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知道，最简单的事物才是最应该看重的。

我上一次过生日是九十三岁。不年轻了，事实上，比九十岁还要老。然而，年龄是相对的。如果你持续工作，汲取身边这个世界的美丽，你会发现年纪大不见得就意味着衰老。至少，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不是这样。比起从前任何时候，我对许多事物的感受更加强烈，而且对我来说，生活越来越令人着迷。

不久之前，我朋友施奈德带给我一封信，是苏联高加索山区一群乐师写给我的。这封信的文字如下：

亲爱而可敬的大师：

我很荣幸代表乔治亚高加索管弦乐团，邀请您指挥我们的一场音乐会。您将是首位在您这个年纪就获得指挥本乐团之殊荣的音乐家。

自本乐团成立以来，我们还未曾允许未满百岁的人担当指挥。本乐团所有成员都已年过百岁。不过，耳闻您身为指挥家的才华，我们觉得应该为您破例一次，尽管您年纪尚轻。

盼能尽快得到佳音。

我们将会支付您的旅行费用，停留此地期间，我们自然也会为您提供膳宿。

阿斯坦·施拉巴敬上

团长，一百二十三岁

施奈德这个人很幽默，喜欢开玩笑。这封信也是他开的一个玩笑，是他自己写的。不过，我得承认，一开始时我信以为真。为什么呢？因为我并不觉得一个由百岁以上的乐师组成的乐团有什么不合情理。而且我想得没错！信中的这个部分并非玩笑。在高加索山区的确有这样一个乐团。施奈德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读到关于这个乐团的报道，乐团大约有三十位成员，全都一百多岁，他们按时排练，并且定期举办演奏会。他们大多是农民，依旧从事耕作。团员当中年纪最大的是施拉巴，他种植烟草，还训练马匹。他们神采奕奕，显然精力充沛。我很乐意找个时间听他们演奏，事实上，如果有机会，我也很乐意替他们指挥。当然，以我尚不够格的年龄，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允许我这么做。

我们往往能从玩笑中学到一点儿东西，就这件事而言正是如此。尽管年事已高，那些乐师并未失去他们对生活的兴味。这要如何解释？我不认为答案单纯在于他们的体质，或是在于他们居住地的独特气候。答案肯定跟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有关，而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这种能力是由于他们仍在工作。工作能抵抗衰老。拿我来说，我无法想象退休。现在无法想象，将来也无法想象。退休？这个字眼对我来说很陌生，这个念头不可思议。就我所从事的工作而言，我不认为有任何人应该退休，至少当他们尚有精力时不该退休。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命，我无法将两者分开。“退休”对我来说意味着逐渐死亡。持续工作、从不感到无聊的人永远不老。工作以及对值得关注之事物的兴趣是治疗年老的最佳药物。每一天我都是新生的，每一天我都是重新开始。

过去这八十年来，我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启每一天。这不是一种机械性的例行公事，而是我每日生活不可或缺之物。我走到钢琴前，弹两段巴赫的前奏曲和赋格曲。我无法想象以别种方式来开启每一天。这就像是对这屋子的一种祝祷。但对我来说，这并非此事的唯一意义。这是对世界的重新发现，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这让我意识到生命的奇迹，感觉到生而为人这种不可思议的奇妙。这音乐对我来说绝非一成不变，从来不是。每一天它都是一种新的东西，奇异而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巴赫，一如大自然，是个奇迹！

在这一生中，我想我没有一天不是怀着新鲜的惊奇来注视大自然的奇迹。这奇迹无处不在，也许只是山坡上一道光影，或是沾着露水、闪闪发亮的蛛网，或是洒在树叶上的阳光。我一直特别喜欢大海，只要可能，我就住在海边，一如过去这十二年来在波多黎各。每天早晨开始工作之前沿着海岸散步，这早已成了我的习惯。没错，我的散步时间要比以前短，但大海的奇妙丝毫不减。大海是多么神秘，又多么美丽！有那么多无穷的变化！大海从不相同，从不，从这一瞬间到下一瞬间就不相同，永远在变化中，一再更新，成为某种不同的东西。

我最早的记忆和大海有关，可以说我在婴儿时期就发现了大海。那是在加泰罗尼亚的地中海海岸，靠近我出生的小镇本德雷尔。我还不满一岁的时候，母亲开始带我去附近的滨海小村圣萨尔瓦多。后来她告诉我，她带我去那儿是为了呼吸海边的空气。在圣萨尔瓦多，我们会去一座小教堂。那是座罗马式的古老教堂，光线从窗户透进来，耳边只有大海的呢喃。我最早的记忆或许是从阳光和大海的声音开始的。等到长大一点，我会从那些窗户凝视大海，看上好几个钟头，讶异于大海的无边无际，海浪不断翻涌上岸，云朵在天空变幻形状。那景色总令我着迷。

有个充当管理员的人住在教堂旁边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他是个老水手，个子矮小，满脸风霜，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他的嗓音很高，喜欢跟我讲他在海上的冒险故事。我想他并不识字，可是我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他似乎无所不知，尤其是关于大自然的运作。他名叫帕乌，他太太叫仙妲，别人叫他“仙妲的帕乌”。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会带我沿着海滩散步，教会我游泳的人也是他。朋友把他们在圣萨尔瓦多的小屋借给我们使用，那地方平凡无奇，但我们那么喜欢那里！我常跟母亲到那儿去。

我一再尝试写我母亲，想按照她的样子把她记录下来，可是我写的东西总是不对劲。我看着那些字句，说：“不，这不成，我没办法写她。”在这一生里，我认识很多人，包括不凡、杰出的人物，具有特殊能力与才华的男男女女。我认识艺术家、政治家、学者和科学家，还有国王，但我不曾认识任何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她主宰了我儿时和少年时期的记忆，这么多年来，她始终与我同在。在各种情况下，尤其是艰难的时刻，当我必须做出重要决定，就会自问，如果是她，她会怎么做，然后照那样去做。我母亲已经去世四十年了，但她仍旧引导着我，就连在此刻，她也与我同在。

我母亲生于波多黎各的马亚吉斯。她的双亲来自加泰罗尼亚，出身当地的望族。她刚满十八岁，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外婆带她回西班牙来拜访在本德雷尔的亲戚。那时她父亲已经去世。他热烈拥护民主原则，反对西班牙在波多黎各的高压专制统治。执政者向自由主义人士施加了诸多迫害，而他无法忍受种种折磨，便自杀了。我母亲的一个兄弟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自尽。对波多黎各人来说，那是个苦涩的年代。

我母亲就在本德雷尔认识了我父亲。那时候他二十出头，担任教堂的管风琴手，也教钢琴。我母亲成了他的学生，然后他们恋爱了。他们结婚后，母亲送走她美丽的衣裳，开始穿起便宜的朴素衣物。有一次我去看她，对她说：“母亲，你这么美，应该佩戴一些首饰，或者戴个小小的珍珠别针。请让我送你一个。”她说：“卡萨尔斯，你赚钱了，你会变得富有，但我依旧是穷人的妻子。”她不愿意佩戴首饰。她就是这样的人。

母亲结婚那会儿，本德雷尔没有什么医疗设施。碰到有小孩子出生，当地煤炭商的太太就充当起产婆。那个煤炭商在他那一行无疑是个好人，但是他太太并不很懂接生小孩，许多婴儿由于感染或其他并发症而夭折。我母亲生了十一个孩子，其中七个在出生时死亡，我自己也差点没能活下来。出生时，我被脐带缠住了脖子，脸色发黑，差点窒息而死。虽然我母亲内心温柔，却从不曾谈起丧子带给她的悲伤。

对我母亲来说，最高的法律是一个人的良知。她常说：“原则上，我并不看重法律。”她会说一条法律或许有某些好处，但是另一条就可能全无好处，一个人必须自行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她知道某些法律能为某些人效劳，却同时伤害了另一些人，一如在今日的西班牙，一般而言，法律只对少数人有好处，而伤害了多数人。这份理解来自她内心。她一向按照原则行事，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去做她自认正确的事。我弟弟恩立克十九岁时，依照当时的法律，被征召去西班牙军队服役。他去找母亲，我也在场，那一幕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孩子，”她告诉恩立克，“你不必去杀害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必杀害你。你生来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为了被人杀害。走吧……离开这个国家。”于是恩立克逃离西班牙，去了阿根廷。恩立克是她的幺儿，母亲特别怜爱他，而一别之后，她十一年都没有见到他。一直等到那些违反征兵法的人得到特赦，他才回家。

我想，如果全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对她们的儿子说：“你生来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为了被人杀害。不要打仗。”这世界上将不会有战争。

当母亲要我弟弟恩立克离开时，对她来说，事情并非只是单纯地救她儿子一命，还在于做正确的事。还有一次，我们那个地区发生霍乱。那是场可怕的灾难。这一刻你还看见某人正常地走路、说话，一个小时之后他就死了。那地区成千上万的人都死了，本德雷尔也有许多人死去，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死了。那时我们住在圣萨尔瓦多，我弟弟路易大约十八岁，常常在傍晚去本德雷尔。他会去死于霍乱的人家里，在夜里把尸体送往墓地。“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他说。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母亲当然知道他每天都有生命危险，但她从不曾为此说过一句话，叫他别去做他认为该做的事，一句也不曾说过。在我母亲心里没有模棱两可的事。不论大事小事，她总是直截了当。

她也不在乎那些琐碎的规定。我年轻时办过许多演奏会，有好几个银行账户，其中一个在巴塞罗那。我习惯把存款凭证交给母亲，她会替我收起来。有一次，银行向我索取前一年他们给我的一张凭证，我告诉母亲，她便去找，可是没找到。

我跟她说：“亲爱的母亲，他们想要看那张凭证。”

“为什么要看？”她问。

我说：“因为那是规定。”

“规定？难道他们不知道那钱是你的吗？”

“他们知道。”

“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给他们凭证。他们知道那钱是你的。你就这样告诉他们。”

我通知银行，说我找不到那张凭证，他们说没有关系，请我忘了这件事。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母亲说，“你看，并没有必要给他们那张凭证。”

她认为流于形式的严格规定很愚蠢，所有的事她都是这样看待。

年幼时，父亲对我说：“卡萨尔斯，等你长大了，你会看见能飞的机器。记住我的话，这事一定会发生。”如今，这似乎一点也不稀奇，喷气式飞机从我家屋子上空飞过，比音速还快，虽然它们发出的声音真够人受的！小孩子则相信自己理所当然很快就能登上月球。可是在我出生时，汽车都尚未发明。我父亲想象力极为丰富，喜欢追根究底，音乐是他的最爱，不过也只是他的众多兴趣之一。他着迷物理学，对科学上的发现尤其感兴趣。他出生于巴塞罗那，成年后的岁月全都在本德雷尔度过，他没有钱去旅行，但他设法拿到外国的期刊，特别是法国期刊，关注科学上的最新发展。他双手灵巧，我觉得他几乎什么东西都能造出来。在我们家里他有一间专门的工作室，那房间总是锁着，而他往往会在里面待上好几个小时。他用木头和其他材料做出各式各样的东西，是个真正的工匠。

有一次，他做了一辆自行车给我，他甚至还用木头做了一座时钟，这座钟还在我圣萨尔瓦多的家里，虽然自从我三十年前开始流亡，就不曾再看见它。他做事非常仔细，是个完美主义者，对任何事都很有耐心。他患有严重的哮喘，但是从来不抱怨。他个性安静温和，我不记得曾听过他大声说话。他还具有强烈的信念，是个热情的自由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爆发“卡洛斯战争”期间，他甚至为了共和体制的理想而甘冒生命危险。那是在他与我母亲结婚之前不久。很自然地，他坚定地维护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

父亲的生活以音乐为中心。假如他接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位有成就的作曲家，或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但是他满足于在本德雷尔担任教堂的管风琴手，教授弹奏钢琴和歌唱，满足于谱谱曲子。他在村子里组了一个小型合唱团，那是大约一百年前的事了，而这个乐团如今依然存在。他有时会为村中的庆典和舞蹈演奏音乐，当他这么做时，他会整个人都投入进去。美是他追求的目标，而且他一点儿也不自负。

我年幼时，父亲就看出我有音乐天分，可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音乐家，他觉得他儿子成为音乐家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从不会说：“噢，我儿子是个了不起的音乐家。”或是类似的话。他觉得我在小小年纪就能演奏和作曲没有什么不寻常，对他来说，这似乎再自然不过。我母亲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她也不会谈起我的能力，可是她深信我具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应该竭尽所能加以栽培。父亲不相信我能靠着音乐谋生，他从经验中得知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他认为让我学习一项技能更加实际。

事实上，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跟一个木匠朋友计划好，让我跟着那人当学徒。我一向认为手工是种有创意的工作，并且怀着尊敬和赞叹的心情看待那些用双手工作的人。在我看来，他们的创造力并不亚于一位小提琴家或一位画家，只不过那是一种不同的创造力，如此而已。假如不是母亲坚信我注定会成为职业音乐家，我很可能就成了一个木匠。不过，我不认为自己会是个很好的木匠。不同于我父亲，我毫无制服东西的能力，就连用手做最简单的事都有问题。就在最近，我连一个装乡村乳酪的盒子都打不开！我很恼火，对我可爱的太太玛蒂妲说：“你看，我这双手什么事也做不成！”她指了指我放在角落的大提琴，说我这话不全对。当然，她说得没错，我在音乐方面得到了一些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