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研究 - 缘起

缘起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话，对于人、文、学术乃至文化及民族兴衰的价值与尊严叙述得庄重而贴切。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正是由这样一个个光烁千古的名字搭建而成，而且他们并不是孤峰突兀，而是一群、一组学术上的高峰林立，汇集成中国学术史中密集的学术等高线，这也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这些学人是如何构成了这段奇妙的学术高原，他们的交际圈是否会有重合和交叠，他们的交游、往来与学术的发展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与人书一》中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简明而深刻地指出学术交流对于学者、对于学术的重要性，“孤陋”又“习染”，由如何能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渐渐地，我将研究焦点汇集在书信上。作为人际传播的重要媒介——书信，具有真实、快捷、直接等特性，是人们互通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的重要工具，而现代学人们所写的论学书信更具有传递学术信息、交流、争论及修正学术观点等作用，更能为我们勾勒学术交往的轮廓，是珍贵的学术史料，同样是学术史研究不容忽视的环节。随着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整理史料工作的不断开展，书信的史料价值也为人们所重视，对于书信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详细情况可参见笔者整理的《中国现代学人书信集知见简目》，但对于书信的研究工作仍属空白，对书信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校正误、核时间的简单层次，而是应开掘其内容，并对其所起到的作用与价值作深入的研究。

首先，对本研究题目中的概念作一解析。何谓学人？何谓现代学人？学人的产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现代学人本身是20世纪中国的产物，它根源于中国现代学术独立意识的产生，并随着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艰苦历程而进化和发展。中国学术在现代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传统学术体系向现代学术转化，包含了两个步骤：第一，是传统四部之学的瓦解；第二，是中国学者在西学影响之下，转用西方近代的学术分类，来统合整理传统学术的一切材料。学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不能排除时代变动及生存环境的影响，这种无论是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的巨大转变使身处在学术变革中的学人百感交集，在他们的往来书信中追寻学术史的历史印记，是现代学术史研究上重要的课题之一。

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传统结构性崩溃和现代性重建，在中西文明冲突和融合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科举制度终结对传统读书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新型教育、研究机构从传统上层建筑中解放出来走向独立，以及与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出现等，才终于为“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现实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现代学术与古典学术的最高理念分别在于“学为政本”与“为学术而学术”，那么又可以说，传统学者与现代学者（即学人）的根本区别是由“学术本身是目的还是手段”之分辨而突现出来的。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学人并不单指个人，有时也用来概括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与“现代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有重合也有交叉，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仍是一个有着诸多争议的问题。以笔者之见，“学人”作为一个阶层的代表，大体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应有比较完整的教育经历，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准。这里的教育可以是传统的教育，也可以是西方式的教育，有时也可以指非正式教育，例如自修求学的钱穆。

其次，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与学问的研究与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学院派的研究者、教师等，他们以此为职业，并取得相应的报酬，这一点很重要，可以维持学术相对的独立性与尊严。也因为对现代媒介（如报纸、出版物等）的应用使他们具有文化上巨大的影响力。

第三，他们的思想取向常常关注现实政治，求智求变，具有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较，具有更强的现代意识，不同于传统士绅源于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学人阶层以精英知识分子的形象广泛释放着影响力。

论学书信就是以学术信息的交流、学术观点的研讨为内容的书信，也是书信作为学术交流渠道的类型之一。根据陈平原的意见，论学书信的分类应予以注意。首先应关注书信是否公开发表。经过作者的审订、收入作者正式出版的论文集中的论学书信是视为著述的公开书信，与以书信形式发表的论文可视为同一类型。这些可视为公开著述的书信阐发的观点正式、严肃，作者考虑到书信会被纳入正式的发表渠道，面对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收信人，而是特定读者群，因此更为慎重严谨。与之相对，则是私人书信，包括作者未发表、或未打算公开的书信，这类书札可与他同时期的著述、已有的学术判断做比对。但是否能作为学术判断的依据，使用未公开的书信，就要特别慎重。这些信件中往往有过分的批评或过分的表扬，都会使作者的本意有所偏差。

其次应注意对论学书信的考量，从学术尺度与文学尺度的不同视角。虽然阅读私人书信的感受更为狂放、随意，能见作者的真性情，但作为论学书信，以之作为学术判断的根据就不一定合适。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学者早年得名，历史感强，他们从很早就开始有将书信留为学术史料的意念，他们所写的论学书信就与在随意状态下评判学术的书信有些很大不同。所以在将书信作为学术史料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文学尺度与学术尺度的关系，剔除个人意气和强烈的情感因素，这在使用中要特别注意。作为学术研究的材料，应看重公开发表，作为学术批评的材料。书信、日记、谈话等材料有些虽是纪实，未必准确。所以将书信作为引证材料要格外地小心，关注作者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什么媒介用什么姿态来写这封信，所采用的观点是一以贯之还是暂时的。例如陈平原就曾建议在编选《鲁迅全集》的时候，《二心集》应不入书信集，而入著作集，因为根据学者王得后的研究，两地书的原稿与正式出版后对人物评价有很大出入，这是作者在考虑场合等因素而进行的修订。这一点在现代传媒出现之后要特别注意，因为期刊、报纸、学术专著等现代传媒出现之后，公开与私人就有了明确的分野。古代学者留下来的著作相对较少，论学书札往往经过精心挑选的，经过辨析与审定。而现代由于档案管理的意识和制度建立，会留下来大量前人的书札，有些书信是未打算公开发表的，就需要格外的注意。

书信论学传统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渊源有自，自有书信往来，人们就借助于斯进行学术的交流与争鸣，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王阳明的《传习录》就是一部以论学书信为主体的著作。书信论学在清代也成为其朴实学风之一，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此曾大加赞赏，并说“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它填补了没有学术期刊的缺憾，拓展了学术交流的空间，是古代学术传播体系中重要的环节，同时也是人际传播中的重要渠道之一。尤其是在摒弃了一般书信中琐细生活细节的论学书信中，一来一往，对于学术的价值判断，未经打磨成熟的学术观点，互相切磋问疑的学术群体都跃然纸上。

另外书信可以证史，从书信中了解这些学人的家庭背景、求学过程、师友关系及人际脉络，以求索各种可能对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造成影响之因素。以个人为研究对象，还原彼时彼刻的真实学术场景，将其置于当时的学术环境中，通过书信往来观察、研究学者处于同一学术空间内，是如何通过书信进行交往而互相影响，又如何借着彼此的交往而激荡出学术研究的新路向。书信也是人物研究的重要资料，是对学术论著、回忆文章、日记、自传等重要资料的补充，同时也可以参照各人物的日记、年谱等资料，了解书信背景、理清年代顺序，中心事件交互参证，厘清错误，使史料更有说服力。鲁迅对此就说过：“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确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此外，对于了解、研究身处变革时代的现代学人心态，也具有很强的文献价值。

书信论学又是一个往来、交流、传播的过程，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书信的来往问答中，学术观点的形成、碰撞与修订，学术群体的形成、交往与巩固都能相当完整地呈现，具有相当珍贵的文献与学术价值。当时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的碰撞、形成与公布都以书信为载体，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八不”主张，就是胡适借以给陈独秀的书信得以传布的。具体过程可参见文中详细论述。因此，书信——这一边缘性应用文体在论学中的功用对于学术史研究的价值需要重新审定、评估。

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书信论学传统的回顾。第一节“书信作为文体之一种”，从书信的起源、定义、文体特征等方面解析了书信作为文体之一种的特点，并从书信在人际传播中的作用以及从著作权角度的审视下书信的权属问题作了讨论，搭建了书信论学的基础。第二节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书信论学传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古代学者书信论学内容大抵经历了从论“文”到论“学”的过程，根据学术发展具体内容的变化而不同，并以明代学者王阳明的《传习录》为例讨论了古代学者们对论学书信的重视与应用。清代学者更为重视书信论学传统，也成为清代学风的特征之一，本节从学者们对待论学书信的态度、论学书信的内容等讨论清代的论学书信传统。

第二章是从学术传播的角度来研究论学书信，也是本研究的创新点之一，尝试引入相关学科的新理论以丰富研究的视角，将其置于学术交流体系理论中进行研究，赋予论学书信研究以全新的理论支撑。根据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学家H．门泽尔提出的著名的“正式过程”和“非正式过程”交流论（从载体的角度对信息交流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经前苏联情报学家A．И．米哈依洛夫的研究整理，形成了体系严密的“科学交流论”的研究，根据该理论，科学非正式交流是情报生产者与情报利用者之间直接进行的情报交流，正式交流是指通过科学文献系统进行的情报交流。论学书信就是非正式交流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非正式交流的鲜明特点，优点在于传递与反馈迅速、选择性强、便于当面示范以传授技术、便于处理敏感性信息，非正式交流渠道由于能传递大量原生信息而受到学者的欢迎。同时非正式交流所具有的缺乏可靠性和稳定性的缺点，不利于信息的加工和知识的积累，影响了学者、专家对它的使用，书信缺乏严谨性，不如论文发表或专著出版那样严肃认真。这些社会科学领域中其他学科理论的引入，使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的研究更为深入与丰富，也更具有创新点。论学书信对于促进学术发展的功能体现得也更加鲜明。

第三章是对现代学人书信集整理与出版情况的统计，笔者查阅大量资料，花费大量时间编订了《中国近现代学人书信集知见简目》（因人物的时间跨度较长，为求全面，特将收录范围扩大至近代，以现代学人为主），《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全集知见简目》（因大量的书信整理集中在全集当中，所以编订此表，又因学人范围较模糊，为求全面，所以扩大至文化名人，力求使涵盖更为全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根据统计情况讨论了现代学人书信与之前的论学书信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学人书信与现代传媒互相结合这一特点，体现了书信论学传统的时代特点。

第四章着重于从功能入手，讨论论学书信的各种功能。首先是信息传播的功能。在中国尚未形成一个健全的学术资讯网，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图书馆尚未普遍设立，学术期刊尚未普遍发行之前，学术资讯与学者研究成果的传播，受到很大的限制，往往仅及于学者居住地域与人际网络所能到达的范围。当时的学术交流的方式，主要以登门造访、函札往来、著述刊布等传播方式进行，论学书信交流具有灵活、随意、直接、更具新意等特点，对于推动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缺点，相对于报纸杂志、学术期刊、论文集的出版等正式的信息交流渠道，传播的速度缓慢，范围狭小。

其次是论学书信的学术组织功能。本书选取了论学书信对学术机构事务的参与，如为大学推荐教员、策动人员流动、筹建学术机构等角度讨论其学术组织功能，尤其是借助于现代传媒的论学书信在学术期刊中所起到的活跃作用。本书以《新青年》的“通信栏目”为例进行具体讨论。除此书信作为情感纽带的功能也值得重视，例如前辈与晚辈之间的仰慕与提携，学侣之间的学谊友情与文化托命在本章都有专节论述。

第五章则是以主题串起的学人书信，以抢救图书为中心的学人书信，这里特别以郑振铎在孤岛时期与张咏霓等五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珍贵文献为例。一来特别典型，二来因特殊环境，保存下来的材料只有当时的部分书信、日记以及发给当时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等。在这里尝试以“信”证史，大量使用书信材料，用书信材料串起这段历史在写法上也有新的尝试。

总之，笔者尝试利用多维的研究视角对现代学人论学书信进行研究，搜集、整理的资料数量多、涉及人物广泛，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新材料及理论依据，也请方家指正。

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也是不断释疑、存疑的过程。在这里我也将一些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困惑提出向方家请教。

首先是如何处理这些浩如烟海的书信材料？书信材料作为研究史料的优势，显而易见，它不像那些公共领域的文字，经过了沉淀、推敲和修饰，直感式、不事掩饰、雕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写作者的思想情感、学识涵养、秉性爱好，正是其个性化所在。不过如何使用仍是一个问题。现代学人留下了大量丰富的书信材料，风格各异，内容丰富，如何寻找到核心线索，将这些碎片一一串起，进行研究呢？经过苦苦的思索与寻找，本研究以学人书信的“功能”为核心研究这些论学书信，信息传播功能、学术组织，以及贯穿于书信当中的“情感”线索，都属开创性研究。因无研究模板可循，颇有推敲、寻觅之苦。是否还有另外更为恰当的研究思路？

朱维铮在为廖梅著《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一书的序言中也这样谈到以书信为研究材料的不足，“作为真正由第一手史料汇集而成的《汪康年师友书札》，固然极其珍贵，却有着书信体史料的天然不足。那就是它们都属于私人通信，一般用来交换收发双方个人或很小群体之间互相感兴趣的信息，就是说写作目的通常不是为了发表，因此涉及历史研究由以确定基本史实的史料诸要素，所谓时地人事，往往语焉不详，并且为安全计，还故意不署时间地点及双方名衔，更常用隐语代称以表示指涉的人或事。不仅如此，由汪康年、汪诒年兄弟细心保存的大批书信，都属于来函，除少量有汪康年等人的词组批注以外，都没有汪康年的原函或复函可资比照。因而作为历史资料，它们都是单方面，即使指涉的时地人事都较清楚，依然会给研究者带来困惑，难以从中认知汪康年或相关事主的见解、响应与活动实相。另外，手稿的漫漶和笔迹不一，以及众手编校必有的水准参差，也使书札的整理出现若干失误。”当是深有体会之言。书信作为史料的不足，还在于需要和其他史料结合、对照，若单从书信史料入手，不掌握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学术经历、学术特长及所叙事件的来龙去脉，甚至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政治气候及学风等不作深入的了解，往往望文生义，或理解得不够完全及深刻。作为研究者，时有坠入无边的资料海洋之感。

第二是如何全面考量论学书信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价值？长久以来，以人物为单元的研究方法使我们难以将这些学人放置于学者群及学者社会之中进行考量，他们之间的学术往来书信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追溯而上，又是什么因素引发这些书信往来？是师承？是地缘（例如同乡等）？是社团？是学问上的亲近与惺惺相惜？这些其实都是学术史应该关注而不受重视的问题。王汎森在其《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一文中是这样探讨“思想史与生活史”的关系：

透过傅氏的来往书信，其实已大致可以将当时中国活跃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网络勾勒出一个大概。不同网络之间有的重叠交叉，但有许多完全没有任何“重叠共识”。在没有重叠共识的知识圈之间，互相的仇恨与猜忌相当严重。

……与傅氏有函札来往的大多是新知识分子，或与“五四”有关，或在英美受过教育，大抵是当时中国各门学问的领导人物，其身份与胡适通信者有极大的重叠关系，足见二人之为同一学派，决非无根之说。

我们当然可以计算出傅氏个人生活网络的边缘所在，及它的消长与变化，并将此变化与傅氏思想或政治观的变化相比勘。我们也可以观察傅氏的政治关系网如何逐步扩大，也可以看出傅氏的政治交往圈中，大致限制在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官僚，那么他的政治取向亦可知矣。

这一提法相当有意思，不落俗套。用信函来勾勒人际交往网络，考察“重叠共识”的形成及反作用，可以说在研究方法上独辟蹊径。考察“重叠共识”这种既可以充当思想史的可“信”史料，又能充分反映研究对象之生活细节的研究方法，王汎森并未给出研究的范本，因此笔者也在不停地探索之中。

论文在这些不断的困惑当中逐渐完成，笔者也曾自我解嘲地想，也许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具有同样的价值，在现代学人书信研究的这一重要性远被低估还未被太多学者开垦的学术领域内，论文能够作为一个醒目的问号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点启示，笔者就足够欣慰了。

另外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因为论文中涉及人物很多，多为著名的学界前宿，为求真切、简洁、行文方便，一律不用敬称。

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
原文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对于学术交流对于学人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可谓言简意赅。见：羊春秋、何严等编．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长沙：岳麓书社，1982：359。
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
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8。
根据2007年3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对陈平原教授所进行的访谈录音整理，同行的还有南京师范大学的姜晓云。他对本书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鲁迅、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与其他书信没有混排，不只因其相对完整，更因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著述”。学者王得后将其与现存手稿相对照，发现鲁迅在整理时做了很多意味深长的修改，具体可参见《〈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4。
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且介亭杂文二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对于如何使用论学书信的材料，也存在分歧，罗志田教授说，采用这种个性化的史料，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仍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相对客观的史事”，“每一带有个性的史料原是历史之部分，其真实性不仅不让档案中的官文书，有时且过之，最宜为史家所采用”，而根据前文所叙，陈平原的意见是审慎地使用私下场合、特定读者的书信，而应关注公开著述形态下的论学书信。
朱维铮．序，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11－343。该文通过对傅斯年档案的解读，探讨“生活史与思想史可能有交会吗”的问题，“如果有，如何描绘出来，这是吾人阅读私人档案时心中常存的问题。以傅档为例，究竟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重新建构傅氏的生活史，并作为我们了解其思想及转变的凭借。”他所指的材料当然不仅限于书信，包括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以傅档为例，包括日用品、催稿信、账单、便条、给学生的试题乃至医院诊断书等。《生活史与思想史可能有交会吗？》一文用傅的购书记录讨论其学术研究兴趣在“留学时期的几次转变”，很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