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错位身份的反观与“中国想象”指符

沈从文“乡土中国”的建构离不开其城乡的移位，正是因为他出入城乡文化之间，才让其中国想象具有了文化参照系。于是，都市文明的现实刺激激活了沈从文持存于心的心灵记忆，他乐此不疲地搜寻乡村记忆，并将这种记忆诗意化地通过文字表述出来，并以此来作为都市文明的“照妖镜”。在其中，沈从文所渗入的情感态度也不一样，有了都市的存在，乡土的美好才显得难能可贵。沈从文喟叹美好的事物是短暂的，也即是这种城乡互渗思维的写照。落实到人身上，沈从文的城乡模式将农民与知识分子整合于现代中国动态的文化语境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乡土”并非落后、愚昧、野蛮、劣根性的代名词，而是沈从文在都市文化的浸淫下产生的与乡村、乡民之间的某种精神血脉联系。当沈从文离开乡土进入都市成为“职业”作家始，他对乡土的情感指认、价值评判将会在都市语境下的文学实践中生产出来，形成乡土语境原本无法实践的文学场。这反过来又将城乡统一起来了。对此，有论者认为，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文学“乡土”在中国的崛起，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乡土”的形象是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自觉而逐步清晰的1。乡土并非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动导源于现代中国社会进程的风云变幻，沈从文的乡土情感不只于社会生活的横向描摹，更折射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动的踪迹。更为重要的是，城乡的现代演进过程中，文化间的碰撞所滋生的裂隙深深地刺痛了沈从文的内心，使他远比生于斯、死于斯的乡民更具有文化的反思意识。这诚如赵园所说：“‘知识分子’比农民有更严整的‘传统人格’，流寓于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化了的知识分子自居为乡下人，亦出自比农民自觉、自主的文化选择、价值评估。”2

一、“乡下人”定位与边缘心态的体认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画廊中，城乡空间的相互观照是众多知识分子参与现代中国认同与建构的重要方式。沈从文的矛盾在于，他一方面高度颂扬乡土的美好，但又决绝地离开；另一方面他在现实中急切地想进入都市，却在他的小说中将都市视为弃物。这主要是基于其乡土书写的独特方式以及其“乡下人”的身份定位而确定的。毋庸置疑，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的生成与苗汉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是分不开的。其情形正如他在《我的小学教育》中所说：“在镇竿，……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入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多数苗子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样，融合成一锅后，彼此都同化了。”3湘西这种汉族与苗、土家等少数民族互动交融的文化生成于湘西社会“百年孤独”的历史境遇中。湘西历来被排斥在文明社会之外，生活在这里的乡民历代被鄙夷为“贪残难训”的“土蛮”和“苗蛮”。无论在时间中，还是在空间上，他们的生存都处于一种远离中心的状态。由于“处江湖之远”，其受到中心话语的控制较少，其结果是与自然更为亲近，并且在近乎原始的文化语境里获得了较为同一的集体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