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生转折

燕大的四年时光，弹指即逝，对于王世襄来说，这四年中纵天性所好，可能是玩物多于治学。大学时代就这样过去了，学士学位也拿到了，人生又将是个转折点，对于王世襄的人生，也可有多个选择，比如，他依然可沉迷于各种玩物，像京城中的八旗子弟、官宦富家公子哥儿们一样，与其昏昏犹淌水似的度过一生；也可以大学毕业资格，从事教育事业度过一辈子。但王世襄就在这人生旅途之转折处，最后还是选择了书香人家的归程，要继续在学业上深造下去，于是，在1938年秋天，他考入了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文学院，成了一名研究生。

初入学时，他确还没有下定发愤治学的决心，然而，1939年春，发生了一件使他意想不到的事：一直以来对其爱护备至的慈母金章过早地逝世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因为当时的王家，家境已每况愈下。父亲王继曾，当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便淡出了官场，赋闲在家，因此可以说没有了主要的经济收入，再加上战事纷乱、物价动荡，王家有时还得靠典当一些宋元瓷器和善本古籍来应急。在日渐清寒的境况下，母亲金章患上了高血压病，她从小就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如今却要为家庭日常开销而担心苦恼，自然影响了她的健康，最终导致一病不起，年仅56岁便去世了。

王世襄当时25岁，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母亲的呵护关爱下一帆风顺地长大，尚不知人间疾苦、艰难磨折为何物？慈母的突然逝世，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让他的灵魂被深深地触动。他此时思忖起往昔的一切，想着自小父母为他请最好的老师上课，又供他上大学，并进入研究生院。他也知道30年代时，燕京大学作为美国的教会学校，比一般公立大学的学费要昂贵得多。当时，燕京大学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要160银圆，而当时一个普通中学教员一年的收入也仅为120银圆，可见负担四年的大学本科教育，应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回想起自己把多少宝贵光阴都耗费在养蛐蛐、架鹰獾狗上，每次他掌灯时分玩乐归来，母亲总温柔地抚慰他，从不对其责怪阻拦，但王世襄深知母亲内心极重视对他的教育，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才并承袭书香之家。如今，已无法再在母亲膝下聆听她的教诲了，世襄深感自己荒诞任性、虚掷大好光阴，悔恨不已，于是痛改前非，他驱散了鸽群，送走了大鹰和獾狗，将蛐蛐罐、葫芦、鸽哨等玩意也统统束之高阁，决心在燕京研究院潜心苦读。

母亲的去世，确是王世襄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已是九十四岁高龄的他，一直念叨着这件事，并对我说：“我从幼年一直玩到1939年大学毕业，考进燕京研究院后，该年春母亲逝世，对我极大震撼。从此坚决悔改，认真学习、工作，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转变，终生恪守，直到衰老。”

事实上，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多数大学都迁往内地，而燕京大学则选择留下，因司徒雷登、陆志韦两位校长的努力，当时的燕大屡屡拒绝日军无理搜查校园的要求，成了北中国的自由“孤岛”，并继续为抗日后方输送了许多人才。此时的燕大研究院并没有因中日的战争而中断研究工作，还在读的研究生仍有46位，所有的学生都满怀着热情和期望投入学习，他们认识到在外界风雨飘摇之时，仍能在燕园安稳地读研究生，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所以个个都努力治学，之后几乎都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大师。如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中国藏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人类学家李有义，历史地理学家何炳棣，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文心雕龙》的研究专家杨明照，物理学家葛廷燧等等。这些日后的中国学术带头人，当时都与王世襄是同窗学子。

一旦收敛玩心、改玩归正，王世襄在燕京研究院的生活，过得更充实而忙碌了，日渐显示出了他治学的潜力。1939年到1940年间，他结合过去的亲身体验，在《华光》杂志上分三次连续发表了关于大鹰和老北京玩鹰民俗风情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旁征博引，不仅细致地总结和梳理了捕鹰、养鹰、驯鹰、放鹰的过程，还在历朝文献中，考据了中国养鹰的历史，这已初步显露了王世襄将民俗风情提炼升华到学术历史高度的治学特征。1940年，他又用英文发表了《关于姚最〈续画品录〉中的一个错字》，这是一篇颇具深度的学术论文。姚最，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论画家，《续画品录》主要为补遗谢赫的《画品》而作，补入了23位与《古画品录》所品评的画家同时期画家的20条有关条目，并对补入画家的作品作了严谨的个案分析，指出作品中的优缺点，是继谢赫《画品》之后的第二部品评画家的论著。而王世襄的那篇论文，主要围绕姚最的《续画品录》展开，回顾了刘海粟等七位现代艺术家对该著作所作研究的各自观点，表述了自己研究的结论，资料翔实、条理明晰，而且全文用地道流畅的英文写就，这在当时确是难得的论文，从中已可以看出王世襄中西兼备的治学才华。

由于家学渊源和丰富的藏书，王世襄旧学的根基很早就奠立，其关注对象则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又由于自小入美侨学校，对西学自不会排斥，但旧学根基的深厚，令其不会盲目崇拜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更能提升其精神，因此中学西学在他身上不存冲突而是协调互补，自然而然地取西之长，补中之短，洋为中用而不失本体。这也说明了王世襄在思想上承袭了王、金家风，以及他们的中体西用的学风。

1939年，王世襄在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时，选择了当时还未有人深入研究的题目——《中国画论研究》(下称《画论》)。这在当年的燕大，确也是出乎国文系老师的预料。当然，如果我们从他之家学来追溯的话，就并非特殊。中国画一直是王世襄感兴趣的领域，也许是母亲、舅父自小对他的艺术熏陶之结果。从《关于姚最〈续画品录〉中的一个错字》的论文开始，他就积极地开始探索古代画家和画论家之所述，也令他对中国绘画的发展轨迹逐渐清晰；也许为了报答母亲25年的养育教诲之恩，王世襄才选择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对中国画论研究的课题。

中国画论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理论，是独立的学科，同时又与其他学科如美术史、绘画史、美学、文学、书法、哲学、历史、乐论等密切联系。《中国画论研究》在王世襄就读的燕京研究院文学院，确是跨学科的选题，但学校还是同意了王世襄的选题，从此，他躲进书斋成一统，不论春夏与秋冬，埋首阅读史书、画论、哲学等各类典籍，专心撰写他选择的论文《画论》。

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年的燕京研究院学术生活中，王世襄还收获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一段感情，邂逅了今后与他相濡以沫、志同道合携手共度人生六十载寒暑的伴侣——夫人袁荃猷。袁荃猷生于1920年，上海松江人，祖父于清代曾在山东任过知县，后到东北担任过银行经理，晚年就在北京购了一座大院，定居于北京。袁家有姐妹四人，荃猷在祖父母身边长大，自小请家馆讲授国学，后在北京读中学，并从汪孟舒先生习书法、绘画和古琴，能写一手好书法，仅《兰亭序》就临了不知多少遍，所以日后她之行楷清逸妍秀，在当年燕大同学中，实难有人与之相匹，王世襄曾写她“爱好艺术，常去图书馆借阅书画、古器物以及敦煌、云冈、龙门等洞窟的图录”。袁荃猷当时也正在燕京大学教育系读书，比王世襄要低几级，两人之相识，也可谓以书画结缘。1940年袁荃猷因要撰写毕业论文，准备编写一部中国绘画教材，但当时教育学系的导师中并无人对中国画有所研究，教育系的系主任周学章先生，知道国文系的王世襄研究中国画，于是便介绍袁荃猷去找他，请他在研究之余帮忙指导荃猷教材的编写。当时世襄应对这位小他五岁，文静秀丽、落落大方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荃猷也应被这位高大爽朗、学识渊博并热心帮助的师兄所吸引。那幽静的燕园、美丽的未名湖，在那些个青春的岁月里，都留下他们两人漫步、倾谈的身影。就这样，两人因一本绘画教材而相识，又因同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心和热爱而相知相恋。之后的五年中，尽管王世襄离开北京，转徙大后方，当时燕大因迁徙成都，荃猷未随学校转移而到山东青岛一所小学任教，但他们俩这段感情却从未因分离和曲折而丝毫减损，反而随着当时艰苦而又曲折多变的时间考验愈为醇厚。两人的专注执著与忠贞不渝的感情，最终成就了他们俩一段美满的婚姻和白头偕老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