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清华生活琐忆

只有转出了群山再回首望去，才能感受到山势的起伏、山色的衍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入学，如身在山中，“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四十余度风霜，中国巨变，清华的一切也与当年非同日之语，我熟悉的校园生活已成了尘封故事。而对所由之路的起码了解、对时代情感的基本把握是人们不可或缺的历史素养，有感于此，作纷纭杂忆，以存鳞爪。

九饭厅的饭菜挺好吃

一九六四年刚刚走出普国饥饿的阴影，我们这些营养不良、发育不足的同龄人深知什么是满足。拿男生来说吧，大多数定格在了一米六几的身躯，超过一米七的属于个别的例外。饥肠和荏弱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农村来的同学就更不用说了。据说是毛主席的意思，全国大学生的伙食标准不低于每月十二元五角，北京十五元五角，在当时已经相当不错了。

学生饭厅以面食为主，主打是二两一个的大馒头，偶有炸酱捞面或者饺子；另有相当比例的杂粮——玉米窝头和玉米糊；稀罕的是米饭，一星期吃得上一两回的样子。上海同学杨士元爱白米饭没商量，不惜拿杂粮餐票与北方同学做不等量交换。每顿饭使用当日当餐的一张小票，后来改作了可随意购买的饭票。

早餐就馒头窝头的永远是咸菜和腐乳，一分钱起卖，用夹子自取，我付一分钱吃四分之一块腐乳就够了，班长姜彦福要吃一整块，四分钱。也有选前一晚的剩菜的，二分钱，早上吃起来味道很不赖。

午菜两毛钱一份，二选其一。我喜欢九饭厅的肉片烧茄子、焦溜肉、小炖肉、四喜丸子……至今还回味不已。

饭厅里一式白色餐桌，没有凳子，跟清朝皇上似的站着吃。餐具（一盆一勺）装在自己的布兜里，挂在四周的墙上，或者搁在餐桌下面的栅底空格里，从不丢失或损坏。偶有把餐具忘在宿舍里了，偷偷“借用”别人的也无妨，用过赶紧洗净原处放好就是。这一传统保持到了“革命大串连”，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小将不拘这等小节，尴尬时有发生，碗勺也就只好与我们同进退了。

帮厨与窖白菜

每个班级都有到饭厅帮厨的义务，其实一个学期也就轮到一次，无须下厨房，辅助卖饭菜而已。轮值的日子（通常是晚餐），全班提早到食堂，摆放卖饭菜的桌子，搭手搬运饭菜；开饭以后，则以舀粥、叉馒头为主，打菜的勺可必须牢牢掌握在饭厅师傅的手中。

在饭厅吃过无数次的饭，这天角色掉了个个儿，眼瞅着大门外张望的人越聚越多，眼瞅着拉开门闩学生们蜂拥而入，眼瞅着夜阑灯灺人去声稀，好像看着人群中的自己，很是有趣。几十年来，这成了提醒我自己“换位思考”的经典案例。

“文革”初期，一天中午九饭厅气象非凡，原来是驻校工作组（他们的工作方针引起毛主席的不满）破例来帮厨，副组长王光美亲自打菜。只见东西两条队列，一队寥寥无人，她这一队却长龙蜿蜒，“第一夫人”手执大铁勺，过不多久便频频换手，赶紧上来一位胖师傅，接过大铁勺笑眯眯地舀菜，她再用小勺添上少许。依次递碗的青年学子们如沐春风，颇以为荣。

大白菜是北京居民冬天的当家菜，深秋时节郊区农民驾着胶轮马车往城里运菜，家家户户数百斤地买，堆在犄角、窗台、楼道，吃上一冬。窖藏大白菜（冻坏的不能吃）也就成了清华饭厅的季节行事。系里安排我们班挖过一回菜窖（是挖新的还是打开旧的记不清了），完后把山积的大白菜搬进窖里。我们相对交错站成一队，节节传递，大白菜经了霜，像冰疙瘩似的，不一会儿手指头就冻得发麻。

水果印象

自小很少吃水果，印象里吃水果属于奢侈的事。有一年冬天父亲的大学成批买回了广柑，我们还在铁炉边烤烤吃；五六个木条箱拼接成了储物柜，用了好些年。

我在清华的生活预算里没有水果这一项。那时学生吃得最多的“水果”是西红柿，夏天一到，堆在地上卖，便宜得跟不要钱似的。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咬一口粉粉的，很是过瘾。

北京的秋子梨属于价贱的水果，我们有时也买来吃。再就是杏了，诱人的金黄色，熟透了有异香。水蜜桃偶有体验，深觉不愧为果中佳品。班长姜彦福是东北大哥，居然喜爱生食柿子椒；我还见过他买了皮蛋当小食吃。

冬天，掀开八号楼小卖部的厚门帘，一眼看见玻璃罐里红腻腻的冻柿子。买一个，急不可待地咬一口，跟嚼冰渣似的毫无味道；放进茶缸用开水泡，竟然无动于衷。北京的同学说必须用凉水浸，半信半疑地一试，果然，柿子软得抓不住，咬个口儿就吸吧！

我沾过临时生活补助的光

我在大学的校园里长大，父母以外，家里的老人、孩子曾有九口之多，我却从未有过家境拮据的意识。在清华的五年半里，每月按时收到家里寄来的二十元生活费，比中学时苦等父亲掏出学费、搭伙费的感觉强多了。这二十元中扣除铁定的十五元五角伙食费，剩下的用于牙膏、肥皂（洗衣粉）、邮票、信笺、墨水，也买书，还订了《围棋》杂志。偶尔进城，车票和吃简单的饭算是比较大的开销了。什么周末节庆下个小饭馆，想都没想过。

入校后可以申请助学金，可是觉着自己虽非小富，也不清贫，心上就没有这档事。时间一长，方知不享受助学金（分作三个等级）的同学竟是少数。想当年，一年二百来元钱就能养活一个大学生，“唯中国人易养也”！

我现在颇怀疑自己当年的形象近乎寒碜。班主任袁忠长老师来到宿舍，摸摸我的褥子说：“不够厚。”于是我就得到了一领薄薄的棉絮，垫在床单下，果然感觉暖多了。同室用上了棉絮的还有广州同学林初，他真夸张得可以：只铺一张草席就打算在北京过冬！

大二的时候，稀里糊涂地还补助了我一双塑料凉鞋，刚刚时兴的，三块八毛钱，穿上脚底汗津津的，直打滑。

幸亏出现了洗衣粉

十八岁开始，男孩子要自己洗衣服了。洗衣间（也就是盥洗间）在宿舍楼道的两头，厕所的外间，一圈平台式水池，很方便抹肥皂使刷子。谁也免不了定期地站在这儿一番劳作，即便夏日，足劲的自来水也是透凉的，更遑论冬天！可是宁可不时把冻得通红的双手在空气中扇动，还是懒得走下五层楼去开水房打开水。

幸亏出现了洗衣粉，男生们遇到了救星。把衣物先在脸盆或铁桶里浸泡，然后略加搓洗就完事大吉了，省劲多啦。

洗衣粉也有难以告人的严重缺点。有一回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的厚绒衫，几天以后才发现泡在洗衣间水池下的铁桶里，已经开始发臭了……

也许因为年青多脂，也许因为环境不洁，总之棉被的被头特别容易脏，偷懒的办法是缝上一条毛巾包住，与拆洗棉被那项耗力耗时的大工程相比，拆洗毛巾可简单得多。

当棉被不得不洗的时候，首先要选择一个太阳明丽的星期天，一早便要拆解之，留下棉线，大针备好，然后浣洗之、下楼张晾之，下午勿忘收取之，尽早铺在拼合的书桌上缝缀之，如果耽误了，晚上睡觉则莫奈之。

那时也有家属合作社提供洗衣服务，早上来收，晚上送来，拆洗棉被、缝好，记得只收一块钱，不算多，可也不算少。我享用过几次，不过好像还是自己洗的多。

缝补衣服可以预约一楼那一台供自助使用的缝纫机，在小本上选择时间登个记，到时去就行了，一小时一毛钱，用完后自觉将钱塞进纸盒里。操作缝纫机还有一个技术门槛问题，结果我一次也没用过。

冷水浴：像刚出笼的大馒头

在不得不洗热水澡的季节，只好去公共澡堂。澡堂的气氛充满了真率与舒放：首先，可以无牵无挂尽享腾云驾雾的尘外之感；其次，水声如瀑，正与生命的激荡相谐；再次，歌声如雷，难道不是天籁的自然释放？绝对的空空荡荡带来极强的回响共鸣，艺术上的自信心和自我欣赏的爱美心在这里叶展花开，没有介意，无须害羞，“大狗小狗”可以随意喊叫。

可能是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有一年冬天我坚持了冷水浴：一早醒来直奔盥洗间，打开冰冷的自来水使劲擦身，顿时热气蒸腾，那刺激、强旺的感觉好极了！同学们见了失声赞叹：“啊，像刚出笼的大馒头！”

臭虫反击战

东区学生宿舍的房间比西区的略大，每间住八人，四张木架子床。书桌是双向带斗的，四张一拼，从窗下暖气管几乎延伸到门边。大约半数的同学习惯去图书馆、大教室上晚自习，王普和我实因玩心未敛，老是赖在宿舍里做练习、温功课，或说或唱，或躺或倚，更觉自在。

每逢夏天，我们便要苦受臭虫的折磨，虽然以暴易暴，也会把逮到的臭虫报复得血躯模糊，更多的时候却是它们趁我们熟睡大肆欺凌，这一幅场景有一天被夜归的室友证明了：一开灯，目睹臭虫在蚊帐上成阵列行动，不禁大声惊呼起来……

床老缝阔，我们以六六六杀虫粉剂填充，还是不能根治。常有奇情怪趣的王普用针在自己的木床上逐条缝隙搜剔，将捕获的臭虫一一关押进空墨水瓶，居然密不见底！

另一宿舍的傅胜初们竟生奇想，试图以水阵御敌：他们将四条床腿浸在注满水的罐头盒里，从而开创了“浮床”的概念，可是万万想不到竟引出惊人的发现：臭虫们沿墙壁向天花板远征，再“空降”到床上，“诺曼底登陆”奇迹般地成功，真是人类无奈小虫何！（可是它们又是怎么回去的呢？越洋通讯问傅胜初，他答道：“藏起来；随衣服出逃；或者饱死可也？”）

大决战终于不可避免。工宣队进校以后，十一号楼东头开掘了一口大坑，填入石灰、注上水，全楼的木床逐一抬下来扔进石灰水里浸泡，不惜以蛮横的全员行动坚决置臭虫于死地。臭虫之患，究竟乃木床古旧之咎，还是防治的意识不强、手段不得力，那就说之不清了。

若干世纪以后，倘若人们探得了那一口泛白的巨坑，专家们能考证明白是干什么用的么？

北风和冻疮

十一月十五号，现在我在南方还穿着汗衫，在清华可是例行开始供暖气的日子。当校河边的路上（那条路在“文革”后期被民间称作尼克松大道）金色的银杏树叶铺地，告知我们已经进入深秋；当人们朝鹤发童颜的马约翰教授——他身着短装骑车在校园里缓行——投去惊异的目光之时，说明冬天已经来临；当吩咐我们将旧报纸裁成窄条，把宿舍窗缝糊得严严实实的时候，就表示严冬不远了。那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钻进来的寒风就像刮图纸（也就是剃胡须）的刀片；可是窗户密闭了，八台“发动机”散发出的废气可真不受用——尤其当刚从户外走进来的时候。

北方的冬天室内室外是两个季节，南方来客往往就不懂穿衣。因为在室内时间长，我们念书的时候普遍都没想到戴帽子。清早从九饭厅或者十一号宿舍楼向教室走去，每当走到航空馆前的小桥，风中的双耳一准开始发疼（换算一下，就是七八分钟的样子吧），进了教室不一会儿又开始发烫。几天下来，耳廓感觉异样——生起了冻疮。

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的一次批斗大会，我们按班级列队站立在礼堂前的草坪上，枯草覆残雪，时间一长，脚上的塑料底布鞋就跟没穿似的，两股寒气刺骨锥心，只听得一片跺脚声由疏而密，由轻而重，如渐渐逼近的滚雷……散会时脚板疼得几乎走不了路。

我戴上长绒棉帽在清华过冬，是十年以后研究生时代的事了。

有车族

清华校园的特点之一就是大，几个校门都在迢迢远处，不出校也就罢了；可是教室也分外遥远且分散，有时第一、二节课在二校门附近的一教（第一教室楼），第三、四节课却在西北门边的化学馆，大三角形运转，全靠男女学生们的行走功夫了。按理说，自行车是清华园里最管用也是最合理的代步工具了，可是多数学生聊足衣食，有自行车的并不多。邻班上海同学叶良卫骑一辆老的进口倒闸车，嘻嘻哈哈的性格，歪歪倒倒的骑姿，印象一直鲜活。另外有时遇见贺鹏飞（机械系1964级）慢悠悠地骑车擦过，他胖，车座压得实实的，因为有贺龙元帅的神韵，故而那情景依然记得。我们班好像谁都没有车。北京的同学骑车回城，王普、姜彦福弄来老家的车，那都是靠后的事了。

自行车出校门要经过核查：钥匙牌上的号码须与车身上的号码一致。好像从来没听说谁丢过车。

自行车在清华园真可谓鞠躬尽瘁，一辆破烂的车前后搭载几个人，是常事。

信的逸事

宿舍一楼东头有一组信箱，每班一小格，加上自己的锁。每班有管理员负责取信，再分插进本班几间宿舍门上的信袋里。若是管理员以外的某位同学主动去取信了，多半是有什么名堂。

我用厚图纸做的信袋是本层楼最别致的一个：信袋的外沿不是平的，特意手绘了一个信封的一角，露出的半张邮票是真的，就像信袋里永远插着一封没取走的信。这个小设计博得不少喝彩，可是纵使美妙，却好命不长——没多久就被扯裂了；重新制作了一个，还是被扯裂了。

同宿舍的林初有一次取回并且拆开了“林初君收”的一封信，一看不是自己的，是毕业班一位学长的，其中几句话事关私秘，难以当面交还，问我如何是好。我们花了工夫做了点手脚，这件尴尬事才算遮掩了过去。

上学的时候信并不多，都是家信，父亲的一本正经，母亲的反复叮咛……小师妹（后来的家妻）说好了不许我给她写信（不方便收信），我便把想说的话按照信的格式记在本子里，等待以后“集中交付”；她的来信则是我日夜盼望的精神食粮。那时她在仿效我的字体，已到几可乱真的程度，有一次被同室的杨士元发现，他一面啧啧称奇，一面举着信逼我“招供”。“大串连”期间她来清华看我，我们的关系才不再成为秘密。

被政治运动耽搁的高年级学生陆续离校了，几个围棋朋友如饥似渴地给我写信，他们的境遇都很糟，很荒唐，信里有倾诉，有怀念，也有潇洒，总是洋溢着才气。建九班的金柏苓和企九班的蒋寿炎竟不约而同地分别辑录了他们班同学间的哀感顽艳的信件，建九班的还录成配乐朗诵《不多余的话》，催人泪下。这些资料如果今天还在，意义绝对非同寻常。

接下来轮到插队的小朋友们——清华附中的学生，我的围棋弟子——给我写信了。无论几十年后他们多么成功，那些真挚、稚嫩的来信却把他们定格在荒唐岁月的青涩阶段。清华武斗的时候，清华园的小朋友向我报告了残酷游戏的真实记录（写信寄往我“避难”的武汉），何时重温都触目惊心，仰天长叹……

乌云密布的日子，读信的表情富含了复杂的信息，兄长般的姜彦福就察觉到了，深长地、淡淡地问：“家里有什么事吗？……”那一回，我收到的是被父亲单位的掌权组织“抄家”的消息。

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我家（连女朋友）六个人分在五处地方，信才多了起来。只有我在城市里，在首都，而他们的艰苦、压抑和迷茫令我难以释怀，故写得很长、很多。这些往来的信件基本都在，唯有父亲给我的手书，在他挨整的时候我统统交给他单位的工作组了，想借以说明父亲的思想倾向没有问题，结果有去无回，连作为纪念的零缣片牍都没剩下。

小卖部与照澜院

整齐排列着五至十二号宿舍楼的东区是主要的学生生活区，分布着第七、八、九三个饭厅，学生估计有8000人。这个不小的片区里只在八号楼有一个小卖部，一间宿舍大小，回想起来，有两个判断可能同时成立：第一，当年的学生们只有奇低的购买力；第二，小卖部（用现在的话来说）生意兴隆。实际上，在那儿出售的无非是文具信封、牙膏肥皂、针头线脑、水果零食。散装的桃花形蛋糕和江米条对我颇有吸引力（也许小时候亏欠得太多），尤其是江米条，松脆适中的那种，一两毛钱半斤，用粗纸一包、纸绳一扎，一路走着吃起来很开心。好像还卖啤酒，但烈酒和香烟是没有的。

校内像样一些的商场要去照澜院，除了一家百货店，还有新华书店、理发店、照相馆、菜市场、修车铺和饭馆。那一带是清华早期的教授住宅群，住过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梅贻琦、俞平伯、冯友兰、马约翰、钱伟长这些学界泰斗和文化大师。为照澜院起名的朱自清不会想到，随着岁月的流逝，“照澜院”竟不再专属于那永远紧闭的灰色的院落，而成了附近商业群落的代称。十年浩劫中，照澜院的屋瓦砸向校河对岸的动农系馆，天堂里的大师们若是知道了，情何以堪？

邮局也在不远处，在二校门东侧苍郁古柏的树荫下。这应该是最繁忙的邮局之一了，是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上赖以与外界保持联系的窗口，我们每个月从那里领来口粮，随时绕去那儿寻觅缤纷多彩的邮票。

再高一级的购物地，就是辐射清华、北大、科学院的海淀大街了，不过，那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购物的欲念。

进城等于远征。乘31路（后来的331路）到平安里——清华人历久厮磨的线路哟！

今天的照澜院多了银行，有了超市，可是在心里还是过去的老样子。

方便面史话

学生禁用电炉，这是老规矩。正常上课的年月我们没有谁在宿舍里使用电炉；到了“革教育的命、革文化的命、革‘革命’的命”、不再上课的非正常时期，就不一样了。开始是流窜——开赴各地“串连”“播火”，随后是蛰伏——心灰意懒打发时光。斗争未有穷期，学业眼见荒芜，晚上也不定时熄灯了，或下围棋，或读“禁书”，或海阔天空、游骋无缰，而起床赶去饭厅吃早餐——算了吧！

那时候北京刚刚有了方便面，鹅油炸的，一毛四分一块，味道很是不赖。这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我们的懒惰，补救了我们的发育。从床下拖出小小的电炉，烧开一瓷缸水，扔进一块面，满室便飘起鹅油的清香……

多量的开水，要用暖瓶（多是走了形的竹壳）下楼去打，急用的就向左邻右舍“借”。有一回兄弟班的邱阿瑞敲门找开水，偏偏我们也没有，阿瑞失望地离去。这时谢方拎起一个暖瓶追出门去，喊住阿瑞向他比画，阿瑞一喜，快步跑回来，只见谢方拔出瓶塞儿，将暖瓶口朝下，故作诚恳地说了一句：“你看，真的没有！”

他在模仿阿凡提。谢方书读得多，心眼细密，不乏调侃的急智。

有一个冬日，据说发现了“反动标语”，我和沈利生奉命执行夜间巡逻，就在铁路旧基的那条土路荡来荡去，早晨下来，一人犒劳一包方便面。

万人空巷上运动场去

新生体检时，校医院医生用手触触我的腹部，在表格上写下：脾大，三级体能。这意味着我连体育课都不能上，我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

低沉了一段日子，我主动要求复查，我只是说我一切都好，医生就把我判回了一级体能。

清华的体育课比中学的体育课有趣得多。就拿冬天的滑冰课来说，让我们这些南方学生过足了瘾；提高课可以选修，我选的是体操；再就是体育课居然还有作业，每星期多少次俯卧撑，多少次引体向上……体育委员在起床铃振响之前会把我们一个个拍醒，给我们测量脉搏，还要监测臂围差（肌肉伸缩）的变化。

学校特别强调体育锻炼，提出了毕业后“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雄心勃勃的口号，而皤发红颜的体育教授马约翰就是我们心中的榜样。每天下午四点半全校“切换”到体育锻炼，早已蔚为风气。这使我们获益终生！

《运动员进行曲》一奏响，所有的活动都要为体育锻炼让路。起初体育委员像赶羊似的把每个人驱下楼去，很快就像刷牙洗脸一样成了习惯——绝对是意义深远的习惯！东操场、西操场、体育馆、马路上，一时间到处跃动着生命，遍地蒸腾着活力。这样自觉的、普遍的、持久的体育锻炼热潮，我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

我和沈利生、金信远时常一起锻炼，先长跑，然后做操，接着单杠、双杠，最后加入圈子打排球。我善于扑救，大力球发得挺好，年级对抗比赛派我这个小个子上场，发完球就被换了下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也！

我从小踢球练出了能跑的腿，却忽视了有力的臂，身体短小清瘦。上清华半年下来，体重长了15斤，引体向上可以拉20个；两年过后，臂膀粗了，肌肉凸了，玩单杠抓住横杠一引就到了腰下，悬在双杠一端双臂拉动就可以上杠。我和沈利生还在体育馆试过吊环，哪想到抖抖索索的使不上劲——运力满不是那么回事。

沈利生是我们班身体密度最大的一个，向度偏横，掰手腕四顾无敌手。15年后读研究生我俩又成了同学。

图书馆：缘分不到的遗憾

图书馆从来就是令我心生敬畏的场所，清华图书馆尤其如此。它那苍遒的建筑、静穆的气氛、层积的神秘，总是让我不由得屏气敛神，泠然自振。我一直在想，它本应该是我一生中相交弥深、获益不尽的忘年朋友，可惜由于“文革”之灾，这一本森罗万象的大书，我才刚刚打开读了几页，就被无情地合上了……

大学一、二年级，我还没进入专业课的殿堂，朦胧中急于开阔视野，时常在期刊阅览室流连，我胡乱翻阅，尤其喜欢苏联的科普杂志，还摘抄了一些奇思妙想和带图解的趣味设计，聊以填充求知的饥渴。

一个学生有10张借书卡，也就是可以同时借10本书，但文学书只能借一本。我在检索区拉开卡片抽屉长久地翻查，寻找我听到过的名著或者偶然入眼的兴趣所在，我甚至借阅了音乐理论和中国民歌的书籍，抄了一薄本笔记。我倚在柜台上留心别人归还的书，如格拉蒙特的《秘密战》、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列维托夫的《性格心理学问题》，还有《沈从文小说选集》、苏联的《法医学》……就是这样杂沓地进入了我涉猎的射程。

在我大学时代的读书笔记本里留下踪迹的有128部著作，在这以外又回忆起62部。观察这份分时期的阅读书目是深有意味的：一九六四年（入学后的几个月）读了《欧也妮·葛朗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白痴》等5部；一九六五年有《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教育诗》《欧·亨利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等20部；一九六六年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鲁迅全集（16）》《中国文学发展史》等10部；一九六七年有《性格心理学问题》《当代英雄》《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36部；一九六八年有《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秘密战》《牛虻》等30部；一九六九年有《悲惨世界》《简爱》《格瓦拉传》《贝多芬传》《金蔷薇》等27部……外加《艺术哲学》《海狼》《红楼梦》等62部。以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烽起为界，大致体现了一个单纯青年内心的迷茫与奔突。

仅仅过了两年，图书馆的大门便悄然关闭了。我甚至庆幸它的关闭，因为毕竟只是关闭，而不是焚毁。以后的三年又五个月里，图书馆不再理睬我，它沉寂着，像一座徒拥宝藏的古墓。

从我的不算贫瘠的阅读书目里我有另一个发现，就是大部分书籍是我在图书馆“消失”以后阅读的，以前所未有的贪婪。我扑向了另一处无形的、储量无穷的、对我更具压力的“图书馆”，那就是民间。回想起来，我自己也惊异是从哪里弄来的各色各样的了不起的书。

清华图书馆还见证了一次荒诞的劣迹——军宣队迟群他们在那里拿中学数理化突袭“考试”著名教授们，以达到羞辱之目的。常迵教授说他能及格，他努力不让中国知识分子丢脸；图书馆馆长史国衡和另一位（淹远待考）交了白卷——最漂亮的答卷。

小桥边就是校医院

大礼堂后有一道静静的小河，沿河向西不远，小桥边一组不起眼的平房就是校医院了。

校医院不应该是年轻学生熟悉的地方，因此去校医院就医，我有印象的只有三次。

头一回是因为溢脂性皮炎——现在的时称是“青春痘”。医生的处方是“别拿香皂洗脸”和一小袋烟酸片。

若说那一回是轻描淡写，第二次可就是重墨泼涂了，不过“挥椽的画家”既是校医院，又是北医三院——多亏校医院的大夫将我及时转院，否则我意外突发的急症（好像是急性胰腺炎）就要出大麻烦了！那是在第一、第二波“大串连”的间歇期，学校里没多少学生，田聿新、沈利生几个同学挺身相助，于我是虽不言报却又不可或忘的大恩！

一九六八年入夏，清华派性斗争升级，我的宿舍窗口就装了一个大喇叭，当它忘我工作的时候，桌上的碗勺会跳舞，小提琴会呻吟……我有一个星期无法入睡，躲进主楼也不得安宁，是校医院给了我一瓶刺五加解救了我，后来应常振工、常振明之邀搬去他们家九公寓“避难”一段日子才得以恢复。

关联到校医院的还有一件趣事。宿舍桌上多了一包白砂糖，我问哪儿来的，聪明且爱走偏锋的向正举一本正经地回答是校医院发给他的，我们越是怀疑，他越是肯定。我拿起勺吃了一口，再问，仍坚持，结果大家都来吃，快吃完了，他的笑容僵在那里，到头没承认闹了个大笑话。

时兴往身上打鸡血那阵子，我眼瞅着一个人夹着花公鸡走进了校医院……

黑夜卧谈

我想说的不是十点半熄灯那会儿正常的大学生生活，而是被狂言漫卷搅昏了头、被文化凌霜凉透了心、被青春激素壮足了胆的非正常时期，我们那时方二十岁。课没得上了，对“胡闹”厌倦了，人却在徒然长大。我们很悲哀：赶上了这么个荒唐年代；等我们成熟了我们又觉得很庆幸：假若没有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海啸”，我们又会怎样呢？一九九三年我亲眼看见了失路茫然的俄罗斯，它的人民要么会醉死在虚假的梦幻里，要么锈死在因背离人性而速朽的庞大机器上，除非找到全新的路。我不禁后怕中国差一点走在同一条老旧的没有前路的险途上。

宿舍不再强制熄灯，明天无须早起，而黑暗更适于遐想。我们几个睡在床上交换见闻，评说天下，更多的是游骋在书的世界。意外的发现，惊人的观点，心会的妙处，冷峻的冲击……眼睛虽然是闭着的，可思绪却在飞旋，或高远，或深潜，或幽若谷，或灿若星。几个年轻人相互映发，兴不可遏，直到万籁俱寂，有人鼾声微起……

与谢方相比，我觉得自己要幼稚得多，许多名著他在初中就读过了；他常有深刻的见解，甚至有本领借某本书的布景讲自己的故事，撩拨得林同学第二天就勇敢地去向一厢情愿的暗恋对象示爱……

王普所知淹博，唯惜恍惚欠稳；杨士元内在单纯，用心默记暗诵……我们几个像海绵一样从书中吸入知识，以交流捕捉智慧，在那段日子的漫漫长夜里，我们的心迅速地丰富了起来。

那滋养了我的、终生难忘的夜谈啊！

班会春秋

在小学、中学，固定的教室既是学生的学习中心，也是活动中心；大学则不同，大课教室（不同的系、班在一起上）、小课教室（外语课以及由助教来上的辅导课或习题课）、系馆教室（以专业课、专业基础课为主）是流动的，要到课表指定的不同教室去上课。这样一来，班级活动多半只能搁在宿舍里。

我们企○二班（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电气化自动化专业，1964级／1970届——清华那时是六年制）共有25人，女生仅4人，21名男生除鲁华龙一人住体育运动队（国防体育：无线电定向）宿舍外，分住在两间半宿舍，而516、517门对门，房门洞开便充当了我们班的活动中心。

开班会之前这两间宿舍要匆匆洒扫以便纳客，当贾玉平铜铃般的话音在楼道里响起的时候，标志着女生们驾到了。接下来的节目，不变的是长身玉立的班长姜彦福胸音浑厚的开场白，和动辄脸红的团支部书记杨德发认真投入的宣讲辞……我们也曾经吃着瓜子杂果开联欢会，照例要请出贾玉平神完气足地唱一曲“麦浪滚滚”或者“人说山西好风光”，那时我取出竹笛伴奏，引得周边宿舍纷纷探头观望……

失去理智的年代也给过我们晦暗的日子：我们在同样的地点召开过批判会、斗私批修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划清界线讲用会、平反会……这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六届学生“专美”于清华历史的不凡经历。我们班的同学们大都能心照不宣地把这些看作是虚假的表演，我才能在回首那段往事的时候内心泛起的是欣慰。

这也就是近年来我们企○二班特别企盼校庆日团聚——已经是以越洋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的理由。

节庆的日子

算起来在清华度过不少个节庆的日子，最难忘的当然还是一、二年级的时候。

在电机系十一号楼宿舍和自控系十二号楼宿舍之间有一片空地，节日前夕，晾晒衣被的铁丝上张起了彩灯，排上了桌凳，再挂上谜语纸条，最浑朴的游艺晚会就在系学生会的操持下打理停当了。在那种场合，我总是做同一件事：下围棋。六字班的“笑之泉”侯玉琨、九字班的“愣将军”蒋寿炎，这两个铁杆儿棋友就是在那时候萍水相逢的。雨天、寒天游艺晚会改在七饭厅，也是因为围棋，结交了建筑系九字班的倜傥才子金柏苓。

校一级的迎新年活动在最大的室内空间——西大饭厅。

“十一”去天安门受阅和参加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狂欢，这是给大一新生和大六毕业班的特殊待遇。九月入学以后，我们花不少时间操练队列和学习集体舞；党史课上老师出彩的演讲把我们的渴盼吊得足足的，对伟大领袖的崇敬已到了动辄热泪充盈的地步。

十月一日零时刚过我们即起身，带着干粮（馒头、咸菜、粉肠）和夹衣步行到清华园火车站，乘火车驶往安定门，再步行至王府井大街待命，其时曙色刚开。十时许号令下来，游行队伍依次自东向西（后来“文革”中有人提议改成自西向东——妙解“东风压倒西风”）移动，等到我们经过天安门，天已近午，我们盯紧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心位置喊呀蹦呀，忘乎一切，个个坚信看见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意外的是城楼上的人影微小难辨，且大救星也有进去休息的时候，不过谁也不这样认为罢了。

我们在临近西单的石驸马大街一带席地休息。待暮霭四垂，我们重返天安门广场，这回是紧贴金水桥，清华与北大的“领地”东西相望。看着广场上华灯瞬间齐放，听着数不清的音柱流出欢乐的乐曲，终于到了数十万人踏歌共舞的时分了……那样的纯情、舒心和放纵以后再也没有过。

天飘起了微雨，不同肤色的外宾从天安门下来与我们同舞，这时腾起满天的礼花，牵起一阵阵浪潮般的欢呼声……

兴浓中，我忽然发现佩戴的校徽不见了！顿时失了魂儿似的发蒙。说来真巧，一会儿就有人捡了回来，失而复得，心情雀跃！那枚刻有学号的校徽我至今珍藏着，珐琅面上看得见那次留下的细微裂纹。

下一年，我们班只有我又参加了一次国庆游行，我行进在清华的民乐方阵，任务是吹奏竹笙。我去校民乐队报考的行当是笛子，队长安排我学吹笙，我没用心练，可应付游行反复吹奏几支曲子并不难。

我们还有过参加“五一”游园活动的任务。春光波俏的颐和园里人头攒动，首都各大文艺团体纷纷出动，相去不远各自围场，为群众演出。我和王普几个同学在石舫附近被总政文工团的表演深深吸引，清越尤富甜美，动静不乏诙谐，《五好红花寄回家》《洗衣歌》《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那几个表演唱真是美不胜收，自此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一生也不会忘怀。

后花园

清华大学的西北角是清华附中和热电厂，路西便是曾为万园之园又承载国耻奇辱的圆明园了。

榛莽一片、残石散布的圆明园就好比是清华园的后花园，我在那里多少次感受过骄阳下的躁动、朔风下的萧索。喜爱长跑的学生比大家更熟悉圆明园废墟的落霞。

后来才知道，清华园不过是圆明五园之一，系康熙始建，咸丰赐名，荷塘中的“荒岛”乃是同遭圆明园之火才有的忧愤之称。

我们电○年级的级主任沈振基老师九十年代成了呼吁保护圆明园遗址的名人，他主张找回散落民间的圆明园建筑部件，对于百姓它们不过是瓦石，对国家却是历史与文化。

我不赞同修复圆明园的任何短视的计划，不忍心看一眼为了获利而附加的巧饰与雕琢。这不应该是由政府官员和地方乡镇决定的事。遗址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西洋楼的残柱与颓石直刺苍天，那是泣血的反省，那是永恒的控诉；五千多亩园林、一百五十余处美景的芳魂无时不在向国人发出自强的呼唤！

另一处后花园当数颐和园了。说此大话，是因为一种特别的情感：我们多少次出清华西门步行到那皇室的夏宫，买廉价的门票，下昆明湖游水履冰，上画中画凭栏远眺，循后山路识树，在谐趣园观鱼……它与清华园似有分不开的关系。不与外人道，藏在心里总可以吧？

我们还骑车一路驰骋，掠过颐和园奔香山而去，如果那里也可以算后花园的话……

立在心中的大礼堂

大礼堂是清华的早期建筑之一（一九一七年始建），是美国建筑师墨菲和达纳仿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设计的，属古希腊的爱奥尼亚风格，我入学时，它已近四十七岁了。它那端庄、凝重、敦厚的形貌是每一个清华学子心里分量非常的纪念碑。

大礼堂里楼上楼下只有1200个座位，故而只能举行高度浓缩的活动，譬如校庆日只有毕业三十年的校友才有资格坐进大礼堂里；“文革”中大会多，大礼堂便只作为主会场。据鲲西老学长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礼堂里有一块“寿与国同”的匾额（指诞生于一九一一年），已经不知所踪了，倒是留下了另一块匾额“人文日新”，总是保养得簇新明艳，想来另有缘故也说不定：自左向右念，好一个“新日文人”！

大礼堂就是清华的电影院。我自小也是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每个星期六傍晚扛了凳子去看露天电影，到了清华才感觉到看电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很自由，也没有人成天看电影，只是好电影不大会漏过。电影票采取分配制，由文娱委员王普领回来，再分发给想看掏钱的同学。

孙道临、谢芳出演的《早春二月》、外国科教片《獴岛》（关于战胜蛇患的生态故事）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象。纪录片《革命赞歌》里，郭兰英为大型团体操主唱的一曲《丰收歌》传遍了全中国；《军垦战歌》的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以其婉媚、风情和健朗成了我一生的最爱，直到现在听了仍会悠然陶醉，不过要听巴哈尔古丽演唱的，“黑鸭子”之类或华丽、或逐异的演绎远离了原歌的精魂，我不认。

一流的演出团体来清华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在大礼堂欣赏过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广播文工团的演出。清华文工团（“文革”中团派的部分）搬演的歌舞《井冈山的道路》我虽没看，却感觉到它的热腾，听多了，一首主题歌《八角楼的灯光》烂熟于心。

“文革”初起，北大学生“点火”与清华教师“防卫”那场漂亮的遭遇战就在大礼堂。蒯大富最初与工作组交锋，在大礼堂对阵马列教研组的寇世琪老师，几乎成了寇老师灿然口才的个人表演。半年后还是在大礼堂，蒯大富已身着军大衣，喊出要“跟毛主席上井冈山打游击”，形势一片扑朔迷离。

与校文艺社团擦肩而过

清华园里活跃着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体育和文艺尖子随班上课，集中生活。

清华诗社选编了一辑《朗诵诗选》，趁一次诗歌朗诵会的热乎打铁，一下子售出了不少，成了当下热门的话题。我听熟了傅胜初摇头晃脑吟咏赏叹的：

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的深啊梦一样的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贺敬之《桂林山水歌》

文艺社团里还有民乐队、弦乐队、合唱队、舞蹈队、话剧队、手风琴队……我们电○年级的薛锋进了舞蹈队，慕绥新去了手风琴队。而我与民乐队只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

笛子——最省钱最便利的乐器，我在中学已经吹得很像样了。进了大学，自从在东安市场狠狠心买了一支好笛子，就时常在宿舍楼道里吹奏，那混响效果既浏亮又干净。这一来先后惊动了两个人：企六二班的王有章和电○一班的慕绥新。

有章学兄是校民乐队的二胡乐手，琴艺娴熟，风格深沉。在他的宿舍里我听他拉了《江河水》，它那哀怨欲绝的旋律被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移用；借来他的乐谱，让我知道了民间艺人瞎子阿炳的传奇。学兄是古道热肠之人，极力鼓动我报考民乐队。我找到音乐室“灰楼”的时候，他们正在排练民乐合奏《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员》，奔流收煞余韵绕梁，那场面令我既振奋又羡慕。

考试包括吹奏、乐理与试唱，后两项是我的长项：我几乎能够看着乐谱和歌词直接唱一首生歌；再说考我的那个节奏型，不就是《越走越亮堂》那首歌的结束句嘛。结果我被录取了，可是分配我学吹笙。

笙的吹奏方法单调，音域狭窄，表现力有限，我实在提不起兴趣，除了国庆游行用过，那笙就一直如歌里唱的“闲挂在墙上”。后来我就改练小提琴和手风琴了。

老慕从手风琴队撤回十一号楼以后，收下了我这个徒弟。

那时我对音乐的感受与理解正处在郁勃发育的阶段，如果正常地演进下去会是怎样，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两年后便“天下大乱”了。不过恰恰因为“乱”，我走上了另一条苦练与实用的路子，平心而论，压力的鞭策和频繁的磨炼对我的音乐有着塑造之功。整个七十年代，我在工厂、集团公司、省市的舞台上就有过音乐灵感的喷发。尽管这样，不可改变的历史是，我毕竟错过了在清华文艺社团接受熏陶的机会。

当兵的经历

一年级结束，又到入夏，我们开赴位于昌平县的第三工程兵学校接受军训，那时还不叫“学军”，而且与日后的“学农”“学工”大不一样——我们是一群幸福的、受人尊重引人羡慕的年轻大学生，还没有沦为必须施以“再教育”、强制改造灵魂的“臭老九”。（按：走笔到此，忽然起兴上网搜讨一下“臭老九”，但见十等人“……八娼九儒十丐”起自元代，混账得很；更有百度百科轻轻一笔“‘文革’谑称”，不禁心寒。将来关于此项的史笔不可遗漏如下史实：民间流传“文革”歇后语：“知识分子好比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有一句著名台词：“老九不能走哇！”正是“臭豆腐”之说的弦外之音，遂广为流布。）

我们住进军营，不着军装，也没有与战士为伍，而是有连长、排长操练我们，过了半个月新兵式的生活。我学会用最简便的方法打背包：把背带预卷在被子里，将背包绳结成套马索似的活动的环，纵向一勒，横向三道箍，打好上肩绝对不超过一分钟。

实弹射击扣扳机时脑子里一刹那空白，“横竖就是它了”，居然打得还行，回来一路《打靶归来》是唱得最有滋味的一回。打靶的有趣细节装在了沈利生的脑子里；执钢钎铁锤打炮眼的体验则存在了傅胜初的记忆匣子里；而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沉沉黑夜扛枪拉练了。

有一天半夜紧急集合，背包扛枪，进山夜行军。小路崎岖，月光如水，四下树影幢幢，地上藻荇交横，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忘了身在何处，累困交加，边走边睡了起来，真是奇妙的体验！经过一处山村，“沙明山静，犬吠声若豹”，像极了明代王思任妙写剡溪的意境。

上午，队伍进了一个村子，高大的栗树，厚重的磨盘，一位老妇裸着上身端着碗观看我们，朴野的感觉迎面而来。中午烙的玉米饼很香。我们倒在炕席上呼呼大睡，全然不顾刚做过饭的炕头过度的热情……

夜里我独自在山上站岗，柔润的月光下一片静谧。我当时想，多少年以后我会怎样回想起此刻的心境。

在苦闷中歌之舞之

二十岁遇上“革文化的命”，我们这一代人的天性遭逢怎样的桎梏，若非亲历是很难想象的。

我和王普平素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我们会的歌数不清，连前奏、过门也哼唱得一丝不爽，如《双双草鞋送红军》之类，轮唱、重唱精准默契，张口就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和《革命歌曲大家唱》里的歌曲我们是真心地爱唱；同时我又偷着苦练小提琴、手风琴，拉“敏感”的外国乐曲，一本接一本地啃“禁书”。

军代表率领我们到昌平农村拔麦子，需要打快板鼓舞士气的宣传员和乌兰牧骑式的演出小分队，电机系文艺小分队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毛主席发布最高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那回（一九六八年冬），上面要求连夜谱出一首语录歌来，于是我冥思苦索（话语体的歌不好弄），星夜趱行，老慕挎着手风琴和一帮同学守候着……广播电台记者半夜录好了音，清晨的新闻节目就播出了。

学校里只剩下我们最后两届学生了，“斗批改”仍无穷期。参加电机系文艺小分队的，我们班就占五个：林初善舞，王普、叶大田是歌舞说唱全行，傅胜初甩着浓发深沉地拉他的二胡，我除了伴奏还负有编创节目的使命。回想当时如火的热情，三分之一是忠诚，三分之一是无奈，还有三分之一是青春的躁动，套用古人的诗，可谓“青春三分革命志，二分无赖是混沌”。

电机系各种集会活动开始前，有时像解放军那样互相拉歌，有时由我来教唱新的革命歌曲，老慕立在一旁伴奏。有一次教唱完《满怀激情迎九大》：“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儿朵朵向太阳……”晚一年的女生赵天川走上前，纠正我说：“不是‘葵花儿’，是‘葵花——’。”那情景我至今记得。

工宣队的师傅们都很质朴，也挺友好，小分队的同学们少不了和他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多一点“糊涂”，多一点轻松，多一点和谐，总没有什么不好。

再教育：旧体制大学生的赎罪

以后大学还要不要办，面向什么样的学生、怎么办，那只有天知道了。最后两届大学生成了旧教育体制的替罪羊，在将被扫地出门之前还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从而衬托出教育革命的威力。

伟大导师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那天（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不再坐火车，改乘卡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世界人民的领袖声援美国黑人抗暴斗争（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我们是列队徒步走向“世界革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从那以后，随时开拔苦行即成了磨炼我们的固定模式，我们也是这样背着背包步行六十余里到昌平乡下支援秋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即使“天”并无意“降大任”于我类也。

我们的任务是拔麦子——双手抓紧麦秆用力拔起，顺势在脚上一磕，脱去泥土以后码在一边，如此周而复始。为了趁露水，两三点钟即起身出工，中午回来接着睡。几天下来，手上伤痕累累不说，手指已经攥不起来了，躺在麦秸铺上，两手疼得钻心。

尽管如此，精神还是十分愉快，一来人人不甘示弱，劳动也是表现革命情怀的机会；二来还搞起了联欢晚会，我们即编即演，非常成功。那时我刚开始学拉手风琴，夕阳下背起老慕的意大利名琴“小月亮”，少不得流出几句苏联歌曲的旋律，被一位笑面菩萨似的老师打小报告奏了一本，好在领导我们的工农兵谁也没理会。

辛苦不算，还特意安排了一顿“忆苦饭”，明训不得忘贫贱、不得忘恩德的意思。有了对比反衬，下一餐的肉龙（盘在笼屉里蒸出的裹肉馅的面卷儿）实在是太好吃！

随后我们去过北京热电厂、首钢、石景山热电厂高井电站，直接接受工人师傅的再教育。我们搭脚手架，干永远灰头土脸的瓦工，更换耐火材料外表的保温层——矽藻土砖，熬到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挖鼻孔和用笤帚狠狠拍打工作服。干这种粗活的师傅们实际上就是半个农民，敦厚、和气，下班前经常留一点尾巴不干完，等汽笛一响，起身拍拍屁股说：“明儿再说吧！”

奇想神兮的王普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他说服了工人师傅，搞起了机械化生产铁扎丝（扎脚手架用，预先将铁丝拧出一个小圈，整体如刀币的轮廓）的“技术革新”。我们总是拖着疲惫已极的身躯经过他发挥聪明才智的小屋，屋里的“胎儿”越搭越臃肿，怎么看怎么像十八世纪欧洲术士鼓捣的玩意儿。后来我们撤了，“怪胎”也就认命了。

我们在高井电站一直待到冬天，竹席棚子里的围棋鏖战成了一帮稍有围棋灵性的同学相当重要的精神调剂。军代表小吴——一位“左”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八三四一部队基层干部——对这“黑扣子、白扣子”可是深恶痛绝，他的忠诚心和优越感越来越多地遭遇大学生们的嬉皮涎脸，强压的怒火眼看着化作了哑火的炮弹。

国事、家事、自己的事，郁闷透顶的时候我就唱歌，加拿大民歌《红河村》、墨西哥民歌《你就是幸福》、阿根廷歌曲《小小的礼品》，不知怎的我唱着唱着就满含泪水，音调颤抖起来……同一时间在湖北潜江的农村，女朋友雅华和妹妹昌军也正偎在草垫上，将两本《外国名歌200首》从头唱到尾，再从尾唱到头……

收音机里注入几多无奈、几多不甘

我在清华生活的后期，一种“产业”不约而同地在电类专业（电机系、自控系、无线电系等）的学生中悄然兴起——动手制作电子管收音机。

是专业天性的诱惑？是学业荒芜的不甘？是空掷年华的惶乱？是怀玉遭弃的反弹？这些理由都有。此外还要加上——我承认多少有一点——对未来岳丈家的显摆。

室友林初精于民族舞，忌恨下围棋，钝于解幽默，痴迷无线电，遂开我们班自制收音机的先河。我借在电工厂劳动之机，遮遮掩掩地谋了一尺见方的废钢板，布完局，然后钻小孔、拓大孔，用原始的办法、以愚公移山的意志砥磨之，用台钳夹紧弯曲之，撑起一部电子管收音机的坚实底座即告成功。

接下来三番五次地到德外小市采买廉价的无线电零件（一元货），6U1、6N1电子管啦，可变电容器、电位器、中周啦，喇叭和成组的电阻电容啦……同学之间彼此借鉴，互通有无，倒也忙忙碌碌，把所有烦恼一时忘得一干二净。

记得我们班乐此不疲的同学还有杨纪成、傅胜初、王舜远、王成全、鲁华龙、杨士元……少数已升格摆弄晶体管收音机了。

当“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不管它多么飘忽、多么缠杂，在我们心中漾起的喜悦不亚于初诞爱子的母亲！

这件送给未来岳丈的特殊礼物有两个缺憾令我久梗在心：

靠区区二十元的生活费，我买不起十六元的变压器（新品），雅华知道后告诉了她的母亲，是未来的岳母替我补上的。

这部收音机一生都没有外壳。

记忆碎屑的不灭幽光

高考那年，中学高三年级教室走廊里贴出了许多高校的招贴，其中清华大学的招贴标题十分醒目：“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像梦幻一样撩动人心。那年恰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大学”之年，“工程师”的理想不知不觉淡出了，代之以“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教育我们的目标清楚明白地强调听话和牢靠。这样一来，坚固性是有了，那么创造的活力呢？

清华为新生设置的中共党史课堪称精彩，马列主义教研组的教师们（几乎一色都是“清华造”的青年才俊）能在课堂上鼓荡得学生们个个心潮起伏，热泪盈眶。“文革”初起的几场“保卫战”，更成了他们表演的舞台。

“反右斗争”时我还是成长在另一所大学里的孩子；在清华接受入学教育时，去图书馆参观了这所大学的反右展览。印象尚存的有两个：钱伟长是“空头科学家”；一名右派学生居然说：开放国境，从脚印的流向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后来想想，国境的关卡是两道，只开放一道是无效的，四处乱走的脚印还是回到了老地方。

有一次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国外出版内部发行的《西方经济学》，见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列在各种经典经济学流派之中，可见在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也并非被视若大敌，而因其影响巨大在经济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在我年轻的心里引起的震动非同小可。

外宾参观清华大学机械厂，问一位劳动中的女同学：“你会做饭吗？”“不会。”“那你将来结婚成家了怎么办？”“我们吃食堂。”校刊《新清华》作了正面报道，褒赞那位女同学既大方，又得体，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可是毕竟饭还是在家里吃才好，做饭可以学，关乎情感温馨，又乐在其中，生活不就是如此？那个年代“左”倾思维成了习惯，机关、工厂、单位、学校自然也就“未能免俗”。

说清华做学生工作臻于炉火纯青并不为过。对学生的要求与管理强调宽松（当然是一定条件下的宽松），例如曾经取消起床铃，理由是“有人想多睡说明他需要”。形势报告等大型集会从来不硬性要求参加，不吆唤、不点名，可是越是这样，同学们反而一人不落、一次不落。学校找准了“自重自律自主”的穴位，取得了以简驭繁的效果。

我生活在南方，又是“百湖之城”武汉，游泳居然是弱项。我的围棋小徒弟常振明有过经典的童稚之问：“武汉还能养鸡？那不都掉进长江里淹死了？”所以我不擅游泳，连他都不信。有一年暑假我没回家，荷花池边的游泳池便成了我的消夏之地、发奋之所。最后能游上十个来回（1000米）了，臂膀变得浑圆黑亮。从那以后，越不时时亲水就越与水生，通体不放松，即便下水，也无欢趣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