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著名的文论家刘勰，生活在南朝齐、梁时期，距今约一千五百年。他的《文心雕龙》是文论史上少有的体大思精之作。鲁迅先生《诗论题记》曾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当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可说是学界的“显学”之一。而且不但我国学者，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也对它深感兴趣，十分重视。这部不朽的著作，不但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而且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一、《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
《文心雕龙》撰成于南朝齐末，也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所谓“文学自觉时代”的晚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东汉末年献帝建安年间开始），将近四百年，是我国政治、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就文学而言，其重要性，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学的自觉”。
所谓自觉，是与此前的先秦两汉相比较而言的。它不仅体现于文学创作，更主要的是体现于文学思想、文学理论，体现于人们如何看待文学这个问题上。先秦两汉，人们对文学的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之所在，是认识不清楚的。我们今天认识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的审美性质。它以语言文辞为物质手段，反映客观世界，抒写作者所思所感，而又具有审美性能。这种性能，本身就有它存在的理由，不需通过别的功利目的方能体现其价值。但正如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一样，先秦两汉人们往往还认识不清文学的独特性质和价值。他们将文学当作实行政治教化的工具，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只在于这种功利性。试看汉代儒家学者对《诗经》、《楚辞》中作品的解释，常常是牵强附会地与政治挂钩，就可以明白文学独特的审美性质与功能在他们心中是没有多少地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便不同了。这个时期的人们对于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关注其审美性能，关注其带给作者和读者的审美愉悦，关注文学本身的内部规律（如作家思维的特点、作品风貌与作家才气学养的关系、古今文学演变的趋势、修辞的技巧等等）。这时期人们常常流露出对于一般的抒情写景、没有什么政教意义的作品的喜爱，认为此类作品写得好的话，一样可以让作者不朽，这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作品的审美功能有其自身的价值。当然，以上所说是就大体倾向而言。事实上汉代文学思想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不可能截然分开。前者对文学性能也已逐渐有所认识，只是还不很自觉，不占主要地位；后者对前者也不是全然抛弃，而是一种“扬弃”。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一般也并不鲜明地对汉代学者的言论唱反调、持批判态度，相反在口头上、在打出的旗号上还往往接过汉儒的话头，但实际上他们所关注的东西、他们目光已经潜移暗转了。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与这个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动摇有密切关系。儒家思想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如汉代那样的独尊地位不复存在了，对士人头脑的禁锢作用松弛了。玄学和佛学兴起，赢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喜爱。这种多元化的局面是有利于思想的解放，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发生转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自建安以来，诗歌写作非常兴盛。五言诗成为诗人们最喜爱的体裁，写作风气遍及朝野。七言诗在南朝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大量抒写日常生活情景的优秀作品涌现出来，题材不断拓展，艺术表现、语言技巧也日益精美。赋的写作在汉代以气势恢宏而不忘美刺讽谕的大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则许多抒情气息浓郁、写景真切、色彩鲜明的小赋更蓬勃发展，令人喜爱。各种文体，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文体，都讲究词藻的美丽，讲究运用对偶、典故，并且追求声音的和谐悦耳。这种对文辞之美的讲求，在南朝后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后世称这种文章为骈文。由于讲求写作艺术、修辞技巧，使得实用性的文体也成了审美对象。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序》中说，各式各样的文体，用途各异，但“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就显示了此种审美的态度。
由于文学创作的发达，必然就促进了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发展。魏晋时期的两篇重要论文——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都着重从文学本身立论，而不是像汉代学者那样强调作品与政教的关系。《典论·论文》着重从“气”即作家禀性、气质和作品风貌的角度评论当时的文人。在曹丕看来，写作那些政治生治中必需的文章固然是“经国之大业”，而写作一般的抒情状物的诗赋也可以成为“不朽之盛事”。《文赋》的作者陆机，是一位才高一世的大作家，他把自己写作中的真切体会，用华丽而贴切的文辞描述出来，谈作家的思维和创作甘苦，谈文章利病。《典论·论文》和《文赋》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重要标志。为了便于人们观赏和学习，文章总集的编纂也兴盛起来，真中最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编的《文章流别集》和李充编的《翰林》，南朝则有梁代萧统编的《文选》。它们都是分体编纂，最便于揣摩文章的写作艺术。《文章流别集》和《翰林》还对各种体裁的源流、特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加以简要的论述。这两部总集今已亡佚，但当日对于刘勰著《文心雕龙》当提供了许多方便，给予不小的影响。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发达，乃是《文心雕龙》产生的基础。刘勰囊括古今，既吸取了先秦汉代文章和文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更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期文论的大量成果，加以自己的精密分析、深刻体会，从而形成了《文心雕龙》这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
二、刘勰的生平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其地在今山东日照市。但这是刘勰的祖籍。事实上早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北方人士避难南迁之时，刘勰的祖先也逃到了南方。那些南迁人士，许多都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定居下来，刘氏家族应也是如此。所以，刘勰其实应该是京口人。京口在长江南岸，交通发达，地位重要，东晋南朝时是有名的都会，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文化气息十分浓厚。
刘勰的祖上没有地位显赫、名声昭著的人士。其父名尚，事迹不详，只知道他做过越骑校尉的官。那是一个四品武官。刘尚去世较早，家道也就衰落。总之刘勰的出身并非贵胄华门、世家大族，而且早孤，家境是比较寒微的。
刘勰的生卒年，也都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供推算。粗略地估计，大约生于刘宋泰始（465—471）初年。他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与梁武帝萧衍以及齐梁时的著名作家谢朓、丘迟、柳恽、裴子野、王融、吴均等人的年龄大致相当，比沈约小二十多岁，比江淹小二十岁左右。至于著名的刘宋三大作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都比刘勰大得多。谢、颜早已逝去，鲍大约恰死于刘勰出生前后。《文心雕龙》评述作家作品，止于东晋，对刘宋以及齐、梁作家都不加评论。不过对于刘宋时的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如谢灵运等开创的描绘山水物色的风气，如文辞力求新异的倾向，却都还是有中肯的论述的。
刘勰早早就死了父亲，家境不富裕，但他笃志好学。他一生未曾婚娶。大约在二十五岁左右，入定林寺，依托有名的沙门僧祐，在僧祐身边生活了十多年，但却并未出家落发。定林寺在建康（今南京，三国吴、东晋和南朝均建都于此）钟山（即紫金山）。寺原在山下，刘宋元嘉（424—453）年间，罽宾（今阿富汗）僧人昙摩密多从浙东返回建康，居住该寺。他觉得寺的位置太低，便在髙处择址营建新寺，称为上定林寺。原先的下寺便渐渐废弃了。上定林寺造得宏伟深邃，四周林木葱茏。信徒云集，香火极盛。许多高僧都曾栖止于寺中，崇信佛教的王侯贵臣也常常前往寺中礼拜听道。寺内还藏有大量佛教经论典籍，还供奉着高僧法献从西域带回来的佛牙、佛像。法献便是僧祐的师父。
刘勰生活的时代，朝野上下奉佛的空气甚浓。齐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就是一位虔诚的佛徒。而僧祐，正是萧子良所尊崇的律学大师。刘勰依附这样一位高僧，有的学者认为具有躲避课输徭役的动机，有的猜测或许怀有寻找接近上层人士机会的目的。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便于读书等。总之，刘勰入寺凡十余年，在此长时间内，他做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系的工作。例如为某些逝去的僧人、有名的寺庙撰写碑铭。此类工作在当时是十分重要、慎重从事的，刘勰受托撰写，足见其文笔受到器重，非同一般。
这一期间刘勰所做的更要紧的有关佛教的工作，乃是协助僧祐整理寺中所藏佛家典籍，编制目录。僧祐在收集、整理佛典方面有重要贡献，他整理群经以后编撰了一部目录，名为《出三藏记集》（“出”乃翻译之意，三藏指经藏、论藏、律藏，佛书分成这三大类）。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不但历来为研究佛学者所宝重，而且在目录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曾称赞该书的一些体例、做法，为“目录学家亟当效法”，并指出清代“朱彝尊撰《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后跋，即取法于此”。可见其书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已超出于佛学领域之外。而在这部书的编撰中，刘勰可能也有相当的贡献。《梁书·刘勰传》云：“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既说“录而序之”，则《出三藏记集》中各部分的序，或许就有刘勰的手笔。此外，僧祐还编撰有一些著作如《弘明集》等，刘勰很可能也曾出力。通过这些工作，刘勰不但提高了自己的佛学修养，而且锻炼、提高了思辨的能力。当时寺中所藏佛典数量浩瀚，颇为杂乱，还有伪作混淆于其间，进行整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比较、鉴别、选择、归类，上下联系，左右参证，这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的训练、思维能力的训练；何况佛学理论富于思辨性、逻辑性，深入钻研之，当然会大大提高思辨的能力。因此，这一工作对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是有益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条理明晰，富于逻辑性，在在显示出作者分析和归纳的能力，学者们多指出这与刘勰受佛学的影响有关。应该说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当然，也不能将刘勰思维之精密完全归功于佛典的影响，我国的固有学术，经历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发展，同样体现出逻辑思维水平的不断提高。读诸子书和大量的论说性文字，尤其是魏晋时期的玄学著作，便可感受到其浓厚的思辨性。
学者们对于《文心雕龙》是否受到佛学影响、有哪些影响的问题，颇有兴趣。有的认为受佛学的影响颇大；有的则以为不然，认为《文心雕龙》就其内容而言，是见不出佛学的影响的。这个问题这里不拟详论。我们的看法是：在思维方面，可以说刘勰受到佛学影响。除了上面所说思维的精密性之外，《文心雕龙》所体现的观察问题的方法，可说也有佛学的影响在里面。《文心雕龙》常常用一种分析的态度去观察事物。比如论作家的主观因素，曹丕《典论·论文》以一个“气”字概括之，不作分析；刘勰则析为才、气、学、习四者。又如论优良的文风，刘勰运用了当时人物评论、文艺评论中所用的风力、骨气、风骨等语。但别人从来不对这些词语作解释，刘勰则明确地从风、骨两个侧面加以定性的说明。这种分析的态度，在佛典中比较常见。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文心雕龙》很多地方体现出辨证的思想方法，总是顾及事物的两极，取其折中而不偏于一方，立论通达而稳妥。有的时候，刘勰评价某一事物时，其说法似乎自相矛盾，令读者有点捉摸不定。例如论及《楚辞》，既热情赞颂其“奇文郁起”，“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却又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又如论建安时期曹氏父子的乐府诗，既说“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语含贬意，却又称赞其“气爽才丽”、“有佳篇”、“清越”。其实这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说。事物本来是多角度、多侧面的，从不同方面去看，结果往往就是不一样。合而观之，始见其全。这种辩证的观察事物的思想方法，当然我国固有学术中自古就有，而佛学强调“中”道、不滞一边，对于刘勰该也是很有影响的。《文心雕龙·论说》评西晋玄学家贵无、崇有之争时，曾说：“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认为大乘般若空宗将万物视为既是有又是无、既不是有又不是无、有无相统一的理论才是真理，才是高度的智慧。可见刘勰是自觉地接受此种佛家智慧的影响的。除了思维方法之外，就具体内容而言，《文心雕龙》中确实极少能见出佛学的影响。这并不奇怪，因为《文心雕龙》谈的是文章，它要总结的是我国先秦至南朝——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所谓文学自觉时代——的文章写作、文学创作的思想、理论，那样的内容当然不可能从佛典中去寻找。但是，涉及个别问题时，也可能与佛学有关。如《原道》篇论宇宙本体与万物的关系，其中就有当时佛学的影子，这只要对照着读一读刘勰的佛学论文《灭惑论》就清楚了（参第一讲“小结”）。关于《文心雕龙》所受佛学影响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因此在这里顺便简单地谈一下。
刘勰依托僧祐，在定林寺内生活了十多年。《文心雕龙》就是在此期间写成的。在定林寺中，除了僧祐苦心建立的佛教经藏之外，也收藏有大量经史子集四部图书。整理佛典是需要佛教之外的典籍作为参考的。僧祐自述其整理工作时就曾说：“钻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出三藏记集序》）。所谓内、外经籍，就是分别指佛教的和佛教外的典籍。这些典籍，为刘勰的学习、钻研，为他写作《文心雕龙》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
刘勰长期居留于寺庙之中，整理佛教典籍，还写作捍卫佛法、批判攻讦佛教的长篇论文《灭惑论》，可以说是一位虔诚的佛徒，但他却并没有出家。这是为什么呢？这与他的人生观密切相关。他虽然身在庙宇，其实却心存魏阙。《文心雕龙·程器》云：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这便是刘勰的人生理想。他认为君子应当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和才能，怀抱利器，一旦机会来临，便施展才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我国古代，一般知识分子想要求得自身的发展，都得进入仕途。如果没有那样的机会，那么便不得已而求其次，“独善以垂文”，通过著述，尤其是写作子书或史书，以达到立言不朽的目的。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那里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一种人生观念。刘勰也正是如此。他虽然由于出身寒微等我们今天不十分明了的原因栖身于佛宇，其实是待机而动，盼望着出仕的。可惜齐末的政治太黑暗动荡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猜忌残杀，刘勰根本不可能获得出仕的机会。而写作《文心雕龙》，也正是他不能“奉时以骋绩”而不得已“独善垂文”的一种表现。《文心雕龙·序志》云：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甚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又《诸子》篇云：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可谓再三致意。其借助于著述以垂名不朽的愿望，是何等强烈。《序志》最后以充满情感的语调说：“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可以说《文心雕龙》这部著作简直是刘勰精神和生命的寄托。《序志》又说：“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往代、来世，是用佛教三世之说的话头。刘勰的意思是说：在过往的世代之中，我是默默无闻、未曾有过声名的；待到悠悠来世，这部著作或许能蒙后人观览吧。虽然努力于立言不朽，但所著之书能否在当代受到重视，刘勰仍感到悲观，只好寄希望于来世。而来世毕竟有点虚无缥缈，再说自己地位卑微，著作能否传世，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因此用了一个“倘”字，是一种不确定的口气。《知音》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也流露出同样的悲慨。这实在使人同情。一方面怀着立言不朽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生命之所寄的著作的命运并无把握，刘勰就是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中写成《文心雕龙》的。
《文心雕龙》的写作始于刘勰三十岁以后，而其成书定稿，应在南齐最后一个皇帝齐和帝时期（501—502）。其写作正经历了齐末政治混乱动荡的年月。在动荡之中，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刺史萧衍乘机起事，率兵攻下建康，结束了齐的统治，建立梁朝。时在502年春夏之交。同年，改元天监。
梁朝的建立，似乎给“待时而动”的刘勰带来了一些希望。据《梁书·文学传》记载，刘勰写成《文心雕龙》之后，一时尚没有获得赏识，他便想收名定价于沈约。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在齐时与萧衍曾同在竟陵王萧子良门下，都是有名的“竟陵八友”中的人物。萧衍阴谋篡位，他也是积极赞助者之一。因此梁朝甫建，他便地位贵盛。同时沈约又是著名作家，在文学、史学方面都很有建树，是“永明声律说”的创始人之一。难得的是他还喜欢奖掖后进，许多有文学才能的年轻人都得到过他的褒赏。还有，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定林寺僧祐之师法献逝世后，就是请他写的碑文。因此，刘勰想从他那里获得对《文心雕龙》的肯定，是很自然的。可是他地位高，要见到他不容易，刘勰便背着自己的这部著作，样子像个小贩，候在路边，俟沈约车驾经过时，趋于车前求见。沈约取读之后，大为赞赏，说是“深得文理”，并放在自己案头，经常翻阅。这对于刘勰而言，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他不但获得了知音，而且可能也是因此而获得了步入仕途的机会。
刘勰在梁朝的仕宦经历，见于《梁书·文学传》。他担任过临川王、中军将军萧宏和南康王、仁威将军萧绩的记室。萧宏是萧衍的六弟，萧绩则是萧衍的第四子。所谓记室，就是秘书、书记之类，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担任过太末县（在今浙江省衢县东北）的县令。在此任上，颇有政绩。在任萧绩记室时，还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一职。所谓东宫，即指太子。当时的太子就是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名气的昭明太子萧统。萧统（501—531），字德施，萧衍长子，逝世后谥号昭明。他以礼贤下士、爱好文学著称。曾主编《文选》，对后世影响极大，是很长历史时期内人们学习文章写作的范本，曾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它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各体文章总集。《梁书·昭明太子传》说萧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间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士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同时他也崇信佛教，遍览群经，在宫中举行法会，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刘勰既擅长作文，富于学问，又有深厚的佛学修养，如今成了萧统的属官，不言而喻，自然深为萧统所爱接。近世有的学者以为《文选》的编撰，可能也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东宫通事舍人官秩很低，但侍奉太子，是人们所歆羡的“清选”。刘勰任此职多年。天监十七年（518），他因上表言事，建议郊祀天地时也像宗庙祭祀那样，不用牺牲而改用蔬果，投合了正狂热崇佛的武帝的心意，遂升迁为步兵校尉，而仍兼东宫通事舍人。
《梁书·文学传》记载刘勰的仕宦经历，即到此为止。此后刘勰还做了些什么呢？据学者考证，他任步兵校尉不久，便解职而奉萧衍之命，与沙门慧震在定林寺修撰经藏。上文说过，齐时刘勰在定林寺曾协助僧祐整理经藏，编制目录，此次又加以编撰整理，当是因经藏又有所增益的缘故。此前僧祐已于天监十七年圆寂，年七十四。其碑文即由刘勰撰写。这位高僧在刘勰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次刘勰再入定林寺整理经藏，可说也是继承了他的事业。完成此项工作后不久，刘勰便上表请求出家，并燔烧鬓发，以示决心。得到萧衍应允之后，便在寺中换着僧服，改名慧地。出家不到一年，便溘然而逝，其时大约在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前后，享年约五十六七岁。刘勰的一生，可说与建康的这座名刹有不解的因缘。青年时入寺，虽已信仰佛教，但仍抱着入仕的理想，企图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而晚年终究成为寺中的一名僧人，在晨钟暮鼓声中走完了自己的生命的途程。其间思想上经历怎样的变化？由于资料缺乏，实在是难于深究了。
刘勰的作品，除了《文心雕龙》这部不朽之作之外，其他留传至今者很少。他写过不少与佛教有关的文字，但留下来的也只有两篇：一是作于齐代的《灭惑论》，那是一篇捍卫佛法、驳斥对于佛教的攻击的长篇论文；二是作于梁天监十五六年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那座石像，是僧祐奉萧衍之命设计雕造的，号称江南第一大佛，至今还巍然安坐于浙江新昌县城西南石城山大佛寺内。
三、《文心雕龙》的性质、结构、基本思想和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
《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它原是一部谈论如何写好文章的书，是文章写作指导；以今天我们的眼光看，其中也包括许多文学理论的内容。
《文心雕龙·序志》篇一开头就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明白地告诉人们，该书的内容，是讲如何用心写好“文”。这里首先要说明：所谓文，不是今日所谓文学，而是“文章”；也还不是今日所谓文章，而是指一切用文辞写下来的东西。今日所谓文学，一般是指诗歌、小说、剧本以及文艺性的散文等，总之是富于审美性质、能带给读者审美愉悦的作品，应用文、公文之类一般是不包括在内的。而汉魏六朝所谓“文”、“文章”，却包括各种公文、应用文，并且还占很大的比重。试看汉末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所举八种文体中，奏、议、铭、诔是公文、应用文，书、论指议论性文字（成部或单篇），偏于学术性，这六种都不以审美为主要特点和功能，只有诗、赋两种主要是供审美需求的。再看西晋陆机《文赋》，举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体裁的作品，自碑、诔以下，也是以实用性为主的文体。还有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论》，东晋李充的《翰林论》，也都是包罗公文、应用文的。至于与《文心雕龙》大致同时而略后的昭明《文选》，收录三十多种体裁的作品，同样包括大量实用性文章。《文心雕龙》也正是这样，它论各体作品，于诗、赋之外，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实用文体如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铭箴、诔碑、哀吊、书记，还有学术性的史书、子书、论说文，都一一设专篇加以认真的讨论，连家谱、户籍、药方、契约等琐屑末品，也都要提到。即便儒学经典，刘勰也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情采》），也是属于文章范围之内的。总之，凡是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都是“文”，都是“文章”。其范围远远大于今日所谓文学。《文心雕龙》就是要告诉人们怎样运用文辞写好这些林林总总的作品。因此，我们说它是一部指导文章写作的书，比说它是一部文学理论书，更符合实际一些。
认清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文心雕龙》中的某些论述，颇有关系。例如《序志》篇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如果我们由此而判定刘勰强调文学直接服务于政治，便不够准确了。因为他这里说的是文章，而不是今之所谓文学。“文章”中有许多是直接用于政治生活的，包括各朝各代制定礼仪、设官分职，都需要写成文字，即用到文章（“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即指此而言），那样的文章，当然具有使君臣炳焕、军国昭明的重大政治功能。因此，从这些话里不能得出刘勰要求一般抒情、写景、状物的诗赋文学作品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结论。附带说一下，曹丕《典论·论文》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陆机《文赋》说文章能“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等等，也应从这个角度理解。
不过，《文心雕龙》所论各体文章，除大量实用性文体外，也包含审美性质浓厚的诗、赋等文学作品，刘勰很重视它们，对它们审美方面的特点有很好的论述。《文心雕龙》的下半部打通各种文体论写作，其中论想象，论景物描写，论比兴和夸张等手法，可以说主要是就诗赋等抒情写景作品的创作而言的，与公文、应用文的关系很小。即使在论公文、应用文的写作时，刘勰也着重从写作艺术、运用文辞角度去谈，充分体现了南朝人重视文辞美丽的审美趣味，这就也包含着今日所谓文学的因素了。还有，刘勰在论述时既时时从实践角度谈怎样才能写得好，又注重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构思和想象，作品的个人风格、文体风格，文风的清朗动人，内容和文辞的关系，创作的继承和发展，作品与时代的关系，等等，这些今日看来颇具文学理论色彩的问题，刘勰都谈到了。因此，应该说，《文心雕龙》既是一部指导文章写作的书，又包含许多文学理论的内容，是我国古代文章学、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伟大著作。
下面谈谈《文心雕龙》全书的结构、章节安排。
我国古代许多诗文批评著作，往往将真知灼见、敏锐的审美感受通过印象式的、缺少理论体系的言论表述出来，《文心雕龙》却不一样。刘勰写这部书态度严肃，考虑得很周详。他是怀着藉此书以立言不朽的心情进行写作的。他力图将先秦至南朝前期有关文章写作的各种观点、思想熔为一炉，加以自己的深刻理解和发挥，组织成一部体系比较完整周密、注重分析的著作。全书共五十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自序（古人著述往往将自序置于全书之末）。其余四十九篇的安排大致如下。
开头五篇，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刘勰自称为“文之枢纽”，意思是作文之关键。这五篇又可分为两组。《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首先说明文章的本原是“道”，从而建立起“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理论逻辑，提出作文必须宗经即以儒家经书为典范的主张。《正纬》、《辨骚》为又一组，认为作文须酌取纬书和《楚辞》，尤其是要吸取《楚辞》的优长。《辨骚》最后说作者应该“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意同正），玩华而不坠其实”。这其实是提出了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酌奇而不失其贞”，主要是就文风即文章的总体面貌而言。“奇”指不同于凡旧，指新变、独创而言。刘勰主张文章既要追求新变，不陈陈相因，又必须合乎规范，具有端正的风貌。“玩华而不坠其实”则是就文辞和内容的关系而言。“华”指美丽，主要指文辞的美丽；“实”指内容的充实、扎实。刘勰用植物的花朵与果实的关系为喻，告诉人们文章要写得美丽，但不能淹没内容，不能内容浮虚而徒事华辞。那么怎样做到“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这两条呢？刘勰认为就是要正确地学习古人的优秀作品。标举宗经，主要是从正、实这一侧面着眼；学习《楚辞》、酌取纬书，主要是从奇、华这一侧面着眼。刘勰说经书是写文章的最高典范，文风雅正而也有奇变，内容充实而文辞美丽，但实际上，他也看到后世的文章是在发展的，尤其是《楚辞》，可谓“奇文郁起”，“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因此光学习经书实际上是不够的，还必须举出《楚辞》作为“奇”、“华”这一侧面的典范（至于纬书，则处于辅助地位）。当然二者之间，还是有主次区分的。用驾车为喻，一个是“凭轼以倚”，一个是“悬辔以驭”。如果只知逐奇玩华，就要步入歧途了。
接下来《明诗》至《书记》二十篇，有的学者称之为文体论，是论各种文体的写作。其中《明诗》至《谐
》十篇，所论多为押韵的文体；《史传》至《书记》十篇，所论多为不押韵的文体。南朝人区分文体，以押不押韵为其大别，押韵者总名之曰文，不押韵者总名之曰笔，刘勰正是这样安排篇目的。这二十篇有大致相同的结构脉络，即《序志》所说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项。也就是以名词训释的方式阐发文体的意义、叙述文体的起源与发展、列举该文体的历代名家名作、概括该文体的基本规格要求（包括应该具有的风格特征）这四项。原始表末、选文定篇的内容，可作为简略的分体文章史看，但刘勰安排这样的内容，一方面是受前人论文的影响，一方面大约也有列举范文以供观摩的用意。“敷理以举统”一项话并不多，却是各篇的核心和重点所在，因为它指出该文体的要领，对于学习写作的人是十分重要的。
接下来的二十五篇，除去《序志》，凡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的结构、体系如何，刘勰未曾明言。从其内容看，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每篇都论述写作中的某一问题，即所谓论文术，而时有理论的阐发；后面《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则大多不是谈写作方法，而是分别论述一些有关问题，可视之为附论。
《神思》至《总术》十九篇的内容大致如下。
写作始于运思。如何保持思路畅达，是写作的首要问题，故以《神思》为论文术部分之首篇。
作者主观条件（“性”）与作品风貌（“体”）的关系，古人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文章写得怎样，归根结柢是作者的问题。（如曹丕《典论·论文》就以论作家为出发点。）故于《神思》之后，便设《体性》论述这一问题。
接下来《风骨》、《通变》、《定势》三篇，围绕着如何获取优良的文风来谈。《风骨》正面论述什么是优良的文风。《通变》接着提出为了获得优良文风必须了解古今文章变迁之大势，以正确选择模仿、酌取的对象；只有在斟酌古今质文的基础上才谈得上追求新变。《定势》则告诫作者应懂得写作时的种种因素必然造成相应的“势”（文章的态势、样子、风貌），决不可穿凿取新而造成“讹势”；“讹势”就是一种与“风骨”相对立的不良文风。刘勰认为“讹势”是南朝刘宋以来文人过分求新而形成的一种突出弊病，故着重提出来加以批判。这三篇颇具理论色彩，而从写作实践的角度说，都围绕着获得优良文风这一中心，可以说与“文之枢纽”中提出的“酌奇而不失其贞”的基本思想相呼应。
接着的《情采》、《熔裁》两篇，则与“玩华而不坠其实”相呼应。《情采》论内容（情）与文辞（采）的关系，《熔裁》则着重针对一些作者易犯的“委心逐辞”的毛病，具体讨论如何处理好情与采的关系。
《风骨》至《熔裁》五篇两个单元，是就写作的基本思想展开论述；接下来《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九篇，则对有关修辞和一些写作手法的具体问题加以讨论。这几篇鲜明地反映出南朝时骈体诗文发达、斤斤讲求文辞精美的时代风气。讲究对偶、用典、词藻富丽和声音悦耳，是当时文章的重要特色，即使是公文、应用文也是如此。实用性的文章也成了审美对象，给人们带来了阅读的愉快，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文辞之美。
然后是《养气》、《附会》、《总术》三篇，又从技巧方面的具体问题回到某些全局性问题。《养气》着重从劳逸结合的角度谈如何保证思路通畅，可与《神思》参读。《附会》强调作文时须注意将全篇连成一个整体。《总术》强调作文必须研究文术，也就是研求上面诸篇所论的原理及方法，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该篇可说是对《神思》至《附会》的一个总结。
最后五篇是附论。《时序》论先秦至刘宋以前历代的文章写作概况。《物色》专论历代作品中的景物描写。《才略》评历朝著名作家。《知音》论鉴赏和批评。《程器》谈作家的品德修养和政治才干。刘勰著《文心雕龙》，志在弥纶群言，笼罩前贤，故对于这些虽非直接指导写作、但与写作有关的方面也都要加以论述。其中一些内容，颇具有理论色彩。
下面简单地谈谈《文心雕龙》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的地位问题。
第一，《文心雕龙》是对于先秦至南朝前期文论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
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意在“弥纶群言”，兼收并蓄。凡前人论文的有关内容，他都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之上，加以分析和引申发挥，纳入自己的体系。这就使《文心雕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内容丰富全面，成为一部总结性的论著。
我国先秦和两汉时代的文论，以儒家文论为主。见之于儒家典籍的文论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反映了文章写作普遍规律的内容，二是体现了儒家特点的内容。第一部分大约主要有两点：（一）将语言、文辞（包括诗歌）看作思想感情、内心世界的外现；作者情感于物，发而为诗文。所谓“言以足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志”、“吟咏情性”等，即属于这一部分。这些提法对后世文论有深远影响。人们说起诗歌来，首先想到的便是抒发情志，这与西方文论首先视诗为模仿、为再现客观世界很不相同。（二）兼重内容与文辞二者，而以内容为主导方面，文辞须为表达内容服务。所谓“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情欲信，辞欲巧”等等，都属于此。以上两点，可以说是儒家对于文论的贡献，却并不能说是儒家独有的、儒家色彩浓厚的东西，因为它们虽首先为儒家典籍所提出，或在儒家典籍中表述得比较全面、集中，但却具有普遍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第二部分，即具有鲜明儒家特点的内容，就是儒家对于文学功能与地位的看法。儒家文论重视文艺，重视诗、乐、文辞，但首先是看重其功利性，看重文学的政治、伦理、社会方面的美刺讽谕和教化作用（这不仅是指一般应用文体的实用性）；虽然也认识到文学与情感的关系，体会到文艺的审美功能，但都放在次要地位，只不过被当作实现政教作用的手段而已。光从理论表述上看，儒家文论在这些方面的要求还不显得怎么荒谬，甚至可以说含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看重文学与客观现实、与社会的联系）。但若看看汉儒对于具体作品的阐释和评论，如对《诗经》、《楚辞》的牵强附会的注释，对赋的全然不顾其审美价值的评价，就感到这些内容漠视了文学的审美性质，抹杀了文学的独立性。至于魏晋南北朝时代，乃是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儒家文论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这个时代的文学思想，与儒家文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美感愉悦作用，而不把文学视为仅仅是服务于美刺教化的工具。当然魏晋南北朝文论也并不反对和排斥美刺教化，但其基本倾向乃在于审美一边。正因为此，魏晋南北朝文论对于文学内部的规律，如作家的构思、作家与作品的风格、文章的体裁以至于各种修辞手法等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比起汉代的儒家文论来有了长足的进步。
面对着如此丰富而又在某些地方包含深刻矛盾的文论遗产，刘勰是怎样兼收并蓄的呢？对于上述儒家文论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即并不具有鲜明儒家功利观的内容，刘勰当然可以全部吸收。尤其是关于内容与文辞之关系的那些表述，可以说是文章写作（包括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反映了写作的普遍规律，刘勰是十分重视的。他提出的基本思想的两句话，“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后一句说的就是关于这一普遍规律的问题。他还专设《情采》篇详论此一向题。玩华而不失实的思想，可说贯穿全书。至于儒家文论中的第二部分内容，即强调文学作品的美刺讽喻、政治社会功能，刘勰在论诗、赋时也都言及，但毕竟不是其重点所在。其论述的重点，能充分显示刘勰见解之高卓的论述，毕竟都在于有关审美的方面。对于魏晋南北朝所谓文学自觉时代的文论，《文心雕龙》却是充分吸收并加以深刻详细的分析和发挥的。《文心雕龙》全书，都是偏重艺术表现、写作技巧方面。虽然标举宗经，但并非强调宣扬儒道，并非狭隘地要求作品的思想内容都要为美刺教化服务，而是强调在写作艺术方面学习经书的优长，是企图以经书的文风为旗帜来纠正人们写作中的弊病。总之，《文心雕龙》虽然反映出儒家文论的影响，但从主流方面看，它与先秦汉代儒家文论有重大的、根本性的区别，它是一部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特点的具有集大成性质的文论著作。
说《文心雕龙》是一部主要体现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特点的集大成的文论著作，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文论的最高峰；另一方面，它只是那个时代的最高峰，而不是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的顶峰。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我国古代文论的终结。刘勰以后，古代文学和文论还有漫长的发展历程。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文学批评和理论也还要向前发展。此后的文论著作，在结构的严整有序、内容的全面周到方面确实少有可与《文心雕龙》媲美的，但它们所提出的许多新的东西却是《文心雕龙》所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比如关于描绘人物形象的理论，是在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兴盛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刘勰的时代，尽管史传著作中已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人们还没有用文学的眼光去看史传，也就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人物形象问题。那时已有一些小说，如《世说新语》之类，也有一些生动的细节使人物具有一定的形象性。还有汉乐府诗中的某些篇，其人物形象也较生动。但人们对小说和民歌是轻视的，也不去关注其中的人物形象问题。《文心雕龙》同样如此。那时人们对文学作品中形象的论述，主要集中于自然景物的描绘。即便是谈论诗文，如后世诗歌理论所强调的“味外之味”、“韵外之致”、“含不尽之意”以至“意境”等概念、命题，在《文心雕龙》中是不可能见到的，至多只能说初具若干萌芽而已。后世古文家强调的文章之神理气味、内在神韵问题，当然也非刘勰所能谈论。唐宋之后不少论者强调诗文的自然即不事雕琢、不见人工经营的痕迹，那也是刘勰时代不可能提出的观点。南朝人对文辞之人工美的追求十分热衷，那是他们的审美标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文心雕龙》也是如此。《文心雕龙》屡言“自然”，但那是“自己如此”、“本来如此”、“不知其所以然而必定如此”的意思，不是不加雕饰的意思。刘勰认为文章就是要雕饰美丽，那是天经地义，所以说是“自然”。清人纪昀说刘勰要纠正南朝人过分雕琢之弊，因此“标自然以为宗”，还说那“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原道》眉批），实是误解。总之，《文心雕龙》是古代文论发展到南朝时期的一次很好的总结，也是古代文论史上的一座高峰，但决不是说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内容就已全部包罗于其中了。
第二，《文心雕龙》的价值主要不在于理论上的拔新领异，而在于对已有命题的分析阐发，在于体大思精。
我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些命题，如“诗言志”、“吟咏情性”、“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以意逆志”、“文以气为主”、“诗缘情而绮靡”等，当它们提出之时，并无细致深入的分析论证，但却是戛戛独造，富于创造性，而且影响及于后世非常深远，成为文学评论的重要理论依据或出发点。《文心雕龙》的贡献却主要不在于拔新领异，不在于标举一种新的理论主张或开创一种新的风气，而主要在于对已有的观点、范畴有独到的深刻的解悟，作精细深入的分析和引申，使之更丰富、充实而具有理论色彩。在其分析、综合的过程中，当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见解或概念，但那大体上都是在一些细部，至于大的理论观点，基本上都渊源有自。比如关于写作中学习经书的问题，西晋陆机《文赋》已提出过“漱六艺之芳润”，但只此一句，别无发挥。刘勰则较详细地论述经书在写作上的优长，指出各经在写作上的特点而畅论“宗经”。关于兼学经书和《楚辞》，南朝刘宋时檀道鸾《续晋阳秋》已提出历代作品都“体则《诗》、《骚》”，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说过“莫不同祖《风》、《骚》”，但他们都只是一提而已。刘勰则从此出发，设《宗经》、《辨骚》等篇大加发挥，从而提出“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基本思想。又如关于作者的思维活动，陆机《文赋》已有十分精彩的描述，《文心雕龙·神思》显然受其影响。但刘勰从自己的体会出发，突出了“神与物游”的思想，而且与陆机为思路畅通与否不易把握而慨叹相反，刘勰力图切实地教人如何保持思路的畅达。又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与吴质书》中以气论文，认为作家的禀赋、气质与其作品风貌是一致的，这在文论史上是第一次，具有崭新的开创的意义，但曹丕并未详加讨论。刘勰则设专篇《体性》详论，大大丰富了曹丕提出的观点，成为文论史上第一篇关于作家个人风格的专论。又如“风骨”、“骨气”、“风力”等语，晋宋以来用于人物评论，又进入画论、书论和文论，但从未见有人加以论析。刘勰则接过“风骨”这个词语，从风、骨两方面加以解释、定义，用风骨来指说一种鲜明、活跃而确切、端直、精健的优良文风，又讨论在什么情况下会造成无风无骨，指示作者怎样才能获得风和骨。再如论各种文体，从发展源流、历代名篇、文体特点诸方面加以论述，这在晋代傅玄、挚虞、李充等人那里已曾这样做了，刘勰则论述得更完整详细，自觉地把“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作为文体论二十篇的结构框架。
长于分析和综合，是《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一般说来，我国古人论文，往往是直观印象式的，感悟式的。这种感悟常常颇有灵气，也颇为准确，但缺少细致的分析说明。《文心雕龙》却颇不相同。刘勰在概括表述的同时，还进行细致的分析，“擘肌分理”（《序志》），“剖析毫厘”（《体性》）。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将前人的观点、成果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融会贯通，综合起来，组成一个秩序井然、富有逻辑性的结构体系，使《文心雕龙》呈现出此前的文论著作未曾有过、此后也难与并能的体大思精的面貌。《总术》篇有云：“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圆鉴区域”是说凡与写作有关的各种理论、方法都要了解、掌握，“大判条例”则是说对这些理论、方法要条分缕析，使其井然有序，便于自觉地运用。既求其全，又求其细；既弥纶综合，又深入分析。刘勰正是自觉地按这样的原则写作《文心雕龙》的。正因为如此，《文心雕龙》以其体大思精而在我国文论史上显得很不一般，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文论的范围。著名的初唐史学家刘知幾，就将《文心雕龙》与汉魏的几部重要学术著作《淮南子》、《法言》、《论衡》、《风俗通》、《人物志》、《典语》并列，并说这些著作他都已“纳诸胸中”（《史通自叙》）。刘氏所著《史通》，为史学史上的名著。其书牢笼古今史籍，加以评论商榷，并就史书写作中的种种问题展开论述，“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也是一部体大思精之作。而其写作，很可能是受到《文心雕龙》的启示和影响的。近代学者李详就说《史通》“体拟《文心雕龙》”（《愧生丛录》卷二）。总之，《文心雕龙》以其内容的丰富详尽、分析的细致深入和结构体系的完整周到，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占据了崇高的地位。
《文心雕龙》问世之后，曾为当日文宗沈约所赞赏，梁元帝萧绎在藩时所作《金楼子》亦曾称引。隋唐以后，颇有人加以品评引用，尤以明清二代为多。对其书加以全面整理，也主要始于明代而清人继之。今日《文心雕龙》研究已成显学，不仅国内，国外也有许多学者进行此项工作，成绩亦斐然可观。其书很早就流传海外。至迟在九世纪末，已传入日本、新罗。成书于891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已著录其书。新罗作家崔致远曾在文中说，新罗王曾读过《文心雕龙》并加引用。至于传入西方，则在19世纪后半。1867年英国学者卫烈亚历著《汉籍解题》，称《文心雕龙》“被认为是体大思精的著作”。现今《文心雕龙》全书已被译成日、英、韩、意等文字，日译本达三种之多。还有部分篇章译为法文、德文。《文心雕龙》是我们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的一项贡献，值得我们为之自豪。
- 见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
- 据考查，日本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1925年日本弘文堂书房出版）设有专章“魏代——中国文学的自觉期”，说“我认为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嗣后1927年7月鲁迅先生在广州作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讲演稿后收入《而已集》，有云：“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参见李文初《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册第七章第三节（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翰林论》，但据《隋志》云，梁时该书有五十四卷之多。故郭绍虞先生判断该书原也是一部总集，其中论述语别出单行则称为《翰林论》。见其《〈文章流别论〉与〈翰林论〉》，载作者《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见王元化先生《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载作者《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沉，隐伏、湮没、不彰显之意。如陆机《赴洛二首》之一：“无迹有所匿，寂寞声必沉。”声必沉，是说离别之后，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了。《文心雕龙·时序》云司马懿父子“迹沉儒雅”，意谓他们不好文，在儒雅方面无所表现。闻，声闻。
- 据清代学者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的考证。现代学者多认同刘氏的结论，但也有学者认为成书于梁初。
- 据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序志》篇注［六］的考证。也有学者认为刘勰变服出家在中大通三年（531）之后。有关资料可参见牟世金先生《刘勰年谱汇考》（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
- 有的学者认为《灭惑论》作于梁代，此从杨明照先生《刘勰〈灭惑论〉撰年考》及牟世金先生《刘勰年谱汇考》之说。
- 王运熙先生有《〈文心雕龙〉是怎样一部书》、《〈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二文，很好地论述了有关问题。二文均收入作者《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增补本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9年，又作为《王运熙文集》第三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2年）。
- 参见王运熙先生《〈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
- 参见王运熙先生《刘勰论文学作品的范围、艺术特征和艺术标准》、《从〈乐府〉、〈谐〉看刘勰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态度》，均收入《文心雕龙探索》。
- 这里所述据日本国兴膳宏教授《〈文心雕龙〉研究在日本》、韩国李钟汉教授《韩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意大利珊德拉教授《〈文心雕龙〉研究在欧洲》，三文均载于《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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