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庄岁月

在距离四川省宜宾市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偏僻的川南小镇，这小镇在秦以前属僰侯国，隋以后属南溪县，是长江上游的水路驿站，那便是李庄。这个始建于公元6世纪北周时期的山乡古镇，有着一条条狭长的青石铺就的幽长的街道，低矮的瓦房，淳朴的居民们，祖祖辈辈都在镇上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抗战时的李庄，却因汇聚诸多内迁的高校和学术机构，让人永远缅怀。在那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她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珍贵的宁静，为中国文化单位的大西迁、为当时中国一批文化精英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中华文化免受战火的摧残，做出了不能忘却的贡献。那时期，海内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的字样，就能准确地送达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这个偏僻小镇。

1940年，日寇逼近长沙、宜昌，日军飞机同时对昆明一带地区，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是时，国民政府的许多高校与学术机构均分散在西南大后方各山区间，李庄，这个小小的古镇，竟然与重庆、昆明和成都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

四川李庄，即便在当时最详尽的地图上，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战火的硝烟尚未弥漫到这个千年古镇。那时，国民党李庄区分部的书记罗南陔，在了解和看到这一战时的状况后，认定接纳迁川的机构，对于李庄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罗家在李庄历来就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大族。凭着经验和直觉，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当时李庄的人口不足三千人，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是否有能力容纳内迁机构的到来，这也确是个问题。罗南陔在多次与乡绅商量后，首先捐出自家祠堂，又腾出镇上的大小寺庙，并草拟一份电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你看，言简意赅的十六个字，如此生动有力，彰显李庄人一片真诚。就这样，李庄收容了迁移来的同济大学，收容了迁移来的各大机构，也收容了众多学人颠沛流离、饱受煎熬的心，让他们在“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中华大地上寻到了一处珍贵的宁静之地，重新继续读书做学问。六十年，一个甲子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往事，李庄，那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确对中国的文化留下了深远的烙印。

就这样，同济大学的师生全部安置进了镇上的几所寺庙和大量民居里。李济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带着上千箱珍贵文物，搬到了临江的张家祠堂。离李庄五公里路的板栗坳，成了中央研究院下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体质人类研究所的驻地，而社会所则搬到了门官田。梁思成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则选择了上坝月亮田，这些个地名，颇有些诗情画意，都成为最高学府、学术权威机构的工作地了。

王世襄初到小镇李庄不久便赶上了元宵节，是镇上新春舞龙最后一夜，也是全年最热闹最欢腾的一夜。“爆竹声声过元宵”，那晚，整个营造学社，除了梁先生需要在家陪伴夫人外，长幼全体参加盛会。那里独特的人文景象给王世襄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多年后他在《李庄琐忆》中，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一番：“李庄镇东端，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广场，通称坝子，是年年舞龙的地方。黄昏时分，几乎全镇的人都已集中到这里。二三十个大红灯笼悬挂在坝子周围，五条龙色彩绚丽，须能颤动，眼会滚转，形象生动。竹箍为骨，外糊纱绢，各长五六丈，分列场边。一队队小伙子挨着各自的龙，有的解开衣襟，有的光着膀子，准备上场。坝子毕竟小了些，几条龙不能同时共舞。刹那间，点燃鞭炮一齐掷入场中，火花乱溅，震耳欲聋。”这热情奔放、欢天喜地的川南山乡的庆典场景，让一直在城市生活的王世襄感到非常新鲜和兴奋，刚在李庄安顿下来的他，写给远在北京的袁荃猷的第一封信，不仅报了平安，还将这元宵舞龙的场景描绘告知了她。当时，他们俩正处于热恋之中，一封封鸿雁传书，也定让荃猷身在千里之外，能分享世襄之种种经历，虽身隔两地，可那喜怒哀乐，也感同身受，使两人在校园中的倾心，能转变为共同担负人生风雨、更坚固的感情。可惜的是，世襄写给荃猷的许多信件，包括荃猷在补读完辅仁大学的那段时光中，收到的那一封封穿越日军封锁线的信件，都在“文革”中被抄没，查无所踪，时至今日，已无法再让我们去品味那段风火激荡之岁月，他们俩心心相印的感情。

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有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有刘致平(后任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莫宗江(后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卢绳(后任南开大学建筑系教授)、罗哲文(后任国家文物局高级工程师)等人。尽管李庄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但所有的成员丝毫不以为意，大家都全身心、孜孜不倦地投入各自的研究工作中去。特别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他们俩一个身患脊椎钙硬化，全靠铁架子支撑着整个身躯，仍坚持研究写作，中国建筑史上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便是梁先生在李庄破陋的村庙和昏黄的油灯下呕心沥血完成的；而林徽因，她当时也身患肺疾，仍拖着孱弱的身子去野外实地考察，访古刹、探古墓，对研究工作乐此不疲。抗战时期在四川李庄物质匮乏、贫病交加的日子里，身患肺病、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5年的林徽因，躺在床上还在为中国战后的城市重建殚精竭虑。她在油印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介绍欧美国家的经验，为低收入者设计住房，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中国学人们那百折不挠、献身追求之精神，深深感染了王世襄，他积极地投入到营造学社的工作之中。梁思成先生先教他试画建筑构件并临摹写在图上的中外文字体。但王世襄虽能写一手漂亮的楷书，但画起那些斗拱梁柱、希腊、罗马柱式却是七扭八歪，外文字体也写不到位，只有中文字体勉强可用。梁先生见此状，知道他不是学制图的材料，便改让世襄多阅读一些古典书籍，如《营造法式》、《清代工匠则例》等。王世襄在李庄时与梁思成、林徽因住房就很近，很多年以后，王世襄有一次在电话中讲起林徽因，就谈起了许多当年他们生活在一起时的许多趣事，如林徽因常跟他谈起沈从文的小说，如《边城》等，但王世襄往往重视中国古典文学，对现代作家往往不太感兴趣，所以林有时对他说，你怎么对沈从文的小说也缺乏了解呢？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也有使林徽因感到刮目相看之处，比如林徽因烹调的香酥鸭极隹，王世襄便暗自学了一手，有一次做了一只香酥鸭，拿去给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品尝，林尝后感到比她还做得好，开始还不知是出自王之手，后来才知是王世襄亲手烹制的。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刊行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是中国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营造法式》的崇宁刊行本已失传，后该书在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重新刊出，但亦未能传世。至南宋后期，平江府又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我们现在常用的《营造法式》版本是1919年由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式大本影印，是为石印大本。《营造法式》由宋匠人李诫编著⁽⁶⁾，他以个人十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而编成。全书分为5个主要部分，即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34卷，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营造法式》可说是一本奇书，梁思成先生在美国留学时，收到父亲寄来的该书影印本，便深入阅读，被其中关于中国古建筑、各类古代工艺所吸引。梁思成回国后，便义无反顾地与林徽因投身于中国古建筑文化之中，并终身为研究与保护中国的古建筑贡献力量。

古代建筑营造方式有很多，但由于种种原因，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在我国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实物中，以唐宋明清时期的建筑形式为多，在这个时期还为我们留下了两部完整的文化遗产，即北宋朝李诫修编的《营造法式》和清朝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些书，对于一个从小就受中国古代经典所影响的人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李庄有这些好书，并有像梁思成这些研究古建筑的大家帮助下，王世襄很快对这方面的知识与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常捧读至深夜，书中有关小木作和室内装修的内容，让他更感兴趣，我们可以说，当时在李庄的这些阅读与研究，是他日后研究明式家具的发端。

李庄虽是个不起眼的弹丸之地，却有着历朝历代的深厚人文积淀，傅斯年曾惊叹李庄“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先后相踵”，因此其附近藏匿着丰富的未遭破坏的古代建筑，尤其是明清建筑保留得甚为完好。这无疑给营造学社的成员们提供了实地考察古迹的良好机会，王世襄也曾与同仁们一起参加了李庄唐家湾宋墓的野外考古调查，并撰写了考察实录，详述了该墓的位置、结构、雕饰，又配上了由莫宗江、罗哲文绘制的插图，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上。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费正清夫人费慰梅所写的有关山东武梁祠的文章，也刊登在《汇刊》上。这一阶段，王世襄走出了校园的象牙塔，看到了那些生动美丽却近乎被世人遗忘的古迹，他深深为古代工匠们的巧思奇工所折服，这也使他不再拘泥于书本典籍、故纸堆里的理论描述，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接触和探寻，他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开阔，也使他日后无论研究明式家具、书画雕塑，还是漆器竹刻都致力于考察实物和实地寻访。

除了参与学社的研究工作外，王世襄还在业余时间将母亲金章的著作《濠梁知乐集》抄录、刊印完成。他离开北平时，因防母亲之遗稿因战乱而散失，就将稿子藏于行箧之中，随他一路来到西蜀。在李庄安顿下来后，王世襄每晚在煤油灯下用端正的小楷一笔一画地把一卷四册手稿，全部抄录清楚，又设法将稿子刊成书。他在学社中听闻李庄有一家小石印车间可印书，便前往访之，得知是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作坊，每天可印五六页，于是心想石印遗稿有了着落。他接下来又得知邻县夹江县生产竹纸，便抽空搭当时往返宜宾的小火轮，再用学社发的煤油一桶易得竹纸两刀及深色封面而归。就这样，备齐了纸张，找到了石印作坊，还写信给马衡、沈尹默先生，求得赐题了书签及扉页，《濠梁知乐集》终在抗战期间李庄的小石印作坊中，陆续印成百余册，其中的五十册线装完成，王世襄将其分赠各图书馆及身边朋友前辈。

世襄以此报答母亲养育之恩，使母亲论绘鱼之著得以传之于世。1989年香港翰墨轩精印《金章》画册，后附王世襄亲手抄录之《濠梁知乐集》影印，相隔四十余载，当时在简陋的石印小作坊中印成的母亲遗稿，依然墨色浓厚、清晰可读，真让世襄有恍若隔世之感，时不时勾起对李庄生活的一丝丝眷恋。

1944年，日寇在东南亚各地节节败退、陷入困境，同盟国军队准备乘此进行全面大反攻，我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已经闪现出了胜利的曙光，光复失地即在眼前。但盟军的大反攻，在连天的炮火袭击、飞机轰炸中，难免会给古建筑古文物带来损毁。中国土地广阔，在当时整片的沦陷地区则分布着众多的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迹，如宫殿、寺庙、石窟、陵墓、园林、桥梁、塔幢等等，这些几千年遗存的无价瑰宝，若在炮轰中毁坏丧失的话，无疑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不可磨灭的损失。为此，几位有识之士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鉴于此，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庆专门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这机构是“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前身，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先生担任主任委员，马衡、梁思成、李济等担任副主任委员。

此时，反攻已箭在弦上，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让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空军，知道哪些是需要保护的文物古迹，其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如何能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掌握一定的鉴别知识。文物委员会经商讨后，认为必须迅速编出一本文物古迹目录，并在地图上标出名称和方位，同时用中、英文各备一份。梁思成先生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已对华北几个省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加之他留学欧美多年，英文翻译也是驾轻就熟，梁先生自然成了承担该项任务的不二人选。梁思成先生因抗战奔波而身体不好，但他觉得这项任务很重要，自己在这样的时刻担纲，当责无旁贷。从此，他经常往返于重庆和李庄之间，毅然地承担起这项繁忙的工作。

梁先生从编中文目录开始入手，随即译成英文，但当时学社中懂英文的人不多，梁先生便将部分校对工作交给王世襄去完成。大约近一年，到了1945年5月，编写和翻译的工作全部完成，并将目录印成小册子。几十年后王世襄曾回忆梁先生，说了这样的话：“现纵观全目录，深为梁先生能把这一繁重而急迫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全仗他思想缜密，考虑周详，方法科学，语言简明……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动他那不能站直的身子顽强忘我地工作。那股力量来自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文物的心。每一页，每一行都闪耀着从那颗赤诚的心发射出来的光辉！”

随着大反攻的开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还计划随军配备文物工作人员，随行保护，梁先生便问王世襄是否愿意参与这一类工作，王世襄当然很愿意去，自己对北方尤其是北京一带比较熟悉，所以他最好连北方一带都去。

但是，1945年8月，形势急转直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在当时一般人也无法想像，当时在大后方的陈寅恪先生，得此消息后为之惊愕，曾作《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诗一首，前二句是：“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抗战八年的突然胜利，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感情都是欣喜而又复杂的，且对每一个人前途是未知数。

失地重回祖国，无须再进行反攻，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工作也从随军保护转变为奔赴各地抢救可能流往海外或遭毁坏的文物。一日，林徽因先生接到梁思成先生的信后，转告王世襄说：“清损会工作马上要全面展开，正在选派人手去各地工作。”听闻这一消息，使得王世襄再难安稳地呆在李庄，他觉得这时如果去重庆，可能有机会马上参加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工作，比在李庄坐等好。于是，他马上给马衡、梁思成先生写了信，信中表达了自己希望参加清损会工作的热切愿望。还没等到回信，他便匆匆整理行装，与相处了一年多的林先生和社中同仁们挥泪告别，离开李庄去往重庆。

一年之前，王世襄曾乘江轮由重庆来到李庄，一年之后，他又乘着同样的江轮离开李庄前往重庆，但两次旅程应是完全不同的心境。一年之前的他，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辗转来到西南山乡，尽管有燕京大学扎实的学术根基，但刚离开校园的他，对自己的未来仍较为茫然，只单纯的如一块海绵般渴望汲取更多的知识，渴望自己所学能有用于社会；而一年之后，离开李庄时的他，已清楚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李庄的岁月让他更为成熟和坚韧，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已在无形中深深地融入了他的血脉。这正如王世襄在年过八十后，对这段人生经历的回顾之诗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