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牙齿
小时候我总担心母亲丢了,或者被人冒名顶替。每次母亲出门前我都盯着她牙上的一个小黑点看,看仔细了,要是母亲走丢了,或者谁变了花样来冒充她,我就找这个小黑点,找到小黑点就找到了母亲,找不到她就不是我母亲。那小黑点是两颗牙齿之间极小的洞,笑的时候会露出来。我们生活在一个村庄里,念高中之前,除了偶尔走亲戚,我的活动范围只在方圆五公里以内。五公里处是镇上,我常跟爷爷去赶集。世界对我来说就这么大,所以世界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就很大,大到我不知道有多大,大到想起来我就两眼一抹黑,心生恐惧,大到每次母亲出门我都担心她会在无穷大的世界里走丢了。
母亲每年要去一两次外婆家。外婆家离我家也就四五十公里,但因为跨了省,让我倍觉遥远;即使不跨省,四五十公里也不是个小数目,走丢一个人不成问题。所以我担心。母亲出门前我就盯着她牙上的小黑点看,努力记忆到最完整全面,一旦该回来时母亲没回来,我就到全世界去找她;如果回来的是另外一个人,就算她长得和母亲像极,我也要看她牙上的小黑点在不在。
过年前母亲也常出门,卖对联。很长时间里我家都不太宽裕,为补贴家用,爷爷每年秋后就开始写对联,积攒到春节前让母亲带到集市上去卖,换个年前年后的零花钱。我爷爷私塾出身,教过很多年书,写一手好字,长久不用也怕荒废,所以秋后闲下来,买红纸调焦墨,一门门对联开始写。十里八乡集市很多,年前的十来天里,每天母亲都得往外跑。年集总是非常拥挤,去晚了占不到好地势;天亮得又迟,早上母亲骑自行车出门时天都是黑的,冷飕飕的,星星和月亮在头顶上。我不必起那么早,但如果我醒了,我都要在被窝里伸出脑袋看母亲的牙,那个小黑点。到晚上,天黑得也早,暮色一上来我就开始紧张,一遍遍朝巷口望。如果比正常回来时间迟,我和姐姐就一直往村西头的大路上走,母亲都是从那条路上回来。迎到了,即使在晚上我也看得清那是母亲,不过我还是要装作不经意,用手电筒照一下她的牙,我要确保那个小黑点在。
很多年后我常想起那个小黑点,我对它的信任竟如此确凿和莫名其妙。那时候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担心说破了,小黑点也可以被伪造;我确信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它,它是证明一个人是母亲的最可靠、最隐秘的证据。我的确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后来我年既长,事情完全调了个个儿,总在出门的是我,念书、工作、出差,到地球的另外一些地方去,而母亲却是常年待在了家里,小黑点陪着她也常年待在家里。她不必再卖对联,去外婆家可以搭车,去和回都可以遵循严格的时间表,不必再经受安全和未知的考验——我离我的村庄越来越远,进入世界越来越深;我明白一个人的消失和被篡改与替换,不会那么偶然与轻易,甚至持此念头都十分可笑;但是每次回家和出门,我依然都要盯着那个小黑点看一看,然后头脑里闪过小时候的那个念头:这的确是母亲。这成了习惯。
与此同时,母亲开始担心我在外面的安全和生活。我在哪里读书、工作和出差,她就开始关注哪里的天气和新闻,一有风吹草动就给我打电话,最近如何如何,要当心。我在国外她也是如此。那些这辈子她都不会去的国家,那些此前半生她都没听说过的城市,母亲都尽力在电视上搜索它们的消息,只要见到一个和她儿子此行有关的信息,眼睛和耳朵就会立马警醒起来。过去,电视里所有絮絮叨叨的新闻节目她都要跳过去,现在养成了看新闻和天气预报的习惯;我在国内她就关注国内,我在国外她就关注国外。我现在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小城市待几天,她连白宫的新闻也顺带关心上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像我小时候那样,需要牙齿上的小黑点来确认一个人的身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母亲总是比儿子担心母亲更担心儿子;我同样可以肯定,在母亲的后半生里,我和姐姐将会占满她几乎全部的思维。
我长大,那个小黑点也跟着长,我念大学时小黑点已经蔓延了母亲的半颗牙齿,中间部分空了,成了龋齿。我不再需要通过一颗牙齿来确认自己的母亲,我只是总看到它,每次回家都发现它好像长大了一点儿。我跟母亲说,要不拔掉它换一颗。母亲不换,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换它干吗?乡村世界里的一切事情似乎都可以将就,母亲秉持这个通用的生活观;我似乎也是,至少回到乡村时,我觉得一切都可以不必太较真,过得去就行。于是每年看到小黑点在长大,一年一年看到也就看到了,如此而已。
前两年某一天回家,突然发现母亲变了,我在母亲脸上看来看去:小黑点不在了,换成一颗完好无损的牙齿。母亲说,那颗牙从黑洞处断掉,实在没法再用,找牙医拔了后补了新的。小黑点不在,隐秘的证据就不在了,不过能换一颗新的毕竟是好事。只是牙医技术欠佳,牙齿的大小和镶嵌的位置与其他牙齿不那么和谐。在众多牙齿里,它比小黑点还醒目。我说,找个好牙医换一颗更好的吧;母亲还是那句话,这样挺好,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换它干吗?能将就的她依然要将就。别的可以凑合,但这颗牙齿我不打算让母亲凑合。它的确不合适。我在想,哪一天在家待的时间足够长,我带母亲去医院;既然小黑点不在了,应该由一颗和小黑点一样完美的牙齿来代替它。
2010年10月10日,奥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