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倾注在大提琴演奏上了。

身为老师，具有重大的责任。老师协助形塑学生的生命，并且为这些生命指明方向。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严肃？小孩子和年轻人是我们最大的珍宝，当我们想到他们，我们想到世界的未来。想想这些事有多重要：滋养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训练他们、让他们准备好从事将来要做的工作。我想不出有哪一种职业比教师更重要。一位好教师，一位真正的老师，对他的学生来说像是第二个父亲。这就是墨菲伯爵将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对我的影响仅次于我母亲。

墨菲伯爵就像集许多种角色于一身，他有那么多才华、能力和技艺。他知识渊博，可以说他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的多才多艺与世界观。他身兼学者、历史学家、作家、音乐家、王室顾问、作曲家、艺术赞助者和诗人。他的兴趣涵盖了艺术、文学、政治、哲学、科学和社会等领域，而最重要的是音乐。他尤其关心年轻音乐家的工作，和他们当中许多人结为朋友，受他提携的包括阿尔贝尼茨、格拉纳多斯、托马斯·布里顿等人。他和加泰罗尼亚伟大的音乐学家费利佩·佩德雷尔一起促成西班牙音乐的重生。他最热衷的是歌剧。他是现代西班牙歌剧的建立者，他努力把西班牙歌剧从意大利的影响中解放出来，重建歌剧音乐中真正的民族特色。他那么热爱西班牙音乐，对西班牙音乐又那样了解！他写了一本关于西班牙音乐史的重要著作，论及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伟大作曲家，这本书如今仍是研究西班牙音乐的学生教材。他是研究鲁特琴在西班牙发展历史的先驱，事实上，他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来研究古代西班牙鲁特琴的记谱法，并写了一本经典巨著《十六世纪西班牙之鲁特琴家》，遗憾的是，这本书直到他死后才出版。

伯爵是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私人教师。当我见到他时，他是克里斯蒂娜摄政王后的助手和私人秘书。在宫廷里，贵族称他为“那个音乐家”，带点儿轻蔑意味。当然，他们的态度只显出他们自身的缺陷。

他十分了解西班牙的民族音乐，对西班牙音乐的复兴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关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背景，有一段有趣的花絮：他的祖先并非西班牙人。他的祖父是个爱尔兰人，由于从事政治活动而被逐出爱尔兰，流亡在外。墨菲伯爵的姓氏源自“Murphy”！

在圣萨尔瓦多的家里，有一个我称之为“怀旧厅”的房间，在那里的一面墙上，挂着一件我珍藏的物品。那是墨菲伯爵的一张相片，相片上题着几句话：

我请求上主做证

向小卡萨尔斯证明我此言不虚

我乃身处上苍的恩典之中

当此刻我确然主张

此一丑陋的容颜

乃属于他最好的朋友

是的，他不仅是我的老师、赞助人和引导者，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八九四年，我十七岁。在那影响深远的一日，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恩立克、路易抵达马德里。我们立刻到墨菲伯爵位于市郊阿奎洛区的宅邸见他。那是个真正出众的人物的家，是一位在文化和品味上出众的人物。那房子里，每一件家具、古董、地毯和画作都是带着情感细心挑选出来的。当你走进他的客厅，看见他美丽的钢琴和乐谱，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心中的音乐。他的图书室令人欣羡，成百上千的书，你想象得到的各种主题，新旧都有。他年近六十，个头很小，十分整洁，胡子整整齐齐，前额很高，只在脑后有稀疏的头发。他举止亲切，不矫揉造作，非常温和。他很热络地欢迎我们，一读完阿尔贝尼茨的信，他就问我是否带了我所作的任何一首曲子到马德里来。我带来了一叠，包括一首弦乐四重奏，是我在十四五岁时写的。“你愿意为我演奏吗？”他问，我照办了。当我演奏完毕，他说：“没错，小卡萨尔斯，你是个艺术家。”

伯爵安排我去王宫为伊莎贝拉公主演奏。她是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姐姐，对音乐很有兴趣。那次拜会令我难忘，不仅是因为那是我头一次在王宫里演奏，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去王宫。我母亲没法把我两个小弟弟留在别处，所以带着他们一起去了王宫。恩立克还是个婴儿，当我为公主演奏我所作的一首曲子时，他哭了起来。对一个肚子饿的婴儿来说，这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就算在王宫里也一样。恩立克是个健壮的男婴，他的哭声制造出不小的噪音，和我的音乐此起彼落。我母亲静静地解开她的衣裳，开始喂恩立克吃奶，一点儿也没有小题大做，也没有流露出一丝尴尬，我继续演奏……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小插曲以前是否在王宫里的音乐表演中发生过，也不知道这是否符合宫廷礼节。但是对我母亲来说，这没有什么差别。她会在其他地方喂恩立克吃奶，那么在王宫里为什么不行呢？就算公主就坐在旁边，母亲一点儿也不在意。对她来说，公主跟其他任何人没有两样。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在那之后不久，伯爵带我们母子去见摄政王后。她很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并且安排我在王宫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在那场音乐会上，我既是演奏者，又是作曲者。演出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是我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我演奏大提琴部分。

第二天早上，伯爵给我们母子带来令人兴奋的重大消息。他告诉我们，王后决定给我一笔奖学金，金额是每个月两百五十比塞塔，约等于五十美元。这笔钱在当年不算少，事实上，算得上相当可观。尽管如此，要养活一家四口，这个收入就不算多。我们过得很拮据。

母亲替我们找到一间房间，其实是间阁楼，位于房子的顶层，在昆汀街，面对着王宫。我们的房间俯瞰着王宫的庭园，庭园里有历代国王的雕像。在顶楼还有四间公寓，比我们矮半层的邻居都是劳工阶层，他们是好人，喧闹而友善。对于有一个拉大提琴的年轻人来到他们之间，他们萌生了特别的兴趣，而我一向乐于助人的母亲很快就跟他们成了朋友。我们的邻居当中有一个在王宫担任门卫，他对自己的制服十分自豪，习惯整天穿着，我还猜测他是否睡觉也穿着制服！另外还有一位鞋匠和他的家人，那个可怜人有两个弱智的孩子。还有好几个妇人是做雪茄的。那个地方总是很吵，大孩子跑来跑去，小孩子哭叫，做母亲的则斥责他们，夫妻吵架，叫喊、歌声和争吵一直延续到清晨。那么混乱，又那么喧哗！可是我不让这干扰我练习。事实上，我得承认我在那些声音中又加上了另一种声音，因为我一直在不停地练习大提琴……

在墨菲伯爵的教导下，我开始了密集的学习。他看出我的教育中有许多缺漏，也看出如果我想作为艺术家走进这个世界，我要学的还有很多。每天上午，我会在九点钟到他家，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规律地接受他的教导，就像是通识教育。然后我们会与他太太和继女一起吃午餐。伯爵夫人是个美丽的妇人，本身也是位有才华的音乐家，曾经是李斯特的学生，她为我上德文课。午餐之后，伯爵会让我在钢琴上做即兴演奏，并针对我的即兴演奏做评论。他有一句评语我始终记得。当时我很喜欢一些特别错综复杂的和声时，每当我沉浸于这种和声，一向和我同坐在钢琴凳上的他就会伸手搂住我的肩膀，温和地说：“小卡萨尔斯，用人人都能懂的语言，好吗？”用人人都能懂的语言！没错，对于艺术的目的，还有比这更深刻的说法吗？的确，如果不能以人人都能懂的语言来表达，那么音乐——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能满足什么目的呢？

如同我所说的，伯爵的教导绝不仅限于音乐科目。他教导我所有能教的，关于人生以及我所生活的世界：语言、文学、艺术、地理、哲学和数学，他不仅教我音乐史，还教我人类历史。伯爵主张，要成为一个发展全面的艺术家，必须对生活有全面的了解。他认为艺术和生活密切相关，这两者密不可分。他不仅具有罕见的天赋，还是个极有智慧的哲学家。

他让我定期参观普拉多美术馆。在我去之前，他会对我说：“小卡萨尔斯，今天你该研究委拉斯开兹的一幅画。”或者也可能是穆立罗、提香或戈雅的一幅画。在那座宏伟堂皇的建筑里，在那些长廊和大厅里，我会站在那些画作前，审视那位艺术家的技巧，思索他那幅作品的含意。我会自问：“他在说什么？他是怎么达到这个效果的？”然后我会针对那幅画写一篇文章交给伯爵，再一起讨论我所写的东西。

每周一次，他叫我去议会，去参议院或众议院，听政治领导人物和当天的讲者演说、辩论。然后我会就我所听到和观察到的事物写一篇报告给他。

在我学习时，母亲也在学习。她不仅学外语，还研习其他课程。她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帮助我的课业，也是为了避免我们母子之间在教育上出现任何鸿沟。

伯爵用来教我的许多课本是他从前用来教导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书。在那些书的页缘，我常会看见国王做的笔记。伯爵常说：“我有两个儿子：阿方索和小卡萨尔斯。”我也开始称呼他为“爸爸”。

他对我满是体谅，满是温柔！住在马德里的初期，我尚未摆脱在巴塞罗那时折磨我的忧郁，午餐时，如果他看见我心事重重或是悲伤，就会说幽默的故事、诙谐的笑话来逗我开心，他明亮的眼睛闪闪发光，往往能把我逗笑。

伯爵对我的个人教导长达两年半。没有人指派他做这件事，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这个了不起的好人，我欠他多大的恩情啊！

伯爵教导我的同时，我还在马德里音乐学院学习。伯爵安排我跟布里顿学习作曲，他当时位列西班牙最重要的作曲家。他的歌剧非常受欢迎，伯爵带我去欣赏他的知名作品《帕洛玛圣母狂欢节》的首演。

音乐学院的院长莫纳斯泰里奥是我的室内乐老师。莫纳斯泰里奥是位出色的小提琴家，一个神童，七岁时就得到王室的赞助。他是个伟大的老师，在我音乐生涯的这个发展阶段，不可能遇到比他更好的老师了。可以说，在我人生当中，除了父亲之外，是他给了我音乐上最大的影响。为了打开我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了解音乐真正的内在意义，并且教导我所谓的风格，他做了多少事！我那时已经非常注意音准，这是当时的音乐家不太在意的事，而莫纳斯泰里奥加强了我在这件事上的信念。他还鼓励我练习音乐的重音标示，我对此极为重视。他看待音乐的方式十分严肃。那是“世纪末时期”，艺术家有飞扬的头发、飞扬的领带和飞扬的言辞！精巧的花腔、矫揉造作、夸张的情感在当时蔚为风尚。但是莫纳斯泰里奥不一样，他极为强调音乐的基础原则，从不把音乐视为玩具、一种兴之所至。对他来说，音乐是人类尊严与高贵的一种表现。

我成为他的学生时，莫纳斯泰里奥大约六十岁。他为人体贴，对我十分慈和。课堂上，他有时会谈起音乐的规则——对他来说，音乐是种语言，和语言有着相似的规则，比如重音、音长和持续的变化——或是用他的小提琴来示范说明，这时他会从眼角看着我，仿佛在说：“你明白我的意思！”

有一天，他告诉班上同学，要我们第二天务必到学校来。他说：“我们有一位学生表现优异，王后要颁奖给他。明天你们就会知道他的名字。”第二天我才知道他指的是我。从他手里，我接获从克里斯蒂娜王后那儿得到的第一枚勋章，她是我的赞助人。那是天主教伊莎贝拉勋章，我当时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