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叙事、民国认同与民国文学史构建：以台湾当代小说叙事为讨论对象

陈舒劼

内容提要：1949年之后的台湾当代小说叙事包含着浓重的民国认同。讨论台湾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与民国认同表述、民国认同在台湾当代小说中的位置与作用、台湾当代小说表现民国认同的方式、民国认同叙事与台湾当代认同生产的关联等内容，有利于揭示民国叙事、民国认同与民国文学史构建这三者的关系，进一步展现文学认同叙事与民国史观相互影响与生产的深层结构性，从文学认同与文学史构建的角度呼应文学史的民国断代与民国整体构架的观点。

关键词:民国叙事；民国认同；民国文学史构建；台湾当代小说

一

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重量级词汇一样，“文学史”也是20世纪初经由日本而引进的舶来品。“文学史”是近代文学、文化、科学、思想相互交织的产物，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氛围中，对中国文学历史源流与变迁的描述，无疑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意识。“文学史”以科学的标准和回溯的方式对民族精神进行描绘与塑造，借由文学史的编纂，中国文化认同得以整理与确立。“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近代中国努力在新的世界格局里，探索新的自我定位，正好同步。从语言、文字构成的历史当中，寻找民族精神的祖先，建立国家文化的谱牒，以完成关于幅员辽阔、文明悠久的‘祖国’的想象。”“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学史”面相，反映出“文学叙事”、“认同观念”与“文学史构建”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文学史”问世之日起就密不可分。文学叙事携带着庞杂丰富的认同信息，建立于具体文学叙事之上的“文学史”构想，既是特定“认同观念”需求的产物，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实现着这种认同观的再生产，即认同的延续、巩固、分化、解构或重构，而这种认同再生产产生的影响，也将通过具体的文学叙事表现出来。

“编写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叙述的问题：我们需要辨出一种传统惯例的衰退和另一新兴传统惯例的兴起。……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的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的碰撞与融合产生了“传统惯例”的变化，而新旧认同主导地位的更替，既是文化“惯例”衰退与兴起的深层结构性因素之一，也是文化传统变动的叙事表征。“文学叙事”、“认同观念”与“文学史构建”三者之间所形成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作用链条，为特定文学史的构建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21世纪之初，用“民国”来重新结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设想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民国文学”、“民国视野”、“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民国文学史”等概念竞相登场，表露出新一波次的学科发展的危机意识与焦虑感。“民国文学”与新文学史的重新断代、“民国文学史”与文学史概念谱系的重组、“民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理论架构、“民国文学风范”在海外的延续与播散、“民国机制”与“民国文学史”研究、“民国文学史”构想的意义与可能、“民国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等等主题得到讨论之后，民国叙事、民国认同与民国文学史构建这三者的关系，是个可能丰富既有讨论的新界面，它可能开启历史与当下、叙事与认同、认同与撰史之间频繁互动的场景。

丁帆先生曾经从“民国文学风范”在台湾延续的角度打开了海峡两岸文学的“民国史”整合视域，《“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指出，即便是民国不在，民国文学风韵犹存，“民国文学”的新文化传统在台湾地区即使是意识形态统治最严厉的时期，也还是坚守着自身的发展轨迹的。在创作领域里，许多作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维方式仍然沉浸在“民国文学”的写作惯性之中，乃至于起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创作方法上仍然保持和延续着“民国文学风范”。《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它的几点补充意见》更强调，要以大中华文学史的眼光和世界性的文学史气度，恢复文学史的民国断代与民国整体构架。本文试图进行的民国叙事、民国认同与民国文学史构建的考察，具体而言，就是以1949年之后的台湾当代小说叙事为对象，讨论台湾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与民国认同表述、民国认同在台湾当代小说中的位置与作用、台湾当代小说表现民国认同的方式、民国认同叙事与台湾当代认同生产的关联等内容，表明文学认同叙事与民国史观相互影响与生产的深层结构性，从文学认同与文学史构建的角度呼应文学史的民国断代与民国整体构架的观点。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作为“国家”的中华民国成为历史。“民国”对于当代的台湾小说叙事而言，既是回忆想象表述的对象，更是回忆想象叙述发生的动力之源和框架结构。自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对民国的记忆与想象就成为台湾文学叙事无可回避的主题和情结。“解严”之后的台湾文坛风起云涌，在更为多元和开放的文学思潮格局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巨大冲突和断裂的情形下，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本土论”、“左翼思潮”、“性别政治”等论题被反复讨论的过程里，回忆想象民国的文学话语始终未曾停歇。涉及民国回忆与想象的小说中，白先勇的《台北人》出版于1971年，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创作于1991年，陈映真的《归乡》完成于1999年5月，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在2000年出版、《聆听父亲》脱稿于2003年，蒋晓云的《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在2014年推出，简约的列举已然表明了民国回忆与想象的时间跨度。以文字频繁地回望或重塑民国，暗示着小说叙述中的“民国”绝非止于一个纸上的符号。

民国情结在这批小说中最明显的表露，就是对于民国纪年的指认。陈映真的《归乡》有意反复强调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每逢回忆开始之时，台湾老兵杨斌就要不断地将公元纪年换算为民国纪年。“一九……不，民国……三十五年”、“一九……民国三十五年底”、“在……三十五年十二月的一天”，公元1946年与民国三十五年的差异，在于杨斌不自觉地保留了刚从日本殖民时代中脱身的自己在当时强烈的民族家国认同，同为时间标记的方式，“民国”的内涵远超具有普遍性的公元纪年。“民国”除了时间之外还意味着许多，例如“国语”，《归乡》补充的另一个细节是“王金木来当兵的理由，只为一条：学好国语”。民国纪年折射出的是融入民族国家的强烈渴望，以及为现状寻求历史解释的隐形诉求。“我们自己的回忆脱离不了客观给定的社会历史框架，正是这种框架，才使我们的全部感知和回忆具有了某种形式……‘文化记忆’和‘沟通记忆’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两者都主要是在有意图地跟过去打交道；这里涉及的实践，是有意识地或者至少是有意识能力地就过去进行沟通，并且赋予过去以形式。”民国历史及其重大事件为民国文学叙事提供了既定的历史框架和回溯性叙述形式，而民国文学叙事对此的接纳和再现，无疑在确认这种历史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历史以特有的美感和形式意义。与《归乡》的个体历史回忆相似的是，张大春的家族史追溯也在民国的历史河床上展开，但《聆听父亲》更为明显地强调了民国历史之于“我”的记忆叙事的原点意义。《聆听父亲》以时间空间化的形式将民国历史、民族历史和个人记忆联系起来，展示出个性化的民国认同形式。“我”通常将民族历史人物或事件以由近及远的空间形式排列，离自己空间距离越近的就越靠近中华民族的历史源头，然而“在整个编入坐标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例外，那就是一九一二年作为分水岭的近代历史。……把一九一二年往我的大床床头一放，让它和1、伏羲氏重叠在同一个起点”。在历史空间化排序的过程中，民国成为与中华民族一样的源头。

同样凸显小说叙事内在的民国认同框架的还有蒋晓云的《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但这部小说中的“民国”开始由一个明确的时间纪年或认同原点演变成更为深层的内在结构和更为明显的美学风貌。这部小说开篇就以父亲的出生时间与民国历史的对应关系反复暗示小说的民国认同结构，小说意图写38位民国普通女性以应对民国的38年存在，而“百年好合”也是个人婚恋生活史与民国百年历史的双重概括。父亲出生于民国一周岁之时，身份证却早于民国一年，民国与父亲的命运就此缠绕交织。1949年的历史转折改变了父亲这一代人和台湾的命运，这部小说以“一双无邪小女孩的眼睛”“跟着我的上一辈走了一遍他们的民国。然后，我花了大半生反刍、追寻，和思考，等到浮生百年才开始诉说”。无疑，这是一部以“民国”为骨架和面容的认同叙述。当然，典型性的民国认同叙事定然要包括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白先勇在《台北人》的扉页留下这样的题辞：“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夏志清在《白先勇论》中说，“《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欧阳子也指出，“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当然，《台北人》中的“民国认同”还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补充。《岁除》中的赖鸣升对昔日的下属刘营长说，“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梁父吟》里朴公对雷委员叙说自己结义三兄弟参加武昌起义时讲道，“那次起义，虽然事出仓促，由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闯成了革命，可是也就是那么一闯，却把个民国给闯了出来呢。”《冬夜》里的吴柱国曾对美国学生回忆起五四运动，“下监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的，便是在下。”这些追溯通过强调自己与民国的关联、自己对民国的肯定与追慕，使自己的生命获得独特的历史价值，从而完成民国的认同诉求。就整体而言，如果说《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在民国史和民国生活场景中铺开个人婚恋情感的陈述，那么《台北人》显然更为注重强调民国重大事件与小说人物命运的关系；如果说《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倾心于日常化和情爱性的民国韵味，那么《台北人》则集中笔力刻画民国及其一代人悲悼性的生命哲学和美学体验。但无论《归乡》、《聆听父亲》、《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还是《台北人》，“民国”都是想象认同叙事的源头与图腾。朱天文曾说，“正如‘想象中国’，纠结以想象的乡愁，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共同体’。”显而易见的是，民国的想象认同表述，有力地参与了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建构。

三

受民国历史的结构性影响，台湾当代小说中的民国认同叙事必然携带着民国时期的生存经验、价值理念和美感特征，从而形成了文学叙事意义上的“民国韵味”。有研究者指出，“民国机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决定性因素：“‘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与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文学叙事意义上的“民国韵味”显然是“民国机制”复杂作用的结果。作为文本美感特征的“民国韵味”，至少受到来自民国时期的社会政治、人生经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表现出文学美学层面上的民国认同。

“民国这些年的特征，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外敌的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领域，则是变革和发展。”民国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尽管中国人散居全球的历史远早于民国，但晚清以来民族国家的危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白话文语言系统的推广等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民国历史的主体，也深刻地嵌入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离散”作为民国历史进程的主要经验和遗产，其文学叙事融合了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华人人生经验、价值变动与认同迷惘，酿造了内容不同却又带有某种相似的“民国韵味”的文本美感特征。《台北人》、《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等文本都隐含着相似的二元比照的文本结构：空间上的大陆海外，时间上的过去当下，价值观上的现代传统，从不同侧面对民国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共有人生经验进行反映和重述。这些文本中的人物都有回不去的原乡、摆不脱的记忆和自觉的身份意识，在共有的“离散”框架下形成各自不同的美学风格。

有论者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呐喊》、《彷徨》、《子夜》、《骆驼祥子》、《茶馆》、《雷雨》等经典作品佐证了这条文学美学线索的存在。考虑到这批经典无一例外的民国背景，《台北人》所洋溢着的悲悼之情，可以说是民国文学美学传统的某种承继与发扬。《台北人》的悲悼之情覆盖了个人、国家和时代，借助于传统佛家文化中“空”、“冤孽”、“悲悯”等观念的文学阐释，小说中个体人物的光荣和辉煌都随着民国的覆亡而归于湮灭。《台北人》里，个体人物或不甘于沦落的现实，或痴迷于色相的陷阱，或沉溺于旧日的夸饰，或寻觅灵魂的慰安，但无论如何都走不出覆亡的时代悲剧性主调，“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民国的时代命运为《台北人》提供了风格与基调，而通过对民国及其时代人物的体验、认同与想象，《台北人》形成了带有强烈民国色彩的悲悼美学。同样在民国背景下展开叙事的《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很容易引起受众关于张爱玲、苏青的文学记忆，经历半个多世纪，横跨大陆、台港地区，以及美国的情爱缠绵史，由几位家世、年龄、职业差异极大的女性次第展开。在小说从容的叙事中，这几位女性之间的命运关联渐渐浮出水面，与白先勇和张爱玲不同的是，蒋晓云竭力赋予她们安稳的结局——这就是“百年好合”在隐喻民国百年之外的另一重题义所在。当然，这部小说精彩之处还是在于这些传统新潮女性在极为动荡不安的民国时代里，改变自己原有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方式，在生存和情感上竭力营造自我空间的勇气和行为。鹤发童颜、珠光宝气的老太太们，历经颠沛流离、辗转迁徙、反复改嫁的磨炼摔打，提供了一种回答“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的可能性。写出《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的蒋晓云，“在‘民国机制’的背景之下，恐怕要比她在‘女性’、‘后殖民’、‘国族’、‘离散’等台湾文学学科内风靡的现代性研究视角更为贴切。她复出后的作品，似乎有意无意在向我们指引着‘民国机制’在当代台湾文学史上形成的某种珍贵的保存”。尽管“民国素人”们的故事在民国百年之后气派体面，但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对她们在民国背景下苦难而坚忍的生存经验的认同叙事。他者眼中的风光无限只是自身经历的风霜雨雪的表象，在这点上，《台北人》中《梁父吟》里的朴公和《国葬》里的李浩然，与《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里的金兰熹等人倒是殊途同归。正是在这荣哀、昔今、聚散的对照之下，这些民国文学叙事散发出特有的审美韵味。

四

“眷村”、“外省人”、“二二八”等台湾当代文化的热点词汇所反映出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历史转折，至今影响着当代台湾的政治、文化、生活。然而影响当下认同的绝非仅是历史史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过往的多数部分不再被公共空间中的叙述拾起，它们或逐步淡出当今的生活，或以极为隐蔽的方式镶嵌在不为人知之处。史实必须通过叙事才能进入当下，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将语言的能动性与主体性推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我们必须努力给我们的生活以意义或实质，而这意味着不可逃避地我们要叙述性地理解我们自己。”正是在叙事中，社会世界和主体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彰显。“正是通过叙事性，我们得以知晓、理解和明白社会世界，而且也是通过叙事和叙事性，我们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认同”，“叙事和本体的关系是过程性的，相互建构。……叙事定位给予社会行动者以认同——无论认同是如何的多样、模糊、短暂和矛盾。……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他们如何理解他们在特定叙事中的位置，而且不管这些叙事是如何的零碎、相互矛盾或片面”。显而易见，叙事是认同产生与再生产中的紧要所在。富有历史意识和担当感的人，往往揪心于自己所承载的历史如何能避免被遗忘的黑洞所吞噬，叙事就是首要的解困之器。当代台湾小说中的眷村叙事，详细地呈现了民国认同隐形而深远的播散。

眷村书写的代表作品之一《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并非朱天心作品中民国认同的肇始之作。“朱天心七十年代中期小说中的中国想象，杂糅了地理中国的秋海棠、文化中国的礼乐文章，以及政治中国的蒋介石与中华民国。”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刻地影响了入台人士的思想认知、价值观念乃至言谈举止，成为眷村族群潜藏而深刻的集体认同。国民党迁台后，民国认同与刚从日本殖民中摆脱出来的台湾本地居民的惯习认同产生了鲜明的差异，《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将这种认同差异集中在眷村子弟的身上，经由他们展示出民国认同的复杂内容，及其在当代台湾的承继与再生产。

“眷村的兄弟们，你们到底都哪里去了？”的寻觅启动了这部小说，伴随着小说的推进，叙事者百感交集的喟叹不断出现：“噢，原来你在这里……”“啊，原来你在这里！”“噢，原来你在这里，眷村的兄弟。”叙事者说，“其实只要你静下心来，凭借动物的本能，并不困难就可在汪洋人海里觅得昔年失散、或遭你遗弃的那些兄弟们的踪迹。”实际上，使“眷村的兄弟们”易于被发现的，当然不是动物的本能，而是他们民国认同观念的行为化和标志化。眷村的女孩子择偶时萌发“只要是眷村男孩就好”，源于父母一代时常向孩子编纂民国时代家乡的种种神话；绑票案主谋被捕时吟诵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后的《狱中口占》，无疑受到中学时国文老师对民国时代血性的阐释；跑船数十年发家致富的眷村子弟回台置业建楼，楼宇的美学风格实际上是故土抽象怀念的外化；眷村出身的财政部长在推销他的政策时，其言谈间弥漫着浓厚的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抱负。民国认同作为整体性的隐喻，在小说的开篇就已经出现，叙述者恳请读者在阅读前放上一曲电影Stand By Me的同名主题曲——“不听是你的损失哦”——绝非可有可无的细节。Stand by me改编自灵歌“Lord Stand By Me”，信仰意味醇厚而坚定，Stand By Me中的“你”就如同上帝一般虽然不曾降临，却是掌握全局的“缺场的主人”。叙述者将《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与Stand By Me相对应，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眷村的兄弟们”与民国认同之间的关系。小说的结尾部分，“请容我不分时代、不分畛域地把一九四九—一九七五凝冻成刹那”，叙述者的视角如电影长镜头一般掠过正在成长中的眷村下一代，既是回忆的凝结，也是认同生产细节的再次展示。眷村无疑正在消亡，“所以更要大声说出来，不愿让一代代人成为历史上‘在场的缺席者’”。眷村所浓缩的民国历史与民国认同，不可能也不应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彻底湮没，它总会在某个空间场合或某些日常细节中出现，象征着文学对遗忘的抵抗，以及这种认同或隐或现的延续和传承。

柯林武德曾说，“一部历史书可以有其开端和结束，但它所叙述的历史本身却没有开端和结束。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括有昨天，而昨天里面复有前天，由此上溯以至于远古；过去的历史今天仍然存在着，它并没有死去。”历史不死，即在于它与当下之间往返不断的对话，认同的传承、断裂、反叛、重塑，是历史存活于当下的重要内容。文学史的构建，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下和历史关于文学认同观念商讨的产物。在海峡两岸交流日益热络的大背景下，民国文学史的构想既尊重既有的历史，亦有利于当下两岸间的认同融汇、拓展和深化。在此意义上，民国文学史构想的提出，正可谓“此其时也”。

1. 作者简介：陈舒劼，文学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页。本文对“文学史”形成的历史描述，观点均出自这篇文章。
3.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7、309页。
4. 这次讨论的主要论文结集为《民国文学讨论集》，李怡、罗维斯、李俊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当然，关于民国文学史构建的讨论远未就此结束，2014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李怡的文章《作为方法的“民国”》。
5. 丁帆：《“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6. 丁帆：《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它的几点补充意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7. 刘小新：《阐释的焦虑：当代台湾理论思潮解读(1987—2007)》，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8. 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6 忠孝公园》，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4页。
9. ［德］ 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10. 张大春：《聆听父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11. 蒋晓云：《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
12. 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台北尔雅出版社1976年版，第6—7页。
13. 朱天文：《我的“台湾书写”》，《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3期。
14. 李怡、周维东：《文学的“民国机制”答问》，《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
15.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6.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7. 张怡微：《却看小说的从前：蒋晓云“民国素人志”系列小说》，《上海文化》2013年第5期。
18. ［加拿大］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19. ［美］ 玛格丽特·萨默斯：《认同的叙事构成：一种关系和网络的路径》，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43页。
20. 杨翠：《建构我族·解构他族——朱天心的记忆与认同之辨证》，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主编：《跨领域的台湾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学馆2006年版，第161页。
21.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
22.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新版序》第2页。
23. ［英］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译序》，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