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一般的契诃夫（序一）

袁筱一

《契诃夫的一生》的结尾是在高尔基的回忆中展开的。那是一九一四年，高尔基想起了十年前契诃夫去世时颇具荒诞意味的葬礼。人们以为火车运回的是从满洲来的凯勒尔将军的棺材，参加葬礼的人群几乎与契诃夫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还奏起了军乐。有人在“谈论狗的智力”，有人在“炫耀自己的别墅如何舒服，附近的风景如何美丽”。——一个典型的昆德拉善用的场景，看了让人心凉，可就在心凉得似乎没有了希望，要坠入虚无里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却是笔锋一转，用了温暖来结尾。她写道：“然而，在无动于衷的人群里，契诃夫的妻子和母亲紧紧地偎依着，相互搀扶。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当中，契诃夫曾经真正深爱过的，惟有她们俩。”

是看到这里，要合上书页之时，才能真的明白，什么是“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的失望”，什么是“水晶一般的冷漠”。在疲惫和孤独的背面，始终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丝让这个世界亮起来的清美的光辉——这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笔下的契诃夫，也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自己。

他不完全是我们先前所了解的，作为文学史里一个词条的契诃夫。那个所谓与莫泊桑、欧·亨利并驾于短篇小说领域的契诃夫。戏剧家契诃夫。《凡尼亚舅舅》《海鸥》《樱桃园》的作者。中国的读者也许多少还熟悉他的《第六病室》，因为这样的作品，日后苏维埃的文化理念也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没有能够活到革命来临的契诃夫。

而伊莱娜让抽象的契诃夫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一个契诃夫用一生塑造却没能使之跃然纸上的人物。

一个远离传奇的契诃夫。因为普通，所以沉重而悲伤。他有黯淡、贫穷的童年，在一个叫做塔甘罗格的小城，“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因为“关闭了自己的耳朵，隔绝了外界的动静”。只有暴君父亲带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声响，有时——是极少的时刻——也会带来令人愉悦的小提琴声和歌声。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尽管生活艰辛，这位赎身农奴出身的暴君父亲却尽量让孩子们能够受到教育。因而契诃夫还拥有同样才华横溢，然而同样摆脱不了悲惨命运的兄弟。

是因为童年，以及童年带来的一生挣扎，那种深入灵魂的困窘，契诃夫能够准确地描绘俄罗斯农民的灵魂状况吗？他不带有自上而下的同情，而是真的站在他们的身边，体会到他们“残酷、野蛮、无情和悲惨”的生活，体会到他们对“好好活着”的迫切需求——而不是什么“自由”。“知识界”一贯擅长的所谓理想化的善良淳朴在农民真正的灵魂状况前显得如此苍白。

然而也许同样是因为童年，契诃夫在写到“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时，总是有那么一点力不从心。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尖锐有时的确令人疼痛。在她看来，某一个时期里曾经试图模仿托尔斯泰的契诃夫是失败的。契诃夫和伟大的托尔斯泰不同。托尔斯泰的高贵、激昂和因为对幸福、信仰的追求而造成的大喜大悲，契诃夫终其一生也无法体验。但是契诃夫是一个“生来公正、高尚、善良的人，而且从不停歇地尽力使自己变得更好，更温和，更可爱，更耐心，更乐于助人，更无微不至”。他是个医生，他有医治人类伤痛的欲望。但是与生俱来的、带有反抒情性质的悲观主义让他非常明白，对于人类真正的伤痛，他无能为力。因而他的态度是温和而苍凉的，有时带一点微微的嘲讽。在生命就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带给我们的契诃夫说，我的灵魂倦了。他咳血，身体和灵魂都已经不堪重负，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刻，伊莱娜说，他仍然“没有一刻想过逃避自己的责任”。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普通的契诃夫却能够击中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他的向往——有的时候是对金钱，对能够承担家庭责任的最普通的向往，他的妥协——有的时候是不敢确立自己独特的存在之前那种惶惑不安的妥协，还有他的孤单——有的时候，即便在如潮的欢呼声和温柔的爱情中他还是如此孤单，这一切都令我们感到某根神经被撩拨得疼。我们会想起自己的孤单时刻，即便不是在高处，即便不认为自己承载了人类的命运，我们为什么还会如此孤单呢？谁说只有伟大的人才有资格忧伤？但是我们发现，在民族背负的沉重命运下，对于自己无能为力的清醒和总是要做点什么的努力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光辉。我们似乎能够理解到为什么契诃夫会买下那块荒芜冰冷的土地，满怀欣喜地打扫院子、种植玫瑰，他的所谓“美化、建造、升华”。

伊莱娜借用批评家布宁的话说，“即使在最亲近他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曾真正了解他灵魂深处的全部想法”。或许他并不想让别人了解，为了保护好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迷失和绝望的灵魂。他的致命的温柔也是一种武器，当读到契诃夫半是讽刺、半是严肃地写道：“我也挺想结婚，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总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他猫一般的孤单本性了。的确，在外貌的描写上，伊莱娜也没有漏过阴柔的一点：“清癯英俊的面庞，消瘦的脸颊，浓密的头发，淡淡的胡须刚刚显现，嘴角的褶皱透出严肃与忧伤，他的目光是那么与众不同，仿佛具有敏锐的穿透力，同时又温柔而深沉，他的神态谦逊，那是一种年轻女子般的神态……”

只是，在一边建构着意义的同时，契诃夫的灵魂深处是绝望的。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所历经的种种灾难中，加上缺乏自暖的动力（例如，托尔斯泰式的宗教信仰），契诃夫的灵魂从来没有暖起来过。何况他缺少时间。作为普通人，我们总像是在被历史的火车追赶着，气喘吁吁，契诃夫也不例外。他的人生和他的写作是一样的进程：“开头总是满满当当的许诺，……中段便变得皱巴巴怯生生，到结尾……烟花一场。”

烟花一场的契诃夫却没有让伊莱娜失望，虽然为先前我们的阅读所忽略，但他的一生所提供的素材足以让伊莱娜勾勒一个完整的、亲切而令人动容的人物。关键是，走近这颗灵魂，对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连同此时的我们——几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走近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丝毫不用怀疑伊莱娜与“安托沙”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仿佛是她的一个哥哥，在年少时也可能讨厌她的纠缠——就像亚历山大讨厌“安托沙”一样，但是他们分不开，因为他们的灵魂为彼此留了一扇窗，留了让外面的光线照亮一个世界的可能。

是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身上也背负着同样的苦难，而她和契诃夫一样从来没有抱怨过。借助《法兰西组曲》渐渐重新回到我们阅读视野中的伊莱娜也许能够通过《契诃夫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她对于芸芸众生“清醒的同情”，她小说中通过普通人物的眼睛看到的历史场景，她对于细节的喜爱，她对于英雄人物的畏惧和嘲讽，她那略显残忍的冷静（这也是她有时会遭受指责的原因），以及她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同时所做的，属于自己的努力。那一切，在她感受生活之前的半个世纪，契诃夫都曾经体验过。她同样擅长冷静深入的分析与温暖美丽的细节相对照。甚至，在坚强、善良的灵魂之外，他们的身体也都一样羸弱。

从时代的角度而言，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契诃夫其实相距并不算很远。如果契诃夫不是那么早离世，他们甚至有彼此相遇的可能。在他们错过的这几十年里，俄罗斯仍然没有摆脱动荡的命运：日俄战争的失败、大革命的狂风骤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疯狂……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父母亲一路颠簸，想要躲避所谓大写的历史的追迫。如果伊莱娜是在逃亡的路上发现莫泊桑的，那她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契诃夫的呢？

更大的灾难来临之时，伊莱娜倒是没有再选择逃亡。她被法国宪兵带走，从此杳无音信。我们仿佛看到的是契诃夫最后那个轻轻推开妻子的手势，他说，“没人把冰块放在空洞的心口”——难道坦然接受是对于命运最好的反抗吗？

或许，如果灵魂彼此已经重叠到没有缝隙的程度，任何形式意义上的相遇都不再重要。这话也应该送给译者——我想，这个“混合着玩笑、伤感、平静的失望”的契诃夫是属于契诃夫自己的人物，是属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人物，也是属于译者的人物。月亮一般的契诃夫不需要总是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只有在灵魂没有目的、不时刻相随的彼此接近中，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不把我们送入疯狂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