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　二十六岁（民国十二年癸亥）

一月一日

参加李石岑婚礼。“商务印书馆李石岑君，于元旦日假一品香与胡曼君女士行结婚礼。仪式简单而庄重，先由新人相对立，行三鞠躬礼；次由郑振铎报告缔婚之经过，再次由章太炎、程济二君演说，多所称颂勉励；再次由张东荪演说；次由李君致答词，礼毕入席。九时余始尽欢而散。”（1月3日《申报·本埠新闻·李石岑昨日结婚记》）

在苏州《吴县教育月刊》第3期发表《儿童文学底讲授法》，前有短序，说明为去年暑期在宁波的讲演记录稿略作修订而成，“另外还有一篇较详细的同样题目的文章，拟在《教育杂志》发表，请读者参看。”（按，该文未见）

一月四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偕伯祥、圣陶、振铎至振华旅馆看子水，同至四马路酒楼。十点归。子水偕子震及姚士鳌君到德留学，明日上船。今日接其来信，因往晤。”

一月六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偕振铎、伯祥到集成书局，取振铎新买之廿四史（竹简斋本，五十二元）。饭后与振铎、六逸到青年会剃头。”“振铎发起自己出书，不受商务牵掣，约集伯祥、圣陶、六逸、予同、雁冰、愈之、达夫、燕生及我十人，每月公积十元，五个月内预备出版品。”

因为不满于出版社老板的剥削和牵制，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几位朋友中提议自行组织出版社，得到大家赞同，定名为“朴社”（社名由周予同提出，与提倡“朴学”有关）。即与周予同、顾颉刚、胡愈之、沈雁冰、王伯祥、叶圣陶、谢六逸、陈达夫、常乃惪（燕生）等10人为发起人，每人月出10元钱，集资出版书籍。由顾颉刚任会计。3月底，顾颉刚作朴社宣言、社约；4月开会，将宣言、社约改定；9月底，刻印之；10月初，分寄各地。年内又有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介泉）、郭绍虞、耿济之、吴颂皋（缉熙）、陈万里、朱自清、陈乃乾等人入社。至1924年9月，该社上海同人一度宣布解散，维持印书。后顾颉刚、俞平伯又在北京（北平）再组朴社，郑振铎仍予支持，并将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交予出版。

《儿童世界》周刊第5卷第1期（新年特刊）出版，为郑振铎主编的最后一期，篇幅有平时的四倍多。此后郑振铎不任该刊主编，但仍列名于14名“编辑人”之中。该期上发表他的故事《伊索先生》、小童话《爱美与小羊》、图画故事《新年会》。叶圣陶的著名童话《稻草人》也由郑振铎编入该期发表。

一月七日

顾颉刚日记：上午“振铎、雁冰、愈之来。”中午“偕伯祥到东亚酒楼，应王云五先生招。同座二十二人，皆馆中部长主任。饭后到麦家圈买书，即归。到振铎处论集社事。”

一月八日

顾颉刚日记：晚“振铎、六逸来谈。”

一月九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看振铎《读〈毛诗序〉》。”晚“偕伯祥、圣陶、予同、振铎、濬华到大世界，粥于大新楼。诸人到大世界，或嫌肉麻，或觉头痛，惟予不然，因此未能尽兴。盖诸人以玩赏眼光看，予以研究眼光看也。欲整理民众艺术，非到我辈以为无聊的地方不可，不能看重自己身分也。”

一月十日

《小说月报》第14卷第1期出版，此为郑振铎任主编的第一期，本年只有他一个编辑（直到1924年徐调孚做郑振铎助手以前，该刊只有他一人编辑）。该期上发表他的论文《读毛诗序》，指出《毛诗序》是研究、认识《诗经》的“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认为自己此文“算是这种扫除运动里的小小的清道夫的先锋而已”。该期开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郑振铎写了《发端》，并发表论文《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我所持的理由有二：第一，我觉得新文学的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的把他们改革过。因为旧的文艺观念不打翻，则他们对于新的文学，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故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我们的国故新研究……须有切实的研究，无谓的空疏的言论，可以不说。我们须以诚挚求真的态度，去发见没有人开发过的文学的旧园地。我们应以采用已公认的文学原理与关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但影响附会的论调……必须绝对避免。”同期还发表邓演存译《研究文学的办法》并加按语，指出“无论是批评创作，或谈整理中国文学”，“目前最急的任务，是介绍文学的原理”。发表所撰《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共介绍了50种国外文学论著，为我国第一份较系统地介绍国外文学理论的书目简介。发表所撰读书杂记《碧鸡漫志》《孔雀东南飞》《李后主词》《曲录》（二则）《葬花词》《纳兰容若》《步韵诗》等，还发表答读者施章、旭光、史本直信三则和《最后一页》（本年每期《最后一页》都当是他所作）。

一月十一日

商务印书馆资方保守派又出《小说世界》周刊，叶劲风主编，大载礼拜六派的稿子。郑振铎十分气愤，在去年得悉此消息时曾当面责问王云五；此时，郑振铎等人经过商量，在1月15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一组文章，总题《〈小说世界〉与新文学者》，予以揭露与痛斥。鲁迅也在1月15日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一封信，表示愤慨。

一月十三日

在《儿童世界》周刊第5卷第2期上发表小童话《张儿》，并开始连载发表图画故事《爱美之笛》。

一月十六日

顾颉刚日记：晚“偕振铎、六逸、伯祥、圣陶到新有天夜饭，振铎还钞。归看振铎等四人打牌。”

一月十九日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辞职呈文，并发表《不合作宣言》，表示不能与毫无人格的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伍。郑振铎闻讯，很同情与敬佩蔡元培的正义斗争。

一月二十日

在《儿童世界》周刊第5卷第3期上续载图画故事《爱美之笛》。

一月二十一日

吴文祺致郑振铎信，谈联绵词在文学上的价值等问题。郑振铎后在3月号《小说月报》上公开作答，给了吴极大的鼓励，促使他走上语言文学研究的道路。

一月二十二日

顾颉刚日记：晚“振铎来谈。”

一月二十三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偕履安及濬华到先施购物。归后到振铎处听留声片。”

一月二十六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圣陶到馆，偕伯祥、予同、振铎及我到小世界。听周凤文、吴小松、小石说《玉蜻蜓》。看九龄童武术，赵廉生古装苏滩，及昆曲《游殿》《借茶香醋》。小世界为浙江水灾筹赈。以有徐太夫人及其一家昆曲，因去看。伯祥、予同、振铎不耐等候，晚先归。圣陶亦不欲住客栈，而徐太夫人出场须十二时，只得不看矣。”

一月二十七日

在《儿童世界》周刊第5卷第4期上续载图画故事《爱美之笛》。

一月二十八日

顾颉刚日记：上午“与重九弟到振铎处谈，晤沈志坚。”

一月二十九日

收到王任叔寄赠的相片。

顾颉刚日记：上午“草《我们对于北京国立学校南迁的主张》一千五百字，交伯祥、圣陶续下。”“前星期经农先生接张东荪信，嘱我们对于学潮发表。今日文字，即本于平日谈话而成，以伯祥、圣陶、振铎及我四人署名。三人合作，竟成五千馀言。”

一月三十日

顾颉刚日记：晚“偕振铎、伯祥、圣陶到时事新报馆送稿。饮酒于言茂源。”按，该稿即《我们对于北京国立学校南迁的主张》，署王伯祥、郑振铎、叶圣陶、顾颉刚，声援蔡元培和北京学生反对彭允彝的斗争，建议北京国立学校南迁，以离开军阀政客“恶政治的旋涡”，并不做恶政府的装饰品，“使全国人都知道政府办教育的没有诚意”。该文未见刊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而见载于2月5日北京《晨报·晨报副刊·论坛》。

一月

为商务印书馆主编《童话》第三集出版，共四种：《猴儿的故事》《鸟兽赛球》《白须小儿》《长鼻矮子》，每一本前均有郑振铎的《编者的话》。

二月一日

在《文学旬刊》第63期上发表致吴文祺信：“你的《绵联文在文学上的价值》已收到。将于《小说月报》三号刊出。乞示详细通信地址，以便奉函。”吴见信极为激动。

顾颉刚日记：“振铎邀夜饭，同座为石岑夫妇、一岑夫妇、王靖、刘延陵、伯祥。”

二月三日

在《儿童世界》周刊第5卷第5期上续载图画故事《爱美之笛》。

顾颉刚日记：上午“修改《诗经》论文完毕，即交振铎。”

二月四日

钱玄同日记：“买得《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中有郑振铎的《读毛诗序》，甚好。其他尚有顾颉刚、郑振铎、周予同诸人的《读书录》，……今年的《小说月报》，打算兼做整理旧文学的事，这是极应该的。”

二月五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介泉到馆谈话，三点半，与介泉、伯祥、振铎同出，至伊文思购书。”晚“在振铎处饭。到愈之家看爱罗先珂。到四马路买书。十一点归。”

二月七日

顾颉刚日记：晚“与振铎到商馆买书。饭于五芳斋，振铎还钞。”

二月八日

顾颉刚日记：中午“饭后，与振铎到伊文思购书目片。”

二月九日

《晨报副刊》发表许宝驹《论北京国立学校南迁事致叶顾书》，末云：“伯祥、振铎两兄祈代候。振铎兄尚未谋面。”

二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2期上发表《何谓古典主义？》，论述了：一、古典主义的时代；二、古典主义的定义；三、古典主义最初的影响；四、古典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冲突；五、形式的与精神的摹拟的冲突；六、古典主义在法国；七、古典主义在英国；八、古典主义在意大利；九、古典主义在德国；十、结论。还发表读书杂记《唐诗》《郑厚》《王若虚的文学评论》。开辟《文学上名词译法的讨论》专栏，作《发端》，并发表论文《文学上名辞的音译问题》。还在吴致觉（按，即吴康）《关于诗歌的名词译例》一文前加了按语，在潘家洵译的《教父》后加了附记；还发表答读者陈宽、鹃外女士、润生信三则。从本期起，辟有《国内文坛消息》专栏，署名记者，郑振铎当为主要执笔者。

二月十一日

在《文学旬刊》第64期上发表小诗《怅惘》（一至八）、《小诗》（两首）、《毒龙之国》，均作于2月9日。在《毒龙之国》里揭露了“人间较地狱更为可畏”。

顾颉刚日记：下午“振铎、予同、贤江来谈。”晚“到振铎处谈话。”

二月十七日

在《儿童世界》周刊第5卷第7期上续载图画故事《爱美之笛》。

二月二十日

顾颉刚致郭绍虞信：“我们因为生计不能自己作主，使得生活永不能上轨道，受不到人生乐趣，所以结了二十人，从本年一月起，每人每月储存十元，预备自己印书，使得这二十人都可以一面做工人，一面做资本家；使得赚来的钱于心无愧，费去的力也不白白地送与别人。我们都希望你加人，想你必然允许我们的。我们的人名是振铎、雁冰、六逸、予同、圣陶、伯祥、愈之、介泉、缉熙、燕生、达夫、颂皋、平伯、济之、介之、天挺及我。我任了会计；伯祥任了书记。这社暂名为朴社……”

二月二十四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与振铎到西泠印社买书。”

二月二十五日

顾颉刚日记：上午“到振铎处，晤顾寿白。”

二月二十八日

在《儿童世界》周刊第5卷第8期上续载图画故事《爱美之笛》。

三月一日

在《民铎》第4卷第1期（衍期出版）上发表小诗《怅惘》20首（其中前八首曾载《文学旬刊》第64期）。

三月三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振铎偕愈之、建人来。”

三月五日

为所购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题跋。

三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3期上发表读书杂记《几部词集》《李清照》；发表《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关于《诗经》的注释及见解的书，第二类是关于《诗经》的音韵名物的研究及异文的校勘的，第三类是关于《诗经》书籍的辑佚的，第四类是附录”，为《诗经》研究者指示入门；还发表答读者吴文祺、陈宜福、彭新民、杨鸿杰信四则和咏琼给他的来信。在答吴文祺的信中认为吴的论文《联绵词在文学上的价值》“很好，而且很重要。白话文之应采用口语不常用的‘联绵词’，与应该采用‘外来词’与欧化的语调，是同样的必要的。近来产生的新诗与散文，大概都有平庸之病。而形容词之缺乏，与雷同，实为其所以平庸的原因之一”。又说：“又看见《责任》上已把你的这篇文字，先行登出，所以我只好把他移在‘选录’里了。请你原谅！”本期《国内文坛消息》栏提及：“朱自清，徐玉诺，俞平伯，刘延陵，郑振铎五君也将收集《雪朝》出版以后所作的新诗，合出一诗集。”又说：“郑西谛君也将选辑自《诗经》起至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后主，苏轼，李清照，马致远诸人的作品，出一《中国诗人丛书》。”后这两个计划均未见实现。

三月十五日

顾颉刚日记：晚“振铎来谈。”

三月十七日

去博古斋购得影印本《宋六十名家词》，归作题跋。

三月二十一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伴振铎到北京路看书架。到花园，看唐诗。”

三月二十二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与圣陶、伯祥到半淞园游览。遇振铎、黄［文］英兄妹、东荪。”

三月二十八日

顾颉刚日记：晚“与振铎、伯祥、圣陶、剑秋谈话。”

四月二日

在《文学旬刊》第69期上发表《小说月报社启事》，说明因印刷关系，二三月号出版延期。

顾颉刚日记：晚“与振铎、伯祥、圣陶谈话。”

四月八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乘五点十五分车归［苏州］。振铎、圣陶送上车。”（顾颉刚因病归家）

四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4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淡漠》，描写一对男女知识青年的恋爱婚姻生活从热烈到淡漠的故事。小说主人公原先都是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他们各自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勇敢地自由结合；但是毕业后，为了谋生而分居两地，原先的理想都碰碎在现实的岩石上了。据本年谱作者考证，这是郑振铎把黄庐隐与郭梦良的恋爱婚姻故事写进去了。这期还发表读书杂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国戏曲集》；发表旧稿《丹麦现代批评家勃兰特传》，该文主要参考了Boyesen的《勃兰特评传》，文中表示“对于勃兰特表同情”，因为他“是一个现代生活的大反抗者”，“无论什么人，我认为，都应该表同情于反抗者，因为反抗者的不满意总是对的”。还发表读者宋春舫、顾泽培给他的信。

四月二十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坐轿到站，乘四点半车到沪。伯祥、圣陶、振铎来谈。”

四月二十一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到车站接平伯。在振铎处饭。谈至十一点。”

四月二十二日

顾颉刚日记：上午“与振铎、平伯到大马路拍照，进点。朴社开会。到新一春聚餐。”下午“与平伯、振铎、六逸到青年会夜饭。送平伯上车。”“朴社开会，到者雁冰、愈之、六逸、予同、振铎、平伯、伯祥、圣陶，及我九人。将宣言及社约删改一过，并议定一年内应行编成各书。”

四月二十四日

顾颉刚日记：“振铎招夜饭。与振铎、圣陶论李后主等词。”

四月二十七日

周作人收到郑振铎订婚通知。翌日，周作人复信，并寄赠《比较文学史》一册。

顾颉刚日记：晚“与振铎到适之先生处谈话，十一点归。在适之先生处，遇汪原放、章希吕二位。”“昨适之先生告我，谓《小说世界》销三万，《小说月报》只销一千数百分。我告振铎，他不悦，到总务处调查，知《世界》销二万五千分，《月报》六千五百分，因即到适之先生处一说清。可见商务中有人欲停办《月报》。市侩行为，可鄙也！”

四月二十九日

夜，写情诗《爱》《云与月》，赠M（按，即高君箴），后发表于5月出版的《诗》第2卷第2期上。

四月三十日

鲁迅日记：“上午收郑振铎信并版税泉五十四元。”

顾颉刚日记：“写振铎信。”按，顾颉刚28日晚暂回苏州。

四月

曾与沈雁冰、胡愈之、谢六逸、费鸿年等人打算合作翻译英国约翰·特林瓦特与威廉·俄彭合著的《文学艺术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and Art）（见4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4期《国内文坛消息》和4月22日《文学旬刊》第71期《文坛消息》），后这一合作翻译计划未实现，而由郑振铎参考该书，一人编撰了《文学大纲》。

本月，与高君箴、刘淑度同游杭州。

五月一日

鲁迅日记：“午后……往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取版税泉五十四元，……夜复郑振铎信。”（信今已佚）

五月二日

在《文学旬刊》第72期上开辟《我们的杂记》专栏，发表他写的《发端》及《太戈尔的东来》《〈在摇篮里〉》《曼殊斐儿》《两个大作家的纪念》等文。《〈在摇篮里〉》中表示了希望能产生“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出来”，并“很慎重”地推荐徐玉诺的小说《在摇篮里》是“伟大的作品”。

五月八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振铎、予同来谈。”

五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5期上发表《卷头语》、读书杂记《〈文赋〉》、《中国的诗歌总集》等文，发表为徐志摩《曼殊斐儿》和高君箴译《缝针》（此篇是郑振铎邀她译的安徒生童话）二文所写的跋，以及答读者陈胜标、蔡觉心信（举出研究《诗经》的最重要的几种书）和答W．C．Ching信（介绍鲁迅、冰心的作品的出版情况）二则；同期，开始连载发表所撰《俄国文学史略》，这是我国最早较系统地介绍俄国文学史的专著。

五月十一日

顾颉刚日记：“闻雁冰言，陈望道办上海大学，拟招予任课，振铎已代谢之矣。”

五月十二日

在《文学旬刊》第73期上发表《给读者》，回顾了该刊创办二周年来对“盲目的复古运动与投机的‘反文学’运动”斗争的经历，并宣布编辑队伍已经加强（为：王伯祥、余伯祥、沈雁冰、周予同、俞平伯、胡哲谋、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谢六逸、严既澄、顾颉刚）；发表《〈世界文学〉——一部研究各国文学史的入门书》，介绍1922年美国波士顿出版的李查孙（W．L．Lichardson）和渥文（J．M．Owen）合著的《世界文学》一书；发表《我们的杂记》四则：《北京的兄弟》（介绍文学研究会北京分会将在《晨报》上创刊《文学旬刊》）《翻译家的国王》《埃及古墓的发见》《倍那文德的戏曲集》。

五月十三日

顾颉刚日记：中午“到站，振铎、伯祥、圣陶、建初送上车。”顾今日回苏州。

五月十九日

致周作人信，对5月13日创刊的《创造周报》“太会骂人”表示不满，并要求文学研究会北京同人商量对付办法。

五月二十日

作《阿志跋绥夫与〈沙宁〉——〈沙宁〉的译序》，后发表于1924年5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5期及1929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1期上。

五月二十三日

鲁迅日记：“晚寄郑振铎信。”（信今已佚，估计与19日郑振铎去信谈创造社“太会骂人”有关。）

六月二日

在《文学旬刊》第75期上发表《我们的杂记》四则：《美国的新诗杂志》《〈芝兰与茉莉〉及其他》《绿波社与〈诗坛〉》《〈太戈尔号〉》。

六月七日

顾颉刚日记：“写振铎信，写圣陶信，痛论朴社事，约千五百言。”

顾颉刚致叶圣陶信：“我为朴社计，自当在上海。但为身体及学业计，不得不到北京。我对于家庭恶感深极了，若不远走，精神就不会安定。上海的商业化极重，讲不到学问；商务馆纷杂得很，也不能使我上了轨道去研究学问，所以我回京之念十分强烈。朴社的事，如上海不易做，我以为可在北京做。”“我如生活上宽舒一点，一定用一书记；有了书记，朴社的会计和书记均可由我兼任了。好在事情甚简，只要有人书写便不费什么精神。但我如不能用书记，朴社似只得仍设在上海。上海方面，雁冰是最好的办事才，振铎是最好的活动分子，加了你和伯祥管理内部的事，有了四人也尽不妨碍。”“其余诸人（即我亦在内）不免有贪懒爱写意的毛病，不是你督促着，很难有成。”“在现在的事实上诚然如此，但我终希望将来不如此。我们社里因为有月缴十元，停缴半年，作为出社的事，可以淘汰无常性、不负责任的人，不致如别的集会的有名无实、不死不活的淹缠着，这就是好处。”“现在不缴社费的任他半年后出社，社外的同志我们还留心介绍，到五年后再振作精神去做，亦未为不可。如此，这五年中所要督促者不过缴费而已；社员缺少，所要督促者不过介绍新社员而已。振铎是发起这社的第一人，而欠缴社费已有三月，诚不得不使人失望。眼看再过三月，就要出社了。我们社里少一达夫之类没有什么可惜，而少一振铎则大可惜。振铎如去，使我们社里减少生气不少。”“我们现在生活的艰难，社会上不能善用我们的才具，这是可以怨恨社会的”，“对于现在的社会怨恨，应当努力改造他，使得将来可以消弥我们的怨恨”，“若不能好好的做下去，使得我们的社无形消灭，而可厌的社会依然如故，违心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一样永久，那是须怨我们自己没出息，不能怪社会了。”

六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6期上续载《俄国文学史略》（二），及答读者石泉、陈震、寒冰信三则，还发表严既澄、陈宽给他的信二则。

六月十二日

在《文学旬刊》第76期上发表《我们的杂记》二则：《北京文学研究会消息》《美国杂志里的中国剧本》。后一则提到洪深的《牛郎与织女》，“这□可算是中国现代的剧本，第一次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

六月十八日

顾颉刚日记：“写圣陶、振铎、平伯信。”

六月二十二日

在《文学旬刊》第77期上发表《我们的杂记》三则：《北京的文学旬刊》《两部重要的作品》《韦尔士的来华》；并发表《杂感》二则，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世界》诸多荒唐不通。

六月二十七日

顾颉刚日记：“写振铎信。”

六月三十日

钱玄同日记：“午后出城，为秉雄、泽霞、杨国贞三人书扇。秉雄的写了两首李后主的词，沈的写了一首辛稼轩的词，杨的写了一首郑振铎的新诗。”

六月

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朝霞》（赵景深编）的“阿史特洛夫斯基的百年忌”特号上发表《阿史特洛夫斯基传》。

七月二日

在《文学旬刊》第78期上发表《翻译与创作》，指出：“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最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更进一步而有类于‘奶娘’。……至少须于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里，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这种开窗的工作，便是翻译者的所努力做去的！”还发表《我们的杂记》二则：《高尔基的新著》（介绍高尔基的小说《幸运之原因》）、《红的花》（介绍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红的花》）。

七月八日

梁宗岱致郑振铎信，报告“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昨日成立，会员共9人，并决议创办《越华报·文学旬刊》。郑振铎将此信发表于《小说月报》8月号，并加按语对此表示祝贺。

七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7期上发表《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书籍》、《杂译太戈尔诗》（1921年4月22日）、《俄国文学史略》（三），及答读者刘真如、郭子雄、舒蕉女士、李炘延信四则，并在张闻天译西班牙戏剧家培那文德《热情之花》前发表附言（4月26日作）。还发表顾仲起《深夜的烦闷》小诗三首，为顾首次发表作品。该期《小说月报》出版后第二天，顾便跑到编辑室来找郑振铎，诉说自己的心酸人生，又交来新写的小说《最后一封信》。郑振铎安慰他，并垫上稿费。第二天，郑又收到顾的信，说已乘船离沪，准备跳海自杀！郑振铎立即将《最后一封信》插入下一期《小说月报》发表，还写附记说明上述情况，说“我只希望他能收回这个可怕的决定，平安地再回来”。小说出版后引起社会轰动。

七月十二日

在《文学旬刊》第79期上发表《论〈飞鸟集〉译文——答赵荫堂君》，最后提到：“你说：‘国内有许多人辩起学问，就要谩骂’，这也是我们所十分叹息的！辩论本是很有益的事。如果我错了，受人的教训，我是很愿意而且很感谢的。但教训者如不以友谊而以仇敌的态度来乱骂，则无论他的话说得如何对，他的批评，下得如何的合理，受之者总未免要起反感，何况教训人者，他自己所教训的话又未必是全对的呢！……我很奇怪，不知现在有一班人为什么自己不去做事，却专口专以骂人为天职，好像他是至高无上的裁判官，或是阻挡人家做事的恶魔，一见什么人译了或做了什么东西出来，他便寻疵找错的大骂一顿，务使勇于作事的人伤心而流入于颓唐无为之途。我觉得这种举动实在太无意识了！”

耿济之致郑振铎信，介绍高尔基等人主编的《世界文学丛书》的有关情况。郑振铎将此信发表于《小说月报》8月号。

七月十四日

周毓英致郑振铎信，承认自己以前因为被《小说月报》退稿而心怀不满甚至写信骂人是不对的，又寄来一篇小说稿，希望郑振铎指出缺点，“指示后进者是先进者的义务”，并希望此信能发表。郑振铎将此信发表于《小说月报》8月号。

七月十八日

顾颉刚日记：“写缉熙、颂皋、平伯、康节、振铎、邦华、介石、正甫、兼士先生信。”

七月二十日

高梦旦邀郭沫若到他家吃晚饭（据郭沫若《创造十年》中说是《创造日》“要出版的前一天”，推算为本日），客人还有杨端六及夫人、郑贞文（心南）、何公敢、周颂久（昌寿）等，郑振铎、高君箴作陪。郭沫若认为这“就是婚约的披露燕罢？”郑贞文为郑振铎的族祖，郑振铎曾请他为自己与高君箴的婚姻说合。

七月二十二日

在《文学旬刊》第80期上发表《再论〈飞鸟集〉译文——答梁实秋君》，指出：“我们批评一件东西，本是为‘真理’而批评，而非为对于某人有什么特别好感或恶感，才来批评的。所以批评的文字，无论是赞美或是矫正，都应该心平气和的说话，不必掺杂什么意气，更无所用其面红耳热的辩论，或以什么轻薄的态度说几句讥嘲的话。……梁君的批评《飞鸟集》译文，态度虽没有一般人的不好，但似乎有些‘非友谊的’。……但无论如何，我对于梁君却不能不感谢：因为不管他是友是敌，他对我的译文肯费些功夫来指正，——虽然所指正的地方不多——在我一方面至少总应该当他是一个益友，或畏友。”

七月二十九日

顾颉刚日记：“写父大人、伯祥（二通）、振铎信。拟介绍入朴社人名单一纸。”

七月三十日

在《文学旬刊》（改名为《文学》）第81期上发表《本刊改革宣言》，宣布该刊自本期起改为周刊，并重申：“本刊的态度与精神，仍与从前一样：我们低着头一步步的踏实的向前走去，同时并认清了我们的‘敌’和‘友’。以文艺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的态度来侮蔑文艺，熏染青年的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的前进之路，或想向后退走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至于其他和我们在同路上走的人，即使他们的主张与态度和我们不同，我们还是认他们为‘友’的。对于‘敌’，我们保持严正的批评态度，对于‘友’，我们保持友谊的批评态度，……我们自己有多少力量，便尽多少力量，而对于一切不同的主张，我们也都愿意容纳，一切在同道路上走着的作家，我们也都愿意与他们合作。”该刊并公布《本刊特约撰稿者》：王伯祥、王统照、朱自清、余祥森、沈雁冰、沈泽民、周予同、周建人、俞平伯、柯一岑、胡哲谋、胡愈之、许地山、陈望道、徐玉诺、徐志摩、郭绍虞、叶圣陶、耿济之、郑振铎、刘延陵、谢六逸、瞿世英、瞿秋白、严既澄、顾颉刚。该期还发表郑振铎译的《太戈尔诗一首》，及寓言《狼的国》。

八月二日

瞿秋白为郑振铎译俄国路卜洵长篇小说《灰色马》写序，指出：“那伟大的‘俄罗斯精神’，那诚挚的‘俄罗斯心灵’，结晶演绎而成俄国的文学，——他光华熠熠，照耀近代的世界文坛。这是俄国社会生活之急遽的瀑流里所激发飞溅出来的浪花，所映射反照出来的异彩。文学是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之映影；而那所谓‘艺术的真实’却正是俄国文学的特长，正足以尽此文学所当负的重任。文学家的心灵，若是真能融洽于社会生活或其所处环境，若是真能陶铸锻炼此生活里的‘美’而真实的诚意的无所偏袒的尽量描画出来，——他必能代表‘时代精神’，客观的就已经尽他警省或促进社会的责任，因为他既能如此忠实，必定已经沉浸于当代的‘社会情绪’，——至少亦有一部分。……一九二二年后，社会革命党差不多已成历史上的陈迹。萨文夸夫的《灰色马》真是此‘社会革命党陈列馆’里很优美的成绩，——真正尽了他‘艺术的真实’之重任。他确确实实能代表俄国社会思想史——文学史里一时代一流派的社会情绪呵！”

八月三日

瞿秋白为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一书写了第十四章《劳农俄国的新作家》，介绍了马雅可夫斯基等苏联作家。

八月六日

在《文学》周刊第82期上发表论文《文学的分类》，借鉴了国内外历来的文学分类法而提出自己的分类，并表示“自下一期起当陆续的发表另篇的叙述，我想先从诗歌叙起，以后依次的叙下去”（按，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完全做成）。同期又发表翻译《太戈尔诗三首》。

八月七日

为瞿世英等人译《太戈尔戏曲集》（一集）作序，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9月出版。

八月九日

作评论《诗歌之力》，认为：“小说，戏剧与评论固未尝无伟大的感化力，固未尝无发现与创造的能力，但诗歌的力量却特别伟大。”后发表于9日《文学》周刊。

八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8期上发表《俄国文学史略》（四）、《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所译泰戈尔诗《著作家》，在仲起《最后的一封信》、潘家洵译《门茄洛斯》、CE女士译《拇指林娜》等文后发表跋记，还发表答读者周毓英、何玉盫、丁鱼裳、王嘉权信四则，另发表耿济之7月12日来信、梁宗岱7月8日来信（加按语祝贺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成立）等。

八月十三日

在《文学》周刊第83期上发表8月9日所作《诗歌之力》及所译《太戈尔诗三首》。

顾仲起上月离沪登船后，放弃自杀之念，今日根据这一经历写成小说《归来》，又寄给郑振铎。（后发表于9月《小说月报》）同时，还写诗《园丁——示郑西谛》，感激郑振铎对他的栽培：“园里的花儿，/虽然长了深浓的绿叶，/现了几枝花朵，/但是园丁不来灌溉培栽，/花儿也许不能放开，/朵儿也许要萎衰！//花儿原是开了人们看，/结着果实人们吃。/但是如今既没有花儿开，/还望有什么果实采？/唉！园丁呀！/你为什么还不来？“（后发表于1924年10月31日《时事新报·学灯》）

八月十五日

作《何谓诗？》，借鉴了国外很多理论家的定义，提出自己的“一个较周密较切当的诗的定义”：“诗歌是最美丽的情绪文学的一种。它常以暗示的文句，表白人类的情思。使读者能立即引起共鸣的情绪。它的文字也许是散文的，也许是韵文的。”后发表于20日《文学》周刊。

八月十七日

送许地山、冰心、顾毓琇（一樵）等人赴美留学。

八月二十日

在《文学》周刊第84期（衍期出版）上发表15日所作《何谓诗？》，和22日所作《太戈尔新月集译序》。该刊从本期起，连续发表瞿秋白四篇作品。

八月二十二日

作《太戈尔新月集译序》，提到自己对泰戈尔诗发生兴趣，是在近五年前由许地山介绍的；翻译《新月集》，也是受许地山鼓励的。“我喜欢《新月集》，如我之喜欢安徒生的童话。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我们从忙扰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虫的世界、人鱼的世界里去；能使我们忘了一切艰苦的境遇，随了他走进有静的方池的绿水、有美的挂在黄昏的天空的雨后弧虹等等的天国里去。《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该书译文经许地山的校读。

八月二十七日

在《文学》周刊第85期上发表《诗歌的分类》。

九月三日

在《文学》周刊第86期上发表文学短论《抒情诗》，以及致读者吉林某君信（8月31日写）。

九月五日

为叶圣陶童话集《稻草人》作序，高度评价其思想、艺术成就，并指出：“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曾说，‘人生是最美丽的童话。’这句话，在将来‘地国’的乐园实现时，也许是确实的。但在现代的人间，这句话至少有两重错误：第一，现代的人生是最足使人伤感的悲剧，而不是最美丽的童话；第二，最美丽的人生即在童话里也不容易找到。”并认为：“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稻草人》为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本国人创作的童话集，是郑振铎在主编《儿童世界》时请叶圣陶写的作品的结集，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郑振铎该篇序文为新文学史上较早的重要的儿童文学论文。

九月六日

为耿济之译俄国安特列夫《人之一生》作序，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是中国现代青年常常怅惘的自问着，而终于没有得到答案的。……外面是无边的黑暗与空虚，我们且藏在任一个有美丽的画的幕里。我想，这实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该书本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序又发表于17日《文学》周刊88期。

九月十日

主编《小说月报》第14卷第9期“太戈尔号”（上）出版，发表所作《欢迎太戈尔》《太戈尔传》《关于太戈尔研究的四部书》，以及所译泰戈尔诗《微思》《〈歧路〉选译》《〈吉檀迦利〉选译》（1920年7月旧译、1923年9月9日译）、《〈爱者之赠遗〉选译》（1923年8月10日译）、《新月集选译》《孩童之道》等，发表《俄国文学史略》（五）（续载完）、《关于俄国文学的两则杂记》、《俄国文学年表》，在顾仲起《归来》后发表附言，还发表答读者陈修工、史之芬、毓良、吴作、王涤生、金毅夫、王仲鲁、文倩、陈斌、施文星的信共九则。又在吕振群、沈兆瀛的二信后加了按语。

在《文学》周刊第87期上发表《史诗》，论述史诗的定义、分类、特点、作者等。

约此时，郑振铎热情照顾回到上海的顾仲起，让他住到自己家，并帮他治病。顾仲起后来在自传体小说《残骸》中写：“他进了书店C先生（按，指郑振铎）的家庭以后，他发热，两眼发花，他病起来了。叶子（按，指顾仲起）病复原的时期是在九月的天气……由编辑C的怜爱，将他送在G医院中诊治……叶子出院以后，正是C君结婚的期间，C君将他寄在一个朋友家内居处，C君和他的新夫人到杭州度蜜月了。”

九月十七日

在《文学》周刊88期上发表9月6日所作《人之一生——序耿济之译的安特列夫的〈人之一生〉》及9月14日致读者熊仲笙短信。

九月十八日

为熊佛西《青春底悲哀》、侯曜《复活的玫瑰》作序，文字相同，实为所主编的《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的总序。

九月二十三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与伯祥、振铎到振铎处看新房。”晚“与振铎伯祥至先施及大马路买物。”

九月二十四日

顾颉刚日记：晚“到振铎处与文学会筵宴，同坐有雁冰、祥森、既澄等九人。”“文学研究会每星期筵宴一次，即以筵宴时集《文学周刊》稿。今日由余祥森君请客，予被拉，又将作《元曲选叙录》一篇矣。”

九月二十七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到振铎处。”晚“在寓开朴社谈话会，振铎、雁冰、愈之、伯祥及予五人。”“到沪七日，已用廿一元矣。种类如下：……振铎喜礼，五元”

九月

所译泰戈尔诗集《新月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介绍赵景深去长沙岳云中学教高中国文课。

十月二日

顾颉刚日记：“写文学会同人信。”“文学会每星期二宴集一次，即在此集稿。予以急思结束上海方面事务，无暇与会，亦无暇作文，故却之。今日系伯祥作东。下期本当由我作东，今日去书，乞其移后，在北行之前总由我编一期。”

十月五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到振铎处送潘、吴礼。”

十月六日

顾颉刚日记：中午“梦旦先生邀餐于新有天，同席为适之、经农、擘黄、拔可诸先生。”郑振铎可能出席。

十月十日

下午，在一品香酒楼举行与高君箴结婚仪式。茅盾后来回忆：“郑振铎先生结婚的那天上午（结婚仪式是在下午举行的）。结婚证书上须要盖主婚人的章，大概是振铎把这事看得很郑重罢，在上一天写信给秋白同志，请他刻这个图章。可是在结婚那天上午，他接到秋白的一封信，里边一个便条是祝贺的话，另附一张他手写的‘治印润例’，其中有一条，大意是说，为朋友刻印，不取酬，并可特别提前取件，以收件后二日为度。振铎收到这信，可真急了，因为主婚人（振铎的母亲）平日没有图章，而当天下午却非有主婚人的图章不可。正在这当儿，我到了振铎家里。他这时，‘拉着黄牛就是马’，就要我来刻一个。可是又没有刻刀。我也好久不干这玩意，也没有工具。后来找到一把很小的起螺丝的钻子，打算将就对付着，但试一试还是不行。然而就在这时候，秋白的弟弟来了，说是给秋白带来了小小的礼物。拿出礼物，打开一看，赫然两枚图章，秋白弟弟说：秋白一早起来就动手刻，同时送出了那封开玩笑的信。”（《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

茅盾后来又回忆，郑振铎请瞿秋白刻印，“不料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第二天上午，茅盾去郑家，“忽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我把那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因为郑、高二人都是福建长乐人），每章各占一字，这是用意双关的。我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外，郑振铎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个图章，就收起来了。”（《文学与政治的交错》）

本日结婚仪式请顾颉刚任司仪。顾颉刚日记：上午，“与履安［按，顾妻］到振铎处看新房”。下午，“与履安到一品香贺振铎、君箴结婚。晤乃乾、伍一比诸君谈。予为司仪人”。夜，“看余兴《归宿》。十一点归。”“振铎喜事，到客三四百人，可谓极一时之盛。夜中演剧，既澄饰振铎，于订婚经过描摹太尽致，真不知在座之新郎新妇何以为情！剧分四节：（1）独身，（2）谒岳，（3）家叙，（4）订婚。”

胡适日记：“三点，郑振铎与高君箴女士在一品香结婚，我去观礼。至夜八时始同经农、擘黄同至旅馆，谈到半夜始别。”胡适在婚礼上也讲了话。

朱朴（时由杨端六介绍进商务，参加编《东方杂志》）后来回忆：“当时在那一间大编辑室里，以我的年纪为最轻，颇有翩翩少年的风采。郑振铎那时也还不失天真，好像一个大孩子，时时和我谈笑。他和他的夫人高女士在一品香结婚的那天，请严既澄与我二人为男傧相……”（《四十自述》）

周建人后来回忆：“司仪请上台讲话的第一个就是瞿秋白。瞿秋白上台讲了，他说：‘中国革命需要大批的妇女参加，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结婚是正常的事，但结婚以后，家务事就压上来了，精神负担也很大，使她参加革命时间减少。’然后就大声叫起来：‘哎哟，又一个好女子被糟蹋掉了。’听了他最后一句话，大家吓了一跳，但一回味，觉得很风趣，很有鼓动性。可不是吗？”（《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

茅盾后来回忆：“下午举行结婚仪式，瞿秋白来贺喜了，请他讲话，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鼓掌欢呼。”（《文学与政治的交错》）

10月12日《申报·本埠新闻》载《郑振铎与高女士婚礼志》：“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任郑振铎君，与前该馆所长高梦旦君女公子君箴，于国庆日，在一品香大厅，行结婚礼。证婚人为郑心南、谢六逸二君。由证婚人报告郑、高二君结婚经过情形，次由胡适之、张东荪、瞿秋白诸君演说。来宾约有五百人，备极热闹云。”

婚后，新人即去杭州等地度蜜月。

主编《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期“太戈尔号”（下）出版，发表《太戈尔传》（续）及所译泰戈尔诗《爱者之贻选译》《园丁集选译》《世纪末日》，还发表答读者吴守中、凄损信二则（在答凄损问研究新文学应看什么书时，同时推荐了《文学研究会丛书》和《创造社丛书》），在《国内文坛消息》中推荐了鲁迅的《呐喊》和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还发表《请读第十五卷的小说月报》，介绍明年该刊的编辑计划。

十月十四日

在杭州西湖“三潭印月”处与夫人高君箴摄影留念。该照曾赠高君箴同学刘淑度，郑振铎题词曰：“民国十二年十月十四日照于杭州三潭印月，时清飔微拂，云影笼山，柔绿的湖波轻拍船身，如坐清幽绝尘之画室里摇篮中。今年四月我们亦曾同游于此，想姊尚能忆之。”

十月十五日

在《文学》周刊第92期上发表《〈稻草人〉序》。

十月十七日

在杭州，访问徐志摩。

十月十八日

胡适日记：晚“到振铎家中吃饭。同席的有梦旦、志摩、沫若等。这大概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埋斧’的筵席了。”

十月十九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到振铎处。”

十月二十日

顾颉刚日记：“到振铎处夜饭。同坐有雁冰、愈之、伯祥、六逸、平伯、予同。到雁冰处看新租屋。”

十月二十一日

《晨报·文学旬刊》发表王统照《太戈儿研究最需要的两本书》，说：“这两部书在《小说月报》第九号西谛君曾说过，但只列书名，未加详叙，所以我在此更将其内容说出。”

十月二十二日

在《文学》周刊第93期上发表《太戈尔诗选译》（三首）。

十月二十四日

顾颉刚日记：“钞振铎《太戈尔的印度国歌》。”

晚为朱朴之饯行。25日《申报·本埠新闻》载《朱朴之将周游全球》：“《东方杂志》编辑朱朴之君，将于今冬乘招商局之华申舰，周游全球。昨晚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人钱智修、李石岑、郑振铎、周予同、周建人、胡愈之、章锡琛、顾梓生、黄幼雄、樊仲云诸君，特设宴于钱氏私寓，为朱君饯行。朱君素研究经济学，此次外出，拟研究航海术，兼考察全世界各国之经济状况云。”

十月二十五日

为瞿世英等译《太戈尔戏曲集》（二集）作序，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11月出版。

十月二十九日

在《文学》周刊第94期上发表《太戈尔诗选译》，又发表《小说月报第十五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号征文启事》。

十月三十一日

为所著《俄国文学史略》作序，指出：“我们没有一部叙述世界文学，自最初叙到现代的书，也没有一部叙述英国或法国，俄国的文学，自最初叙到现代的书。……如果要供给中国读者社会以较完备的文学知识，这一类文学史的书籍的出版，实是刻不容缓的。”提到“我们一年以前，曾有出版文学小丛书的计划，我们也曾想在这个小丛书里面，把关于文学史的材料多包括些进去。后来虽曾陆续的收集了几部这一类的稿子，但因须加修改与继续工作之故，现在只能先把我的《俄国文学史略》发表。”

顾颉刚日记：上午“文学会商《中国文学研究号》及百期纪念事。到顺泰里伴伯祥看房屋。”“文学研究会租宝山路顺泰里一弄一号房屋，留集会处外，转租与伯祥、圣陶、六逸、重九弟。伯祥拟于下星期迁，因函征平伯意见，请其与我同居。因我书籍太多，不便迁移也。”

十月

沈雁冰为郑振铎译俄国路卜洵长篇小说《灰色马》写序，指出：“我们的亲爱的读者，自然会从这薄薄的一册书内，体会着书中英雄的品性和思想。他们如果会留心近数十年的俄国政治史及思想史，一定能够恍然于‘乔治式’人生观之所以发生的原因。……《灰色马》不仅是俄国暗杀党——即所谓恐怖党的实录，并且是革命者心理变迁的写真，有俄国近三十年来思想界的混乱与剧变，做它的背景。……大可看作社会革命党活动的实录，俄国的革命小说中间若缺了这部《灰色马》，那就失却了一段极重要的革命的人生实录了。《灰色马》之所以能在俄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灰色马》是描写一个灵魂在特殊环境中所起的变态。……第三：《灰色马》又是俄国民族性的文学。……总上三项，《灰色马》所以成了俄国文学中的一本杰作，……但是我以为《灰色马》如果能够在这时候引起现代青年的注意，则希望他们一并牢记一句话：‘社会革命必须有方案，有策略，以有组织的民众为武器；暗杀主义不是社会革命的正当方法。’”

十一月一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文学研究会在振铎处开会，议《文学》百号纪念册。”

《妇女杂志》第9卷第11号“配偶选择号”卷首刊载《郑振铎先生高君箴女士结婚摄影》。

十一月三日

顾颉刚日记：晚“到振铎处，到雁冰处，均为搬家事。”

十一月四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到振铎处，同至五马路同芳茶馆，晤乃乾及王培荪先生。与乃乾谈社事。出至蟫隐庐、有正书局、来青阁买书。至一品香与适之先生谈。夜归。”

十一月五日

在《文学》周刊第95期上发表《杂译太戈尔诗》（二首）。

十一月九日

顾颉刚日记：晚“朴社在振铎家开会，予为书记。议决印书事。”

十一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1期上发表《园丁集选译》及答严敦易、儿匡、孙百吉、徐文台、胡凤翔信五则。还发表梁实秋、冰心、许地山等人在赴美轮船上创作的诗文共14篇，总名为《海啸》。还在本期及下期连载发表黄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据本年谱作者考证，里面把郑振铎与王世瑛的恋爱及失恋的事写进去了。

十一月十二日

在《文学》周刊第96期上发表《杂译太戈尔诗》。

十一月十四日

顾颉刚日记：晚“与秋白到中兴园吃面，到北四川路散步，到振铎处闲谈。”

十一月十七日

作《得一九二三年诺贝尔奖金者夏芝》，赞扬叶芝是“现代爱尔兰的最著名的诗人，戏剧作家及散文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最伟大的代表”。发表于19日《文学》周刊第97期。

十一月十九日

瞿秋白在《文学》周刊第97期上发表《弟弟的信》，委婉批评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欢迎太戈尔》文中某些提法，认为不能爱一切人，而对衣冠禽兽的剥削阶级“只可使他消灭，不可使他繁殖”。

顾颉刚日记：下午“予同在振铎处宴文学会人，与伯祥、予同、雁冰饭后畅谈三小时。”“振铎夫人甚喜打牌，夜饭后其夫妇与愈之、六逸合打牌。我们则在外间畅谈天。”

十一月二十二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平伯、振铎来谈。”

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文学》周刊第98期上发表11月24日答读者刘政同信，同意他对《文学》周刊登载乱七八糟的骗人广告的批评，并说明这是《时事新报》社所为，文学研究会为此已交涉过好几次。

顾颉刚日记：晚“到振铎处加入文学会聚餐。”

十二月二日

顾颉刚日记：上午“振铎来谈。”

十二月三日

在《文学》周刊第99期上发表闻一多寄自美国的《泰果尔批评》，并加“编者附言”，认为要讨论泰戈尔来华之意义与影响，须分清作为思想家的泰戈尔与作为文学家的泰戈尔的关系；认为作为文学家，“这所生的影响一定是好的”。

顾颉刚日记：中午“在振铎处请客辞行。”“宴文学会会友。”

十二月五日

顾颉刚日记：上午“应乃乾招，到四马路一枝香午餐，同坐有胡朴安先生及振铎、伯祥。”下午“在馆辞别诸同事。……沪友在振铎处饯别，计雁冰、振铎、既澄、予同、六逸、伯祥、平伯、愈之八人作主。”按，顾颉刚辞去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职，回北京大学研究所工作。

十二月六日

顾颉刚日记：午“乘十二点〇五分车回苏。”“今日来寓送至站者，伯祥、予同、振铎，到站相送者，平伯、石岑、致觉。承诸君拳拳，甚是铭感。”

十二月十日

《文学》（包括旬刊和周刊）出满百期，发表《本刊的回顾与我们今后的希望》，指出：“当本刊的第一号在民国十年五月十日出版时，中国文艺界里尚未曾发现过与本刊同性质的出版物。到了现在，不满二年的时间，文艺的刊物，已至少有百余种在各城镇的书店里陈列着了。文艺界能如此的显示长足的进步，实为我们所最足引以自慰者。……最初在实际上负编辑之责者仅我一人，后来又由谢六逸君编辑了一时，到了现在，负这个编辑之责者已有十二人了。”表示希望国内同性质的新文学刊物“至少要在扑灭盲目的复古运动与以文艺为游戏的礼拜六派的工作上合作”，“不要中途打起架来，为亲者所痛而为仇者所快。”还发表所作《〈星海〉发刊缘起》，说明：“《星海》是文学研究会会刊的第一册，同时又是《文学》百期纪念的刊物。……文学研究会会刊，将来尚拟出第二册，第三册以及无穷；但系不定期的，大约每三个月刊行一册。她的性质则拟每册各为一类。——除《星海》外——第二册拟为《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学》，第三册拟为《创作集》，第四册拟为《戏剧研究》。”（该计划后未实现。）该期还发表读者郑文若、宋海若致谢六逸、郑振铎信，有“记者”复信。

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期上发表《一九二三年得诺贝尔奖金者夏芝评传》以及答读者趾青、王兴刚、崔维炳、金毅夫、吴健、海鳌、陈炎南、施讷、王子钊信九则。

十二月十七日

在《文学》周刊第101期上发表12月15日作《中国文学者生卒考序》。郑振铎在最近两个月得到夫人高君箴的帮助，正从事《中国文学者生卒考》的编纂研究工作。

十二月十九日

顾颉刚日记：“写平伯、颂皋、伯祥、云五、良才、振铎、雨苏、履安信。”

十二月二十日

顾颉刚日记：“写适之先生、丁在君、振铎、敬轩、父大人、聋哑学校、谷锡五信。”

十二月二十四日

在《文学》周刊第102期上发表《第十五卷的小说月报预告》，并发表《郑振铎特别启事》，说明：“我因事务太忙，已将关于《文学》一部分的事，移交给叶绍钧君经理。”还发表读者贺自昭请他转告耀彩的信。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明年的小说月报》，提到“文学史及文学概论一类的篇幅拟大加扩充。中国读者社会的文学常识的缺乏是无容讳言的；明年的本报拟刊载《文学大纲》一种，系‘比较文学史’的性质，自上古以迄近代，自中国以至欧美日本阿拉伯各国的文学都有叙到”。

十二月二十九日

《申报·本埠新闻》载《学务丛载》：“国语师范已开始招生：闸北天通庵路国语师范学校，筹备已将四月，组织已完备，校舍甚宽敞，校长为吴稚晖君，教职员如方叔远、庄百俞、范云六、李梦昭、齐铁恨、易韦斋、严工上、郑振铎、沈雁冰、周越然、吴研因、方巽光、章巨膺、赵虎廷等。李齐诸君，特从北京聘来，于国音国语研究颇深。预定于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开学，现已开始招生云。”

本年

陈毅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由王统照介绍参加文学研究会。

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俍工编《新文艺评论》一书，收入郑振铎的《论散文诗》《俄国的诗歌》《屠格涅甫〈父与子〉叙言》《〈灰色马〉的引言》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