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向回（石家庄，河北省社会科学院，050051）

2013年8月23～26日，“乐府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由首都师范大学作为发起单位、吴相洲教授具体负责申请的国家一级学会——乐府学会正式成立。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日本、韩国的110余名学者与媒体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8月24日上午9点，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的主持下，乐府学会成立大会正式开幕。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雪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傅璇琮先生、台湾国家讲座教授曾永义先生、日本广岛大学副校长佐藤利行教授共同举行了揭牌仪式。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傅璇琮先生、会长陈尚君先生、副会长葛晓音先生及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先生、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先生、中国李白学会会长薛天纬先生、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先生、副会长黄震云先生、中国马列文论学会会长党圣元先生、中国宗教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志远先生、中国王维学会副会长毕宝魁先生等兄弟学会会长及境外嘉宾曾永义先生、佐藤利行先生为大会致辞、献诗，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学会题辞，对乐府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乐府学会首届会议选举了境内、境外理事共44人组成理事会。理事会按照章程规定，推选吴相洲教授为学会会长，赵敏俐教授、姚小鸥教授、李昌集教授为学会副会长，张煜副教授为学会秘书长、曾智安教授为学会副秘书长。

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63篇，研究对象远涉先秦，近及当代，囊括了中国本土各个区域以及日本、韩国等地的乐府歌诗艺术，研究领域涉及音乐学、文学、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此次研讨会延续上几届会议的总体态势，仍以乐府歌诗文学、文献学、音乐学层面研究等问题为关注点，在乐府文献、礼乐制度、音乐形态、名家名作、乐府歌诗的创作与时代关系、海内外相关学术研究动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乐府歌诗文学研究以名家名作探讨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经典作品的解读探讨和重要作家的整体分析。张树国《论〈安世房中歌〉与汉初宗庙祭乐的创制》认为，《安世房中歌》包括“房中燕乐”和“房中祠乐”两部分，“房中燕乐”即周汉以来通称的“房中乐”，包括“大海荡荡”等四首杂言体的楚声作品，为唐山夫人所作；其他十三首“房中祠乐”是四言体的雅诗作品，为叔孙通所作之宗庙乐章。《安世房中歌》组诗本为祭祀高庙而作，吸收了高祖唐山夫人的四首楚声作品，在缅怀高祖文治武功的同时，施教申申，强调孝德，对参与祭祀的公卿、宗室、受封诸侯们施以教训。刘刚《汉铙歌十八曲解诂》一文本于训诂原理，从秦汉古词古义训诂入手，兼顾秦汉时文惯用的通假风习和乐府歌诗依韵句读的特点，对存世的《朱鹭》《思悲翁》《艾如张》等汉铙歌十八曲重新进行释读训诂。曾智安《汉鼓吹曲〈战城南〉新释——以考古发现材料为证》一文利用考古发现材料，从其中的关键难句“梁筑室，何以南，梁何北”入手，指出其主要与汉代人对阴间世界的想象以及他们所信奉的生死有别、阴阳异路观念有关，在为《战城南》提供新解释的同时，也对《战城南》的主题、音乐形态及施用场合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对《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军乐性质进行质疑。许云和、陈丹媚《〈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发覆》认为，《子夜四时歌》实际上是由七十五首诗组成的一首歌曲，它有一个上下统一的情节结构，写的是一女子在春夏秋冬四季对情人的相思之情。杜兴梅《为白居易〈骠国乐〉诗辨正》通过查阅大量有关《骠国乐》舞的史料与歌赋，追寻该乐舞进入大唐的历史踪迹，并通过对《骠国乐》的深入解读，首肯了该诗的史料学价值，探讨了“闲独语”背后诗人忧国忧民的真情独白。吴振华、戴玉佩《论柳宗元创作唐雅的现实意义及其艺术特点》认为柳宗元铙歌、平淮夷雅等雅诗歌曲的创作不仅具有补苴罅漏的意义和重建礼乐秩序的价值，还有脱自己于政治泥淖的干谒意图。刘亮《论白玉蟾的乐府诗创作》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两个角度探讨了南宋道士白玉蟾的乐府诗。张煜《元好问新乐府研究》则首次探讨了元好问的乐府思想和新乐府创作。

其次，对乐府文学史上重要现象的探讨。刘航《民俗文化与乐府诗主旨的形成和变异》认为，民俗文化对乐府诗主旨的形成、传承、变异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本事非止一端且存在矛盾时，主人公的身份、故事情节等方面与民俗文化契合度高的本事，往往成为大多数诗人创作之依据。既无本事亦无古辞的乐府诗，在其中起凝聚作用的，往往是与乐曲来历有关的民俗文化。因题命辞的创作方式，使得诗人常常会从曲名所蕴涵或能够涉及的民俗内涵里衍生出新的主旨。与乐府诗演唱关系密切的民俗活动也有可能导致乐府诗主旨的变异。向回《论本事对乐府诗传播的影响》认为，乐府诗本事承载着作品的本义、主题、题材等自身传统，故而既是受众了解该作品最有效的一个切入点，也是表演者与欣赏者之间、诗人与诗人之间情感传递的重要载体，在乐府诗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再次，从社会政治、礼乐文化以及音乐制度等社会背景来研究某一时期的乐府歌诗创作。龙文玲《西汉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元平时期乐府研究》认为，受社会政治文化变化的影响，元平时期（西汉元帝至平帝统治的时期）乐府采诗活动得到延续，为保存民间歌谣起到重要作用；郊庙表演活动颇受郊议、庙议影响，郊庙歌诗创作亦显消沉；乐府活动由宣帝时期偏向维护皇权独尊和政治稳定，向偏重服务统治者的娱乐享受转化，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乐舞享乐风气。此期民歌民谣对社会政治问题多有批判，杂言与五言歌谣在句式运用、意象使用和抒情表达模式上为后世五、七言诗积累了经验。刘德杰《东汉皇族与东汉歌诗发展》认为，东汉天子用于祭祀燕飨的雅乐基本继承了西周以来的雅乐传统；东汉民间歌诗的采集整理、歌唱演奏及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光武帝建立的“观纳风谣”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注重风谣的人物品评风尚；东汉《诗经》的传播与皇族的积极倡导密切相关；明章二帝一直致力于礼乐改革，这个阶段的文人雅乐歌诗创作在整个东汉时期都是最活跃的。王长顺《从音乐文化看西汉前期歌诗生产及消费性质的嬗变》认为，汉代歌诗的生产及其消费状况随着音乐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着嬗变，西汉前期歌诗的生产性质有一个由民间个体自觉生产到官方组织社会性生产的嬗变，其消费性质则有一个由娱乐消费到政治消费的嬗变。雷乔英《论盛唐郊庙歌辞与盛唐之音》探讨了盛唐郊庙歌辞与盛唐诗歌的内在联系，认为盛唐郊庙歌辞在内容和气质上所表现出的从容与自信，与盛唐诗歌的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而盛唐郊庙歌辞创制对齐梁以来新体诗实践技巧的吸纳，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体诗的发展与成熟。柏俊才《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对汉武帝时期乐府制度以及乐府歌诗创作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左汉林《唐代的大酺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在全面考察唐代大酺活动的基础上认为，大酺活动与唐代诗歌创作关系密切，诗人不仅为大酺活动中的音乐创作歌词，在大酺活动中以诗歌应制或唱和，他们还在此活动中为朝廷献诗。

最后，从特定主题出发来研究某一乐府诗类型。蔡丹君《道教影响下的〈江南上云乐〉及其乐舞源流——兼论与〈老胡文康辞〉的主题关系》认为，《江南上云乐》十四曲和《老胡文康辞》以及之后对它们进行仿写的作品，都与道教文化语境中形成的游仙与长生主题相关。《江南弄》七曲所涉及的女性形象具有道教神女的特征，《上云乐》通过地名轮换来讲述飞升变化，而《老胡文康辞》歌颂长生，其献寿歌舞中老胡形象的出现，和当时十分流行的《老子化胡经》给人们带来西域道教传播之想象有一定的关系。廖美玉《春天之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生成及其诗学意义》一文，从《诗经》中与自然物候相呼应的水岸情歌谈起，通过对由汉乐府《白头吟》蜕变而来的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南朝江南水岸情歌《西洲曲》等的创作变化，探讨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生成及其诗学意义，梳理出记忆青春的水岸情歌如何由欢唱、失落到重现的发展历程。李乃龙《梦想的程式——乐府游仙诗模型描写》以《乐府诗集》收录的24题40首游仙乐府为研究对象，认为乐府游仙诗以仙人的生命特征、生理特征和生活特征为内容模型，以具体形象全面展示了源于道家、方仙道、外丹道、内丹道的四种成仙途径。袁绣柏的《论隋唐“涉辽”乐府诗的主题特征》，在明确隋唐乐府中涉辽诗题目及数量的基础上，论述了隋唐“涉辽”乐府诗的四大主题，并阐述涉辽诗以战争为中心的主题特点，对其中个别诗题进行了发掘。张梅的《傅玄鼓吹曲辞的继承与新变兼论西晋鼓吹曲的雅化》，探讨了傅玄鼓吹曲对汉魏以来鼓吹曲的继承与新变，认为其对鼓吹曲的雅化具有推动作用。

文献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传统的文献校勘与考论。李骜《〈歌录〉佚文的辑校及有关问题》通过对《文选》李善注所存《歌录》18条佚文的逐一分析认为，《歌录》所谓“某曲古辞”具有特殊含义，它指的不是某曲曲辞乃古辞，而是某曲曲调起自古辞。《歌录》所载《王昭君》一曲的避讳字表明它不是晋人、也不是刘宋人所作。《歌录》所载“吟叹四曲”皆在张永《元嘉正声技录》“古有八曲”之内而其中三曲亦在张《录》“吟叹四曲”之内，表明其所载“吟叹四曲”为张《录》“古有八曲”的来源之一。《歌录》多载《齐瑟行》歌辞，表明它当为十六国时期南燕人所撰，记载的当是南燕宫廷之乐。亓娟莉《〈乐府杂录〉校勘二则——兼及梨园、教坊分和之沿革》在校勘《乐府杂录》“俗乐”及“古乐工”两段文字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唐梨园、教坊的沿革，肯定“梨园新院”与“梨园别教院”为同一音乐机构的观点。“梨园新院”即“梨园别教院”主掌宫廷俗乐，兼习供奉新曲以及法曲乐章，开元前隶属太常寺太乐署，开元二年别置左右教坊，梨园新院主掌之俗乐及乐工“于此旋抽入教坊”。卫亚浩《宋代太常卿（或判太常寺）设置与任职情况考》对宋代太常寺人员设置、任职条件及其具体职责都有着详尽的考述。

其二，研究新材料和以新材料研究老问题。姚小鸥、李文慧《〈周公之琴舞〉诸篇释名》以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2008年收藏的战国竹简中的《周公之琴舞》为研究对象，认为周公与成王所作“琴舞九絉（卒）”的“各启”相当于今本《诗经》诸篇，并按照颂诗取首句或句中重点词语为篇名的惯例为之命名。姚小鸥、孟祥笑《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质》认为，《周公之琴舞》中的乐舞术语源于古代乐官系统，它是诗家之诗未将乐家之诗的标记全部剥离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文本性质属于诗家之诗，但尚带有乐家之诗的痕迹。黄震云《武威雷台“马踏飞燕”的名称、造型和汉武帝〈天马歌〉的写作年代》认为，中国旅游标志、甘肃武威出土的世界名器“马踏飞燕”青铜马造型，取意于汉武帝赞美天马出世的《天马歌》，天马脚下的鸟为朱鸟而非燕子，象征着南方，表示西北将军对南方疆域安全的关注，这是汉末艺术家将诗情表现为画意的经典之作，也是诗画同源的早期见证。

其三，关注音乐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曹胜高《由聘礼仪程论季札观乐之性质》通过对季札观乐细节的考察分析，认为今本《诗经》的次序乃鲁乐工演出之顺序，亦为乐官之外天子卿大夫士所观赏诗乐之次序。在乐工眼中，此类乐曲有古今隆杀之别，教习演奏之分，故乐工论乐、礼书所载，不同于今本次序。王克家《武帝“乃立乐府”与汉代乐府的性质》认为，《汉书》在记述职官或机构的初始设置时一般使用“初置”这一术语，“乃立乐府”并非始立乐府之意。武帝时期乐府机构除乐器监造和贮藏等职能之外，还包括管理内廷的仪式用乐和娱乐用乐，是国家礼乐制度的实施者。杨晓霭《北宋太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以北宋太宗朝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宋太宗及其臣僚“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情况，认为这些创作是宋初礼乐文化建设中歌曲风格多样、“雅”“俗”共赏的典型表现。

本次会议在乐府诗音乐学层面的研究，关注重心可以分作五个方面。

第一，宏观层的总论性研究。如杜运通《音乐文学视野中的汉乐府诗本体特征》、卢盛江《永明声律探求中的乐府诗创作》，探讨音乐文化背景下的乐府歌诗创作及其特征；曾永义《论说“歌乐之关系”》从创作与呈现两个层面探讨歌乐关系，并以具体实例探讨语言旋律与音乐旋律相得益彰之时中国韵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特色美；刘凤泉、孙爱玲《声辞关系视野下的歌诗嬗变》探讨音乐影响下歌诗创作体式、风格等的相应变化；韩宁《〈七德〉〈九功〉与初唐郊庙乐的离合演变》对初唐时期两部著名的宫廷大型乐舞《七德》《九功》的使用情况及其离合演变进行了全面考述。

第二，音乐形态研究。如何江波《〈前溪曲〉音乐形态研究》、郭丽《论〈渭城曲〉的音乐形态》，研究具体作品的音乐形态。黄震云《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新疆柏孜克里克壁画的音乐形态与思想》结合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与音乐思想来谈壁画中的音乐表现，是我国古代音乐形态研究的一个全新视角。

第三，音乐术语考论与重要音乐学概念辨析。如何涛《“乱”为乐奏考》、王福利《“行”体乐府论析》、史文《曹植“篇”题乐府诗研究》等，对乐府诗中常见的“乱”“行”“篇”等音乐术语进行了研究。柯利刚《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对相和歌具体表演中的“丝竹”“节”的概念及“丝竹更相和”的具体含义予以考述。

第四，诗人诗作音乐背景或音律研究。如王德华《南宫翼为天乐府与〈远游〉的音乐书写》认为，屈原《远游》的空间书写有着五官星空区划的天文背景。南宫翼为天乐府职能形成的天文背景与人文映射，构成《远游》南宫音乐书写的知识背景。《咸池》等天乐作为阴阳调和的正风与正乐的象征，反映了诗人对音乐之道的通晓，也与现实中“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构成了反比寓意，表现了诗人对楚国现实的关注。耿志坚《李白“乐府诗”押韵的音律之研究》通过对《全唐诗稿本》卷163～167所录李白乐府诗用韵情况的分析，认为李白为数不多的七言诗和杜甫的音律非常近似，这说明七言乐府诗在李、杜时期已经存在一个音乐性的“律”。李白的五言乐府有四声的转换、韵律的节奏，并且和七言诗相同。

第五，具体作品传唱史探究。如游素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歌乐传唱探讨》梳理了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自唐朝迄今一千余年由诗入歌再由歌入曲的流传与演变过程及《阳关三迭》的各种不同迭法，并探讨了《渭城曲》入歌乐过程中语言旋律、用韵设计、歌乐呈现以及意境表达等相关问题。

除上述三大主要研究层面之外，相比于前几届会议，本次会议的乐府与歌诗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第一，海外乐府诗及海外的乐府诗研究动态受到关注。随着乐府学自身影响力与海外学者群体的逐步扩大，海外乐府诗及海外的乐府诗研究动态逐步受到关注。金昌庆《韩国乐府诗的演变与特征》对韩国乐府诗创作的总体情况作了描述，在对韩国乐府诗创作情况进行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韩国乐府诗创作的主要类型。赵敏俐《20世纪国外和港台的两汉诗歌研究》对20世纪国外和港台的两汉诗歌研究状况作了全面考述。佐藤利行、李均洋《日本乐府研究著述目录》对日本乐府诗研究著述目录作了全面搜集。

第二，乐府学史进入研究视野。学科学术史的梳理是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考察乐府学纵向发展进程与横向扩展过程，辨认其发展轨迹，为后人研究提供借鉴，无疑可以更好地促进乐府学这一学科的健康成长。前述赵敏俐《20世纪国外和港台的两汉诗歌研究》与佐藤利行、李均洋《日本乐府研究著述目录》，以及柏红秀《新世纪艺术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问题综述》，这种研究状况梳理型论述，是乐府学史研究的一个方面。长谷部刚《围绕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对重要乐府学论著的研究，是乐府学史研究的另一个方面。而苗菁《论“乐府”一词在历代各时期的概念指向及其变化》对学科核心概念指向的梳理，陈丽平、钟志强《刘向刘歆父子音乐文献整理工作及其思想》对学科史上重要学人工作及思想的考论，吴相洲《唐代乐府学概述》对学科某一时段学术史的概述，赵乐《试论新乐府运动》对学科史上重要现象的研究，都是乐府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必将成为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三，对琴曲的关注。本次会议出现了两篇专门研究琴曲的长文。李健正《琴歌——歌诗的一个重要领域》，对琴歌的概念、起源、作品来源、存在状况以及表演形式和内容都有详细介绍，并结合自身实践对中华古乐的体系、琴谱“琴乐”的特点和中国古琴“七线谱”及其对古琴音乐实践的意义作了论述。沈冬《儒士琴的流浪——隋代文中子王通家族之琴》通过对王通家世生平、王通有关乐的议论观念、王通个人及家族的琴学实践等的全面考察，认为南北朝以迄隋唐之交，王通家族之琴代表了“士族琴”及“儒士琴”的末流余绪。

第四，关注古代艺术的当下传承。格日勒图《试论呼麦和口哨与古代长啸的关系——关于一个千古乐史之谜的思考》在对呼麦与口哨各自特点比较的基础上，认为古籍记载中的“啸”有的指的很可能是口哨，但有的是指吼叫或哭号，有的很可能指的就是呼麦。范子烨《自然的亲证——关于中国古代长啸艺术的音乐学阐释及其现代遗存的田野调查》从乾隆诗中的“长啸”意象出发，结合广泛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历史文献，分别对传统的“啸即口哨”论和处于假说状态的“啸即浩林·潮尔”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啸赋》的“互文性”建构和长啸与浩林·潮尔在音乐形态、发声方法、宗教功能、命名、配器上的同一性，以及啸者与闻啸者的民族属性等七个方面证明了后一假说的正确性。文章强调，口哨与浩林·潮尔都属于啸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前者一直处于民间状态，是非主流的，而后者则由草原游牧民族传入中原，渗透于魏晋士林的高知识阶层，实现了由“原生态”向“次生态”的革命性转化，实现了对儒释道的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升华为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音乐意象。高人雄《乐府歌乐文化在河陇民间的遗存与变化》在对河陇曲子、曲子戏、宝卷、贤孝（又称河州弹唱或河州唱书）、民歌、舞蹈等各种民间演唱活动全面考述的基础上，认为唐大曲、唐宋词牌、诸宫调、元散曲及明清以后的曲艺、戏曲等歌乐，都是在汉魏以来乐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这些歌乐文化流传至今，已渗入地方乐舞民俗文化之中。

另外，杜贵晨《读乐府诗札记》以文学史上的《焦仲卿妻》《饮马长城窟行》《上山采蘼芜》《陌上桑》等经典乐府诗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女子的教育问题。张红星《诗词“重章迭唱”教法散论》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针对中国古代诗歌中“重章迭唱”句式因重复文字过多而导致主旨湮没无闻的问题，介绍了自己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多行合一”法。这些也都是本次会议的新动向。

整体而言，本届会议是乐府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大会。乐府歌诗研究范围的逐步扩大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取向，研究视角逐步细化与问题意识渐次突出，与会代表对海外乐府歌诗及其研究动态、乐府歌诗艺术的延续性和当代传承、乐府学史上重要现象与问题以及乐府学史本身的关注，都是乐府学学科发展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作为本届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乐府学会的成立无疑为乐府学研究搭建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平台，必将吸引更多学界同仁投身于乐府学研究，从而带动乐府学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

大会闭幕式上，吴相洲会长在其总结发言中以“水平高、范围广、角度新”来概括本次会议提交的63篇学术论文，认为这届会议所呈现出来的许多趋向，是代表乐府学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指标。姚小鸥副会长在闭幕辞中表示，这次会议选举了乐府学会的组织机构——理事会，推选了一位很好的领导，会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和一批新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并表示学会以及它所从事的事业拥有无限广阔的前景和较为开阔的领域。李昌集副会长再次强调，宋人把词称为新乐府，元人把散曲称为新乐府，在元代曲学的讨论中，有乐府与民歌的区别之称，我们应该把乐府学研究进一步推进到其影响研究这一层面。会议在友好、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