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作为这一时代骄子，白居易、元稹、韩愈、孟郊、李贺、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皆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他们纷纷将探求的触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新的领域，力图出以戛戛独造的艺术面目，从而使中唐诗坛继盛唐之后，再度出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奇观。

在中唐诗坛上，韩愈、白居易是开宗立派、领袖群伦的诗人，刘禹锡与他们均有深厚的交谊，且时相唱酬。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刘禹锡能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没有在韩、白两种诗风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丧失本真。凭借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最终于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之外独标一格，自张新帜，从而赢得了“诗豪”与“国手”的美誉。从刘禹锡现存的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洞见一位辅时济世、澄清天下却又命途多舛、历尽坎坷的时代精英的独特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而且可以觅得一位富于艺术探索的热情与才略、力图独出机杼、别开生面的诗坛名家的审美趣尚和创作趋向。

“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刘禹锡是唐代杰出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者，所谓“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等，便都是他经过哲理思索后得出的充满辩证观点的精粹认识。唯其如此，他的诗歌更多地表现为“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的豪迈和“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的亢奋，以及“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昂扬。豪迈的情调、壮阔的境界、雄奇的想象和刚健的语言，共同构成了刘禹锡诗豪健雄奇的艺术风格。

对题材领域的拓展和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这三个方面体现了刘禹锡的诗歌成就及主要贡献。他所致力描绘的农业劳动场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几乎未曾涉笔；他对巴蜀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诗人笔下罕及的；他不仅在咏史与咏怀的结合上效法左思，而且继杜甫之后，将咏史诗导向“怀古”、“述古”、“览古”、“咏怀古迹”的方向，从历史胜迹和地方风物起笔来评论史事、抒发感慨，因而其取材更为广泛。同时，他还常常借古人之针砭，刺现实之痼疾；征前代之兴亡，示不远之殷鉴。这样，他对题材的发掘，也就较前人及时人更深一层。他不仅扩大了“咏物”的范围，而且强化了咏物诗的叙事功能，创造出咏物寓言诗的新形式。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为历代作家递相沿袭的传统主题，如悲秋主题、伤春主题、叹老主题、嗟卑主题、别离主题、相思主题等等。刘禹锡在表现传统主题时，虽然依循其既有的思维定势及情感指向，作顺向的引申与推阐，却力图深化其情感内涵，强化其思想力度，从而使之达到新的更高的层次。更能见出诗人艺术独创性的还有他对传统主题所作的种种既出人意表又令人振奋的反拨，故意违逆传统主题既定的情感指向与思想趋归，力图从相反的方向对其偏颇之处有所匡补或拨正，显示出作者前无古人的胸襟气魄和迥异于流俗的卓越识见。它突出地表现为：一反“悲秋”主题，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一反“嗟卑”主题，不惧“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一反“叹老”主题，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称刘禹锡“无体不备，蔚为大家”。无论是五七言古诗、五七言绝句、还是五七言律诗，他都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娴熟自如地运用，表现出较时辈更为全面与深厚的功力。刘禹锡在七言绝句上的造诣，被王夫之《薑斋诗话》赞为“小诗之圣证”，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则云“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如此等等，受到后人的普遍推崇。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刘禹锡还将民歌的声情融入七绝之中，成功地创制出“含思宛转”的民歌体乐府诗，对诗歌体式进行了“变革”的尝试。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刘禹锡确实无愧为与韩孟、元白相颉颃的中唐名家。

刘禹锡以其诗歌创作的卓著成就和杰出的贡献，既赢得了同处贞元、元和时期的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等人的推许，也受到了稍后于他的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晚唐诗人的钦仰。宋代诗人对刘禹锡其人其诗同样不胜爱慕，并乐于取法。他在诗中树立了一个正道直行、守志有恒、自强不息的人格典范，给后代的文人以莫大的激励与鞭策。他创作的《竹枝词》不仅流播遐迩，而且历代都有仿作、拟作者，可谓衣被百代。其《董氏武陵集纪》倡导的“境生于象外”，是后来“韵外之致”、“象外之象”等命题的滥觞。《刘宾客嘉话录》中“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的告诫，也曾被主张“无一字无来处”的黄庭坚援以为据，并发挥到了极端。刘禹锡诗歌不仅垂范于后人，而且曾流惠东邻，成为日本平安朝缙绅诗人摹拟的蓝本之一。

刘禹锡文备众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其文章成就，以为“其古文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正如他在《祭韩吏部文》中所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论文和杂文，如哲学政论《天论》三篇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观点，《华佗论》、《辨迹论》等既具史识复饶史才。此外，其祭韩愈、柳宗元二文，以感情真挚深沉著称；《问大均赋》、《秋声赋》等或承屈骚余绪，或与诗中颂秋“壮歌”声气相通；千古传诵的《陋室铭》则可能是柳宗元所称赏的“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犹子蔚适越戒》一文引）的范例。

长短句的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诗体。它在隋唐之际即已产生于民间。不过，文人填词之风却始于唐中叶。中唐时期，较早填词的诗人有张志和、韦应物、刘长卿、白居易等，而刘禹锡亦预其列。其《忆江南》题下自注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关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标志着词已由“选词已配乐”的萌芽形态发展到“由乐以定词”的成熟阶段。他的《竹枝词》、《杨柳枝》等作品，有人归之于诗，有人归之于词，常无确定的界限，表现了词体初备阶段的特点。这些创作对于晚唐五代日益炽烈的填词风气，具有不可忽视的倡导、示范之功。

吴乔《围炉诗话》云：“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和。”其中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创作成绩，因此，为了照顾到选篇的均衡，将朗州、连州所作列为一期，夔州、和州各列一期，其后诗作总为一期。在诗歌编年及史实考证上多参考卞孝萱、吴汝煜诸先生成果，而讲评中亦曾融通众说，未能一一注明，敬希谅解。因篇幅所限，刘禹锡的文、赋等不再选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