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视界中的人学
让写作者站在写作的最高处回望写作。一部文学史就是一个“人”不断被发现、强调的历史。文学是人性之学、人生之学、人情之学，人的文学围绕人的关爱意识、历史意识、抗争意识、追求意识、孤独意识五大内容，围绕人性、人生、人类社会三大悖论展开。文学来源于神话，来源于现实生活。文学需要终极关怀，需要兼容并包的思想。
第一节 为什么文学是人学
如何理解文学是人学，必须从人的经典定义出发来理解。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社会的、精神的复合体。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丰富的内宇宙，文学的历史终归是“人”的历史，谈论文学就是谈论人。文学流溢着作者人生体验的灵性和生命搏动的乳汁，它是有温度的。文学是对生命的发现、感悟和体尝，需要满怀慈悲地去关心那些泣血的生灵：文学让人体认自身命运，让生命的热血喷涌而出……生命的叹息、生命的抗争、生命的愤怒、生命的哀怨、生命的孤独和荒诞感……
一、对应于人的自然性，文学是人性之学。文学家高尔基曾说，文学是“人学”。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文学应该表现人类共有的生活和普遍的人性。而人性是全人类共有的，所以文学是世界性的，故而我们看阿Q，先觉得其深刻地表现了当时国人的劣根性，继而感觉到这是人类的共性，体味到小人物的悲凉和无奈，以及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只有了解这些，我们才能更好地探讨生命的意义。必须指出的是，人的自然性并不意味着文学是自足的东西，文学是人在情感上沟通的桥梁，文学本质是自身功能的结果，像文学中的“崇高”“优美”这类文学现象只能从“人”学的根源上去理解。
尤其是像喜、怒、惊、恐、忧这些人的基本情绪，是共同人性的基础。人的吃喝拉撒、生育和死亡、自私来自动物性。难怪犹太箴言录把人性分成四种天使品质，四种低等动物的特点。人像天使一样能直立行走、说话、思考和有见识。同时，人又有动物的自私性，第一种是自我与他我分得清清楚楚，“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第二种是分不清自我与他我的界限，“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第三种是自我消泯于他我中，“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第四种极端是自我凌驾于他我之上，“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是人性固有弱点的隐喻。作家必须深入作品人物的内心世界，才能以全知全能的上帝心态，揭示人心灵的秘密。比如每个人都有需要的东西，人都好面子，人都喜欢听奉承话。比如《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中描写了所谓诚实清高的赫镇19户头面人物，因为一袋金币，他们穷形尽相，形如小丑，以理查兹夫妇为代表的人物想尽一切办法去占有它，大家相互攻讦、责骂，身败名裂，人性的丑陋到了极点。与其说给作品贴上一个揭露资产阶级道德虚伪性的标签，不如说这是人类的一个普遍性弱点：从亚当、夏娃开始，人就无法抵御诱惑。对于这一弱点，我们不能简单地“扣帽子”“打棍子”，然后轻松地躲到一边看笑话，我们并没有这种优越性。如果我们像小说人物理查兹夫妇一样辛苦了一辈子，老来仍旧赤贫，以至于深更半夜还不得不在外打工，那么面对从天而降的财富，你还会心平如镜吗？中国有句古话，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可见“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拒绝”是每个人内心隐藏更深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人从摇篮到坟墓都被教导要诚实，要禁得起诱惑，可是一旦诱惑真正来临，我们仍然不堪一击。我们未必是自己所认为的那样的人，毕竟我们的道德优越感未接受考验。所以，赫德莱堡现象不仅是美国社会的缩影，更是人一生中随时都可能遇到的严峻问题，它早已超越了民族种族的界限。
二、对应于人的社会性，文学是人生之学。文学会以高贵、典雅的质地滋养我们的人生。文学与人生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文学是社会的、人生的反映，是作家发自心灵的创造，它为我们提供的是人生的历史，人类灵魂的演变史，它是人类情感的“云盘”。这是一个广阔、深远的心理实验场。在这个虚拟的实验场中，欣赏者展开想象，自由地徜徉、沉醉于古今中外的人生情景中，体验作家写作的时空生活，体验各种人物的各色情感，追索人物的心路历程，探求人生的奥秘和底蕴。具体说来，包括：
（一）人类的自我认识。学过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古希腊德菲尔神庙上有三句箴言，其中第一句是“认识你自己”。认识自我从此成为了人类觉醒以来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分析法的广泛应用，让人类对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类也越来越自信。然而对于人自身的认识始终处于灯下黑的尴尬境地。“自我”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弗洛伊德和马斯洛开启了自我认识的新篇章。心理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即基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的部分构成“本我”，大多处于无意识之中，充满着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和冲动。社会需求和尊重的需求构成了“自我”，正常的自我感觉由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内我”与通过行为表现于外的别人眼中的“外我”是一对矛盾，但大家一般能够处理好这种关系。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构成“超我”，是主体力量的唤醒和价值最大化。身体对食物、温暖、性的需要注定了内心想要争夺各种相应资源，不愿让渡权利。保护、安全、稳定渴望组织为其提供相应保障的理性又提醒自己必须让渡权利，这是矛盾的存在。爱情、友谊、归属感、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承认，这类社会属性渴望与人交往，而自我实现、潜能发挥又或多或少会占用别人的资源，这里也存在冲突与对立。几种需求层次的满足和斗争、纠结，于文学作品中都有着微妙而动人的描述和分析。对“我是谁”的困惑和反思证明了人——“我”的复杂性，千百年来，哲学家在思考，作家也在思考。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多层次人格因素组成的、多侧面的、有机的、完整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活的精神体。对人的揭示和描写是文学作品永久魅力之所在。
（二）人生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价值在哪里？一旦我们在不经意间或夜深寂寞时想起这个话题时，都显得很沉重。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无人能解。“死生亦大矣”，无论何种文明，无论人类文明如何发展，无论世界怎么改变，人类对生命本质的体验惊人一致。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儒者，人需也，满足别人的需要和自身的需要就是存在的价值，所以要“入世”。道家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与天地相谐，自然，生命的长度和密度同等重要。佛教认为，吃喝拉撒本身就是意义，就是佛；佛者，人弗也，人要学会放弃各种欲望以减轻人世间的苦痛。历代文学家、哲学家也为此做了积极的探索和思考。莎士比亚、史铁生都有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探索。从终极视角看，人从出生就开始走向死亡，人生是无意义的，人早晚得死，地球终归要毁灭；从现实视角看，人生是有意义的，存在就是合理。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各有各的道理，形如阴阳互抱，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有意义的无意义，无意义的有意义”之悖论。正是因为人本问题的复杂，人生才有永远的困惑和迷惘。否则，答案就表述为有无即可，何谈困惑？面对关于人生意义《等待戈多》般的悖论，当今哲人用“过程论”超越了它。
人活着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西绪福斯因为得罪了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宙斯而被罚做苦役，每天做的是单调而重复的推石上山，眼看石头就要到山顶时又会滚落下来，于是他不得不重新出发，这种永远无聊远胜监狱里囚犯的痛苦。肉体痛苦、精神苦楚，无助、无用、无望、无休止让人难受，可是西绪福斯内心充实而坚定，脚步沉着而稳健，每一次石头滚下山去都是重新出发。即令永无成功希望，他也照样敢于笑傲命运，不惧诸神。假如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不被啄了，也许他会因不断增大的肝脏而身亡，假如西绪福斯不推石头而选择死亡，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人死如灯灭。人生存在的意义，就是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寻找价值所在，寻找精神家园。即我们必须赋予勇敢的抗争过程本身以欢乐和幸福，此外并无其他意义。西绪福斯既象征了人类命运，也隐喻着人类对命运应该采取的态度。无独有偶，中国神话中吴刚伐桂花树的故事与其如出一辙。吴刚一斧子砍下去，树又愈合了，所以必须不断地砍，用身体的劳苦消解人生的无意义。因此，只要为之奋斗了，你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从哪儿来不重要，到哪儿去也不重要，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人生只是一个过程。不必痛苦，苦涩、虚无、恐慌之后，才能真正了解人生的真相，才能有超越的愉悦。人生的苦痛是哲学的苦痛、智慧的苦痛、清醒的苦痛，是受难的英雄般的苦痛，它痛中有快，苦中有乐。这种痛并快乐才更接近人生的真实，更持久和更有深度。我们不用担心这种苦痛会让人一蹶不振，相反，它会让我们增加更多直面人生的勇气，增加承受人生苦难的精神力量，增加我们从容应对人生的智慧与自信。
（三）人生的根本困境。人生的根本困境之一表现为怕死不想死而又不得不死，出生就在走向死亡，无法抗拒。无论你是凡夫俗子还是帝王将相，无论你是一介草民还是大富大贵，好死不如赖活着，服用丹药或放浪形骸都是这种恐惧的表现。人生的根本困境表现之二为人活着就有欲望，佛教教义要求消除这种欲望，认为这是痛苦的根源，极端的表现就是过苦行僧的日子，用身体的苦压制膨胀的欲望，据说鲁迅喜欢冬天穿得很单薄，也有这个原因。当欲望无法满足时，这意味着痛苦，就算满足了，很快也会被新冒出来的欲望所占据，所谓欲壑难填就是这个道理。人生的根本困境之三是人类永恒面对的世界中绝大多数是不可知的。尽管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但不可否认，可知的仍然是少部分，不可知是永远存在的困境。人生的根本困境之四就是言语的苍白无力，可知亦不可道，人生来注定是社会化的动物，但却无法与他人彻底地沟通，这一方面意味着孤独，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所有的东西只有自己体会到了才有意义。
上述困境，文学作品里有，现实生活中也随时可能遇到。对于人生的根本困境，作家往往只是提出问题，而难以给出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这不是作家的生活经验、人生智慧不够，而根本原因在于它来自生命、生存、生活本身固有的矛盾。矛盾在，人生的困境就会存在。就像史铁生，身体的残疾阻碍了他人生的正常生活状态。这样，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关心世界的眼光中转移到了理解和接纳自身上。因而对人生的理解也比普通人来得深刻。
三、对应于人的精神性，文学是“人情”之学。人作为高等生物，具有复杂的情感。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都自然真切，容易引起心灵的共振。所以在刘心武看来，文学就是研究人类感情学的准科学。麦克杜格尔博士早在1898年就指出，任何动物，其群体冲动只有通过和自己相类似的动物在一起，才能感到心满意足。类似性越大，满意感越强。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山中人特别好客，因为山中人烟本来就稀少，加上两眼看得见、抬腿走半天的道路阻隔，他们好不容易才能碰到一个同类。任何人在与最相似的“类”相处时，更能充分地发挥其本能作用，并且容易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那些人类举止相似，对相同事物有相同的情感情绪反应。故而我们能够明白，人是文学描写的唯一目的，文学表现历史环境中人的灵魂、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的变化，小说只有集中描写情感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才能具有长久的影响力。一个作家，应该站在非功利的、跳出阶级思维的立场上来处理笔下的人物、题材。历史教材可以从政治、阶级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但文学作品应该站在民间的、个人情感的角度去表现人性，否则便难以成为一流作品。
四、文学是人学的意义。理解了文学是人学，我们就找到了理解所有文学问题的总钥匙。透析西方文学中人的观点的历史嬗变，可以看出西方文学自始至终贯穿着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贯穿着强烈的人文精神与生命意识，深沉、深邃，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其实，只要谁想深入文艺的殿堂，不管他是作家也好，文艺理论家也罢，都借助文学是人学这把钥匙。创作家借此写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理论家借助它解释文艺上的诸多现象。过去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观点。而过去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也都充分证明着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既然文学是人学，那么文学描写和表现的中心对象应该是人。文学的中心是人，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文学必须以人为描写的中心，文学对象、文学题材都应该关于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于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是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标准。因为人处于社会现实的焦点，乃生活的主人，抓住人，也就抓住了现实生活。只要我们真正写人，写人的个性，就必然会写出这个人所处的时代、社会与当代复杂社会人们间的关系，就必然反映整个社会现实。而在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也在于他对人的看法，在于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
文学是人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西方文学同步描写人的生存状况、人类文明历史进程。其实，注重探究人的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这也是西方文学演变的深层动因。古希腊—罗马文学反映了欧洲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人的生存状况，他们个性张扬，放纵原欲，重视世俗生活与个体生命价值；希伯来—基督文学体现了浓重的宗教人本意识，超现实生命价值，他们崇尚理性，重视群体本位。东方文学以抒情为主，“桃花潭水深千尺”“安得广厦千万间”更是直接表现和彰显人的情感情绪。
必须指出的是，文学领域广阔，不单要描写人，还要描写人之外的物，不单描写社会现象，还要描摹自然景观。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文学之物、写出来的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它们集中体现了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态度，它们本身就具有了人的感情。因此，物和自然纳入文学视野，并不影响文学认识人和反映人的基本性质。
不仅文学的描写对象是人，文学的服务对象也要是人。文学的任务和作用就是要影响人、教育人、美化人，鼓舞和引导人去认识生活，改造现实，提高自己，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总之，在文学领域里，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文学能使人懂得美、感受美、体验美。文学丰富的内涵与变动不羁的表述，往往成为人们的情感皈依。文学能使人感动，能净化人的心灵。文学描述各种各样的人，多种多样的人生，人们可以藉此认识自己、反省自己，从而提高自己。人们间有一条隐秘的通道，读懂自己就可以了解他人，读懂他人就可以认清我们自己。作家试图告诉我们：文学乃人生的镜子，文学中的人生色彩斑斓。从某种角度来说，文学的历史就是文学的创作史、阅读史、精神流变史；文学中的人文与启蒙、政治与文学、现代与传统、道德与婚恋、历史与崇拜等的纠结，实际展露了人生百像。
当然，文学既然以人为中心对象，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在文学创作中就应该肯定“人的本质力量”，就应该体现人道主义。
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帮助人了解自己，提高自信心，发展阅读者追求真理的意向，和身上的庸俗习气斗争，发现个体身上好的品质，并在心灵中激发起羞耻心、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之精神鼓舞自身的生活。
一方面，文学要达到教育改善人的目的，另一方面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这便必须从人出发，将人作为注意的中心。文学的核心是人，文学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揭示生活本质、反映生活发展规律的说法，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间的区别，因而也就必然扼杀文学的生命。
“人学”是作用力的体系。一个在整齐划一的简化式感知和思维习惯中浸染过久的人，会基本上丧失对新奇事物的理解力，何谈对歧异的容忍和尊敬呢？好奇、虚怀若谷、灵活宽容、在接受断言和观点前要求得到证明是避免一元思维、产生真正人的文学的必要态度。
得勒兹曾提出了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之表现。文学带给我们的不是天下大同，而是一个无限可能并存不悖而且能够相互宽容和相互对话的多彩世界。如果用集体压抑个性，会使正常的欲望停止工作，从而使文学失去基本的鲜活，甚至导致出现偏执和盲点、理想化或妖魔化某些东西。毕竟文学是人学。写作的过程应当是高扬人文精神，学做“大写的人”的过程，因此，培养写作者丰富的人文情感是写作训练的首要任务和动力之源。
第二节 人的文学围绕五大内容三大悖论展开
一、文学主要表现关爱意识、历史意识、抗争意识、追求意识、孤独意识五大内容。
（一）关爱是一个微笑，关爱是一个眼神，关爱是一句问候，关爱是一缕春风，关爱是一场春雨，关爱是一泓清泉；关爱的诸多好处决定了关爱意识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全球范围内的战乱、旱涝、地震、饥荒、瘟疫、恶性事故与金融危机；房奴、车奴、孩奴……；毒豆芽、三聚氰胺……；“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油你涨”“苹什么”……整个人类都处于焦躁状态。从关爱生命角度去解读文学类作品，才会使文学是人学的意味更清晰。作家通过对自己生命的感悟来打量群体的生命状态与生存境遇，会大大激发人们对生命本身的珍视，思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烛照下的生命之光因此而更加绚烂。从生命活动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较之社会学视角更贴近文学的审美特质，更合乎生命的表现特征，也更能反映人生命活动的个性审美。
关爱意识主要表现为：关爱生命，生命的个体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能够正确地认识生命、珍惜生命、敬畏生命、欣赏生命；关爱人性，用爱来表现人性的美好与丑恶、人生的追求与迷惘、人格的独立与尊严，理解并珍重人的感情，敬佩人类天性中所蕴藏的爱的精神，相信它正是组成伟大人性的本质因素或永恒部分；关爱社会生存状态和追寻生命终极价值；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呼唤正义、理性和人类的良知。
关爱意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精湛的心理刻画与描写背后，常常潜伏着作家的人道精神理想、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对人类终极关怀的人道主义热忱。同情、博爱、理解、宽容与牺牲精神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信仰、文化与民族间的人道的相互尊重和理解。
（二）人类的历史活动都渗透着人类的思想与痕迹，文学概不例外。文学的历史意识首先呈现为文学创作的时间意识。历史的时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文学的时间似乎仅有过去和未来。如果从历史意识这个术语本身的结构来看，它又含有政治意识、党派意识、阶级意识、价值意识与终极价值意识等。历史意识影响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主题倾向与人物评价、品位构成乃至叙述风格，贯穿在全部的创作中。
文学历史意识不同于历史本身，是情感的真实，符合人的本性的真实。历史真实没有选择性、可能性、主动性。而文学中的历史只是可能、应该，文学家揭示的只能是可能之真实，假设的真，应当的真。对生活的不满、对命运的抗争让文学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大家宁愿相信这种真实。人们除了现实的日常生活，总还要追求一种对现实缺憾的弥补。文学就是这种“谎言里的真实”。文学用虚构的谎言来满足大家生活中的缺憾，换句话说，文学是个人精神的理想化升华。正如略萨所说：“小说之所以写出来让人看，为的是人们能拥有他们不甘心过不上的生活。”有价值的文学必须体现历史理念，抓住人们在历史中的缺憾和不满做文章。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家自觉认同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历史意识，在作品中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从成千上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的，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再明确、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或者在基本认同主流历史意识的基础上，又根据创作主体的当代需要对其进行强化或弱化，这样写出的作品往往被冠以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如果完全同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历史意识和“话语”背道而驰，通过象征、意象、意识流等暧昧地体现作者的想法、认识，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具有现代主义作品因素，这类作品不反对、不拥护，逃避主流与所有历史意识，这样的作家要么把文学当成一种纯粹的艺术行为，要么完全撇开现实与历史、价值和意识，如同文字游戏，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历史意识。的确，当作家的历史意识完全被权力意识、历史意识淹没的时候，人物往往非常高大上，不食人间烟火。在作家创作的过程中，当权力历史意识与个人历史意识发生冲突对抗的时候，虚假、造作、滑稽、堕落就暴露出来，社会现实各个层面都可能被当成片断的、异质的和偶然的事物来加以肯定。
在作品中体现历史意识，最起码要辩证地、发展地对待人，不以好坏、善恶、正邪、忠奸等既定观念模式化写人。人性是复杂的，不是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也不是好人永远都好，坏人永远都坏，真实的人物大都是发展变化着的，大多数人物的性格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甚至具有多重性。从审美的角度说，文以载道的历史意识作品过于工具化，基本无吸引力可言，而充满个人历史意识表达的作品则是审美性的，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呈现出千姿百态，充满紧张冒险，灌注了作家的激情和才智，可以赢得不同层面的欣赏者的心理共鸣。
（三）抗争对个人和民族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抗争可以说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天性，人类的抗争俨然成了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抗争意识来源于生命的矛盾意识，包括黑暗与光明、生与死、绝望与希望等。其表现为抗争习俗、挑战社会黑暗、绝不苟从的生活态度与认识立场；表现为灵与肉、理性与欲望、善与恶、神与人的对抗；表现为对那些钢筋混凝土和玻璃幕墙笼罩下被封闭的居所、被管制的时间、被束缚的歌声、被扭曲的人际、被污染的爱情、被毁坏的环境、被分裂的和平的无奈与愤怒；表现为从个人到群类、从国家到种族、从本土到全球的对未来恐怖、前途渺茫的忧虑和失落感；表现为反战意识和恐怖意识。
抗争意识催人成熟，让我们真真切切地认识自己，尤其是领悟到人的尊严、人生的意义，因此形成强大的生命意志力去克服发展路上的诸多困难，并借以不断地升华主体人格、完善道德审美、实现人文关怀、启迪人生智慧，从而照亮生命旅途，完成人生的崇高使命。
（四）无论是什么地域，也无论是什么时代，只要是人，其行为动机都会遵循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追求意识上的愉悦或是消除意识上的不愉悦。追求意识表现为在各种原始需要的动力支配下，推崇心灵、人格的创作，在艺术作品领域呈现出生命需求的细腻体验和切近人性的直击本质的深邃感。如对爱、友谊等的期待，对自由人生的期盼，对生与死的近距离关注，对自我价值的最大化的追求与探索，对宇宙生命意识的把握，对文化观念的批判与反思等展现出的独特而永恒的价值和魅力。
写作活动的起点始终是一种生命体验。而需求的结果是资源的争夺或理性获取、分配，这样势必带来各种阻碍和考验，从而更加深化生命需求的艰巨性。离了生命追求，便没有文学，因此，作者不但要在个体生命方面追求永恒的焦渴体验，还要对社会、历史、宇宙等事物充满感性与理性的生命体悟和理解；不但要在内容方面寻求各种突破，还要在形式等方面也不断追求完美。
在不断的追求中体悟生命的真谛，在焦渴中体味丰满的感觉，在生命写作中调控鲜活的生命意识。
（五）动物也需要同伴，但孤独意识是高等生物——人才具有的生命体验。这种人类个体性的、偶发性的忧患意识，是感觉自己孤独无助或感觉孤单寂寞的心理状态。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孤独意识主要表现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前途渺茫、失望怅惘、焦虑痛苦带来的孤独感伤；表现为傲立天地之间无依无靠、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而无人能解的苦闷；表现为苏世独立、睥睨傲视、曲高和寡，像一个清醒的受难者，“举世皆浊我独醒”“一肩挑尽古今愁”的寂寞与孤独；表现为急流勇退、自我放逐；表现为天地人生不过是万物之逆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茫茫尘世中每个人都无法逃遁。
孤独意识是一种觉醒的个体生命意识，因为超越了当下，超越了一般人，所以往往给人以崇高感。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说：“崇高是稳定的存在于精神上或物质上的令人震撼的宏伟里的。它既包括外界事物的庄严宏伟，也包括灵魂的高尚伟大。没有灵魂的高尚伟大，最高贵的艺术作品和自然都必定会永远暗淡无光。”基于自我肯定心理机制的孤独意识，彰显了人的本质力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来自作者主体人格力量的崇高。这样就赋予了作品以超然不群的性格力量，这种崇高感并非来源于我们见到的情境，而是来自我们所体会到的力量。
孤独意识往往给作品带来深沉的悲凉感。当作者面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时，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重压让作者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似为“小小鸟”的无奈的生命体验渗透进作品，给其作品带来深沉的悲凉。
二、人的文学围绕现实反映表现人性、人生、人类社会三大悖论。
（一）人的理性与欲望。人性作为文学发展的支撑性力量，在历史的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其内在逻辑构造。人性是什么？大多数人认为，人性绝不单是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历史性存在。它体现着人类因为实践与客观世界发生必然关系时的渐进行程，既从物质方面体现着人类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人性的历史变迁，也反方向地体现着文学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历程，从精神方面印证着人类所走过的路，体现着自然不断人化以及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
社会资源的有限和人欲望的无限始终是一对矛盾。我们在想有些东西却又不能或不敢得的情况下，人性内部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始终是一对矛盾，人性在文学中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文学的魅力也正基于此，在于此。从某种角度上说，人性的欲望转化为写作本能冲动，移位、推进、释放、逆反，让语言表现出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和演绎，既是写作的意义，也是作家原创力的源泉。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人性有一个逐步消失的过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揭开了饮食男女的第一页，《静女》《木瓜》《大车》《狡童》等大多奔放自然。之所以郑卫多淫声，是因为频繁的征战，男丁大量死亡，政府为了推动人口繁衍，利用原始风俗，仲春二月桃花汛到三月上巳节提倡自由恋爱。随着教化的深入和渗透，个人和社会的矛盾日趋突出。由于体制的强大，“文以载道”的最终结果靠牺牲个体的尊严和人性来实现和解。因此，个人的价值必须借助集体或团体来加以彰显；个人的自由和个性便消弭于社会的需求中了。随着伦理纲常的加强，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天理，灭人欲”观念不断被强化，人性中的自然性和社会性长期处在了分裂状态；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在文学作品中，要么基本处于无活力状态，要么处于生理本能畸形发展状态。就像《金瓶梅》大胆露骨地写性一样，绝不是简单地局限于张扬个体、反抗封建制度层面，而是把人的自然性十足地放到了人的生理本能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集体向“西”看，外来文化的视野让他们明白了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于是，他们转而从西方思想汲取创作的灵感，人性、人道主义首次摆到了国人面前。在文学中，他们提倡个性解放，抒发性灵情感；提倡恢复人的自然性，尤其是个体性。
步入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人性”已经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原点。文学始终伴生着人性。但总体而言，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对人性的耕耘仍缺乏深度。在中国文学中，我们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拷问”。灵魂的剖析远无生动的、个性化的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脸谱化。由于外在的政治、经济、伦理等一系列阻碍，真诚的自我反省失去了深入人心灵世界的力量。文学运动的结果是人性的社会性因素不断强化，而自然性因素逐渐退却。
“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现人、描写人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最流行的主题。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人的觉醒。以周作人《人的文学》为代表，提出了以进化论为依据，人性是兽性与神性的复合体。在周作人看来，兽性就是人的动物性，而神性则是以兼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中国的人首蛇身，埃及的狮身人面，法国的人头马，其实都反映了人的这两个禀性。在周作人看来，人生的目的须要发展人的神性，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主义，“为人生”和“为艺术”。周作人指出：“我说的人道主义，就是立足于个人基础之上的人性。我们大谈人道、人性，其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人的资格，由此而生发出的是‘个性解放’要求。”
周作人“个性解放”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个人的发展，人道主义的兴起，动摇颠覆了古典文学塑造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专制社会机制，从而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社会机制得以解放。在创作方法上，“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浪漫主义，“为人生而艺术”主张现实主义，看起来大相径庭，其实两者统一在人性与人道主义旗帜下，在表现情感、鼓吹自我意识觉醒方面惊人一致。“为人生而艺术”派强调文学艺术为社会，显然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文学的教化功能），它主张的是要以情动人，提倡个性解放，恢复人的尊严和价值。
“五四”新文学运动更多地强调了人的自然性，注重个体性张扬，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古典文学无视人性问题的矫枉过正。“五四”新文学运动注入人性，对于恢复文学的本质特征、实现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大打折扣。人性被阶级性取代，不少文学作品干脆图解政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群体性掩盖了个体性，社会性直接取代了人的生物性，因而文学单一化、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失去个性、个人情感、人类生理需求的文学，也失去了温度，失去了生活的现实基础。
70年代末，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始，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反思。文学中，人性重新得以苏醒。于是，《神圣的使命》《班主任》《大墙下的红玉兰》《伤痕》等一大批反映人性的作品面世。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提出了人性中不仅有人的社会性，还有自然性，在阶级性之上还存在着人类之爱，“主体性”“人道主义”开始复活，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进一步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一时期，人的价值、人的力量、人性之美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作品突破了政治情感的传统写作窠臼，把笔触更多地转向了个体和个体的心灵世界，提出了长期被人忽视的个人的生存，人生的价值实现等问题。张贤亮的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揭示了人的肉体与心灵间的矛盾，批判了时代悲剧对人性的摧残，还从更深层次探讨了人性和社会性间的矛盾与对立。这一时期，年轻的作家们冲破了过去僵死的文学创作模式，独立地表达内心世界，在整体上关照人生意义和人文价值，文学的应有地位得以恢复，人性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进入新世纪，市场经济日渐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沉湎于感官的享乐。物质至上、享乐至上成为了人们生存的源动力。人性、人生意义、人的价值被现世的、现实生活所取代，理想堕落为生理体验、生理官能的满足，生命的内在激情被消解了。近几年，作家们文学创作中更多地贴近现实生活中柴米油盐等生活细节，一度限制了精神的向上飞扬。
人性在西方文学中有大量的表现。古希腊文学犹如一个健硕的儿童，天性得到了保存。之后由于受基督文化的影响，有许多描述罪与罚的作品。譬如《红字》《悲惨世界》《堕落》《黑暗之心》《红与黑》《蝇王》《卢梭忏悔录》《失乐园》，无不表现了浓重的宗教情怀。罪与救赎互相依附，文学作品表达罪时，也都涵盖渴望救赎的主题。
（二）人生的有限与无限。万物有灵，生命的定义是无限广泛的。从宇宙到地球，从草木到人类，再从动物至细菌，生命都有大限，世间没有永恒，无论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有多大能量，都逃不过宿命，都有无法左右和支配的东西。面对山川草木，岁月枯荣，人们有诸多慨叹和无奈。聪明的俄狄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当他千辛万苦找到杀死国王的凶手来解救国家时，却意识不到凶手是自己。历史没有按秦始皇的设计“秦二皇秦三皇”地延续下去，他自己因为怕死寻访仙丹反而五十岁就死了。唐太宗李世民想长寿，吃了天竺方士的长生不老药中毒而亡。于是，我们不得不敬畏生命，在对自身命运的支配上，人的能力是何其有限！科学发展到今天，大概再没人会天真地认为我们可以征服世界和宇宙。人类不得不重新承认，信心、直觉和情感，至少与理性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人出生时紧捏拳头，到头来却撒手人寰。面对命运的漂泊不定和变幻莫测，大家每天都在绞尽脑汁规划人生，策划明天，掌控自己，结果流产、失控、出人意料，大家开始欣赏和追逐《我想和你一起浪费时光》。人生就像《等待戈多》，就像推着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滚下来，推上去，又滚下来……我们每个人都在摇着自己的生命之舟，拥挤在有限的水域中碰来撞去，自己以为自己能决定方向，实际上谁也决定不了自己去哪里，看上去只是每个人都在奋力争取着什么，一代又一代地碰撞着，直到沉没到水底，消失了为止。超越与永恒，不过是盲目渴望看见前面的道路而已。
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无法追求生命的长度时，我们转而追求生命的厚度，活得精彩。人生宇宙中，生命来之不易，且又魅力无穷。忙碌的人生就像一架快速奔跑的战车，疾病、痛苦、忌妒、诅咒——都是两旁嗖嗖作响的子弹。作家醉心于关注他人与自我人生、命运，乐于创造那些富于个性魅力与共同命运的人生，无怨无悔。海子、海明威、巴尔扎克，因为写作，他们的生命密度得以加大，闪烁出金刚钻般坚韧的光泽，而被他们赋予灵魂的艺术则更接近于永恒。
为了超越，人类开始追求“立言”以永恒。时间是永恒的参照，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价值标准。伟大的艺术必将成为永恒。李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道尽了人世的沧桑。浔阳江舟中妇人弹琵琶曲，竟使江州司马泪湿青衫。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让人感慨万千。寒山寺的钟声，将张继愁思化成千古绝唱。《枫桥夜泊》破空而来，造就了一位永恒的诗人，一份永恒的乡愁。一代诗仙李太白听蜀僧弹琴，痴迷而进入“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的境界。
（三）人的异化。“异化”是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术语。“异化”一词首现于德语，“Entfremdung”就是异化的意思。这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allotriosis”，有疏远、分离和陌生化之义。在德语中，“Entfremdung”一词在非宗教的、世俗的使用中还融入了拉丁语“alienatio”与“alienare”的内涵，前一词有陌生、脱离以及权利与财产转让的意思。后一词有陌生化、取走、剥夺、让别人支配、让异己力量统治等义项。后来德文“entfremdung”（异化）被译作英文即“alienate”。
异化是科技发展和社会高度分工的产物，人制造机器是为了生活更美好，到头来人反而沦为了大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工具。人的物质、精神活动及其产物褪变为了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这种力量转过来又反对、支配与统治人本身。异化反映了人的活动及其产物转化成了统治人本身、与人相敌对的异己力量，从而人由社会历史过程的能动的主体异变为消极的、被动的客体的范畴。
“异化”一词的提出，是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哲学反思。人虽然是一种感性的肉体的存在物，是受环境制约的存在物，但人绝不像动植物那样被动地适应自然界或对象，人有自我意识，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结构，人是有生命力的激情存在。
异化是人的存在状况和理想状态间的一种固有矛盾。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秩序、纪律，而张扬个性是人的本能和理想。当社会规则紧箍咒越念越紧的时候，人就会有压抑、焦灼、困惑等心理感觉。而作为个人的独特存在方式的个性，天生向往自由，追求无拘无束，在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朵“水仙花”（narcissus），都有自我膨胀的趋势。放弃一部分自我利益，获得族群的认可仅仅是人确保自我生存必需而采取的方式，在一个层次的需求满足后，更高层次的需求又产生了，人总是追逐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超出常人的表现可以凸显个人的优越性，以博得心理的满足；更为重要的是，资源的有限让个体倾向于取得凌驾于群体之上的地位，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异化始终存在，有可能是自己让自己异化，也有可能是别人让自己异化。在一定程度上，个人内在的心理断裂，以及个人在群体面前的主体意志的丧失，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宿命。
或许人性异化更多的是由人性本身及人类的生存所决定的，社会分工只是导致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回望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异化问题伴随着历史的前进日趋严重。由于原始社会社会发展自身不完善，人的异化并未让人觉察。毕竟原始人群体生活尚处于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阶段，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高度分工。一旦人类为了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运用理性发明技术、发展工业，人的理性和感性就开始对立与分裂，人就再难有整体感，人的存在感降低了，人成了大生产条件下的一个可有可无、随时可被替代的零件。人性丧失了，人的价值贬低了，自我异化了。
事实上，人不异化是不可能的，异化固然让我们感到压抑的痛苦，但这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维持发展所必须承担的代价。
异化表现为：人的各种器官功能因为发明创造得以延伸。“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耳机、助听器成就了“顺风耳”，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FAST工程成了人迄今为止最大的“千里眼”，各种大型机械、可穿戴设备让我们可以体会无所不能的感觉，发达的航天航空、航运、高铁更是远远超越了古人“一日千里”的梦想。用进废退，在这个科技看似无所不能的世界里，我们倦怠于用脑记忆、用心思考，倦怠于用手写字、用脚走路，总是乐观地认为，科技让人类生活更美好。我们只在乎一件事：钱。不休息没关系，因为有按摩仪器；不规律饮食没关系，因为有保健品……按照这个逻辑思考下去，没有子女亲情不重要，因为有宠物或者电子宠物……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推出你不存在也没关系，因为有人替你存在？科技用品真的可以替代我们正常的器官运动，代替我们真切的感受与体验吗？
精确、精细化、控制是现代化管理的标配。生产被设计，休闲、消费等日常生活也被占领了，每个人都成了格里高尔，成了生产和消费的机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的正常关系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为了填满自己的所谓“需要”，人们贪婪地赚钱，不知疲倦地购买商品，不停地消费，金钱成了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深谙人们心理的广告人士已经替我们设计好了欲望，在强烈的暗示和诱导下，我们通过被“需要”而证明自身的存在，沦为了社会这个巨大的生产机器上的齿轮，我们自己钻进了自己精心设计的金鸟笼。统一的着装、统一的节奏、统一的行动让我们沾沾自喜于档次、专业，殊不知，我们不知不觉中都成了装在套子中的人，物化、同质化，连个性化色彩最浓的消遣性娱乐也迅速地同化着、物化着人们的思维。马克思说，人是会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动物。他在下这个定义时万万没想到，人的创造本质已经变成了个别人的高尚活动。人类的本质、人生的意义逐渐远去，人们自甘于变成一台赚钱与花钱的机器。人文精神以及根植于人文精神上的人文关怀的缺失，使人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它使各种机构与过程单一化、机械化，身处其间的人们一切都例行公事，丧失了工作和生活的乐趣。
总之，人类作为人的主体性因为个性发展、工具理性、过度消费逐渐沦丧，进而导致人与他的类本质、他的理想间的异化不断加深。现代化给了我们丰裕的物质生活，但在现代化的浪潮中，现代人类自身却迷失了。
人类的这种“人”迷失和异化导致了诸多问题。人的生物本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物种的延续而被产生的。而异化，作为本能的对立面，是人长期有意地控制本能的产物。自控能力固然可贵，但长期控制本能也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导致身心分裂。一方面，人的生物本能弱化，主要表现于人的行为活动上，毫无缚鸡之力也许不再是针对书生的笑话了；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层面出现问题，诸如精神分裂、忧郁、歇斯底里症等患者不断增多。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使人无法全面发展，于是走向反面，只能片面地，甚至畸形地发展。
“物物而不物于物”，我们在使用工具的同时，应该强化人的本能，不能让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的力量。对工具的依赖导致对人的依赖减少，与之伴随的是信任危机、道德危机和金钱至上观，是现代人羞耻感与同情心的普遍缺乏，经济利益几乎成了所有问题的出发点。人情冷漠，利益至上。大家疯狂追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的力量”，导致了道德危机的出现。为了自身的快乐，人们正在变得越来越任性和不负责任。
现代人要想摆脱目前的矛盾与困惑，就必须从哲学层面审视异化以及因而产生的生存矛盾。异化植根于人性本身。故而通过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才能消除或者至少减轻异化给人带来的苦痛。文化，是由文学、艺术、宗教和思想组成的负责诠释人生意义的领域。在文化、政治、经济三大领域中，文学是最接近于人的本质的。文学主张独创，张扬个性，鄙弃程式化，不同于政治的权力驱动、经济的利益驱动，具有非理性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唯一旨归是人，是人的解脱、人的发展直至人的最终幸福。因而，文学常常在个人和社会的尖锐矛盾中起一种缓冲作用。社会需要文学来维护自身的稳定，个人仰仗文学来保持心理平衡。
文学不同于政治、经济，社会不能亦不会采取强制性手段压制，或者另外去培植所谓正统意识形态。在人的异化已成为普遍现象的今天，政治、经济又无法从根本上消弭个人和社会间的内在矛盾，所以，用文学的光芒照亮我们的灵魂、安抚我们的内心是非常必要的。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将人所感受到的精神压力释放出来，从而减轻异化带来的苦痛，缓冲人和社会间的矛盾，避免对现存秩序造成冲击。物极必反，设若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状态僵化不变，文学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反映现实的需要，功用就可能由缓冲矛盾、维护社会安定走向另一个极端——积极改造人们的思想，推动真正的社会革命，以保护个人权利的实现。
必须指出的是，异化问题在任何社会状态中都是存在的，只是表现的尖锐程度不同而已。异化不是洪水猛兽，我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异化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最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便是依靠文化、文学繁荣来实现人性的舒展，使人在精神的领域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第三节 人的文学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高更有一幅名画《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见下图），异域神性的画面，把我们带到了渺远的过去。其实，从文明的诞生到死亡，我们都在追问。文学也需要这样叩问历史根脉，寻找立足点，确认方向。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地基不稳、立足不稳的当代文学。
一、文学从何处来？文学来源于神话，其背后是现实生活。
耶和华用泥土造出亚当，苏美尔神宁玛赫用泥土创造出六种不同形态的人，印度《吠陀》的原初巨人普鲁沙、中国的女娲等皆用泥土作为造人原料。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看，赋予创造生命的能量，主要源自农耕文化的直观经验：作物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在人类远祖那里，他们相信土地一定具有孕育生命的潜能。从人类文化学的视野来看，神话中特别提到造人要用“深渊的泥土”，或许深渊本身就是大地母亲子宫的隐喻，那里的泥土蕴藏着最充沛的“力比多”。
从更宽广的视域来看，埃及、希腊、巴比伦、澳洲土著、新西兰毛利人、塔西提岛民、美拉尼西亚土著、达雅克人、萨摩亚人、古印度、菲律宾岛民、美洲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非洲土著等遍及五大洲的数十同类神话，都指向了抟土造人。或许远初人类观察到土加水和成泥，具有可塑性，故而神话在讲述神用泥土造人时，用的词是“fashion”。造人的工匠拼为“fashioner”，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这表明神造人的方式取法于人用陶土制造器皿的实践。换句话说，具有上万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以来制陶术的广泛流行，成为用土造人神话得以发生的现实基础。庄子妙喻“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逍遥游》），正基于制陶术经验基础，和由此而形成的造人神话观念。
神为什么要造人呢？从功利的角度看，苏美尔造人神话解释了造人的动机，因为神没有足够的食物，造人是为了侍奉神的生存需要。站在宗教学的角度看，神话对造人动机的描述实际上为人的祭祀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人必须定时献祭食物给诸神，因为这是人存在的唯一理由，劳动异化是人与生俱来的宿命。站在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人的被创造同时催生出了不劳而获的寄生神。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奉为神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苏美尔人把谷物神、畜牧神等同衣食之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说是神话思维的深层追忆、遥远回想与颠倒表达。只有把作威作福之神看成人的变相投影，被颠倒了的进化内容才可能被理解。
人只是神的依附性存在，尚没有获得独立生存的理由。死是人的宿命，只有神才享有永生。至于神在醉酒后造出的虚弱不堪的废人，更显得人的被动性与渺小无助，如同神灵手中的玩物，难怪希伯来语中“人”的词根“Enosh”意为“弱”或“病”。人匍匐在神的脚下，始作俑者就是苏美尔人，可他们创造了最早的文明。
苏美尔神话历经千载尘封，失而复得的遗产就这样因造人主题的沉重表达显得格外悲凉而阴沉，而对这些伴着世界文明曙光最先刻写下来的珍稀神话的文本解读增长了我们的知识，开阔了我们的思路，培养了我们的历史感，更能激发我们觉悟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对后来产生的种种类似神话也有了查源知流的效果。
我们不难看出，神话虽然产生于初民的想象，但是其中却潜藏着丰富的原始智慧和深奥的人文意蕴。神话作为文学的源头，用象征的形式向后人传达着文明发生的永恒信息。
对于神话，可以有多种解释。
比如语言学的解释。太阳发出的光我们理解为“射”出万道金光，太阳神阿波罗的标志便是弓箭。“羿”这个字本来就是两支并列的箭，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推断后羿射日神话所反映的可能不是人和自然的对立，而极可能是太阳神家族的兄弟内讧。
可以有仪式学的解释。弗雷泽的著作《金枝》将基督死而复活的核心神话追溯到了远古西亚社会盛行的谷神祭祀仪式，把表演神的死亡和复活的仪式解释为农耕社会原始信仰的产物。
可以有心理学的解释。海姆在《梦幻之门》中解释各民族的洪水神话的起因非常有意思，它认为其源于人梦中想排尿。由于此种欲望是普遍的，故而洪水神话遍布所有人类群体之中。从功能上看，洪水神话就是以梦幻转移方式疏导欲望，防止睡觉者尿床。
可以有哲学的解释。神话尽管具有幻想性质，但神话的内容确实涉及严肃的哲学问题，如宇宙的起源、人类和万物的由来、罪恶与惩罚。又譬如俄狄浦斯战胜狮身女妖斯芬克斯的情节，象征着主体的自我觉醒与对传统启蒙仪式的颠覆。俄狄浦斯（绰号“肿脚的”）和苏格拉底一样，不盲从于已有的知识。
还有结构主义的解释。神话针对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问题，比如人有生命，不得不走向死亡；比如人源于自然又异于自然，当追溯自己所崇拜的始祖时，却发现自己是始祖乱伦的后裔，等等。它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化解这些永恒对立的矛盾，超越由此造成的精神困惑与焦虑，恢复心理平衡。
二、文学该往何处去？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创作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发现原始文化的活力和尊严。
人类在经历了种族间无数次拼杀，牺牲了无数同类之后，才开始意识到不同种族与文化的人，原来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彼此之间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因而是可以和平相处、平等互补的。
（一）文学要弘扬容忍差异、尊崇他者的人类意识。人对同类的任何歧视、残忍与侵害行为，被看成是人性中的兽性遗留的表现，在文学中都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文学要消解传统文化的偏见，摆脱“我族中心主义”“精英中心主义”的思维和情感定势，尤其是国家图腾的去神圣化之后，才有可能客观公正地面对异族人民和异族文化，才能在帝王将相与杰出人物之外去发掘历史同文化真相。这样，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才能得到关注，文化的交流、互补、综合以及多样化才会出现。
文学家往往充当了打破国族和文化界限的思想先驱者。文学的伊甸园中，原始思维具有自然、神秘、非理性特点，它那不可思议的风格化形式，毫不掩饰的生殖器和性崇拜，对观察视觉的蓄意扭曲等，直接表现为超凡的想象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超现实主义者作为精神的冒险家，不安于现状和平庸的日常生活，为了逃避西方精神贫困，要么向个人内心世界的陌生领域探险与拓荒，要么向现实世界的陌生空间探险与追寻。拉丁美洲那纯朴、真诚、自然的节奏，与大地相依为命、宗教敏感性、集体传统的稳定性等，成为拯救的一剂良药，文学家开始走向异文化与荒远绝域。
（二）文学如同文化，需要碰撞。东方国家原来夜郎自大，随着近现代西方文化“异文化”因征服而强制进入，文化人由原来的拒接和自大，又转而为自卑、膜拜，这一残酷现实让本土知识分子产生文化身份焦虑，产生失落感和错位感，写作者在反思煎熬中苦苦寻觅。随着我们经济的强大，文化的自信也开始增强，故而如今国学兴盛，影响力剧增。我们在本土文化中找到自尊的源泉，所以民族情感所具有的补偿作用与心理自卫特性就显现了出来，跨文化认知价值就自然向本土一方倾斜。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东方。不过世界局势的遽变不以个人或个别民族的意志为转移。那些传统深厚、历史悠久而又相对闭锁的文化，由于全球化的进程而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与思想、观念、情感转型。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人们缓冲、改造思想和孕育新思想，对于揭示自身弱点与局限，摆脱传统的本土主义束缚，对于差异容忍，获得文化反思与认知能力，对于减少社会震荡与纾解人们痛苦都具有重要作用。文学的“杂交授粉”不仅没有弱化本土文学，反而使自身更繁茂地成长。
（三）文学需要抵御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种种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机。形形色色的土著文学成了治疗拜物主义、残害动物、歧视性别和蹂躏地球等现代性病患的灵丹妙药。环保主义者在这里看到了人与动物、植物世界的共荣共生；女权主义者从中看到了母性中心文化与性别平等理念；信仰追寻者从中看到了圣洁的精神；价值失落者从中看到了滋养生命的原始魂灵；身心受害者从中看到了疗救的希望；后现代哲学家则从中看到了人类现实困境中永恒的和谐……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的传说》给了我们最好的启示。作品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基于玛雅女神玛尔玛特的隐身术，揭示了原始纯朴的人性在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腐蚀下逐渐走向堕落，最后又不得不凭借原始思维或巫术思维来拯救，返璞归真。作品中，四条道通向世界四极，黑绿红白分别代表黑夜、春风、狂欢与福地。扁桃树师傅运用法术把灵魂一分为四，配到相应的四条道上。但没想到黑道灵魂因为爱财如命丧失了本性，嫁给了商人。商人为了纵欲享乐，用它换了个美女。扁桃树师傅了解到黑道灵魂的行径后，决意收回灵魂。最终他找到商人与女奴，结果官差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他们为巫师与邪女，投入大牢。在狱中，扁桃树师傅给女奴文了身，并教以隐身术让她重获自由。小说将原始和理想、现代和罪恶对立贯穿在小说内容和形式之中，反思批判了现代西方文明价值。
（四）文学需要终极关怀精神。终极关怀就是关心、关注世界和人生中那些最本原、最基础的问题。这是人类“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它源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有限与无限的根本对立，激发起了人类超越有限、向往无限的强烈渴求，激发起了思考、探索和“无限”相关的那些最原始、最根本的终极问题。终极关怀是一个意义世界，终极问题源自有限但又超越有限。探寻这些问题，赋予其意义，人们能够获得找到人生家园、灵魂归宿的感觉。这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我们生存的价值依据和根本性评价标准。所以，终极关怀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有深度、最有魅力的领域，值得为之奋斗不懈。终极关怀体现着文学思想的深度，具有强大的精神魅力。领悟这种精神内涵，才谈得上修养与境界。毕竟所谓修养与境界，都是以“深度”为标尺的。在“深度”中，我们才能找到心灵的归宿、人生的家园，才能感受到宗教般的沉静和澄明。“深度”的获得绝不是空话，它是以对关乎人生的一系列终极问题的悟解为前提与基础的。
第四节 辉煌文学旧路的启示
文学大繁荣有其现实的土壤。
一、先秦文学以其特有的开拓精神与丰富想象力，标新立异，具有开拓性意义。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先秦以前，缘事而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出现了抨击现实政治的屈原；出现了定是非、决嫌疑的史传散文，出现了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的诸子百家。这一时期，文体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尽管文学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职作家，但风格上表现出了古希腊般正常的文学天性，典雅淳厚，磅礴大气。
究其因，小国林立，难有统一的思想和主张，加之各国出于人才争夺原因，往往都会营造宽松的环境。这一时期，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百家争鸣。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适价值，墨子提出“兼爱”“非攻”主张，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民为贵”的观点。这些价值和主张，提供了文学发展的丰厚土壤，体现着人类成员的自我认同和共同利益，体现着人类的自省与对生存欲求的控制。
前文字时代，原始歌谣与神话传说自不必说。即使是文字已产生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对天神无限崇拜的情况下还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周代初崇礼制，《诗经》中的郑风，依然用朴实的语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对大人君子做了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做了坦率的表白。屈原算是最有个性的骚客了，离骚者，罹忧也，他宣泄自己的愤懑，一吐心中块垒，全然没有“徵圣宗经”的意思。到了东周，诸侯坐大，天子权威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与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传播仁义道德，道家蔑弃仁义道德，而纵横家干脆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面对旧秩序的破坏、旧制度的式微、频繁的兼并战争，诸子百家针对现实，提出了自成体系的救世良方。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学说，他们竞相探寻最为适切的表达方式与最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了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因而文学也大放异彩。
二、文学的第二辉煌当推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时代。这一时期，纲纪松弛，文学自觉。作家因为身处乱世，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改朝换代的速度比翻书的速度还快，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乱世中文人胆小怕事，消极遁世。面对变幻莫测的政局，他们产生了悲观情绪，觉得人生是短暂的，生命倏忽易逝，“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余秋雨说：“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余秋雨认为，改朝换代对于文人来讲，是一场生命浩劫，因为改朝换代必定是新的统治者推翻上一代统治者，正统思想使得文人总是同情被推翻的一方而鄙视造反之人，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就容易使他们遭到新朝廷的杀戮。在政治的强势面前，文人往往如同没有壳的蚌一样孱弱，竹林七贤的自我麻醉式的、陶渊明的自我陶醉式的行为，实为消极避祸心态的一种表现。
三、唐代文学的繁荣与之前的文学繁荣有所不同。唐代前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高度自信，思想上兼容并包，文化上中外融合。这样的大环境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开元盛世之后，安史之乱的灾祸空前，那种杀戮、破坏、颠沛流离、灾难深重的生活又展现在文人眼中。大繁荣与大破坏都被唐代的人经历过了，之后跌跌撞撞地走到中唐。中唐人想恢复中兴，重新崛起，但最终没能振作，社会问题在平淡的局势中酝酿着，后来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让帝国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崩溃。
所以说唐朝的历史发展轨迹是这样，有繁荣昌盛的一段，也有苦难落魄的一段，最后又归于平淡了。唐朝作者经历的历史相当丰富，这种丰富的历史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能碰上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会给任何艺术提供丰厚的土壤，文学也是如此。正是因为人们经历得多了，感受也就多了，于是才想要把感受抒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
唐朝的立国者是一个被鲜卑化了的汉人家族，他们对文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没有民族歧视心态，也不会认为夷狄之邦就不如中原。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姓独孤，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姓纥豆陵，而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都是鲜卑族人的姓氏。不仅如此，这个家族长期居住在北方，而北方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一个地带，自然也就受到胡族文化的影响。于是整个唐代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唐人的文学艺术，再到他们的生活趣味，乃至风俗习惯上，都能够看出这种影响。那时候万邦来朝，唐人的习俗和风貌也受到各国各民族的影响。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敦煌残本记载，唐朝民间举行婚礼的时候，主要仪式都在女方家里进行。《虢国夫人游春图》可以看出，唐朝女性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唐朝崇尚武力，社会风气开放，武则天与太平公主皆很喜欢男装。唐朝社会风气的开放对文学题材的开拓、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风气开放了，人们的创造力才会强，才会敢说话。唐朝几乎没有文字狱，文禁不严。比方说，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唐代文人比较关注的题材。白居易以对其赞美的态度写下《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认为李杨是值得同情的，歌颂了这种生死不渝的爱情。而李商隐有一首《马嵬》，“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说可怜玄宗当了四十多年天子，杨贵妃都不能够像平常人家的女儿一样，享受爱情婚姻的幸福，带有批判性的态度。他认为唐明皇为了保全自己，在马嵬驿把杨贵妃勒死，这种帝妃之爱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同样是唐代的两部作品，一个赞美，一个批判。而唐玄宗作为唐朝有相当影响力的统治者，他与杨贵妃的故事能够在本朝被人们按自己之观点演绎，写成文学作品，可见社会风气的开放程度。
宋朝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讲，“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意思是说，唐朝的诗人，没有太多忌讳，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甚至是宫闱私生活，也可以畅谈，朝廷不会怪罪。“今之诗人”，当然是宋朝的诗人，他说我们这个朝代相比较而言，就难多了。
士人的人生信仰对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唐代的世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他们想的是，我要出来做官，我要为社会多做贡献，以此来实现我的人生抱负。因为唐朝国力强大，天下太平，为有真才实学的人出来做官提供了多条途径。科举、推荐，做官的机会多了，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唐太宗曾经把一介布衣马周一下子提拔为宰相，朝廷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贫寒却有远大抱负的子弟也能够进入官场，进入文坛。这个时候文人的队伍就发展壮大起来了。各种阶层的文人进入到文坛中去，使得文学创作摆脱了贵族化的狭小圈子，创作题材丰富了。唐朝文人的功名心特别重，很想建功立业。唐朝诗人里很少有没做过官的，不论做得成功与否。就连李白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唐代诗人里艺术才华最高的一个了，被称为“诗仙”。神仙是什么？神仙应该是淡泊名利、潇洒不羁的。但李白有自己的功名理想，他在诗歌里自比管仲、姜尚、谢安，要建立不朽的功业，再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抒写大漠将军功垂青史的决心。祖咏的“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说自己不是投笔从戎的班超，但是仍然有一腔创建边功的豪情。杜甫也有一番政治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辅佐君主建立尧舜时代那种安定的社会。由此看来，唐朝士人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成就了文学中那种斗志昂扬的基调。
总之，唐人恢宏的胸怀气度与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造就出了唐代开放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同暮春的阳光和雨露一样，滋养了雍容华贵的唐朝文学。
四、到了宋代，一方面，随着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和国家危机的日益深化，人们的苦闷和烦恼也越来越多，人们对人生的思考越发加深。他们有时感到世俗生活前所未有地令人幸福与满足；有时又备感人生世相的空虚与无奈。这便形成了宋代词人既热情又衰惫、既快意又苦闷、既满足又悲凉的复合型灵魂。因此，抒情特别深刻细腻、韵致特别婉转纤柔的“小词”，便被广大文人作者作为曲尽其情、表现其矛盾心理的最好语言工具。这种心理在宋代词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其中又以恋情和人生虚无的情感为最多。到了苏辛，把诗的境界拓展到词，才走向了宏大。另一方面，宋朝对文化的控制很强，对文人的约束非常严密。就像苏轼，写了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本来是写树根很直，但却被人硬说成是谋反，搞出个乌台诗案来。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活，必定会使得文人噤若寒蝉。有了忌讳，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当然上不去。
五、元杂剧与元散曲一起作为元代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的标志，其繁荣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诗词已难以逾越唐宋高峰的原因，也有市民阶层形成、需要休闲文化的原因，更有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的影响的原因。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民族大交流的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加上蒙古族的文化特质，形成了元代较宽松的思想政治等环境，客观上为元杂剧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六、明清的小说是中国文学的又一高峰。明清战争历时大半个世纪，社会的动荡、国事的倾颓，严酷的现实让很多人被迫失去家园、土地，失去地位、身份，加上旱、涝、蝗、雹、风、沙等自然灾难，作家往往不得不与故乡、土地长期分离，不停地游走、迁徙、漂泊，使他们产生了浓重的异乡情结和生存焦虑。
第一，因为不得不放弃闭关自守的想法，所以人格大奔放，产生了诸如《西游记》《东游记》（又叫《八仙过海）》）之类的作品，产生了行者文化与侠客文化，比如行者悟空、行者武松，他们借助游走（时空转移）奔波来寻求个人出路。
第二，借助游历结构与漫游情节，拓展了小说的信息容量和搜奇述异功能。《水浒传》借助游历结构以贯通不同的叙事单元，串起了一百单八将。《西游记》八十一难充满了奇闻异谈，好奇逐异，宠宝信宝，什么袈裟锡杖、金箍棒、九齿钉耙、金刚镯、芭蕉扇、捆仙绳，宝珠、宝瓶、宝镜、仙草，不一而足。
第三，流氓暴力文化盛行，主人公身份危机。孙悟空没有父母，直立行走困难，拒绝对维护社会秩序做出承诺（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反映了人类早期的婚姻状况与从猿到人的过程）。《水浒传》活脱脱就是一部暴力美学的盛宴，赢者通吃，暴力至上。这个时代，“韦小宝”之类的痞子可以混得如鱼得水。
第四，相同的经历导致主题重复，为了避免人物类型化，必然走向典型化。恰如挪威作家哈姆逊在分析易卜生的“问题文学”时所说：“人物形象如果太鲜明，就势必会变成一种性格象征，一种人物类型。”故而千人千面，栩栩如生。
七、清代以降，文学样式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诗歌、小说流派的发展上了。
第五节 文学该怎样行走
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笔者希望文学首先是人学，希望文学能给人一双美丽的慧眼。希望文学思想能自由地闪光，能够架起不同文化、学科、人际间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希望文学能让人们勤奋地工作、安静地思考；希望文学能排除现代人害怕、焦虑的障碍，重新找回自我价值。希望文学能关注现实生活，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多关心人性、人道、民主、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一、文学应当承担起文化整合的重任。归属感是防止社会整体滑落为唯我论的重要一环。民族或个人的唯我论会导致偏执狂与神志错乱，导致歪曲现实，生出仇恨，导致战争爆发与人类互相残杀。现在是一个知识专业化的时代，知识专业化带来的巨大好处可以深化知识的探索与科学的试验，成为发展的原动力。但恰恰也是因为知识之无限丰富与科技飞速发展，导致专业化的出现和深奥语汇的使用，人们的隔膜在加深。专业化在淘汰着大家共处、交流和产生团结友爱文化的基础。知识专业化导致碎片化，导致人类整体破碎成单家独户，或者破碎成技术人员与专家的亚文化圈，语言、法规与日益专门化、片面化信息把人们禁锢在自我的小圈子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科技已经难以完成文化整合的任务了，文学则不同，它过去、现在与将来都为人类经验的共同分母之一；通过这个分母，我们可以交流与对话，而不必管生计和生命的打算有多不同，不必管各自所处的地理与社会环境的差异有多大。
二、文学可以防止我们的愚蠢与偏见，防止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政党或宗教的狭隘与短视，甚至民族沙文主义，等等。伟大之文学反复证明：全球各地男女应是平等的；男女间确定的种种歧视、束缚与剥削的形式欠缺公正。文学能让人们看清楚：因为种族与文化的不同，人类的遗产丰富多样；人们珍惜丰富性，因为它乃人类各种创造力的表现。阅读优秀作品可以让我们解颐；也可让我们用一种直接且强烈的方式学习，即通过联想体验的方式学习，通过我们的行动、梦想与想象，掌握我们是谁与怎么样，掌握我们独处与在和他人联系的关系框架中是谁与怎么样，在公开出场与隐秘的意识里，我们是谁与怎么样。借用以赛亚·柏林的话说，今天我们只能于文学中寻觅我们是谁与怎么样。在构成人类境遇复杂至极的真正矛盾总和中，只有文学如此全面与生动地展示关系人的知识，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或艺术，都难维护这个整合的观念，因为在知识的病态分工与再分工难以抵抗的情形下，即使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或艺术也不得不屈服于专业化的淫威，孤立在碎片化、技术化的园囿之上。这些学术语言早就超出了普通男女理解的范围了。然而文学虚构是通过想象来丰富大家的生活的，这种丰富不可能被肢解、被破碎、被压缩，丰富永不消失。为此，马塞尔·普鲁斯特才断言：“真正的生活，最终澄清与发现的生活，为此被充分体验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学。”
三、文学沟通古今中外。文学在人们间建立友好联系，这一联系超越了时间的障碍，要求人们进行对话，让人们意识到大家有共同的本质，意识到大家都是同一精神家族的成员。文学让我们了解过去，让我们和过去时代的人们成为兄弟；而历史上的人创造了作品、享受了作品并把作品留给了我们；今天我们得以享受这些作品，产生美好的梦想。这一超越时空的集体归属感是人类文化的最可贵成就。
四、文学教人向往美好。当有人问博尔赫斯文学有什么用时，他很厌恶这个愚蠢的问题，于是回答说：“没有人会问：金丝雀的叫声或日落的彩霞有什么用处！”的确，由于有了这些美好的事物，生活才不那么丑恶，不那么凄惨，哪怕只是一瞬，如果非要寻找实用性的理由，那岂不是心灵太粗鄙了？不同于鸟儿的啼叫或者彩霞，文学是人类独创出来的，它诞生于意识深处，通过和潜意识协调的力量表现感觉与激情，给人类提供文学延续漫长时间的理由。文学如同飘忽不定的幽灵，作家利用话语，给幽灵赋予外形、肉体、动作、韵律、和谐与生命。这是用语言与想象力制造出来的人工生活，它和另外一种实在的生活共处，两者早在远古时代就和平共处，男男女女都求助于这一想象的生活。
五、文学让语言的掌握更为精细。无论何种艺术分支、学科，都不能代替文学在培养语言交往能力中的作用。人们通过优秀的文学，也必须通过优秀的文学，才能学会正确、深入、严谨与细致地讲话。想象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想象一个不读诗歌与小说的群体。在那不会写字的文明里，在那小人国式的词汇文明中，可能压倒性话语是嘟嘟囔囔的声音与猴子般比比画画的手势，没有什么堂吉诃德式的、卡夫卡式的、乔治·奥威尔式的文学形容词。在那种文明里，会有疯子，会有偏执狂患者，会有因为受迫害而神经错乱的人，也还会有欲望超常、行为放肆的人，无疑也会有以受苦或制造痛苦为乐的两足直立动物。
六、文学为不妥协的精神供给营养，文学庇护那些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和理想无法实现的人。文学把我们从时间与历史的河流中拉了出来，变成一个没有时间概念、不朽国度里的公民。在其中，我们成了另外的人，我们显得更紧张、更富有、更复杂、更幸福、更清醒。小说梦想的生活比起我们醒来时的生活要好得多，要美得多、丰富得多，也更加完美。一旦我们合上文学作品时，幻想又离我们而去，我们又被拉回到了常规生活中。现实结果是如此令人沮丧！原来我们处于被限制的有缺憾的环境中！从这个意义来说，优秀文学永远具有煽动性，是不屈不挠的，是制造混乱的，文学本身并非有意挑战存在的一切，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文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它提醒我们，即便这个世界浑身有病，现实多存卑劣，处处设限，处处腐蚀我们的理想，道貌岸然的人在撒谎，但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善的。
七、在塑造公民品性人格方面，文学可谓功不可没（当然话分两说，优秀的文学在暂时安抚人们不满情绪的同时，也能让人们更加适应不幸）。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需要有责任感与批评精神的公民。文学让我们经常审视我们生活的世界，让这个世界往我们向往的世界靠拢，尽管这永远是不切实际的，但这种执拗的精神执拗地追梦，对于培育有批评精神、不被他人操纵、善于独立思考、永远斗志昂扬和想象力丰富的公民，具有重要作用。优美的文学作品会让读者产生一种警觉，警惕现实世界的缺点与问题，但这并非意味着文学作品会煽动社会动乱。当然，这也不是说文学没有效果，难以确认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而是意味着效果产生的方式是间接的、多样的、滞后的，是通过公民的举止与行动产生的，鲁迅也曾想过用文学来改造国民性格。
八、文学的美好让我们对生活感到不满，促使人们思考和社会进步。如果没有对生活的不满，没有对生活的平庸和肮脏的反叛，人类可能还处于原始阶段呢！面对匮乏和无法忍受的生活，如我们屈服，历史可能还停滞不前，个性还没有诞生，科学与技术还没有起步，人权也还没有得到认可，自由也当然不存在。文学就像固执地寻找三条腿的猫，尽管明明知道猫有四条腿；就是自寻烦恼也要以某种方式展开。
九、文学让我们短时间内模拟体验了丰富的人生，让我们更趋于成熟。
堂吉诃德甫一出现，最早的读者都嘲笑这位古怪的幻想家，态度跟小说中其他人物一样。而今，我们方才知道，这位愁容骑士以近乎天真的执着和热情，看似可笑地孜孜不倦于磨房发现巨人与种种蛮干之举，竟然是针对这个苦难世界的一种抗议方式，是试图改变现实世界的一种尝试，是宽宏、豪爽的最高级形式。这样诠释理想与理想主义，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爱玛·包法利是一个讲实际、穿裙子的小堂吉诃德。她狂热地为体验那灿烂、充满激情与奢靡的生活而斗争，她通过阅读小说知道有那种生活，又像蝴蝶那样由于过分接近火焰而自焚。她带我们去周游幻想世界的同时，又让我们睁眼看人性中的陌生方面与秘密，武装我们头脑去探索与理解人性心灵深处的奥秘。
我们一提起“博尔赫斯式”，就立刻疏远了平庸与理性的现实，随即进入一个幻想、严谨与优美的精神状态。每当我们看到手无寸铁的个体被那些机器压迫威胁时，卡夫卡式形容词就会很自然地进入心中，如同老式照相机的拉杆闪光一样，想到给当时世界造成如此多痛苦、不公与滥施淫威的机器来源于独裁专制政权、无情的教会。如果没有这位生活在布拉格的总是处于窥伺状态、备受折磨的、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的长、短篇小说，我们就不太可能清醒地理解，孤立个人或被歧视、被迫害的少数民族面对独裁专制政权时何其软弱与无自卫能力，因为独裁专制政权随时可以把他们碾成齑粉，让他们像落叶一样消殒，而刽子手们连脸都不用露。乔治·奥威尔影射了20世纪独裁专制政权最极端、残酷与全面的专政，控制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活动乃至梦呓。他在长篇小说《一九八四》中，用冰冷与梦魇般的笔墨，描写了一个屈服于“老大哥”的电幕控制下的群体。“老大哥”是个专制型老爷，他通过恐怖政策和现代科技的有效结合，消灭了自由、自愿与平等。在他治下的世界里，总有些人比别人“平等”；他把社会变成了人类自动化的蜂房，人们都按机器人那样被设定了程序。不但行为要服从政权的设计，而且语言也得以净化，清除掉各种个人主义色彩，清除掉各种发明与主观色彩，语言被改造成一串串无人称的八股套话，这更加重了制度对个人的劳役。既然个人和这个没有自主权、也没有自我的生活群体相连，既然个人是这个从摇篮到坟墓都被“奥威尔式”的噩梦政权操纵的群体成员，那么谈个人还有何意义？《一九八四》中可怕的预言没有化作历史现实，如同法西斯纳粹的专制主义覆灭一样。但“奥威尔现象”这个词依旧鲜活地存在，仿佛提示人们：文明经受过一次最具破坏性的社会政治体验，而正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帮助我们理解了这政治体验的深层结构。
十、文学让我们首先探究人类现象的深渊，首先发现了人类身上具有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可怕力量。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极可能看不到人类异常行为举止的可怕之处。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有可能非常不公正地对待别样的文化、世界。没有文学的世界是没有教养的世界，野蛮的世界，缺乏感情、笨嘴笨舌的世界，无知、愚昧的世界，没有激情与爱情的世界，可被描写成噩梦般的世界。没有文学的世界简直就是个动物世界。
十一、文学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柔软。文学是咱们发明的一种狡猾的方式，目的是自我满足与陶醉，因为那强迫我们永远是一个老样子的不公道的生活侮辱与伤害了我们，因为我们想变得多样，要多到足以安抚我们心中火热的欲望。
思考：
1.文学史的经验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2.人的文学有哪些基本内容？
3.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怎样理解文学是人学？
4. 文学来源于哪里？
5.文学该往何处去？
6.辉煌文学旧路给我们的启示有哪些？
7.按照本书的理解，理想的文学是什么样子的？
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D］.四川: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3.
胡山林.文学与人生［J］.河南教育（高校版），2003（11）:10.
胡山林.文学与人生［J］.河南教育（高校版），2003（11）:10.
殷国明.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之二）——钱谷融先生谈话录［J］.嘉应大学学报，1998（10）:30.
曾继凯.重视发挥文学在思想教育中的积极作用［J］.商情（科学教育家），2008（05）:15.
刘献君.文学与人生（序）［J］.武陵学刊，2010（03）:10.
殷国明.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之二）——钱谷融先生谈话录［J］.嘉应大学学报，1998（10）:30.
梅新林.论文学人类学的本体指归［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1998（03）:30.
何曙.生命的和谐［D］.湖南:湖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雷庆锐.关爱人性 追求人道——论茨威格小说创作的主题意识［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08）:25.
宗仁发，纪众，曾煜，邴正，朱晶.历史意识与文学创作［J］.上海文学，1994（02）:15.
王畅.作品的历史意识与作家的文学观念——评长篇小说《汴京梦断》（第一部） ［J］.渤海学刊， 1995（02）:15.
宗仁发，纪众，曾煜，邴正，朱晶.历史意识与文学创作［J］.上海文学，1994（02）:15.
何芬.生存困境中的艰难跋涉［D］.海南:海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福瑞.试论李白的孤独意识——李白心理探索之一［J］.唐代文学研究，1994（10）:31.
韩德信，王晓华.人性在中国文学中的流变［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30.
韩德信，王晓华.人性在中国文学中的流变［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30.
李小飞，马宏伟.解读英国文学中的基督教影响［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10）:30.
熊必环.生命的长度与密度［J］.应用写作，2010（04）:02.
董美英，程家福.论现代人类生存矛盾及人的异化［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10）:20.
王善超，陈志尚.人的本质的异化与扬弃［J］.岭南学刊，2008（05）:15.
李莉.浅论人的异化［J］.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2）:30.
李瑞芳.关于人的异化的几点思考［J］.魅力中国，2009（12）:15.
官宇.从人的异化到人的全面发展［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6.
董美英，程家福.论现代人类生存矛盾及人的异化［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10）:20.
李莉.浅论人的异化［J］.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2）:30.
叶舒宪.苏美尔神话的原型意义［J］.民间文学论坛，1998（06）:15.
叶舒宪.神话的意蕴与神话学的方法［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25.
同上。
叶舒宪.人类学与文学——知识全球化、跨文化生存与本土再阐释［J］.文学评论，2002（07）:15.
叶舒宪.论20世纪文学与人类学的同构与互动——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J］.中文自学指导，2001（02）:15.
胡山林.文学与人生［J］.河南教育（高校版），2003（11）:10.
资料引自http://wenda.tianya.cn/question/575839bca05c573c.
田蕊.唐代离别诗的意象研究［D］.吉林: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0.
韩大强.文大唐之音 和而不同——论唐代河南作家群体的文学特征及文学精神［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4）:10.
朱大可.酷语和秽语:流氓叙事的三大元素［J］.南方文坛，2004（01）:15.
〔挪威〕易卜生.易卜生评论集［M］.外国文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63.
〔秘鲁〕马·巴尔加斯·略萨.赵德明译.文学与人生［J］.名作欣赏，2006（09）:01.
〔秘鲁〕马·巴尔加斯·略萨.赵德明译.文学与人生［J］.名作欣赏，2006（09）:01.
同上。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