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　二十八岁（民国十四年乙丑）

一月五日

在《文学》周刊第155期上发表翻译《印度寓言》：一、《骆驼与猪》，二、《鸟与粘胶》。还发表与读者曹谦的《关于〈欧洲文学入门〉的通信》，认为顾仲序翻译的该书“不可解处及错颇多”。《骆驼与猪》后为《兴华》第22卷第2期转载。

一月八日

王伯祥日记：“夜饮于振铎所，盖《文学》［周刊］独立出版事已有头绪，今夕特开委员会商量进行办法也。我非委员，不过振铎邀我饮啖耳。列席人甚多，殊拥挤，手之伸缩且有待然后行，减兴不浅。九时半归……”

一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6卷第1期上发表所译俄国屠格涅夫散文《麻雀》；发表《各国“文学史”介绍》（1924年12月18日写毕），共介绍百余种，大多为郑振铎收藏，他致力于搜集此类书已有五、六年；续载《文学大纲》第15章《中国戏曲的第一期》；发表《丹麦的民歌》。自本期起，《国内文坛消息》改名为《文坛杂讯》，其中不少篇当亦为郑振铎所撰。

一月十二日

在《文学》周刊第156期上续载所译《印度寓言》：三、《金属光片与电光》，四、《百灵鸟与它的幼鸟》，五、《两件宝物》。后为《兴华》第22卷第3、4、5、6期转载。

一月十七日

在《文学》周刊第157期上发表翻译《印度寓言》二则：《驴披狮皮》《多话的龟》。

一月二十三日

甲子年除夕，姚华（茫父）在北京为所演译之《五言飞鸟集》作跋。该译稿是据郑振铎所译泰戈尔《飞鸟集》而以五言古体重译的。该书直到姚氏身后1931年2月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月二十六日

上午，与沈雁冰访叶圣陶。

一月三十日

《京报副刊》第46号发表荆有麟《郑振铎君错了——关于卜留沙夫的影像》，指出去年12月号《小说月报》上所印俄国作家的名字有误。

一月

与高君箴合作译述的童话集《天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作序，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同月，与沈雁冰介绍顾仲起到广东黄埔陆军教导团参加北伐战争。顾仲起曾为《小说月报》投稿，郑振铎发现了这位作者，多次加按语发表其作品。此人去黄埔后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茅盾小说《幻灭》中的“强连长”的原型。茅盾后来回忆：“强连长这人有一小部分是有模特儿的，这就是顾仲起。大概在1923年，《小说月报》已由郑振铎接编，有一个人常给《小说月报》投稿，写一些短篇，描写下层生活，这人就是顾仲起。他是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他的家庭很顽固，父亲大骂他，他一气就离家出走到上海，在码头上当搬运工人，也做过其他各种杂工，同时他就给《小说月报》投稿。郑振铎了解了他的情形后，原想把他介绍到商务当个小编辑，但商务不缺人。郑就找我商量，说黄埔军校正招生，能否把他介绍去？我就写了介绍信，我们还凑了点钱给他作路费。”（《创作生涯的开始》）

二月二日

在《文学》周刊第158期上发表《太戈尔诗杂译》（二首）。

二月九日

在《文学》周刊第159期上发表《太戈尔诗杂译》（二首）。

王伯祥日记：“（顾）仲彝有离此往集美讯，我与振铎、圣陶、雁冰、晓先公饯之于新有天，并请勖成、愈之、东华、调孚作陪。酒后知今天奉军司令部曾因事杀人，悬首在永兴路栅门上，乘酒意往看之，亦不知究何事也。”

二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6卷第2期上续载《文学大纲》第16章《中国小说的第一期》。本期发表许杰的小说《台下的喜剧》，描写农村的一个所谓“捉奸”的故事。“在排印好了的时候，许多审查员恐怕出版之后，受一些无赖者的攻击，要主张抽出；后来曾特别为了此篇开了一个讨论会，经西谛先生极端抗辩，才许出版。”（许杰《〈漂浮〉自序》）

二月十四日

王伯祥日记：“夜在振铎所公饯东华赴杭。盖他已改就杭州盐务中学教席矣。我意他离此甚宜，否则上海魔窟，赌机四窥，难免终于樗蒲败节耳。果能换一环境，或者晚盖不难也。”

二月十六日

在《文学》周刊第160期上发表《太戈尔诗杂译》（三首）。

二月二十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与振铎同出，先往艺学社刻印《文学》稿纸。继至中国书店访乃乾。谈至七时半，归……”

二月二十三日

在《文学》周刊第161期上发表《太戈尔诗杂译》（三首）。

顾颉刚日记：“写尹默先生、兼士先生、叔平先生、维钧、诚安、秋白、翰澄、绍虞、芝生、振铎、予同信。”

二月二十四日

为所作《太戈尔传》一书作序，说明：“这册《太戈尔传》原登载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及十月号《小说月报》上。单行本，本想在太戈尔到中国时出版。不料搁置于印刷的地方直到了现在。……虽然太戈尔在去年四月已到过中国了，已在中国讲演了好几次了，然而能充分了解他的人究竟有多少呢？这篇传对于想知道他的生平与思想的人，也许不无小小的帮助。”

二月二十五日

夏丏尊、朱自清、陈望道等人因不满旧的教育制度，于本日发起创立“立达中学”。本年秋，他们又租地于江湾，借款自建校舍，增设高中部及艺术专门部，并改校名为“立达学园”。郑振铎积极支持了教育阵线上这一新生事物。

二月二十七日

王伯祥日记：“夜与振铎、雁冰、圣陶、石岑、予同公饯（陈）达夫伉俪于振铎所。以达夫将之粤佐教生物学于广州大学也。席后纵谈良久，此乐久不作，谈来别有兴味，殊快。”

二月二十八日

《申报·本埠增刊》载《青年会今晚之两演讲》：“青年会学术研究会，今晚（二十八）七时半敦请胡愈之君演讲‘国际语问题’，又郑振铎君演说‘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欢迎各界人士往听，无须入座券云。”

三月五日

王伯祥日记：“朴社社章已由平伯起草讫，大约须照此矣。今日此间同人曾略计及之，或者为责任专一计，应请取消沪部，专设总部于北京乎！”

三月七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与振铎、圣陶同出，共饮于王宝和。七时半归……”

三月九日

在《文学》周刊第163期上发表《太戈尔诗杂译》（二首）。

顾颉刚日记：“写兼士先生、文玉、振铎、伯祥、既澄、康节信。”

三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6卷第3期上发表《卷头语》及翻译《园丁集选译》《莱森的寓言》（四则），并续载《文学大纲》第17章《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

三月十一日

《京报副刊》第85号发表朱湘《白朗宁的〈异域乡思〉与英诗——一封致〈文学旬刊〉编辑的公开信》，反驳《文学旬刊》上王宗璠对其遗诗的批评，并在附记中提到王文是郑振铎给他看的。

三月十二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我则与圣陶同至振铎所集会，商《文学》独立后办法。”

三月十五日

王伯祥日记：“晨仲彝来，……旋与偕访圣陶、雁冰、振铎。有顷，乃共饮于新有天。饭后，仲彝、雁冰去，予则与振铎、圣陶访乃乾。谈至傍晚始归。”

三月十六日

在《文学》周刊第164期上发表泰戈尔《园丁集选译》（二首）。

三月十八日

顾颉刚日记：“写适之先生、温之英、摄影部、伯祥、振铎、伏园、讲义课信。”

三月二十二日

王伯祥日记：“天雨泥泞……但十二时晋隆同人聚餐则不能不去，终于出门。餐后，偕振铎、圣陶过访乃乾，少谈即出，游新世界。将晚归。”

三月二十七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往访乃乾，遇振铎。因共出饮于老一大，十时才归。”

三月二十八日

鲁迅日记：“寄三弟信，附致郑振铎信并蓼南［按，即韦丛芜］稿。寄《苦闷的象征》四本分赠振铎、坚瓠、雁冰、锡琛。”

王伯祥日记：“来青阁送来广雅书局刻《汉书人表考》五册，《补各史艺文志》十册，未言价，盖振铎托带，且为我亦留一部也。”

三月三十一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与振铎至乃乾所，请他补《诗经原始》缺页。”

三月

所译《太戈尔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小说月报丛刊》第26种（其中有几首为赵景深所译）；《梭罗古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小说月报丛刊》第28种，为郑振铎与周建人翻译的俄国梭罗古勃的短篇小说集。

本月，以上海文学研究会名义印行第二套文学家明信片，共六张，为世界六位文豪：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安徒生、般生（挪威作家）、爱莫孙（美国诗人）。

四月三日

顾颉刚日记：“到所，写振铎信。”

四月七日

鲁迅日记：“得郑振铎信。”郑振铎向鲁迅请教有关小说史问题。

四月九日

鲁迅日记：“下午寄郑振铎信并《西湖二集》六本。”（信今已佚。）郑振铎收到这部明刻插图本平话小说后“为之狂喜”，鲁迅逝世后他还写道：这“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的赠与”，“看了它便要泫然泪下”（《永在的温情》）。

四月十日

《小说月报》第16卷第4期出版，为“翻译专号”。郑振铎发表《卷头语》，反对“重视‘创作’而轻视‘翻译’”；发表所译《莱森的寓言》，续载《文学大纲》第18章《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第19章《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

四月十二日

徐兆玮日记：“阅《小说月报》十六卷一号，郑振铎《文学大纲·中国戏曲的第一期》所列参考书目有《元刊杂剧三十种》，云日本有影印本，近上海朴社亦有影印本。此书未见，当购求之。”

四月十四日

徐兆玮日记：“读《小说月报》十六卷二号，郑振铎《文学大纲·中国小说的第一期》，述清光绪中敦煌石室发见唐五代人钞本小说数种，其中如目连入地狱故事等，现藏于京师图书馆；如《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等，现藏于伦敦博物馆；其后有《梁公九谏》叙狄仁杰谏武后事，为宋人所作；又有《大宋宣和遗事》，见于《士礼居丛书》中。近来又有《宋本通俗小说》《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等三种，陆续刊出。最古的白话小说现在所能得到的已尽于此了。”

四月十五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与振铎、调孚同过乃乾，调得《诗经原始》及购得《古书疑义举例》归。”

四月十八日

王伯祥日记：“早上伯训传述：今日闸北市选，公司已派人往投票，大家可不必亲往矣。我与圣陶、致觉、振铎、雁冰、经宇联名函斥之。彼自知理屈，书面道歉，并托经宇疏通。我们因事已铸错，只好将就，此函本为预警将来之再敢抹煞同人个人之意志也。呜呼！商人之行径真不堪设想若是耶！”

四月十九日

鲁迅日记：“上午得郑振铎信。”当是郑振铎感谢鲁迅慷慨相赠明版小说《西湖二集》。

四月二十一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在振铎所集议《文学》独立出版事。”

顾颉刚日记：“到校，写家大人、伯祥、圣陶、振铎、愈之信。”

《晨报副刊》发表《中华戏剧改进社的新消息》（熊佛西3月1日自美国纽约致王统照信），提及：“我近来新著了一个独幕剧本，名叫《当票》，现在誊清，将来不寄给《晨报》即寄给振铎发表。”

四月二十二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与圣陶、颂皋同至民厚里颂皋家晚饭。在坐有振铎、为章、王世颖兄弟及朱光潜等，九时许才散。”

四月二十五日

致周作人信，提及《文学》“在四年中，结了不少仇敌，文丐之流及学衡派的人切齿于我们无论矣，即自命为创造派的几位也怒目相对，此实至为痛心者。然而我们终要努力（最恨的是不做事）做去，……近来，我们的态度完全趋向于积极的。”

四月

所著《太戈尔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此书为我国第一部研究泰戈尔的专著。

四、五月间

王任叔从浙江四明报馆辞退出来漂流到上海，找到郑振铎，受到热情接待，在郑振铎家参加过聚餐会，结识了陈望道、叶圣陶、夏丏尊等人。

五月一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振铎约往新有天吃饭，盖请仲彝也。仲彝已游日归，明日即须赴厦门，特小留一叙耳。席间渠出在日所购画片示我们，颇悦目赏心。八时散归。”

五月四日

《文学》周刊第171期刊载《〈文学周报〉独立出版预告》，声明“自五月十日起完全脱离时事新报而独立发行”。又刊载《《鉴赏》出版预告》，该刊为郑振铎等人主编，内容注重于“读书录”一类文字，附《时事新报》出版。

五月六日

顾颉刚日记：“写仲良、元胎、杨德芳、愈之、伯祥、振铎、玉诺、小峰、万里、彦堂、慰萱、沈衔书、演存、仲华、旭生、通伯、绍原信。”

五月七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在振铎家发《文学周报》，至六时许才赶回晚餐。”

五月八日

作《评日本人编的〈支那短篇小说〉》，批评日本近代社刊行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支那篇》，指出：一，“遗漏了不少好的作品，而选了些不大好的东西”；二，“太偏于一方面的作品”，即太偏于“传奇派”而忽视了“平话派”；三，对作者的姓名也错得不少。最后又说：“然而我们自己的学者又如何？言至此，殊有无穷的希望对于未来的我们的学者。”

五月十日

《文学》周刊第172期出版，改名为《文学周报》，独立出版。发表《今后的本刊》，说明：“以前的本刊是专致力于文学的，现在却要更论及其他诸事。”“从前的本刊是略偏于研究的文字的，现在却更要与睡梦的、迷路的民众争斗。”“总之，我们今后所要打倒的是文艺界的诸恶魔，是迷古的倒流的思想；我们所要走的是清新的，活泼的生路。”还发表翻译《古希腊菲洛狄摩士Philodemus的恋歌》（五首），短跋说明：“以上菲洛狄摩士的五首恋歌，系从《希腊诗选》（Greck Anthology）第五卷中选译。”还发表《短话》，痛言中国“离开‘德摩克拉西’不知有几十万里之远呢！”“民众的文学，谁愿意从事于此呢？我愿为之执鞭。”

王伯祥日记：“上午未出，为《文学周报》社写邮书。下午……我乃与圣陶同往振铎所集会，同人到者甚寥落。七时许始会餐，在坐者只十二人。幸振铎、圣陶俱制有诗谜数十条，因得尽欢，否则太索然矣。十时散归……”

在《小说月报》第16卷第5期上续载《文学大纲》第20章《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发表《介绍〈文学周报〉》与《介绍〈鉴赏周刊〉》。

五月十一日

主编的《时事新报·鉴赏周刊》创刊，为“书报评论”性质的专刊。刊头为郑振铎题字。本期发表他写的《发刊词》《评日本人编的〈支那短篇小说〉》《介绍百年前刻的一部歌谣集——〈白雪遗音选〉的序》，并开始发表他选的《白雪遗音选》。

五月十二日

王伯祥日记：“颉刚寄书来，并附朴社选举票六权，因即举之为本社总干事。”

五月十三日

北京《晨报副刊》发表闻国新4月28日写的《关于〈文学大纲〉的几点疑问——并质振铎先生》，提出苏轼、秦观的卒年和李清照不应放在辛弃疾后面写等三个问题。

五月十四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到振铎所发《文学》一七三期讫，乃归家晚饭。饭后赴尚公受日文课，课毕在振铎家复留坐许时，遂归。”

五月十七日

在《文学周报》第173期上发表《短话》，批评国人“懒惰”的特性及文学上歌咏赞颂“闲惰的享乐生活”，指出：“此习不改，我们准备着做人家奴隶便了。”

五月十八日

在《鉴赏周刊》第2期上发表《本刊特别启事》（关于征稿），并开始以“Y．K．”笔名发表《中国小说提要》，今发表《短序》《一、开辟演义》。《短序》中说，“最近出版了一部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可算是一部很好的有系统的书”，又说自己“颇有野心欲对于中国小说作一番较有系统的工作。然而困于时力的不足，只好先下手做一种‘提要’的工作，一方面给自己搜集进一步的研究材料，一方面也可顺便的将中国小说的宝库的内容显示给大家。”

五月十九日

王伯祥日记：“编辑《文学》事，振铎稍持己见，颇与同人相为异同。或者将来以此微故而弄不好呢。我以为此无伤。只要大家相见以诚，什么都可谅的，况彼此无一定不变之成见乎！”

五月二十日

《晨报·艺林旬刊》发表云翼《〈文学大纲〉的一叶》，指出《小说月报》去年12期所载《文学大纲》中引用晁无咎误言（将晏殊与晏几道搞错）、朱彝尊误言（将柳永籍贯搞错）、毛晋误言（将《乐章集》卷数搞错）。

五月二十三日

在《晨报副刊》第114期上发表《答〈关于《文学大纲》的几点疑问〉》，回答《晨报副刊》闻国新的批评，表示：“我最恨掩过饰非的人，自己有错便直捷的承认。然无错而为人所误会，却也不能不出来声明。”

五月二十五日

作《中国短篇小说集》总序和例言。该书是郑振铎编选的中国历代短篇小说选集，《序》论述了短篇小说的定义以及中国小说史的有关问题，认为：“中国之有短篇小说，中国人之著意于作短篇小说，乃始自唐之时。……自唐以后，我们中国的短篇小说，可分为二大系：第一系，是‘传奇系’；第二系，是‘平话系’。传奇系创始于唐，其流派极多且杂。……千余年间，其作家未尝中绝过，可谓极盛！平话系创始于宋；……到了清之乾、嘉间，作者却似已中绝。……平话系的小说所以没有传奇系之盛，且作者至清中叶而忽中绝者，其原因不外二端：一，平话系的作品不易作，且系用白话作的，古文家之流，不能做，也不屑去做；二，当时在上者以其淫秽，曾禁止其印售。……选平话系的作品易而选传奇系的作品难。因平话系的作品不很多，而传奇系的小说集则不可胜数，不独遍读为难，即搜集也决难完备。”最后提到：“本书受鲁迅先生的帮助与指导不少，特此致谢！”《例言》说：“本集所录诸作，略依时代为次序，拟分三集。兹先出第一集，所录皆唐人传奇。第二集拟录自宋初至明的短篇作品。第三集拟录清之短篇作品。”

在《鉴赏周刊》第3期上续载《中国小说提要》（二、五代平话）。

五月二十六日

为所编《中国短篇小说史》第一集作序言，这一集所收皆唐人小说，序中论述了唐代小说的价值及兴盛的原因等。

作《“谴责小说”》，批评那种“以揭发或布露某某人的阴私为目的”的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作品。后发表于6月7日《文学周报》第176期。

五月三十日

上海各校学生分头到公共租界各主要马路讲演，散发传单，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于15日枪杀工人顾正红及镇压罢工工人的暴行。约三千学生到南京路演说，租界巡捕当场猖狂抓了百余学生，激起近万群众聚集南京路老闸捕房，要求放人。英国捕头竟下令向徒手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6人，重伤几十人，抓捕50余人，造成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

本日下午，郑振铎坐车去大庆里某书铺购书，车到浙江路南京路口，便觉情景异常，遂赶至南京路出事地点，此时离大屠杀仅一个半小时，见到血迹已被冲去，气得他热血沸腾！当天夜间，他又去南京路观察，竟见到有人还在若无其事地开游艺会，更为悲愤。后郑振铎根据目睹情形写成著名散文《街血洗去后》。

五月三十一日

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总工会，发动上海20万工人罢工、5万余学生罢课、绝大多数商人罢市。郑振铎工作的商务印书馆工会是上海总工会的中坚力量。本日为星期日，郑振铎又赶到南京路出事地点观察。

六月一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全市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外国巡捕在南京路又一次开枪行凶，死4人，伤20余人。

胡愈之、叶圣陶、应修人、楼适夷等上海学术团体负责人在郑振铎家集会，激愤于当时上海各报“对于如此惨酷的足以使人类震动的大残杀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郑振铎《〈公理日报〉停刊宣言》），郑振铎提议自己来办一份报纸，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

在《鉴赏周刊》第4期上续载《中国小说提要》（三、新史奇观［一名顺治过江］；四、铁冠图）。

《晨报副刊》发表幽默《所望于文学大纲作者郑君的》，认为：“郑振铎先生搜集中外国文学史料，整理剔抉编著《文学大纲》以飨青年。这是何等壮勇的盛事。老实说如郑君这样大规模的努力，在如今的中国文学界还不多见。”并希望郑振铎虚心听取批评意见，校正错误（包括错字和标点）。

六月二日

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为撰稿和编辑《公理日报》奋战通宵。王伯祥日记：“下午……因中华［书局］工人正在运动本馆同人罢工，大门紧闭，遂不能入。因往振铎家帮圣陶办《公理日报》发稿事。……夜未上课，帮做《公理》事，至十二时始归寝，圣陶、振铎则犹未行也。大约今晚必至平明才罢乎！”

六月三日

郑振铎负责主编的、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主办的《公理日报》创刊。该报尖锐揭露抨击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发行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和欢迎。该报发行所即设在郑振铎家里，他一家人都积极参加发行工作。胡愈之在郑振铎遇难后回忆：“你把一切都丢开了，整晚不睡觉，自己动手写稿、编报、校对、接洽印刷，还在你自己的家门口亲自派报，所有当时参加工作的朋友都比不上你的干劲。”（《哭振铎》）。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作的陈云也积极参加义卖《公理日报》。

本日，商务印书馆同人发起“五卅”事件后援会，决议从6月1日起每日捐出一半工资援助罢工工人，直至事件解决时为止，并号召全市各界照行，以作持久战。

王伯祥日记：“晨与圣陶到车站看情势，并购报而归。旋至振铎所，经商务门口，见有保卫团马步队荷械围守，并及馆之四周。愤极，这必是商务当局邀之来驱散中华工人者。到馆后，即由圣陶起草质问总务处书，将连署多人发出，而振铎谓已散去，馆中诿为不知。此信遂未发。未几，同人在花园中开会，推代表请总务处负责人员莅场说明。他们派梦旦、百俞二人来，力赖无此事，乃要求三条件而散。继又讨论捐款援助罢工工人事，定各部推代表于下午二时解决之。我被推为史地部代表，届时出席，至四时半才散。定抽取公积十分之一及按日捐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五十赈急需。夜帮办《公理》，十一时始归。”

六月四日

鲁迅日记：“郑振铎寄赠《太戈尔传》一本。”

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创刊，为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大小、版式很像《公理日报》。郑超麟后来回忆：“为什么叫做《热血》呢？因为已经有一个《公理日报》出版了。……秋白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公理呢？解决问题的，只有热血！’”“当时瞿秋白拿着《公理日报》对我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公理啊！我们办个《热血日报》吧！’”（《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

王伯祥日记：“（午）饭后，在振铎家打听消息，旋归剪发，沐浴。匆匆毕事后仍往铎所帮办《公理》及在致觉家开同人代表会，商议组织财政委员会，以支配此次捐款用途。及散归，以十二时半矣。”

六月五日

《热血日报》发表《流血是为的什么？》，说“我们要自由，要生命，要公理，要人道，必得拿血去换来”。这当是瞿秋白对郑振铎的指教。

《晨报·文学旬刊·文坛消息》载：“《太戈儿传》系郑振铎君所编，曾刊登在去年份的《小说月报》上，今已出单行本。内有照片数幅，印刷颇工。关于叙述太戈儿之生平事迹与思想的书，在中文中此书为第一册。”

王伯祥日记：“夜在振铎所发《文学》一七六期，至十时即归。”

六月六日

王伯祥日记：“晚饭后在振铎所办《公理》，十一时归。”

六月七日

在《文学周报》第176期上发表文学短论《“谴责小说”》。

王伯祥日记：“夜仍往振铎所办《公理》。见投函中有痛诋学生多事者，为之浩叹。”

六月八日

在《公理日报》上发表陈祖堂的《斥上海报界》。（陈祖堂后来去广东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3月19日郑振铎在北京大学讲演《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时曾深切怀念他：“陈君在商务印书馆做工，为工人争利益，非常出力，可惜在北伐时南昌之役牺牲了。”）

王伯祥日记：“未往振铎所，晚间在家为《文学》开信封。”

六月九日

王伯祥日记：“夜往振铎所办《公理》，十时归。”

六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6卷第6期（实际衍期至7月中旬出版）上发表《蝴蝶的文学》及所译《印度寓言》《高加索寓言》。本期《最后一页》说：“这一期应登的《文学大纲》，只好暂缺了，因作者正从事于某一件要务，一刻也不能有提笔的工夫。”下一期仍未续载。郑振铎当时主要正忙于五卅运动。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在家为《文学》办发报手续，预备发行一七七期。晚饭后仍偕圣陶到铎所办《公理》，十时许乃归。”

六月十一日

王伯祥日记：“下午三时，出席同人代表会议。五时四十五分始散归。”

六月十二日

王伯祥日记：“夜仍与圣陶同至振铎所办《公理》，十一时半归。”

六月十三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在振铎所发一七七期《文学周报》。晚饭后仍与圣陶出，襄办《公理》。”

六月十五日

顾颉刚日记：“写孔麟甫、梁铎、绍虞、正甫、伯祥、振铎、葵如、文玉、乃乾、幼渔先生、兼士先生信。”

王伯祥日记：“下午三时，出席同人代表会议。五时半散归。晚饭后到振铎所办《公理》，为之写信数通，分投各日报。十时半归，即寝。”

六月十六日

王伯祥日记：“晚饭后赴尚公受［日文］课，……但上课很没心绪，一小时后即出，过振铎所办《公理》。十一时归寝。”

六月十九日

王伯祥日记：“夜在振铎所谈《公理》，我主张开市即停，别谋对付，否则涎着脸说话而人家佯佯不睬，其可久乎！”

六月二十一日

上午，商务印书馆工会借虬江路广舞台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数千人，选出执行委员23人，郑振铎当选为委员。

六月二十三日

王伯祥日记：“《公理》经济人力都已不继，因公议明日出版后即停。”郑振铎随即撰写《停刊宣言》。

六月二十四日

《公理日报》被迫停刊，主要是经济原因，还有奉系军阀进驻上海。郑振铎发表了他撰写的《停刊宣言》，认为“五卅”后得到三点教训：一、空喊“公理”是无用的，要用“实力来帮助”，二、对大部分国民和所谓“绅士”完全绝望了，三、看透了奸商、报阀、军阀及其他小人之卑鄙无耻。还发表《本刊同人特别启事》，表示“我们还想继续的大规模的筹备，预备在将来建立中国健全的言论机关的基础”，以作民众的喉舌。火雪明《一年中的上海报纸》：“五卅”后，“有许多爱国的学者，组织了几种报纸，其中要推《公理》的议论尤其中理而宏达，可惜后来因为经费支绌的缘故，就此停版了。”（1925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

六月二十五日

王伯祥日记：“上午，晓先、圣陶、振铎、愈之来，谈《公理日报》有复活之机。因约下午五时在振铎所集议。至时往，仍无大结果，惟参加雁冰在内，略提组织而已。”

六月二十六日

“走到老闸捕房的对面，见某店的墙角，印着十余堆新墁的湿泥，泥块小如人指。‘是枪弹的创痕呀！’我凄然的想着。手摩抚这些创孔，热泪不自禁的挤聚于眼眶。这些是仅留的大屠杀的创痕呀！”（郑振铎《墙角的创痕》）

六月二十七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在振铎所将一七九期报分别发付讫，乃归家小休。”

六月二十八日

在《文学周报》第179期上发表记述五卅惨案的著名散文《街血洗去后》（后又载《小说月报》）。

六月二十九日

王伯祥日记：“今日［商务印书馆同人‘五卅’事件后援会］代表会议决定七月份捐款拟向［商务印书馆职工］大会提出照原办法折半缴款案，盖明日须开同人全体大会也。”次日同人全体大会通过。

七月二日

为所译《印度寓言》作序，指出：“寓言所最常表达的是道德的格言，人间的真理。最高尚的寓言常包含有伟大的目标，它在说着人间的真理，在教训着对面的人类，却把它的教训与真理，隐藏于创造的人物的言、动中；这些人物，大约都是些在田野中的家畜，空中的飞鸟，林中的树木，山内的野兽等等。寓言作家于他们的一言一动中，传达出他的教训。读者得到这种教训，却并不看见教训者之立在他的面前。因此，他常常不自觉的表同情于一切的纯洁、高尚的行动，而厌恶卑下的、无价值的行动，而同时便觉察到或改正了他自己的谬误。……寓言的劝戒，实较正言厉色的争辩为更有效力。所以真的寓言家是负有极大的任务的。他不是一个叙述者，也不是一个比譬者。他乃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一个善事的指导者，一个罪恶的纠察者。他的故事是使读者愉快的，然在快乐的面具中又藏着伟大的教训。……寓言看似简单却是极不容易作的。自远古至于现在，作者时时有之。然成功的作者却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在短短的一段小故事中，而欲传达出最深切的教训，最精炼的人间真理，这真是非有大力量、大阅历的作者不办。”

七月三日

为所译德国《莱森寓言》作序。作散文《六月一日》，描述6月1日南京路上帝国主义者的再一次大屠杀：“前日的大屠杀，是已餍足了他们的渴欲饮血的贪念么？不然，不然！他们正在预备第二次的大宴呢。隔了不久，大雷雨便又开始了。……第二次的大雷雨，证实了屠杀者是以屠杀为戏的！无辜者的血，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脑中，永远是红红的洗涤不去。红色的帘似永远的挂着。”

七月四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到振铎所发寄《文学》一八〇期。”

七月五日

在《文学周报》第180期上发表《迂缓与麻木》（6月26日作），为《街血洗去后》的续篇，主要描述“五卅”夜在南京路观察的情形，对于商界与部分市民对惨案的迂缓与麻木的态度表示非常不满。还发表《杂谭》，指出“五卅”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极为愤怒和仇恨，“但是我们却要千万注意，我们所恨怒的只是那些抱着侵略野心的及一般损害我们的人，并不是那黄发绿眼的人的全体。譬如萧伯纳及他的朋友们，……民众的感情是盲目的。希望望站在指导地位上的人，有以劝导之。”本文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友人俞平伯在6月22日《语丝》周刊第32期《雪耻与御侮》中说的“雪耻必先克己”的议论，从而引起与俞平伯的一场争论。

七月六日

王伯祥日记：“接颉刚寄来朴社印件，知颉刚以一百权当选为总干事。次多数为平伯，得廿三权。通告上说明六月廿六日开票，廿八日印发。共收得一百三十权，尚差廿九权未到，因历时已久，且所差不过百分之十九，故即发表。”

七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6卷第7期（实际衍期至9月初出版）上发表《卷头语》（诗，6月作），号召“沉睡者，起来，起来！无辜者的血，如红霞似的挂在大雷雨后的天空”；发表诗《为中国》（6月作）、《墙角的创痕》（7月7日作）、《我们的中国》（7月16日作）、《泥泽》（7月4日夜作）及重刊散文《街血洗去后》，多为有关五卅运动的作品。还发表许地山关于中国文学受印度伊兰文学影响的一封信，并加附言。

七月十二日

在《文学周报》第181期上发表《论寓言——〈印度寓言〉序》；发表散文《六月一日》（7月3日作）。

七月十三日

顾颉刚日记：“写父大人、简香表弟、维钧、恕人、衣萍、隅卿、平伯、玄同先生、乃乾、石年、振铎信。”

七月十四日

《申报·书报评论》发表天籁《小说月报》：“十六卷六号《小说月报》昨日出版，图画方面有一页神怪的名画，叫做《渔夫与魔鬼》，是《天方夜谈》中插画之一。创作有西谛的《蝴蝶的文学》，引以蝴蝶与文学上的关系历史和地位，叙来很是有味……”

七月十六日

作《寓言的复兴》，认为“中国的寓言，自周、秦诸子之后，作者绝少。此正若繁花盛放于暖室，一旦室毁，则群花在冷露炽日之中，惟有枯死而已。儒家的统一思想，帝政之桎梏人才，都是冷露炽日之流，降射于文艺的花园中，足以使作者情思枯熄，无复有活泼的生气。后来印度的寓言，虽在六朝时输入，却亦不复能燃着中国寓言的美丽光辉。受其影响者，仅有一部分的佛教中人，……韩愈、柳宗元诸作家，似亦颇有意于著作寓言。柳宗元尤为努力。……在中古时代而见这种作品，有如在北地见几株翠绿之竹，临风摆摇，至可珍异，……宗元之后，作者更没有什么人了。到了明时，寓言的作者，突然的有好几个出现，一时寓言颇有复兴的气象。可惜只是一时，不久，他们却又销声匿影了。”文中写了马中锡、陆灼、江盈科、刘元卿诸人诸作，并指出这些寓言还流传于民间，“我们如一面搜罗各地民间故事，一面求取其来源，一一较证之，也是一种很有趣的工作。”

七月十八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在振铎家发《文学》一八二期讫。”

七月十九日

在《文学周报》第182期上发表《杂谭》，驳斥有人居心叵测地鼓吹“当欧洲大战时，法国学堂还照样的开课，画家还是照样的画画，文学家还是照样的创作”的谬论。

七月二十日

在《鉴赏周刊》第7期上续载《中国小说提要》（五、前七国志［一名孙庞演义］），并发表所选《白雪遗音选》（二则）。

七月二十五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在振铎所发《文学》一八三期。”

七月二十六日

在《文学周报》第183期上重刊诗《为中国》，还发表《寓言的复兴》。

七月二十七日

在《鉴赏周刊》第8期上续载《中国小说提要》（六、后七国志［一名乐田演义］，七、东周列国志）。

徐兆玮日记：“近出《鉴赏周刊》，有《中国小说提要》《泉州小说版刻考》，当购读之。”

七月二十九日

俞平伯致周作人信：“西谛文已送至小峰处，我之答文亦并送去。此最后之一答矣。深悔多一番闲话，不如杜口为得。”所说文章为郑振铎的《答平伯君》和俞平伯的《答西谛君》，后同时发表于8月10日《语丝》上。

七月三十日

王伯祥日记：“晚在新有天扰振铎宴，盖敬隐渔将赴法，彼特请而饯之也。我与圣陶、愈之、仲云、调孚陪席而已。”

八月一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在振铎所发《文学》一八四期，五时三刻而毕。”

周作人致俞平伯信：“西谛及你的文章大约于三九期上登出。我也写了一篇《代快邮》，表面上是给伏园（万羽）的，大发我的反爱国的谬论……”

八月三日

在《鉴赏周刊》第9期上续载《中国小说提要》（八、隋唐演义，九、说唐传，十、说唐小英雄传［一名罗通扫北］）；并发表所选《白雪遗音选》（一则）。

顾颉刚日记：“写平伯、伯祥、振铎信。”

八月八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在振铎所发寄《文学》一八五期。”

八月九日

在《文学周报》第185期上发表《叙拳乱的两部传奇》，评论了林琴南的《蜀鹃啼》与陈季衡的《武陵春》，并联系五卅运动的实际，赞扬义和团反帝革命精神，同时反对其某些“愚昧”的举动，指出应该给人民“以正当的指导与相当的常识”。文中批判了当时某些人想依赖迷信的“超自然势力”去破敌的幻想，认为“须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做去”。后收入1934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版《中国文学论集》；1984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改题为《叙义和团事变的两部传奇》。

八月十日

在《语丝》周刊第39期上发表7月22日写的《答平伯君》。因郑振铎7月5日在《文学旬刊》上不指名地批评俞平伯，俞在7月20日《语丝》第36期上发表《质西谛君》，强调：“与其说对外宣战，不如说对内不许战；与其说抵制外货，不如说振兴国内实业；与其说打倒人家，不如说咱们自己站起。”郑振铎在这篇《答平伯君》中指出：“平伯的本意原是好的，以为欲对外必先对内，不料口吻乃竟与敌报相类。这不得不说他言语太不谨慎了。”“对内不许战，非同时对外不准他们帮助军阀不可；说振兴国内实业，非同时抵制外货不可（因关税的不平等，国内实业，万难与外货竞争，不养成不用外货之习惯，则国货万难振兴）；要自己站起来，非同时推倒人家不可（因他们本来是压在我们身上，不许我们站起）。”此《答平伯君》文在发表前曾先寄给俞看过。此期《语丝》同时发表俞平伯7月29日写的《答西谛君》。同期又发表凯明（周作人）的《代快邮》（致万羽），其中提到：“近来为了雪耻问题平伯与西谛大打其架，不知你觉得怎样？我的意思是与平伯相近。他所说的话有些和‘敌报’相像，但这也不足为奇，萧伯纳罗素诸人的意见在英国看来何尝不是同华人一鼻孔出气呢？”但多年后，俞平伯承认：“现在想起来，当然，他［指郑振铎］是对的。他已认清了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忆振铎兄》）

本日，《小说月报》第16卷第8期出版，为“安徒生号”（上）。本年8月为安徒生50年忌日，4月为他120岁生辰。郑振铎发表《卷头语》，称赞“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学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珠宝。”本期发表所译安徒生《孩子们的闲谈》，还发表所撰《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内容分：一、安徒生的作品，二、英文的关于安徒生的书籍及论文，三、中文的关于安徒生的书籍及论文。并以笔名“文基”开始连载译述中世纪欧洲出现的“一部伟大的禽兽史诗”、儿童故事《列那狐的历史》，译序指出：“我读了这部书，觉得异常的可爱，故费了一、两月的工夫把它介绍给读者。……《列那狐的历史》最可爱最特异的一点，便是善于描写禽兽的行动及性格，使之如真的一般；还有它引进了许多古代的寓言，……而能够自由的运用，使之十分的生动，也是极可使我们赞美的。……为取便于中国的儿童计，此书采用‘重述’法。但所删节的地方并不曾多见。……编译儿童书而处处要顾全‘道德’，是要失掉许多文学的趣味的。”

在《鉴赏周刊》第10期上续载《中国小说提要》（十一、说唐后传［一名说唐薛家府传］，十二、说唐征西传），续载所选《白雪遗音选》（五则）。

八月十三日

为所编《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作序。“这一集选录自宋初至明末的短篇故事。在这一个时期内，平话系的小说突然的兴起，叙写的逼真与宛曲，皆为传奇系作家所不及：然在同时，传奇系的作品也出产不少。现在将本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载传奇系的作品，下部载平话系的作品。”

八月十七日

在《鉴赏周刊》第11期上续载《中国小说提要》（十三、隋炀艳史，十四、廿四史通俗衍义，十五、后列国志）；续载所选《白雪遗音选》（一则）。

八月二十二日

为了重振“五卅”运动以后被压迫而渐趋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共产党领导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今日发行所、印刷所、总务处职工开始罢工，发表了《罢工宣言》和提出复工条件。

八月二十四日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职工也组织临时委员会参加罢工。郑振铎被选为为编译所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出席与商务资方的谈判。

次日《申报·本埠新闻》报道《商务印书馆罢工第三日情形》：“昨日清晨，该馆编译所职员来厂门探望者，即由另一部分职员邀至对面俱乐部内，计有一百余人。当即开会，公推丁晓先为临时主席，发行所、印刷所、总务处代表登台报告罢工情形，要求一致行动，讨论主取何等态度。全体决定参加罢工。继讨论如何组织，议决推临时委员十一人，候补三人，并提出要求大纲：（一）花红平摊（二）职业保障（三）增加工资（四）疾病死亡应有抚恤（五）建筑宿舍（六）废止包工制。以上六项交临时委员会详定办法，加入总修正条件。大会散后，临时委员会继续开会，根据大纲拟定条件。继推出郑振铎、沈雁冰、丁晓先于下午三时参加三所处联席会议……下午三时，印刷所代表乌家良、陈醒华、王景云、陈怀清，发行所代表徐新之、孙琨瑜、章郁庵、马卫群，编译所代表郑振铎、丁晓先、沈雁冰举行联席会议。编译所代表即提出该所同人之要求条件，待讨论后加入总所修正条件内……经联席会议增修之复工条件为，第三条‘减短每日工作时间’项下加‘（戊）星期日及例假日作工，薪水照原薪加两倍’，第七条‘职工等不得无故辞退’项下‘送满五足五年’改为‘再送五足年’，同条‘以偿损失’下加‘退俸金照给’。其他俱如二十二日公布之修正复工条件。劳资两方第一次谈判：三所一处联席会议即告竣事，于下午三时许，即推出全权代表郑振铎、沈雁冰、王景云、冯一先、乌嘉良、丁晓先、陈醒华、陈怀清、章郁庵、徐新之、孙琨瑜、乐诗农、王雅生等十［三］人，一律悬‘商务印书馆工会’徽章，进厂与厂主交涉。由高翰卿、张菊生、王显华等接洽，表示愿诚意的且和平的与职工代表磋商。”

王伯祥日记：“圣陶来言，今日编译所同人亦宣言加入罢工，补正要求条件。执行委员已举出十一人，晓先、雁冰、致觉、振铎、予同等俱入选，圣陶则为候补第一人。”

本日，在《鉴赏周刊》第12期上续载所选《白雪遗音选》（四则）。

八月二十五日

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工会代表开会，讨论组织“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统一事权。共选出十三名委员，编译所三位委员为沈雁冰、丁晓先、郑振铎。

次日《申报·本埠新闻》报道《商务印书馆罢工第四日情形》：“昨日为商务书馆罢工之第四日，职工方面之组织重心已移在宝山路总厂方面，棋盘街发行所方面则推派代表至宝山路总厂，与该处职工联合进行。昨日最可注意之事项，为厂方消防队与工会纠察员发生冲突，以致流血；及三所一处同人为集中势力、一致步骤起见，联合组织一‘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昨日下午二时，三所一处在俱乐部弹子室开联席会议，出席代表：编辑所沈雁冰、丁晓先、郑振铎、陶希圣，印刷所胡允甫、王景云、乌家良、陈怀得、陈醒华，发行所徐新之、章郁庵、孙琨瑜，总务处冯一先、乐诗农等。共同讨论如何集中组织，以免势力之分歧。当议决：（甲）扩充联席会议之职权，改组为‘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指挥罢工事宜之最高机关。（乙）组织法：委员十三人，印刷所工会委员四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三人，总务处职工会委员三人，编辑所同人会委员三人。并决定明日（即今日）上午九时正式成立联席会议。正继续时，全国学生总会代表徐恒曜、学生联合会代表欧阳夫到会询问罢工状况，当由发行所代表章郁庵声明风潮之起因。两学生会代表谓，商务乃文化机关，学生会对此次风潮特别注意，甚希速得圆满解决。后由丁晓先详述前日与厂交涉情形（已见昨报），二代表等乃辞出。该会即复议决两事：一，对于今晨（即昨晨）之冲突，对厂方发一警告。内容：（一）详述冲突真相，（二）公司担任以后不再发生同样情事，（三）惩办行凶者或开除之，（四）补助受伤者医药费，（五）以后如在厂内开会，须先知照工会，以便工会知照纠察团，（六）厂内纠察稽查常有武器，须立即撤退以免冲突。二，要求昨日十七日停工之布告速行发表。”

王伯祥日记：“商务同人罢工，已由印刷所工会、发行所职工会、编译所同人会及总务处职工会联合一致共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宣言，为对外最高机关。编译所所派选之执行委员为沈雁冰、丁晓先、郑振铎三人。”

八月二十六日

参加商务印书馆劳资双方代表谈判会议。会上，军阀孙传芳派人来威逼复工。

下午，商务印书馆工会召集全体工人大会，发表宣言拥护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

八月二十七日

整天与商务印书馆资方谈判，至晚上九时达成协议，并签字。“双方签字者，为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鲍咸昌、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王景云、章郁庵、徐新之、孙琨瑜、张守仁、乌家良、胡久甫、黄雅生、冯无、乐诗农、沈雁冰、丁晓先、郑振铎。”（29日《申报·本埠新闻》）

《申报·本埠新闻》报道《商务印书馆工潮已有解决趋势》。

顾颉刚日记：“写圣陶、伯祥、振铎信。”

八月二十八日

上午，参加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大会，庆祝罢工胜利，通过《复工宣言》等。下午，编译所同人会成立。这次罢工虽主要局限于经济斗争，但检阅了阵容，团结了内部，统一了组织，使商务印书馆工会迅速成为上海四大工会之一，并走向政治斗争。郑振铎也在这次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在罢工期间，郑振铎和高梦旦翁婿间，有过这样的‘约法’，那就是离开谈判桌，两人绝对不谈有关罢工的事。郑高二人对此约法，始终是严格遵守的，这样就很好地处理了公与私的关系。”（郑尔康《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

《申报·本埠新闻》报道《商务印书馆工潮解决》。

八月二十九日

《申报·本埠新闻》报道《商务书馆昨日复工》：“商务书馆复工条件，前晚双方签字。昨晨发行所全体复工，印刷所下午一时全体复工，编译所、总务处全体复工。兹得各方重要消息详情如下：前晚复工条件签字者补志：复工条件前晚双方签字者为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鲍咸昌，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王景云、章郁庵、徐新之、孙琨瑜、张守仁、乌家良、胡久甫、黄雅生、冯旡、乐诗农、沈雁冰、丁晓先、郑振铎。……编译所同人会正式成立：昨日下午三时，该馆编译所同人在俱乐部开大会，到一百十八人。由沈雁冰报告复工条件交涉经过及现订条件之要点。次由郑振铎宣告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已取消，则编译所出席三代表，亦当然随同消灭其资格。又，本日上午编译所临时执行委员会议决，临时委员会本专办理罢工事宜，现在既已复工，则临时委员会当然而随同消灭云云。次由李伯嘉提议，推举吴致觉为临时主席，众赞成，主席就位。先提出同人会应否改为永久机关，请众讨论……全体赞成……主席指定郑振铎、沈雁冰为散票员。投票既毕，由何公敢捡票……主席指定郑振铎写票，陶希圣监视，沈雁冰唱票，何公敢监视。结果吴致觉、沈雁冰、丁晓先、郑振铎、陶希圣、何公敢、林植夫为正式委员，余祥森、李伯嘉、郑贞文为候补委员。时已六时半。”

王伯祥日记：“‘编译所同人会‘已正式成立，举定吴致觉、沈雁冰、丁晓先、郑振铎、陶希圣、何公敢、林植夫为起草委员，余祥森、李伯嘉、郑贞文为候补委员。”

八月三十一日

在《鉴赏周刊》第13期上续载《中国小说提要》（十六、荡平奇妖传，十七、济公活佛），续载所选《白雪遗音选》。

八月

所译《印度寓言》和德国《莱森寓言》出版。又编辑出版了曹靖华翻译的契诃夫的《三姊妹》，是瞿秋白推荐来的书稿。以上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均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九月五日

《申报·书报评论》发表仰云《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七号现已出版。该刋素以提倡文艺、介绍欧美名著为主，此次内容除包有文艺作品外，兼载时事创作多篇。如朱自清之《血歌》、西谛之《为中国》《街血流去后》《墙角的创痕》《我们的中国》《泥泽》、叶圣陶之《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燕志儁之《枪口的故事》《被枪射的人》、焦菊隐之《我的祖国》，均为凭吊五卅先烈之作。不独文辞隽永，耐人寻味，而作者满腔热情，时奔赴于字里行间，于沉痛处读之令人兴悲，于快意处读之令人起舞。如《血歌》中末数句有：‘我们的头还在颈上，我们的心还在腔里，我们的血呢，我们的血呢，起哟起哟’诸语，歌之未有不霍然而惊、奋然而起者。文字感人之深，于此而益显。凡关时事诸作，无论短时或散文，四周均刊以黑色阔边，间有刊黑色花边者。其哀悼之诚，不必卒读其文，即可博得读者一掬同情涙矣……”

九月六日

在《文学周报》第189期上发表《止水的下层》，对那种“一丝一毫的反抗思想和前进意志都没有”的“止水”般的“下层”表示激愤。（按，此文对“全体的民众”的看法略有偏激。）后又被顾颉刚主编的9月13日《京报副刊·救国特刊》转载，顾还加了按语。

九月七日

在《鉴赏周刊》第14期上续载《中国小说提要》（十八、残唐五代史演义），续载所选《白雪遗音选》（三则）。

九月十日

《小说月报》第16卷第9期出版，为“安徒生号”（下）。发表《卷头语》，指出：“安徒生童话之所以能为世界儿童所热烈欢迎，所以能成为一种新颖有趣的文体，就在于如勃兰特所说的能织入一切歌声、图画和鬼脸在文中。”发表所译安徒生《扑满》《千年之后》《凤鸟》，续载译述《列那狐的历史》。

九月十四日

在《鉴赏周刊》第15期上续载《中国小说提要》（十九、飞龙全传），续载所选《白雪遗音选》（二则）。

九月十九日

王伯祥日记：“夜赴尚公受日文课，振铎来谈。”

九月二十日

在《文学周报》第191期上发表希圣《黑暗时代法庭之一幕》，文中翻译了一段罗马法庭的纪事，郑振铎在文末加了跋语，指出：“黑暗的幕，罩于罗马人民的，现在似还罩在我们这里的人民头上。”

九月二十七日

《京报副刊·救国特刊·通讯》发表郢《现在应该怎样》，提到：“平伯西谛他们辨论内外的问题，在我也觉得现在应该先对内，不对内无以对外。但对内有两面，制服军阀是一，教育民众是一。”

九月二十九日

在《鉴赏周刊》第17期上续载所选《白雪遗音选》（四则）。

王伯祥日记：“将《文学》封壳实行分组派与振铎、圣陶、予同、仲云、均正担任书写。此后或将稍轻一部责任也。……夜寻思许振铎即作之《中国文学与中国地理》篇之结构，已略有端绪，拟着手翻书，赶草之。”

九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济难会成立，该会的主要任务是营救被捕的革命者，以及救济被害被捕的革命者的家属。郑振铎是58位发起人之一。9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在“五卅”运动后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怖政策摧残或被难的革命者，由恽代英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营救、保护、支援被难的同志。9月20日，中国济难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到会30余人，推选韩觉民为主席，会议通过了杨杏佛等50人签名的《中国济难会发起宣言》、组织章程，选举恽代英等13人为筹委会正式委员，侯绍裘等5人为候补委员。会址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字3号。该组织起初本拟定名为“中国解放运动被难者救济会”，因字数过多乃缩短为中国救济会。10月4日，筹委会以传单形式向社会各界发出《济难会告学生书》、《济难会告工人书》、《调查被难者情状函》等。10月25日，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到会团体代表和个人代表共80余人，会议决定将筹委会改为全国总会临时委员会，通过八项决议案。11月1日，出版机关刊物《济难》月刊、《光明》半月刊、《济难画报》。江西、广州、长沙、天津、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省总会。

十月二日

王伯祥日记：“饭后，晴帆［按，即邱铭九］来，圣陶来，乃同往振铎所，预备发报。至则知报尚未印好，只得明日再说矣。略坐，各归。”

十月三日

《申报·本埠新闻》发表《济难会发起宣言》：“中国济难会系沪上著名人士所发起，以救济因爱国运动而被难者为宗旨。成立以来，进行不遗余力。昨该会复发表宣言，并附发起人姓名。玆为照录如下：此次五卅事变前后，青沪汉粤渝宁津等处死伤入狱者之多，近代所未有。并且内外强敌方盛，吾民欲争得自由，今后还不知有若干牺牲。这些为国家社会而牺牲的人们，固然不期望他人之救济，但社会人士，却不应坐视他们和他们家属的危难困苦而不予以同情的救济。这就是我们所以要发起济难会之最近动机。（中略）惟玆事繁重，非人少力薄的团体所能负担，必须有一个大群众的集合，在人力上财力上才能够供给所有的需要。因此希望全国教员中、学生中、律师中、医生中、新闻记者中、工人中、农民中、慈善家中、文学家中、商人中、各政党中，凡同情于本会事业者，都来加入，庶几众擎易举，于吾民力争自由之前途，乃有裨益呵！发起人于右任、杨杏佛、戴季陶、韩觉民、陈望道、李石岑、高语罕、王开疆、黄镇盘、恽代英、杨贤江、郑振铎、周越然、吴致觉、董亦湘、周予同、丁晓先、张闻天、阮仲一、沈雁冰、周全平、沈泽民、林钧、林骙、李硕壎等一百五十余人。”

十月四日

作论文《四库全书中的北宋人别集》，提到“影印《四库全书》的消息，已喧传了好几年了。上一月北京国务会议居然通过将文津阁的一部分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我为中国文化前途计，我祷祝《四库全书》印行的计划能够早日实现”，并建议于全书印成后再出版单行本，“先印外间不易得的书，次印重要的有切于实用的书，最后再把次要的书全部印出”，“再陆续的将《四库》未收的重要的书印行出来”。本文是郑振铎“颇思将《四库》中的书，都注明传本，没有传本的也作一个记号，……可惜工程太大，时作时辍，至今未有成书。现在为谈到《四库》之便，顺手将随时注好的关于宋人集子的一部分先发表在此。”

十月六日

在《鉴赏周刊》第18期上续载《中国小说提要》（二十、杨家将传），此后中辍。

十月九日

鲁迅日记：“寄锡琛、西谛、谭正璧以《小说史》各一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郑振铎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郑振铎《永在的温情》）。

十月十日

在《时事新报》双十增刊上发表《四库全书中的北宋人别集》。

在《小说月报》第16卷第10期上发表《卷头语》，为一首寓意深长的诗，号召“不要站住争论路途的远近，不要站住辨难怎样的走法，不要因道路的艰险而灰心堕志，不要因小事而自相殴打，忘了前进”，要在黑夜中向着“一粒熠闪的明星”，“向前去，向前去”！还发表所译《印度寓言》和《列那狐的历史》（续）。

十月十四日

在《鉴赏周刊》第19期上续载所选《白雪遗音选》（二则）。

十月十五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到乃乾所谈。遇振铎，因同往老源源饮。九时始归。”

十月十八日

王伯祥日记：“午后……五时许抵雅叙园，盖今晚我与振铎、乃乾合宴适之、朴安、孟劬、石岑、予同也。本约柏丞、君武、君勒、圣陶与俱，皆未至。晚九时归。”

十月十九日

作活报剧《秋晨》，后发表于24日《文学周报》。

王伯祥日记：“夜看《续金瓶梅》。此书借自振铎，彼出重价购来，而自我看之，殊不值一顾。”

十月二十日

在《鉴赏周刊》第20期上续载所选《白雪遗音选》（三则）。

十月二十三日

为所选《白雪遗音选》一书作序，认为：“像这一类由真性情中流出的，无虚饰，无做作的诗，乃算是真的诗，好的诗。我们如提倡无虚伪的真诗，这个歌谣集便应当为我们所赞许！”

十月二十四日

在《文学周报》第196期上发表10月19日所作活报剧《秋晨》，描写反动军阀乱抓壮丁造成的悲惨景象。

十月二十七日

在《鉴赏周刊》第21期上发表在广州的顾仲起写的《革命文学论》，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便是我们的文学家创作之材料了。”“同志们，时候到了，再等一会儿就要亡国，就要被高鼻子，大胖子，来奴隶我们，牛马我们，我们快起来，做革命文学的工作吧！”

十月三十日

与高梦旦、胡适乘江新轮去南京游玩。夜，在船上作小诗《旅中》12首。（据胡适《重印〈文木山房集〉序》，为10月29日夜。）

十月三十一日

在《文学周报》第197期上发表10月24日所作《〈茂娜凡娜〉》，介绍梅特林克的这一剧本，指出：“我们如将凡娜的最后，与娜拉的最后对照了一下，便觉得这真是一个有趣味的对照。易卜生写娜拉，他对于自私的男子下了战书，梅特林克写凡娜，刺伤了一切旧式的以人的血肉为餐物的英雄们了。娜拉觉悟了自己的牺牲，便拋弃了小鸟似的囚笼的生活而向光明走去，凡娜却在牺牲中求得了幸福，由恶梦中生出了一个美梦。”

十月底、十一月初

胡适后来回忆：“我同高梦旦先生郑振铎先生去游南京。振铎天天去逛旧书摊，寻得了不少旧版的小说。有一天他跑回旅馆，高兴得很，说：‘我找到一部宝贝了！’我们看时，原来他买得了一部《海上奇书》。”（《〈海上花列传〉序》）在南京郑振铎曾与胡适、高梦旦、曹诚英（胡适表妹）同游鸡鸣寺。今存鸡鸣寺山门前合影。

十一月一日

蒋维乔日记：“晴。星期，……八时半赴莫愁湖，东大于今年暑假后注重军事教育，今晨第七、八、九三连远足至此，教授黎度公邀余至此训话，故特前来。……由黎度公及助教二人统率，散队后即赴胜棋楼下茶话会。适高君梦旦偕胡君适之、郑君振铎、高女士君珊等亦来游，余遂邀之入座，并请胡适之演说。养秋、叔愚二君亦有演说。至十二时摄影。余遂至秀山公园招待高、胡诸君在逍遥厅午餐。餐毕，复偕游清凉山扫叶楼，五时散归。”

十一月二日

天津南开大学《南开周刊》第8期《卷头语》刊载胡适的诗《威权》和郑振铎的诗《我是少年》。

十一月七日

作短篇小说《猫》，描述自己养猫的故事，体现作者对于自己过错的内疚与忏悔，以及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

十一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6卷第11期上发表《卷头语》，论述“文艺的价值，应以文艺本身的价值为评衡”。续载《文学大纲》第21章《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发表《〈子恺漫画集〉序》（11月10日作），谈发现丰子恺的漫画及帮助他发表与出书的经过，并论述其艺术价值。还续载《列那狐的历史》。

十一月十二日

蒋介石日记：“太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这是蒋介石读郑振铎《太戈尔传》所记。

十一月十五日

在《文学周报》第199期上发表11月7日所作短篇小说《猫》。

十一月二十二日

王伯祥日记：“晨出与圣陶同到振铎所发报，以本期［《文学周报》第200期］增刊至十二面，较平时突多三倍，遂不易竣事。十二时，才及其半。以其时适有聚餐——文学会同人，在广西路消闲别墅——不得不停工作，联袂赴食所。至则众已毕集，我等到，即开宴。一时许即了，散去者甚多，余众十三人乃赴宝记共摄一影而散。……郭梦良病伤寒，今日死于宝隆医院。我在振铎所得弥留报，至讶。不图彼竟与六几同去也。”

次日《申报·本埠增刊》报道：“文学研究会同人，为祝贺《文学周报》二百期寿诞起见，特于昨日正午十二时，假三马路消闲别墅举行聚餐大会。到者刘大白、陈醉云、赵景深、徐公美、丰子恺、欧阳予倩、黎锦晖、樊仲云、叶圣陶、余祥森、郑振铎、徐蔚南、黎烈文等二十余人。觥筹交错，颇极一时之盛。后至宝记照相馆合摄一影，以志纪念。”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为所译《高加索民间故事》作序：“高加索介于欧、亚之间，人种非常的复杂，约有六十以上不同的民族；且在历史上也有极复杂的关系；……所以高加索的民间故事内容极为繁歧，也极为丰富。这书里译录了它的民间故事三十一则，都是由Adolph Dirr的《高加索民间故事》一书中译来的。Dirr为德国有名的语言学家，他在高加索住了许多年，很勤辛的，在当地人民的口中搜集了那末一本故事出来。……我译这部书，……不过欲介绍进一种儿童的读物而已。这里面的许多故事，我想，我们的儿童们一定都是很高兴读的。至于研究民间故事的先生们，如欲取来参考，我想，也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

十一月三十日

作《哭梦良》，12月7日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

十一月

加入楼适夷、丁修人等人组织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会员编号为120。该会创办于1921年5月1日，宗旨是团结进步青年，追求光明，追求知识。本年12月7日，该会执委会通过决议加入“中国济难会”。

十二月五日

王伯祥日记：“饭后在振铎所发报，二时余始到馆。”

十二月六日

文学研究会在天津路报本堂内设奠公祭郭梦良。郑振铎当参加。

十二月七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哭梦良》：“我素善怒，一不合则叱骂随之，而我梦良独未尝与我一龃龉；我常任性而行，不顾利害，有时则又迟疑寡断，而我梦良常为我画策，常以机敏过人的智力助我。”还回忆了五四时期他俩及耿济之、瞿世英、徐六几等人在北京“几于每日必见，至少亦一周数见，见则必笑谑杂作，无所不言，言则必直揭胸臆；所见合则欢呼称快，不合则至于拍案叱骂”的情景。同时还发表黄庐隐（郭梦良妻）《郭君梦良行状》等文。

十二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6卷第12期上发表《卷头语》，续载《文学大纲》第22章《十八世纪的德国文学》，续载译述《列那狐的历史》（完）。

十二月十七日

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刘华被反动军阀孙传芳秘密杀害。消息于20日由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大陆报》等透露，郑振铎闻讯后极为悲愤，后与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蒋光赤、周建人等43人签署《人权保障宣言》，表示强烈抗议，并提出保障基本人权的四条要求。

十二月十九日

王伯祥日记：“饭后与圣陶等往振铎所发报，至二时二十分始毕。”

十二月二十日

王伯祥日记：“十时与振铎、圣陶闲步天通庵车站，顺道过蜀商公所及六三园。十一时归，少憩，即偕赴会宾楼叔迁宴。”

十二月二十二日

王伯祥日记：“今日晨起，振铎便来，谓馆中印刷所工人又告罢工，且阻编译所同人入内矣。此事昨已有传闻，谓反对王显华及乱裁人。……九时许，集振铎家，有愈之、仲云、均正、调孚、圣陶、雁冰及吴文祺等，盖俱见阻折至者。因临时动议饯雪村，即往邀予同、建人及雪村至。至十一时半，乃同往美丽川菜馆午餐，三时许始散出各归。雪村勤于事而见裁，当局者亦太聩聩矣。”按，本年1月，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主编章锡琛（雪村）因在该刊发表自己和周建人各自写的关于新性道德的文章，遭到新旧卫道者的攻击，使商务资方王云五大为惊慌；五卅运动时，雪村主持的“妇女问题研究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更使王云五恐慌，于是在8月，王云五将章锡琛调离《妇女杂志》主编，到国文部当编辑（又将建人调到自然部当编辑）。郑振铎、胡愈之等人为之不平，支持章锡琛另行筹办一刊物《新女性》（后于1926年1月创刊），被王云五得悉，此时便将章锡琛辞退。郑振铎又介绍章锡琛到神州女子中学教书，并把《文学周报》和《文学周报社丛书》交给“妇女问题研究会”刊行。正是在郑振铎的大力支持下，章锡琛后于1926年8月1日正式创办了开明书店。

十二月二十六日

王伯祥日记：“上午仍入馆，盖工潮已解决矣。”

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文学周报》第205期上发表短篇小说《风波》，取材于自己的家庭生活。还发表小诗《旅中》（12首）。

十二月二十九日

《申报·本埠增刊》报道《新闻学会选举委员》：上海新闻学会于今年中秋节成立，昨于三马路二十号开会，开票结果黄翠英、葛建时、翁国勋、程本海、宋哲夫、金华庭、陈冰伯、何心冷、张继英、郑振铎、黄心邨、当选为第一届委员。并订于明年元旦在会所举行新委员就职礼及会员同乐大会。（按，有可能此郑振铎为同名的另一人？）

十二月三十日

王伯祥日记：“散馆后在振铎所集谈，到圣陶、调孚、仲云、雁冰、愈之、讱生等，颇拟由文学会募资创办一图书馆。直谈至晚饭后九时始各归。”

十二月

许地山在英国牛津印度学院完成长篇论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论及中国古典戏剧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该文得到郑振铎的帮助。郑振铎为他搜集了不少中国古籍上的材料（许地山要求郑振铎帮助的信的片断曾发表于本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16卷第7期），并为该文作了修订，后郑振铎把该文发表于1927年6月《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

本月，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社丛书》开始由“妇女问题研究会”章锡琛负责出版。第一本即郑振铎作序的《子恺漫画》，该丛书后又收入郑振铎的《列那狐的历史》以及他与人合译并作序的《血痕》等书。

下半年

王任叔在浙江奉化中学任教务主任，曾向郑振铎要语文教员，郑振铎推荐了许杰。后许杰因故未去，郑振铎又写介绍信推荐王以仁去。

本年（？待考）十二月二十五日

致董康信，提到“十二日承宠招，因在南京未回，故不能到，歉甚……近欲印行几种关于敦煌写本中的俗文学的书……颇想编一部小说目录，惟此目从未有人编过，除了采入内阁文库、大连图书馆及我自己的所藏外，他处简直不多见……俄国的李宁堡，荷兰的莱顿，德国的柏林、法兰克福诸地（西班牙、葡萄牙的京城亦有云），皆储藏中国古籍颇富，正在托人设法钞录其目录的一部分。不知何时可以得到。”

年底

致广州文学研究会分会叶启芳等人，告以沈雁冰将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学研究会委托沈雁冰与他们洽谈有关分会工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