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小传——天才的骄傲与落寞

本书词选自朱孝臧《东坡乐府笺》，参以龙榆生整理本
本书诗选自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参以《苏轼诗集》孔凡礼整理本

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苏轼总是一位绕不开的巨人。诗、词、文、书、画，乃至宗教、服饰、饮食，哪个领域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的精神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而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也对他有着不同的理解。

苏轼是一位绝顶的天才。宋神宗曾经问大臣：“苏轼比前朝的李白怎么样？”大臣回答说：“苏轼有李白的才华，李白没有苏轼的学问。”苏轼有着跟李白一样的奇思妙想，上天的娇纵也给了他像李白一样的豪爽放达，同时，他又拥有李白所没有的厚重的学者气质，实际上兼具了唐人和宋人的长处。

这样一个旷古无双的苏轼，究竟是怎样的天才呢？

林语堂说，苏轼是“快乐的天才”，好像他不管遇上多么倒霉的事，都可以没心没肺地快乐起来。在我们的印象里，苏轼一辈子都是惨兮兮的，不是在流放地，就是在被流放的路上，但是他永远是高高兴兴的，永远在琢磨流放地有什么好吃的。

其实，苏轼的一辈子，有大起，有大落，更有不好不坏的尴尬处境。他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这不光是因为苏轼天生随和，而首先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就有这么宽广。所以，我们读他的诗词，也得知道，哪首是在玉皇大帝身边写的，哪首是对着悲田院乞儿写的。有些时候，你觉得他的官当得也不大，但他是真的快乐，不需要这方面的天赋就可以快乐。有些时候，他写自己快乐，其实他一点也不快乐，只是在设法让自己快乐起来。这是中国读书人自带的本事。这不是中国读书人没正形，而是他们担负的东西太多太沉重，必须有一个平衡机制，让他们不至于被压死。所以，读书人的担当和放达不是不相容的两个东西，而是必须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

在我看来，苏轼其实是一位骄傲的天才，与生俱来的才华给了他骨子里的骄傲。因为足够骄傲，所以他才可以随遇而安，才可以做“悲田院乞儿”的朋友。有时候，苏轼也会放纵自己的骄傲。而他人生的磨难，不在于做的官小、去的地方偏，他的骄傲让他并不真的在意这些。他的痛苦，在于他的骄傲被摧毁了。所以，苏轼其实是一位人生极丰富的诗人。

士林的宠儿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他的二伯才是他们家第一个进士，他的祖父还是那种坐在村口跟乡亲们聊天，听说儿子中了进士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乡下老爷子。据说，苏家的祖先是初唐的文章大手苏味道，不过，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自从宋朝以来，没听说他们家再出过当官的。这倒也不是因为苏家没文化，而是跟宋初蜀地的文化氛围有关。

唐朝灭亡那年，蜀地就建立了割据政权“前蜀”，后来变成“后蜀”。每逢乱世，四川盆地总是要割据，因为这里是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蜀道”又易守难攻，兵荒马乱的时代把门一关，只要统治者不是太差劲，总能过得相对舒服。

在唐末五代的乱世里，前蜀皇帝王建居然还带着一帮文人幕僚，编纂了诗集《才调集》和词集《花间集》，总结了唐代的诗词文化。特别是《花间集》，成为后来宋词的起点，王建这个功劳，简直不逊于建安时的曹操带着幕僚为五言诗奠基。苏轼后来那么看得起词，把自己的一生怀抱都写进词里，只怕也是跟蜀地的词学氛围分不开的。

一个过得还算舒服的割据政权的故地，在新的大一统时代到来时，对统治者难免会格外生分。所以，宋朝刚建立的时候，蜀地很少有人到朝廷里做官。当然，这时候的士人不是不读书了，只是没有考科举的热情。过了几代，看统治者还算上道，才渐渐愿意考试做官。苏轼的二伯破空考了个进士，不是因为他家祖坟冒青烟了，而是因为到这时候蜀地读书人才开始有做官的风气。传说，苏轼的父亲苏洵小时候不好好念书，到二十七岁才突然发奋，这恐怕也不是因为他自己开窍了，而是这时候蜀地的风气转变了。

苏轼并非出身于什么世家，但他这个人天生带着读书人的清贵之气，从来没有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毛病。这是因为他虽然身处偏远，从小阅读的仍然是儒家的经典和中华文明的精华，仍然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也因为宋代尊崇士人，读书人都有一种崇高感和使命感。苏轼这代人自幼成长于这样的风气下，他们的家庭出身早已不重要了。

苏轼二十二岁那年，跟弟弟苏辙同榜考中了进士，这个年纪在进士里是非常小的了。那一榜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慧眼识才，在那一榜为宋朝录取了一批政治上、文学上的杰出人才。欧阳修最欣赏的门生还是苏轼，对这位后辈的褒奖也是不遗余力的，他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及第前后，苏轼已经在当时的士林中有了极好的口碑，前辈大佬们都认为他是“国士”，是这一代人中最有出息的，对他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在苏轼之前，科场上流行“太学体”，就是京城太学里教出来的一种写作套路。说起来他们也是复古，也是写古文，好像是在反对骈体文的套路。但是他们从来没本事把自己的主观情志清楚明白地讲出来，主要是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主观情志要讲。所以，他们只好仍然在形式上下功夫，尽量把文章写得难读，好显示自己很厉害。这其实已经失去了写古文的意义，形成了新的套路。欧阳修早就烦透了这一套，所以在科考中一点也没给“太学体”好脸色。

这时候，欧阳修看见了苏轼这位来自蜀中的少年。同样是写古文，他就可以把话说得特别明白。能把话说明白，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想得明白，透过他干净的文字，可以看到他深刻而独立的思想。这样的天赋，是那帮东施效颦的太学生比不了的，难怪欧阳修会拿苏轼当宝贝。这种以意为主、深入浅出、洞悉世情人心的可贵风格，其实在苏轼一生的创作中一直被保持下来，并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日臻化境。

苏轼在及第前后还不大写词，此时他写的诗在今天看来，也还比较稚嫩，还是带着点太学体的劲头，有点逞才，总想让人看见：我这么年轻就能写这么长的诗，看见什么就能写什么。这些少作中并没有产生经典。他当时写下的《昭君村》，感叹王昭君美色倾国而命运无常，冥冥中似乎成了他自己一生的谶语。

四年后，苏轼应当时最具权威性的“贤良科”考试，获得了第三等的名次。不要小看这个第三等，在宋代的人才选拔考试中，第一等和第二等一直是虚设的，就连这个第三等，在苏轼之前，也只有一人得过。欧阳修等执掌科考的前辈给了苏轼极高的赞誉，说他是宋朝至今从未出现过的伟大人才。据说宋仁宗回去高兴地对皇后说：“我今天给子孙找了两个宰相。”他说的就是苏轼和苏辙。从这件事也就可以想象，当时的苏轼在士林受到了怎样的宠爱。

尽管是这样难得的人才，朝中大佬还是没有给苏轼特别的照顾，仍然让他按照正常的规则，从最低阶的官做起。他们认为，越是这样的年轻人，越不能惯着，要让他得到最充分的锻炼，将来才能成为栋梁之材。就这样，苏轼获得了“大理评事”的职级，做了最低阶的清流官，并出任凤翔府签判，作为地方官的副手，去实习政务。这一次虽然也是离开京城，但这是按照惯例的历练，不是一种惩罚，而是进入官僚体制后的必经之路。

这段日子，在苏轼的一生中，算是比较得意的。但是在当时，这位少年似乎还是不够满足。烦琐的实务、无趣的长官，让这位少年诗人感到无聊，他偶尔会写诗发发牢骚。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一些人对他的不友好，但他还是相信，自己会成为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人，眼前的委屈不会是生活的常态。

凤翔任满后，苏轼回到京城，官阶略有提升，曾做过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还有负责修史的史官，都是典型的清流官，地位尊崇，在儒家传统中都是令人羡慕的。苏轼就这样沿着通往宰相之路平缓地行进着。

落寞的逍遥

但是，也不是每个大佬都那么喜欢苏轼的，比如王安石。

今天我们知道，苏轼和欧阳修、王安石同列“唐宋八大家”，是比肩的巨人，实际上苏轼是他们的后辈。苏轼考科举、做小官的时候，王安石正是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苏轼在王安石面前是没有平等对话的机会的。

苏轼考科举的时候，王安石就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呢？不是因为苏轼这个小孩子哪里得罪了王安石，也不是因为王安石是坏人。只不过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什么事都喜欢独出己见，老有跟周围人不一样的看法。王安石大概觉得，你们都说这个年轻人好，我可不看好他，我比你们都英明，我能看出他的毛病来。

那么，当时的苏轼有没有毛病呢？

王安石说，这个年轻人的文章都跟《战国策》似的，要是我主考，我就不录取他。苏轼一辈子写文章汪洋恣肆，文气很盛，确实像《战国策》，这一点，王安石看得也很准。可是，《战国策》有什么不好呢？这为什么会被当作苏轼的毛病呢？

《战国策》里的辩士对策，都是很浮夸的，经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气势压人，有诡辩的因素。王安石是在说，这个年轻人太浮夸了。你们觉得他好，是被他的文气镇住了，其实他这文章里头有故弄玄虚的成分，好多内容都是诡辩。平心而论，这些毛病，苏轼是有的，特别是在早期表现得更明显。王安石看苏轼的缺点，也是一针见血的。当然，是否应该因为这个缺点把一个年轻人置于死地，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苏轼回京任职期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变法。当时，跟苏轼年纪相仿的青年官员纷纷积极参与到变法中来，只有苏轼显得异常安静，仍然埋头做他的言官，没有跟王安石合作。抱负不凡的他，一定觉得这不是自己该有所作为的时候。

苏轼三十四岁的时候，王安石的变法波及了科举领域。王安石要彻底废除诗赋考试，只考策论，这意味着，人才选拔将不再考虑君子的风度修养，只考虑处理实际事务的施政纲领。王安石的这项改革确实是太激进了，并不符合人才选拔的实际。一个年轻人仅仅在头脑中有一套施政纲领，而没有君子风度的保证，其实很难算是高级的人才，他不仅有可能做坏事，更有可能做蠢事。作为言官的苏轼，上书反对王安石的提议。宋神宗采纳了苏轼的意见，驳回了王安石的主张。这一年，苏轼作为考官，给国子监的学生出的考试题目里，也有讽刺王安石的意思。这是苏轼作为一个年轻的清流官表达不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