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两晋之际是指从西晋到东晋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本书所讨论的两晋之际，时间上限起于西晋惠帝继位，下限伸至明帝卒年，即从永熙元年（290）到太宁三年（325）这一阶段。其中所涉及的诗人的主要生活经历及文学活动在惠帝中后期到明帝时期。之所以上限起于惠帝继位，是因为一些诗人虽经历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南渡”等重大历史事件，但其出生及成长是在短暂安定的惠帝前期，如此框定有利于更为全面地探讨重大政治变革对其人、其诗的影响。同时，对于一些寿命较长、跨代较久的诗人（如卢谌、葛洪等），本书也主要依据其活动时间来酌情处理。通过对诗人生卒年及生平经历的考察，本书重点论述的诗人有刘琨、卢谌、郭璞、杨方、曹毗、庾阐六位。

学界关于曹魏与西晋文学有正始文学研究、太康文学研究，关于东晋文学有玄言文学研究，刘宋文学有元嘉文学研究，齐梁文学有永明文学研究等，而关于两晋之际的文学研究则少之又少。事实上，两晋之际文学上承西晋文学下启东晋文学，起承上启下之作用，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不可忽略。本书论述的两晋之际的诗歌是两晋文学的重要部分，其承接两晋时期的诗歌研究，对两晋文学的纵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关于两晋之际文学的研究，无论是在整体风貌概述还是在专题个案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整体上对两晋之际文学探究的著作有：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郭伯恭《魏晋诗歌概论》，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徐公持《魏晋文学史》，曹道衡《魏晋文学》，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论文集》，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日）佐藤利行《西晋文学研究》，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等等。

对两晋之际的诗人进行个案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有：赵天瑞《刘琨集》，聂恩彦《郭弘农集校注》，连镇标《郭璞研究》，钱穆《葛洪年谱》，陈国符《葛洪事迹考证》，倪佩丽《刘琨研究》，梁建徽《刘琨死因考略》，顾农《关于刘琨与卢谌的赠答诗》，田小军《两晋河北作家简论》，姜岩松《卢谌研究》，王贞春《宴游赏玄意颠沛贵真情——卢谌诗文创作研究》，李娜《郭璞的生活与创作》，赵玉霞《郭璞游仙诗中忧患意识研究》，沈海波《郭璞行年考》，赵沛霖《驾鹤仙去：郭璞之死解读》，张可礼《许询生年和曹毗卒年新说》，郎晓斌《论庾阐山水诗的先驱作用》，杨健《别具一格的“中兴之时秀”——论庾阐诗歌创作三论》，等等。

这些研究者对两晋之际的诗人在生平、仕历、事迹的考证上有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对刘琨、郭璞二人的研究尤为深入：对刘琨的研究涉及其身世、思想、人格魅力、悲剧成因等方面，对其诗歌研究涉及其诗风及与卢谌的赠答研究两方面，还有其人、其诗对后世影响的研究；对郭璞的研究涉及其生平事迹、道教思想、易学思想、人格构成及悲剧结局等方面，对其诗歌则主要集中在其《游仙诗》的研究上。但也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主要聚集在了品格较高、成就较大的诗人及诗歌上，而忽视了个别非著名作家。本书对个别被忽略的作家如杨方、庾阐给予了关注，并最大限度地挖掘此时期诗歌之意蕴。

本书认为，两晋之际文学是两晋文学的重要一环，在内容与诗风上，不仅与建安慷慨之音、正始遥深之旨、太康繁缛之貌一脉相承，而且还进一步地开阔了东晋玄言诗之道路。同时，两晋之际文学又具有其鲜明的特征，是两晋之际战乱、分裂时代环境的产物。敏感的诗人们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国破家亡、生离死别之痛楚，也由此形成了他们对待人生的三种态度：一是意在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与建功立业；二是延伸生命的长度，求仙访道与归顺自然；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与享受生活。第一种人生态度落之于诗歌内容上便是表现亡国的痛楚、祸福的无常、命运的难卜、生命的短暂和人生的无奈；第二种人生态度是对第一种人生态度所形成的悲怆基调的超脱，落之于诗歌内容上便是服食求仙、隐逸访道；第三种人生态度则是对前两种人生态度的有限性的补偿，反映在诗歌中便是纵情山水、闲适享乐。故此时期形成了三种主要诗歌主题，即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和山水主题。

由此，本书力图为两晋之际的诗歌构建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向论析此时期诗歌的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