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下话柄

依然是严酷的时代，严酷的处境，被毒化了的生活，但是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碰到一个个的好人。我们愿意记住这些人而不去斤斤计较或耿耿于怀另一类落井下石的人。

王蒙充当了三天导游。我们怀着几近于补度蜜月的心情，在1965年9月8日15时50分抵达西陲边城——伊宁市，当地人俗称它为“伊犁”。

伊犁汽车站位于工人俱乐部和食品门市部对面的白杨林中，一下车便是一番尘土飞扬、熙熙攘攘的景象。卖瓜子的、卖莫合烟的、卖卷烟用的旧报纸的、卖自制酥糖的，还有卖电影明星照片的，都聚集在汽车站门口，十分热闹。听说伊犁居民有从事小商小贩的传统习惯，即使在“批资本主义”最厉害的年月，也是禁而不止，停而不绝。

我们的车在汽车站略作盘桓后便按事先约定，向在伊犁区党委宣传部任秘书的宋彦明同志家驶去。

宋彦明夫妇很热情地迎接我们，并留我们先在他们家住下。他们的房子原是伊犁中苏友协的办公室，客厅很大，地上铺着漂亮的地板，屋子一侧还堆放着木材和办公用的书架等杂物。西边有个套间，想必是宋彦明夫妇的卧室了。

王蒙抢先说：“我们就住这屋，睡地板。”并解释这几个月在巴彦岱农村，已习惯了“打地摊”。

“那怎么行，你们还是住里面套间。”宋彦明同志一再说。他原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很有兄长风度。

“这里就很好，行，谢谢了。”我补充说。那些木材和书架等正好组成一道屏障，我们把行李堆放进去，真是再好不过的栖身之地。

宋彦明同志又说：“崔老师的工作，我和州文教局谈过了，尽量安排在城里，离巴彦岱近一些的学校，这样王蒙回城方便些。”

我连声说好，一时不知该怎么感谢他。

依然是严酷的时代，严酷的处境，被毒化了的生活，但是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碰到一个个的好人，帮助我们的人，我们愿意记住这些人而不去斤斤计较或耿耿于怀另一类落井下石或者嫉贤妒能的人。

夕阳快落山了，我们婉转谢绝主人的款待，出门去逛伊犁。我早已按捺不住地想看一看，这座被王蒙誉为“共产主义型”的城市，是个什么模样。

从解放路拐向斯大林大街，我目不暇接地望着，走着。走过红旗百货商店、市银行、市图书馆、文化馆，再往前，便是一片片的私人摊贩了。卖羊肉的，把羊腿高高挂起，吆喝着招徕顾客。从正面看，肉又厚又新鲜，翻过来，里面却藏着筋头巴脑的劣质货；另一边，打馕人盘腿坐在地下（馕是新疆特有的一种面食），巨大的馕坑边沿，许多刚烤好的馕堆成一座小宝塔，香喷喷的，很诱人。打馕人高声叫嚷：“不要粮票，一角五一个！”这里的东西显然比乌鲁木齐便宜，鸡蛋也才要6到8分钱一个。卖货的维吾尔族同志说的汉语大都带有西北腔，又夹杂着维吾尔族特有的发音，en和eng不分，p和f也常混淆，听起来别有一种味道。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小汽车，偶尔走过一辆苏联吉普“嘎斯69”，便是豪华车辆了。马车、牛车和驴车很多，不时还有哈萨克牧民骑着大马走过。车马过处，尘土飞扬，空气中充溢着牲畜粪尿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