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以英国历史小说文类为研究对象，将俄国形式主义程序诗学作为研究工具，结合西方文史理论，从文类演变的角度阐释了英国历史小说历时性的嬗变过程。通过对英国历史小说文类建构、文类价值以及文类主体等方面的分析，本文详细展示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思潮下英国历史小说文类变迁的主要表现，并指出核心程序的“可信性”是历史小说文类保持其品质的主导因素。

绪论部分首先描述了当代英国文坛历史小说创作的复兴与相关评论的缺失这一极不相称的文学现象。通过分析，本研究认为，当代英国历史文学创作的普遍化、历史小说文类概念的模糊，以及相关研究理论的贫乏是造成上述文评落差的主要原因。而详细的文献追踪也清晰地表明国外历史小说共时性研究多、历时性研究少，国内相关研究尚处“混沌状态”的现状。鉴于以上问题，本书提出从文类演变的角度，对英国历史小说文类的嬗变过程进行研究，注重文类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整体性、连贯性和演变性，以期恢复文类概念的清晰度以及填补整体性研究的缺失。俄国形式主义程序诗学的文类理念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该诗学强调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类的演变。它不仅承认文类嬗变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文本形式，而且以“程序”为单位对文类内涵的传承做出清晰的说明，为当下的研究寻找了最佳观测视角，是本书进行英国历史小说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和研究工具。

第一章主要阐明了在俄国形式主义程序诗学视阈下英国历史小说文类研究的基本理论。“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有利因素造就了司各特历史小说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也标志着历史小说开始作为独立文类登上西方主流文学的殿堂。然而，历经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小说”一词在20世纪中后期出版的权威文学术语词典中依然同瓦尔特·司各特（又译沃尔特·司各特）小说有显著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文类内涵的阐释出现了明显的停滞现象。此时，俄国程序主义诗学为研究提供了观测历史小说文类内涵嬗变的重要视角。以反对外部文学研究、提倡回归诗学语言本身研究为目的的俄国形式主义者将艺术作品的组织形式划分成情节、细节、语言、主题、材料、人物等诸多程序。在活的文学中，不同的程序会发生类聚的现象，形成集中并存的系统。作品由于使用程序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分化。俄国形式主义将文类的特征程序称为“规范程序”，即特定时期内一种文类的内涵以及对其内涵的阐释。规范程序是与时俱进的程序，它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理论思潮、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变迁不断改变。这样一来，文类就不是僵硬不变的规约法则，而是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文学表征。

在俄国形式主义程序诗学的视阈下，英国历史小说文类的发展和嬗变清晰可见。按照文类发展阶段性的叙事特征，英国历史小说展现出三种文类形态，即19世纪传统历史小说、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以及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对于文类形态在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特征变化，俄国形式主义强调，由于自然倾向的作用，人们习惯于将新生作品纳入统一体裁，保留其习惯名称。根据以上表述，本研究拟将这些“习惯”和“自然倾向”统称为“通约程序”或者“共同程序”。通约程序是相对于随时期变化的规范程序而言的。规范程序是一定题材和一定时代文类所必有的程序，它们随时代发生改变，从而表现出文类发展进化的过程；而通约程序则代表了文类本体论层面上的固有成分。这些固有成分是文类能够保持习俗特质，以及与读者达成阅读契约的条件。通过梳理英国历史小说文类规范程序在不同时期的内涵，本研究找到其中几道重要的通约程序，即史料运用程序、历史想象程序、时距采纳程序以及主体建构程序。从这几道通约程序出发，本书继而整合出研究英国历史小说文类嬗变的三大维度：真实性和虚构性维度、时代性维度以及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维度。

第二章主要就英国历史小说文类在真实性和虚构性维度上的嬗变特征，即文类的建构问题进行讨论。受童庆炳先生“历史1”、“历史2”和“历史3”划分的启发，本文将以上三种历史规定为“原本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存在”、“对历史的撰述和记载”以及“艺术创作与历史语境的关系”。19世纪传统历史小说创作受到西方批判求真的史学传统影响，在处理史料过程中表现出肯定、自信和谨慎的态度。小说家承认“历史2”的真实性，认可“历史2”对“历史1”的反映，并在小说中对还原“历史2”做出努力。小说家对“历史2”的遵从使得历史想象不仅符合“历史2”的记载，还受到“历史2”所容纳的整个社会内部规律的制约。因此，在英国传统历史小说中，“历史3”所包含的“历史2”与艺术想象之间是统一的关系，艺术想象是“历史优先原则”之下的合理想象。进入20世纪，西方批判历史哲学开始对历史知识客观性产生质疑，完成了史学理论从19世纪科学主义向20世纪人文主义的现代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一些在传统史学中极少涉及的词语，如精神、思想、体验、理解、偶然、情感等开始取代诸如真实、客观、必然、规律等描述，成为20世纪史学认识论中重要的表述。与此同时，英国历史小说也开始对历史真实客观性产生质疑。《诺斯托罗莫》中线性时间的破碎、《奥兰多》中自揭虚构的行为以及《幕间》中拉特鲁布女士个人版本的历史剧等都体现了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对“历史2”的否定。代表主观真实的“历史2’”取而代之成为创作的指向。历史小说开始由“客观地反映历史现实”转向“客观地反映历史意识”。叙述的历史由人物史和事件史转向心灵史和心理史。与之相关联，新生成的“历史3”则为历史（主观）真实和历史想象统一的产物。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中的想象为“心理真实（历史2’）优先原则之下的合情想象”。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史学的叙事主义转向使历史的话语本质得以重视。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从历史情节化的角度出发，否认了历史真实的唯一性，认为历史的意义是由不同的基本素材通过嵌入不同的故事类型结构获得的。历史知识的话语本质在英国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中表现在“历史1”的不可及性和“历史2”的虚构性。通过对《福楼拜的鹦鹉》中两份年表的分析，本研究指出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并未否认“历史2”存在的合法性，否认的是其唯一性、独特性。通过对诸多可能“历史2”的展示，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中的“历史真实”已被“历史2^*”，即“可能的真实”或“多维的真实”所取代。

第三章关注的是英国历史小说文类的价值，即社会时代意义的实现。西方史学自希罗多德时起就强调“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认为史学必须具备“保存功业，垂训后世”的实际作用。作为同历史素材发生关联的文学类别，历史小说也具备一定的社会实践功能。19世纪，英国传统历史小说在历史进步观的影响下，对解决当时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复杂社会矛盾，以及缓解新旧制度转接时造成的自由和传统思想的矛盾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无论是走“中间道路”的保守主义者司各特、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的狄更斯，还是孜孜不倦探索人类精神信仰的艾略特，这些传统历史小说家都有着强烈的“以史为鉴”的目的和意识。他们立足现世重访过去，通过讲述一个发展完全的故事为现代困境寻找出路，或向现代危机发出警示，体现了历史小说“以史为鉴”的社会功用。20世纪，西方史学开始对线性进步史观产生质疑。休谟、叔本华、尼采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对机械论科学的批判和否定，打击了科技理性为人们带来的乐观态度。加之世纪之交的英国危机重重，人们开始对原本深信不疑的西方文明产生强烈的怀疑，幻灭感和没落感取代了自信和骄傲。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在实际产生的时代性价值同小说家预设的时代意义之间出现了偏差。对主观精神世界的重视、新颖的创作技巧，以及历史小说文类本身社会意义的指向让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在实现其时代性功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规避效果，从而导致小说新的社会意义的形成。这一新的意义就在于，英国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指向静止系统、凝滞时空和艺术本身所产生的一种超越理性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的凝聚力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了安慰性的力量，为焦虑悲观的时代搭建起临时的心理避难所。后现代历史观拒斥了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代表终极理想的“宏大叙述”，并将其所遮掩、拒斥和抑制的边缘话语翻转过来，当成建构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石。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知识的多元化开始生成，边缘话语的地位逐渐得以凸显，最终实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在政治维度上的意义。战后，英帝国的没落、移民的涌入、女性的崛起为历史小说提供了崭新的写作素材和目标。这些边缘化的群体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终于发出长久被压抑的声音。后现代历史小说家让历史知识中的叙述成分现身于创作的前台，破坏了历史话语真实可信的权威，从而让历史具有了多维性、多元化的特征。“反客为主”的边缘化文学形象颠覆了以往主流文学中相关的记载和描写，让读者看到了与普通大众历史知识不一样的解释。严肃的读者极有可能以实际行动去查阅资料、考证历史，探究真正的历史真相。而这也是后现代历史小说时代性的重要意义所在。

第四章着重分析英国历史小说文类个人和历史关系的嬗变。这是由历史小说文类通约程序之主体建构程序引申出的研究维度之一。英国历史小说兴起之初，司各特将个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诠释为一种“舞台对演员的掌控”。换言之，即小说中的个人在宏大历史背景中演绎自身的命运故事。个人的命运走向受制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他们贴着时代性的分类标签，服务于历史的广阔图景，用自己的命运和发展阐释历史的线性进程。在维多利亚中后期，英国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历史的附庸，而是更为独立地在历史长河中演绎自己的命运。历史小说文类开始从描述历史中的个人向讲述个人化的历史转变。一度受制于历史发展的个人命运也开始脱离历史的桎梏，具备了自我展现的能力。与此同时，小说中历史成分相比传统历史小说开始缩水，让位于个人意识的成长。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中，非理性成分的突出使以因果逻辑关系为串联符码的大情节让位于由人物的主观感受导致的私语化的个人倾诉。历史的欲望书写让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事件的起因做出了世俗化的解释，从而解构了被宏大话语把持的历史规律。历史不再是宏大正义、客观公正的，而是隐匿了人性中最为根本的诉说欲望。于是，大写的、唯一的历史被小写的、多元的历史取代，历史叙述完成了由宏大化、公共性向个人化、私密化的转变。

通过以上对英国历史小说表面可察程序的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提炼出历史小说文类的核心程序，即“可信性”。正是这道核心程序规范着历史小说在真实性和虚构性维度上对“历史3”的建构，也促使历史小说社会意义的生成，是文类品质和价值的重要保证。这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俄国形式主义程序诗学理论的完善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