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光芒

青年批评家陈进武副教授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研究专著《新世纪文学的文化镜像》即将付梓出版，他嘱我写个序。在为他高兴之余，回想起他奋斗前行的足迹确有诸多感慨。

进武是我2011年招收的博士生，在导师面试以前既没见过面，也从未有过联系。因此，面试时对他的第一印象特别深刻。他神情特别专注而内敛，虽稍许紧张拘谨，但不失内在的从容大方，带有一种笃定于学术之路的学子所特有的气质。再就是进武对问题的回答非常清晰到位，既能够迅速调动平时积累丰厚的基础知识阐明自己的观点，又能够针对问题形成不同层面的分析路径。我一直认为，看一个人在学术上是否有大的学术潜力，特别关键的一个前提就是思维清晰和思路完整。即使是某两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聊天，如果其中一方对谈论的话题常常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不时打断问题的思路，或者问题不断旁逸斜出，那么对于另一方来说也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往往把开始想谈论的话题都忘掉了，或者到最后都不知谈的是什么。在平时，这样的表达习惯和交流方式也许只能说是显示了一个人的性格，但若将这种思维方式习惯性地带入研究性的讨论和交流中，那就很难使学术探讨深入下去，久而久之便会严重影响一个人学术水平的提升。进武的专注，特别敏锐的逻辑感觉，异常清晰的思维方式，以及追根刨底的劲头让我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底气和发展的潜力。

当时，尽管我相信进武的学术潜力，但我没料到他勤奋和努力的程度更是让人无可挑剔。在我的印象中，他读博三年期间，我任何时候找他，他都会从校内某处的书堆中迅速来到办公室，无一例外。他真的是始终处于人们常说的那种“要么在图书馆，要么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的状态之中。听同学们说校图书馆内有一个他的“专座”，因为他去得最早，走得最晚，没人抢，也没人抢得去。

那时，尽管我看到了进武勤奋的程度，但我没料到他“孺子可教”的程度也如此之高。为了让他有效提高写作水平和科研能力，我常常按我的标准要求他改文章。有时候，晚上提出修改的要求，第二天早晨就会收到他的修改稿。第二天看一看修改的工作量，就知道那是通宵达旦的功夫。有时候，一稿不行，要二稿；二稿不行，要三稿、四稿，甚至五稿、六稿，进武总是按我的“苛刻”要求不打折扣地去改、改、改。做研究的人都知道，修改论文比写论文还让人头疼。有的学者写论文基本上是一稿成。但对处在从学术入门到学术提高过程中的青年学者来说，有时候，修改论文比写第一稿论文还重要。严格说来，待修改的论文还不是论文，只有最终修改好了，才算得上是论文。能否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修改论文，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人是否有勇气不断改变自己的表现，这直接关系着一个人能够为自己预留多大的学术提升空间。得益于进武这种“扛得住”的态度，他的学术研究能够较早地打开不断上升的通道，总是有更高的学术境界在等着他。

超常的努力与刻苦的钻研，使进武在读博时便初露锋芒，不时有报刊向他约稿，大小文章频频发表。毕业工作后，尽管进武像许多青年学者那样承担了教学与科研上满负荷的工作量，但他依然保持着读书时畅游书海、时不我待的勤奋状态，保持着汲取知识、探索理论的敏锐感觉。他的许多成果和观点也越来越引起同行们的关注，尤其他深度介入当下文学的理性姿态，积极拓展研究边界的开阔视野，在文本细读间游刃有余的细腻风格，给人印象深刻。一个思想活跃、个性鲜明的青年批评家的身影已经清晰地活跃在文坛上。

《新世纪文学的文化镜像》一书便是陈进武这一形象的一次较为集中的自我呈现。新世纪文学是对21世纪的现代社会与当下生活的审美观照。自2005年研究界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完整而相对独立的概念提出，人们对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与研究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然而，新世纪文学的内容丰富复杂、版图盛大多元，且处于不断流动和增量之中。恰是如此，我们很有必要在新世纪文学走过近二十年发展历程之际，重新梳理和审视其价值与意义。《新世纪文学的文化镜像》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力图建构一种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当下穿透力的批评话语系统，用以理解和阐释当下文学，从而行之有效地把握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方向。在此，书名中的“文化镜像”之说自具独到的深意。文学现象与文化现实之间越来越融为一体，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在今天更是成为纠缠不清的学术事实，作者既要敏锐地把握这样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镜像”，也要建立起属于视界创新的自成一体的“文化镜像”。此其意，不在小乎。

该著作充满了丰富的文本细读，但无意于为文本而文本，更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将文本细读作为言说的前提和建构的基础，进而对新世纪以来的典型作家、代表作品、文学观念、文学现象等，进行动态的整合和综合性的考察。这使得该书既蕴含了深刻的学术史建构意识，又表现出引人深思的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一方面，着重在理论层面和文化层面阐述了新世纪文学研究范式的新变，以及审美文化发展的趋向。在研究范式建构上，该著首次系统提出并阐释了“审恶”的研究范式，并阐述了从“审丑”到“审恶”嬗变的学术史价值。所谓“审恶”是审美的表现形式，是以审视“恶”的方式揭示社会历史进程中“美是怎样被毁”的问题，具有深刻性与损害性并存的双重特性。在文化考察上，该著对当下审美文化、青春文化、怀旧文化、启蒙文化等作了系统考察。比如，在对当下文艺和社会生活关系的反思中，作者指出，社会生活的表象化、经验化与形式化已然成为当下文艺主导性的写作情态，并从审美形态、审美标准等方面揭示了当下文艺创作的审美走向与路径。

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上揭示了新世纪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与演变轨迹。在宏观层面，既全面系统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70年来的发展历程与写作特质，又着重对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作了整体扫描与多维探索。历史反思、现实观照、城乡开掘、底层关怀、人性立场、心灵勘探，等等，是论著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者的批评立场和价值指向。需要指出的是，该著对70后作家和8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情况作了细致探究，表明了作者对青年作家群体创作的深切关注与稔熟。在微观层面，该著通过对代表作家的观察和典型文本的解读，考察了新世纪文学的写作特质。在代表作家选取上，主要有诺奖作家莫言、老作家宗璞、南京作家修白、草根作家谢端平、学者型作家吴昕孺、杂文家魏剑美等。在典型作品解读上，主要有李佩甫、尤凤伟、周大新、陶少鸿、王松、田耳、朱斌峰、安琪、何永飞等作家代表性的小说、诗歌和杂文作品。其中，既有人们比较熟知的文本，它们在作者的精辟阐述中，被赋予了新的文化视角与意蕴；也有并不广为人知的作家作品，它们所构成的“文化镜像”价值同样值得研究界重视。

在研究方法上，该著作以文本细读作为批评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兼顾、整体与个案相融合的角度，细致考察了新世纪文学的新变、成果与特质等，揭示了新世纪文学的蓬勃发展和创作风貌。在批评方法的运用上，该著确立了问题意识、历史现场、人性立场、精神特质等方面的批评实践与路径。在对《东藏记》的重审中，作者指出，宗璞力图塑造有中国力量的脊梁式现代知识分子，以重塑当下知识分子的崇高品格。但这种“选择”却显现出宗璞是有“洁癖”的，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写知识分子恰是另一意义上的精神“洁癖”。作者还观察到，“恶”是当前小说创作的普遍现象，而不同作家乃至同一作家所叙述的“恶”也存在写作意识上的自觉不自觉，揭示程度的深浅不一。在莫言等作家的写“恶”中，可以察觉到从“审丑”到“嗜恶”的嬗变过程之中呈现出价值混乱的发展趋势，甚至开始出现了值得警惕的无价值甚至反价值倾向。这些结论值得人们正视和反思，从中也足见作者的理性勇气和学术胆识。

总起来看，该著作对新世纪文学的理论建构，对于审美文化及叙事伦理变革的梳理，对于文化与文学观念嬗变的考察，对于文学多元化想象的评判等，都具有较强的理论前瞻性。当然，无论是新世纪的文学创作，还是新世纪追踪性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尽管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但毕竟尚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之中。对于有些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处理也许为时尚早，对于有些文学现象的概括性结论尚需接受进一步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理论的前瞻性与探索性，其阐释的开放性与未知性，其观点的挂一与漏万，将如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无可回避。要完善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文化镜像的考察，既需要专家与读者不吝批评和指正，更需要进武君继续发扬勤奋刻苦的学习姿态警惕自我固化，不惮于前驱，亦不惮于自我否定。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