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的诗格与人格

陈三立（1853—1937）是近代诗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陈在诗坛上的地位，历来争议较多。其中，有几种比较有影响的说法。较早肯定陈三立的是郑孝胥。郑在《散原精舍诗序》中说：“大低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奡之意态，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1]但郑孝胥虽如此褒扬陈三立，未必真正倾心于陈（因两人诗学取向不同，且存在隐性竞争的意味）。此后，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多次提及陈三立。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是陈衍认为陈三立和沈曾植是生涩奥衍派之代表人物。但是，实际上，陈衍对陈三立的态度比较审慎，虽然时有褒奖之辞，实则有不少保留意见，所以，一度引起过陈三立的不满。^[2]而且，《石遗室诗话》里面的观点未必是陈衍最真实的想法。1932年2月5日（辛未除夕），陈衍招钱钟书度岁，两人在灯下闲谈。在私人空间，陈衍才无所顾忌地透露出自己的真实看法。他说：“陈散原诗，予所不喜。凡诗必使人读得、懂得，方能传得。散原之作，数十年后恐尟过问者。早作尚有沉忧孤愤一段意思，而千篇一律，亦自可厌。”^[3]足见陈衍并不欣赏陈三立。相比之下，汪国垣对陈三立的评价要高得多。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列出两位“诗坛都头领”，把“天魁星及时雨宋江”的宝座交给了陈三立^[4]，其寓意不言而喻。汪国垣之所以给予陈三立如此高的地位，大概有两点原因。第一，陈三立的影响确实有目共睹，汪氏论陈三立诗云：“撑肠万卷饥犹餍，脱手千诗老更醇。双井风流谁得似？西江一脉此传薪。”^[5]要论江西诗派的现代传人，自然非陈三立莫属。第二，陈三立交游广泛，又好奖掖后进，在民国诗坛上口碑很好，这一点很像及时雨宋江，所以，汪国垣在陈三立条目下赞曰：“见一善，尝挂口，退而视之无所有。江湖上，归恐后，阅世高谈辟户牖。”在《展庵醉后论诗》中，汪国垣还说：“凿开鸿蒙，手洗日月，杜陵而后，仅有散原。”^[6]可谓称颂已极。但是，钱仲联并不赞同汪国垣的观点。钱氏在收于《梦苕庵论集》之《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称陈三立为“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并说：“陈三立为晚清江西派首领，汪录点为天魁星，此乡人私言。江西派晚清诗派之一，未足以冠冕各派也。”^[7]在此后出版的新版《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钱氏改称陈三立为“托塔天王晁盖”，称其为“诗坛旧头领”^[8]，因为陈三立是学古诗派“同光体”的首领。钱氏的评价标准比较偏向于诗界革命和南社，并不认为同光体是近百年诗坛（1880—1980）之极峰^[9]。在《论近代诗四十家》中，钱仲联在肯定陈三立“能执一时骚坛之牛耳”的同时，还说：“如欲朝诸夏，抚万方，南面而王诗国，成大一统之业，则散原于此，力尚有未逮也。”^[10]至于柳亚子早年对陈三立的攻击和中年之后的忏悔，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尽人皆知的公案了。不过，即便是柳亚子后来向陈寅恪表示过歉意^[11]，但他仍然认为南社是清末民初古典诗坛的主导力量，不可能给予陈三立以很高的地位。近年来，随着陈寅恪地位的彰显，陈三立的诗歌也越来越得到比较正面的评介。比如，孙老虎以陈三立诗学为专题写了一篇二十余万字博士论文，袁进在《上海文学通史》和论文《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之中对陈三立有很高的评价^[12]，邓小军著有《陈三立诗文讲义》，等等。总之，陈三立诗学地位问题是一个绵延百年的富有争议的命题。

真正的诗学是以灵魂书写的诗学。王国维译尼采语云：“一切文字，吾爱以血书之者。”钱谷融说文学即人学。研论诗人之诗学成就，不可不讨论诗人之性情、人格和血性。个人比较认同汪国垣的观点，因为陈三立其人其诗有比较罕见的真性情、真血性，即使拉长历史的焦距，以百年为限，他的独特地位恐怕也是其他诗人难以取代的。相信当历史风烟散去之后，当陈三立的人格面目和当时诗坛的真实面貌逐渐清晰之后，陈氏在清末民初诗坛上地位就会越来越明晰。

陈三立身上有两点特质，为其他遗老甚至绝大部分清末民初的诗人们所不具备。其一是他的世家公子气。这是他生命的底气，也是其诗学的底气。世家公子往往有不可一世的傲岸。禀赋低的可能因此而成为恃强凌弱的“薛蟠”，禀赋高的则可以成为翩翩佳公子。陈三立属于后者。晚清四大公子之中，其他三人都短命而亡^[13]，只有陈三立一人因长寿和磊落钦崎的公子气而享盛名于诗坛。接触陈三立较多的友人，常常会提及陈三立不可一世的性格特点。他在青年时代就有目空一切、随意臧否人物的气概，显见于《故妻罗孺人状》^[14]。当陈宝箴被任命为封疆大吏之后，陈三立更有纵横捭阖之气。梁启超在《广诗中八贤歌》说：“义宁公子壮且醇”，指的大概就是他在人生最辉煌时候的气概。即便是戊戌政变后父子同遭罢黜，陈三立身上的钦崎之气仍未消失。他赠给梁启超的那首著名绝句：“脚底花明江汉春，楼船春尽去粼粼。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仍然充满了这种气概。庚子之后，虽然陈三立的人生急转而下，但世家公子气仍然蛰伏于生命的深处。陈曾寿在《读广雅堂诗随笔》中说：“散原狂狷之士，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之概。”^[15]陈曾寿接触陈三立最早也要到1904年之后。可见，后期的陈三立也没有完全消磨掉不可一世之气概。由于此种气概之贯注，他的人格显得特别饱满、丰盈，他的诗歌充满磊落钦崎之气象。

第二，陈三立有独特的崝庐情结。陈宝箴的被黜与死亡都与陈三立有莫大的干系，所以，终其一生，陈三立在恋慕父亲的同时，一直深深地自责着。陈宝箴的被黜与陈三立有很大的关系已是学界熟知的公论，尚有争议的是陈宝箴的死亡与陈三立的关系。1900年7月22日（旧历六月二十六日），陈宝箴在江西西山崝庐突然去世，后来被安葬在崝庐附近。陈宝箴之死是个历史迷案。1982年，宗九奇在《陈三立传略》中引用戴远传手稿，首次披露慈禧密旨赐死陈宝箴之事，引起巨大的反响。张求会在《陈寅恪的家族史》中，对此说持质疑态度，但是同时也认为，在庚子年的复杂政局中，后党处死陈宝箴也完全可能^[16]。1999年，在中山大学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上，邓小军提交了《陈宝箴之死考》一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对赐死一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7]。就在陈宝箴去世之前不久，陈三立在南京参与了东南互保和庚子勤王的密谋，有陈氏致梁鼎芬的密札手稿为证^[18]，这个旁证说明陈三立的行为对其父确实不利。无论赐死说成立与否，至少，从陈三立的系列崝庐谒墓诗文之中，可以体会到深入骨髓的痛感和九死莫赎的罪感。此情此意远远超过普通父子的生离死别之情，对陈三立的后半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完全可以称之为“崝庐情结”。读过陈三立诗集的人（比如范当世、樊增祥、章士钊、王逸塘、吴宓等）都对崝庐诗作的沉痛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但是，最早体会到其中的特殊性的却是胡先骕^[19]。胡先骕说：“戊戌政变散原实主张之，其父因以罪废，此散原最为疚心之事，故其崝庐述哀诗沉痛入骨。其句云：‘呜呼父何之，儿罪等枭獍’，若非内疚，通常哭父，何得有此等语？”^[20]可以说，“崝庐情结”是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刻在陈三立心坎上的一道刀疤。陈宝箴父子精忠报国，却受到如此惨酷的待遇（据说陈宝箴被江西巡抚松寿取了喉骨回报慈禧太后）。这其实就是一个王朝的自噬与自虐。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在陈三立身上有一般遗民所没有的双重痛楚。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亡国之痛”，他的血液中还流淌着王朝自啮的痛苦。他对清王朝的情感非常复杂：一方面，清王朝是他的君父之国，让他不得不念兹在兹，另一方面他却又被它深深地戕伤。他如同一匹孤傲的狼，被狮王咬伤之后却又要来痛悼狮王之死。所以，陈三立的情感世界之中，存在着一个充满张力的二元结构。这种特殊的情感结构使陈三立的诗学展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这是瞿鸿禨、沈曾植、陈夔龙、郑孝胥、梁鼎芬等人都不具备的。可以说，“崝庐情结”给陈三立的诗学风格所带来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它是陈三立诗学的阿喀琉斯之踵，能为陈三立的诗学生长源源不断地补充能量，同时也是他生命中最脆弱的痛感之穴。早在1904年之前，范当世就已经预言，陈三立的诗学成就即将超过郑孝胥^[21]，大概他也曾隐约地意识到了陈三立的这一特质。

如果仅凭以上两点，陈三立还不足成为大诗人。陈三立身上最不可及的是至性至情的人格特质。欧阳渐在《散原居士事略》中对陈三立的性情做了概说，说他有“徹始徹终，纯洁之质”，是“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因此，“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亦不可以诗人概也”^[22]。吴宗慈在《陈三立传略》中肯定了欧阳渐对陈三立的评价，并且还说：“文之绪余，演而为诗，融以至性，绎以至情，故能鉥刿心目，掐擢胃肾，而自成一家言。”又云：“《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论语》曰：‘君子人欤？君子人也。’愿为先生三复诵之。”^[23]两人都对陈三立的人格特质做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明了陈三立的性情与其文学成就之间的内在关联。

陈三立的性情比较典型地反映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上。在这五种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中，他的表现堪称完美。五伦之中，君臣为大。陈三立在对待自己与君主（国家）的关系上可谓尽忠尽责。且不论他在清末如何抱着一腔热血投入到富国强兵的改革之中去，也不必说他在清亡之后如何对故国故主念念不忘，单论他晚年对国家的挚爱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就足以让人感叹唏嘘。“一·二八”事变之后，他在梦中高呼：“杀日本人！”“七七事变”之后，他严词拒绝日寇的引诱，绝食数日而死。这些都是众口相传的可歌可泣之事。陈三立的爱国，发于至诚，证以生命，显示了一个传统士大夫胸襟之阔大和一个民族的尊严、自爱。单凭这一点，其他遗老都无法超越。在父子一伦上，陈三立虽然对其父之死有深深的歉疚感，但是，其实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背离人伦之道。陈宝箴之悲剧命运不能归咎于陈三立，根源在于君主政体的内在缺陷，只能说是国家的不幸。陈三立对于子女的爱如此温暖、博大、严正，可以在他的《长男衡恪状》和若干诗歌以及其后人对他的情感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他用父爱给中国文化传下了几缕重要的香火，亦可证明他在父子一伦上的“正大”。在夫妇一伦上，他的表现也完美无缺，从《继妻罗孺人状》和《继妻俞淑人墓志铭》中，都可以看到他对妻子的深情。更重要的是，陈三立终身不置妾，不狎妓^[24]，在清末民初尤为难得，这也是其品质中通往现代的端口之一。在兄弟一伦上，陈三立的表现也无可挑剔。他对兄弟姊妹之情见于《弟绎年义述》和《季妹圹志铭》，尤其是《季妹圹志铭》，寥寥数笔，将兄妹之间的至情写得凄恻动人，完全可以和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媲美。对朋友一伦，陈三立也几乎没有瑕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他有负于朋友的负面记录，留下来的材料都是朋友和子弟对其人品的交口称赞。在必要的时候，一向不轻易臧否人物的陈三立甚至会为朋友而露出金刚怒目的一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民国初年他在上海为替李瑞清正名而痛责某位造谣遗老之事^[25]。陈三立以至诚待人，所以朋友很多，许多人跟他都建立了生死以之的情谊。最有代表性的是吴保初与他的生死之交。1914年，陈诗来到南京，将吴保初临死之前托他转交的一幅黄瘿瓢画轴交给陈三立^[26]。吴保初珍藏此画多年，为此而自号“瘿公”，可见此画对他生命的重要意义，但他竟在临终之前托人将它转赠陈三立，大有季札挂剑之意，足见平生相许之深。而陈对吴的情分也非同寻常。1913年，吴保初弃世之后，陈三立前来吊唁，竟然“跪拜涕泣，口呼彦复”^[27]，令在场者大为感动。两人的情谊有契阔生死的意味。陈三立更为人所熟知的跪拜故事是他在八十余岁时见到座师陈宝琛时坚持行跪拜大礼之事，此事也说明二陈师弟情谊之深。从这些事迹中，都可以看到陈三立性情的真挚，用“至性过人”四字来形容毫不夸张。此种性情似乎还有遗传性，在陈衡恪、陈寅恪兄弟身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类似的品格。这绝非偶然，而是文化血脉在两代人之间的获得性遗传。可以说，陈氏父子得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诗学中的性情之真之醇之正。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诗学之荦荦大者。如果说中国文化具有继往开新的现代价值，除了从这里出发，恐怕没有其他的途径。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相较于其他超社逸社遗民诗人，陈三立的政治意识是比较开放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是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特别是戊戌变法之前，他在父亲幕府中，积极推进维新改革，是旧派人物的“眼中钉”，实是当时中国最为激进的“改革开放”先驱之一。在其生命的最后26年之中，他对中华民国的态度实际上在不断发生着微妙的转变。陈三立并非冥顽不化之人。吴宗慈说：“民国肇兴，先生卜居宁、沪、杭各地，时与数故老话沧桑兴废。虽不少灵均香草之忧思，然洞察一姓难再兴之理。且以民主共和之政体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之创局，与历代君主易姓有殊。故与当世英杰有为之士亦常相往还，从无崖岸拒人之言行。其甘隐沦作遗民以终老，只自尽其为子为臣之本分而已。”^[28]吴宗慈与晚年陈三立过从甚密，天天往来，无话不谈，这段话应该是深悉陈三立政治情怀之后所作出的客观评述。而且，陈、吴之交契，本身就是遗老与革命党人可以成为朋友的一个典范^[29]。在陈三立心中，有一个情理的分殊。从理智上说，他晚年越来越明白现代政制取代帝制的意义，但从情感上说，他又对故国故主难以忘怀。我认为，陈三立的故国之情恰恰反映了他用情之专和用情之深，不应以顽固目之。李肖聃云：“其晚岁以清室遗臣自居，作张勋碑，直书其复辟时官爵，无所忌讳。然于民国权要以诗文相质者，亦不拒之。胡汉民作《不匮室诗集》，为之题词。谭延闿死，为挽章云：‘家训守黄门，莫问大部垂宇宙；天才追玉局，尚留遗咏挂匡庐。’上赞谭不继娶，下则美其诗才也。”^[30]也是一个旁证。关于陈三立晚年认同民国的材料很多，比如，他与梁启超谈起早年如何录用蔡锷之事，等等，不必一一罗列。总之，他的政治意识是敞开的，这是向现代开放的通道。而他对故国的“忠”，如果按照严复式的理解^[31]，则又未始不可以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

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再看陈三立的诗作，当另有一副面貌。我认为，可以用二十字概括陈三立诗歌的美学风格，即：沉哀孤愤、纵横排奡、幽怪奇崛、格正气遒、神崚骨峻。

沉哀孤愤是陈三立诗歌的情感基调。《散原精舍诗文集》开篇第一首《书感》就奠定了整本诗集沉哀的基调：

八骏西游问劫灰，关河中断有余哀。更闻谢敌诛晁错，尽觉求贤始郭隗。补袞经纶留草昧，干霄芽蘖满蒿莱。飘零旧日巢堂燕，犹盼花时啄蕊回。^[32]

此诗作于1901年，其时庚子事变的硝烟刚刚消散，其父陈宝箴刚刚去世，中国在八国联军的蹂躏之下已经到了快要亡国灭种的边缘。陈三立此诗大有杜工部经历安史之乱之后的沉哀和气象。49岁的陈三立，经过国家和家庭的奇劫深恸之后，已经到了心事苍莽的境界，因此尽删少作，一出手便气度非凡，显出老成严肃的面相。当然，陈三立诗集中最沉哀的诗是崝庐谒墓系列诗作和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些诗作。试举《崝庐述哀诗五首》中的两首为例：

昏昏取旧途，惘惘穿荒径。扶服崝庐中，气结泪已凝。岁时擗踊地，空棺了不剩。犹疑恍惚梦，父卧辞视听。儿来撼父床，万唤不一应。起视读书帏，蛛网灯相映。庭除迹荒芜，颠倒盆与甑。呜呼父何之，儿罪等枭獍。终天作孤儿，鬼神下为证。（其一）^[33]

哀哉祭扫时，上吾父母冢。儿拜携酒浆，但有血泪涌。去岁逢寒食，诸孙到邱垄。父尚健视履，扶携迭抱拥。山花为插头，野径逐汹汹。墓门骑石狮，幼者尤捷勇。吾父睨之笑，谓若小鸡竦。惊飙吹几何，宿草同蓊茸。有儿亦赘耳，来去不旋踵。（其四）^[34]

这两首诗表达了陈三立在父亲死后的深哀巨痛，笔力老辣，毫无孱弱之感，字字如迸血泪，沉哀之中有问天呵鬼的孤愤。如果考虑到陈宝箴之死的蹊跷与惨烈（陈宝箴死后被取去喉骨），则更可以感受到深隐在诗中的孤愤之情。所以，吴宗慈说：“其幽忧郁愤与激昂磊落慷慨之情无所发泄，则悉寄之于诗。”^[35]胡先骕也说：“愤痛郁勃之情跃然纸上，不但为披肝沥血之言，亦诗史也。”^[36]沉哀显示了陈三立情感的深度，孤愤展示了情感的力度。而且，“孤愤”二字在陈三立诗集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孤愤是早年的世家公子气经历家国悲剧之后所转换而成的情感。可以说，沉哀是陈三立诗歌中的低音部，而孤愤则是诗歌中高音部，二者一抑一扬，形成张力，使陈三立的诗歌如贝多芬的交响乐，充满了抑扬顿挫之美。

幽怪奇崛是其意境特征，同时也是字法和词法特征。章培恒认为，陈三立的诗歌虽然采取了传统的形式，但是，却是与已往的诗歌异质的：“自然景物往往是作为震撼他的神经的、包围着他、甚至向他穿刺的东西出现的，因而给人以一种现代诗的感觉。”^[37]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确实，在陈三立笔下的景物大多是以幽怪奇崛的面貌出现的。比如，陈三立谒墓系列诗中就多有魂魄气。如，“百哀咽松声，魂气迷尺咫”，“坐待村舂破荒寂，魂翻眼倒此孤儿”。又如：“山云作螟唤栖鸦，陇陌萦迴踏卧蛇。逃世欲邀魑魅语，魂翻一径杜鹃花。”“雁影拍霄来继续，鸠声在树忽东西。作丝寒雨魂灵出，照古孤襟物论齐。”再如，《雨中于北高峰下谒瞿文慎公墓》云：“灵境斜趋细雨中，山形墓道峙穹隆。碑前郭带鱼龙水，木末钟飘鹰隼风。乱竖披狂仍累岁，吟朋散落益思公。孤弹衰涕寒云尽，魈魅如窥万竹丛。”^[38]幽怪奇崛既是陈三立诗歌中常见的意境之一，同时也是他惯用的句法特征和词法特征。陈三立喜欢用僻字、怪词造出奇特的句子，这是造成幽怪奇崛效果的直接原因。比如，集中有这样的诗句：“吾党手无吹毛刃，坐令疮痍吮貙猰”，“雉翻山自合，蛇出瘴能香”，“润坑腥虎气，蔓棘藏阴奸”，“怒出蜂声迎野服，暗吹松气护晴尊”。^[39]这是陈三立作诗的秘诀，下文还会深入剖析。

纵横排奡是陈三立诗歌尤其是五古的句法特征。他惯于铺排一系列的“硬语”，喜欢使用“横空盘硬语”的手段。且以《雨中望西山》为例：

山中雨又雷，草树尽披靡。起视岚气深，屋角改苍紫。西山隐天表，恍裹百重纸。飞光接微茫，走势失迤逦。金蛇掣云海，蛟螭角嶷嶷。腾踔攫虎豹，万怪在其里。亦有列仙人，冠帔跨騄駬。拥簇千芙蓉，仪卫鹄而竢。贝阙陵虹梁，环泻银河水。的皪闪低昂，浩漫断涯涘。凝眼眩揣摹，掬涕一洒此。魂气际天地，取斗峰峦诡。会见长风嘘，探彼以忘死。（《雨中望西山》）^[40]

诗中所写之景，在空间上是无限开展的，有纵横捭阖的气象。几乎所有的物象都是刚劲的，充满了力量感。一系列携带着这种物象的句子排铺而来，逼得人几无喘息之机。这是陈三立惯用的句法，同时也成为特殊的美学风格。

格正气遒是他在格律上的律法和诗气特征，神崚骨峻是其架构和整体的风貌。陈三立诗中多古体，也多律诗。五古和七古中有足够的空间任他自由驰骛，所以显得幽怪奇崛、纵横排奡，而五律和七律则更多地显现出格正气遒的特征。且以下面两首诗作为例：

手挽春风扫市尘，晴云骑屋晓亲襟。重来潦倒闻歌地，负尽伶俜后死心。玩世深杯傭保伴，凭栏余语梦魂寻。吾侪一醉关天运，忍对莺鹂啭柳阴？（《若海招集古渝轩写句纪事因忆孺博会饮此楼曾几何时遽尔伤逝次和及之》）^[41]

烛引簪裾酒气中，问天斫地意无穷。四时分洒亲朋泪，万劫能留老秃翁。远海微微春在水，荒城莽莽雪吹风。传书寒雁迷人眼，痴对瓶梅发小红。（《除日雪中书感》）^[42]

在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到陈三立对仗之工整和格律之严正。“格正”不仅仅指格律之严正，还指格调之正。格调之正来自于陈三立性情之醇正。而气遒也是陈三立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前文已述，陈三立其人，壮年时有世家公子之气，中晚年之后仍然梗概而多气，发之于诗，则无往而不在，所以其诗显露出气骨遒劲的美学特质。《摅怀斋诗话》说：“散原各体诗，其胜人处，在有轮囷郁勃之气行乎其间，非筋缓脉弱者所能学步。”^[43]范当世很早就说：“伯严诗已到雄伟精实、真力弥满之时，所欠者自然超脱之一境。”^[44]所谓“真力弥满”其实就是真气弥满。陈三立自已也以气力充沛为最高的美学追求。他曾对范当世说：“吾生恨晚生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咏气横秋。”（《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诵之叹绝，苏、黄而下无此奇矣，用前韵奉报》）^[45]诗中透露出他对“老气横秋”的欣赏，而《散原精舍诗文集》中确实充满老气横秋的美学风格。

神崚骨峻可以概括陈三立诗学的整体风貌。陈三立的内心虽然充满悲悯和温情^[46]，可是外表却是神崚骨峻的，相信看过他的照片或者徐悲鸿为他所作画像的人都会留下这种印象。其实陈三立诗歌的整体风貌何尝不是这样？1898年之后的遭遇使他的思想变得无比深刻、严峻，使他的气质变得越来越肃穆、嶙峋。无论是“肃穆嶙峋”还是“神崚骨峻”，都与“山”密切相关。可以说，陈三立一生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大概由此而沾染了崚嶒之气。他出生在连绵起伏的幕阜山脉，读书于青山秀水中的四觉草堂，从深山中走出来，走向科举和从政之路，被废黜之后，又隐居于南昌西山（即散原山）。他将深爱着的父母葬在西山崝庐附近，从此自号为“散原”，隐寓着家国之痛。他天性爱山，即使身在江南也喜欢住在山间（散原精舍在南京钟山脚下）。后来又在庐山栖影若干年。晚年入京，也喜欢常去西山游玩。最后葬在杭州九溪十八涧之牌坊山。当然，对他生命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是南昌西山崝庐。“崝”本意为峻峭，又可分成“青山”二字。陈三立一生念兹在兹，整个人的性格、神情都受到了根本性的影响，最终又影响到他诗文的美学品质。这一切绝非偶然和附会。

最后，可以讨论一下陈三立的诗学渊源和路径。毫无疑问，他是取法多师的，但更重要的诗学渊源是杜甫、韩愈和黄庭坚。关于陈三立的诗学渊源，影响最大的说法是郑孝胥和陈衍的评论，后人的说法几乎都从他们的说法而来。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云：“大低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奡之意态，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47]明确地指出陈三立与黄庭坚之间的诗学渊源。陈衍则说：“余旧论伯严诗，避俗避熟，力求生涩，而佳语仍在文从字顺处。世人只知以生涩为学山谷，不知山谷乃槎枒，并不生涩也。伯严生涩处与薛士龙（季宣）乃绝相似，无人知者，尝持《浪语》诗示人，以证此说，无不谓然。然辛亥乱后，则诗体一变，参错于杜、梅、黄、陈间矣。”^[48]又说陈三立“少时学昌黎，学山谷，后则直逼薛浪语，并与其乡高伯足（即高心坐，1835—1883）极相似”^[49]。在黄庭坚之外，又加上了杜甫、韩愈、梅尧臣、陈师道和薛季宣^[50]。后来，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几乎照搬了陈衍的说法。钱仲联的看法也大同小异。早在陈三立在世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即陈三立之诗源出于江西诗派和黄庭坚。这话大致是不错的，因为陈三立在不同的场合也多次表示过“瓣香双井”。但是，问题在于，在郑孝胥和陈衍等人众口一词地赞美陈三立出于江西诗派又未可以江西诗派限之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批评陈三立诗学的锋芒，所谓绵里藏针是也。前面已经提到，陈衍虽然在《石遗室诗话》中多次揄扬陈三立，其实并不真正欣赏陈三立的诗歌，《石语》中就露出了“马脚”。郑孝胥虽然两次为陈三立诗集作序，极尽称颂之能事，实则他决不肯居于陈三立之下。他虽然也说“余窃疑诗之为道，殆未能以清切限之者”，潜意识中却仍以“清切”或者说“清峻”为诗学之正宗。当众口腾腾地说陈三立是黄庭坚的现代传人之时，陈氏不可能觉察不到其中的批评意味。在一定意义上，在陈三立在世之时，即便在旧文学的圈子里，“江西诗派”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贬义意味。所以，陈三立并不喜欢被戴上江西诗派的高帽子。他曾经对门人胡俊^[51]说：“人皆言我诗为西江诗派，其实我四十岁前，于涪翁、后山诗且未尝有一日之雅，而众论如此，岂不冤哉？”^[52]可见陈三立心中的委屈。深赏陈三立的门人或朋友，如胡先骕、吴宗慈、汪国垣等，都极力强调陈三立对江西诗派的突破，原因也在于此。

陈三立从韩愈那里学到了幽怪奇崛的字法和造句法，也学会了纵横排奡的谋篇方法，从黄庭坚那里习得了炼字之法和瘦硬峻峭之气。黄庭坚是其乡贤，对他的影响尤其深刻。陈衍在《石语》中揶揄陈三立说：“为散原体者，有一捷径，所谓避熟避俗是也。言草木不曰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言鸟不曰紫燕黄莺，而曰乌鸦鸱枭；言兽切忌虎豹熊罴，并马牛亦说不得，只好请教犬豕耳。”^[53]虽然有些刻薄，却指出了陈三立刻意回避“俗”和“熟”的创作特点。刘成禺说：“陈散原老作诗，有换字秘本，新诗作成，必取秘本中相等相似之字，择其合格最新颖者，评量而出之，故其诗多有他家所未发之言。予与鹤亭在庐山松门别墅久坐，散老他去，而秘本未检，视之，则易字秘本也。”^[54]换字秘本大概确有其事，说明陈三立极力想突破俗熟之诗学程式。陈三立甚至还想突破黄庭坚乃至唐宋诗学的局限。吴宗慈在《陈三立传略》转述陈三立论诗宗旨说：“其论为诗曰：‘应存己。吾摹乎唐，则为唐囿；吾仿夫宋，则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奥，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55]陈三立使用了江西诗派的方法同时又不承认自牖于江西诗派，反映了他在诗学上的雄心、自信和影响之焦虑。客观地说，在表现手法上，不能说他对宋诗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就其诗歌的情感和思想内涵来说，他当然已经远远脱离了黄山谷等人的樊篱，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清末民初诗史之第一人^[56]。相较于同光体的其他代表人物，陈三立的突围是成功的。

[1] 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李开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16页。

[2] 《石遗室诗话》卷二十六中提到过沈曾植与陈三立在上海见到陈衍，责问《石遗室诗话》“不甚誉其诗”，又责问陈衍“誉其子师曾诗过于乃父”。（见陈衍《石遗室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3页。）《石遗室诗话》有抑陈（三立）沈（曾植）而扬郑（孝胥）的倾向，甚至对陈三立长子陈衡恪的赞誉比对陈三立的褒奖还要多得多。

[3] 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4]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1933年秋间，陈三立从庐山来到南京，汪国垣登门拜视，陈三立索得《点将录》手抄本一册，从头到尾审定了一遍。（参见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可见陈三立对汪氏《点将录》很关注，而且比较满意自己在点将录中的地位。又，陈、汪同是江西人，当有乡谊的成分在。

[5]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1933年秋间，陈三立从庐山来到南京，汪国垣登门拜视，陈三立索得《点将录》手抄本一册，从头到尾审定了一遍。（参见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可见陈三立对汪氏《点将录》很关注，而且比较满意自己在点将录中的地位。又，陈、汪同是江西人，当有乡谊的成分在。

[6] 汪国垣《展庵醉后论诗》，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53页。

[7]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274页。

[8] 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69页。

[9] 汪、钱的分歧不仅仅是诗学的，可能跟乡土情怀有关，还跟政治观和历史观的分歧有关，限于篇幅，这里不便深究。

[10]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73页。

[11] 1941年，柳亚子在香港与陈寅恪夫妇相遇于许地山宅中，愧于往事，柳亚子以《赠陈寅恪先生伉俪》一诗赠与陈寅恪，诗云：“少愧猖狂薄老成，晚惊正气殉严城。从知名德天终相，犹有宁馨世漫轻。九死孤忠怜异代，卅年读画重贤兄。潘杨门第尤堪媲，战垒台彭郁未平。”诗中自注云：“散原老人与海藏齐名四十余年，晚节乃有薰莸之异，余少日论诗，目郑陈为一例，至是大愧。”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93页。

[12] 袁进说：“‘同光体’诗人成就最高的自当首推陈三立。”见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1页。

[13] 谭嗣同（1865—1898）、丁惠康（1868—1909）、吴保初（1869—1913）都在壮年去世。

[14]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62页。

[15] 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248页。

[16] 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

[17] 邓小军《陈宝箴之死考》，详见胡守为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1页。

[18] 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

[19] 胡先骕（1895—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1913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学习森林植物学。1916年回国。1922年与吴宓、梅光迪等共同创办《学衡》杂志。1923年，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940年出任国立中正大学校长。1944年6月辞职，此后专事学术研究。胡先骕善诗，诗风宗宋。

[20] 胡先骕《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64页。

[21] 范当世《近代诸家诗评》云：“伯严文学本我之匹亚，加以戊戌后变法至痛，而身既废罢，一自放于文学间，襟抱洒然绝尘，如柳子厚也。此其成就且大于苏堪矣。伯严诗已到雄伟精实、真力弥满之时，所欠者自然超脱之一境。”（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51页。）所谓“至痛”即“崝庐情结”。

[22] 欧阳渐《散原居士事略》，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199页。

[23] 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2页。

[24] 陈灨一《新语林》云：“陈散原赴友宴会，席间召妓天香阁，乞为撰一联，陈援笔立题曰：‘天壤有情终负尔，香尘扬海渺愁予。’以视诸客，四座惊赏。”（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51页。）足见他在狎妓成风的社交场合何等克制。

[25]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212页。

[26] 黄慎（1687—约1770），初名盛，字恭寿，号瘿瓢子，别号东海布衣。福建宁化人。扬州八怪之一。有《商山四皓图》、《伏生授经图》、《醉眠图》、《芦鸭图》等传世。著有《蛟湖诗钞》。

[27]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所附章士钊论诗绝句及章氏自注，《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9页。

[28] 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1页。

[29] 吴宗慈是主张革命的革命党人，但却对陈三立如此推崇，而陈三立也对他青眼相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老士人精神相通的例子。这个例证说明，有种东西可以超越政治观念的障碍，又可说明，新文化与旧传统之间确实有精神相接的通道。

[30] 李肖聃《星庐笔记》，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10页。

[31] 严复曾专门撰文释“忠”，认为忠的精义不是忠于一朝一姓，而是忠于制度和国家，现代政治制度下仍然需要忠的精神。

[32]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3]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6页。

[34]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7页。

[35] 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1页。

[36] 胡先骕《四十年来北京之旧诗人》，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264页。

[37] 章培恒《元明清诗鉴赏辞典·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

[38] 以上诗句分别引自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66、455、458、610页。

[39] 以上诗句分别引自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383、66、172、228页。

[40]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41]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449页。

[42]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590页。

[43] 南邨《摅怀斋诗话》，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27页。

[44] 范当世《近代诸家诗评》，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251页。

[45]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51页。

[46] 张慧剑说陈三立像托尔斯泰，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其诗中满含悲悯之旨。参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215页。

[47] 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16页。

[48] 陈衍《石遗室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

[49] 陈衍《近代诗述评》，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252页。

[50]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号艮斋，学者称常州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

[51] 胡俊（1883—1940），字翻京，号翔冬。南京人，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归国后历任两江师范、金陵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及古诗。早年师从陈三立，有《自怡斋诗存》。程千帆教授即出其门下。

[52] 张慧剑《辰子说林》，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14页。

[53] 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54]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213页附录。

[55] 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2页。

[56] 陈三立诗歌得杜甫之一体，可以称为近现代诗史，但还不能像杜甫那样兼备众体，这是毋庸讳言的。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云：“七律自老杜以后，义山、东坡、山谷、遗山，变态已尽。时贤散原，从山谷入，而不为山谷门户所限，固是健者。然恨其音调之哑，时人大抵犯此病。”（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33页。）是比较中肯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