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看云集》

止庵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周作人日记云：“晚少校阅《看云集》稿。”一月十一日云：“上午校稿了，即寄予开明。”一月十四日云：“上午寄演稿一篇给开明，拟收入集中。”（此篇应为《关于征兵》）同年十月，《看云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本文四十篇，其中一九二八年一篇，一九二九年四篇，一九三〇年二十四篇，一九三一年十一篇。除两篇（《读游仙窟》和《娼女礼赞》）外，均作于《永日集》之后。《论八股文》一文曾作为附录收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氏日记云：“阅《看云集》，觉所为杂文虽尚有做作，却亦颇佳，垂老自夸，亦可笑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周作人散文无论内容还是写法都酝酿着一个重大变化，“一九二九年几乎全不把笔”（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致胡适），或许亦与此有关；《看云集》即写于这一变化过程之中，可以说这是一部过渡期的作品。作者自通过《闭户读书论》宣布“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之后，又在《艺术与生活自序二》中说：“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近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在《看云集》中，我们看到上述变化的显著迹象，然而在某些方面又可以说是往昔之余韵犹在。“三礼赞”（各篇先单独发表，后合为一组重新刊载于《北新》杂志）实际上仍是“别扭的写法”，所关注的还是社会问题，不过笔调更其含蓄幽默而已。在“专斋随笔”（这原是一九三〇年周氏在《骆驼草》上所开专栏，但收集时篇目略有出入）中，也有类似反语叠见的篇章。《关于征兵》更是一篇“时文”。为他人所作序跋在集中占去不小比例，所谈多为文学问题，又使我们联想到《谈龙集》。

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入的因子，《艺术与生活自序二》中说：“不过我并不倚老卖老地消极，我还是很虚心地想多知道一点事情，无论这是关于生活或艺术以至微末到如‘河水鬼’这类东西。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宣传，我只要听要知道。”落到实处便是一组“草木虫鱼”，对作者来说，乃是散文写作的一种新的开拓，以后还写有“续草木虫鱼”（收入《立春以前》和《过去的工作》）等。“草木虫鱼”似乎可以视为典型的闲适小品，与从前的《故乡的野菜》、《苍蝇》等相比，大约其一偏于“情思”，其一偏于“知识”罢。深厚学养和广博知识，是得以写作此类文章的保证，然而知识也要有感兴带动，所以他说：“这种文章材料难找，调理不易。其实材料原是遍地皆是，牛溲马勃只要使用得好，无不是极妙文料，这里便有作者的才情问题，实做起来没有空说这样容易了。”（《两个鬼的文章》）至于写作动机，《草木虫鱼小引》有云：“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书和“异类”（并不限于名物，譬如《水里的东西》，说的即是鬼）是周作人流连忘返的两个世界，虽然对他来说，它们未必具有终极意义。“这是我所喜欢”可能迹近闲适，无疑作者写这些文章是感到愉悦的；“由得我们说话”与外在形势（这导致他在某些方面的沉默）有关，“与我们很有关系”则显示出闲适小品之未必一定闲适了。正如《两个鬼的文章》所说：“但是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说发生怀疑，这样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几篇‘草木虫鱼’有的便是这种毛病，”“赏鉴里混有批判”，也就是他一向倡导的“疾虚妄”；所以虽然说的是物，要害却还在人，因为人对物的意识，足以表现出人的意识是否健全。“草木虫鱼”统可纳入文化批判的范畴之中。过去他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曾说“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在这类文章中表现得更是充分，大约后来总结的“伦理之自然化”，已经在这里萌芽了。

此次据开明书店一九三三年二月再版本整理出版。原书自序三页，目录四页，正文二百七十二页。正文中原无“三礼赞”和“草木虫鱼”总题，《草木虫鱼》之“小引”作“草木虫鱼小引”，《三礼赞》、《草木虫鱼》和《专斋随笔》各小题均另起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