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官场腐败数例

有些人很爱把美国的所谓“民主政治”吹到天上去。据他们说，美国是个“法治社会”，法律十分健全；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又是两党政治，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轮流执政，互相把眼睛盯住对手的错处，谁也不敢疏忽，云云。

照这样说，美国的官场应当是世界第一廉洁的了。可是，实际上，美国官场的丑闻从来不比别的国家少。说他们搞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民主就能制止腐败，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最近，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市长马里恩·巴里因吸毒被捕，就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巴里吸毒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几年来，不断有人揭露他。可是，巴里总是说那都是诬陷，是“种族歧视”（因为巴里是黑人）。联邦调查局盯了他两年，一直拿不到证据。最后，收买了巴里的情妇，才在巴里与情妇幽会并索要可卡因时录了像。不过，人们说这件事包含着种族歧视的因素，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不是为了不甘心一个黑人来当美国首都的市长，联邦调查局未必舍得花这么大的本钱。

巴里这样的官场罪犯在美国并不是个别的。据《华盛顿邮报》1990年2月16日报道，近一个时期被起诉的市长就有20人之多。他们犯的罪包括施用毒品，贩卖毒品，结伙搞阴谋，指使人做伪证，受贿，勒索钱财和殴打他人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有。这些人有的还继续在市长的任上当官。

和市长们相比，美国的参议员们外表要更显得道貌岸然一些。

1989年12月25日圣诞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选出的71岁的参议员阿兰·克兰斯顿预定与49岁的女房地产商凯塞·帕蒂结婚。可是，临到要举行婚礼，新郎却不见了。原来议员先生遇到了“麻烦”。美国有一家林肯储蓄贷款银行，欠债高达25亿美元，这家银行的前老板基廷也被指控贪污了上千万美元。就在这时，基廷送了85万美元的“酬劳费”给克兰斯顿参议员。克兰斯顿参议员就伙同了其他4位也收到了“酬劳费”的议员秘密会见了联邦政府贷款银行董事长格雷先生，请求他尽快结束对林肯储蓄贷款银行的调查。这5位议员现在被愤怒的人群称为“基廷5议员”。当然，由于参议员有豁免权，用不着上法庭、蹲监狱，他需要接受的只是参议院道德委员会的调查。

议员们的任务是立法，包括惩治腐败的法律也是由他们制定的。所以他们对这些法律最熟悉，也最懂得如何钻这些法律规定的空子。明尼苏达州的达伦伯格参议员需要一笔钱，他就通过拉赞助出书的办法搞到了10万美元的报酬。可是，参议院有明文规定酬谢不能超过4.6万美元（就是说，只要不超过这个限额，拿钱就是“合法”，这就是美国式的廉洁）。达伦伯格参议员的办法很巧妙。他让赞助者将他们的支票送给出版社，再由出版社把这些钱用“推动出版工作津贴”的名义转给达伦伯格自己。转一个圈子，不合法就变成了“合法”。

执掌司法权的法官们履行的并不一定是“制约”的职责。有时候，他们同其他两权的执行者的配合、联系，似乎显得更为重要。纽约市选出的参议员达马托是个在住房问题上捞取过不少“好处费”的人。他最引人注目的事却是同美国大法官鲁道夫·吉乌利亚尼之间的电话记录。据报道，这位参议员热心地敦促大法官先生“重新审理”两名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头目的案件。

我们在这里摘引的材料只是极其有限的几个事例。对于美国官场腐败的黑幕，这些材料连一个角落都够不上。但是，这些材料已经足够使我们看到，美式民主对制止腐败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在美国，当官靠竞选，竞选是很花钱的。当一个市长、议员，过去要花几十万美元，最近几年，行情看涨，没有几百万、上千万美元是不够的。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投入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赢利。如果赚不了钱，他们何必花那么大本钱！所以，他们一旦当选当然只能赶快捞。这就是他们的常规。“分立”的“三权”完全可以互相勾结。“三权”一句话，许多丑闻就可以变成表面光滑的驴粪蛋。无论做什么男盗女娼的事，绅士派头照样可以摆得十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本来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信条。如果想要到他们那里去找反腐败的药方，至少是找错了门。

（《中学生》199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