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峥嵘岁月
第四师范
1913年春，毛泽东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在这里度过了勤奋学习的一年。
据《新湘评论》编辑部的资料说：
毛泽东在学习上一贯刻苦、勤奋。还在他刚踏入第四师范时，这一特点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学校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既无图书、仪器，又无宽敞的活动场所，校舍是几栋破烂的旧房，居住十分拥挤。同学们聚在一起时，常把学校设备差作为话题，牢骚、怪话不断。毛泽东从不参与这种议论。有一次，他对同学说，学习当然要有适当的条件，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努力。假如自己没有认真学习的打算，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纵然学校设备再好，学习条件再优越，也得不到什么收获。古人不是有“囊萤”
“映雪”的故事吗？他们学习条件虽差，仍然学得很好。我们现在有房屋住，有教师讲课，已具备了学习的基本条件，就看我们自己如何努力了。假如一定要等到学习条件十分完善，才去认真学习，那就会白白地糟踏最宝贵的时间。
在第四师范，有两位老师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位名叫袁仲谦，是预科的国文、习字教员。另一位是杨昌济，在预科教修身课。
谈起这两位老师，毛泽东回忆说：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100分。
毛泽东在第四师范期间，听课十分认真，还记下大量的笔记。现在能够见到的笔记只有47页，是乡人从灰烬中抢救出来、珍藏下来的。笔记用直书九行纸本，前11页是手抄的屈原《离骚》和《九歌》，后36页主要是听课笔记，也有一些读书札记，并冠以《讲堂录》。这些笔记，经考证，约形成于1913年10月至12月间。其中修身课和国文课记录的便是杨昌济和袁仲谦两位老师讲授的内容。这两部分内容，在《讲堂录》中占了绝大部分，从中可见两位老师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毛泽东当时的兴趣所在。
以下是《讲堂录》的节录：
11月1日修身
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药文弱。文弱者多，国用不振，吾国是也，坐此而不能与外竞。夫兵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尤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吾国士人既甚弱矣，则兵出于召募，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历年国受巨创者以此。游乎日本，则大不然者。有主教育者演说曰：日本立乎世界竞争之涡，诸强挟全势以临我，危乎殆哉！非兵不立，则身体之锻炼其急矣，云云。其在日本，学校最重运动，其运动之法有诸种：庭球、野球、蹴球、弓拔、击剑、柔道、短艇、游泳、徒步、远足会皆是。西国亦然。如远足会之事，以期举校远行，先择佳地，既至，则集众演说，莫敢不至者。凡此皆所以药文弱之道也，勉矣后生。
勤务。勤务之益，一以医偷惰，二以药文弱。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倪宽为弟子都养，承宫为诸生执苦。
国文1时
谨言慎行即是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道；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
知觉类化。解甲物而有通乎己，思此理而有会乎彼。及其至也，大宇之内，万象之众，息息而相通，是谓知觉类化。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读《游五姓湖记》，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选文当重直观主义，以切时令为贵。
《与翁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人之议之者尊之也。天下惟庸人不惹物议，若贤者则时为众矢之的，故曰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程子曰：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
恶事终有露布之一日，故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十月初三国文
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之代，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
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一则病在气单。
《书》乃唐、虞、夏、商、周之史。
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
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
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伊尹是也。
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能文写字。文贵颠倒簸弄，故曰做；字宜振笔直书，故曰写。俗话之演成，必经几多研究，认为合理而真，始克流传不朽，颠扑不破，此类是也。
11月15日修身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之有也。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跛行，以承三圣者。
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乃所谓豪杰之士也。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类是也。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理想的人物。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心之所之谓之志。古释
程子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庶几道德之理想矣。
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
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管子》：不偷取一世。人之爱情，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犹是焉。不观乎人心乎，其读史也，则尝思慕忠贤；其置产也，则务坚其契约，故曰人无有不善也。
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稣（磔死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
语曰，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之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
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中国自由，西国专制；中国政法简，租赋轻，西国反之（满清不专制）。
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
中国待属国甚宽，苞茅贡聘之外，余均听其自治，越南、高丽是也。越南归法，五人聚语者有禁，藏兵器者有禁，夜不得闭户，便巡察也。高丽归日，事事听其主治，而民戢戢如群羊矣，盖其苦尤有甚于台湾者也。
11月23日修身
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在上者虽有圣君贤相，然人亡而政息，效虽速而易迁。）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豢龙氏所以能豢龙者，龙虽神而不能脱夫嗜欲也。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古太学以经分科。
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当光之至也，大司徒（首相也）侯霸（光学友）迎之。光与书曰：君房足下，致信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指要领绝。侯以书览帝，帝曰：狂奴故态也。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进入湖南一师
1914年二三月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预科第三班。因为湖南四师是春季升学，而一师是秋季升学，毛泽东在预科多读了半年，直到这一年秋季，才编入本科第八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4年多，1918年6月毕业。
《新湘评论》编辑部的资料写道：
第一师范的前身，原来是南宋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清朝末年，这里办起了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改名后，第一师范的《校章》上明确提出，“特采最新民本主义（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育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那时的公立学校，大都是被守旧派控制，一师虽然好一点，但是由于旧的影响一时难以清除，所以在对学生的管理方面，还带有许多烦琐的封建色彩。如学生应该遵守的“秩序”一项，就规定了28个“不得”：“不得经管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秩序”“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置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等等。但不管怎样，第一师范毕竟还有一些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教员，加之不少学生来自比较贫寒的家庭，生活朴实，勤于攻读，学习氛围较好。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环境，扎扎实实地多学点知识，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
当时，第一师范的课程非常繁杂，有近20门学科，毛泽东把它比作一个“杂货摊”。繁杂的课程，与他追求真理的目的发生了冲突。他觉得在这样的学校里，长此以往，宝贵的时间必将白白地流逝。他为此而痛心，曾几次想退学。有一次，甚至已经走到了校长室的门口，他转念一想，读书总得有个地方，于是又退了回来。当时，社会上流行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只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救国，就只有革命。因此毛泽东根据寻求革命真理的需要，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哲学、史地、文学等社会科学的研读上，对于其他的课程，不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例如上哲学课，一般同学因听不懂，多昏昏欲睡；毛泽东则用心听讲，认真做笔记，深入思考。课余和自修时间，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他对文学也非常爱好，曾精心研读过《昌黎先生集》《昭明文选》以及《诗经》《楚辞》等，对屈原的《离骚》《九歌》尤为喜爱，曾十分工整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因而无论是古文，还是浅近文言文，都做得很好。他还爱好诗词，但不常作，偶一下笔，即成佳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是毛泽东当年所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抒发了一个革命青年的伟大志向和广阔胸怀，曾被同学们广泛传诵着。
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毛泽东想方设法找书看。他常到城里的书店和旧书铺去，看到合适的书，就买下来。第一师范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更是他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里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许多他都借阅过。尤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读得十分仔细。由于借书频繁，他与图书管理员熊光楚成了好朋友。
在学习上，毛泽东还养成了好问的习惯。他常对同学说，我们称某人有学问，是指他好学好问，学与问是不能分开的，只有好学好问的人，才可能有学问。在学习中，他不去探究无关重要的奇闻逸事，而喜欢和同学们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切磋琢磨，互资裨益。也常列出学习上的疑难和社会改造的问题，向老师请教。
毛泽东的同学萧三回忆说：
毛泽东考入第一师范时，编入戊班，即第五班。入校以后，他仍是非常好学的，但还是以自修为主。他经常读书不倦。同学们很快就都佩服他的天才，他的严肃治学的精神，他的朴实、诚恳、谦虚的态度。他的作文一出，全校轰动，教员把它贴在学监室的对面走廊墙壁上，课余时，那里围满了人，在读着传观的文章。但毛泽东并不自恃聪明，或者骄傲自满。相反，他的求知欲非常之强，肯用苦功。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短了，他就在寝室里继续读书。学校吹号熄灯了，他就自备一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有时通宵不眠。
毛泽东在学校里虽也照例上课，但他有自己的读书计划，他注重自修。当抓住一个中心问题时，即专门研究它，一切别的乱杂功课就都不管了。他喜欢社会科学，根本不理其他不切实用的功课（这与他特别关心社会政治问题有关系。后来他又曾专心研究自然科学，认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孤立起来）。他那时的主意是：只要一两门功课考取100分，其余纵是得零分，但平均能得60分，可以及格就得了。有一个时期毛泽东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把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无论新的旧的都找了来，于是连续不断、一本一本地研究。在教室里上那些毫无意义的功课的时候，不管讲台上教员在讲什么，他总是看他自己带来的书。为了“顾全大局”和教员的面子，他把讲的教科书摆在上面，下面盖着他自己要读的书。有时候就直接选择不上课。因为当时的教育制度非常混乱。学与用常是脱节的，形式主义的教学方法，实属误人子弟。但泽东同志那时也只能采用一种消极的办法，以抵抗那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此外，他主要是靠自己奋发求学，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举凡古今中外的一切名著—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以及外国人著作的翻译、哲学、文学……他无不浏览。他那时读书常做笔记，本子上写得满满的，洋洋洒洒，俱见思想之驰骋纵横。这种笔记本后来堆满了一网篮。
在任何环境内能自己读书的习惯，泽东是养成了的—他曾故意蹲在人们来往嘈杂的城门口看书，以锻炼在闹中求静的本领。
学校行政方面不喜欢毛泽东之“破坏校规”，但又爱他的有才能。有几次行政方面为顾及自己的“威信”，讨论开除他出校的问题。这时一个很有威望和信仰的教员杨昌济先生说道：“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学生，你们不懂得他，不能拿寻常校规来论！”
有一次，校方又要开除他，那是因为他领导同学们反抗腐败的学校行政。教国文的袁仲谦先生出来担保，又得以留下。袁先生很器重毛泽东，但起初不赞成他的“梁启超式”的文章，说那只是半通，要他攻韩愈等唐宋八大家……“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作一篇清通的古文。”—毛泽东后来对人笑说。
第三次学校要开除他而没有实行，是因为有名的数学教员王立庵先生给说保了。毛泽东那时并不喜欢数学，甚至交过白卷，但王先生仍是器重他。学校放假期间，泽东不回家去，留住在长沙城时，还曾在王家住过，也并不是学数学，王先生却供给他食宿。
……
史学文学之外，泽东对哲学是最醉心研究而很有心得的。
毛泽东的求知欲是非常强的。在第一师范时，除在校自修及找本校的教员问学外，长沙城里不时有所谓名流学者从外省来的，泽东常一个人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虚心请教，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新的知识。访问回来之后，他又常向同学们谈论他对于被访问者的印象，并加以自己对他们的评判。
长沙城里曾有人举办过“船山学社”，每星期日设座讲学，讲王船山的种种，泽东也去听讲。王夫之的民族意识特别引起他的注意。
他常对人说，“学问”二字连起来成一个名词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问。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经历，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他回忆说：
我在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低。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低分数。
……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良师益友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在老师中，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在同学中，有罗学瓒、周世钊、蔡和森、陈章甫、张昆弟、萧三、萧子升等。其中，又以杨昌济和黎锦熙对他的影响最大，联系也最多。
在1915年4月15日杨昌济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两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关于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萧三回忆说：
杨昌济（号怀中）先生对毛泽东和许多同学影响很大。杨先生是长沙人，在第一师范教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他曾在日本留学6年，又在英国留学4年，但始终不离中国的理学传统，喜讲周、程、朱、张，喜讲康德、斯宾塞和卢梭的《爱弥儿》……杨先生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听讲者很大的注意与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他的讲学精神，使得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认真思想、认真求学的学生之一群—毛泽东，蔡和森（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挚友，湘乡人，家贫好学，后去法国，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及华工中组织共产主义的团体，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做宣传工作，成为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1931年在香港被捕，引渡到广州，反革命刽子手把他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被刺刀戳得稀烂），陈昌（号章甫，浏阳人，也是泽东的好友，长于演说，后入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英勇地牺牲了）……每逢星期日，他们相约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杨先生是诲人不倦的，也很器重毛、蔡、陈等几个学生。杨先生曾说，“人要有理想”，“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对他们讲中国及西洋哲学，讲青年的前途，人们应有的人生观、世界观或宇宙观……。他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那时对毛泽东等的影响颇大。
……
杨怀中先生对学生们的影响不仅在讲学上，在生活规则或规则生活上的影响也颇深。他反对封建的腐朽生活，提倡民主的科学的新生活。他废止朝食，行深呼吸，主张静坐，常年行冷水浴，冬天也不间断。年轻热情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也模仿他。有一年多，他们都不曾吃早饭。一个暑假期内，毛、蔡和张昆弟（益阳人，号芝圃，后来是共产党内做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大革命失败后英勇地牺牲了）三人同住长沙对河岳麓山上，爱晚亭读书、休养，每天吃新蚕豆饭一顿，既废朝食，也不晚餐—这当然也有节省的意思在内，因为他们都穷呵！在那里他们每天清早在山上打坐，然后下来去塘里或河里洗冷水澡。这样持续到假期满后回校，到冬天11月里还不停止。毛泽东更扩大浴的范围：在太阳下面，在大风里，在大雨下、赤着让身体晒，让吹、让淋。泽东叫这作“日浴”“风浴”“雨浴”。那时他们又常去水陆洲—湘江里游泳。凡此一切，目的在锻炼身体。他们又去山中“练嗓子”，对着树木大声讲话，朗诵唐诗；在长沙城墙上天心阁一带对着风大声叫喊……这些行动，不期然而然地正合乎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日光浴、空气浴、淋浴等疗养卫生的好方法。
在爱晚亭住的时候，他们只各有一条面巾，一把雨伞和随身的衣服。泽东常着的一件“土地袍子”（灰布长褂），给人的印象最深。
岳麓山上有一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在这山上，在这背景下，毛泽东等一天早晚是体操、静坐、读书、看报、谈论和思考问题。
夜里他们露宿，睡草地上，彼此离得远远的，怕呼吸空气不好……回校后他们就在操场露宿，直到打霜以后。
关于上面所举的一切，毛泽东那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也可见他青年时代的抱负了。
杨昌济先生之子杨开智也回忆说：
1913年春天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在同一时期，我的父亲杨怀中先生也在该校任教。他敬佩毛泽东的卓越学识和伟大的抱负，毛泽东也非常尊敬这位老师，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在1937年2月1日延安各界为徐特立同志60寿辰举行的庆祝会上，毛泽东曾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
1916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草鞋，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120华里，来到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板仓杨家下屋我们家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在板仓期间，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新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次，我的父亲跟他谈到，距板仓40多里路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即后来为革命牺牲了的柳直荀同志的父亲），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那时，体育问题是毛泽东悉心研究的问题之一。第二天，他就由一位农民带路，去访问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毛泽东回来时跟我父亲谈到了此行的印象，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毛泽东在一师期间的学习实践和初期的革命活动对我父亲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经常听到父亲讲述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超人的革命胆略。
1915年时，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名叫张干，是一个昏庸腐朽的守旧顽固派。他对军阀政府逢迎献媚，对进步学生仇视压制，一心想把学校办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服务的孔家店。那时学校礼堂里挂着“大总统”袁世凯的“训令”。每当在礼堂集合学生时，他总要对着“训令”念念有词，妄图以此作为禁锢学生的精神枷锁。他官气十足，到校上下班都要坐着三人抬的大轿。学生的举动稍不顺他的心，动辄要遭训斥，甚至挂牌除名。因此进步师生早就对这位校长侧目而视了。1915年6月，张干为了讨好军阀政府当局，竟规定每个学生要额外交10元钱的杂费。许多工农子弟无力交纳，眼看有失学之虞。一时校内外舆论哗然，一个赶走反动校长的群众运动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毛泽东挺身而出，因势利导地积极领导了这场斗争。他看到一些同学草拟的驱张文告，只侧重于讲校长增加学费的不应该，或者只是列举了张干私德方面的一些劣迹，觉得没有抓住要害，就对他们说：既要赶走校长，就要集中揭露他的办学无方，贻误青年。于是他在学校后山的君子亭亲自起草了一篇4000余字的驱张宣言，历数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种种罪行，同时对整个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文章理直气壮，深得进步师生的赞同。当晚就被一些同学拿到印刷局印刷出来，广为散发了。张干看到“宣言”，吓得发抖，恼羞成怒，竟叫嚣要查办为首“闹事”的学生，要开除毛泽东等学生的学籍。消息传出，群情更加激愤，一些进步教师也为此愤愤不平。杨怀中、徐特立等教师为此发起和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工会议，抗议张干的反动措施，支援进步同学的革命行动。怀中先生还很有感慨地在教室黑板上写了“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对联，以表示自己的义愤。在群众的压力面前，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最后终于滚出了学校。
关于驱逐校长张干一事的始末，更为准确的说法是这样的：
驱逐校长的斗争更是一件轰动全校的事。那是1915年上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省议会颁发了一项新规定：从本年秋季起，师范学校学生每人缴纳10元学杂费。对大多数穷学生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大家都议论纷纷，群起反对。有人说这个规定是第一师范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向政府建议的，提出要赶走张干；加之，原四师的部分同学对合校后要多读半年书，早有不满情绪，于是一场驱逐校长的学潮发生了。在第9班同学的发动下，全校很快就罢课了。同学们四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之类的一些事实。毛泽东认为这没有击中要害。他对同学说，我们不是反对他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要把他从校长的宝座上拉下来，就要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事实。大家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毛泽东在学校后山君子亭又起草了一个传单，经与罢课发起人商量后，立即派人坐守在印刷局连夜印刷，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省教育司派督学来校调处，要学生复课。学生不同意，纷纷用纸条写上“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之类的话，由各班值周生收交督学。督学没法，只好答复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学期张干不来了。张干怒不可遏。有一个学生告密，说传单是毛泽东写的。张干从笔力雄浑的文风中，也断定是毛泽东写的，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同学。后遭到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师的反对，没有成为事实。
事隔35年后的1950年10月，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熊瑾玎和周世钊等去看望毛泽东，谈到张干仍在长沙当中学教员时，毛泽东说：张干这个人，原来我不高兴他。当时他只有三十几岁，很有能力，很会说话，我估计他一定要向上爬。结果没有向上爬，现在还在画粉笔，算他有操守，难能可贵。又说：现在看起来，当时赶张干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1915年3月，毛泽东的同班同学易昌陶不幸在衡山家中病逝，这个消息使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痛惜之中。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
“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
易昌陶，又名易咏畦，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学生。消息传来，由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昌济发起，于5月23日召开全校追悼会。随后，又将师生致送的挽诗挽联256首（副），编印成册，题名《易君咏畦追悼录》。其中，收录了毛泽东的一副挽联和一首挽诗，如今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悼友人易咏畦（1915年5月）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挽易昌陶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馀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
采采馀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毛泽东对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环境感到满意，并学习和接触到不少新鲜知识和新的事物。他回想起过去几年的读书生活，认识到自己过去是太强调自学了。他重新思考，为自己定下新的为学之道。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湘生的信中说道：
湘生足下：
初一日接君书，今二十五日矣，未作复者，吾夏假住处未定也。前友人招往浏阳，继吾不欲往，寓省城又无钱，故只有回家一法。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阅足下所定课程及为学之功，使愧慑无地。不知足下之意，学校与自修果已定否？看君欲学英文、数学，又似预备进学校。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同学陈子，有志之士，余不多见。屠沽贾炫之中，必有非常之人，盍留意焉！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以为然乎？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
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
泽东顿首
六月廿五日
复启者，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吴校长，即作训学生辞者，教习闻皆一时名宿。阅其招学通告，固自与他（校）不同，吾意与足下宗旨相合，可来考乎？寄上通告一纸，伏乞详（察）。
泽东又及
信中提到《明耻篇》一书，是1915年夏天，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集资刊印的，目的是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的卑鄙行径。1915年1月，日本国政府令其驻中国公使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后，5月7日，又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对日本的要求，除声明第5号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其余一概加以承认。因此，中国人民将5月7日作为国耻纪念日。
《明耻篇》全书辑有七篇文章和一个附件。文章为：（一）救国刍言；（二）中日交涉之前后状况；（三）已签字之中日新约及交换照会；（四）请看日本前此计灭朝鲜之榜样；（五）日本祸我中国数十年来之回顾；（六）高丽亡国后归并日本之惨酷情形；（七）越南亡国惨状略述。附件为：中日贸易出入额之比较。卷首有一师教习石润山写的《感言》。书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灭亡朝鲜，法国灭亡越南以及袁世凯卖国的罪行；并陈述了救国方法，力图唤起人们不忘国耻，奋起挽救民族危机。毛泽东阅读该书时，加了许多圈点和着重号，并在多处写有批语。在该书的目次第二、三、四、五和附件的篇名上方，毛泽东均划了圈，并写有“圈出五篇为最紧要者，其余不阅可也”。
毛泽东还在《明耻篇》封面上题书：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他还在卷首《感言》后题志：
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
《救国刍言》亦先生作。
这一时期，毛泽东依然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者。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再一次向表兄文咏昌借阅了《新民丛报》《盛世危言》等书刊。至今还保留着毛泽东1915年2月24日写给文咏昌的还书便条：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从1915年夏至冬，毛泽东、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等，在一师校内外的反袁斗争活动，一直未停。据黎锦熙回忆，这年暑假，许多爱国师生仍在做宣传救国的工作，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长沙，不停地演说、写文章。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这年秋冬之际，全国反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斗争达到高潮。鼓吹帝制的“筹安会”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图谋变更国体。湖南汤芗铭首起响应，设立筹安会湖南分会，电劝袁世凯复辟帝制。湖南拥袁和反袁斗争炽热化，长沙小吴门附近的“船山学社”，成了公开进行反袁演说的场所。毛泽东和一师进步师生经常到此处参加活动。他还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有关对当时形势表示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并于1915年12月12日写信给萧子升，请他题写书名：“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
这个反袁小册子编印出来以后，他组织并参加同学们在校内外的散发宣传活动，向友人寄赠。陈昌曾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
这里提到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请他为《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题写书名。原信无写作年月，据考证，写信时间应在1915年冬，而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推论为1915年12月。萧子升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就与毛泽东是同学。随后，两人又同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过往甚密，并常有书信往来，交流学习心得，探讨人生社会哲理。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子升学长执事：
日昨会面遽卒，欲谈未畅。思信《君宪救国论》一阅，兄处既无此，以后随意觅之可也。所谓五段课程，实用功至浅，前以劝陈君课余宜以学文，遂随及之。言先于行，良滋惭愧。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讲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后以一时运动。所谓五段者如此。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仰吾兄翰赐书为幸，长以此信笺之长减半寸为限，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须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不一。
弟泽东白
十二日
毛泽东与萧子升还有一段有趣的交往。1917年夏，萧子升订了一个读书札记本，题名为《一切入一》。他请毛泽东在扉页上题词，毛泽东慨然允诺，欣然命笔，抒发了他对博与精问题的看法：
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完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知慧亦随而进，则所以完诘之者，仍自有道也。顾完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而高，学积而博，可以为至矣，而未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焉，固未可以蕲其精矣。虽然，犹未也。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就，必也有恒乎？曰，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门而复，虽矻矻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君之为此本也，意果存乎是，而欲尽其力以致之欤！此本之将以为积，审矣。搜罗万有，以博其心胸，抑又无疑。惟是札砭兼收，小大毕聚，虽美于目，而未必可悦于心，则宜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途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而予又奚疑！
民国六年夏同学弟毛泽东
时事与人生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始终关心着天下大事，认真思考着人生的理想和道路问题。他对时事与人生的兴趣，并没有因为湖南一师安逸的学习条件而有丝毫的削减。
萧三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自从他到了长沙，看到报纸以后，他就是一个最勤最忠实的读报者。在第一师范的自修室里，楼上楼下灯光之下，人们都在咿唔念书的时候，你只要到那时学校里设在一头的阅报室去，总可以遇到毛泽东在那里看报。他注意的是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
第一师范的校舍后面有操场（前面街对面还有另一个操场），有不高的山丘。出学校的大门，往左边不远，有修好不久的粤汉铁路的一段—长株路。晚饭过后，同学们常到山上或者顺着铁路去散步。看火车开过去。有时他们往前面走到湘江的岸边，看水陆洲，看打鱼的划子、渡船……在散步的时候，毛泽东对同伴们讲述中国以及世界的新闻，有条有理，了如指掌。
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年代。毛泽东就好像是给同学们做每周以来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国威廉二世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你的脑子真特别，”同学们惊叹地说，“我们同样也看了报的，为什么我们不如你分析得清楚呢？”
是的，毛泽东的政治头脑在这时候已经很发达了。他善于分析，善于总结、概括、归纳—这又是科学的头脑，学者的头脑。他给同学说时事问题的时候，常常联系到中国的历史，以及近年来中国的事变。
第一师范订了上海和长沙的两份报纸，人数多，报纸少。毛泽东乃自己订阅一份。把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之后，他裁下报纸两边或四周的白纸条，用绳线订好。在那些不宽的、长长的纸条上，他把在报上所见到的地理名字一个个都写上，然后对着地图看。写的是英文。同学们问他：“你这是做什么呢？”
毛泽东回答说：“我学着写英文，再则，我把世界各国所有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岳的名称记熟。还有，最重要的，报纸是活的历史，读它又可以增长许多知识。”
的确，在上井冈山以前，泽东没有间断过看上海、北京、长沙的报纸，而且看得都很仔细。有时一张报纸，他可以看几个小时。报纸旁边一本中国地图，一本世界各国地图，每个地名都查得很仔细。直到现在，你随便提什么地名，他都可以立即告诉你，那是在中国哪一省，哪一县；在世界哪一国哪一个角落。
有一个时期，毛泽东专门研究地理。和专门研究历史时一样的办法—抓住中心，旁征博引，不离其宗，一直到有了相当的成绩，才告一个段落。
由于从小就有这样“学而不厌”的精神，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这种刻苦治学的习惯和方法，毛泽东所以成了博古通今的人。他是非常博学的，同时他的学问又是很渊深的。
和世界历史的巨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是宣传家、组织家、兵士，但首先还是学者。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曾经邀请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韶山毛泽东旧居陈列馆、长沙市毛主席革命纪念地办公室、湘乡县委宣传部的部分同志，从1977年5月起，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访问了许多当事人，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形成《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这部资料性著作。书中记载说：
毛泽东非常关心时事，十分认真地阅读报章杂志。他认为，要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必须了解社会的现状，了解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当时长沙的《公言》杂志，以很大篇幅刊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毛泽东是每期必读的；还有一种《甲寅》杂志，其中刊载了不少反对帝制的文章，他也常到朋友那里借阅。最能帮助他了解国内外大事的，还是学校阅报室的每日报纸。
第一师范的阅报室里，湖南、上海、北京等地有名的报纸，每天都安置在报架上，去看报的同学也不少，而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的，却只有毛泽东一人。他看报很仔细、认真，有时把地图带去，看看报纸，又查查地图；有时把文章中提到的世界各国的城市、山岳、河流、港口等记下来，然后再查出英文名称。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了解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第一师范的同学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他不见，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见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班上同学沿着铁路散步，大家看到麓山夕照，湘水归帆，心神轻松开朗。就在这时，他每每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因此，同学们都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上海《民国日报》在11月10日，湖南《大公报》在11月17日先后做了报道。尽管资产阶级的报纸站在反动立场上，歪曲事实真相，诋毁这次革命，但是，俄国的工农兵夺取了政权这一铁的事实，是无论如何掩盖不了的。毛泽东从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出了这场革命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和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毛泽东阅读报纸，从不间断。为了便于随时阅读，他宁可别的东西不买或少买，每月紧打紧算，省出一块钱来，自己订了一份报纸。后来他回忆说：我在第一师范学校的几年中，总共用了160块钱，在这个数目中，有1/3花在报纸上，因为每月订一份报纸，就是一块钱。我还常常在书摊上买些书和杂志。父亲责骂我这是浪费，把钱白白地花在废纸上头。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就是在走上井冈山以前，我从没有停止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每日报纸。
在学习上，毛泽东善于汲取他人的长处，从不放过获得新知识的机会。学校有个国文教员，课教得不好，同学们都不满意。毛泽东了解到这位教员曾经办过报，便常去找他讨论时事问题，并对同学们解释说，我们看一个人，要多看他的长处，只有虚心地学习人家的长处，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那时长沙常有外省的学者名流前来讲学，毛泽东总是前去拜访，虚心求教，并和他们建立通信联系。长沙小吴门附近的船山学社，也是毛泽东常去的地方。船山学社于1915年开办，是湖南一些文人学士为纪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船山、专门讲演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场所。袁世凯称帝时，这里是少有的能够公开听到反袁呼声的地方。毛泽东常邀集一些同学，到这里来听讲。当时，他正专心研究王船山的学说，这些讲演，对他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出版了。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毛泽东成了它最热心的读者。
《新青年》是当时宣传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刊物。从创刊号起，就鲜明地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以介绍西欧新思想、批判中国旧思想为职志。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复论证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他把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与政治上主张民主制度结合起来，猛烈地抨击封建主义。李大钊同志也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他在该刊发表的《青春》等文章，热情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为中国的“回春再造”而努力。他的那些富有哲理的政论文章，除了贯穿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外，还用初步的辩证观点和充沛的革命乐观主义，热情地教育和鼓舞人民。这些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把毛泽东的思想引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他一边读，一边思考，常把文章中的精辟论述，整段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加上自己的见解；也常和朋友们谈论这些文章的观点和问题；还曾将自己的文章送给《新青年》发表。
毛泽东读了《新青年》之后，思想更加开阔了。陈独秀、李大钊一类先进人物，成了他心目中的崇拜对象，康有为、梁启超则早已被他抛弃。他认为“康似略有本源（按：指哲学、宇宙真理），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杆树立、枝叶扶疏之妙”。他觉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想，较之康、梁的思想进步得多，这种新思想代表了时代的声音，而康、梁的思想则成了时代的阻力。
毛泽东在给同学的信中，经常纵论他对天下大势的看法，内容涉及国内外。这里仅录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便可从中了解大概：
升兄足下：
十二日由湘潭发一函，十八日由校发一函，皆详述时事，不知有遗落否？盼复不至，曷胜延企。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及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
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皆曰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八人者，闻亦多逃矣。
近日朝野有动色相告者一事，曰“日俄协约”。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驻日公使有急报归国，《大公报》登之，足下可观焉。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试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
西人似无大烈之战，据经济家从经济上观察，战事不能再延一年。现在德、奥始终未败，鞑旦海峡始终未破，塞、比、门三国已亡，自去冬罗马尼亚加入后，同盟国声威更振，协约方面则屡思耸动葡萄牙、希腊，然至今未动云。
墨乱未已，美以兵力干涉，喧传已久，然未见实行，反有墨乱徒侵入美南部，恣杀民人之事。威尔逊任期已满，正在选举中。候补者威尔逊、许士、罗士福。有举威者，芝加高则举许。许，大理院长，主和平与威同。美人忌罗氏雄杰。罗亦自知不胜，乃宣告让许。吾意美人既不愿加入欧战，又扩张兵备之事，舆论尚未成熟，故此次非威即许，政策既不变，则威不妨联任。至罗当民国元年与塔虎脱竞争，由共和党裂为进步党，以此使民主党之威尔逊坐收渔人之利。犹忆其往某处演说，怨家刺之，血流肠溃，犹从容演说毕乃就医，未尝不叹其勇且壮！闻其春秋盛，雄奇迈往之气未衰。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时，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地，则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今之退让，殆亦有见于此乎！
湘城报纸近无虑七八家，《大公报》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湖南公报》纯系抄录，然新闻为多。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湖南公报》载之，而《大公报》不见。又如《时报》著名访员之通函，该报亦向不录，为可惜也。此数日载有天坛宪法草案原稿，此可摘下，而议会之议事录，亦可注意焉。
书此既竟，接足下及暲兄大示，始知前两书均未达览，承寄银市信，亦未奉到。盖初九日在家动身，正兄言旋不久，尚在途中耳。在校颇有奋发踔励之概，从早至晚，读书不休，人数稀少，天气亦佳，惟甚畏开学上课。暲兄在原地教学甚善。望时惠箴规，借益愚陋。现在兵已退去，前所以能住，升兄知之也。余意不尽，敬颂日绥。
弟泽东白
七月二十五日灯下
这封长信，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心忧天下大事，以民族大业为己任的胸怀。其中预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并告诫要“注意东事”，堪称唤起国人的警句。而在当时，毛泽东不过23岁。
健全的体魄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十分注意体育锻炼。他对体育的重要性有特殊的认识，把它视为磨砺意志和品行的工具，以求身心并完之效。他在1916年12月9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这样写道：
劭西仁兄大人阁下：
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其不当。袁氏笼络名士，如王、梁、章、樊诸人，均堕其术中。以此联想及兄。其实兄尚非今之所谓名士也。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今乃有进者：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则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矣。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拔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欤？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愚意如此，不知合兄之心否？余不多言，敬请教安！
小弟泽东谨上
十二月九日
在众多的体育项目中，毛泽东最喜欢游泳和郊游、爬山、风浴。在这些活动中，毛泽东接触社会，接触大自然，从中领受到无穷的乐趣。
在张昆弟的日记中，记述了1917年9月间同毛泽东的一次郊游活动：
9月16日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芝、彭则厚作一二时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渔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到渔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下，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语颇久，甚相得也，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亦然之。彭君以清夜之感，久有为僧之志，且云数年后邀余辈同至该邑名山读书，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余当时亦有感云，风吹树扰声天籁，欲报无从悟弃形。但未出以相示。夜深始睡。
十七日补
9月23日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芝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
由麓山归，作家书一封。下午送信晋城，托胡君带归。
这段往事，同样给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记忆。1936年冬，他对斯诺提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时，兴奋地说道：
……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作“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1925年间，毛泽东来到长沙，漫步湘江，当年的往事重又浮现眼前。他追昔抚今，受激昂情绪的鼓舞，吟成《沁园春·长沙》。诗中再现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与同学友人畅游湘江，针砭时弊的情景：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重读这首词时，曾写下这样的文字，也是对当年的追忆：
“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关于毛泽东游泳的情况，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18年3月，毛泽东协助学校请上海《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来校讲演。李既是当时的一名学者，又是一位游泳专家。据一师七班学生李泽荣回忆：李石岑在校演讲后，毛泽东请他到湘江现场教授游泳技术。那时，大约是清明前后，还穿着棉衣，毛泽东带着30多人，到橘子洲头练习游泳。李石岑先生下水做示范，毛泽东和我们也就一鼓作气地跳下水去，游了三四十分钟。
《新湘评论》编辑部的资料也写道：
第一师范前面的湘江，江宽水深，是游泳的好场所。毛泽东经常邀集同学，到湘江中的橘子洲头附近和南湖港一带游泳。由于他从小就喜爱游泳，所以技术好、胆量大、坚持力强。他不但能横渡湘江，还能从猴子石游到相距近十华里的牌楼口去。他也能在别人穿棉衣的天气，在江中游泳。有一次他和罗学瓒等几个同学，不顾北风呼啸，天气寒冷，毅然去江中游泳。……不过，也发生过危险。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将要达到对岸时，被大浪冲入木簰下，幸好被一个同学救了出来。解放后，与老同学谈及此事时，他诙谐地说：那次如果不是亏了一个同学搭救，我险些“出了洋”。虽然如此，但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坚持锻炼。
毛泽东还酷爱冷水浴。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一师浴室旁有一口水井，毛泽东每天清晨蒙蒙亮起身，第一件事是到这里进行冷水浴。他脱去上衣，将水一桶一桶地吊上来，先是用水擦身，擦了淋，淋了擦，这样反复做上一二十分钟，直到全身发红发热为止。他常对同学们说：冷水浴有两大好处：第一，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并能强壮筋骨；第二，它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有同学问他为何能如此坚持，他回答说：在冬季坚持冷水浴确实不容易，但只要下定决心，难关是可以突破的。根据我的经验，一切锻炼身体的活动，不论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也不论是花时间多的，还是花时间少的，要把它坚持到底，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关键问题在于一个人有没有决心和毅力。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会坚持到最后，就可以习惯成自然，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了。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持之以恒。
登山，也是毛泽东经常性的运动项目。《新湘评论》编辑部的资料写道：
与第一师范隔江相望的岳麓山，踏满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足迹。有一次，当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和蔡和森等健步登上了山巅。不久，突然冷风四起，空气清新，他们趁机作“空气浴”，和“大风浴”。极目远眺，四面起伏的绿浪，天际灿烂的彩霞，江上往来的白帆，大自然的瑰丽风光，尽收眼底。这时，他们想起山顶云麓宫前望江亭上的一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体味着其中的意境，顿觉胸怀开阔，旷然有凌云之慨。还有一次，在一个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的夜晚，毛泽东鼓起勇气，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遍体湿淋淋地来到了山下蔡和森的家里。蔡伯母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情趣，并借以锻炼身体和意志。
野外露宿是一种锻炼勇敢和胆量的好办法。毛泽东经常邀集朋友，到学校后山的君子亭，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和湘江中的橘子洲头等处露宿。当夜幕降临，游人散尽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高谈阔论，直至夜阑，大家都疲倦了，才各自找个地方，相隔一定的距离，露宿到天明。有一天早晨，几个游人来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一条长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头脚都用报纸盖着。游人吵醒了他，他动了一动，翻过身，收拾好报纸，起身就走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原来，山上夏夜蚊子多，他只好用报纸盖着身子睡觉。这种露宿活动，甚至到了下霜的日子，他们还在坚持。
毛泽东非常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据当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读书的贺果回忆说：
学校将一些爱好球类和田径的同学，组成“选手队”，一心为了在全省学生运动会上夺锦标，得名次。我们这些人也简直成了运动迷，上课不专心，学习不发愤，光想着比赛。体育运动究竟为了什么？我们谁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毛泽东总是耐心地启发诱导我们，他曾对我说，你有锻炼的兴趣，这是可贵的，但不要只偏重一两项，搞畸形发展，还应该懂得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体质，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去搞好学习，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大任。
1917年6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展德智体优秀“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成为全校学生的佼佼者。《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写道：
“人物互选”是当时学校考查学生学业和操行的一种办法。互选的条件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德育方面的内容有敦品、自治、好学、克己、俭朴、服务等项；智育方面的内容有才具、言语、文学、科学、美育等项；体育方面的内容有胆识、卫生、体操、竞技等项。选举的办法是：各班同学在本班教室举行，每人最多投3票，每票只能选举一人，被选对象不限本班，列举项目必须名实相符。全校11个班400多人参加选举，当选者34人，其中毛泽东得票最多。其他当选者只有德智体三项中的一项或两项得票，而毛泽东三项都得票。在德智体三个方面所包括的细目中，毛泽东得票也最多，有敦品（敦廉耻、尚气节、慎交友、屏外诱之类）、自治（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之类）、文学（长于国文词章之类）、言语（长于演讲、论辩、应对之类）、才具（应变有方、办事精细之类）、胆识（冒险进取、警备非常之类）六项；而其他当选者只有两人达到四项，多数都只在一个方面得票。“才具”一项，只有毛泽东和另一个同学得票；而“胆识”和“言语”两项，则为毛泽东所独具。
选举结束，同学们议论开了。有的说：“毛泽东得票最多，的确是应该的。”有的说：“我们的毛伟人真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口里谈的，都是怎样改造国家社会的大事。可惜人物互选的项目，就没有哪一项包括得了。”
萧三回忆起毛泽东在一师时的品格时说：
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毛泽东的好学和为人，他的思想、言论、品行，他的自求进步，富有自信力和不可屈辱，勇于反抗不合理的事物的精神和谦虚诚恳的态度，他的俭朴的生活，豁达而又踏实的作风，引起同学们衷心的钦佩。不少人受了他的影响也力求上进，向他看齐。他和同学好友们都以至诚相处，晤谈时只讨论学问文章道德品行和人民生活、民族命运等天下国家的大事，从不涉及个人生活琐事。他高高的身材，微微有点弓的背，脚步大而坚定；有魄力，但按部就班，又无表面铺张和个人出风头意思的活动；他的勤勉有恒的博览，精细深入的钻研；他的从容的、清楚的谈吐，略低着或偏着头听别人的谈话，而自己只“嗯”“是的”地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他有条有理地给对谈者分析，提出要点，做成结论。他的话并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启发人再往前进，再往远处大处着想。你有什么疑问，只要和他一谈，便一切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了办法。他的办法、主意之多，他的异乎寻常人的丰富的创造性，他的无穷尽的毅力、智慧，他的异乎常人的明确和敏捷的判断力与推测力，他的大刀阔斧而又精细的气魄与风度……得到全校师生的爱戴。
“游学先生”
《新湘评论》编辑部的资料写道：
1917年7月，学校放暑假了，同学们纷纷离校回家。毛泽东也回韶山看望双亲，但他很快就返回长沙，邀请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老同学萧子升，利用暑假这段时间，一同到农村做调查。
一个晴朗的早晨，毛泽东来到楚怡学校。他穿着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他和萧子升从楚怡出发，过湘江后，换上草鞋，踏上了去宁乡的石板路。
这次“长途旅行”，他们有意识地不带一文钱，而采用“游学”的办法。“游学”，本来是旧社会某些知识分子，用以寻师求学的一种方法，但是也有一些潦倒落拓的文人，没有出路，又不愿从事生产劳动，于是就以“游学”为名，到处流浪，靠给人家写字作对联糊口，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行乞行为。毛泽东给这种旧形式，注入了新的内容，运用它来进行农村调查，既新鲜，又很有意义，一路上遇到学校、商店、庙宇等，他们就写一副对联送去，人家给几个钱，就用来作为路上的费用。萧子升爱面子，只写不送。毛泽东则利用送对联的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调查当地的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等情况，从中了解社会世态，熟悉风土习尚，获得新的知识。
7月的农村，骄阳似火，气候炎热。毛泽东走在农村的小路上，满目田野风光，心里只觉得既舒畅，又亲切。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和贫苦农民拉家常，或者一起劳动。开始时，农民们觉得很奇怪：看他的装束，不像当地的农民；听他谈吐，又丝毫不像旧日的“游学”先生。毛泽东那土生土长的农民语言，那温和平易的态度，那关心体贴农民疾苦的思想感情，很快就取得了贫苦农民的信赖。农民们对这两个远道而来的青年人非常喜爱，留他们吃饭，让他们住宿，打开长年压抑着的心扉，向他们倾吐苦水，诉说不平。
一天，毛泽东和萧子升来到宁乡杓子冲访问友人何叔衡，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经何叔衡介绍，毛泽东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夜，已经很深了，他还和那位农民围坐在一盏清淡的桐油灯下，促膝谈心。主人以忧郁的心情告诉毛泽东，他作贩田（佃田），交的“三七租”，不分白天黑夜卖力气，种出的谷子，七成交给了东家，自己终年劳累，却不得温饱。毛泽东听了这些诉说，英俊坚毅的脸上，充满着对农民的深厚同情和对地主的极大愤慨。
毛泽东来到宋家潭，在一所茅屋里，同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谈话。这两个农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是当地受苦很深的两户佃农。毛泽东从他们眼前的生活，问到他们所受的痛苦：你们种谁的田？种了多少田？每年收多少谷？交了多少租？家里有多少人？生活怎么过法？东家的态度怎样？毛泽东的话，句句问到了农民的心坎上。两个农民先后诉说了自己苦难的家史和东家的狠毒，详细地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从这样的调查中，得到了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感性认识。
在何家住了两晚，毛泽东和萧子升又继续上路了。临行时，何家好意地送钱给他们做路费，他们坚持不要。此后，毛泽东决意不再去拜访同学和朋友，因为不愿意再受到像何家那样优厚的待遇。在他看来，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炼战胜困难的意志。
他们向着沩山走去。途中经过一座不知名的山，山坡上有棵古老的松树，两人在树下睡了一觉，起来又走。走了一段，发现路旁有户人家，看家的是个老头，他们就进屋去与老人拉家常。那个老人姓王，曾经在县衙里当过门房，以为他们是要饭的，问他们为什么出来要饭？毛泽东说，我们想旅行，想看看农村的情况，又没有钱，只好“游学”。老人说：要饭的人并不坏，他们往往是最正直、最老实的。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我在衙门里当门房时看到，谁想打赢官司，就得送钱给县官，谁给的钱多，县官就帮谁说话。这就叫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毛泽东听后愤怒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对衙门官吏的恨，加深着他对人民的爱；而对人民的爱，又加深着他对官吏的恨。爱与恨交织在一起，使他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告别老人后，他还在愤懑地想着这世上不公平的事情。
不久，沩山隐约出现在面前，沩山曾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有个很大的佛寺，里面住着很多和尚。毛泽东想了解佛教和佛教徒的生活，于是上了山。在佛寺里，他们听了方丈对于佛经的讲解，了解了佛教徒的生活，还和方丈讨论了老子、庄子的经典。
接着，他们不顾酷暑，跋山涉水，来到了安化。在安化县城参观了紫云山、东华阁、培英堂、孔庙、北宝塔等名胜古迹，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在宝塔上挥笔题词：洢水拖兰，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
在调查途中，他们克服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有时候口渴了，就在路旁喝几捧凉水；走累了，就到塘里洗洗澡；有时走到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在野外露宿。一次，他们沿着一条大河走去，河床很宽，但河水小。晚上，月亮出来了，照着他们的身影，乍看起来，好像有四个人在沙堤上行走。他们决定在沙滩上睡觉。大自然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他们风趣地说：沙滩是床，蓝天是帐，月亮当灯，星星做伴。毛泽东还指着岸边一棵老树说，这就是我们的衣柜。说着，顺手把布包、雨伞挂在树枝上。睡觉没有枕头，他们又找了两块石头，石头太高，就把一半埋在沙地里。就这样，他们欣赏着山乡夏夜的自然风光，舒舒服服地入睡了。
向社会实践学习的强烈欲望，和自觉寻找困难、战胜困难的决心，驱使他们不断向前。接着，毛泽东又调查了益阳、沅江两县的情况。在沅江时，正值湖区涨水，道路被淹，与外面的交通也断了。眼看暑假即将过去，他们便乘船返回长沙。
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足迹遍及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的许多地方，行程达九百余里。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每天都接触一些新问题，获得一些新知识。回长沙的路上，当他们回顾、总结自己的收获时，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这次调查，使我们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对农村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锻炼了克服困难的能力，知道了困难不是不可以战胜的。我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这年冬天，毛泽东又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去做调查。他住在友人陈绍休家里，广泛了解了这一带农村的情况，向农民宣传了反对封建、反对迷信的革命道理。他没有一点架子，和农民们一起挑水、种菜。针对这里有的农民没有栽果树的习惯，毛泽东指着山上的果树说：前辈人不栽树，你们哪有果子吃？他还亲手栽了几棵板栗树，并且意味深长地说：前人种树，后人吃果。附近的农民知道铁炉冲来了个很好的“毛先生”，都高兴地来找他谈心。每天晚上，陈绍休家里挤满了贫苦的农民。在这普通的农舍里，毛泽东听到了贫苦农民的呼声。
通过调查，毛泽东进一步熟悉了社会，了解了农民。他感到“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而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应该用真理去教育群众，“变换全国之思想”，以便改造社会。因此，他在继续关心农民问题的同时，又不断接触工人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
关于这段有趣的游学经历，毛泽东回忆说：
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5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在这次游学之前，毛泽东还于1916年暑假同蔡和森游历湖南数县。他的同学萧三回忆说：
1916年夏天，毛泽东利用暑假期间，邀同好友蔡和森一道，游历湖南几县。他们从长沙动身，各带一把雨伞。伞把上缠一条毛巾，脚穿一双草鞋，徒步游历了浏阳、湘阴、岳阳，绕洞庭湖半个圈而返，历时一个多月才回家。他们动身的时候，几乎不带一文钱，但走遍了许多地方。他们的办法是：遇到机关、学校、商店，他们就作一副对联，用红纸写好送去；人们就给他们吃饭，或打发几个钱，天黑了就留他们住宿。这在旧社会叫作“游学”。—没有出路的“读书人”，又不肯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就靠写字作对联送人，“打秋风”以糊口。善于利用某些旧的形式来做新的事业的毛泽东却用这个办法来游历乡土，考察农民生活，了解各处风俗习惯，—这是他这个举动的现实主义的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农民问题在他脑子里，是从小以来就没有一刻放松过的呵。他一向反对死读书，主张活读书，即不是书本上的学问，天下国家万事万物都要学习。他向往着古人“周览名山大川……襟怀日广”的说法。他也很有意周游全国，但是他没有旅费，于是用变相的行乞方法，先游湖南。—我们说，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罗曼蒂克的一面。
这次远行的路上，毛泽东写过几篇通讯，寄湖南《通俗日报》，用很深刻和明白晓畅而又幽默的文字，暴露社会上各种现象，如有一篇述他们在湘阴参观一个女子学校，校长、教员都蓄有胡子。毛泽东写道：“胡子之作用大矣哉！”
在路上他们到一处，吃一处，遇着寺庙，就进去和和尚谈天，给人家送字。有的农民起初有些怀疑，见他们又不像平常游学先生，又不大像叫花子，还有的说他们是算八字的……但毛泽东等和农民一接近，农民就很欢迎，好好地款待他们。沿途他们了解各县农民的风俗习惯，农民的生活状况，地主、佃户如何收租、送租的，贫农的痛苦等。农民给他们饭吃，给他们住宿。万一找不到食宿的处所时，他们就露宿，吃山楂子、蔷薇果等东西。
1917年夏天，毛泽东和另一个同伴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徒步去旅行，他们经宁乡，特别访问了何叔衡的老家，备受款待。经何叔衡的介绍，毛泽东到一位贫苦农民家里，和这位农民促膝谈心。在何家留宿，然后继续出发，参观了宁乡有名的沩山寺，向和尚借宿，再前进，走安化。路远天黑，走不到县城，他们就露宿河堤，第二天才进安化县城。从安化又走益阳、沅江。一路上也是送对联、“打秋风”。在沅江时，因涨大水，就乘民船返回长沙了。他们不带一个钱，身边只有一把雨伞、一条毛巾和一双草鞋，但用乞食的办法，走遍各地回到长沙，还剩下一路上人们帮助他们的很少的“路费”。
1917年冬天，毛泽东一人从长沙步行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陈绍休同学家里，他和当地农民共同挑水种菜，对农民宣传反对封建、破除迷信的道理。他平易近人，语言通俗，没有一点架子，远近的农民都来找他。他针对当地农民没有栽树的习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你们为什么不替后人想想呢？他自己就在铁炉冲栽了几棵板栗树。每天晚上陈家挤满了农民，他们都愿意和“毛先生”谈心。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几天才又步行回长沙去。
毛泽东沿途吟诗、题词甚多。至今还有人能忆起有下面两首：
骤雨东风过远湾，
滂然遥接石龙关；
野渡苍松横古木，
断桥流水动连环。
×××××××
×××××××
客行此去遵何路？
坐眺长亭意转闲。
（据我弟萧子风回忆）
洢水拖蓝，
紫云反照，
铜钟滴水，
梅岭寒泉。
（在安化参观紫云山等地题词）
一师学友会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15年秋，毛泽东开始任一师学友会文牍。1917年10月8日，一师学友会改选，毛泽东被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在此之前，总务和各部部长均由学监和教员充任，他开创了学生在其职的先例。
毛泽东在一师学友会工作期间，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能，为促进一师同学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在一师校志中有大量记载。
1917年10月13日和14日，毛泽东在学友会职员会议上，提出六项提案，并被通过：第一，征集会金；第二，确定各部开演和学生参加各部的办法，聘定各部指导教员及每周活动的次数等；第三，编制预算；第四，公布成绩，设立学生成绩展览处；第五，学友会和各部详做工作记录，建立记事录制度；第六，设立图书室。
1918年2月19日，毛泽东和代会长方维夏召集学友会庶务、会计、文牍和各部部长、组长开会，商讨本期会务进行计划。他向会议提出学友会各部活动计划，校运动会、办刊、夜校和经费等问题，“经众磋议许久”，均为会议通过。
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的一份学友会记事录，写于1918年5月29日，追记他在10日学友会交接会上的发言。
五月十日，职员毛泽东等，将本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审计喻恒、皮文光二君，代理保存。一年会务，即以此日结束，前任职务终了。先是，本期始业，二月十九日开职员会议，会务赓续进行。大体计划为：一、各部照旧进行；二、夜学另举副主任，作一种学校形式办去；三、筹备运动会及成绩展览会；四、附于校中之报告书，发表成绩（因缺经费，停止杂志）；五、本会图书室添置图书；六、修改会章等项。进行不逾一月，即因战事影响，南军退守衡水，北军进驻本校，同学星散，存者不过百余，不能再行研究，本会遂与校中各事，同归停顿。至是，三级以下各班，因校中伙食不继，将放假出校，四级亦因毕业已届，将出，急谋收束之法，遂召集留校各职员自会长以降会议，除公决以会务移交喻、皮二君及会长外，并由毛泽东等提及数事。
接着，毛泽东提出两项建议：“一则本会经费之扩充也，一则宜加设交际一部也。”关于加设交际部的理由，他说：
而以本会现状而论，分部一十有五，可图与毕业生联络者无一焉，仅一教育研究部，亦不能举联络之实。似此偏重肄业生，而遗却毕业生，毕业生虽有甚爱母校之心，亦无实地表现之处。东西各国学校，师生之间，同学相互之间，感情极重，联络之心至切，联络之机会亦至多，所以一校之设，既有毕业，则毕业者从而维持之，推广之，同学之间，虽在异地，犹能互相汲引，勉学兢业，即如美国雅礼大学，其分校及于我省，是其明证。而我国学校之情况反是，学生仅在校内有机械之关系，一经毕业，即不过问，毫无联络团结，既无由生其爱惜母校同组事业之心，此则甚为可惜者也。抑本校之地位则师范也，其须联络之情，较之其他学校尤切。教育办事，重在互相比较参观，交换其知识，而讨论其方法。本校立在省会，为全省国民教育之枢纽，诚使联络得法，研究有方，不难使全省教育焕然改观。今如第一联合中学等校，尚能组织校友会，调查毕业生，作成图表张览，一见即动其寻旧思故之心，引其向上发展之志。愚昔曾至长郡校友会，晤其干事黎君，询问办法，归而颇思仿其办法，设立交际一部，拟以此意陈之诸办事人及同学之前，因循未果。今愚等又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成而已。至其大体办法，亦可草拟于下。
交际部细则
第一条本部专为联络毕业生，图教育之改良及普及而设。
第二条本部设部长一人，选举居近省城之毕业生充任，干事若干人，选举毕业生每班一人及肄业生二人充任。
第三条本部事务如下：
一筹备本会会所；
二调查毕业生过去及现在之状况；
三接洽旅省之毕业生；
四刊发报告书。
第四条凡毕业生每年负通函一次以上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从前及现在之状况，以便刊发报告书。其报告己身状况之事项如下：
一姓名；
二别号；
三年龄；
四籍贯；
五住所；
六通信处；
七经过状况；
八现在状况。
第五条报告书即根据各毕业生之报告排列成表，附以本会近时进行各种办法及状况，刊而发之毕业生。
第六条毕业生每年每人照章缴纳会费银二角，所得捐百分之一，以直接或付托他人或邮局汇寄之方法交到。第七条本细则有未尽者，随时修改。
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
又据《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记载：
1917年下学期至1918年上学期，毛泽东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实际负责人）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主要倡导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一是体育锻炼。这时，学友会设立15个部，其中属于体育方面的有拳术、剑术、足球、游泳、竞技等八部。以前，各部部长均由教师兼任，大多徒挂空名。毛泽东提出改由四、五年级学生担任，教师从旁加以辅导，以便发挥学生的特长，培养他们办事的能力。这个建议得到了校方的同意。鉴于过去各部的活动没有记载，时日一久，无从稽考，毛泽东决定各部增设录事（文书）一人，详细记载本部活动进展情况，以便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
为了把体育活动开展起来，毛泽东想了很多办法，提了很多好的建议。由于他办事有方，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终于使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搞得生气勃勃。
针对学校雨天没有运动场，晚上不能开展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倡导大家开展乒乓球运动。《第一师范学友会纪事录》这样记载说：“本会有各种室外运动而缺少室内运动，便于晴朗而不便于风雨，便于日间而不便于夜间。室内运动如打弹子等，本最优美之游戏法，但因房屋缺少不能实行。盖本会之困难有二：一曰经费，一曰房屋，以致诸事不能充分进行。此则关于房屋者也，惟乒乓一事轻而易举，随处设席，无须专室，运动既和疾适度，而置备复易。乃做木架十二个，竹布网十二片，每班各一，由每班一人具名领取，球及拍子自备，指定本会事务室、礼堂、会客室、洋楼上诸处为击球地点。于是乒乓之声一时聒耳，或谓之乒乓狂云。”
为了给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运动机会，毛泽东还把自己创造的一种“六段运动”介绍给同学们。六段运动集体操、拳击等各种运动之长，涉及手、足、躯干、头部及拳击与跳跃等动作共六段二十七节。这种运动能够活动全身各个器官，既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又不需要任何器械，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同学们纷纷效法进行。
过去，课余时间，有的同学对于体育锻炼和学术研究，往往只偏重一项，不能二者兼顾；有的对于体育活动，往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坚持下去。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实践，给同学们讲了三点体会：第一要持之以恒，不论春夏秋冬，晴雨风雪，都不要间断；第二要全神贯注；第三要有蛮拙精神。当时，还有一些同学效法杨昌济先生，实行“静坐法”。毛泽东对自己最尊敬的老师的有些做法也是不苟同的。他认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也就是生命在于运动的意思，靠所谓静坐法是不能收到强身之效的。他的见解和行动终于使那些同学开始活动在运动场上。
……195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接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又谈到了自己当年在第一师范时锻炼身体的好处。他说：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中两个主角，我看都不太高明。贾宝玉是阔家公子，饮食起居都要丫头照料，自己不肯动手；林黛玉多愁善感，最爱哭泣，只能住在大观园的潇湘馆中，吐血、闹肺病。这样的人，怎么能革命呢？你们办学校，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
接办工人夜学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工人夜学，创办于1917年上半年。起初由师范、高小两部教职员开办，逐渐由盛而衰。同年10月，学友会改选，毛泽东当选学友会总务以后，接手续办工人夜学。
据《新湘评论》编辑部的资料说：
第一师范附近，有铜元局、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聚居着很多工人、人力车夫、蔬菜小贩和其他劳动者。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没有机会受教育，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毛泽东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觉得应该赶快设法改变这种状况。
1917年下学期，毛泽东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以课余的主要精力，满腔热情地主办了一个工人夜学。夜学设在第一师范附近的国民学校内。关于夜学艰巨而光荣的经历，毛泽东精心办学的辛勤劳动，在当时的《夜学日志》和1918年编纂的《一师校志》里，都留下了珍贵的记载。
那是新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毛泽东召集学友会负责人开会，研究、制订工作计划。在会上，毛泽东倡议主办工人夜学，并提出了四条理由：（一）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二）欧美社会普及教育很有成效，我国国民虽然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三）可作为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四）可借以打破社会与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他认为，“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而通过办工人夜学，能加强学生与工农群众的联系。毛泽东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理想，即将来要做到“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他在上面讲到的“大多数失学之国民”，主要是指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广大工农群众。如果说，他在1915年读《明耻篇》写“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时候，还认为拯救国家主要是依靠青年学生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开始认识到工农群众是社会的中坚了。
毛泽东的提议，获得了学友会全体负责人的一致赞同。主办工人夜学的倡议通过后，学友会立即采取行动，写了招生广告，张贴在来往行人最多的街道上，并函托警察分发。这个广告，通篇洋溢着真挚、深厚的阶级感情，用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可是，广告贴出后，报名的寥寥无几。学友会又将招生广告用大张纸书写，张贴在显要处。但报名的仍然不多，前后两次仅有9人报名。这个意外的情况，使大家感到很诧异。毛泽东召集有关的同学分析原因，认为：第一，工人夜学不要钱，请工人来读书，这是个新鲜事，不容易使人们相信；其次，仅仅把广告张贴在街上，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第三，要警察分发广告也不妥，他们是否分发已属疑问，即算发了，警察代表官厅，人民望而生畏，反而增添了疑惧。总之，不是工人不愿上学，而是对夜学不了解。原因找到之后，毛泽东组织一批同学，带着广告，深入到工人宿舍区和车间，边发边宣传，当面向工人解释广告内容，大受群众的欢迎。从铜元局周围，铁路两旁，到洪恩寺一带，左自大椿桥，右至社坛岭、天鹅塘等地，一共发了600多张。广告像春风一样，吹暖了工人的心，他们奔走相告，都说：“读夜书去！”不到3日，报名的达到102人。两天以后，又增至120余人。
经过毛泽东的精心筹备。工人夜学开学了！1917年11月9日晚，第一师范旁边的国民学校教室里，灯光明亮，气象一新。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涌来，毛泽东和夜校教职员们亲切地把一批批衣服褴褛的工人领进教室。为着教学的方便，夜校对工人的文化水平进行了摸底测验。测验的结果，有的能写清全部测验内容，有的能写出所住街道名称和自己的名字，有的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来。试卷评定后，毛泽东按照工人的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两班，以便分班上课。接着，举行开学仪式。在开学仪式上，毛泽东带着喜悦的心情走上讲台，亲切地说：今夜开学了，分了班，你们就是这夜学的学生了，再过两天，到下礼拜一便要上课。接着，将《上课说明书》逐条逐句地向工人们详细解释：“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每周上课三晚，每晚两点钟，7点起9点止；“每次上课须带笔墨”；“每人发听讲券一张”；……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感到格外亲切。他们从阴暗的车间，来到这通明透亮的教室，就像由冰封雪冻的冬季，来到了温暖明媚的春天！
根据工人的需要，夜学课程有国文、算术和常识三门。国文内容分认字、写字、短文、便条和写信；算术以珠算为主，稍加笔算；常识包括历史、地理、经济、物理等。所有课程，都由夜学教员结合实际自编讲义。毛泽东讲授历史课，向工人们讲述“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罪行，歌颂劳动人民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以培养工人“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
为了使工人学习得更好，毛泽东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找工人谈心，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结合实际，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旧学校的教学方法，是教员“灌”，学生“吞”；教员贪多，学生“嚼不烂”；一方照本宣科，一方死记硬背。毛泽东不满意这种方法，他比较注意采用启发式，工人们最爱听他讲课。他也很关心其他教员的教学，总是团结他们一道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讲授水平。经过几天的实践，他在《夜学日志》上进行了初步的小结：“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有一天，毛泽东听物理课教学，发现教员讲得过于枯燥，工人听不懂，大都低头闷坐，情绪低落。他感到，长此下去，不仅教员白费力，而且很可能由此使工人们感到厌倦，产生退学的思想。为了引起大家的学习兴趣，也帮助教员改进方法，课毕，毛泽东告诉工人们：物理一科，极有趣味，方才所讲，只是开始。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发亮，轮船火车之所以能奔跑，其中的道理都要讲给大家听。这些通俗易懂、循循善诱的话语，不仅引起了工人们求知的欲望，而且对那位教员改进教学方法，也是一个很大的启示。教员们都认为：“此亦足以引起追求的兴味，其法大可采也。”
“毛先生是我们的贴心人！”这是工人们异口同声的心里话。的确，毛泽东对工人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许多细枝末节都想到了。课前，他常和一师的厨工一道，为夜学准备茶水；课间，找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雨天，就告诉大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发现教室灯光不足，就及时在《夜学日志》上注明，“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二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课毕，则细心地布置作业。有一次，他告诉工人们：“今次有未带笔墨的，下次要带来。学习纸带回去写好，下次带来定甲乙记分。”当夜深人静、万籁无声的时候，他还在总结教学经验，填写《夜学日志》。毛泽东对工人的关怀体贴，如同春雨一般，一点点，一滴滴，滋润着工人们的心田。
毛泽东善于以自己的热情，鼓励周围的人们，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大家工作。尽管当时反动军阀傅良佐和谭浩明的军队，出入长沙，时局很不稳定，晚上经常戒严，给工人上学造成很大困难，但是，工人们仍然坚持学习，教员们继续坚持上课。1918年上学期，夜学继续开办。为了扩大社会影响，推动其他学校也办工人夜学，毛泽东还向湖南《通俗教育报》投稿，详细介绍主办工人夜学的情况和经验。通过这一系列的实践，毛泽东对工人有了初步了解，同他们建立了真挚的感情，也取得了联系工人的一些经验。同时，把彻底改造旧社会的革命火种，撒到了工农群众这个“社会中坚”的浩荡队伍之中！
一人（校长兼），总务一人，各部部长各一人，庶务、会计、文牍各一人。宗旨为“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原注
- 晋朝人车胤，家贫，经常没有灯油。夏天，他用小白布袋盛数十个萤火虫，晚上借萤光读书。—原注
- 晋朝人孙康，性敏好学，家贫无油。冬天，他常在晚上借着雪光读书。—原注
-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36—37页。
- 指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后来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讲修身课时，曾以此作为教材。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21—122页。
- 倪宽，通作儿宽，西汉时人。据《汉书》卷五十八载，他“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赞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颜师古注：“都，凡众也；养，主给烹炊也。”承宫，字少子，东汉时人。据《后汉书》卷二十七载，他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他路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柴，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
- 张栻，南宋人，号南轩，居衡阳。他提倡孔孟儒学，从事于讲学授徒，著有《论语解》《孟子说》等。—原注
- 昌黎先生，即唐代著名的文章家韩愈。他的文章，融会各家风格，自成一家，世称韩文。—原注
- 《昭明文选》，南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选录秦汉以迄当时的诗文，凡60卷，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选。—原注
-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原注
- 《楚辞》，汉朝人刘向集屈原、宋玉所作诸赋而成。—原注
- 司马光，北宋人，官至宰相时，受命撰中国历代编年史，自战国写至五代，即《资治通鉴》。—原注
- 顾祖禹，明朝末年人，精通史地。明亡后，隐居山中，专心著述。所著《读史方舆纪要》，详载中国地域形势，山川险夷，及古今战守、攻取、成败得失的事迹。—原注
-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35—39页。
- 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3—47页。
- 李白的一首名诗中的话。—原注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21一126页。
-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
- 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5—48页。
- 杨开智：《粪土当年万户侯》，载于1977年9月7日《文汇报》。
-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63—64页。
- 岛夷，原指我国古代东南沿海一带居民，此处借指日本。北山，古指今甘肃省西部边境，或指吉林一带，此处泛指东北一带。当时日本和沙俄互相勾结，侵略满蒙；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原注
- 这首诗录自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易君咏畦追悼录》中收录的这首诗，与这封信中的诗有四字不同。一是“方期沆瀁游”的“沆”字为“沅”字，一是“子期竟早亡”的“期”字为“渊”字，一是“后来有千日”的“日”字为“里”字，一是“飞飚拂灵帐”的“灵”字为“云”字。—原注
- 曾文正，即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末湘军首领。道光进士。1853年初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军事工业。有《曾文正公全集》，文中提到的“曾文正家书”，俱收录其中。—原注
- 陈子，指陈昌（1894—1930），字章甫，湖南浏阳人。新民学会会员。中共党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与毛泽东同学。1915年毕业后，任长沙县五美小学教师。1917年在一师附小任教。后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任水口山铅锌矿工会主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斗争。1929年去上海，被派往湘西贺龙部工作，途经澧县时被捕，1930年在长沙就义。—原注
- 《盛世危言》，清末郑观应（1842—1921）著。书名及内容编排屡经变更，1893年始定此名出版。该书批评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而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说，他少年时阅读此书，“非常喜欢”。—原注
- 《新民丛报》半月刊，梁启超主编，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初期连载梁启超的《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与政治思想，宣传维新，抨击清廷顽固派，对当时知识界曾有较大的影响。1903年以后，因坚持立宪保皇，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受到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批判。1907年年终停刊，共出96期，有汇编本。毛泽东于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借阅过，并在该报第4号《新民说》“论国家思想”第3段末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因此“读了又读”，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原注
- 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64页。
- 《君宪救国论》，为筹安会重要成员杨度所著，旨在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原注
- 陈君，指陈昌。—原注
- 汤，指汤化龙（1874—1918），袁世凯为大总统后，曾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等职。康，指康有为（1858—1927），辛亥革命后，曾任孔教会会长。梁，指梁启超（1873—1929），曾任袁氏政府司法总长。3人均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表示不满，发表过一些言论。—原注
- 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51—53页。
- 王船山：名夫之，湖南衡阳人。抗清失败后，隐居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上反对复古，提倡奋斗精神，在湖南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原注
- 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体育之研究》，见《新青年》第3卷第2期。—原注
- 1917年8月给黎锦熙的信。—原注
-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42—45页。
- 指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临时约法，重开国会，恢复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原注
- 段氏，指段祺瑞（1865—1936）。—原注
- 黎公，指黎元洪（1864—1928）。—原注
- 1916年7月14日，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八人。—原注
- 大隈，指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原注
- 指1914年7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于1918年11月以同盟国战败而告结束。—原注
- 指当时的塞尔维亚、比利时、门的内哥罗（黑山）三国。—原注
- 墨乱，指在1910年至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多次发生的全国政权更迭事件。—原注
- 候补者，即今称候选人。—原注
- 许士，即查尔斯·伊万斯·休斯，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罗士福，即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曾在威尔逊之前就任美国总统。—原注
- 会稽之师，典故。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打败，遂卧薪尝胆，于公元前473年攻灭吴国。会稽，为越国都城。后常借喻兴兵报仇雪耻。—原注
- 指长沙《大公报》，1915年9月创刊。—原注
- 《湖南公报》，1912年4月在长沙创刊，后成为进步党人的报纸。—原注
- 《时报》，1904年6月在上海创刊，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支持和资助。—原注
- 指1913年在北京天坛祈年殿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政府采用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后被袁世凯废弃。—原注
- 暲兄，指萧子暲，即萧三。—原注
- 银市信，指寄至湘潭县银田寺转毛泽东的信。1916年暑假，毛泽东曾回家照料病重的母亲，6月下旬返乡，7月中旬回到长沙。银田寺，镇名，离韶山冲约30里。—原注
- 1915年9月，黎锦熙赴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同年1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他，劝他莫为袁世凯所利用，并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原注
- 王、梁、章、樊，指王闿运、梁启超、章炳麟（太炎）、樊增祥。四人曾在袁世凯政府任职。—原注
- 颜子，即颜渊（前521—前490），孔子高徒，好学有德，但身体虚弱，31岁去世。—原注
- 贾生，即贾谊（前200—前168），西汉名士，曾为梁怀王太傅，死时方32岁。—原注
- 王勃（648—675），初唐四杰之一，有文才，因渡海溺水，受惊而死，时方28岁。卢照邻（约635—约689），初唐四杰之一。后为风痹症所苦，投颍水而死。—原注
- 卢升之，即卢照邻。—原注
- 指《论语·乡党》。其中说：“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原注
- 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酷爱运动，卸总统任后，曾到非洲东部探险。孙棠（Sando），德国铁路哑铃操的普及者。嘉纳，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讲道馆馆长。曾将日本柔术改良为柔道。—原注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21—124页。
-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页。
- 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51页。
-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51—52页。
- 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53页。
-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52—53页。
- 转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53页。
- 这六项的得票情况是：敦品11，自治5，文学9，言语12，才具6，胆识6，共49票。—原注
-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65—66页。
- 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57—58页。
- 陈绍休，第一师范学生，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后病逝于法国。—原注
-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67—71页。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22页。
-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48—51页。
- 学友会创立于1913年秋，初名“技能会”。1914年改称自进会。1915年秋定名学友会。学友会设会长
- 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67—68页。
- 指长沙雅礼大学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 指民国七年，即1918年。
-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55—57页。
- 《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7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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