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作家纪念物和作家崇拜

我当如何说起普希金？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

（安德烈·别雷^[5]，1925年）

在最初通过纪念碑接触到普希金的俄国人中，有一位就是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1890年代她还是个孩童时，常常被保姆带到“普希金那儿”去散步，也就是那座普希金雕塑，坐落在环绕着莫斯科老城中心的那些林荫道内环。“一个比谁都要高大黝黑的黑人”，他标记着那些孩童漫步的“终点和边界”。

图2 位于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普希金雕像（A. M.奥佩库申，1880年）。这座雕像深受俄罗斯百姓喜爱，周围总有鲜花装饰：列夫·托尔斯泰觉得这座雕塑上的普希金像个男仆在向主人宣布“上菜了”，此话一出，照例让俄国人愤怒不已

普希金的那座雕塑低着头，一只手放在胸前，姿态和面部紧张专注的表情暗示他正灵感奔涌。那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形象，是诗人自己在他的短篇小说《埃及之夜》（1833）中唤起的“即兴诗人”和“梦想家”的形象。在那部短篇中，一个头发蓬乱、声名狼藉的外国人来到圣彼得堡，受邀参加一种上等人客厅里的文学游戏。女士们和先生们在小纸条上写下题目，扔进一个花瓶里，外国人把花瓶作为一种摸彩袋，从中取出纸条，看自己须根据怎样的题目作诗。最终，他即兴作诗的题目是克莱奥帕特拉和她的情夫们：

然而，即兴诗人业已感到神明附体……他示意乐师们奏乐……他的脸色十分苍白，浑身战栗，像打摆子一样，一双眼睛燃烧着奇异的火光。他抬手将垂下额头的黑发拢上去，掏出手绢擦一擦冒出汗珠的高高的额头……然后向前跨了一步，双手在胸前抱成十字……音乐停止，即兴诗人的朗诵开场。

这里，我们看到一位艺术家正处在浪漫主义灵感乍现的瞬间。不过最好不要轻率地把这一段当成普希金隐而不宣的自传。无疑，《埃及之夜》中没有哪一处文字明确鼓励我们认定，这则天降灵感构思创作的强力神话是普希金的生平真事。而诗人的草稿表明，他的作品绝非一蹴而就，而总是在最终完稿之前经过一再的大幅修改。普希金追求的精妙声音效果需要费些力气才能达到，而既要话语直白平实，又要避免过于露骨，这样一项复杂的任务就意味着在一次次的修改中，对诗歌主题或论调的表达变得越来越隐晦。然而那个关于诗人–梦想家的传说深入人心：普希金原本是个勤奋的写作者，但这一事实似乎就是没有“普希金是个快活的天才、他的每一份诗思都是天赐灵感”那么撩人遐想。后来的俄国作家，包括阿赫玛托娃和纳博科夫，往往用铅笔和橡皮而非钢笔来写作，为的是他们的第一、第二乃至第四十四稿不至成为让后世幻灭的佐证以及多事的学术研究的资本。用诗人叶莲娜·施瓦茨（生于1948年）^[6]的话说，“没有什么改动。我的诗都是一气呵成。我无须努力，通常都是在浴缸里完成一切创作的”。

如果说这座雕像所选择的形象说明了浪漫主义对俄罗斯文学文化的持久影响，该雕像的建造却是普希金崇拜制度化的一个里程碑，在很多方面堪比英国的莎士比亚崇拜。普希金崇拜最早出现在1879—1880年诗人70周年诞辰^[7]的纪念活动上，在1899年诗人百年诞辰庆典上愈演愈烈，到1911年普希金就读的皇村中学建校100周年时再次达到高潮，结果不仅筑造了多座雕像和多块纪念匾，还产生了不少诗歌、颂词和画作。在最后这一类中，著名的有当时首屈一指的历史画家伊利亚·列宾的巨制。那幅画作纪念的是1815年的一次著名事件——普希金朗诵自己的诗歌《皇村回忆》，据说促使年迈的新古典主义诗人加夫里拉·杰尔查文夸赞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列宾几乎把那天的场景处理成了一个俗世的圣像画。普希金的姿态，他年纪轻轻便才华洋溢与老迈的杰尔查文的连连惊叹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都取材自教堂里的耶稣画像，表现的是年轻的耶稣在神学辩论中的口才令贤明的圣人们瞠目结舌。然而听众——除了起身探向普希金的杰尔查文之外——的面孔却是一幅幅贪婪、自私和愚蠢的漫画，取材自弗拉芒人和荷兰人描绘的对耶稣的嘲笑。它们暗示着另一个强大的神话，即政治和社会当权者充满敌意的不解能够摧毁艺术天才的神话。

图3 《普希金在1815年1月8日的皇村中学毕业典礼上朗诵自己的诗歌〈皇村回忆〉》，伊利亚·列宾

除了在雕塑家、作家和画家的作品中占据一席之地，到1880年代，普希金崇拜还产生了商业价值，类似于如今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8]或霍沃思^[9]的日常景象。当然，当时还没有商家出售“高加索的俘虏”桌垫、“叶甫盖尼”和“达吉雅娜”马克杯或“巴赫奇萨赖汗宫的泪泉”饼干，但已经有了普希金钢笔、普希金巧克力包装纸和普希金雪茄盒，乃至普希金伏特加酒瓶。很多希望俄罗斯文学远离商业市场的专业作家和评论家看到商家营销普希金，无不感到震惊和厌恶。这似乎成了一个身处商业价值观威胁之下的文化的诸多症状之一。西吉斯蒙德·利布罗维奇在1889年的纪念活动之后出版了一套普希金肖像画册，在他看来，“对诗人备受爱戴的容貌的亵渎”恰恰说明了“广告，用魏勒的话说，可谓‘无远弗届，无知无畏，六亲不认，无孔不入’”。

俄国作家对重商主义的厌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常态；它的影响还将继续，纳博科夫对爵士乐和杂志广告的抨击就是一例，他甚至还极富创意地在《洛丽塔》中写到亨伯特·亨伯特对美国流行文化的令人作呕的迷恋。悖论是，有时最前卫和政治思想最激进的作家，对商业压力反而最不敏感。马雅可夫斯基在1920年代中期环游俄罗斯做巡回诗朗诵时，就一心要斥责书店老板们在销售他的书时态度懒散、力度不够。1932年以后，苏联的文化集权把“商业文化便意味着低水准”作为官方信条。文化产品（书籍、绘画、音乐会、芭蕾表演）物美价廉成了让人自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