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清王家

王世襄的祖上，原居江西吉水县清江乡，故人称“西清王氏”。他的始祖旭窗公，在江西经营瓷器业致富。尔后，王家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公元16世纪)却从江西迁徙福建。为何要举家徙居他乡？可能是为了经营发展上之方便，也可能当时在江西，经营瓷业者居多，恐难求发展，抑或由其他各种原因所需，今日已难考证。这犹如陈寅恪祖上(义宁陈家)原定居福建，属客家系谱，到六世祖时，却突由闽入赣去发展家族事业了。

王氏家族自江西迁福建定居后，因口岸海运之便，商业的发达，生意一度蒸蒸日上，逐渐发展成为福州一带的名门望族。谁知，王家到了六世祖时，因身体健康不佳，在商旅生涯上渐失竞争力，从此，家道中落，祖先的辉煌，仅只留存于过去的时代里了。

家道中落，渐于清贫。在王世襄的高祖庆云公一代，就开始发愤读书，以期改变命运，重振家业。那时，正值晚清嘉庆、道光年间，国家尚称得上是较富裕的时期，世风不免“以侈靡为荣”，但这样的世风，并未影响庆云公读书的勤奋，以及在心志的上进。

十年寒窗，胸怀壮志，王庆云终于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得举人，十年后又中得进士。从此，王氏家族开始步入青云，直上官宦之路。

庆云公中进士后三年，便入翰林院，后任贵州学政。五十岁时，在政绩与学问上，就与曾国藩并驾齐驱，还被朝廷任命为武会试的考官。尔后，在太平军时期，又曾任两广总督，清同治元年(1862)官至工部尚书。然而，就在这被封为尚书之年，庆云公却因病不幸逝世，朝廷为嘉彰他，谥文勤公。于此，王世襄先祖的名字，也被载入了《清史稿》名人传之中。

庆云公除了一生仕途坦荡外，还是位勤奋治学之人。他在翰林院期间，因曾经致力于一个省的教育与工业事业，撰写了一部《石渠余纪》又名为《熙朝纪政》的重要著作，书以六卷本刊出。其中详细记载了清代治国与理财的事绩，凡包括科举、荐举、吏治、军政、兵额、赋税、地丁、关税、盐法、矿政、屯田等门类，无不录入书中，并详细阐述，这著作用现代眼光看，就是当时清廷一部实用的财政简史。

庆云公生二子，其次子王传璨，曾任刑部主事。王传璨生四子，即仁致、仁堪、仁熟、仁东。长子仁致，早殇。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是庆云公的第四孙。

咸丰四年(1854)，王仁东出生于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鼓楼区)城内登龙(灯笼)巷，从小长得很英俊，少年时代，所撰诗文便已日显才气。光绪二年丙子(1876)，王仁东乡试中了举人，初任内阁中书，后又历任南通知州、江苏候补道、江安督粮道、苏州粮道兼苏州关监督等职。然而，王仁东在清廷为官时，正值晚清衰败，内忧外患之时，他才虽高，却已难觅救世报国之道了。

晚清的龚自珍(1792—1840)，早认识到清朝末年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危机，主张政治改革，抵御外侮，写了很多好诗，如“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但书生笔下之波澜，毕竟不抵事，晚清当局也绝不会改弦易辙。王仁东虽晚龚几辈，但大清帝国的危机更是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了。作为一介书香官宦子弟的他，在那样动荡混乱的时代，除了忧心愤世，也只能寄情于诗歌唱酬了。

王仁东晚年流寓上海，写下不少忧世感慨的诗文词句，有《完巢賸稿》传世，此著作系其女于1921年所辑。王仁东所著诗文，由于家学渊源，文字清秀，常有一种散淡的忧郁飘潜于他之字里行间。今天读他之诗，在某些文字里，我们也时能读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之余韵，只不过少了点定庵诗中那“灵思奇想”而已。兹选录诗一首，以见其情操：

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同为福建老乡的郑孝胥，特为王仁东《完巢賸稿》一书作序云：“晚遭世乱，流寓海上，颇贫困，而刻苦自若。及发狂疾，余往视之，执手悲哭，述先考功当日勖语于昏眩中，露其天性，至死不变，庶几所谓刚矣。知交中处困日久，渐丧所守，旭庄极愤慨，不忍斥言也。所为诗，虽不多，亦足以自见其性情。视随波逐流者，不可同年而语哉。”

我们从郑孝胥这篇序文中，以及那一首首表露心迹的诗词中，无不可读出在晚清世乱之际，王仁东不愿随波逐流，仍刻苦读书并甘于贫困，足见他虽身处乱世，却独善其身、保持晚节的性情。当然，也正是这种性情，让他在时势之交替中，深感于那个时代所赋予的希望与失望，渐丧和失守，呐喊与彷徨，慎独和混世；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世事苦闷与无力回天之状，时交织于他的心灵之中。

王世襄祖父王仁东，1918年因病于上海逝世，终年64岁。祖母刘学熹，河南布政使刘齐衔公之三女，于咸丰二年(1852)生，光绪十二年(1886)逝世，享年三十四岁。葬福州北关外下凤山。刘氏知书识礼，晓大谊。生子孝绰、孝絜、继曾、孝缜，生一女荃芬。

而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字可庄)，以清官著名于世，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后出任镇江、苏州知府。曾谏西太后罢缮颐和园，直谏不阿。

王仁堪在朝为官几十年，恪尽职守，清廉奉公，为民所爱。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王仁堪出任江苏镇江知府，到任未及半月，有名的丹阳教案发生。该县民众在天主教堂内刨到死婴70多具，引起公愤。教堂被周围民众焚毁。洋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王仁堪亲临现场稽查，验得婴儿尸骸70多具，认为该教堂既然兼办育婴，不应枉死婴儿；又不遵照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奏行的章程，遭到群众反对是咎由自取。于是，呈请两江总督刘坤一，于结案时不追究民众焚毁教堂的责任，同时给传教士以适当抚恤，态度不卑不亢，甚为得体。

光绪十八年(1892)春，王仁堪在镇江知府任上，因劳累过度，不久病倒。当地发生蝗灾，王仁堪亲自督捕于野，病情加重，在病床上仍念灭蝗事；同年秋，丹徒、丹阳又遭大灾，王仁堪一面请准截漕济赈，一面劝导绅商捐助，救活20余万人。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王仁堪调任苏州知府。据说，这一年，殷如璋为浙江乡试主考官，为防互通关节，走水路途经苏州。王仁堪任苏州知府，理应上船问候。恰此时，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殷如璋同年进士，他派仆人送去钱票及如何通关节的信函。不料这个仆人无知，大叫要回条，殷如璋只好叫王仁堪代拆。一下漏了馅，王仁堪命将送信人拿下。殷如璋为表白自己，也拍案大怒。后周福清在杭州，被判“斩监候”，在府狱一关八年，待到八国联军战乱时才获释。

因积劳过度，王仁堪一到苏州又病倒。但仍抱病每天到谳局(审理案件的机关)清理积案，“未两月，结七百余起。”。⁽¹⁾同年冬，在一次夜间巡查时，又感受风寒，终于一病不起。

噩耗传至镇江，“士民皆欷嘘流涕”，并详列王仁堪政绩，呈报督、抚，请求上报朝廷。总督刘坤一、巡抚奎俊，对王仁堪以实心行实政，视民事如家事，卓然有古循吏风，上闻，清帝诏允宣付史馆立传，以表循良。

当然，身处晚清这般已明显衰败的时代，王仁堪虽未能看到日后即将发生的甲午战争的失败、百日维新的夭折，也没有看到一场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的烟飞灰灭；但历史尚是公正，毕竟不会忘记王仁堪这样为官一身正气的清廉人物，那历史之遗迹——福州螺州的王仁堪状元府，迄今还矗立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