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痕迹

• 给萨特以历史地位

• 雨果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幕词

• “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评选揭晓发布会上的致辞

• 在《柳鸣九文集》（15卷）北京首发式暨座谈会上的答辞

给萨特以历史地位
——《萨特研究》编选者序（片断）

让-保尔·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不论是什么国度，不论是什么党派，不论是政治界、哲学思想界、文学艺术界，人们都不能不关注这一悲讯，都不能不感到若有所失。当这个人不再进行思想的时候，当他不再发出他那经常是不同凡响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也许更深切地感到了他的丢失了的分量。他在西方思想界所空下来的位置，显然不是短时间里就有人能填补的。不同观点的人，对他肯定会有这种或那种评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将来，当人们回顾人类二十世纪思想发展道路的时候，将不得不承认，萨特毕竟是这条道路上的一块显著的里程碑。现在，当我们来估量萨特的历史地位时，已经就很难想象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思想史，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萨特曾被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但对此，资产阶级批评家曾进行了奚落：他的错误太多了，成不了良心。类似的批评也曾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他在政治上太“反复无常”了，不可取。萨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确有其局限性，他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有过不止一次“失误”，但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极为复杂、变化多端的政治环境中，试问能保持一贯正确、绝对正确的究竟有多少？只不过萨特比较表里如一、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不掩盖自己的矛盾、不文过饰非而已，“万能的上帝啊，请您把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同样真诚地暴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那个人好’”！

萨特生前不为资产阶级所喜欢，他们认为他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骂娘的人”。但他作为思想家，在社会主义中国也受过不公正的对待，批评者认为，他发出了“反动资产阶级临死前的悲鸣”，他“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作辩护”，他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调和起来，更是包含着“极大的祸心”。这，对于主观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抱善意、有热诚，对马克思主义也严肃认真的萨特来说，也许是最大的不幸。这个精神上叛逆了资产阶级因而被它视为异己分子的哲人，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自己的支撑点？

萨特应该得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接待，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

萨特的逝世，给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理论界提出了一个艰巨的研究课题。我们相信，通过对萨特的研究，人们将不难发现：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正如“托尔斯泰属于俄国革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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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写于1980年4月萨特逝世之后不久，当时作为悼念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兹按原文抄录。

《萨特研究》一书出版于1981年

4月，有长篇编选者序，《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用作该序的第一小节。

一文一书，令人瞩目，一时成为热门读物。不久，恰逢“清污”，又沦为重点批判对象。雨过天晴，后又给作者带来“萨特研究第一人”的谬赞。

在首都文化界纪念雨果诞生200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

尊敬的来宾们：

1881年，法国人开了为作家提前做寿的先例，这年的2月，巴黎公众以纪念雨果华诞80周年为名，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政府首脑、内阁总理前往雨果寓所表示敬意，全市的中小学生取消了任何处罚，60多万人从雨果寓所前游行通过，敬献的鲜花在马路上堆成了一座小山……

这庆典再一次表明，在一个人文精神高扬的国度里，拥有声望的作家，其地位可以高到什么程度。

2002年2月26日是雨果诞辰200周年，我们眼前的纪念大会提前了一些时日，在不少人有感人文精神失落的今天，这种超前的行动不能不说是表现了中国文化界与人文学者对雨果的特别关注与格外尊崇。

雨果是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真正的伟人，文学上雄踞时空的王者。在世界诗歌中，他构成了五彩缤纷的奇观。他上升到了法兰西民族诗人的辉煌高度，他长达几十年的整个诗歌创作道路，都紧密地结合着法兰西民族19世纪发展的历史过程，他的诗律为这个民族的每一个脚步打下了永恒的节拍。他也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人类一切最正常、最自然、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在他的诗里无不得到了酣畅而动人的抒发。他还是文学中罕见的气势宏大的史诗诗人，他以无比广阔的胸怀，拥抱人类的整体存在，以高远的历史视野瞭望与审视人类全部历史过程，献出了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类史诗鸿篇巨制。他是诗艺之王，其语言的丰富，色彩的灿烂，韵律的多变，格律的严整，至今仍无人出其右。

在小说中，他是唯一能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都处理得有声有色、震撼人心的作家。他小说中丰富的想象，浓烈的色彩，宏大的画面，雄浑的气势，显示出了某种空前的独创性与首屈一指的浪漫才华。他无疑是世界上怀着最澎湃的激情、最炽热的理想、最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去写小说的小说家，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灿烂的光辉与巨大的感染力，而在显示了这种雄伟绚烂的浪漫风格的同时，他又最注意、也最善于把它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类现实的课题紧密结合起来，使他的小说永远具有现实社会的意义。尽管在小说领域里，取得最高地位的伟大小说家往往都不是属于雨果这种类型的，但雨果却靠他雄健无比的才力也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顶峰，足以与世界上专攻小说创作而取得最高成就的最伟大小说家媲美。

在戏剧上，雨果是一个缺了他欧洲戏剧史就没法写的重要人物。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时代，是他完成了从古典主义戏剧到浪漫主义戏剧的发展。他亲自策划、组织、统帅了使这一历史性变革得以完成的战斗，他提出了理论纲领，树起了宣战的大旗，创作了一大批浪漫剧，显示了新戏剧流派的丰厚实绩，征服了观众，几乎独占法兰西舞台长达十几年之久。

如果仅把雨果放在文学范围里，即使是在广大无垠的文学空间里，如果只把他评判为文学事业的伟人，评判为精通各种文学技艺的超级大师，那还是很不够的，那势必会大大贬低他。雨果走出了文学。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社会斗士，像他这种作家兼斗士的伟人，在世界文学史上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他是法国文学中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唯一的人，紧随着法兰西民族在19世纪的前进步伐。他是四五十年代民主共和左派的领袖人物，在法兰西国家政治生活中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长期反拿破仑第三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更成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其个人勇气与人格力量已经永垂史册。这种高度是世界上一些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最高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斗士，雨果上升到的最高点，是他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成为穷人、弱者、妇女、儿童、受苦受难者的维护者，他对人类献出了崇高的赤诚的博爱之心。他这种博爱，用法国一个著名作家的话来说：“像从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教的慈悲”。

从他生前到二十世纪，雨果经历了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但这样一个文学存在的内容实在太丰富坚实了，分量实在太庞大厚重了。任何曾强劲一时的思潮与流派均未能动摇雨果屹然不动的地位，一个多世纪漫长的时光也未能削弱雨果的辉煌，磨损雨果的光泽，雨果至今仍是历史长河中一块有千千万万人不断造访的胜地。

从林琴南以来，中国人结识雨果已经有了一百多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以及《九三年》等等经典名著，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中国人是从祥子、春桃、月牙儿、三毛等等这些可怜同胞的经历，来理解与同情《悲惨世界》的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等这些人物的，因而对雨果也备感亲切。当然，百年来中国的历史状况：民族灾难、战祸、贫困都大大妨碍了中国人对雨果的译介、出版、研究、感应的规模与深度；雨果那种应该被视为人类精神瑰宝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曾在“横扫”“清污”之中遇到过麻烦。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时至今日，在中国，对雨果进行系统的、文化积累式的译介已经蔚然成风，大厅里所展示的图片，就说明了近些年中国文化学术界、出版界在这个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我们今天这个一改过去简单形式的纪念活动，也凝聚了中国学术文化界对雨果不可抑止的热情，反映了当代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世界大国，熟悉世界文化并持有成熟见解的文明化程度。

人文文化的领域，从来都不是一个取代的领域（莎士比亚并不取代但丁），而是一个积累的领域。文学纪念总蕴含着人文价值的再现与再用。我们对雨果的纪念不仅仅是缅怀，也是一种向往与召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需要卞福汝主教这样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格力量的教化者，需要马德兰市长这样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广施仁义的为政者，需要《九三年》中那种对社会革命进程与人文精神结合的严肃深沉的思考，需要《笑面人》中那种面对特权与腐败的勇敢精神与慷慨激昂。

我们今天的社会进程与发展阶段还需要雨果，需要他的人道精神与人文激情，因为雨果的作品所针对的他那个时代的问题，如穷困、腐败、堕落、黑暗，至今并未在世界上完全消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

感谢大家的倾听！

2002年1月5日
于北京国际饭店大宴会厅

为纪念中法建立五十周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评选揭晓发布会上的致辞
（2014年3月25日，北京）

先生们、评委们：

先讲几句个人的由衷之言：今天的揭晓典礼要一个人出来致辞，作为评委，我义不容辞，作为主持人所说的“评委会主席”，病夫老朽实不敢当。被帕金森氏收归门下多年，脑供血不足，思维短路，牙齿漏风，实不宜担此重任。“不敢当”这话，已对有关领导讲了多次，但固辞未果，终于只得“恭敬不如从命”，现遵命致辞，以完成今天典礼的一个程序。

这次评选工作胜利完成，首先应该归功于《光明日报》别出心裁的构思、细致的组织工作与周到合理的安排，应该归功于公众的深切关怀与热情参与，应该归功于诸位贤人能人评委贡献了自己的文化专业学识与权衡取舍的智慧。

这次大型评选是一次别具一格而又十分有意义的文化庆典，它是对中法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精神文化交流史的一次珍贵的回顾，也是对当今中法两个大国友好关系中渊源与思想文化内涵的展示，很好地反映出中法友好关系的水平与特色。历史久远的交流、灿烂丰富的人文内涵、崇尚文化的品位、互相心仪倾慕的情谊，这就是中法友好关系中所具有的独特内容与风采，而这种独特内容与风采，正是其他世界大国关系中罕见的。

评选工作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是各有所好、众口难调的事，我们不必把今天的名单，视为绝对的真理、视为永恒的“状元榜”，它只是那么一个意思，只是那么一种表述，它表述了我们的诚意，对发展中法文化交流的诚意，它表述了我们的敬意，对中法文化交流中做出过贡献的先驱先贤以及书本典籍的敬意！

今天我们首先致敬的对象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两部巨著，因为它们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进入了中国，给了正在上下求索的中国人很有力的启示，前者影响了中国维新改良的政治思潮，后者则传播了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派。

我们也没有忘记在清朝末年林纾所译出的《茶花女》，它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并几乎带来了一点“洛阳纸贵”的效应，故称得上是法国文学飞到中国人群中的“第一只燕子”，此后，这部通俗流行的作品，在中国一直人气不减。

我们特别重视先贤鲁迅、陈独秀、苏曼殊都曾翻译介绍过的雨果的《悲惨世界》，这部书足以在任何时候都深深感动中国人，因为书中所写的悲惨者，很像中国人身边的祥子、月牙儿、春桃、三毛这些同胞，而作者对劳苦大众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同情与怜悯，正投合了中国人的心灵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