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城驿那些人和事

●　韩悦行

牧城驿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80多个春秋我大都在此度过。牧城驿近代以来那些人和事，时常在我脑海中盘旋，久久不能忘怀。

牧城驿的读书人

牧城驿村地处营城子镇东部，这里交通方便，经济发达，居民生活富裕，因此出现了许多读书人，着实是一个文墨之乡。他们中有清代的秀才、举人和翰林，武官有佐领、防御、骁骑校、领催等，也有后来的一批中学生、大学生和赴日留学生。解放后，据不完全统计，有百余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学有专长，业务精深，孜孜不倦地献身于祖国的各项事业。

牧城驿城南门旧照

韩悦行夫妇合影

李家兄弟同上金榜

在清末，牧城驿村李家发生过一件奇事，兄弟二人一个中举人，一个中进士，轰动了四乡。他们的祖父李逊是一位著名的公益人士，在村里颇有名望，志书上说他“励身孝友，居心仁慈。由山东航海至金，以冶工起家。扶持危难，济恤困乏，刻印善书，施舍棺木，忠厚之行谊，至今称颂。李贵昌、李绪昌即其裔孙也”。李家兄弟早年在金州南金书院读书，刻苦用功，学有专长。同治三年(1864年)，弟弟李绪昌中举人，第二年殿试为二甲第七十九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晋升为翰林院编修。他教授过皇家子弟，后因精神疾病辞官回乡，38岁死于忧郁之中。他是大连地区最后一位翰林官，在村里享有崇高的声誉。李家门旁树立旗杆，作为翰林府邸的标志，人称“旗杆底”。同治六年(1867年)，哥哥李贵昌中举人，出任四川荣昌县知县。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闻金郡失守，桑梓无人，遂灰心仕宦，仓皇告归”。韩道观为民伸冤遭捕入狱时，李家兄弟全力协助乔有年上诉官府，终令韩道观平反昭雪。由此可见李家兄弟对家乡的关切。李贵昌之子李荣陛为秀才出身，曾在旅顺公学堂任教。1913年，因拒绝讲授日本人编辑的《汉文读本》而愤然辞职。其后大连《泰东日报》高薪聘请他为编辑，亦被拒绝。他在家乡开设私塾，教授农家子弟，闻名乡里，人称“老陛先生”。李贵昌孙李维新长年在金州教授私塾，曾参与编写《金州志纂修稿》的工作。

不忘国土的留日学生

1905年，日本侵占了大连，为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从1910年开始，逐年向日本输送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殖民统治的40年间，牧城驿共有九人赴日留学。1916年，韩昆桐和韩冈岑是牧城驿村第一代留日学生。他们二人同是金州南金书院的毕业生，先在日本长崎中学学习两年日语，而后又一起考入东京工业高等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前身)。韩昆桐学习机械专业，三年学成毕业时，突患传染病不治而死于日本。父母念子心切，费了许多周折，将其遗体运回家乡。韩冈岑学习纺织专业。1923年，奉天省长王永江创立奉天纺织厂，聘用他任该厂工程协理，总管全厂的机械设备和技术操作。为了抵制日本的干扰，该厂所有机械设备和电器设备全从美国购进，生产双蝠牌细布和袜子，成为东北最大的棉纺企业。韩冈岑年轻有为，努力工作，积劳成疾，1931年7月染肺痨而逝，终年38岁。韩树忠是第三代留日学生。1939年，他20岁便考进“才子学校”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由于过度用功患脑病，辍学经商。解放后他携眷回乡，参加农业劳动。改革开放后，一生多坎坷的他虽已年过七旬，仍发挥余热，一度担任家乡中学英语代课教师。他手提录音机，口授英语，深受学生欢迎。他为奖掖后生，把哥哥寄给他的钱捐献出来，设立奖学金。他还想方设法联系日商同学，在家乡投资办厂，为家乡贡献力量。他的族弟韩树英是第四代留日学生，1942年赴日留学，后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奉调回大连，曾任文教局长，后进北京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深造，毕业后留校工作，其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韩霖、韩德民均为第八代留日学生。韩霖就读于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生研究科健康教育专业，获博士学位。韩德民毕业于日本金泽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同仁医院院长，为耳鼻喉科专家。

移居台湾的经商高手

20世纪60年代，牧城驿村出现了一位经商高手，他就是韩树桐的长子韩德厚，早年毕业于大连南满商业讲习所，其父曾在牧城驿汽车站经营同顺福杂货店。1948年，韩德厚去台南市经营豆油、豆饼和榨油生意。他初到台湾，有许多不适和困难，但是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他成立了大成油脂公司，以生产大豆色拉油为主，此后陆续组建面粉厂、饲料厂、电宰厂，生产“富农牌”饲料，推出“大成牌”高级色拉油，成立农牧公司，实行现代化养猪。1973年，他成立大成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为台湾重要企业之一。20世纪90年代，辽宁大成农牧公司在沈阳成立，在大连瓦房店市炮台开发区兴建了种鸡场、卵化厂、电宰厂和饲料厂。大连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食用鸡就是大成提供的。韩德厚关心家乡和大连的教育事业，为牧城驿小学、营城子镇和大连大学捐款设立奖学金。其子韩家寰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商学系、美国芝加哥大学企业管理系，获硕士学位。他患有小儿麻痹症，终年与拐杖相伴，但是没有影响其实现抱负的决心和毅力。他为人乐观、直爽、坚强，有卓越的办事能力和长远的规划思路，被选为台湾电动屠宰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曾获得台湾“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和企业经营者的“尊爵奖”等。

牧城驿的堂号

旧时，牧城驿农家有20多户堂号。堂号就是堂主为自家起的家名，家也像人一样有一个名字。

有堂号的人家大都是一些有社会地位的大户人家，也有部分经济条件一般、社会交往平平的农家起个堂号来凑热闹、自作风雅的，但这些堂号最终都自消自灭了，可见当时的堂号是社会地位的标志。

堂号距今已有百年，人事沧桑，有的能顺应时势，发展壮大，有的则坎坷颠沛，灰飞烟灭。

解放后，产生农家堂号的经济基础消失了，农家堂号的历史也就结束了。可每一个农家堂号都凝聚着一部家族史，演绎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成败利害。

牧城驿的农家堂号最多

牧城驿地处大连西郊，距离市区较近，交通方便，文化基础厚实。港城的建设发展带动着周边农村经济的迅速拓展，从20世纪初开始，这里逐渐涌现出一大批农业大户。他们经营着粮食、蔬菜、果树、制粉、饲养、运输等产业，相互之间交往频繁，作为交际的媒体——堂号便应运而生。称呼堂号比直呼其家主的姓名，要文雅、庄重和有礼貌得多了，给人际关系带来一种和谐感。

堂号取字大凡有两种：一种是用吉祥的词，如“久大堂”“忠厚堂”“仁义堂”“德盛堂”“九思堂”“修德堂”“慎危堂”“福善堂”等；另一种是采用典籍中含义深刻的词，如“三多堂”，取自《庄子·天地》，指多福、多寿、多男子，“继述堂”则摘自清代黄梨洲《周子佩墓志铭》一文中的“守礼不违，继志述事”之句，意为继承祖业，发扬光大。

牧城驿的堂号除了农家之外，尚有药铺的堂号，如“天益堂”“保和堂”“咸颐堂”。

堂号文化现象的出现，是地域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综合开发前进的标志。大连地区牧城驿的农家堂号最多，可见当年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达。

万年堂双星辉映

万年堂的堂主叫韩兴万，他以“万”字做堂号，象征家业万年久长。其祖上占据着城里东北角一块偌大的田产，经营粮食作物，几代下来，家已有“二节地”百亩良田、马车一台、牲口三匹、房屋二十间、二进大院，颇有些钟鸣鼎食的味道，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他家的田地在城东，为耕种方便，特意修建一个东城门，俗称“小街”。待到孙子那一代便弃农经商，转变了治家的方向。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韩树英，就是韩兴万的曾孙。

他早年留学日本，1944年决定参加革命的韩树英辞别家乡，化装进关，几经风险，到达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太岳抗日根据地四专署，开始他的革命历程。解放后他曾任大连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文教局长，前后在大连工作了五年。在中央党校期间，在培训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以及教研工作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玄孙这一代又出现了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民，曾任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万年堂后代人才辈出，为牧城驿增添了不少光彩。

积善堂为财不义

积善堂是另外一种情况。堂主王长运清末进京赶考，因没有回家路资，流落街头。有个官员可怜他，将其收留。后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官员携家外逃，把全部家产托付给他。王长运趁机将财产据为己有，甚至包括丫鬟和大鹅。从此他过上了安逸的生活，还起了个动听的堂号——积善堂。

他有了儿子后，按“秉心忠良”的次序定下了四代人的名字：秉甲、心正、忠孝、良智，全都是些上讲究的字眼。王秉甲婚后不久突然中风不能行动，老婆把表哥请来管家，生了个儿子叫心正，总算有了传香火的人。解放后王心正被戴上地主帽子，成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儿子王忠孝在“文革”期间因为不会跳“忠”字舞被抓去劳改，后来被无罪开释，回家结了婚，不料突患脑溢血死去，身后无子女，王家也就断了香火。

从三乐堂走出的“老蔗农”

“三乐堂”之名出自《孟子》，是以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为一乐；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二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三乐。

堂主是韩昆峦。当时他家里出了件轰动一时的事。韩昆峦的三弟在办喜事前突然病故，未婚妻刘女立志守寡，在坟前抱着公鸡拜了天地。村中老人们深受感动，按旧习俗，题写“奇节无双”的匾额挂在刘女的卧室，又在大门口的门楣上挂了一块写有“有光女史”的金字巨匾。婚后刘女恪守妇道，孝敬公婆，可难耐的青春寂寞折磨着她的心，她清瘦不堪，在痛苦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她死后在其褥子下发现了许多火柴。韩家为了表彰她，在前牧村的东岭上为她立了一个贞节牌坊，这个贞节牌坊于1966年在“文革”中被毁。

韩昆峦18岁当家，全家日子过得很红火。儿子韩冈志(1884年—1980年)，字蔗农，自幼好学不倦，1934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是牧城驿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1933年韩冈志在西岗新开大街北头创建了蔗农医院，自任院长，主持日常医疗业务。当年牧城驿生病的人都要到大连投奔韩冈志。为人宽厚的韩冈志对家乡人关怀备至，对一些经济困难的患者想方设法给予方便，因此他在家乡人心目中很有威望，人们敬慕地称他“老蔗农”。

由于韩冈志处事宽容又虚怀若谷，在同行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1951年他奔赴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后服务于大连第二人民医院，直到退休。

为民伸冤的韩道观

韩道观，字澄怀，大连甘井子后牧城驿人。

清同治十年(1871年)，南金地区水灾严重，颗粒无收。各乡代表纷纷向金州衙署报灾，请求赈济免税，但衙署匿灾不报，漠然视之。海防同知徐仲三亲率衙役，仍按常年课税征收，威逼乡民限期交纳。适值金州副都统安图前来旅顺视察水师，乡民跪其车前，请求代为上奏，赈济救灾，减免课税，他当即允诺，但迟迟不见答复。

韩道观心急如焚，便会同乡民300余人，前往金州衙署再次恳求。衙署司员奎三唆使爪牙掀翻大堂公案，反诬韩等聚众闹事，扰乱官府，当场捉拿韩道观等人，严刑审讯，残酷拷打。韩毫无畏惧，拼命抗诉，痛斥官员的无理行径。衙署恼羞成怒，将韩等监押在狱，声称将以贼匪重罪论处，后又提解省城，再三审讯。韩道观据理力争，不肯屈服。

年底，同乡人工部主事乔有年由京返乡省亲，其母向他诉说韩道观为民伸冤反被扣押一事。他得知后，于正月初三骑马抄荒野小路回京，多次躲过奎三刺客的追杀。乔到京后，草拟奏折，求同乡邓御史两次向朝廷申奏此案之真情，朝廷下令派钦差两次调查。同治十二年(1873年)，冤案终得以推翻。韩道观等人无罪获释，得以生还，平反昭雪，光荣返里。衙署官员分别受到降级革职处分，安图罚杖五十，降为骁骑校，不久抑郁而死，奎三革职查办。灾民也得到应有的赈恤。

韩道观为民伸冤一事，轰动当时，家喻户晓，传为美谈。20世纪30年代，其孙韩冈寿为祖父树立名誉功德碑。高大的汉白玉石坊建立在前牧城驿车站北侧，往来行人驻足瞻仰。石碑两侧的刻字概括了他为民一生的高贵品德：“担当公谊肩如铁，抗拒强权气若虹。”

辽东名儒乔德秀

小磨子村西临营城子湾，清代这里有一个小码头，木帆船穿梭往来于辽东各海口。其中有条船专门从复州湾向这里运送石磨，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叫作“小磨子村”。

辽东名儒乔德秀，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生于西小磨子村，光绪年间贡生、候补直隶州训导。

乔德秀，字芝兰，号希真子，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塾师段盛桐老先生知他幼年丧父，免收了他的学费，让他安心读书。为了奉养老母，乔德秀曾辍学在家务农。族叔乔维曾惋惜地说：“此有用之才，埋没良可惜！”在他的资助下，乔德秀完成了学业。学成后，他在自家开馆授业，光绪十二年(1886年)童试，他教的学生名列榜首。

光绪十八年(1892年)，乔德秀在省城奉天萃升书院讲学。他为人谦和，治学严谨，通晓经史，能诗文，与辽东名士多有往来，被公认为辽东名儒。

日本占领大连后，乔德秀担心中国文化将遭灭顶之灾，于宣统二年(1910年)春，创办了金州私立公育两等小学校，自任校长并授课。奉天省行政公署为其备案，并颁发印章一枚，以示对其办学的奖励和支持。为了坚持民族传统和办学特色，乔德秀特意在校名之前冠以“金州”二字，而校名采用国内惯用的“公育两等小学校”，以区别于日本殖民当局带有“关东”字样的学校名称，表明该校的主权是中国的，是为中国学生服务的，于是他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忌恨。

为了教育学生爱乡爱国，避免地方历史湮没无闻，乔德秀特意撰修了一部乡土教材。他搜罗古今之书史，调查远迩之见闻，据实考证，几经寒暑，数易其稿，终成《南金乡土志》。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中华立国以来，除残虐时代而外，吾先民未有不爱其国者。惟立爱自亲始，爱家必先爱身，爱国必先爱乡。眷怀桑梓，万众一心，大同之景象，迄今犹可想见。”他痛斥那些对爱乡、爱国传统“习焉而不见，懵然而不知”的骄奢子弟、昏愚子孙是浪掷祖业的败家子，并指出：“不知爱家，何由爱乡？不知爱乡，何由爱国？是皆失于教育之故也。”他将爱乡与爱国统一起来，寓于教育之中，表明他执着编撰志书“启迪本校儿童”和世人爱乡爱国之初衷。

民国二年(1913年)12月21日，奉天省行政公署教育司认为该志书“条理精密，搜讨亦极宏富，堪为小学校乡土史地等科之参考书”，并令其自行付印。该志书记载了金州、旅顺等地的政治、历史、文学、人物、山河等项，其中租借政治一项最详细。书中写道：“租借者两国交涉之新名词也，往古无之，然曰租借，则在我犹有主持之权，在人自有归还之义，今志具政治，俾资考镜。”这表现了作者对俄、日侵略者的愤慨与收复领土主权的信心。1931年，该书在大连新亚印务公司石印出版，广为散发，填补了大连地区从无志书的空白。

民国二年(1913年)，日本殖民当局以其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违背“教育法规”为借口，勒令该校停办解散。每当忆起此事，乔德秀痛心疾首，引为终身憾事。

晚年的乔德秀在家埋头著述，有《东北要塞鉴古录》、《营城子会土地沿革概略》、《书忍堂治家规则》、《鸿指三生录》、《女箴》、《三艺启蒙》及诗文若干卷。

乔德秀不畏强暴，勇于为民请命。据说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兵不顾中国人死活，要割青苗喂马。他挺身而出，与俄兵据理力争，终使俄兵改用青草喂马。日本官署强行从中国民田取土修河坝，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闯入日本衙署陈情评理，迫使日本人收回成命，因此他在百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1916年9月12日，乔德秀老先生病逝于故居，享年67岁。

抗日英雄鞠兴任

据悉，近日辽宁省民政部门正式批准鞠兴任为抗日烈士，其批文已下达有关方面。同乡人无不深感欣慰，烈士的家乡也增添了光彩。

鞠兴任1906年出生在营城子镇西小磨村一个普通农家，其父鞠建升是位老实厚道的庄稼人。鞠兴任从小就聪明好学，受国画家叔父鞠建烈的影响，画画写字都很地道，每逢过年邻居都来求他写春联。他的短跑也很好，因为学校离家远，他每天都跑步上学锻炼。他为人正派和气，乡邻都很喜欢他。

他的学业成绩优异，在班里名列前茅。1925年他从三涧堡公学堂毕业考上了旅顺师范学堂。这一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大连地下党组织旅顺工科大学中国学生、旅顺师范和旅顺二中的学生集会声援、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的暴行。鞠兴任对于日本殖民当局对大连人的奴役和压迫以及大连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深有体会，他的内心充满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因此他自始至终都积极地参加这次抗日活动，经受住了考验。1926年6月，旅顺师范学生地下党员苍永新(现名庄元)发展他为党员。

鞠兴任入党后，工作更加努力，密切联系同学，进行反日活动。当年冬季，他在旅顺师范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学校的反日罢课活动，名义上是反对日本教师青木久歧视中国学生，实际上是借此反对日本殖民当局的奴化教育。罢课持续了一个月，最终学校答应了同学们提出的要求：罢免青木久，将其调离学校；增加英语和数理化各科的授课课时；增添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杂志。这次罢课取得了胜利。这件事引起了殖民当局的警觉，免去了校长，开除了四名同学(其中有两名是中共党员)，并且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

1927年和1928年，大连地下党连遭两次破坏，旅顺师范党支部失掉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从此便停止了活动。

1928年至1929年，鞠兴任毕业后在金龙寺沟普通学堂任教，1930年到1935年在旅顺公学堂任教。在教学中，他经常以历史故事向学生们进行潜移默化的爱国思想教育。他在美术课上画的花鸟草木十分逼真，引起同学的极大兴趣，学生及家长十分欢迎和爱戴他。

1935年教学期满，他离开大连，北上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翻译。在那里他与黑龙江地下党接上了关系，继续进行抗日活动。1936年，地下党组织被破坏，鞠兴任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审讯中壮烈牺牲，时年仅30岁。

鞠兴任牺牲的噩耗传到故里，同乡人和从前受业的学生们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鞠兴任烈士牺牲已经80年了。此间家属和有关人士多次向政府申诉、取证，政府几经审核，批准鞠兴任为烈士的批文终于下达。亲属们的心愿得到慰藉，烈士的名分得到确认，他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刘洪龄父子

旅顺万忠墓有三块墓碑，其中最大的一块是解放后1948年12月竖立的。在这块石碑上，“万忠墓”三个大字出自甘井子区营城子老私塾先生、书法家刘洪龄之手。

刘洪龄(1868年—1958年)，字梦九、鸣九，出身于书香门第福善堂。刘洪龄自幼从父学习四书五经，注重书法训练，每天必写字两个小时，从春到冬，从无间断，先学赵体，后学欧体，综合两家的特点，又独创出柔婉、富丽而苍劲的书法，为世人所传颂，成为旅大著名书法家。他学成后，曾一度执教于营城子小学校，此后大部分时间，在自家开设私塾，教授乡里子弟，每年有学生30余人。

梦九先生不仅善于教书，亦能培养好子女，五个儿子皆接受过高等教育，尤其长子刘伯刚早年就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

刘伯刚(1899年—1985年)，原名刘懋镛，幼年随父读私塾，后在南满中学堂、金州工业学校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为人正直倔强，好打抱不平。1921年，他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学习七年。在留学期间，他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结识进步同学，学习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底，刘少奇派他到上海党中央训练班学习。1930年春，通过东北陆军讲武堂任中校教官的地下党员赵石羽的介绍，刘伯刚被派到讲武堂做兵运工作。后来又经中校班长杨炳森的介绍，刘伯刚到炮兵传习班教授日语。由于他日语水平高，教学态度好，很受学生欢迎。他经常与学生谈心，交朋友，宣传革命思想，不久在学员中发展了四名党员。

1930年7月3日，刘伯刚到东陵山林守备队活动，回来的路上他到浑河边洗衣服，将军服脱在岸上。当他洗完衣服，发现军服不见了。这时有一个农民在附近割草，刘伯刚认为是他偷了衣服，便与他发生冲突。公安巡逻队把他们带到东陵公安派出所，经搜身发现刘伯刚身上有一份共产党的文件和军事调查表，于是警察认为他有共产党的嫌疑，将他绑送奉天县清乡委员会。赵石羽和杨炳森知道后，立刻到清乡委员会，想花钱疏通把他营救出来，但是清乡委员会认为此案关系重大，不敢放人，营救未成。

第二天清乡委员会将此案送交东北清乡总局，敌人对刘伯刚严刑拷打，追问共产党文件的来源，但他坚贞不屈，使敌人一无所得。8月6日，东北清乡总局又将此案移送辽宁高等法院，不久判处他五年徒刑。赵石羽到监狱去探望他，他把自己在讲武堂发展的四名党员的名字告诉了赵石羽，要他和他们进行联系，同时他又向赵石羽表示请党放心，他能应付任何严峻的考验。刘伯刚实践了自己的承诺，在他被捕后，满洲省委机关、奉天特科、讲武堂的党组织均未遭到破坏，也没有一个同志因他被捕而受到牵连。

1931年8月，国民党最高法院东北分院认定刘伯刚“持有军事通讯等重要文件，关于赣闽等处之军事计划报告极为翔实，其为共产党中之重要分子无疑”，于是从重改判有期徒刑八年。

“九一八”事变后，刘伯刚家为营救他变卖地产，筹集了一些钱，他弟弟亲赴奉天活动，企图把他买出来。弟弟到监狱来劝他给日本同学写信，请求营救，但刘伯刚说：“花钱是买不了我的，你们不应当有要我当汉奸的想法。”他在狱中接到日本同学的来信，有的就在奉天警察署做事，要他写个悔过书即可出狱，但都遭到他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