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三个最著名的起义，即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十大元帅的提名者大多参加过“三大起义”，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而且他上井冈山的时间也比较晚，尚在林彪之后。不过此人的起点却不低，他原在湘军主力部队中任团长，后来在湖南平江发动起义，成立了红五军，并率部登上了井冈山。

这个人就是彭德怀。他骁勇善战，井冈山时期，只要提到他的名字，敌人便胆战心惊。当时国民党的报纸把他和朱德、毛泽东、黄公略并列，称之为“朱毛彭黄”。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通过阅读报纸，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彭德怀的一些报道，所以也知道他是一个很会打仗的人。

彭德怀文化水平不是太高，也没有上过什么著名军校，是从士兵一步一步提拔上来的军官。古人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彭德怀可以被看成是后者的一个典型例证。

有人当面向彭德怀请教，问如何才能学会打仗。彭德怀没有细讲，只是说军事工作没有什么神秘的，同其他工作一样，主要是靠在实践中学习，打来打去，实践多了，本领也就练出来了。

彭德怀不讳言他也打过败仗，但他说谁都不是生下来就会带兵打仗，一开始总难免要打一些败仗，关键还是要实践。只有从实践中练出本领，打败仗的概率才会慢慢减少，胜仗也才会越来越多。话虽不多，然而确系经验之谈。

“方子”

彭德怀不但曾打过败仗，还上过别人的当。井冈山曾有两个“山大王”，一个是袁文才，一个是王佐，红军上山后，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对红军有过很多帮助。

袁、王在井冈山有地方武装和群众基础，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可以说不靠这两个人，红军根本没有办法在井冈山坚持和生存下去。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在井冈山上时非常重视做袁、王的工作，千方百计想把两人真正吸收到队伍中来。

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后，湘粤赣三省敌人“会剿”井冈山。经过商议，便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打出去，向赣南进军，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有一天，赣西南特委的人来找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说他们是土匪头子，旧习未改，靠不住，要“反水”（也就是叛变），必须予以解决。

彭德怀吃了一惊，忙问：“问题有这么严重吗？”特委的人说怎么没有，如不及时解决，边界特委和整个井冈山根据地都会面临危险，而且他们还强调特委对此做了决定。

听了他们的话，彭德怀未做进一步的了解，就同意了特委的意见，派红五军第四纵队协助特委展开行动。解决袁、王时，袁、王扛的仍旧是红旗，部队戴的是红袖套，根本没有防备主力红军会打他们。为了进行区别，参与行动的红五军和赣西南武装就戴白袖套，结果，袁文才被当场打死在自己房子里，王佐逃跑时跌入河中淹死了。

毛泽东知道后对这次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将袁、王杀掉。事后查明，袁、王不听指挥，有时闹点独立性是有的，但绝对没有“反水”。赣西南特委的人是因为与袁、王有矛盾，在自身武装力量不够的情况下，便单方面给彭德怀提供假信息，用“借刀杀人”之计除掉了袁、王。

在袁、王活着的时候，红军在井冈山的山上山下都可以搞根据地，就是山上一时守不住，过段日子还是可以再回来。等到袁、王被杀，他们的余部真的叛变了，井冈山就彻底由红区变成了白区，红军也永远失去了这块红色革命的风水宝地。

在杀袁、王这件事上，彭德怀虽然并未主谋，但他没有把情况搞清楚，对此是有责任的。彭德怀本人也追悔莫及，承认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

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真正懂得这个至理名言，有时竟然要付出血的代价！为什么处理袁、王事件时，没能多了解一下情况，多听听其他方面的意见呢？彭德怀经过认真反思，认为跟自己的性格弱点有关，太容易急躁。

为了治疗急躁病，防止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彭德怀给自己开了一个很独特的“方子”。按照这个“方子”，彭德怀以后但凡遇到重要的问题，只要不是特别紧急的，在写出处理意见后，就不立即拿出来，而是先放到抽屉里，搁它一个晚上。第二天等到头脑特别清醒的时候，再把处理意见拿出来看几遍，审慎地思考一番，觉得确实比较妥当了，才把意见拿出去。

试了几年后，效果不错，就一直常用不辍。彭德怀属于勇战派的将领，作战风格大刀阔斧，他在早期指挥作战时确有一些躁进冒失的地方，但越到后来越趋精细。若为彭德怀的名将成长之路理出一条线来，也许还真得给“方子”记上一功。

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

其实这个“方子”并非彭德怀的发明，他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彭德怀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及时补救，而且找到方法后便持之不懈地坚持下来。

一方面是越来越冷静沉着，另一方面，勇猛果敢始终是彭德怀身上的不变标签，很多别人望而生畏的苦仗恶仗硬仗，他都能够毫不犹豫地一肩挑起。

陕北有一个吴起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属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有一天，镇上老百姓赶着羊往山上走，突然看到从山上下来很多军队，一队接一队，整整走了一天都还没有走完。

这些军人个个头戴红五角星帽，上边插有木条和黄蒿，身穿灰色烂衣服，脚穿破麻鞋，小腿扎有绑带。起初老百姓不知道是什么军队，说话也听不懂，后来军队宿营，在墙上、石崖上书写标语，镇上有识字的人看了标语，才知道是中央红军。

这是长征末期，张国焘搞分裂，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发生的事。尽管长征已临近结束，但部队仍处于艰难困苦之中，一路上都过着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就在到达吴起镇的前三天，他们仍在和围追堵截的敌人打仗，大家白天黑夜地轮流上战场。

抵达吴起镇的前一天晚上，部队在一个村子里露宿。时值深秋，天气很冷，但干部战士都穿着单衣，一个个冻得直哆嗦。不少人还因为水土不服拉肚子，部队只得在村子周围挖了许多便坑，第二天早晨离开时再全部深埋，清理干净。

两条腿打四条腿

吴起镇成为中央红军在陕北的第一个落脚点。此时部队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一年多了，在陕北第一次看到“乡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每个人都既激动又高兴，感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战士都饿慌了，向镇上老百姓买来粮食后，抓起生米、生面就吃，干玉米棒烧得半生不熟，也照样拿在手里嚼。

中央红军在到达吴起镇前，曾遇到过一个险要狭窄的路段，部队通过之后，便将其炸毁了。没想到敌人骑兵为了追击，又连夜将路重新予以修通。红军早上到吴起镇，中午时分敌骑兵就从后面追赶而来，与红军的后卫部队打了起来。

中央红军到陕北时，陕北正在搞“肃反”。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及部队营以上干部都被抓了，根据地人心惶惶，就算能跟陕北党组织和红军联系上，暂时也不可能指望陕北红军抽调力量御敌。这时周恩来还在生病，毛泽东紧急召开干部会研究对策，重点就是讨论打还是不打。

干部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不主张打。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行军转战，部队已疲惫至极，当地情况又不熟悉，要打的话没有取胜把握，不如等到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之后再打。还有个别人存在着明显的惧战心理，说：“叫我们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

毛泽东考虑之后，说一定要在这里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去。命令传达到部队，干部战士也都能理解，因为“到了家了，要打个胜仗作为礼物，送给陕北的人民”。

显然这不是一个好打的仗。彭德怀接过了指挥重任，他下令将大路予以破坏，然后在吴起镇附近山沟两侧设置埋伏圈。

毛泽东对此战极其关注，第二天清晨五点，他亲自上山，在一棵树下召集以彭德怀为首的干部开会，反复说明打好这一仗的重大意义，要求一定要打胜。

干部会结束后，毛泽东对警卫员们说：“现在休息休息，枪声响得激烈时不要叫我，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说着，就在树下休息，没多一会儿，战斗就打响了。

追到吴起镇的一共有两支敌骑兵，一支是有“马家军”之称的马鸿宾所属骑兵团，另一支是东北军的骑兵师。“马家军”打仗比较刁滑，他们提前发现红军设伏，所以撤得快，损失也不算大。被彭德怀整个“包饺子”的是东北军，他们一共有四个团，先头团第一个陷入伏击圈。

对阵地的选择，很能看出一个战将的素质、能力和经验。被彭德怀设置为伏击阵地的山上像剃得光光的和尚头一样，几乎没有一棵树木、一巴掌草地，视野非常开阔，便于发挥火力优势。彭德怀把迫击炮和机枪集中起来进行射击，一时间，炮声若响雷，枪声似爆豆，敌人所处的山梁上被打得尘土飞扬。

骑兵的马虽快，但被覆盖于如此密集的火力之下，就是千里马也够呛。毛泽东的警卫员们在山上看得很清楚，敌人的骑兵不断从马背上翻滚下来，有的人连人带马都从山坡滚到山下。许多战马或失去指挥，或因受惊吓而失去方向，它们在大山中间到处乱跑乱窜，怪声嘶叫着。

1935年的陕北吴起镇

红军疲劳不假，可是人多，满山的干部战士可以轮换上阵地作战。敌人的先头骑兵团没有坚持多久，就被全部消灭掉了。

接着，惊马又转回头向后面三个团冲去。骑兵不是步兵，最怕的就是自家的马冲了自家人，那三个团尚未摆好阵势，便被败骑冲散，等于不打自垮。

听见枪声渐稀，毛泽东的警卫员忙去树下叫醒他，并争着告诉他：“我们两条腿的，竟把四条腿的追得满山乱跑！”毛泽东听后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在吴起镇战役中，敌骑兵共被消灭一个团，击溃三个团。战斗结束后，老百姓没有来得及背回家的庄稼被惊马踩得一片狼藉，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死马和马鞍子，一堆堆黄灿灿的子弹壳随处可见。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切尾巴”战役，此战获胜，意味着蒋介石“追剿”计划的破产。至此，中央红军的长征宣告结束，疲惫不堪的指战员们将能在陕北根据地得到充分休整。

毛泽东欣喜之下，诗赠彭德怀：“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很谦虚，收到这首诗后把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退还给了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这首诗正式发表，为“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横刀立马的勇武形象和气势跃然纸上。

我看可以开始行动了

从1939年至1940年，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大量增兵华北，一边“扫荡”，一边推行“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实际是一种交通封锁的战法，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网，据点为锁”，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和切割。

八路军总部有一张华北地形图，上面标识的新旧铁路线、公路线交织连贯，已经形成了一张巨网。此情此景，令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感到非常焦虑，他也由此产生了主动发起交通破袭战的设想。

1940年4月中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前往洛阳，然后秘密返回延安。作战科参谋潘开文负责护送朱德通过白晋路，启程前，彭德怀特地交给他一封信，并要他将信丢弃在日军的封锁线内。

信是写给国民党军庞炳勋的，上面透露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将在华北发生严重摩擦，但信的内容全是假的，因为朱德到洛阳，为的就是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停止国共摩擦问题。

彭德怀抛出这封假信，不过是为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给他酝酿中的破袭战做铺垫而已。此举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事后日军参谋本部懊丧地总结说，八路军“扬言要与中央军一战”，实质却是要“转移、引诱、欺骗”他们的注意力，以便为大规模地集结兵力提供方便。

4月末，彭德怀让各兵团就破袭战谈看法。由于正太路位于“囚笼”的中心位置，将晋察冀和太行区隔离开来，被日军称为“钢铁动脉”，所以大家都提出应集中力量对正太路进行破袭。

4月份以后，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室内挂上了一幅正太铁路地形图。彭德怀将地形图和敌情资料对照起来研究，终于发现日军的“囚笼政策”存在着一个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和破绽。

通过普遍筑碉堡，日军看似已将势力范围深入了抗日根据地，但各个碉堡都需要有人把守，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反而形成了“敌后的敌后”。“敌后的敌后”的特点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八路军来说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大破袭的轮廊逐渐成形，需要的只是继续准备和动员。

彭德怀对八路军进行检阅，举手敬礼者即为彭德怀

转眼进入7月中旬，随着“囚笼政策”愈演愈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沦为游击区，根据地内仅剩下两座县城，一座是太行区的平顺，一座是晋西北的偏关。原来只需一面交纳粮税的群众变成两面负担，即既要负担抗日政府，又要负担伪政权，不但使他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八路军在给养筹措方面也因此变得困难起来。

在国际上，英法两国屈服于日本，相继关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当月，八路军总部曾收到一份秘密情报，情报显示日军正在准备“八月进攻西安”，也就是西北国际交通线同样存在着被截断的危险。

从4月起，华北田野里的青色高粱变得又高又密，它们像帐幕一样，俗称“青纱帐”，是打游击战最好的掩护。“青纱帐”茂密旺盛，也就意味着游击战争的黄金季节到了。外部压力倍增，内部战机已至，朱德对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说：“大家老盼着打，我看可以开始行动了。”

没过几天，彭德怀即在总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将破袭战方案正式确定下来。按照方案，八路军将重点破袭正太路，使用兵力不少于二十二个团。

7月22日，总部向各兵团发送密电，传达破袭战预备命令。这一标明“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同时发到延安，呈报中央军委。

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破袭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战前彭德怀的指示非常详细具体，他下令对每一个攻击目标进行侦察，需要特殊破坏技术的水塔、隧道、桥梁，还必须派出便衣组并配以技术人员，以计算药量和作业。

为了完成这些要求，从总部到各师旅团，参谋人员全都加入到了侦察员的行列，就连一些旅级干部都化了装，在铁路沿线侦察地形。

战前的保密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从彭德怀特意抛出的那封假信开始，华北日军就一味相信八路军还在与国民党军摩擦，而浑然不觉预定的出击目标其实就是他们。

不过为了防止被敌人发觉，保障各地能够同时进行突袭，彭德怀仍决定提前发动战役。这使得中央军委在收到预备命令的情况下，尚未做出正式批复，军事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2日，八路军各兵团利用“青纱帐”做掩护，在沿途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于黄昏时开到了日军的眼皮子底下。

随后便是等待出击的命令。那天的夜晚特别宁静，但这种宁静反而使人有些焦躁不安，从总部到前沿各部队，大家都能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晚上八点，天空中突然出现无数闪光的红星，它们在夜色中“划出了短暂而美丽的弧线”。这是一颗颗红色信号弹，宁静瞬间便被打破。

各路突击部队迅速扑向敌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连续不断，震撼着正太路百余公里的地域。一夜之间，以正太路为主，华北的许多主要交通线都被淹没在破袭战的火网之中。

华北日军虽然早就以八路军为重点“讨伐对象”，但他们一直以为八路军只会打游击战或者伏击战，力量还远没有强大到可以主动出击的程度。彭德怀发动的这场破袭战可谓令他们“大开眼界”，各据点的敌人对此毫无防备，在八路军的猛烈攻击下，有的在睡梦中便一命呜呼，有的只能赤着身子抱枪迎战。

“敌后的敌后”的弱点是兵力分散、守备薄弱。在破袭战中，彭德怀巧妙而又大胆地利用了这一点，他采用同时发动、分散出击的战法，使敌人顷刻之间便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交通、通信也全部陷入瘫痪。

在遭到破袭的当晚，日军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到军、师、旅、联队，或者是电话不通，或者是无线、有线完全不通，他们根本弄不清各方面发生的情况，有的直到两三天后才得以判明形势。日军不得不承认，八路军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虽然作战方案中规定出动二十二个团即可，但最后报到八路军总部的大团小团达到了一百多个，于是彭德怀便将这次破袭战正式定名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功。正太路被破毁了三分之二以上，以致一条完整的铁路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日军在报告中说：“石太线（即正太路）被破坏之广泛及其规模之大，远非其他地方可比。”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大胜利，是对井陉煤矿进行了大的破坏。井陉煤矿所采的煤是炼铁用的黏结煤，为东北鞍山炼铁厂不可或缺的原料，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军工生产。井陉共有三座煤矿，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矿，新矿在百团大战中遭到的破坏也最大，日本人预计“至少半年不能出煤”。

井陉煤矿，八路军炸毁新矿烟囱

在日军有关百团大战的作战记录中，如此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所料，其损害之大，修复需时之多，费用之巨可以想见。”

第一阶段结束后，中央发出指示，提出在华北扩大百团大战的规模，同时要求山东及华中部队仿照百团大战的例子，“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在很大程度上，百团大战中“号称”的百团是为了起到宣传作用，里面好多是小团乃至地方武装，他们并不具备很强的作战能力。主力团经过第一期破袭战，也需要休整和补充，无力扩大作战，山东及华中方面则不具备发动大战役的条件，所以中央的指示未能得到完全落实，但仅就指示本身而言，实际上是对百团大战应否发动予以了确认，可以看成是没有批复的批复。

进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彭德怀传令各部，在继续破袭敌方交通的同时，重点用于攻占交通线两侧以及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

命令下达时，日军正调集兵力，向八路军各出击兵团实施反击作战。在他们的概念里，八路军的游击战与大兵团的运动战不同，一般都不会主动出击。彭德怀在短时间内连续发起两次大范围的突袭，而且进攻方向和侧重点还不一样，这完全出乎他们的观察和意料之外。

就在日军顾此失彼之际，八路军乘虚而进，总共拔除据点达两千余个，其中一二九师在破击战役中还攻克了榆社县城。

1940年秋季是重庆大轰炸变得疯狂的开始，在日机的频繁轰炸下，重庆被炸毁的民居和伤亡居民不计其数。大后方弥漫着一股极度悲观的气氛，百团大战的消息传出，对后方民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重庆一家报纸在社论中说：“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兴奋感动得流泪。”

直到百团大战结束，毛泽东仍致电彭德怀，要求不要将百团大战已经结束的事对外宣布，因为“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这是继第一阶段发出指示后，毛泽东和中央再次对百团大战做出肯定，也表明八路军在此战中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而且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

把你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

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当时称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直接指挥西北战场。

说临危受命，是因为胡宗南的十几万兵力正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就在彭德怀就职当天，防御部队的第一线阵地已被突破，西北战场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刻。

西北野战军不过两万多人，加上地方兵团，也只有三万多，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当时就有人说，队伍只两万多人，是不是太少了呢？彭德怀在延安的会议上发言：不是人少的问题，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代表这两万多人的勇敢，做他们的表率！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彭德怀在撤离延安时，即将野战军主力集结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一带，另以一个营在延安西北佯作主力撤退之势，引诱敌人前往安塞。

胡宗南果然中计，他让主力部队由延安向安塞进发，同时为保障主力的侧翼安全，命令三十一旅向青化砭前进。彭德怀在判明敌情后，决定用伏击战歼灭侧翼的三十一旅，伏击阵地选择在咸榆公路两侧。

咸榆公路沿大川而上，穿过青化砭。公路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地，便于隐蔽部队出击，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观看地形后，指战员们都佩服彭德怀的这个布阵，认为敌人只要钻进这个口袋，便只有覆灭一途。

部队埋伏了一天，敌人没来。陕北高原的山地那时尚未完全解冻，趴在上面一整天，滋味可不好受。众人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情报不可靠，有的怀疑是走漏了消息，还有的说：“敌人准来？哪有那么准，敌人听你指挥啦？！”

彭德怀给众人分析：胡宗南堂堂国民党陆军上将，主力出发后，怎么可能不在侧翼派兵保护？如果这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他怎么可能当到陆军上将？

胡宗南部武器精良，有大炮、坦克、汽车，又急于捕捉西北野战军主力，必须沿公路急赶快进。咸榆公路是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彭德怀推断，三十一旅不是会不会来，而是一定要来！

彭德怀的分析和推断十分准确。第二天，三十一旅便如约而至，他们在行军时使用了空中侦察和地面火力搜索，但都没有发现伏击部队。伏击阵地所在的山地都是光秃秃的，并不容易隐蔽，由此可见彭德怀阵地布置的巧妙以及决心之坚定。

彭德怀在青化砭指挥作战，左二为彭德怀

在敌军行军纵队完全进入伏击圈内后，西北野战军按照彭德怀的预定部署，拦头断尾，猛烈夹击。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兵力尚未完全展开就已无法指挥，顷刻之间乱成一团。

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三十一旅直属队和一个主力团被歼灭。整个战斗打得干脆利索，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例”。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变得异常谨慎。他的部队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道山梁；不在房屋设营，多在山头露宿；行军时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列，在纵横三四十里的范围内，以多个旅布成方阵，缩小间隔，互相策应。

胡宗南的这种战术被彭德怀称为“小米碾子式的战法”，西北野战军伏击和歼敌的机会因此大大减少。

敌变我亦变，彭德怀采取的对策是，以小部队进行袭扰，主力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点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弱点暴露和兵力分散。他对自己的新战术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概括：你大部队滚筒式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动中推磨转圈，把你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

彭德怀以小部队同敌人周旋，导致胡宗南的数万军队在陕北忙活十余天而徒劳无功。当然，在这十多天里，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也过得不易。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土地贫瘠，物资供应和兵员补充都异常困难。为此，毛泽东部署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以求牵制胡宗南部队，分担陕北方面所要承担的压力。

胡宗南并不好对付，刘邓大军南下后，仍没有能够让他撤兵。毛泽东再调陈赓，陈赓率部在晋南展开强大攻势，迫使晋南之敌频频告急。胡宗南不敢再北进转圈，这才令主力南下蟠龙、青化砭集结和进行补给。

1947年4月11日，西安地下党向中央军委传来绝密情报，告知留守瓦窑堡的敌一三五旅可能要调防。彭德怀接到传来的情报后，判断一三五旅将南下与其主力靠拢。

这是一个歼敌的良机，彭德怀决心“虎口夺食”，在该旅同其主力会合前以伏击战予以歼灭，伏击地点设于羊马河。

老鹰抓小鸡

与青化砭战斗不同，羊马河之战是两面作战，战前大家普遍担心野战军兵力有限，弄不好会遭到敌人的夹击。彭德怀也认为这场仗要想打赢，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北上的敌军主力拖住，不使其增援直至与南下之敌会合。

第一纵队被彭德怀赋予特殊使命，用以佯装野战军主力。按照彭德怀的要求，他们采取运动防御的打法，成功地以两个旅拖住了敌人八个旅。

4月14日，离开瓦窑堡的敌一三五旅受到野战军小部队的引诱，全部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伏击部队团团包围。

西北野战军不但兵员少，而且武器装备也很差，枪炮较少。从青化砭到羊马河，彭德怀采取的都是“杀鸡用牛刀”的办法，即在一定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来压倒对方。他部署于羊马河的伏击部队有四个旅，以四打一，又占据着有利地形，岂有不胜之理？

至下午四点，敌一三五旅全军覆灭。青化砭战斗虽然大获全胜，但还没有能够将敌人一个旅全部打掉，羊马河之战首开西北战场上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

在羊马河围歼战打响时，敌军主力已进至瓦窑堡西南山地。据有的当事人回忆，南北之敌相距不及十里，但就是无法会合，敌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南下的友军消失于战场之上。

毛泽东接到报告十分高兴，当即向各战略区发出通报，说羊马河之战的胜利说明，仅用陕甘宁边区的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解决胡宗南的军队。

毛泽东还将彭德怀“牵着走”的战术进行总结归纳，提出了“蘑菇战”的概念，并且指出，在西北战场上，“此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

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拥有强大的地下情报网，对国民党军的动向侦悉得非常清楚。反过来，国民党军却缺乏可靠的情报来源，尤其胡宗南部进入边区后，人地两生，更难搞到西北野战军的情报，其统帅部只能根据空中侦察来主观推断解放军的行踪。

1947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的飞机通过侦察发现，绥德、米脂以东的黄河各渡口集中了一批船只，而且解放军多路小部队正向绥德方向前进。国民党统帅部由此断定，解放军主力正向绥德附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遂命胡宗南北进绥德。

胡部主力开始出动的当天，彭德怀就迅速查明了其去向，决定围歼蟠龙留守之敌。

蟠龙是位于延安东北的一个小镇，乃胡部的前方补给基地，基地里储存着大量军事物资，每次胡部北上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回来后都要到蟠龙进行补给。彭德怀取蟠龙之心久矣，这次终于找到了机会。为了更好地调虎离山，他投胡宗南之所好，抽出小股部队，装成野战军主力向北撤退。这些小部队边打边撤，沿途还故意丢弃一些部队的臂章、符号、破旧鞋袜和衣物，以诱敌加快北进。

当胡军主力排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尾随着“西北野战军主力”向北疾进时，彭德怀已率部包围了蟠龙。

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第一次攻坚作战。蟠龙既是补给基地，胡宗南自然不敢忽视，他先前利用蟠龙周围高地，修筑了许多大小地堡，形成了交叉火力网。被他留下防守的敌人虽然仅有一个团多一点，但装备好，火力强，能够把地堡群的火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对西北野战军而言，如果说青化砭、羊马河是吃了两块肥肉，打蟠龙就是啃骨头。他们缺乏攻坚火炮，只能靠土木作业和爆破来摧毁地堡，部队打了一个晚上，连环绕地堡群的外壕都没能过去。

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攻击。在主力部队进行间隙休整时，他对战术进行了调整：直接冲锋无法接近，就用对壕作业逼近；敌人火力强，就将攻击部队编组，进行轮番佯攻，以消耗敌人火力。

战术调整很快就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彭德怀预计敌军主力将会回援，但最快也要三四天，因此他将攻击可用时间设定为四天。战斗是5月2日晚打响的，5月4日，野战军攻下蟠龙，守敌被全歼，实际耗时不到两天半。

解放军向蟠龙镇敌阵地发起攻击

胡部的情报搜集和机动能力也被高估了，其主力于5月9日才从绥德赶到蟠龙，换句话说，即便野战军超出四天的攻击时间，也不用怕敌军主力回援。

蟠龙一战，西北野战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其中有面粉一万余袋，子弹一百余万发，这大大缓解了各部物资匮乏、弹药奇缺的困难。

在中央撤离延安的一个半月内，彭德怀率部三战三捷，稳住了陕北战局。西北野战军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将士们对彭德怀的指挥水平已高度信赖，都说跟着彭总作战，是“老鹰抓小鸡，一次一个旅、两个旅，一个个地把敌人收拾干净”。

就连对手也不得不对彭德怀表示佩服，胡宗南的得力干将刘勘曾说：“彭德怀有实战经验，指挥相当谨慎，又非常灵活。”

大难不死

胡乔木有诗云：“顺水好行船，终向下游去。若要觅英雄，先到艰难处。”抗美援朝一战，原本毛泽东和中央想让粟裕或林彪挂帅，但粟裕身患重病，林彪说他身体不好，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于是彭德怀又再一次接过了重担。

当初彭德怀挂帅西北野战军，是敌人已经打到了陕甘宁边区，这次他从应召进京，到正式确定出兵方案，留给他的时间也仅有十天。

西北野战军大部分是原晋绥军区的部队，源出于贺龙的一二○师，彭德怀过去没有直接指挥过，就连野司班子都是在四五天内才匆匆组建起来。抗美援朝也一样，部队以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为主力，志司班子是从四野那里原样移过来的。

两次临危受命，彭德怀都等于是个白手起家的“空降司令”，他没有什么熟悉的老部下、老部队，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的一身本事和无所畏惧的拼劲。

1950年10月，彭德怀启程到达东北，与第13兵团班子见面。第13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对他说：“彭总，有您挂帅，我们就胜利在握了。”不料彭德怀瞪了他一眼：“你别奉承我，我是命中注定要和苦地方打交道。”

众人一听，都愣住了。彭德怀接着说：“我这个人是命苦啊，从参加革命那会就在苦地方。长征的苦不用说了，抗日战争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西北，这次又要去朝鲜，到的都是苦地方。这不是命苦吗？”

说完哈哈大笑。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也都禁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虽然是玩笑，但也说明彭德怀对朝鲜战场上的困难有着充分的估计。让他没想到的是，后来他和志愿军所遇到的困难乃至危险仍然超乎其想象。

当彭德怀前往朝鲜境内时，“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正大举北进，朝鲜人民军已呈崩溃之势。彭德怀乘一辆吉普车先行渡过鸭绿江，随后跟进的只有一辆电台车，可是电台不知在什么时候也让难民给冲散了。

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随身只有一个参谋、一个司机和两个警卫员，彭德怀带兵打仗几十年，还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被动的局面，把他急得在屋里团团乱转：“老夫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了！”

后来得知，当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绕到了他们后面，倘若被其发现，便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不过也正因为人少目标小，彭德怀才得以逃过了一劫。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通过电话进行指挥

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志愿军原计划以两个军、两个师首批过江，其余部队在江北待命。彭德怀在过江前特地巡视了鸭绿江大桥，他察觉到江桥一旦被炸，志愿军的过江速度将受限制，于是命令部队全部集结江南待命。

“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它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它的速度很快，我们也必须抢时间。”为了抢时间，彭德怀临时做出了改变。这一改变也使得志愿军从一开始就在兵力上处于优势，为而后的排兵布阵和作战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在恢复通信联络，初步掌握住过江部队后，就要给对手颜色看了。解放战争年代，解放军最成功的战法是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但这一战法在朝鲜战场上已不适用。志愿军所要对付的敌人尤其是“联合国军”，其武器装备之精良超过国民党军太多，除此之外，志愿军又是第一次出国作战，面临着情况不明、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等诸多困难，哪里容得你“大踏步”？

志愿军司令部原定的方略是在防御中消灭敌人。可是彭德怀到朝鲜一看也不行，因为敌人的进展比预计要快得多，就在部队渡江的那天晚上，敌人已占领平壤，并迅速越过了志愿军的预定防线。

怎么办？彭德怀决定抓住敌人“大踏步前进”乃至分散冒进的弱点，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敌。

按照总部命令，志愿军各部分别把矛头指向所选定的目标。一个回合下来，冲在前面的南朝鲜军成营成团地被歼灭，一度不可一世的敌人挨了当头一棒。

交锋

南朝鲜军频频落败和呼救的声音，迫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决定调整部署，用美军代替败下阵来的南朝鲜军。这种“以虎代狼”的策略并没有吓倒彭德怀，因为他敏锐地发现，敌人虽然调整了部署，但仍处于分散状态。

分散孤立的恶虎，并不比成群结队的野狼更难以对付。彭德怀下达命令，对美军各个击破，中美两军由此开始了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

1950年11月1日，志愿军各部奉令对当面之敌发起围攻，其中三十九军因认为云山之敌可能撤退，更是提前发动了总攻。后来由陆军改行空军，又被调回国内创建空军系的沈启贤，那时就在三十九军任参谋长。

云山是一个仅有千户人家的小城，周围群山连绵。沈启贤和军长吴信泉等人指挥战士们越过山沟、堑壕，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前冲去。在攻城的各个战斗单位中，有一个先锋连堪称胆大包天、心细如发，这个连从敌间隙直插云山，一举突入城内。驻于城内的敌人除南朝鲜军一个团外，主力为美军骑一师第八团（简称骑八团）。当志愿军先锋连到达公路大桥时，守桥的美军竟把该连当成了南朝鲜军，不仅给他们让路，还跟他们握手。

志愿军战士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山下的敌人发起冲锋

先锋连将计就计，他们大摇大摆地通过大桥，到了美军营指挥所。连长一声令下，打得美军措手不及，晕头转向，连美军营长也被手榴弹炸成了致命伤。

美军骑一师是一支彻头彻尾的机械化部队，而且号称建军以来从没有打过败仗，但如此神速的猛扑和果敢的拼杀，他们还是第一次碰到。一片混乱之中，骑八团的官兵就像患了“撤退症”一样，全都争先恐后地涌上公路往后逃跑。

尽管这支美军机械化部队撤退的速度极其迅速，可还是被志愿军截断了退路，整个骑八团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人得以突围。

包围圈内，塞满了被击毁的车辆。美军的重炮和重型坦克仍在向四周开火，然而步兵却在一片慌乱中四散奔跑，许多士兵藏在汽车底下，一动不动，完全被打蒙了！

战斗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志愿军战士爬上坦克对付美军坦克兵。离坦克不远的地方明明趴着五个美国兵，但他们居然一枪不放，也不跑，就那样干瞪着眼看坦克上进行搏斗。

等战士打完坦克回来解决他们时，五个美国兵才想到要逃，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在云山战役中，志愿军首开以劣势装备歼灭美军的纪录。除三十九军将骑八团歼灭大半外，其余部队还消灭了英军一个榴弹炮营、美军一个加强连以及在前线的大部分南朝鲜军。

序战获胜，彭德怀并没有乘胜追击。这一方面是由于志愿军的粮弹已所剩无几，需要稍作休整和补充，另一方面是他看到敌人虽然打了败仗，但主力尚未被击破，还占据着有利阵地，志愿军要想扩大战果颇为不易。

新的战机在哪里？需要认真观察，更需要缜密思考。根据情报，敌人将大部兵力都集中在第一线，这说明志愿军的实力尚未完全暴露，敌人很可能还要发起进攻。

彭德怀下令志愿军主力后撤三十里至五十里，让敌人放胆深入，以便使其战线拉得更长。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逐步减少节节抗击的时间，显示志愿军军力不支；在撤退的道路上丢弃一些缴获的破旧器材和枪支，诱使敌人以为志愿军已溃不成军。

麦克阿瑟是“二战”名将，在朝鲜战场的仁川登陆更把其声望推上了顶峰，这让他整个人变得飘飘然不可一世，即便序战落败，仍对志愿军不以为然。彭德怀的这些措施进一步扩大了他的错觉和盲目自信，他认为志愿军前一阶段只是“象征性进攻”，现在则因“兵力不足，装备低劣”，要“怯战败走”了。

1950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前返乡”的全线总攻，挥师二十万由东西两线同时直扑中朝边境。

长驱直入的“联合国军”根本不知道，在他们进军路线两侧的崇山峻岭间，隐蔽着无数经过严密伪装的志愿军。第二天黄昏，随着彭德怀一声号令，预伏部队同时向冒进之敌实施了出其不意的迂回包围和猛击。这就是抗美援朝中的第二次战役。

发现上了当，麦克阿瑟急忙下令全线撤退，然而此时“联合国军”南逃的“闸门”已被拉下。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一个远距离长途迂回，将数万美军、南朝鲜军及一部分土耳其部队全都包围了起来。

一击必中

11月30日，麦克阿瑟急令美英军各一部由南向北增援，同时集中几百架飞机和各种大炮，对志愿军进行狂轰滥炸。陷于包围圈的南逃之敌也以坦克为前导，用波涛式的集团冲锋方式寻求突围。

三十八军两面作战，既要防敌增援，又要阻敌突围。他们所扼守的龙源里、松骨峰成为关键所在，第二次战役中最为惊心动魄的血战主要就集中于这两个要点。

龙源里诞生了一个全军闻名的一级战斗英雄，他带着一个排粉碎了敌人成营兵力的三次进攻，堵死了敌人的退路。松骨峰的一个连几乎全部牺牲，战后该连阵地上的枪支都完全砸烂了，机枪零件扔得到处都是。

最终，被围之敌除一部侥幸逃脱外，其余被全部歼灭。彭德怀闻讯非常激动，他亲笔写下嘉奖三十八军的命令，并在命令结尾处添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第二次战役真正把“联合国军”给打疼了，仅美军就损失了两万多人。志愿军乘胜收复包括平壤在内的三八线以北广大地区，“联合国军”被迫退到三八线以南进行防御。朝鲜战局由此得到根本性扭转，其战果大大超出了中朝两国政府的预计。

志愿军出国前，毛泽东曾经设想在平壤至元山的公路以北构筑阵地坚守，半年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未承想，志愿军刚刚出国两个多月，部队就打到了三八线。他在政协会议上高兴地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能不能打，能不能守，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

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更出乎美国朝野的意料。美联社、合众社痛心疾首，称这是美军历史上“最丢脸的失败”“最黑暗的年月”。麦克阿瑟名誉扫地，被国会戴上了“最坏的笨蛋”“蠢猪式的司令官”等令他极为难堪的帽子。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根据志愿军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困难，本来想多休整一段时间，但毛泽东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考虑，要求提前作战，而且还要突破三八线。

彭德怀视察前沿阵地

接到中央的指示，本来已不抽烟的彭德怀又抽起烟来。他业余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唯一的爱好就是饭后下盘象棋，结果这个爱好也取消了。幕僚们知道他在考虑作战方案，都尽可能不去干扰他。

到第四天，彭德怀突然把饭碗一放，主动提出要“杀”一盘。大家都很高兴，纷纷围上来观战。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是个急性子，看彭德怀下棋时不慌不忙，便催他下快一点。

彭德怀笑道：“这叫稳进方针。”说完把棋盘一掀，谈起了对新的战役的统盘筹划，原来他考虑的就是“稳进方针”，即专打南朝鲜军，缩小目标，能吃就吃，适时收兵。

1950年12月31日，彭德怀发起第三次战役。此次战役也被称为新年攻势，之所以要选在元旦到来之际发动战役，就是因为知道西方国家对阳历年比较重视，有过新年元旦的惯例，此时攻击可以保证战役的突然性，打它一个冷不防。

敌军完全没有想到志愿军会在此时展开新的进攻。一夜之间，志愿军便得以强渡临津江，突破了这一麦克阿瑟要求必须固守的“三八防线”，“联合国军”狼狈而逃，溃不成军。

虽然彭德怀在这次战役中预先设定了专打南朝鲜军的策略，却也把美军给吓得不轻。根据一本南朝鲜战史的记载，当时美军士兵扔掉了重炮、机关枪等几乎所有嫌重的武器，连肯携带步枪的人都寥寥无几。士兵们争先恐后地爬上卡车南逃，车上挤得甚至都不能再容纳下一个小孩儿。

从第一次战役时就开始出现的“撤退症”已演变成为“后退狂”。朝战战史中这样写道：心惊胆战的美军士兵心里都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哇！

1951年1月5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同进占汉城，抗美援朝达到了胜利的巅峰。金日成发布命令，在平壤与汉城两地以二百四十门大炮鸣放二十四响，以示庆祝。

抗美援朝的三次战役，三战三捷，步步推进，标志着彭德怀在军事造诣上已完全进入了一个顶尖战将的成熟阶段。他在决策时头脑超常冷静，既不犹豫动摇，同时又能三思九虑，慎重决断，从而能够做到不动则已，一击必中。

在开国元帅名录上，毛泽东亲点彭德怀居于第二位，排名仅次于朱德。

强攻不如智取

列于元帅第三位的是林彪。不管林彪后来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截至大授衔时，论指挥能力和战绩，他确实是有资格进入元帅名单的。十元帅之中，也仅有他和朱德、彭德怀既是军委委员，又是政治局委员。

林彪曾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当时提出要写湘南起义的历史。湘南起义中的两次重要战斗均由林彪独立指挥，虽然相比于后来他所经历的那些战役，这两次战斗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都很有限，可它们对林彪个人的意义不容低估，也正是通过这两次战斗，林彪才先后得到了朱德、毛泽东的重视和认可。

湘南起义最终没有写成，但党校负责这方面的人都知道了，林彪要写湘南起义，其实是想写他自己。

湘南起义是朱德、陈毅在率部上井冈山之前发动的一次大起义，起义爆发后，起义军陆续占领了湘南的郴州、耒阳等地。此时统治湖南的是李宗仁的新桂系，他们不久便出兵“进剿”湘南。耒阳地处湘南红色区域的北大门，首当其冲遭到敌人的攻击。朱德、陈毅见敌人来势凶猛，为保存实力，便指挥部队撤出了耒阳城。

林彪那时在起义军当连长，他的连撤出后驻扎在了离耒阳城三十多里的敖山庙。敌人得知这一情况，派了一支五百人的加强营前去进行偷袭。

偷袭行动恰好被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获悉，他马上通过秘密渠道通知耒阳县委，耒阳县委又火速派人送信报告了部队。得到情报，林彪决定进行伏击。敖山庙的东北角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石桥，敌人要从大路进庙，必走此桥。过了桥以后，周围全是山地，起义军埋伏在山上，居高临下，完全可以保证关门打狗，有去无回。

为了让敌人乖乖进入伏击圈，林彪想了一个办法。耒阳县委先前给起义军筹了一批粮物，正堆放在庙里，他派人将其中的猪肉统统搬到庙门口堆着，以引诱敌人“入袋”。

夜半时分，敌人来偷袭了。他们过桥后没有发现起义军，却见庙前堆着许多刮得雪白的猪肉，便以为起义军已经逃走，而且逃走时连粮物都没顾得上携带。当下官兵们便一拥而上，嚷嚷着要在庙里煮肉吃。

就在敌人乱糟糟地抢运猪肉的时候，林彪鸣枪发令，伏兵齐出。敌人猝不及防，乱作一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除被击毙者外，敌兵大部分都不战而降。

敖山庙伏击战获胜，令起义军和耒阳农军士气大振，耒阳县委决定重新夺回耒阳。耒阳县委指挥的是农军，他们知道自身力量不足，于是派人到敖山庙，请林彪予以配合。在请示朱德、陈毅后，林彪遂同意出兵耒阳。林彪认为强攻不如智取，攻城前，他和耒阳县委的负责人商量，先派了一部分农军乔装成农民混入城中。第二天，部队和农军主力从正面向县城发起攻击，事先潜入城内的农军则用稻草、木柴燃起冲天大火，在敌人背后实施心理战。城内敌人一看是内外夹攻的阵势，不敢恋战，很快便弃城而去。

在这两次战斗中，林彪都展现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战争年代军官的提升特别快，朱德、陈毅立即将他由连长升为营长，当年林彪还只有二十岁。

1936年，毛泽东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干部合影。后排右三为毛泽东，前排右一为林彪1928年，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毛泽东在朱德、陈毅的陪同下前去视察部队。视察时，他看到一个像娃娃一样的军人正在给部队讲话：“毛委员曾说过，我们这支队伍，虽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队伍，但不管是这个军

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

毛泽东伫足而听，不由得对这个娃娃军人产生了兴趣。问过朱德、陈毅，他才知道此人就是指挥部队在敖山庙、耒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

林彪是黄埔四期生。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刚上井冈山那阵，军事指挥员大部分都是黄埔生，因为他们毕竟掌握着军事知识，比其他人更懂得打仗。可是这些黄埔生有的不听约束，很难管理，有的受不了艰苦，半途就跑了，还有的甚至想拉队伍投敌。即便留下来的黄埔军官，打仗时也多数只知道按过去的一套来办，不会灵活变通，弄得仗老是打不赢。

这种情况导致大家一度都对黄埔生有了些看法，认为靠不住。毛泽东本是一个文人，但因为指挥层缺乏人才，也只能亲自出马指挥部队，边打边摸索。

像林彪这样肯在起义军的基层干部，而且还能够动脑筋打灵活仗的黄埔生，当时委实不多。同时，林彪关于红色割据的一番道理，虽然只是引述，但也足见其已能够独立思考问题。毛泽东认为若能好好培养一下，是一个有前途的军事人才，此后便对林彪格外关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有两大军团长，分别是彭德怀和林彪。林彪的资历比彭德怀要浅得多，能够脱颖而出，固然是由于他能力出众，打仗让人服气，同时与毛泽东的培养和拔擢也是分不开的。

用兵之道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编入中央红军。红十五军团兵员较少，毛泽东亲自打电报到红一军团，让军团长林彪拨点兵给徐海东。林彪不肯拨！

毛泽东很生气，他开了一个干部会，在会上说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太严重，之后便把林彪调到红军大学当了校长。

毛泽东只是为了收收林彪的性子，并不是真的要闲置他，随着抗战爆发，便又任命他为一一五师师长，让他率部奔赴抗日前线。

林彪曾告诫部下，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一定要亲自勘察地形，通过勘察过程，再对地图进行核正。这确实是他的经验之谈，到达华北前线后，他就立即到平型关去看了地形。

平型关是内长城的一个关口，坐落于群山之间，乃日军必经之地。那一带山势不高，但是山连山，峰接峰，利于部队隐蔽。这使林彪判定：“日军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可以利用这里的险要地形打一仗。”

一回到师部，林彪就将在平型关侧翼山地打一个大仗的部署定了下来，并当即电告八路军总部。

1937年9月24日，林彪再次组织营以上干部到平型关进行现场勘察。当晚天降大雨，他向部队下达命令：“今夜十二点出发，天明前进入伏击阵地。”同时强调：“暴露与否，是胜败关键。”

天明鸡叫时，在师部值班的孙毅轻轻来到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所住的房间，推门一看，发现林彪的铺位空着，被子已经叠了起来。接着朝里一看，煤油灯还亮着，林彪正戴着健脑器坐在桌前看地图。

林彪在抗战初期就患有头痛症，一痛起来，头就直晃，这也是长年艰苦的军旅生涯所致。健脑器乃是一个铝做的帽子一样的东西，戴在头上可以帮助散热止痛。

孙毅走上前，小声说：“师长，你走得这么早？”林彪打了一个哈欠，看了地图一眼说：“要熟悉地图，了解地形地物，才能指挥好。”

这一点其实也是林彪曾论述过的用兵之道：要把战场的地形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去，做到一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作战图影，以便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

林彪将师指挥所设在平型关东南方向的一个小山顶上，站在山顶上，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沟底的公路。

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左一为林彪

9月25日，上午7点，伏击阵地右前方出现了一个慢慢向前移动的小红点，小红点后黑压压的，能听到轰隆隆的马达声。随着小红点越来越近，即便用肉眼也能看清楚敌人的样子了，只见队伍里有许多汽车和辎马大车，上面满载着军用物资。后来证实这是日军板垣师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

伏击部队的报告同时汇集到师指挥所。在确认日军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林彪喊道：“发信号弹！”

“砰、砰、砰”，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平型关枪炮声大作，手榴弹像雨点一般地飞进沟道。日军人挤人、车撞车，指挥系统一下子就被打乱了。

林彪下令将日军切成几段，分段“吃”，部队依令实施冲锋，向日军发起了白刃肉搏战。经过武士道训练的日本兵非常凶悍能战，在失去指挥，且被分隔开来的情况下，仍然利用汽车和沟坎作掩护进行顽抗。八路军前仆后继，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上午8点，聂荣臻亲自到前沿督阵，林彪继续留在附近山沟里隐蔽指挥。在隐蔽部里，只剩下林彪和孙毅两个人，林彪守着电话，随时询问部队情况。孙毅面对面坐着，为了缓解紧张情绪，不时还和林彪聊点别的闲话。

中午时分，伏击圈内的日军被全部歼灭，其增援部队遭到林彪事先派出去的独立团和骑兵团的阻击，不但未能援救被围日军，就连自身也遭到不小伤亡。

战后孙毅下到沟底了解情况，看到日军人仰马翻，尸体狼藉。十里长沟，到处都是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写有“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及各种罐头食品。

此为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仗。当天晚上，林彪很是兴奋，激动得连觉都睡不好，一直和聂荣臻、孙毅聊着天，到天亮前才迷糊了一会儿。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结果一个也没有抓到。”

最为困难的时期

作为军事统帅，毛泽东具有超越常人的战略眼光。抗战一胜利，他就做出论断：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讨论派谁去东北进行指挥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林彪。不单是东北，那一阵，几个军区都点了林彪的名。他先是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走到半路，中央让他改去热河，担任热辽军区司令员，而且“越快越好”。可是尚未到热河就任，第三份电报又来了：去东北！

此时打进东北的苏军尚未退出，而在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所签条约中，又不允许八路军在东北活动，所以中央从各地调到东北的部队只能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进行活动，林彪被任命为自治军总司令。

中央和东北局当时的想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也就是不让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可是实际难以做到，因为国民党军虽在关内，有的还远在大西南，但美国人可以帮着用飞机军舰进行运输，借助于交通工具，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很快就到达了山海关前。

自治军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走路，经过长途行军，已经非常疲惫。到了东北一看，既没吃的也没穿的，士气顿时大受影响。有些主力部队原以为在东北可以领到好枪好炮，出发时便将枪弹尽量留在了老根据地，结果来到东北才发现，仓库里的新枪并不多，而且早就被新发展的部队拿走了，他们因此一下子就陷入了缺枪少弹的窘境。

这种情况下，自治军根本打不了大仗。1945年11月16日，国民党军攻占山海关。之后林彪虽指挥部队节节抵抗，但仍无法阻止敌人的前进。当他在前线就近指挥时，连给他开敞篷车的司机都逃跑了，林彪没办法，只好裹上一件以前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黄呢子大衣，骑马而行。

眼看形势危急，林彪两次建议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从沈阳转移，部队也绝大部分离开城市，到中小城市和农村建立根据地。可是中央依旧希望控制中长铁路及大城市，东北局迟迟不同意撤军，说要以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与敌人在沈阳城内展开巷战，为此还给每个干部都配发了手枪、步枪和手榴弹。

最后林彪火了，说：“谁想占沈阳谁占，我可要把部队撤走了。”就在他离开沈阳的当天，苏军便将中长路沿线及城市全部移交给了国民党政府。

1945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锦州，12月底再入锦州。根据林彪的再三建议，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指示把大城市让给国民党，部队丢掉汽车，脱掉皮鞋，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

尽管在事实面前，中央已经认识到建立根据地和作长期打算的必要性，但仍希望尽可能多保住一些城市，以迫使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只是部队打大仗的条件实在不成熟，林彪率部保卫抚顺、本溪、安东（今丹东）、辽阳，结果是保一个丢一个。

到这个时候，中共如果还想和国民党平分东北，唯有将国民党军阻止在四平、本溪，这就有了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在修筑工事

对于四平要不要守，守到什么程度，林彪和毛泽东是有分歧的，林彪并不觉得有死守四平的必要，但为服从大局，仍将部队主力（已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部署到四平进行防守。

四平保卫战打响后，在短短几天之内，毛泽东连续给林彪和前线发来十几份指示电，要求务必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以争取战局好转。

部队在四平守了一个月，坚持不住了。林彪认为再不撤退就可能被敌人包饺子，于是断然下令撤兵，同时去电中央报告战场情况。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复电，同意如果实在守不住四平，可以主动撤退，但当林彪收到这封电报时，四平其实早已成了空城一座。

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后，长春一线无险可守，林彪又决定撤出长春。这是东北战局最为困难的时期，当林彪率部从长春撤退时，他身边的作战科长带着实力统计表投了敌，部队所处的困境也因此被敌人所掌握。

国民党军乘机兜后猛追，东北民主联军被追得混乱不堪，已经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战场上的情况是，部队一个劲儿地撤，敌人在屁股后面一个劲儿地追，像拖了根尾巴一样，甩都甩不脱。有的部队在几乎丧失战斗力的同时，连跑都跑不过敌人，很快就落到了敌人后面。

好在国民党军打惯了正规战，不知道要不顾一切地一口气追下去，而是追上一阵，架起炮轰一轰，然后再追。东北民主联军依靠小部队抵挡，这才得以退到了哈尔滨。

毛泽东本来要求坚守长春，相关指示电发出后，东北局复电，说部队前一天晚上就从长春退出，现在都已经到哈尔滨了。

等、忍、狠

东北民主联军即便退到了哈尔滨也相当危险，以部队当时的涣散状态，如果敌人再向关外增加两个军，哈尔滨是守不住的。林彪和东北局都被迫做好了继续放弃哈尔滨的准备，林彪计划向敌侧后与后方运动，一度甚至有到辽南打游击的想法。

幸亏这时山东战场大打起来，国民党军向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发起大举进攻，蒋介石无力再向关外抽调部队。关外国民党军在占领长春后，也顾虑战线太长，暂时停止了追击。

林彪的健康状况本来就不太好，连续的兵败、撤退和始终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就把他的身体给摧垮了。他人还没到哈尔滨就病了，其间高烧不退，茶饭不思，觉也睡得很少。

林彪有一个小公文皮箱，打起仗来的时候就由秘书负责拎着。皮箱没上锁，秘书曾看过里面装的东西，发现全是毛泽东著作的单本小册子，有《矛盾论》《实践论》《战争与战略问题》《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等。

在每本小册子上，林彪都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杠杠、圈圈，有些地方画了两三重，书里还有一些旁批、眉批，显然不是一次两次画出和写成的。那个时候，林彪很注意学习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思想。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熬过一段日子后，林彪终于通过思考和判断，找到了走出困境的线索。他发现，虽然部队在东北相继丢掉了很多城市，但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敌人占了城市就要守，这么多城市守起来，兵力必然分散，到时就可以予以各个击破。

林彪随后提出了“等、忍、狠”的军事原则，即：军事行动要等待一下，这叫“等”；对于敌人暂时的进攻要忍耐对付，让敌人多占去一些地方，以分散其力量，这叫“忍”；之所以要“等”和“忍”，都是为了在适当时候可以再“狠”起来。

自此，林彪和罗荣桓等人开始沉下心来韬光养晦。国民党军当然不可能听之任之，特别是进入1946年9月，蒋介石得以从华北腾出手来，进一步向关外增兵，东北局势再趋紧张。

国民党军的作战方案是先南后北，也就是以松花江为界，先巩固南满，再向北推进，逐步控制整个东北。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的部队不多，敌人一进攻就很被动，最后根据地打得只剩下了包括临江在内的四个小县。蒋介石还扬言要把他们赶到鸭绿江喝水、长白山吃雪。

处在如此严峻形势之下，南满根据地的多数干部主张撤到北满，部队发了斧子、锯，做了爬犁，辣椒和酒也准备好了，就准备一声令下撤出南满。

林彪此时已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他认为南满一撤，将正中敌人的下怀，为此决定派主动请缨的陈云和萧劲光前去主持南满，在长春、吉林以北寻机歼敌。

陈、萧到南满后，在临江连续发起四次保卫战。1947年1月6日，林彪乘敌主力围攻南满之际，突然集中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越过松花江向长春、吉林一带出击。

林彪在作战上算得很细，而且专心致志，其间对别的事很少过问，甚至身边的警卫员不小心擦枪走火都不为所动。他的用兵水准也令人叹服，在他的指挥下，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一共三下江南，仗打得一次比一次大，战果一次比一次更丰硕：一下江南歼敌一个营，到三下江南时，歼敌数目已达到了一个师。

这就是有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后国民党军再无能力在东北组织大规模攻势。自四平保卫战以来，东北民主联军所处的被动局面得到根本性扭转。

距林彪提出“等、忍、狠”仅仅相隔半年时间，局势就进入了他预想的轨道。东北国民党军绝大部分都被大中城市给绊住了脚，与此同时，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不但人数已与其接近，而且全都是机动部队，可以大踏步进退。

林彪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居中者为林彪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一个月后，林彪召开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在会上郑重宣布：现在是“狠”的时候了，东北已经可以集中兵力大打！

当年，林彪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攻克城市十余座，在歼灭大量敌军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的数量增至七十三万人。

转眼冬季到来，国民党军以为可以歇一歇，让他们“冬眠”了，不料林彪又接着发起冬季攻势，面对这种几乎一口气都不歇的连续组合拳，国民党军已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九十天内，四平、吉林等城市相继得到解放。毛泽东给此次冬季攻势的评价是：迭克名城，威震全国。

扁担断了

在决定“等、忍、狠”的第一年，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初步整编。第二年，完成剿匪和土改，东北农村成为部队稳固的后方和根据地。

1948年元旦，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时部队已发展到一百多万，其中野战军有七十多万人。东北的国民党军虽仍有五十多万，但都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东北战场的主动权被东北野战军所牢牢掌握。

在长春、沈阳、锦州之中，林彪首先选定的目标是长春，毛泽东的意见则是先打南面的锦州，关上东北的大门再说。经过商议，毛泽东最终还是同意了林彪的设想。

林彪起初以为长春好打，孰料打了一个多月都没能打下来，解放军主力也因此被拴在了长春。看到一举全歼长春守敌已无把握，由林彪主持的东北局致电中央，重新提出调主力南下作战。这一提议最早就是毛泽东的主张，他立即回电表示同意。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正式发起辽沈战役，除留九个独立师继续对长春进行监视外，其余部队全部南下锦州。

对于此次南下，林彪非常谨慎。他接受参谋长刘亚楼的建议，将留在长春的独立师抽出几个，白天开进，晚上坐火车回原地再开进，用这种大规模佯动的战术，使敌人误以为解放军仍要打长春。

东北野战军近百万兵力调到辽西走廊，声势惊天动地，这一点再怎么瞒也不可能完全瞒得过敌人的耳目。东北野战军掌握着敌人的一部电台，林彪通过这部电台，给对手传递了一个错误信息，那就是东北野战军主力虽到辽西，但只是奉调入关，准备打的不是锦州，而是赤峰和承德。

国民党军的情报和指挥系统可谓是一塌糊涂。锦州守敌对解放军打锦州的意图一无所知，在锦州战前，负责节制锦州的敌军主将、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甚至还把夫人接到了锦州。直到城池被围得水泄不通，他才如梦初醒，频频向南京告急。

发现解放军要打锦州，蒋介石急忙抽调兵力，组成东进、西进两大兵团，用以解锦州之围。对于敌人西进兵团，林彪并不担心，认为阻援部队有能力将其牵制住，他最担心的是东进兵团。

东进兵团自锦西和葫芦岛而来。锦西、葫芦岛与锦州相距不过五六十里，又没有险要的地形，如果堵不住敌人，攻锦部队将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三面的敌人夹击，后果不堪设想。

锦州敌人虽多，但都是杂牌部队，缺乏坚强骨干，同时城市房屋及工事既不如长春坚固，周围地形也对攻城有利。林彪估计拿下锦州不难，难的是阻援。

塔山是阻援线上的第一道屏障。此处位于锦州和锦西之间的公路边上，东临渤海，西靠虹螺山，敌人只能从正面进攻，无任何机巧可取。当然，对防守者而言，它也同样存在着天然劣势：无险可守，阵地完全处于敌人陆炮、舰炮射程范围之内。

林彪对防守塔山的四纵司令员吴克华说：“拿不下锦州，军委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四纵在塔山恶战六天六夜，蒋介石派亲信督战，军官敢死队波浪似的往上猛冲，但始终都打不开通向锦州的大门。

1948年10月14日，林彪下令对锦州发起总攻，仅仅三十多个小时后，锦州即被攻克。林彪问被俘的范汉杰，对锦州之战有什么看法。范汉杰回答：打锦州这一步棋，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锦州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扁担断了！

解放军攻克锦州

还在解放军攻击锦州时，长春守敌已惶惶不可终日，10月19日，他们终于被迫放下武器，东北野战军再下一城。

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部队为廖耀湘兵团。该兵团原属于由沈阳出发，援救锦州的西进兵团主力，在救锦州无望的情况下，他们本来也有机会逃回关内，但国民党高层指挥系统内部扯皮，耽误了最佳的撤退时机。林彪见状便决定把网撒得更大一些，通过连续作战的方式，将西撤中的廖兵团予以全歼。

林彪打仗总是能够走一步看几步。打下长春的第二天，他就给十纵司令员梁兴初发去电报，要求进至黑山、大虎山一线，顽强死守，不准敌人前进一步。

黑山、大虎山处于辽西走廊北端，乃廖兵团西撤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其中的黑山，更为进出营口、沈阳的唯一通道，廖耀湘无论进退，都势必要予以占领。

不出所料，十纵赶到黑山不久，廖兵团就来了。

如坐针毡

廖兵团系中央军嫡系部队，其中的新一军、新六军在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分占两席，其战斗力之强不言而喻。兵团所属的五个军大部分都是美式装备，配备着强力火炮。

解放军在黑山的阻击部队除十纵外，只有一个师和一个骑兵团。虽然十纵也掌握着一个刚刚成立的炮兵团，但炮弹很少，作战的主要武器还是步枪和手榴弹。

阻击战讲究的是工事足够多和足够坚固。黑山、大虎山地处山陵和沼泽间，解放军又是匆匆赶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工事能修成多少，能有多坚固，都是不言自明的事。

在决定由十纵在黑山阻击时，有人担心十纵可能被打烂，无法完成阻击任务，林彪说：“十纵顶得住！”他要求阻击部队必须坚守三天，并说三天后就可以将敌人团团围住。

在给十纵下达指示的同时，林彪命令原在廖兵团侧后的六纵堵住敌人东逃沈阳的退路。1948年10月24日，他致电六纵司令员黄永胜：“你纵必须以强行军的速度，坚决阻截。”

对于围歼廖兵团，林彪所制定的战术是“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住中间”。此时锦州战事已经结束，参加攻打锦州的主力部队正兵分三路，秘密东进，这叫“夹住中间”；十纵关上黑山和大虎山这两扇铁门，是“拦住先头”；六纵堵退路，乃“拖住后尾”。

林彪相信十纵能顶得住，在他看来，只要六纵不辱使命，廖耀湘将插翅难逃。可要命的是，给六纵的电令发出去后，却迟迟收不到回音。

辽沈战役，解放军战士在吃干粮

这边联系不上六纵，那边十纵已经和敌人大打出手。黑山阻击战一开始就激烈异常，101防守高地易手达二十多次，山头被炮弹削掉足足两米，阵地上血流成河，一座黑山被鲜血染成了“红山”。

虽然牺牲惨重，但参加阻击战的干部战士普遍有着一种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的信念，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信念也是对指挥员能力的一种高度信赖：“林总（对林彪的称呼）说三天，敌人准活不了四天。我们一个纵队吃不了他（指廖耀湘兵团），但我们可以咬住他不放。”

10月25日，是阻击战打得最激烈的一天。林彪第二次给十纵司令员梁兴初发电报，表彰十纵英勇顽强，并要求十纵再坚持一天。

剩下来的日子，林彪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他给六纵的电令已下达了一天一夜，那里始终没有一点消息，两天过去后，依然如故。

野司总部不但不知道六纵是否堵住了廖兵团，就连六纵已经进至何处都弄不清楚。林彪一向不露声色，这时也沉不住气了，他一会儿到司令部，一会儿到秘书办公室，不断催问有没有六纵的电报。当得知还是什么都没有时，他终于很罕见地发了火：“要是让廖耀湘跑了，就严肃处理黄永胜！”

这天晚上，林彪估计廖耀湘是跑了。他很生气，可又无可奈何，于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去了，但实际上根本睡不着。

临近午夜时，机要处截获并破译出一份绝密电报，电报是沈阳敌总部发给廖兵团的，上面规定了晚上各军各师的宿营地。正在办公室值班的秘书谭云鹤将电报内容与地图进行对照，证实廖兵团还没有跑，连忙跑去向林彪进行报告。

林彪仍然有些半信半疑，不过在谭云鹤的再三提醒下，他还是口授了几份发给前线的电报，敦促各纵队继续加紧围攻。

10月26日，黄永胜终于发来电报，报告六纵先敌到达规定的阻击地点，正构筑工事与敌激战。接着，与六纵任务相似的五纵也来了电报，确定已堵住敌人东逃的先头部队。

直到此时，林彪才松了口气，连声称赞六纵干得好，并且开始和参谋长刘亚楼有说有笑。

当天早晨，六纵的一个营在运动中插入胡家窝棚，谁也没想到，那竟然是廖耀湘兵团的指挥中心。三营一顿猛打，把廖兵团所属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军部都给打掉了。

廖耀湘在无奈之下，被迫启用明码呼叫，让部队全部到二道岗子集中。谁知忙中出错，反而暴露了兵团的行踪，林彪立即致电各部，明确要求以二道岗子为中心压缩包围圈。

10月27日，林彪基本没有下命令，各纵队都是各自为战，但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十万敌军早已是溃不成军，官兵成批成批地放下武器，以至于白布、手巾都被当成了投降的白旗。

第二天早晨，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廖耀湘本人也做了俘虏。有人认为，如果这一战放走廖兵团，解放全东北的时间将至少被推迟半年甚至一两年。

消灭廖耀湘兵团，意味着辽沈战役的结局已无多大悬念。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之首战，整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多万，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精锐部队，可谓是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自此以后，东北地区凭借雄厚的工农业基础成为解放战争的强大后方，而东北野战军则一跃成为解放军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

瓮中之鳖

辽沈战役结束时，华北有四十多个师，五十余万军队，这些部队全部归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指挥。

傅作义当时顾虑最大的就是东北野战军入关。不过按照战争的一般规律，两场大会战之间至少需要相隔三个月，而且正值隆冬严寒，军队不宜远征，他据此判断东北野战军主力少则三个月、多至半年才可能再度大举兴兵。到了那个时候，天暖冰融，他的部队又占据着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优势，就算是仍要进行一场华北大会战，料想结局也未必会太坏。

辽沈战役结束没几天，淮海战役打响，这使傅部失去了南北两面的依托。尽管如此，由于认为东北野战军暂时不会入关，所以傅作义仍想坐观时局。为此，他将兵力收缩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一线，摆出了一字长蛇阵，其间一面和共产党进行谈判，一面和蒋介石信使往还。

很明显，傅作义是脚踩两只船，在根据形势变化决定未来去向：平津能守就守，不能守就西逃绥远，再不得已，就向南逃跑。

毛泽东考虑，如果让傅部五十万人马南逃或西窜，将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他给东北野战军总部发来电令，要求部队立即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合，共同实施平津战役。

东北野战军面临着连续作战、未及休整等各种困难，但这些具体困难并没有让他们裹足不前。1948年11月22日，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二十天后，林彪即率部越过长城，向关内大举进兵。

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

野司的车队每到一地，只要一住下来，林彪就要看地图。知道他有这样的需要和习惯，秘书下车后脸都不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合适的地方把地图挂起来，并在上面标明敌我两军的位置。

在林彪的指挥下，八十万东北野战军兵分三路，经过短短十余天的行军作战，便得以跨越长城。入关后，迅速席卷北宁、平绥两铁路干线和平、津、张、塘几百公里战线，将华北五十万敌军分割包围，截成了数段。

东北野战军的兵力之多、出击之快、行动之秘密、战力之强大都完全出乎傅作义的意料之外。短时间内，他的军队就成了瓮中之鳖，蜷缩于北平、天津、塘沽等几个孤立据点内，陷入欲战不得、欲守不能、欲逃无路的被动境地。

敌人在北平有二十多万人，在天津有十三万人，塘沽的守敌最少，只有五万多人。按照中央的战略布局，原本是要先解放塘沽，以便控制海口，截断敌人的海上退路，同时杀鸡给猴看，做出个样子，迫使平津敌军放下武器。

后来野司经过侦察，发现塘沽四周地形开阔，河流、盐田很多，而且冬天不结冰，既不便于构筑工事，也不便于展开兵力。塘沽背面靠海，敌军指挥部不在城内，而在军舰上，就是说即便攻下城池，也难以将守敌一网打尽。

考虑到和傅作义的谈判久拖不决，平津守敌都不肯轻易投降，若解放军首先攻击塘沽，必将拖长解放平津乃至全华北的时间。在林彪等人的建议下，中央军委决定改变原来的意图，先攻取更有把握的天津。

中央命令下达到野司时，已经是1949年1月初。由于攻克天津后还要紧跟着解放北平，一旦天津战事耗时过长，将不利于北平方面的作战，所以满打满算，野战军在天津的准备时间只能被限定在十天以内。

天津的防御工事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开始修建的，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到任后进行了增修。他看到天津周围是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便利用这一地形特点，环绕全城挖了一道宽十米、深四五米的护城河，护城河内被放进运河河水和海河潮水，使得水深经常可以保持在三米左右。这给城外大兵团多兵种的作战行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在准备阶段，林彪和负责前敌指挥的参谋长刘亚楼重点就是解决水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部队除切断护城河水源外，还设计制造了多个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渡河器材。

比如有一种苇子桥，不但轻便结实浮力大，而且不怕枪弹，在敌人火力攻击下亦能来去自如。更令人叫绝的是，苇子桥系用芦苇编成，而天津周边正好多的是芦苇，可以就地取材，当地老百姓一个晚上就送来了五百多捆芦苇。

这种苇子桥遂成为解放军克服护城河障碍的主要器材。其他诸如对梯式的活页桥、翻梯、船桥、云梯等工具，也都是根据当时当地具体的敌工事情况而制造，显示出东北野战军在攻坚战方面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都已日趋成熟完备。

量身定制

在天津战役的准备过程中，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向天津守敌发出了放下武器的劝告。陈长捷也曾两次派代表出城谈判，但是他其实并不打算投降，谈判只是为了迟滞解放军的行动和查探虚实。

待攻城准备就绪后，经中央同意，林彪给陈长捷写了一封信，再次劝其起义或放下武器。陈长捷的回信是用毛笔写的，一共两张纸，他在信中明确拒绝起义和放下武器，而且有两句话还写得特别傲娇和气人，说：“堂堂国民党人，岂能投降乎！”

傅作义、陈长捷都出身于晋军。历史上晋军以善守著称，民国年间，傅作义率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死守涿州达三个月，进攻涿州的东北军没奈他何，遂得以成名。陈长捷亦得城市防守战之要诀，他实行“大天津堡垒化”，沿护城河岸修筑了近百个大型碉堡，每隔二十米还设一小型碉堡，碉堡间紧密相连，相互策应，利守难攻。

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天津城内城外已有碉堡一千多个，纵深的地堡群直达核心工事区。据闻，陈长捷曾多次对部下说：“像这样的设防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将军当年仅仅一个师守涿州不知要优越多少倍。”

陈长捷以为，既然傅作义不足万人都能守那么长时间，他拥十三万之众，又建立了这么严密的防御体系，还能守不住天津吗？

可是陈长捷在有意无意中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守涿州与守天津其实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虽然林彪的东北野战军也是从关外而来，但其战斗力之强，真不知道把当年张作霖的东北军给甩到什么地方去了。更重要的是，天津的敌情资料早就已经被天津地下党所掌握，这使得东北野战军对每一座敌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能做到了如指掌，在制订作战计划、部署兵力时也就显得游刃有余。

在收到陈长捷回信的第二天，林彪便下令对天津发起总攻。天津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城市，守敌较强的部队主要在北部和中部，弱的在南部，林彪和刘亚楼根据这一特点，“量身定制”了相应的攻击战术。

平津战役，解放军攻入天津市区

首先是集中四个军对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主攻，另以部分兵力由南向北助攻和佯攻。为了迷惑敌人，总攻前，野司使用重炮对天津北部进行试射，又派直属警卫团从北面进行火力侦察。此外林、刘还利用解放军谈判人员的行动，有意给对方制造攻城指挥部在北面的错觉。

陈长捷上了当，他错误地判定解放军主攻方向在北面。就在总攻前夜，他将原来部署于市中心的主力部队调至城北，解放军在主攻方向上的阻力和困难大为减少。

其次是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在解放军跨过护城河，突破第一道防线后，市内敌人一度依靠坚固工事和碉堡进行了顽强抵抗。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主力选择穿墙越顶，绕行前进，只留下小部队看管。后续部队看到先头部队受阻，同样也不纠缠，而是另行打开道路直插猛进。

在东北战场上，东北野战军曾普遍使用这种分割穿插的战术，到了天津战役，它的威力再次显示出来，陈长捷在天津的整个防御部署被搅了个稀烂。

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战斗，天津获得解放。国民党守将大多束手就擒，陈长捷也被活捉。这时的陈长捷半低着头，脸色灰黯，已全无“堂堂国民党人”的神气了。

原驻塘沽的五万敌军一看形势不妙，急忙从海上撤逃。北平完全成了一座孤城，抵抗不成，逃跑无望。

1949年1月16日，林彪所在的平津战役指挥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声明他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放下武器，二是和平改编，否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

傅作义看到实在拖不下去了，这才被迫接受和平改编。1月30日，北京城内的敌军全部开到城外，听候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同一时期，淮海战役结束。平津的解放以及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华北问题得以迅速解决，东北野战军、华北兵团腾出手来，集中主力向南进军，从而加快了整个国民党军政集团的瓦解和崩溃速度。

中央原来有这样一个基本估计，即从1947年7月起，有望在五年内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按此计算，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将全国胜利的时间提前了三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