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与齐赵的漫游

杜甫在他从二十岁（731）到二十九岁（740）的十年内做过两次长期的漫游，漫游的区域是吴越和齐赵。在唐代的诗文小说里我们常常读到，一个读书人在他青年时往往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漫游时期。这漫游被人渲染上一层浪漫的色彩，正如李白所说的，“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事实上，这种远游自有它物质上的原因，所谓“四方之志”不外乎给自己的生活找出路。所以有人在考试以前，就走出家乡，到人文荟萃的都市，用言语或诗文作自我的宣传，结交有权威的人士。如果得到这类人的吹嘘，让社会上先知道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来考试，就比较容易及第了，因为一般考官判断的能力薄弱，他们的取舍往往以投考者的声名为标准。也有人考试落第了，在京城里没有出路，只好走到外地州郡，拜谒当地的首长，请求他们援引，在他们幕府里求得一个工作的地位。更有些贫穷落魄的文人，连一个工作的地位也不敢希冀，只求能够把自己创作的诗文呈献给某某达官贵人，由此而获得一点生活的费用，或者甚至是一顿饭、一件衣裳。杜甫的朋友高适在早年就是这样的诗人里的一个。

这是他们漫游的主要原因。此外自然也有所谓求仙的、访道的、问学的，这只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但他们离开狭窄的家乡，看见异乡的山水与新奇的事物，遇到些幸福的或不幸福的遭逢，自己也会感到一种解放：他们开扩了眼界，增长了经验，丰富了生活。如果是诗人，也会因此写出视界较为广远的诗歌。杜甫在漫游时写过不少的诗，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能够读到的只有两三首。这两三首诗比起他后来爱国家、爱人民的长篇巨制，不过是小小的萌芽，里边包含的东西还很单纯，但它已经能预示从这萌芽里会发展成一棵坚强的、健壮的树木了。

730年（开元十八年），杜甫曾经北渡黄河，到了郇瑕（山西猗氏）；这里他停留的时间很短，不能算是漫游的开始。那年洛水、瀍水泛滥成灾，冲毁洛阳的天津桥、永济桥，沉溺许多扬州等地开来的租船，千余户居民的住房也都倒塌了，杜甫一度到郇瑕，可能是躲避水灾。至于他漫游的开始，则在次年他二十岁的时候。他自己也说，浪迹于国内的丰草长林间，“实自弱冠之年”。

这正是唐代社会发展到最富庶的时期，从开元初年到天宝初年延续了三十年之久，杜甫后来在成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这样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丝商不绝于道），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

从这几句诗里可以知道，当时由于劳动人民辛苦的工作，米粟充实了仓廪，商贾在路上络绎不绝。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大道上驿站旁的店肆里都备有丰富的酒馔和供客乘用的驿驴，行人远行数千里，身边用不着带食粮，也用不着带兵器。水路有沟通黄河与淮水、淮水与长江的运河。从江南乘船可以直达洛阳，成为运粮的要道，这也是唐代统治者生活上最重要的命脉。杜甫第一次的漫游就沿着这条水路，经过淮阴、扬州，渡过长江，到了江南。

他往江南，不是没有人事上的因缘。他的叔父杜登是武康（浙江湖州）县尉，还有一个姑丈，名贺，任常熟县尉。他们在这一带地方作县尉，不一定同时，可是从这里可以知道，杜甫的亲属与江南是有一些关系的；直到安史乱后，他的姑母还有留在那里的，所以他在成都时有“诸姑今海畔”那样的诗句。——这时因为物价低廉，米一斗不过十余文，绢一匹不过二百文，生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的杜甫，生活上不感到什么艰难，他的出游虽然和当时的一般青年人一样，自有它物质上的原因，但他却由此认识了中国最美丽的山川的一部分，并在这里温习了一遍过去的历史。

唐初的文艺并没有随着政治的改革演变出一个新的面貌，一切还承袭着六朝的传统，作诗的人们专门在词藻和声律上下工夫，写出来的诗歌缺乏真实，没有内容，比六朝时代的诗还更少生气。到了“四杰”，宫体诗才在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0？—684）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勃（649—676）、杨炯（650—695？）时代才从台阁转到江山和塞漠。约在杜甫降生前的二十年，我们听见陈子昂（六六一—七〇二）在幽州台上出——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那样雄壮的绝唱，这是齐梁以来二百年内难于听到的声音。这个诗人认为当时的文风太萎靡、太颓废了，既不能反映时代，也不能与新兴的音乐、美术、舞蹈相配合，他主张在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健康的歌声。只可惜当他四十二岁的壮年，在家乡（四川射洪）被贪污的县令诬陷，屈死狱中，他对于他同时代的诗人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

杜甫生长在洛阳文化的气氛里，早年学诗，除了接受祖父杜审言的诗法外，还得要在六朝的诗人里去寻找他的楷模，因此谢灵运、谢朓、阴铿、何逊、鲍照、庾信等人的诗都成为他学习的榜样。至于陈子昂的呼声，他在壮年以后才深切地听到，这时他纵使听到了，也许还没有给以相当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