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学科的成长与育人的欢欣

从儿时起，和大多数农村百姓一样，我对教师群体充满敬意。后来成了大学老师，深感这是个特殊的职业，常常是如履薄冰，时时提醒自己要对得起这份工作。直至今日，我依然认为“老师”是我最为自豪的身份。每次听到别人叫我“郭老师”，总能唤起我内心的那种荣誉感、责任感。从教40多年里，我到底教过多少学生，也没有坐下来慢慢算过，但用“桃李满天下”倒是恰如其分的——学生们确实遍布了全国各地。

我不仅给哲学系的学生上课，还给经济系、法律系等其他院系的学生上伦理学课，后来还给研究生们上专业课。每年都有一些哲学系的本科毕业生，选择伦理道德方面的选题作为毕业论文，由我来指导完成。那些年，因为伦理学专业教师比较缺，我还上过一些培训课，有的还是在其他学校上的。比如有一次，我在南京师范大学给全省的辅导员培训班讲伦理学。还有两件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1984年1月，我在宜兴川埠二师所在地为全军首个军队干部大专班讲授“伦理学”，历时一个多月集中授课，当时孩子尚幼，一同跟随前往，由奶奶来照顾孩子日常。返程之时，遇到大雪天气，解放军同志为汽车绑上防滑链，把我们送回南京，让我非常感动。也是在这一年，我给南京大学历史系84级石油管道干部专修班上伦理学课，这批专修班学员非常认真，对伦理学也很有兴趣。学习期间，他们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述，编成了一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道德》。这本书很实用，可以为教学、科研和伦理学爱好者提供不小的帮助，我至今还收藏着。

后来，无论工作多忙，我都坚持上讲台给学生授课。在南京大学党委和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期间，日常事务非常多，精力有限，我就晚上来给研究生上课。我先后主讲的研究生课程有现代伦理学、现实伦理道德问题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专题研究、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研究等。上课，其实也可以减少一些应酬，增加一些研究思考讨论的时间。正是因为这种坚持，我一直保持着对伦理学的研究与思考，保持着上课、带学生、写文章的节奏，始终没有间断。

每年上伦理学课，我都会提到一个基本要求——让有道德的人做道德学问。在伦理学课程的第一堂课和最后一堂课，我都会反复强调这一点，希望同学们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成为有道德的人，自觉做道德原则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于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我更是反复强调、不断提醒，督促他们学用合一、知行合一。如今，这一要求已经成为南京大学伦理学学科师生的最基本操守，沉淀为颇具特色的学科文化，影响着每一位南大伦理学人。

可喜的是，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南京大学的伦理学学科也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取得硕士点、博士点，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学科队伍，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硕士生、博士生。南京大学伦理学的硕士点，设立于1994年，当时还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2000年，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伦理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正式设立伦理学博士点。截至2019年9月，该学科点有教授3人，副教授3人，其中3人有国外留学经历，拥有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其成员在国内伦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该学科已有165人获得硕士学位，66人获得博士学位；在读硕士研究生13人，在读博士研究生18人。这些毕业生，有的任职于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南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南京医科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江苏省委党校等高等院校，有的任职于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委办公厅、南京市政府办公厅等党政部门，有的任职于《群众》杂志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天风证券、银城地产等知名企事业单位。

我在南京大学伦理学专业共招收47位博士研究生，他们绝大部分都拿到博士学位顺利毕业。我对他们的共同要求，是要把做学问和做人结合起来，也就是“做学问博大精深，做人堂堂正正”。在研究方向上，我充分尊重他们的学术兴趣，鼓励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能做好的题目，并且倾尽我的全力给予他们全方位的指导。其中，比较多的是选择应用伦理学的题目，比如《现代企业伦理建构》《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法律的道德审视》《当代政党执政道德研究》《大科学时代科技主体责任伦理研究》《媒体道德责任研究》等；也有的从事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比如《孙中山心性文明研究》《中国传统慈伦理思想研究》《伦理学视域中理想人格研究》《王阳明心学思想及其实践性研究》等。通过几年的博士研究生涯，他们基本都形成了严谨的学术思维，不少人还成为颇具影响的优秀学者。

除了我教过课的学生，更多的是我服务过、管理过的学生，因为，我从留校开始，就兼顾学生工作，后来又走上哲学系和学校的管理岗位，接触学生的面就更广泛了。

1977年2月，刚刚留校任教的我，兼任哲学系76级本科生辅导员，后改任文科班辅导员，再后来又任80级、81级等的辅导员。一直到1983年，我不再担任辅导员，而是当了83级的班主任。那几年，我经常往学生宿舍里跑，和他们聊天谈心，不仅关注他们的学业，而且听听他们讲讲家里的事、生活上的事。他们无论是遇到什么困难，我有什么能帮上忙的，肯定是尽力帮助解决。因而，我和学生们关系非常紧密，相处非常融洽，完全打成了一片。我还记得，那些年元旦时候，同学们会找我借煤球炉和锅碗瓢盆，在宿舍里自己动手做点好吃的。同学们对我如此信任，我自然也更加细致热情地关心帮助他们。有一些同学离家太远，春节不回家，我会邀请他们到我家里一起吃年夜饭。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届的学生，我印象是很深刻的，有些同学至今还保持联系。

到了1984年4月，我开始担任哲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主要分管学生工作。这大概源于哲学系老一辈领导对我之前担任辅导员工作的肯定，认为我做学生工作是“合适的”。当时的系党总支书记是潘洁老师，我们经常一起讨论怎么开展工作。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期间，我就更加关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逐渐开始对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思考。1985年9月，我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取得这样的荣誉，是出乎我意料的，这主要得益于学校、系领导以及其他老师们对我的鼓励。

1986年5月，我接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对于刚满34周岁的我而言，无疑又是一副重担。一边是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一边是忙碌的党总支工作，那时常常感觉时间不够，只能想办法挤出时间来，常常是晚上和周末进行研究写作。现在回想，那几年既找到了伦理学研究的“感觉”，写出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又提升了行政工作能力，较好地完成了系里的各项工作任务。

转眼间到了1991年，南京大学党委又给我换了一副更重的担子——党委宣传部部长。从1973年进入南京大学，我一直在哲学系里学习或者工作，而这次调整，我必须承担面对全校的宣传事务，无疑又是一次新的挑战。那年，学校派我到江苏省委党校县处级干部进修班学习了一段时间。也是在那年，我又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教委等五部委评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这是个很有分量的称号，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待遇。同时，这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驱使我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应对更为复杂的工作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