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沈从文的世界及其历史根源

沈从文的故乡位于湖南西北部，大体上属于沅水和澧水流域，只有沅水的源头还插入贵州境内。在1910年以前，还没有湘西这个名称。中华民国成立后才设立了湘西镇守使，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县正是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的驻地。更早一些年代，老百姓口中说的湘西是指雪峰山以西，古代五溪蛮所居住的地域。清代湘西划归辰沅永靖兵备道，民国初期又设辰沅道，一般称为上湖南。但湘西这一名称从30年代起已被普遍使用。²

尽管名称有过多次改动（辰沅永靖道、辰沅道、湘西），但是从清初1670年以来，它就属于道的建置，湖南建省只比它早六年。由于雪峰山的阻隔，山以西地区在明朝以前的许多朝代，都和山以东的湖南湘江盆地在政治上关系松散，远不如跟北边的湖北地区那么密切。民国以来，没有多少土著居民留在湘东或湘中一带，但还有100万人在今天的湘西兴旺繁衍，构成山区人口的半数。湘西的一般方言并不属于东部方言，而被划归于四川的西南官话体系。山峦绵亘的湘西山区，不同于号称中国粮仓的湖南平原。直到1958年，湘西已开垦耕地只占全区面积的十分之一，其中种植稻谷的良田还不到一半。而人口也只占全省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由此看来它真是穷困地区。³当然湘西不仅是个具体的地区，也几乎是个想象中的地方。湘西这个概念的形成少不了沈从文的一份功劳，他把这个地区看作不同少数民族的大熔炉，这种浪漫的看法是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在沈看来，湘西是开化较早的汉族（从东方北方迁来的主要民族）的文化边远地区，自古以来，汉族就跟至今仍然居住在他家乡西部山区的苗族毗邻而居。在沈从文出生100年之前，苗民已被汉人征服，但许多苗民仍一直抗拒文化移入。⁴所以按照沈的阐述，这片边远地区至今仍是一个汇合点，各种生活方式可以在这里互相渗透、融合，而又互相排斥，而且还在按照沈从文表述的方式进行。对沈从文来说，湘西不但活生生地再现中国的伟大历史，还再现了在有历史以前的、为历史作基础的更大的原始力量，这股力量将再度推动历史前进。

几个世纪以来，湘西的不同民族是按地形分布的，苗民多半住在山间，后来的汉人因为经营农业，都居住在沿河和河水流过的低地上。历史学和人种学还没有确定湘西最早的民族，或者说苗民，原来就是山民呢，还是被后来的民族赶上山去的。鉴于苗民至今还从事粗陋的农业，种玉米、甘薯一类旱地农作物，汉人就认为苗民在技术上还处于原始状态。然而上述作物都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才传入亚洲，这就说明苗民的种植技术远不是一成不变的。⁵

抵抗汉人入侵的西南原始民族在历史上都称为“蛮”（即南方野蛮人）。沈从文以为汉人和部落民族不但同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祖先也同出一源——只要你能察看他一再提起中国诗人屈原和汉代名将马援，他们在2000年前深入南方时，就发现那里的人民是一个爱好音乐、艺术的民族，辛勤劳作、自给自足，已经建立了一个文化昌盛、爱好诗歌的王国：楚国。可惜北方人和南方人那点共同的人情意识——更不要说共同的祖先意识了——已被千百年来敌对的军事冲突消磨得模糊不清。沈从文在文章中含蓄地指出，只要两个民族选定不同的寻求生活的道路，分道扬镳就是不可避免的。

汉人选的是儒家道路，发展城市，这种文化发展下去，必然会使汉人支配他们的同类。然而按沈从文的边远地区观点，汉人文化后来已经逐渐衰落，到沈的青年时代（清王朝最后十年）已经走到危机的爆发点。汉人由于长期奉行繁文缛节的礼教，墨守僵死的文学经典，已经一蹶不振，相形之下，部落民族由于恪守古风，却一直保持着他们的活力。

沈从文描述的汉、苗两种民族精神的差异，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观察家的首肯。⁶他指出苗民不读书，结婚不管对方是什么阶层，不说谎，做买卖不懂得怎么赚钱。沈从文对苗民的这些气质赋予道义上的意义，说明苗族的坦诚率真，并未被汉文化所造成的文质彬彬、贪得无厌、等级森严等约束所玷污。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民关心的只是辛勤劳作以求生存，祭祀无处不在的鬼魂和守护神，通过喝酒、唱歌、比赛、自发的爱情活动等简单的乐事在情感上得到抒发。在沈的笔下，苗民思路奔放不羁，对世界有直截了当的美的鉴赏力，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显得富于创造性，他们对生活的激情在各种节日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时常达到发狂、着魔的程度，这似乎表明他们成功地和神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而在这点上汉人却只能说说而已，或者更确切地，只能写写而已。

在沈从文看来，正是在神的面前，在礼节上负担过重的汉人文化破产处境暴露无遗。人必须面对神，不管是西南边陲的原始精灵，还是20世纪生活中机构复杂的教会。尽管汉人和他们的文明同他们的经济才能和空洞的礼仪分不开，把部落民族看作蛮人，但苗民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类初级的朴素生活。汉人从前也具有苗民的文化和活力，那是在汉人变得麻木不仁、目光短浅之前。在沈从文的想象中，苗民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年轻时期的生活方式。

可惜的是，至今还未找到可靠的苗民历史资料来作为衡量沈从文的敏锐想象力的标准。过去五个世纪中汉人和苗族人写的历史都是出于想象虚构，比沈从文设想的还要荒唐。这些虚构故事为汉、苗两民族的命运编出种种神话，说两族祖先本来就是世仇，要不就说是竞争的同胞。把苗民的先世一直追溯到汉族传统祖先黄帝时代的蚩尤，说他是黄帝的土著敌人；说苗民是个生活在洞庭湖地区的刚愎自用的民族，被贤明的国王舜放逐到西部去的，而且还受过大禹的惩罚。还有一种说法是：苗族始祖是槃瓠——是一条狗——但通常被认为是瑶部落的图腾制的祖先。⁷

实际上，虽然中国古文中出现过“苗”字（即三苗），但中国今天讲苗语的民族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宋代。他们在湘西的“土著”资格可能只能从他们自湖南西部邻近山地迁移到上湘西高原地带落户后算起，只比宋代汉人迁到这个地区早一步。苗民可能学过种水稻，一度来到沅水流域的低洼地带，后来又被汉人赶回原处。不过没有理由假定苗民是最早住在湘西低地或者高地的部落民族，这种假定只是明清两代汉族史学家为了把敌人写得体面一些，才为富于反抗性而又性格开朗的苗民塑造出一个历史悠久的远祖家谱。

沈从文为山里人的祖先加点光彩也许是非常明智的，这样一来，一些有种族意识的人假定的——那些人与汉人间那条无法弥合的文化民族鸿沟，就一定存在了。他心目中的部落民族虽然世系含糊不明，现代文化对一种失去了的幸福象征却更强有力，尽管这种象征可以从属于任何种族集团，而且更难通过民族学方面的事实，或者更中肯地说，因为缺乏事实根据而加以诋毁。苗民有独立的文化，因而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外来的。他们的语言不属于汉藏语系，他们的民族传统中保存着其他文化的精华。据沈从文的想象，有许多在汉人中早已消灭了的中国西南某一民族许多独具特色的性格特征，这些特征今天在许多讲汉语的壮族、傣族、土家族中还保存不变。因此认为苗族文化“古老”、民族“年轻”、礼仪“保守”的想法并非自相矛盾，而是他们擅长于迅速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⁸

除了起源问题至今含混不清外，西南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文化一致、政治统一的特点；这就是他们对现代人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千百年来，那些不让汉人插足下湘西的人也许是某一个南方民族（他们已被汉人同化几世纪），或者是现在已经几乎被汉人同化的土家人的祖先。土家人居住在沅水支流比较贫瘠的地区和山上，他们现在一般都讲汉话，很少讲本族语言，但他们也许可以作为湘西最富于西南文化气息的一个源泉。50年前土家人还被叫作土蛮，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在明代，他们还被土司率领到东南沿海去抗击倭寇。湘西其他悠久历史的民族还有侗族、瑶族和仡佬族等山地民族，这些人都是苗民的死对头，现在几乎都已迁移了。所有这些人都是古代楚民族的后裔，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融合各民族的异域情调，中原人民把这种异域情调跟他们的西南联系在一起。⁹

更确实的证明是古老的历史叙述，说起过去1000年间汉人怎样进入沅水流域和各个支流地区，把挡住他们去路的人赶上高地。最后，到明清两代，渴望找到耕地的汉人又爬上高山坡，在崎岖的高地种植，这片高地从湖南一直延伸到贵州境内苗民山寨。上湘西边地的山区宽达150里，是隔开沅水盆地与西边贵州水系的天然界限，自古以来就是征服者与土著民族的战场。汉人在1615年试图结束边疆冲突，仿效北方长城的办法，建起一道高墙，把苗民全赶到西边去居住。这道墙建在苗民区域内，距离沈从文出生的凤凰城西只有十几里。明朝国势衰微后，苗民在1628年把城墙摧毁。在满人入主中原后，18世纪汉人又卷土重来。沈从文在根据湘西苗民传说写成的一部现代小说中指出，汉人为征服苗民使用的最厉害武器是——士兵和官吏。¹⁰

清代在苗民山区已建起许多军事哨所，有城墙，有岗楼。其中有一个城镇建于1700年，用来统治镇溪和筸子坪的苗民，命名镇筸。1704年统辖整个湘西兵马的兵备道设在这里后，这里成为清朝湘西汉人统治全区的政治中心。虽然直到1911年住在镇筸城内的人口不过三五千人，可驻在它四周的正规军却高达七千，其职守不仅是镇抚山区苗民，还兼管沅水流域与邻近省份开化地区的绥靖工作。¹¹

像镇筸城这样的戍卒屯丁的城镇，在基本的文化意义上象征了朝廷的侵入，因为部落民族以前不知道集中人口，建立城镇。对汉人来说，这种边区的城镇首先是用来作为保护士兵和屯垦戍卒的要塞。此外，沈从文热切地指出，跟着士兵拥来的商人不久就掌握了当地的经济命脉，这种人并非本地人，而是来自外省，如江西人垄断绸布业，广东入垄断药材业，福建人垄断烟草业。¹²

筑城的汉人还把镇筸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筑了许多小的城堡、屯、碉堡、营汛。人类学家在30年代吃惊地发现这类碉堡营汛有不少还仍然存在。堡有泥土或石块堆成的围墙，一条贯通全堡的街道，两头都开着堡门，比较大的堡中间有十字街道，有三扇或四扇大门。正是在一座叫黄罗寨的城堡里，沈从文的父亲在一两岁时，差一点被一只老虎吃掉。屯建在人口比较稀疏的地区，只有100英尺宽，300英尺长，能住几十个士兵，加上一些牲口、粮草。屯也有石头砖块筑成的五英尺高的墙，上面开有雉堞、枪眼。更小的防御工事按固定距离筑在小山顶和大路上，只有一般房子大，但是周围兴起给驻军居住的村子，直到20世纪还保持在原地。据沈统计，镇筸城共有1000座碉堡、300座营汛。1795—1806年的苗民大起义被血腥荡平100年之后，边区的战斗气氛已被乡村气息所替代，原来山顶上星罗棋布的碉堡已经变成富有浪漫色彩的废墟，居住着戍卒和他们家属的后人。1911年民国成立后，还有许多人仍可领取饷银。今天凭高眺望，还可依稀“想见当时从一个瞭望塔到另一个瞭望塔鼓角齐鸣、烽火报警的光景”。¹³这类有围墙的住所除了为沈从文的小说提供富于浪漫色彩的背景外，还把当地人象征性地分为城里人与乡下人两类。中国城乡之间普遍有一种社会界限，而在湘西，这种城乡之分一开始就具有种族界限。当大多数苗民被汉人同化以后，这种区别更具有文化界限。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的湘西，“乡下人”仍然是苗民的委婉说法。¹⁴沈从文也自称乡下人，他所说的乡下人只是指不是住在下河的人，却不一定指苗民。但沈从文写到乡下人的“‘愚蠢’、粗鲁、不会交际时，看来指的是苗民。他们不懂城里人的礼节，连起码的礼貌规矩也不会，更不用说能说会道了，因此容易被逼得跟人打起来”。¹⁵苗民除非被当作汉人，否则仍然受到严重的歧视，但到沈从文的时代，很多苗民都已参军，搬到城里去住（包括镇筸，他们占镇筸人口的三分之一）。¹⁶在沈从文的小说里，苗民就在城墙外头种地，开店铺，做豆腐、粑粑来沿街摆摊叫卖，还能够在船上充当水手。总而言之，苗民跟汉人通婚、文化上被同化，反过来汉人也被苗民同化的结果，就在镇筸城剽悍的农民当中产生出一种汉苗交融的地方文化。沈从文在他的《我的小学教育》里这样写道：“在镇筸，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入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许多苗民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一样，在坩埚里融合后，彼此都同化了。”¹⁷

与此同时，在镇筸城的西北方向，未受到汉人同化的苗民，依然保持着他们祖辈传下来的生活样式。他们一直避开汉人为设防而建起来的通道、驿站和交通中心，远远地住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山坡上，宁愿与世隔绝，反倒觉得平安。他们聚居的村落叫寨子，寨子里不像汉人村落那样有正规街道，而是许多小道错综交叉，有如迷宫，使陌生人进去后会迷失方向，遭到伏击。苗民也会耕种水田，会在山中梯田间建造水车来灌溉田畴，但大多数苗民喜欢刀耕火种的粗放种法。这可能是民族的习惯，也可能是他们老处在汉人包围之中，不得不做好随时退却的打算。苗民为了取得独立生存付出了高昂代价，然而他们能在逆境中生存下来，毕竟感到怡然自得。¹⁸

把湘西描绘成遗世独立、生活太平、原始能量异常充沛的乐土，沈从文并不是第一人。早在19世纪，湘西就以风景秀美、中国山水画家和文人墨客未曾点染吟咏过而赢得“中国的瑞士”的美称。¹⁹外国观光者更把湘西推崇为扬子江流域中风景独特的地带，因为只有湘西这个地区直到20世纪还与外界隔绝。湘西的山不算高，然而蜿蜒流经其间的条条江水，却像鬼斧神工的雕刻大师那样，把它映衬得千奇百怪，浸泡成一片碧绿。山中的岩洞，悬湍的激流，以及层峦叠嶂插入平川时构成的景观，足以使最富于浪漫气质的人也叹为观止。许多风景地至今游人们还难以涉足其间，因为苗民一般不愿汉人知道这些仙境。

在民国建立后战乱频仍的早期，湘西这片地方也相当安宁平静，被看成独立于世的小小王国，有的人甚至把它称为世外桃源。外界人没有看出，湘西土著居民与世无争的态度，原来是出于仇外心理，却把它看作怯懦退让，以为这些远离交通干线生活的乡下人，必然像古代传说桃花源（现在沅水下游真有一个桃源县）中的隐士那样，生活得无忧无虑，所以才与世无争。²⁰

像这样一个苗民与汉人、山区与河谷、西部与东部具有明显冲突的地方，怎么会被人看成一片有共同特征的地区呢？其实，这个多民族区在过去满汉两族统治时期推行的怀柔政策使得地区观念没有滋长机会。可是，军阀割据又给了湘西（包括苗民）以拯救全区人民摆脱中央统治，争得政治上完全自治的新机会。

湘西在区域自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有四个独特条件：第一，直到20世纪，政治上统治湘西的体系始终是地方武装势力，现代化的清末新军从来没有进驻过湘西。因此当民国初年全国转入军阀割据时，湘西早已自成一个军事体系，没有别人敢来插足竞争。其次，从战略地位上说，镇筸这个早已站稳脚跟的行政中心，恰巧并不位于湘西的经济核心地带，而是远离交通大道的山区。²¹第三，镇筸在丧失了国家和省的粮饷后，却能用新的经济财源加以弥补，即贵州的鸦片，用船运到沅水下游各地时，湘西可以从中抽税。由汉苗两族组成的镇筸人，长期以来是东方来的殖民者所觊觎的目标，现在却转而在经济上占了上风。第四，由于他们和旧的军事体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清朝并没有对旧体制加以革新，于是镇筸人的子子孙孙和门生故吏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新的地方权贵。

湘西的军队是18世纪最初30年间组建起来的。当时清朝官员把最后没有归顺的苗寨头人加以撤换，设置了三个厅，每个厅都归道管辖。三个厅被称为镇筸、乾州、永绥。其中永绥后来证明不易镇守，就把厅治移到茶峒，每个厅都由正规绿营军镇守，也就是后来沈从文写的中篇小说《边城》里出现的那个茶峒。

1795—1806年苗民叛乱以后，清朝派遣绿营军7800人到三厅来驻守，还带管其他两个山区的县。绿营军有一半驻扎在镇筸，归一个总兵统领，受湘西提督节制，湘西提督府不设在长沙而设在湘西的辰州，临近这片难于驾驭的地区，提督又受北边武昌的湖广总督节制，不受湘西巡抚管辖。这样一来，从军事上看，湘西与湖北的关系倒比同湖南的关系更为密切。

1849年，即太平军起义前夕，湖南全省的53个营官军中，除了五个营外，全都驻扎在雪峰山以西各县，镇筸就驻了35个营。清朝末年改革军制，废除全国绿营军，另组新军，可是军制改革还未推及到湘西时，清朝已被推翻。因此，跟北方的联系切断以后，镇守镇筸城的职司在民国时期改为湘西镇守使。1917年湘西在军阀混战中取得独立地位后，镇筸镇守使便正式改称湘西军政长官。²²

上面这段历史还不包括绿营军的另一种部队屯田军，屯田军也可上溯到19世纪早期。虽然屯田军归长沙的湘西巡抚节制，但他们像正规军一样，到了1911年还没有被裁撤。其原因是，这些部队长期集中驻在镇筸，处于道尹的管辖下，当地戍卒豪强很容易把这批戍卒屯丁划归地方，一方面也因为屯田部队兵丁早就在屯田安置中同湘西土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片国家的屯垦农场面积超过十万亩，大多由戍丁屯垦或租给当地人种植，收取租税贴补军用。

虽然这批屯垦军队主力是8000名汉人组成，然而屯田军整体在承平时期看起来很像一个汉苗共同体，因为有5000名苗民屯田士兵由苗族官佐统领，这些苗民有自己的田地，有自己戍守的碉堡，住自己的营垒。实际上他们就是当地的太上皇。因为苗族军官可以审案，收税，在五个边区县境内有警察，使这个地区变成部落之间的缓冲地带。尽管没有规定土司们的权力可以世袭，但显然他们已变成当地世代沿袭不衰的统治集团。民国初年（1912年）的一次大整编中，许多屯田部队已编入正规军，可这个屯田部队本身早已形成一个公众的企业，拥有田地，给官兵发饷，仍然是一个苗民自治的社会。苗族军官官衔原是清朝颁授的，按理应随着清朝的覆灭而取消，实际上直到1935年国民党的军队势力到达湘西时，苗人的军衔始终沿用不改。²³在沈从文看来，这个汉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在他的家乡扎下根基，牢牢地庇护着这一股融合汉人与苗民、刀剑与铧犁、城市与农村的古色古香的社会。1936年湘西的自治状态才宣告终结，然后便是长达15年之久的内部混乱，使沈从文能把湘西风物写成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长河》。

1. 西方学者所谓种族（ethnic），相比较中文语境，更为宽泛，不完全等同人种，也有民族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