在东京时，组织过台湾文艺研究会出版三期杂志，有这个基础我们造出不少事。但受了日人极大压迫，不过幸而有一些日本进步文人给我们极大的同情和帮助，所以我们和他们很合作……这算是台湾文艺运动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关于我们在东京工作情形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与刚木先生等的合作，那时内地来的林焕平先生、诗人蒲风等都参加我们这个团体，他们很同情我们，因为他们也受到压迫，所以大家都有‘同病相怜’的感觉。”可见当时文联东京支部与日本进步文人，以及左联东京支盟领导人林焕平、《诗歌》杂志重要成员蒲风等人确有相互支持的交流活动。而以吴坤煌和雷石榆为桥梁与中介的海峡两岸及东京三地之间左翼文学团体之间的互动亦可圈可点。1934—1935年间吴坤煌和雷石榆在参加《诗精神》集团的活动中结下了深厚友谊。雷石榆于1933年初在《诗精神》上发表《中国诗坛の近况》，1936年4月号以“朝鲜、台湾·文学的将来Ⅰ”特辑登载了杨逵作品。该杂志2卷5号又推出“台湾诗抄”小栏，转载叶冬日《乌秋》、杨启东《朝の市场》两诗。支盟另一位重要成员魏晋将雷石榆的《给某诗人们（祖国的感想之一）》译为中文，并与《最近中国文坛上的大众语》一文先后发表于《台湾文艺》。1935年2月雷石榆出席了文联东京支部的首次茶话会，向台湾同人报告了中国文艺界动态，并充分肯定了《台湾文艺》“立场不限于台湾”和“与中国合作前进”的方向。《台湾文艺》2卷6号随即刊出了雷石榆对《台湾文艺》2卷4号的诗评——《我所切望的诗歌——批评四月号的诗》，指出《台湾文艺》中的诗歌满是“悲观、感伤、恋爱的醉吟、身边琐事杂唱”，对台湾诗人缺乏社会主义人生观及欠缺唯物辩证法的思考方式进行了委婉批评。此文随即引发吴坤煌的回应，8月吴坤煌在《诗歌》上发表《现在的台湾诗坛》一文。他略有反驳之意地表示台湾除了无病呻吟的诗人之外，并非完全没有凝视历史进展，深入枷锁下的大众生活，企图从社会矛盾中把握台湾现实的诗人。9月吴坤煌又在《台湾新民报》文艺栏中对台湾诗评界提出批评，进而引发了岛内文坛的回应。至于五月号刊载的一些文稿也处处流露了两岸文学界互动合作兴奋情绪。赖明弘翻译了森次勋《中国文坛的近况》一文。在译文之前特别说明：“中国文学是台湾文学的母体，也是有着不解之缘。摄取消化中国文学之精粹，是我们的共同的欲求。”第2卷7号刊出了蔡嵩林《中国文学的近况》再次介绍中国文坛的动态。同号刊载的张深切《“台湾文艺”的使命》也表明深入群众、与中日作家交流、积极大胆展开文艺活动等乃是文联核心人士之共识。此外，台湾文艺联盟与“左联东京支盟”还有其他一些互动。1934年9月上旬台湾文艺联盟发起人之一的赖明弘背负扩展文联海外发展的任务来到东京，拜访了1928年亡命日本的左翼文学领袖郭沫若。随后《台湾文艺》于1935年2、3月号分别刊出郭沫若《鲁迅传中的误谬》和增田涉回应文《关于〈鲁迅传〉之辩解》。郭氏将一篇与台湾文坛无关的文章投给《台湾文艺》而非其他刊物，从而促成了《台湾文艺》与日本学者增田氏的接触。这或许也是郭沫若对《台湾文艺》的特别用心吧！显然在台湾·东京·大陆这个广大场域中，“文联东京支部”与“左联东京支盟”的交流构筑了台湾文坛、旅日中国左翼文学者以及东京左翼诗坛之间的多边互动。毋庸讳言，民国文学史上这一罕见的东亚多国左翼文艺人士海外结盟的情况，目前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关文联东京支部、左联东京支盟、及台湾岛内文坛之间，如何渐次形成一个带有左翼性质的跨域文学交流互动网络？以及此互动共生现象在建构民国文学史上显示的意义如何？我以为尚待深入开掘。

综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S君、张我军、谢春木、王白渊、杨逵、王诗琅、吴坤煌、张文环、巫永福等台湾青年前赴后继地飞出充满桎梏的台湾岛，并在东京和大陆革命浪潮洗礼中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其青春与生命也因而慷慨激越或坎坷难行。他们以笔为旗蹒跚奋进于革命之道，以星星之火照亮海峡两岸文学界。因此每当接触这些组成民国文学重要一环的日据时代台湾文学及文献时，我总是情不自禁被其中特殊激情与奋斗情境深深感动。为了反映出海峡两岸文学前辈互动共生创造民国文学的容颜，此文作为民国文学史中左翼文学分支的一种叙述建构，希望它如一粒沙石般为拓展“民国文学”这一高瞻远瞩又充满想象的研究空间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简介：肖成，文学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的七年（1912—1919）》，《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丁帆：《关于建构民国文学史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几个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5期。
丁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断代谈片》，《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丁帆：《“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尾崎秀树、戴国辉和松永正义研究方法论，即将1931—1945年间的战争视为日本近代化孕育的一个恶果，并以切身体验批判战后日本对战争时代文学的忘却、否定和篡改，从反省历史立场出发开始殖民地文学研究。参阅［日］尾崎秀树《近代文学の伤痕——旧殖民地文学论》相关论述，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196页。
参阅了［日］藤井省三《台湾文学这一百年》（中文版）中相关论述，张季琳译，麦田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99—300页。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简史》，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版，第227页。
丁帆：《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它的几点补充意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丁帆：《“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郭沫若：《反响之反响·答一位未知的台湾青年》，原载《创造》1卷2期，见黄浩淳编《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页。
郭沫若1926年3月前往广东大学任教。参见龚济民等编《郭沫若年谱》相关内容，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页。
郭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原载上海《创造周报》18号，《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6—78页。
谢南光：《谢南光著作选》，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台湾战线》1930年代创刊号上的“发刊宣言”。
1933年6月，被日本政府判处无期徒刑的日本共产党中央领导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检察官诱导下发表《叛党声明书》，随后许多被捕普罗作家也纷纷发表“转向”声明，一时出现了所谓“转向”时代。参见刘柏青编《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1921—1934）》，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钱杏邨：《茅盾与现实》，《新流月报》第4期。
“台湾艺术研究会”与“台湾文艺联盟”合流后，改称“文联东京支部”。
1931年春至5月前后，以留日左翼文化人叶以群、任钧为骨干，召集旅日中国青年学生，于上海左联支持下成立“左联东京支盟”。
林林：《“左联”东京支盟及其三个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12—713页。
此剧场为1924年由小山内熏成立，因设于东京筑地二丁目得名。
王玲：《再出发的诗人——访吴坤煌老先生》，《中央月刊》第14卷第7期。
吴坤煌：《希望大家能打破这目前文艺界的沉寂》，《新生报》1946年4月7日。
两文分别刊载于《台湾文艺》第2卷6号、第2卷7号。
赖明弘：《台湾文联东京支部第一回茶话会》，《台湾文艺》第2卷4号。
［日］森次勋：《中国文坛的近况》，赖明弘译，《台湾文艺》第2卷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