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流派。它的特殊，一是它从康熙年间开始形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桐城谬种”才逐渐消失，时间之长，在文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二是桐城派虽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学派，但是它的作家众多，分布甚广，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和《桐城文学撰述考》记载，作家有千余人，除了安徽以外，还涉及浙江、江苏、江西、广西、广东、陕西、山东、福建、山西、湖南、湖北、河北、北京等省市，几乎遍及全国，它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流派；三是桐城派成员的身份很复杂，既有专门从事古文创作的古文家，也有许多各级官员，以及像郭嵩焘、黎庶昌这样的外交家。文学之外，桐城派在学术、教育、文化、政治、外交诸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对桐城派的研究，不能只注重其文学方面，还要注意到桐城派成员在文学以外的功绩。

一、桐城派的产生、发展、演变及衰亡

明代成化以后，文多台阁雍容之作。前后七子掀起反对“台阁体”运动，但是没有能够做到以复古为革新。宗法唐宋一派，虽有归有光得《太史公书》之神理，与“唐宋八家”相埓，但其他人等，则脱离时代内容而死守清规戒律。清代文坛上的一些有识之士，以起古文之衰为己任，组织和掀起了古文复兴运动，历时两百余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有明确的“道统”、“文统”，自成一派；又因倡导和践行这一古文复兴运动的主要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为“桐城派”。

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可谓开桐城派先河。戴名世论文推崇程朱理学和唐宋八大家，他在《答伍张两生书》中提出“文之为文，必有出乎语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径之先”，又在《答赵少宰书》中提出文以“言有物”为“立言之道”，及“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己卯行书小题序》），其见解和实践，实是桐城派的先驱。但是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戴名世被杀，所以桐城后辈便不再提及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贡献，桐城之祖也就没有戴名世的名字。直到近年戴名世的古文创作成就被重新肯定，他才名列“桐城四祖”之一。方苞的古文曾得到戴名世的指点，方苞也为《南山集》作序，还家藏《南山集》刻板，所以《南山集》案发生时，曾被判处死刑。后因得到李光地等人营救，康熙帝以“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而赦免了他，并且朱批他“以布衣入值南书房”。方苞“欲效涓埃之报”（《两朝圣恩恭记》），提出使文、道、法三统一的“义法”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雍正十一年，方苞替和硕果亲王编了《古文约选》，为天下士人提供了一部“义法”的示范书，并在“序例”中，明确规定“因文以见道”。方苞提出的“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思想的核心，也是桐城派文论形成的基石，同时，“余终世未尝一日离文墨”（《李穆堂文集序》），方苞以其理论和实践，历来被认为是桐城派的创始人。

方苞将“义”纳入程朱理学的规范之内，而尊崇程朱理学，本是宋明以来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清王朝入关后，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桐城派也就有了产生和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桐城派的创始者及其继承人鼓吹程朱理学、道统与文统结合，因而桐城派在客观上适应了清王朝的需要而受到保护，并取得正宗地位。

刘大櫆出游京师以后，拜方苞为师，专心学习古文作法，文名更盛。刘大櫆继承方苞的“义法”说，又突破“因文以见道”的框框，提出了创作应以“神气”为主的主张，将古代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运用到散文领域：“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章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论文偶记》）以“神气”为中心，刘大櫆一方面把文章的神态气势与音节、文字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把作家的精神气质与文章的境界、韵味联系起来，构成了他的“神气”说的完整内容。刘大櫆把桐城派的文论由“义法”向“神气”推进了一步；他自幼跟从父兄读书，早有文名，终身创作，文采照耀，成为桐城派的中坚人物。

姚鼐中进士后，为官刑部，由刑部进入《四库全书》馆充校办，并参加《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乾隆三十九年夏秋之间，姚鼐离开《四库全书》馆后，先后主持梅花、敬敷、紫阳、钟山书院，教授生徒，极大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姚鼐《述庵文钞序》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的主张：“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姚鼐继承了方苞的“义法说”，拓展了刘大櫆的“神气说”，提出了“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姚鼐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比较充分地论述了“文章之美”，在《复鲁絜非书》中提出了“阳刚、阴柔”之说，认为阳刚、阴柔不可“一有一绝无”，应是主刚而含柔，主柔而含刚，阴阳相生，刚柔相济，才能达到美的境界。至此，桐城派的文论“成形”，大体臻于完备。

方苞、刘大櫆、姚鼐师徒相传，有桐城派三祖之称。自方、刘、姚三先生相继挺出，如太华三峰，矗立云表。乾隆四十二年，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的话：“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一论断后来被视为桐城派得名的由来。而后来姚鼐师徒授受广衍，响应附从者众多，桐城派已然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流派，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说：“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之，遗风遂衍。姚惜抱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阃奥，开设户墉，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呜呼！何其盛也！”

姚鼐门下的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世称“姚门四杰”。管同传法最早，而梅曾亮声誉最高，俨然成为文坛主盟者。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说：“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袒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非，吴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定子序，皆承絜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附于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李详《论桐城派》说：“至道光中叶以后，姬传弟子仅梅伯言郎中一人。同时号为古文者，群尊郎中为师，姚氏薪火，于是烈焉。复有朱伯韩、龙翰臣、王定甫、曾文正、冯鲁川、邵位西、余小波之徒，相与附丽，俨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胸中。伯言亦遂抗颜居之不疑。”（《国粹学报》第49期）“姚门四杰”以及他们的弟子，促成桐城派作家多，支流广，势力大，胜于兴盛时期。但在桐城派古文创作、理论上建树不大，影响不及三祖。

恽敬、张惠言等专志以治古文，师承桐城派又不愿受桐城文论束缚，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辞赋，以博雅放纵取胜，作为桐城派的分支，史称阳湖派。接着又有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也是桐城派之分支。曾国藩既立功、立德，又同样立言。他认为“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经济”之实可以救“义理”之虚；主张“行气第一，声调为本”，以此纠正“卑弱”之弊；倡导“质朴刚健”的新风，以扫桐城派阴柔有余、刚气不足的旧习。学文者除了要有“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外，还要通晓葛、陆、范、马的经济之学，周、程、张、朱的义理之学，韩、柳、欧、曾、李、杜、苏、黄的辞章之学和许、郑、杜、马、顾、秦、姚、王的考据之学。这比原来的道统、文统要大得多，视野更开阔，既无独家偏见，更兼众家之长。曾国藩承其源而稍异其流，使桐城派走出低谷，进人了中兴时期。

曾国藩门下有四大弟子，即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都兼擅事功与文章，名重一时。曾国藩门下除四大弟子外，还有一批执弟子礼的追随者，出现了“天下文章在曾幕”的盛况，至此，桐城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阵营（世人称为“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

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桐城派声势一落千丈。此时的代表人物中，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吴汝纶晚年竭平生之学授其昶，望承其事业，然而马氏无欲求刚，难以威仪天下。桐城派文章失去活力，而理论上则有新贡献。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收录了桐城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文论之精粹，尽在其中。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则重点阐述了古文“应该怎样写”和“不该怎样写”的理论问题。但是姚永朴、林纾高谈理论，把桐城派的清规戒律演绎得更加繁琐化，远离现实，脱离实际。尽管林纾以桐城派文章翻译西洋小说，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终无大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得桐城派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应时而兴，使白话文大行其道，桐城派古文的正统地位因此动摇。桐城派自然而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桐城派的文学成就

桐城派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古文创作。桐城文学之兴，渊源有自。康熙间何存斋、李介须辑《龙眠古文》数十卷，大多明人之文，已可见桐城派形成与发展的良好基础。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史记》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研经为文，“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桐城派源流》，人民网2007年12月20日），为桐城派作了示范。

戴名世处“自科举取士而有所谓时文之说，于是乎古文乃亡”之际，“吾今以古文救之”，“世有好古笃学之君子，其必以余言为然，相与振兴古文，一洗时文之法之陋”（《甲戌房书序》）。戴名世“以笔代耕，以砚代田”（《砚庄记》），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所作文章皆以道、法、辞三者为要素，以致名满天下。“仆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与刘大山书》），“文章者莫贵于独知”（《与刘言洁书》），“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李潮进稿序》），以真为美，“颇得司马子长、欧阳永叔之生气逸韵”（方宗诚《桐城文录序》），神气盎然。戴名世自称“始余之为文，放纵奔逸，不能自制；已而收视反听，务为淡泊闲远之言、缥缈之音；久而自谓于义理之精微，人情之变态，犹未能以深入而曲尽也，则又务为发挥旁通之文”（《自订时文全集序》）。梁启超盛赞：“盖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熔冶之，有浓挚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且蕴且泄，恰如其分，使读者移情而不自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方苞游太学的时候，李光地看到他的文章，就非常欣赏地说：“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碑传集》卷二五《方望溪先生苞行状》）韩菼也评论他的文章说：“庐陵无此深厚，南丰无此雄直，岂非昌黎后一人乎！”（苏惇元《望溪先生年谱》）于是，方苞名声大震。方苞本人写了许多歌颂“圣恩”、宣扬节烈的文章，也有一些不限于阐道翼教，而是借鉴《史记》等创作经验来反映现实，即以儒家经典为宗旨，以通畅之文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内容醇正。程崟说：“先生之文，循韩、欧之轨迹，而运以《左》、《史》义法，所发挥推阐，皆从检身之切，观物之深而得之。”（《方苞集》附录二《诸家评论》）姚鼐《望溪先生集外文序》总结说：“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卷一）

方苞的文章偏重文法，“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在选材上，“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与孙以宁书》）。在剪裁上，“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书萧相国世家语》）。在布局谋篇上，或侧重于“虚实详略之权度”，或追求“首尾开合，顺逆断续”之“脉络”，“一篇之中，脉相灌输”，“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在遣词造句上，或提倡义微词隐，“妙远而不测”（《书王莽传后》），用语“体要”和规范简约。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记其语：“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使古文用语典雅、古朴、简约。方苞的古文，由于与制举之文相通，有利于维护理学道统，所以受到朝野的崇奉和欢迎。

方苞擅长议论文的写作。方苞的读史札记和杂说，简洁严整，无枝蔓芜杂之病。如《于忠肃论》，取材严谨，语言平实，把小说、散文等文学的表现手法引进议论文，使文章别致、生动，有理有趣。游记、赠序、碑铭，则详略有致，具有法随义变的特点。《狱中杂记》名为杂记，事繁而细，似乎信手拈来，实是因事见义。作者以记狱中见闻为主，以其亲身经历揭露狱中种种奸弊、秽污、酷虐。叙事时，细致地描述事件的经过，有时更详细地列举真实的姓名、时间、地点等，说服力强，揭露更加有力。叙事的手法灵活多变，或借他人之口转述，或直叙亲身所见；有时在叙述中先设问，再以他人答问的形式说明原因，唤醒读者注意；有时则插入一些简洁的议论，表明自己的态度，引起读者的共鸣，使思想更加深刻。他的文章以事实说话，条理分明，文字准确，文笔平易，感情融入字里行间而不外露。《左忠毅公逸事》以史可法作陪衬描绘左光斗形象，语言描写和细节描写的运用则使左光斗的形象更加丰满。笔简语洁，看似平淡，实则字字经过千锤百炼，为中国散文人物描写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宝贵的经验。

刘大櫆《与某翰林书》谓自己“率其颛愚之性，牢键一室，不治他事，惟文史是耽。意有所触，作为怪奇磊落瑰伟之辞，以自为娱乐”。刘大櫆的古文，既能写得较为清通雅洁，具有桐城派的一般特色，同时，以神为主，才雄气肆，笔峻辞丰，以“雄奇恣睢，铿锵绚烂”（吴定《刘海峰先生墓志铭》）称胜，文名远播。刘大櫆的散文创作不仅突出神气，结构上跌宕起伏，曲折有致，波澜壮阔，而且能把诗的含蓄、深远、疏旷、情韵的艺术特性引进古文，从而推进了古文的诗化，“情韵并美，文采照耀”（刘大櫆《论文偶记》），形成了特殊的风格。方宗诚《桐城文录序》评其文曰：“日丽春敷，风云变态，言尽矣，而观者犹若浩浩乎不可穷，拟诸形容，像太空之无际焉。”吴定在《刘海峰先生墓志铭》中高度评价说：“元明以来，辞章之盛，未有盛于先生者也。”

刘大櫆的议论文钩玄提要，执简御繁，简短而犀利，理明而词当，颇能体现桐城文章的雅洁之风。刘大櫆应人之求为许多诗集、文集作序，还为人作传，作墓志铭和祭文。其中不少为应酬之作，难免过誉、陈腐之辞。但细读此类文字，不少篇什还是很有价值的。刘大櫆所写诗文序、赠序、送别之文，大多能知人论世，论文与论人相结合，阐发自己对诗文的见解，内容充实。并且他的此类文章很多是为处于下层的穷儒寒士所写，心心相印，更富感情。游记文借景抒情，讽世刺时，近于雄肆奇诡，姚鼐评其文为“有奇气，实似昌黎”（《海舶三集序》评语）。

姚鼐的古文内容扎实，寓工巧于自然，寓考据于辞章，寓丰富于简洁，寓浓郁于平淡，寓阳刚于阴柔，文法考究，严谨兼婉转有序。语言凝练简约，雅洁清畅而富有声色，温润清新以韵味胜，比方苞的文章更有文采，形象性也较强。吴德旋的《初月楼古文绪论》说：“好学不倦，远出海峰之上；故当代罕有伦比。拣择之功，虽上继望溪，而迂回荡漾，余味曲包，又望溪之所无也。”如《登泰山记》，紧扣深冬时令和泰山景物的特征进行描写；文章整体布局上，裁剪得当，详略相宜；行文简洁，往往只用简短的几句就描述了具体的形象。在繁复中求简洁，在简洁中求生动，使文章写得情景如画，体现了姚鼐散文的风格，也体现了桐城派古文的风格。姚鼐的古文成就，是桐城派中最高的。

曾国藩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议论军国，臧否政事，阐扬治国修身之道，力图通过发扬儒教义理来为清王朝重建稳定的秩序，以政治家兼古文改革家的身份挽救桐城派“文敝道衰”的危机。他的文章重视真情，选用事例和运用语言，重在阐明立意即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之所在，善于运用排比、夸张渲染笔法，阐明事理淋漓尽致。曾国藩作文“行气第一，声调为本”，借鉴汉赋艺术技巧，吸收韵文长处，骈散结合，奇偶并用，不拘一格，参差变化，明白畅达而又笔锋犀利，雄奇恢宏、光明峻伟。他常将议论、抒情、叙述融为一体，深得唐宋文之神韵。

姚鼐的弟子刘开，主张作文必须“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他的文章气势纵横，明白畅达。姚莹的散文洞察世务，激昂奋发，自出机杼，长于议论而立论中肯，不为空谈。恽敬、张惠言等专志以治古文，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辞赋，其创作比“正统”古文恣肆不拘，富有词采，做到所谓醇中有肆，肆中有醇。吴汝纶的散文深邈古懿，往复不厌。桐城派末期代表作家马其昶的散文得方苞、姚鼐真传，高洁纯懿，思深辞婉，言有简而意有余，幽怀微旨，感喟低回，深造自得。桐城派非桐城籍作家，文章风格大体上继承了庄重典雅的特点，而又各具特色。如薛福成的从容而稍带刚气，林纾的婉曲而偏于柔弱等。

综观桐城派的古文创作，主张义理、考证与文章三者兼长相济，融宋学、汉学和文章于一体，使义理既不至于成为空洞的说教，又不是如语录而不文；使博学考证不再杂芜累赘，而是以丰富的材料足能助文之境。其以独特的理论主张、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成为清代文坛最大文学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作品浩繁，仅桐城籍主要作家文集就有戴名世《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补遗3卷），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2卷，刘大櫆《刘海峰诗文集》22卷，吴中兰《环翠轩文钞》2卷，姚范《援鹑堂文集》6卷，方泽《待庐遗集》3卷，张鹄《问亭文钞》6卷，姚鼐《惜抱轩全集》文集16卷、文后集10卷、诗集10卷、诗后集、诗外集、法帖题跋3卷、笔记8卷，左眉《静庵文集》6卷，许鲤跃《春池文钞》10卷，光聪谐《稼墨轩文集》1卷、外集2卷，钱沣《钱南园文集》2卷、补遗1卷，王灼《悔生诗文钞》8卷，李宗传《寄鸿堂文集》4卷、外集6卷，方绩《鹤鸣集》2卷，方东树《仪卫轩文集》12卷、外集1卷、诗集5卷，方宗诚《柏堂集》前编14卷附1卷、次编13卷附1卷、续编22卷附1卷、后编22卷附1卷、余编8卷附1卷、补存3卷附1卷、外编12卷，刘宅俊《悌堂文集》2卷，徐璈《樗亭诗文集》12卷，刘开《刘孟涂文集》10卷，姚莹《中复堂全集》98卷（《东溟文集》6卷、《外集》4四卷、《文后集》14卷、《文外集》2卷，《后湘诗集》9卷、《二集》5卷、《续集》7卷，《东溟奏稿》4卷，《识小录》8卷，《东槎纪略》5卷，《寸阴丛录》4卷，《康纪行》16卷，《姚氏先德传》6卷，《中复堂遗稿》5卷、《续编》2卷，附录姚濬昌《中复堂年谱》1卷），姚柬之《且看山人文集》8卷，戴钧衡《味经山馆诗文钞》10卷，张泰来《包轩遗编》3卷，方昌翰《虚白室文钞》2卷，徐宗亮《善思斋文钞》9卷、《文续钞》4卷，萧穆《敬孚类稿》16卷，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19卷，严钊《哀鸣集》2卷，马其昶《抱润轩文集》10卷，叶玉麟《灵贶轩文钞》1卷，陈澹然《晦堂文稿》6卷，姚永朴《蜕私轩集》5卷、《素园丛稿》6卷，姚永概《慎宜轩文集》8卷，吴闿生《北江文集》7卷，等等。桐城派非桐城籍作家的散文创作同样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其次是古文理论。桐城派诸大家除了从事古文创作之外，也致力于古文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在清代影响甚大。如戴名世曰：“至于古文之法，则根底乎圣人之六经，而取裁于左、庄、马、班诸书”（戴名世《甲戌房书序》）。戴名世“对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作出如此多方面多层次的阐述，这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尚属首创”（周中明《桐城派研究》68页）。

方苞的义法说，深化了文道关系的讨论。方苞以义法关系代替了传统的道文关系，对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及两者的关系作了全面阐述，并转向了作品的内部。方苞在理论建树上超过了唐宋古文家，其“言有物”、“相称”、简洁、传神、“变化随宜”等原则，深化了对古文审美特征、创作方法的认识。他所提供的理论思路促进了桐城派对作品内容与形式问题认识的深入。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说：“义理，是方、姚文论的中心，而在海峰论文则并不是如此。海峰谓义理是材料，而不是能事。能事应在神气音节中求。”刘大櫆《论文偶记》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把文章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以语言艺术来体现文章的“神气”，是刘大櫆的独创。戴名世也曾尝试过以“精”、“气”、“神”来指导文章写作。刘大櫆则在于使它系统化、理论化，不仅阐明了神与气的主辅关系，而且还指明了实现神气说的具体切实的途径。

姚鼐生活于乾嘉盛世，坐而论道，雍容俯仰，学习传统眼界宽，对古文艺术体会深，其《敦拙堂诗集序》认为“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姚鼐以义理、考证、文章兼长，“得其美之大者”。并从美学角度，阐明阳刚、阴柔的风格论。

在姚门四杰中，管同最重义理。方东树《昭昧詹言》提出：“愚尝论方、刘、姚三家，各得才学识之一。望溪之学，海峰之才，惜翁之识，使能合之，则直与韩、欧并辔矣。”姚莹在《与吴岳卿书》中提出为学“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四者明贯，谓之通儒”。又在《与陆次山论文书》中提出，作文“大抵才、学、识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梅曾亮《答朱丹木书》则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桐城派的创作理论。

曾国藩在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再添“经济”一说，使诗文直接服务于社会，显现出经世致用的鲜明特色来。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曰：“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这是方氏为追求“雅洁”风格而立下的禁忌。至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立“辞赋”一门，稍稍扩大了桐城派的堂庑，至曾氏骈散兼行、又偏爱辞赋，加之以小学与古文相结合，则大大突破了桐城派的樊篱。吴汝纶《与姚仲实》说：“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这表明曾氏在自己的文章创作中也确实有意对桐城派所标榜的“雅洁”风格进行突破。到了晚清，林纾有《春觉斋论文》，姚永朴有《文学研究法》，这都是古文理论的专著，也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集成之作。

第三是古文选本。桐城派传授古文创作技法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编选古文选本，为桐城后学提供一个师法学习的标准。如方维仪编历代妇女作品为《宫闺诗史》。李文渊录《国语》、《国策》、《管子》、《列子》、《韩非子》、《荀子》、《扬子》、《汉书》等文，以为文之源者，编成《古文选》若干卷；又录《左传》、《史记》、韩愈之文，以为文之至者，编成《三家文选》若干卷；再录道家、墨家、纵横家、杂家等诸子之文，编成《诸子粹言》若干卷；还录欧阳修、苏轼诸家之文，汰其冗弱而俗者，编为《北宋文选》若干卷。方苞选编《古文约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方苞《古文约选序》）；又选辑《钦定四书文》，被定为乡试、会试及岁、科试的标准书。刘大櫆辑有《古文约选》48卷、《历代诗约选》52卷、《七律正宗》4卷及《唐人万首绝句钞》。朱雅辑《历代诗约选》6卷。姚鼐在扬州书院纂辑《古文辞类纂》74卷，又随时修订，至晚年方定稿。是书鉴别精，析类严，品藻当，以为示范，确立了古代散文发展的“正宗”文统，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臬，影响甚广。姚鼐另辑有《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张惠言、张琦辑唐宋44家词为《词选》2卷。潘瑛与高岑、陈垫同选《国朝诗萃初集》10卷、《二集》14卷。王灼编《今体诗选补》4卷、《三家诗选》8卷、《增定唐宋五七言近体诗选》若干卷。李兆洛在广东编《骈体文钞》31卷。曾国藩纂《十八家诗钞》、编《经史百家杂钞》。梅曾亮编选《古文词略》，分类悉依姚鼐《古文辞类纂》，又增诗歌一类。王先谦编《续古文辞类纂》28卷，又辑刻《十家四六文钞》。黎庶昌为“补姚氏姬传《古文辞类纂》所未备”，于光绪十五年编成《续古文辞类纂》。如此等等，桐城派编选的古文选本，不仅在当时影响甚大，而且像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还成为后人学习古文的必读书。

第四是古文传授。桐城派古文，是通过师法传授的方式代代相续，绵远不绝地向前发展的。这种师法，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向前代古文家师法，二是桐城派内部的前后师法。比如自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开始，桐城派大大小小的古文家，毫无例外，都清一色地欣赏《史记》，提倡师法太史公笔法。方苞是一派之祖，在七岁就“潜观”《史记》，以后又撰有《史记评语》、《史记注补正》及一些单篇读史笔记。他为文讲究义法，而“义法”二字最早是由司马迁提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孔子《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对“义法”二字作出具体的解释。方苞是对“义法”说做详细论述的第一人。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一文中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他认为“义法”二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说内容，一讲形式，两者紧密结合，自然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来。因为“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所以他主张把《史记》的“义法”引到古文写作的实践之中，提倡向《史记》学习作古文的方法。他的这个主张，曾得到了桐城派其他诸位大家的响应。如吴德旋《初月楼文钞》认为，学古文“必慎其所入之途，不慎后而悔焉，旧染之习未易忘也”。那么，怎样学习呢？“上者自司马子长、韩退之入，其次自柳子厚、王介甫入，又其次自归熙甫、方灵皋入。自子长、退之入者，长于奇变，然虑其形具而神不属也；自子厚、介甫入者，长于幽邈，然虑其多为作而晦且诡也；自熙甫、灵皋入者，长于浑朴，然虑其狃于近而识不远也。”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认为，“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所以他主张学习古文的顺序，应该先从唐宋八大家入手，然后上推至司马迁和班固的文章。他说：“善学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从入；其中又进之以《史》、《汉》，而后克以有成。”梅曾亮《复陈伯游书》说他自己“少好骈体之文”，后来才“始觉班、马、韩、柳之文为可贵”，所以就改弦易辙，开始向马、班文章学习。为了使时人学习有法可循，桐城派特别推崇明代归有光对《史记》的圈点。如姚鼐《答徐季雅》书就认为：“震川阅本《史记》，于学文者最为有益，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矣。”归有光在评点《史记》时，把司马迁文章的精彩之处都作了圈点提示，使初学者一看就知道文章的好处在哪里，应该从中学些什么。姚鼐还继承归有光圈点《史记》的传统来圈点《古文辞类纂》，以便给人学古文提供指导帮助。

桐城派大力提倡学习太史公笔法，取得了很出色的成就。这里我们试以戴名世和刘大櫆为代表来说明这个问题。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驱之一，他比方苞略早，对方苞的古文曾有过不小的指导，由于他因“《南山集》案”被清朝统治者所杀，所以后来的桐城派弟子就很少提及这位桐城派先辈了。近年来学术界对戴名世在桐城派的地位和贡献作了重新评价，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戴名世夙以马、班自命，以撰写“成一家之言，与《史记》、《五代史》相颉颃”（尤云鹗《南山集跋》）的明史为终身奋斗目标，所以他不仅具有“盲左腐迁之识”（方正玉《孑遗录序》），而且是属于“有子长之才，不能成子长之志”（戴钧衡《潜虚先生文集目录叙》）的史学家。就古文而言，他受司马迁的影响也很深，他自己就在《答张氏二生书》中说过：“不佞自初有知识即治古文，奉子长、退之为宗师”；又在《与王云涛书》说：“田有少好《左氏》、《太史公书》，亦欲有所撰著”。《清史稿》本传也说他“喜读《太史公书》”。因为对司马迁和《史记》好之很深，所以师法也就非常到家，如王哲《重订南山集序》说戴名世“所作古文，直追龙门，而气魄雄厚，有过之无不及也”。戴钧衡也认为戴名世文章“其气之逸，韵之远，则直入司马子长之室而得其神”。这样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刘大櫆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又一位宗师，他也是司马迁的崇拜者，曾在《论文偶记》中对《史记》的艺术作过很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史记》有“大、远、疏、变”等特点。他的古文写作受到司马迁的影响也非常巨大，我们从欧阳霖和高肇麟合编的《海峰文集》中的评点里，可以见到许多将刘大櫆的文章与《史记》进行比较评论的文字，如说他的《书战国策后》“神韵高古似《史记》”；《删录荀子序》“用笔以拙为工，而神韵高古，是学《史记》之文”；《马湘灵诗集序》“摹写淋漓，风神遒逸，似司马子长”；《义士吴君传》“直叙三四事，扫除枝叶，独存老干，神味似《史记》”；《吴节妇传》“写出闺阁幽隐人情所难言处，使人如见，得史公神髓”；《方氏节母传》“叙事独得史公之峻洁”。此类评论甚多，评点者从叙事笔法，到语言风格，再到人物传记的描写艺术，将刘大櫆所受太史公影响的方方面面，都被逐一指了出来。尽管这样的评论还比较简单，甚至有些牵强，但它仍可证明，刘大櫆的文章的确是师承太史公的。

至于桐城派内部的前后师法学习，就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载，“（方苞）博究六经百世之书，少以时文名天下。其为古文，取法昌黎，谨严简洁，气韵深厚，力尚质素，多征引古义，择取义理于经，有中心侧怛之诚；尤精义法，言必有物有序，能自出机杼，世推为古文巨擘，为国朝二百余年之冠。”而方文始“师事方苞，受古文法，得文章正脉”；诸洛“少学古文，及交徐流芳，得方苞义法，文学益进”；黄钟“游学靖江，受古文法于程崟。崟本方苞高第弟子，故学有本原。下笔千言，一衷之于义法”；陈大受“师事方苞，受古文法。其为文不务声华，原本性情，义正词醇，恪守方苞轨范”；刘大櫆“师事方苞，受古文法”，但“虽学于方苞，能自成一家，方苞称为今世韩、欧”；左坚吾“师事外祖刘大櫆，受古文法。读经史类能得其大意。为文尤能得古人文章深处，极似大櫆”；许节“师事刘大櫆，从游甚久。诗文皆有义法，贯穿经史，淹通博洽”；陈家勉“师事刘大櫆。博闻强识，尤工于诗，大櫆尝诵其警句于朋游间”；吴泽阶“师事陈家勉，得刘大櫆之传。所为诗格律雄健，造语新奇”。刘声木曰：“方康、雍时，方苞以古文名天下，同邑刘大櫆、姚范继之，（姚）鼐亲受文法于刘、姚。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治之益精，所得实臻古人胜境，加以才藻纵横，足为一代宗主。所为文高简深古，才敛于法，气蕴于味，尤近司马迁、韩愈。”姚鼐成为古文宗主以后，先有姚莹“师事从祖姚鼐，受古文法。其为诗、古文词，洞达世务，激昂奋发，磊落自喜，论事之作尤能自出机杼。‘姚门四杰’本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四人，又有去开更入莹者，文学为当时所重可知”；次有梅曾亮“师事姚鼐，受古文法，居‘姚门四杰’之首”；再有管同“师事（姚鼐）最久，久亲指授，最承许与，实为‘姚门四杰’之次；苦心孤诣，淹贯群言，好为深湛之思，实得姚鼐的传，遂以古文名家”；又有方东树“师事姚鼐，受古文法，为‘姚门四杰’之一。览经史诸子百家，独契朱子。为文好构深湛之思，醇茂昌明，言必有物，穷源尽委，沉雄坚实，无不尽之意，无不尽之词，不尽拘守文家法律”；还有刘开“师事姚鼐，尽授以诗、古文法，名虽居‘姚门四杰’之一，实不能尽守师法。其为文，天才宏肆，光气煜爚，能畅达其心之所欲言，然气过嚣张，类多浮词，与姚鼐简质之境悬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桐城派就是在这种互相师法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壮大，从而形成“天下文章，莫大于桐城”（刘师培《文章原始》，转引自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的浩大局面。

第五是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桐城派以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为主，至于早期的戴名世、方苞等人，都不以诗歌擅长，但是刘大櫆、姚鼐等人在诗歌创作上，方东树在诗歌理论上都有杰出的成就。所以，桐城派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的成就，也不能忽视。

《桐旧集》成书于咸丰元年，共收录桐城地域1238名诗人的7704首作品，可见桐城诗歌的创作盛况。姚莹对桐城诗的发展概况做过简要的归纳，并认为桐城诗当与桐城文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桐旧集序》曰：“窃尝论之，自刘蓉川给谏以诗著有明中叶，钱田间振于晚季，自是作者如林。康熙中，潘木崖先生是以有《龙眠风雅》之选，犹未极其盛也。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一不备。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然哉？”清末安徽绩溪人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辞》也曾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之句。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推许“桐城则薑坞、海峰皆尚是作手”。姚范论诗“极度超诣深微，可谓得三昧真诠……；但其所自造犹是凡响尘境”（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薑坞为诗“事料醲郁，善于俪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著有《援鹑堂诗集》7卷。

刘大櫆“先生高才而遇穷，于诗靡所不工，而古诗尤超越国朝诸贤之上，其抑塞腾踏悲壮之气，充满天壤，莫之能御，傥所谓有郁而鸣者也”（吴定《海峰先生诗序》）。刘大櫆率性作诗，饱含深沉之思，富有思想深度；其诗“包括前人，熔诸家为一体，雄豪奥秘，挥斥出之”（《国史文苑传》）。吴孟复先生在《桐城文派述论》中曾就具体诗作加以解析：“如刘大櫆《杂感》诗：‘团一门内，弟寒兄不知。深宫狎阿保，而闵百姓饥？岂非天使然，知临大君宜？吾闻晋帝言：何不食肉糜？中人数家产，涕泪诵此诗。’读来直如读黄宗羲《原君》、唐甄《室语》。其《感怀》言：‘弱冠负勇气，乡闾婴祸罗。仗剑出门去，饮马昆仑河’，殆为方、戴书案而发。又《饮酒》：‘一去涉世故，将为祸网婴，’辞气愤激，《杂诗》亦同。”故程鱼门当时就评刘大櫆“诗胜于文也”（见袁枚《随园诗话》）。刘大櫆的生徒学子麇集门下，“守其微言绪论以道学，肖其波澜意度以为文及诗者，不可胜纪”（方东树《刘悌堂诗集序》）。

桐城诗派迨至刘大櫆、姚鼐相继而起，诗名益振。姚鼐作诗并不专主温柔敦厚，其诗中也说了一些其文中所不敢说的话。“恺悌慈祥，而襟期潇旷，有山泽间仪，有松石间意。诗旨清隽，晚学玉局翁，尤多见道之语。望其眉宇，翛然已知在风尘之表矣。”（王昶《湖海诗传》）姚鼐所作《惜抱轩诗集》10卷，各体皆精，“以五古为最，高处直是盛唐诸公三昧，非肤袭貌取者可比。七古用唐调者，时有王、李之响；学宋人处时入妙境，尤不易得。七律工力甚深，兼盛唐、苏公之胜。七绝神俊高远，直是天人说法，无一凡近语矣。”（姚莹《识小录》）曾国藩以为姚鼐的七律“国朝第一家”（吴汝纶《与萧敬甫》），其集中近体也以七律数量最多。其《今体诗钞序目》曰：“夫文以气为主，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如齐梁人古色古韵，夫岂不贵，然气则蹶矣。”姚永朴在《惜抱轩诗钞释序》中曾说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都以为姚鼐的诗“劲气盘折”、“多豪雄语”、“笔力健举”。程秉钊以为“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国朝名人集题词》自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评姚诗“以清刚出古淡，以遒宕为雄，……与文之萧然高寄者异趣”。钱锺书先生论诗眼高于顶，独许惜抱诗“尤粹美”。“盖学识高深，只可明义，才情照耀，庶能开宗，坐言而不堪起行者，其绪论亦每失坠而无人掇拾耳。”（钱锺书《谈艺录》）惜抱庶几“坐言”又堪“起行者”，二妙骈臻，宜其开一代风气。

桐城文派中所谓姚门高弟如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等，都不仅传姚鼐文法而且笃守其诗学。梅曾亮常以悲欢为诗，原本唐音，兼有众体。其诗“汰肤存骨，由瘦得坚，以崚嶒出妥帖，以清削见识趣，盖亦衍韩退之、黄山谷一派”（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方东树精于言诗，其《昭昧詹言》嘉惠后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自为诗“则横空盘硬，好作生语；由黄庭坚敩韩愈以窥杜甫，力避俗熟，自是姚门师法。……而五七言绝，独缘情绮靡，出以清丽，不为拗体”。所作“排奡而未妥帖，意境兀傲而未及华妙”（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著有《仪卫轩诗集》5卷。姚莹“其为诗、古文词，洞达世务，激昂奋发，磊落自喜，论事之作尤能自出机杼”（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四）。其为诗“由明何景明、李梦阳入，而以盛唐李杜为宗。古体胜于近体；七古尤胜五古，震荡错综，阖辟顿挫，其原出李白；而近体亦颇脱去纤秾，独抒高浑，嗣响杜陵，不为格律所拘；庶几姚鼐之血脉！”（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著有《后湘诗集》。刘开著有《刘孟涂诗前集》10卷、《后集》21卷。孟涂诗无意求工而自成高格，孤愤之气漫溢辞间，诗风与杜甫诗相似，或沉郁顿挫，或质朴平易。“覃精极思，颇喜巧琢，词务妍练，格求生峭，……与姚鼐之不贵绮错，由韩学杜，以坚苍出古澹者，体气迥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道光而后，何绍基、祁隽藻、曾国藩之徒出，益盛昌宋诗。而国藩地位最显。其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吴闿生编撰《晚清四十家诗钞》，将后期桐城诗派诗人从散文谱系中剥离出来，谱写了一个较为纯粹的诗人群像。其《自序》曰：“先大夫垂教北方三十余年，文章之传则武强贺先生，诗则通州范先生。二先生从先公最久，备闻道要，究极精微，当时有‘南范北贺’之目。其后各以所得传授徒友，蔚为海内宗师，并时豪杰未有或之先也……二先生外，则有马其昶通伯、姚永朴仲实、姚永概叔节、方守彝伦叔、王树楠晋卿、柯劭忞凤孙，咸各有以自见。其年辈稍后，则李刚己、吴镗凯臣、刘乃晟平西、刘登瀛际唐、李景濂右周、王振尧古愚、武锡珏合之、谷锺秀九峰、傅增湘沅叔、常堉璋济生、尚秉和节之、梁建章式堂、刘培极宗尧、高步瀛阆仙、赵衡湘帆、籍忠寅亮侪、邓毓怡和甫等，皆一时才士。”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惜抱之诗，方兴未艾。”姚永朴、姚永概昆仲为诗“清刻而峭发，又不害尽；盖笃守姚鼐之教也”。“汝纶尝称其（永概）诗才俊逸，足使辞皆腾踔纸上，虽百钧万斛，而运之甚轻，故能出入于李、杜、苏、黄诸家，而自成体貌也。”范当世为诗亦一遵惜抱矩矱，于黄山谷诗的兀傲倔奇、玄思瑰句，参悟极透。吴汝纶《与姚叔节》甚至认为：“当今文学无出肯堂右者。”姚浚昌少时以诗受知于曾国藩，晚年自订其集12卷，诗续集9卷。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评其诗：“一秉家法，属辞比事，蔚然与薑坞同风；而骨力之清遒，神情之俊朗，则鼐之遗也。”

桐城派论诗，早期的戴名世、方苞等人已经有所涉及，他们认为诗歌必须充盈深厚的情感，具有实在的内容，而且，应该裨益人伦，利于教化。如方苞《徐司空诗集序》曰：“诗之用，主于吟咏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伦，美教化。”所以，诗人当读书练识，端正性情，如方以智《通雅》曰：“读书深，识力厚，才大笔老，乃能驱使古今，吞吐始妙。”

方苞藏拙罢诗，他在《廌青山人诗序》中说：“苞童时，侍先君子与钱饮光、杜于皇诸先生，以诗相唱和，慕其铿锵，欲窃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为也。是虽小道，然其本于性质，别于遭遇，而达以学诵者，非尽志以终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则高下浅深纯驳，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岂惟陶、谢、李、杜峣然于古昔者哉！即吾所及见宗老涂山及钱、杜诸公，千里之外，或口诵其诗，而可知作者必某也。外此，则此人之诗，可以为彼，以遍于人人，虽合堂同席，分韵联句，掩其姓字，即不辨其谁何，漫为不知何人之诗，而耗少壮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绝意于诗，……。”方苞虽不善为诗，而对于诗的“得失则颇能别”（方苞《乔紫渊诗序》）。方苞《廌青山人诗序》说自己“历吴、越、齐、鲁以至都下”，海内诗家“或偏得古人之气韵，……然杂置其伦辈中，亦莫辨为谁何”，所以“其门户可别者，仅两三人”，他的这一“门户可别”的思想，是其后袁枚论诗“著我”风格的先声。

姚范论诗“极超诣深微，可谓得三昧真筌，直与古作者通魂授意”（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桐城文人重宋诗，提倡黄庭坚的诗风实由姚范始：“涪翁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玩诵之久，有一切厨馔腥蝼而不可食之意”（姚范《援鹑堂笔记》）。“熔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姚鼐《与鲍双五》）以古文之法为诗，本是桐城诗派的当行本色，此中之覆，薑坞亦有以发之：“字句章法，文之浅者，然神气体势，皆因之而见。”“文法要莽苍硬札高古”（方东树《昭昧詹言》）。

姚鼐是姚范的侄儿，“以从子受业焉；姚氏之学所由起也”（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姚鼐除“亲受文法于学博（刘大櫆）外”，论学论诗皆“少传业伯父薑坞编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姚鼐承薑坞绪论，于桐城诗派的微言大义，“鼐独抉其微而发其蕴”，见于《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尺牍》、《今体诗抄》者，比比皆是。姚鼐认为：“诗之与文，固是一理。”（《惜抱轩文集后集》卷三）“存古人之正轨，以正雅祛邪”（姚鼐《今体诗抄序目》），庶不入诗文魔道。“大抵作诗，皆急须先辨雅俗，俗气不除尽，则无由入门”（姚鼐《与陈硕士》）。洗脱俗尘，熟读古人诗，这是学诗的第一步。确定范本，以为汲古之助。“近人每云作诗不可摹拟，此似高而实欺人之言也！学诗文不摹拟，从何得入！须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熔铸古人，自成一体。若初学未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譬如学字而不临帖，可乎？”（姚鼐《与伯昂从侄孙》）

姚鼐在《与鲍双五》中进一步提出“熔铸唐宋”的诗歌主张，并在《荷塘诗集序》中说道：“古之为诗者，不自命为诗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而偶发之于诗则诗与之为高、广且远焉。故曰：善为诗也，曹子建、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苏子瞻、黄鲁直之伦，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舍而仅谓之一诗人耳，此数君子岂甘哉？”沈曾植说姚鼐：“于诗之自得，经纬唐、宋，调适苏、杜，正法眼藏，甚深妙谛，实参实悟，庶其在此。”（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姚鼐提出熔铸唐宋，就是将明七子学杜之法与黄庭坚学杜之法结合起来，将明七子之格高调响、‘香色流动’，与黄庭坚的惊创之奇、兀傲之神、倔奇之气糅合起来，取得骨肉停匀、气韵意象兼备、声色神韵俱佳的理想效果。”（周明秀《论桐城派诗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过程》，《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姚鼐是古文家，他颇有以诗法文法互通的主张。如他评杜甫的排律，就着重指出过这一点，以为杜甫送人的诗，就像韩愈送人的序；杜甫叙事的章法，即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布局。姚鼐提出“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在此基础上，姚鼐论诗尤重“气”。其子为《惜抱轩诗后集》所写的跋语中传惜抱之言说：“诗道非一端，然要贵有才气，人年衰则才气多随而减，故吾年七十以后不复常作诗矣。”姚鼐在《今体诗钞序目》中说：“夫文以气为主，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如齐梁人古色古韵，夫岂不贵，然气则踬矣。杨升庵专取为极则，此其所以病也。”他称杜甫的七律“含天地之元气，包古今之正变”，赞黄庭坚的诗“兀傲磊落之气，足与古今作俗诗者澡濯胸胃，导启性灵”（王镇远《桐城派诗论初探》，《江淮论坛》1983年第2期）。“大抵高格清韵，自出胸臆；而远追古人不可到之境于空蒙旷邈之区，会古人不易识之情于幽邃杳曲之路。使人初对，或淡然无足赏；再三往复，则为之欣忭恻怆，不能自已”的诗境是“诗学第一种怀抱”（姚鼐《惜抱轩文集后集》卷三）。

方东树、梅曾亮等人继承了姚鼐的诗论主张，进一步学习杜甫、黄庭坚等人的诗歌，强调诗人的道德气节和人格修养，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重视学养，以古文之法论诗，既重视诗歌的气势与阳刚之美，又标举雅正、雅洁，反对作凡俗语，使诗歌有层次跌宕之妙。方东树作《昭昧詹言》，目的是昭示后学，于古人诗文“求通其辞求通其意之确有依据也”（《昭昧詹言》跋一）。方仲棐“尤注意于方仪卫《昭昧詹言》，尝戏曰：‘桐城诗法文法，在此一书中矣’。”（吴孟复《马茂元传略》）此书书首有许多泛论诗文的话，内容很精详，大旨是和薑坞、惜抱论诗宗旨相发明而更见系统。在卷一“通论五古”、卷十一“总论七古”、卷十四“通论七律”等卷中表达对诗歌的基本见解与品评具体作品的原则，在讲读诗篇时，也处处贯串着这些基本见解与原则。《昭昧詹言》“承着惜抱论诗的宗旨，可算是代表‘熔铸唐宋’的眼光”（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卷下）。桐城诗派第一步学唐人之形，即学唐人规矩方圆，侧重掌握唐人的格律声色。借径“明七子”学唐，薑坞前已论及，姚鼐则曰“吾以为学诗，不从明李、何、王、李路入，终不深入”（姚鼐《与陈硕士》）。第二步，借学宋来由表及里地抉取唐人之神，侧重掌握唐人的神理气味。郭麐《樗园销夏录》卷下说：“吾师姚姬传先生曰：‘近日为诗，当先学七子，得其典雅严重，但勿沿袭皮毛，使人生厌，复参以宋人坡、谷诸家’。”借鉴黄山谷遗貌取神、善于学唐的方法。“明以来诗家，皆求与古人似，所以多成剽袭滑熟”；而“黄之学古人，皆求与之远。故离而去之以自立”（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此即恪守韩公‘去陈言’‘词必己出’之教也，……凡前人胜境，世所程式效慕者，尤不许一毫近之，所以避陈言，羞雷同也。……真用功深造，而自成一家，遂开古今一大法门，亦百世之师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〇）方东树又主张在学黄的同时，当辅之以学欧阳修、王安石，“从欧王入，则用意深而不袭”（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〇）。“欧王两家，亦尚能开人法律章法。山谷则止可学其句法奇创，全不由人。凡一切庸常境句，洗脱净尽，此可为法；至其用意则浅近，无深远富润之境，久之令人才思短缩，不可多读，不可久学。取其长处，便移入韩，由韩再入太白、坡公，再杜公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一）“七律宜先从……山谷入门，字字著力，但又恐费力有痕迹，……故又当以杜公从肺腑中流出、自然浑成者为则。”（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四）取精用宏，由摹拟以成真诣。

方东树具体阐释了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拓展以文为诗的风气：“凡学诗之法：一曰创意艰苦，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凡人意中所有。二曰造言，其忌避亦同创意，及常人笔下皆同者，必别造一番言语，却又非以艰深文浅露，大约皆刻意求与古人远。三曰造字，必避旧熟，亦不可僻。……用典又避熟典，须换生。又虚字不可随手轻用，须老而古法。四曰隶事避陈言，须如韩公翻新用。五曰文法，以断为贵。逆摄突起，峥嵘飞动倒挽，不许一笔平顺挨接。入不言，出不辞，离合虚实，参差伸缩。六曰章法，章法有见于起处，有见于中间，有见于末收。或以二句顿上起下，或以二句横截。”（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吴孟复先生评这六点正是“桐城古文”的义法所寄，是古文义法通之于诗的具体应用。

桐城文派中所谓姚门高弟都不仅传姚鼐文法而且笃守其诗学。刘开论诗，注重言志抒情。姚莹《复杨君论诗文书》说：“文与六经，无二道也；诗之与文，尤无二道也。”姚莹的《论诗绝句六十首》基本上体现了姚鼐不废七子，又重苏、黄的论诗宗旨。林昌彝诗话《海天琴思录》中将姚鼎之《五七言今体诗钞凡例》全文抄录。曾国藩论诗宗旨大段出自惜抱，如“作文作诗，皆宜专学一家，乃宜长进”；“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此外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曾国藩家书》）。曾国藩还采用惜抱的“阳刚阴柔”之说，开列出一张《文章各得阴阳之美表》，分诗文为四象。吴闿生编撰《晚清四十家诗钞》，在具体诗作评点上，多引用其父吴汝纶的评语，或以此为话头，导入自己的评点。所录吴汝纶的评点全面而具体，或品评诗作的意境与风格，或道出其风格渊源和模仿对象，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评语是讨论诗歌技法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对桐城派诗学源流的梳理与总结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索。

三、桐城派的学术贡献

桐城派研究学术，自戴名世和方苞时就已经开始。张舜徽说：“桐城经学文章之绪，开自钱澄之。方苞与名世继起，有志昌大。而学问识力，皆不逮澄之远甚。名世与苞，治学途径，又有不同。苞勤于治学，于《易》、《春秋》，训诂不依傍前人，辄时有独得；而名世平居好言史法，每论古人成败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已。”（《清人文集别录》卷四《潜虚先生文集》）戴名世《送许亦士序》有感于“自周之衰至于今，儒学既摈焉，圣人之道扫地无余”，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他在《己卯行书小题序》中说：“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他所强调的道即指四书，尤其是宋代程朱所阐明的四书。戴名世在刑部狱中辑成《四书朱子大全》，他的《四书朱子大全序》说：“四书历汉及唐，至宋诸儒出而其义乃大明。盖自二程子始发孔孟之秘于千载废坠之余，自朱子出而其学尤为纯粹以精，其阐明四书之义者，尤为详密而完备。虽其精义微言时时见于他书，而集注则朱子以为称量而出，增损一字不得者。”“学者但明于朱子一家之言，而诸儒之说是非邪正，自了然于胸中而不为其所乱。”戴氏更主张补其不足。在《读易质疑序》中说：“其于程、朱继志述事，能补其所未及，是亦程、朱之功臣也。若乃骋其私见小慧，支离曼衍，显无忌惮，而务求胜于古人，是乃所谓叛臣者也。其或读古人之书而阿谀曲从，不敢有毫发之别异，是乃所谓佞臣者也。佞之为古人之害也与叛等。”戴名世自订《周易文稿》之外，还酷嗜史学，其《史论》曰：“夫史者，所以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戴名世尤留心明朝文献，欲以独力撰修明史之宏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赞扬戴名世的史学见识说：“大抵南山考证史迹之恳挚，或不如力田、季野，而史识史才，实一时无两。其遗集中《史论》、《左氏辨》等篇，持论往往与章实斋暗合。”

方苞在为果亲王允礼编选的《古文约选》序中说：“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方苞《学案序》认为：“昔先王以道明民，范其耳目百体，以养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于命，而粗亦不失为寡过；又使人渐而致之，积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学所祖述者，盖此也。”“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祐决矣。”“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方苞《与李刚主书》）。近代新文化运动把矛头对准古文，斥桐城派为“桐城谬种”，正因为桐城派内容上多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为“阐道翼教”而作。

方苞视颜李之学的领袖颜习斋是坏学、害世、害民，其《再与刘拙修书》曰：“夫学之废久矣，而自明之衰，则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盖缘治俗学者，懵然不见古人之樊，稍能诵经书，承学治古文，则皆有翘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旧为之倡，立程、朱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学，所以深摈异端，非贵其说之同也。学不明，则性命之理不顺。汉代儒者所得于经甚浅，而行身皆有法度，遭变抵节，百折而其志必伸。魏晋以后，工文章垂声于世者众矣，然叩其私行，不若臧获之庸谨者，少遇变故，背君父而弃名节，若唾溺然。由是观之，不出于圣人之经，皆非学也。乃昔之蠹学者，显出于《六经》之外。而今之蠹学者，阴托于《六经》之中，则可忧弥甚矣。如二君者，幸而其身枯槁以死，使其学果用，则为害于斯世斯民岂浅小哉！”

方苞以《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直至明代归有光一系为文统；以董仲舒、程颐、程颢、朱熹等一系为道统。二者有机结合，便是其所开创的桐城派散文“义法”的实质。一方面笃信程朱理学，同时对于朱子的《诗说》，曾“补其所未及，正其所未安”。有人责难他“敢背驰而求以自异”，他在《再与刘拙修书》中辩解说：“程子之说，朱子所更定多矣。然所承用，谓非程子之意义可乎？”另一方面，他对颜李之学也有所肯定：“习斋之自异于朱子者，不过诸经义疏与设教之条目耳，性命伦常之大原，岂有二哉？比如张、夏论交，曾、言议礼民，各持所见，而不害其并为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诋訾哉？”（方苞《与李刚主书》）方苞曾为数学家梅定九作有《梅征君墓表》，说他“与吾友昆绳、北固游，时偕来就余，而余亦数相过，乃知君博览群书，于天文、地理莫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方苞认为鹿继善“其于阳明氏之志节事功，信可无愧矣。终则致命遂志，成孝与忠，虽程、朱处此，亦无以易公之义也。用此知学者果以学之讲，为自事其身心，即由阳明氏以入，不害为圣贤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绪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则背之，其大败程、朱之学，视相诋訾者而有甚也”（方苞《鹿忠节公祠堂记》）。

顾炎武、黄宗羲所开创的求实之风，经过戴震等人的努力，得到极大发展，使“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成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的趋势”（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方苞也是学皆济于实用。他在《熊偕吕遗文序》中说：“余客游四方，与当世士大夫往还日久，始知欧阳公所云：‘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者，于世毫无损益而不足为有无’，洵足悲也。故中岁以后，常阴求行身不苟，而有济于实用者。”方苞兄弟作文以《史记》为典范，方苞“义法”说的产生，也和他受《史记》的影响密切相关。但“苞迩者欲穷治诸经，破旧说之藩篱，而求其所以云之意，虽冒雪风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废”（方苞《与王昆绳书》）。他早年“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方苞《再与刘拙修书》）。直到康熙三十年，方苞开始倾心宋儒之学，由“视宋儒为腐烂”到“学行继程朱之后”。方苞在狱中著《礼记析疑》，同系者投其书于地曰：“命在须臾矣！”方苞应曰：“朝闻道，夕死可也。”（苏惇元《方苞年谱》、徐珂《清碑类钞》）在狱中又著有《丧礼或问》。方苞另著有《周官辨》1卷、《周官义疏》、《周官集注》12卷、《周官析疑》36卷、《春秋通论》4卷、《春秋直解》12卷、《丧礼议》、《仪礼析疑》17卷、《丧礼或问》1卷、《礼记析疑》48卷、《考工记析疑》4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左传义法举要》1卷、《左氏评点》、《史记注补正》1卷、《删定荀子》1卷、《删定管子》2卷、《读子史》1卷、《离骚经正义》1卷、《朱子诗义补正》8卷、《尚书述》4册、《书义补正》8卷、《读易偶笔》、《读尚书偶笔》等。乾隆四年，方苞奉旨重刊《十三经》、《廿二史》，又充经史馆总裁、《三礼》馆副总裁。他在治经史方面的成就，并不比专门研究经史的学者逊色。

刘大櫆著有《评点孟子》、《评点左传》等，对各种学术观点皆取包容的态度，“其心恢然有余”，“视天下之岐趋异说，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于物无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刘大櫆《息争》）。他还以其他学派之长，反省“吾儒”之短：“今释氏之徒，乃能兴复其七百余年已隳之业，加宏壮焉，求之吾儒未有也。岂尧、舜三代圣人之道，比之释氏犹易失而难守邪？”（刘大櫆《如意寺记》）“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主张孔子“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刘大櫆《息争》）。

姚鼐著有《老子章义》、《左传补注》、《九经说》、《春秋三传补注》等。他的《程绵庄文集序》认为，“论继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又在《再复简斋书》中说：“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同时，姚鼐也认为，“昔当朱子时，有象山、永嘉之学，杂出而争鸣。至明而阳明之说，本乎象山。其人皆有卓出超绝之姿，而不免贤智者之过。及其徒沿而甚之，乃有猖狂妄行，为世道之大患者。夫乃知朱子之教之为善也”（姚鼐《安庆府重修儒学记（代）》）。“苟欲达圣贤之意于后世，虽或舍程朱可也”（姚鼐《复曹云路书》）。姚鼐认为汉学是“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姚鼐《复孔撝约论禘祭文》），指责“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姚鼐《赠钱献之序》），“相率而竞于考证训诂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姚鼐《安庆府重修儒学记》），“今之为汉学者以探残举碎人所少见者为功，其为玩物不弥甚邪”（姚鼐《与陈硕士》）。

姚鼐还踵武戴震，研治舆地之学。他在舆地研究中，也很看重地理沿革和实地考察，并把古文献与实考所得相结合。姚鼐又追随戴震等研习礼学。在学问重心转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姚鼐追随戴震等，受到了一定的汉学考据训练。这一训练为他日后在四库馆内撰写《惜抱轩书录》，从都门告退后撰写《九经说》、《春秋三传补注》等专著和大量考据笔记，奠定了基础；也为他日后建立桐城派时倡言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收之说提供了资料；更对他简质文风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当乾、嘉汉学炽盛时，姚鼐独守宋儒之说，至方东树排斥汉学益力。阮元督粤，辟学海堂，名流辐辏，东树亦客其所，不苟同于众。方东树以卢文弨手校《十三经注疏》详校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近世尚考据，与宋贤为水火。而其人类皆鸿名博学，贯穿百氏，遂使数十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清史稿》卷四八六）乃发愤著《汉学商兑》一书，正其违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汉学商兑》“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

桐城派文人致力古文，潜心学术，著述多有成就。如张惠言，所著《周易虞氏义》、《虞氏易礼》、《易言》、《易事》、《易候》及《易义别录》等，卓然为有清一代易学大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可以代表清儒《易》学者不过三家，曰惠定宇，曰张皋文，曰焦里堂”。沈廷芳则著有《十三经注疏正字》，“《注疏》有功于圣经，此书更有功于《注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三），另著有《续经义考》、《五礼经传目二种》。沈大成也曾校正《十三经注疏》，著《读经随笔》。李祥赓六经皆有撰述，尤邃于《易》，著《周易慎疑》，能发前人未发之旨。鲁嗣光尝校正《礼记》、《尔雅》诸书，长于考据，著《尚书说》。“理学名儒”曾国藩，把“经济”之学纳入了“理学”的范畴之中，所作《圣哲画像记》一文，其中推崇文周孔孟并且把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列入。虽然没有什么理学名著，但对理学的发展却是有着重要的贡献。曾国藩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颇译泰西科学书，其算学名著多出李善兰、华蘅芳之手，自是所谓西学者渐兴。“通儒”姚永朴，著有《群经考略》、《文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大学章义》、《伦理学》等。博学而取精华，自成一体。

随意翻开桐城派文人文集，文学创作与学术研讨往往并举。学术专著刊刻也是蔚为大观，对清代学术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桐城派的教育贡献

习惯上，人们通常以“师事”或“私淑”等指称桐城派成员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这些关系彰显了绵延二百余年的桐城派，其传承相当程度上依托于传统的教育制度；昭示着桐城派在人员构成、地理区域上的扩展，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一支共同旗帜下的教育队伍。戴名世授徒以养亲，执教有十三年之久。方苞随高公游京师，觅塾馆以自赡，曾先后馆于高公住所、涿州滕氏、京师汪氏；南归授经于宝应乔氏。在《南山集》案出狱后，方苞以白衣入值南书房，移值蒙养斋，编校乐律历算诸书，被诚亲王延为王子师，又教习庶吉士。刘大櫆在乡里塾馆授徒、在张氏勺园课徒。返枞阳，刘大櫆在家课其弟侄。后来留居北京时，刘大櫆在城北授徒，曾经馆于工部侍郎吴士玉家，时达十年之久。刘大櫆返里，设帐课徒。后一度在百泉书院担任主讲。因方苞之荐，刘大櫆入江苏学幕校试阅文。后又入湖北学幕、浙江学幕。刘大櫆任黟县教谕期间，兼领安庆书院。辞黟县教谕，刘大櫆应聘至歙县，主讲于问政书院。刘大櫆离歙回桐，仍在家乡讲学，直至寿终。姚鼐曾授徒以敷家用，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先后授礼部主事，山东、湖南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再迁刑部郎中，后荐入《四库全书》馆为纂修官。旋乞养而归，聘为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姚鼐又先后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钟山书院，最后卒于钟山书院。上述桐城四祖，毫无例外，都有教书授徒的经历，他们的思想和古文创作成就，也被桐城后学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桐城后学中，具有教书经历的为数不少，如方东树乡试十次不售，遂摒弃科举入仕之念，授经于江右新城陈家。后又应姚鼐之约，赴江宁钟山书院课其长孙，其间亦辗转于阜阳、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讲学。在广州助修《广东通志》竣，方东树又执教于廉州海门书院，主政韶州韶阳书院，又历主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方东树返桐城后，又授徒课孙。最后卒于祁门东山书院。管同曾授经于通判陈氏家中，应姚鼐先生之荐，赴宝山县令田仲衡之任所，课其子弟。后又入安徽巡抚邓廷桢幕，课其子。梅曾亮去官还乡，主讲于扬州梅花书院。梅氏虽执教时间不长，其在京为官时，士人慕其文名而皈依门下者比比皆是。曾国藩不仅非常关心弟妹子侄的教育，而且对部下僚属、各地来投的人才士子均以师道待之。他还时常制定一些劝诫条规，对属员进行约束指导。“有师徒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一）。曾国藩督直隶伊始，曾寓居莲池，为之选任新山长，后更把书院当做向直隶士子宣传《劝学篇》的主要窗口，对直隶的文风、学风与士风以及教育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戴钧衡创办桐乡书院，亲自主持校政，登堂讲学，书院教学得人。方宗诚先授经于友人方召卿之家，后入山东布政使吴竹如之幕，讲授经学，并主讲于商河书院。后因曾国藩之荐，任枣强县令。方氏治理枣强十年，设乡塾，创建敬义书院，一时枣强文风昌盛。张裕钊终生从事教育，历主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地书院。吴汝纶在深州聚集一州三县高才生亲自教授，“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后来补任冀州，“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称疾乞休后，又赴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最后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身份，率团赴日本考察新学制。回国后，筹建桐城学堂。林纾与友人创办苍霞精舍于闽县。后至杭州，任东城讲舍讲习。林纾后赴京任北京五城学堂国文总教习，兼金台书院讲习。林纾受大学文科聘，并兼北京闽学堂、高等实习学堂教习。旋受北京大学堂聘，入主文科。又改任正志学堂教习。林纾创文学讲习会于北京。任励志书院讲习。马其昶授经于安庆，主讲庐江潜川书院，授经合肥李仲仙家，任桐城县公立中学堂总理八年。清廷诏举人才，马其昶授学部主事。民国初曾主安庆高等学堂。马其昶赴北京主京师法政学堂教务。姚永朴授经于湖口，执教于天津、旅顺。会试屡不售，遂殚心教育。姚永朴先受聘为起凤书院山长和山东高等学堂教习，后任安徽省高等学堂监督。清学部大臣荐姚永朴为学部咨议官；京师法政学堂监督聘姚永朴为国文教习。姚永朴又应北京大学聘，任文科教授。南归后，又职掌秋浦周氏宏毅学舍教务三年。安徽省筹建安徽大学，又聘姚永朴为教授。姚永概先后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兼桐城中学堂监督，安徽师范学堂监督，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志学堂教务长，几乎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桐城文派依托教育而培养人才，成就后学甚众，贡献卓著。

桐城派依托教育，给力教育，淡化学而优则仕，身体力行学而优则师，以养成济世人才为己任，始终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致力于教育界的移风易俗。在中国封建传统的人才培养体系中，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途径，入仕做官是培养人才的目标，“学而优则仕”是教育的宗旨。以科举考试为参照系的量化标准，往往导致教育误入歧途。清代的教育体系同样不可避免地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属物。戴名世《送刘继庄还洞庭序》说：“自科举之制兴，而天下之人废书不读久矣，以未尝读书之人而付以天下之事，其不至决裂者，盖未之有也。昔者科举之兴，亦未尝无人矣，在上者长养之以廉耻，而在下者亦不务为苟得，是故其功名犹有可观。至其晚节末路，相习为速化之术，而风俗之颓，人才之不振，其流祸至于不可胜言，此有心者所为叹息痛恨于科举之设也。”士人以科举为富贵利达之途，以八股文为沽名钓禄之具，于是真才实学毁，廉洁之心灭。戴名世以古文为时文，并力图以真才实学、廉洁之心为教育根本。或因《南山集》案，更是导致当时很多桐城派的文人终身以教书为业。方苞的教育思想，已经具备兼容并包的特点，他曾与反对宋学的颜李学派的李塨易子而教。即便是曾国藩，因太平天国活动的影响，“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不能专职于教育工作，但“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明理之君子”（曾国藩《字谕纪鸿儿》）。曾国藩主张德才并重、教育为先，以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为教诫，组织精通西学的人才翻译西书，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积极支持新式学校的创办和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更有吴汝纶，认为只有振兴教育，才可以“救其弊”，遂弃政从教。吴汝纶赴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开办了东西两学堂，以传授外文及科学知识，师夷长技以制夷。四方学子纷至沓来，连日本学子中岛裁之、野口多内等人“亦踔海来请业”。其后桐城中学堂总理马其昶、监督姚永概等能继承其遗志，1902年开国文、日文、法制、数学四科；1904年增设伦理、物理、化学、博物、英语共九门课程。该学堂中，学子佼佼者由校方资助直接输送日本深造。如孙闻园被选赴日本弘文学院博物科，施普被选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理科。后来孙、施二人回桐城后先后接替桐城中学校长，继续弘扬吴先生遗训。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时，桐城中学的校门上仍保留有吴汝纶题的“后百十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楹联，至今新的校门上也保留了“勉成国器”的校训。

桐城派文人觅塾馆、值书房、主书院、创办学堂，促进了教育组织的应时优化和嬗变。桐城派继承宋明时期著名学者多以书院为讲坛，阐发学术，培植学派的做法，推动文派、学术的发展。桐城派各阶段的代表人物都与书院讲学有联系。书院一方面受到社会文化大环境和清政府文教政策的支配，另一方面，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至于培养目标等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平庸之士主持书院，书院必然向科举制靠拢，而桐城派则在自身教育理想和理念指导下，“今天下府州厅县盖莫不有书院矣。课士者，但以时文帖体诗赋，而以经史课者，百不二三见焉。课经史者又第搜罗笺注，否臧人物，求能与诸生讲明圣贤之道，考镜治乱之本，实践返己之修，以务成明体达用之学，则千不二三见焉！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传诸先生流风未远，今又得贤训导为之师，宜乎其教。士与士之所学者，与世俗异也”（罗惇衍《桐乡书院记》）。经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冲击，兴办西式学堂，引进西学的教学内容，建立新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一时成为时代潮流。晚清书院教育的嬗变为彻底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准备了条件。1898年，戊戌维新，京师大学堂应运而生。在初期的十五年中，桐城派晚期要员及其盟友云集于京师大学堂，先后入据要津。在学制设置——“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而完备的近代学制、“废科举”——“科举不废，学校不兴”、保校定性——将保留北大与保留中华文明等同起来，吴汝纶及严复等在京师大学堂初期的三次重大变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桐城派依托教育，给力教育，根据时势和国势的变化，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对于传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也都注入了革新精神。尊崇程朱理学，本是宋明以来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朱子之书，成为教化之本，也是清代教育的指归。“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愈解而愈难解矣。至宋时，朱子辈注《四书》，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康熙政要》卷一六）。朱子之学独尊，在清代已经形成不可动摇之势。清廷规定朱熹所注《四书集注》是科举考试必考的内容，是府州县学、国子监必学的内容。桐城派文人在兴学从教中，尊崇程朱理学，更注重正世俗，广教化，育民智，养济世人才。在传统的圈点评注和精读等教学方法之下，以古文为时文，十分重视教材的编选工作，力求在所编的教材中体现出编者的思想观点。戴名世在教学中编印了不少时文如《时文全集》、《意园制义》等读本，这是教材编选工作上的一次有益实践。戴名世精心选取唐宋八大家之文，编成《唐宋八家文选》，并详加评点，希冀“以是书为为文之舟车”。方苞曾代和硕亲王编纂《古文约选》，约选两汉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官设学校的泛称）诸生。这部文选于乾隆初年，诏颁全国各学官。刘大櫆编有《历代诗约选》、《唐宋八家古文约选》；姚鼐编有《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编有《经史百家杂钞》。特别是《古文辞类纂》，成为学生必读的课本。直到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引进西学，还规定“洋学堂”学生非读这本书不可。曾国藩编《曾氏家训长编》，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姚永概在正志学校为学生编辑了不少读本，如《孟子讲义》、《左传选读》、《历朝经世文钞》、《初学古文读本》。李书田则有《国文课本》1卷。通过古文选本教授诸生，是桐城派教育的一大特点。

五、桐城派的开放性

桐城派的形成，目的之一是为了救时文之弊，不是为标榜文章派别。桐城派文人就“随时而变”而言，前后一致。方苞《书李习之平赋书后》曰：“万物之理难尽也，人事之变无穷也。”一再说明古文写作“变化无方，各有义法，此史之所以能洁也”（方苞《史记评语·廉颇蔺相如列传》）；“诸体之文，各有义法”（方苞《答乔介夫书》）。姚鼐《答翁学士书》则曰：“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曰：“为文章者，有所变而后大。”梅曾亮《答朱丹木书》则强调：“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要求“文之随时而变”。

以曾国藩为首的晚期桐城派，也强调文章与世变相因。在洋务派“求新、求变、求用”思想的影响下，桐城派也与时俱进。阳湖派张惠言《送徐尚之序》指出：“古之以文传者，传其道也。夫道，以之修身，以之齐家、治国、平天下。故自汉之贾、董，以逮唐宋文人韩、李、欧、苏、曾、王之俦，虽有淳驳，而就其学，而皆各有以施之于天下，非是者其文不至，则不足以传今。”“中兴”之后的桐城派散文从桐城义法的桎梏中摆脱出来，表现出求新求变的趋势。薛福成的《变法》一文，从“变”的哲学观和历史观出发，论证变法的重要性。谢飘云《中国近代散文史》称后期桐城派“虽然仍打着桐城的旗号，实际上已不同程度地背离了桐城的义法家规，从不同的角度走进了散文变革的大潮之中”。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桐城派之所以能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经历时间最长的文派，跟它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分不开的。周中明《桐城派研究》总结指出：“桐城派绵延长达二百余年，其所以有如此长的生命力，重要的内因之一，就在于它没有凝固僵化，而是不断注入活力，使之处在发展变化的动态之中。”

桐城派绵延数百年，也在于兼收并蓄，有容乃大。在戴名世看来，“文章之道，未有不纵横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戴名世《与何屺瞻书》）。方苞醉心于程朱之时，他亦不排斥颜李之学：“习斋之自异于朱子者，不过诸经义疏与设教之条目耳，性命伦常之大原，岂有二哉？比如张、夏论交，曾、言议礼，各持所见，而不害其并为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诋訾哉？”并称赞习颜学的定兴鹿善继、荣城孙征君、睢州汤斌为“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方苞《重建阳明祠堂记》）。方苞曾与反对宋学的颜李学派的李塨易子而教，但仍称赞李塨为“贤人”（方苞《李母马孺人八十寿序》），称习颜学的王昆绳“子之心胸，函山振海。子之议论，风惊雷骇”。《清儒学案·惜抱学案》说：“昔李文贞、方侍郎苞，以宋元诸儒议论，糅合汉儒，疏通经旨，惟取义合，不名专师。”姚鼐《与陈硕士》自称：“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于胸中，无所凝滞，则下笔时自无得此遗彼之病也。”梅曾亮《九经说书后》称其师姚鼐说过“吾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姚鼐明显地总结了宋学、汉学的长处和短处，典型地反映了当时要求兼长相济的学术思潮。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指出：“这是清代一般文人学者共同的主张，而其意实发自顾（炎武）、黄（宗羲）。由顾氏之说推之，以著述为文，则重在考据；以明道为文，则重在义理；而同时复以语录为不文（见《日知录》卷一九《修辞》条），则又重在辞章。顾氏所言早已透露此意，不过不曾明白地指出而已。”姚鼎《述庵文钞序》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文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词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他《复秦小岘书》强调：“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龇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姚鼐将古文创作引向了“有唐宋大家之高韵，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的高美境界。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说：“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

方苞曾告诫门人沈廷芳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及至姚鼐，主张吸收汉赋、六朝骈俪文之长，兼收并蓄，完善古文创作。姚鼐编写的《古文辞类纂》已收入“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的辞赋。梅曾亮从理论上说明骈散不必分家的道理，他的《复陈伯游书》说：“文贵辞达耳，苟叙事明，述义畅，则单行与排偶一也。”李兆洛以“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作《骈体文钞》，表明其骈体与古文相杂叠用的观点（李兆洛《骈体文钞序》）。曾国藩不仅不排斥辞赋，还以汉赋之气运之，形成雄奇瑰伟之境。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李详《论桐城派》，《国粹学报》第49期）

方苞的文章被称为“继韩、欧之轨迹，而运以《左》、《史》义法，所发挥推阐，皆从检身之切、观物之深而得之”（程崟《方苞文集序》）。继承中独创，是桐城派文人的共识之一。刘大櫆《徐笠之时文序》说：“夫人之业，精于其所独创，而敝于其所共趋。”

桐城派即使对本派的宗师也不是一味效法，而是要求因人而异，充分发挥个人风格的独创性和多样性。《国史文苑传》说：“大櫆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苞盖择取义理于经，所得于文者义法。大櫆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集《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姚鼐《再复简斋书》称程朱为父师：“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同时，反对“守一家之偏”，“苟欲达贤圣之意于后世，虽或舍程朱可也”（姚鼐《复曹云路书》）。“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姚鼐《再复简斋书》）。姚鼐在《与陈硕士》书中批评方苞说：“震川论文深处，望溪尚未见，此论甚是。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如梅崖便不能细受绳墨，不及望溪矣。”方宗诚说：“惜抱先生之文以神韵为宗，虽受文法于海峰、南青，而独有心得。”（方宗诚《桐城文录·义例》）苏舆《虚受堂文集序》说：“国朝桐城姚惜抱氏为义理、考据、词章合一之说，藉以融洽汉宋门户，定文章之趣向。吾以谓考据以博古、义理以明道，此非姚氏之私言，即昌黎所自期，与其教人为文之恉，端在于是。然姚氏之文，沉潜古籍，于义理、考据为能兼综其全，故虽取法唐宋，而能拔出一代。”桐城派后学对姚鼐的评价是很高的。

曾国藩在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了“经济”。“尝自谓粗解古文由姚氏启之，列姚氏于圣哲画像三十二人中，可谓备极推崇矣。然曾氏为文，实不专守姚氏法，颇熔铸《选》学于古文，故为文词藻浓郁，实拔戟自成一军。”（陈柱《中国散文史》）吴汝纶《答姚叔节》说：“通白与执事皆讲宋儒之学，此吾县前辈家法，吾岂敢不心折气夺。但必欲以义理之说施之文章，则其事至难，不善为之，但堕理障。程朱之文，尚不能尽餍众心，况余人乎？方侍郎学行程朱，文章韩欧，此两事也。欲并入文章之一途，志虽高而力不易赴。此不佞所亲闻之达人者，今以贡之左右，俾定为文之归趣，冀不入歧途也。”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指出：“桐城文人之于义理，也不是徒衍宋儒语录为能事；必须适于时，合于用，才尽文之功能。……他们之讲义理，显然又与宋明儒者不同。义理，由桐城之学来讲，也只是一种门面语。”

吴汝纶借桐城文章宣传西学，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吴氏在宣传西学、倡导维新上，与维新并无多大冲突。吴氏以桐城古文宣传西学、倡导维新的努力，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定市场，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严复以古文翻译《天演论》等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大量作品，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迎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古文修养，至今仍被人们称为“力能扛鼎，运斤成风”，“使得异族的文字透过典雅有力似可通灵的中国古文，脱胎成为另一种文字精神，化而能生，变而有情，光芒点点，墨彩郁郁”；其译文之美，“旷世而不一遇”（伍立扬《译文的尴尬》）。

当然，“时事几经变迁，而末流不知顺应，徒为沿袭，桐城派遂渐蔽，以致不可复救”（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

六、《桐城派编年》的意义

桐城派历时两百余年，自产生以后就引发广泛关注。从桐城派文人互相间的溯源归宗，到学者对于桐城派谱系的编排和认证；从“义法”之类的具体文论的探讨，到从文学维度展开对桐城派及其人物的研究；从社会思潮、教育、学术等具体文化领域的分析，到对于桐城文派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的综合评价，评价桐城派的视角日益多样化，研究桐城派的成果日益丰富。但是，就目前所见对于桐城派的研究，关注点仍然集中于“三祖”、“四杰”、曾国藩中兴及其四弟子、兼及阳湖几人。《桐城派编年》逐年编排桐城派产生、发展、兴盛、衰微、中兴、衰亡之演变，摘编原始史料和各种相关资料，既彰显数座里程碑的立体感，又细辨因时顺势之初萌潜变；既见质变之节点，又见量变之累积。《桐城派编年》力求还原桐城派的原始生态，又拓展研究桐城派的视域。

《桐城派编年》以编年形式叙事，汲取年谱体例之长，大体形成桐城派各成员的年谱合编。同时，按活动、作品、生卒年三板块表述，体现一般学案体例的优点。其中，人物活动板块，以人物在文派中的地位高低、影响大小为先后顺序排列，并以主要人物统领与之直接相关的人和事，文派各成员事迹得到相对独立展示，各成员之间原有“师承”、“私淑”等关系仍有具体体现，各成员间更加丰富的人际关系也得以展开。作品板块，为文派成员作品系年（不能系年的附在相关年份或条文之下）。重要作品，摘录原文，或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相关评价、名人序跋、后代研究著作或重要论文，并及版本流传情况。生卒年板块，以卒年先后排列。人物卒年，给出人物总体介绍和评价，类似人物辞典正文撰法，重要人物并附相关传记、评论文摘，略备综述之体。已无确切卒年的人物，则在人物最后活动事项下或作品刊刻时以按语形式给出简介，实在无时间可考者，则附记于其“师”或其他相关人物事迹之下。《桐城派编年》融资料性、学术性、工具性为一体。

《桐城派编年》采用正文加按语的形式著录，首尾脉络相贯，又以类附注，并辅以相关背景资料，使语不相离，而文仍相属。或许可以说，《桐城派编年》暗合了民间说唱史诗“主干”和“插话”相结合的结构方式，努力于呈现桐城派原始生态，在此基础上形成现有的编年架构，而貌似已经被固定的主体，也只是类同于民间说唱史诗的一个底本，仍有伸张的可能，并为各家研讨、评议以及各界从桐城派采撷精华，继续研究，提供导航。《桐城派编年》具备了吸纳不同时间、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研究桐城派成果的可能，为《桐城派编年》今后自身的增订留下了无限的空间。

关于桐城派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但是用编年的形式来反映桐城派的发展历程，记述桐城派上千弟子的事迹和成就，本书是第一次尝试。因此，书中的不足自然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07级研究生李胜男、王晓均、李鹏博、严雨莹、张凤、王志芳、孙琼曦、侯群香、周昉等帮忙收集了部分资料，薛荣、朱晶晶、娄欣星、刘永辉等协助整理、校对了部分资料，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俞樟华 胡吉省

于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