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录》佚文的辑校及有关问题

李骜（襄樊，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441053）

摘要：从《文选》李善注所存《歌录》18条佚文可以看出，《歌录》所谓“某曲古辞（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指的不是某曲曲辞乃古辞，而是某曲曲调起自古辞。这是李善注一再阐明的。从《歌录》所载《王昭君》一曲的避讳字，可推断《歌录》不是晋人，也不是刘宋人所作。又从其所载“吟叹四曲”皆在张永《元嘉正声技录》“古有八曲”之内而其中三曲亦在张《录》“吟叹四曲”之内，可推断它所载“吟叹四曲”为张《录》“古有八曲”的来源之一，再联系《歌录》多载《齐瑟行》歌辞，进一步推断它当为十六国时期南燕人所撰，记载的当是南燕宫廷之乐。

关键词：歌录 佚文 古辞 文选李善注

作者简介：李骜，男，文学博士，现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专业方向为乐府歌诗、中国古代诗歌和屈宋研究。主要著作有《两宋鼓吹歌曲考述》和《清商三调歌诗考论》。

《歌录》是一部重要的中古乐录文献。清人王谟《汉魏遗书钞》曾经做过初步的辑佚，并下按语说：“按隋、唐《志》、《御览》俱无此书目，不知作者姓名，诸类书亦未见称引。今仅从《文选注》钞出十四条。”^[1]另一清代学者文廷式据《歌录》所载石崇《楚妃叹》歌辞，考订此书乃晋人所著。^[2]喻意志《歌录考》辑录佚文18条，并考订此书乃西晋到刘宋时期人所撰。^[3]但此书的问题仍远未解决：一是王、喻皆据一书辑录，没有据不同版本进行校勘，也没有精心分判《歌录》原文和李善补注，所以都存在误将李善补注当做《歌录》原文的情况；二是文、喻对其成书时代的考订都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避讳字问题，所以其结论是不可靠的；三是没有注意到李善注对《歌录》“某曲古辞（也）”义例的阐发，从而错误地认为此书多录古辞。故本文将在辑校《歌录》佚文的基础上，揭示《歌录》所谓“某曲古辞（也）”的特殊含义，重新考订其成书年代和地域。

《文选》版本众多，在辑校时没有必要尽列其异同，故本文于李善注系统选取清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于李善五臣注系统择取涵芬楼藏宋刊建州本《六臣注文选》、于五臣李善注系统挑取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于唐钞集注系统检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而以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本为底本、与其他各本对校，择善而从。另外，为了更好地区分《歌录》原文和李善补注，本文将同条注文中的《歌录》原文与李善补注一并抄出，并在按语中说明分判原文和李善补注的理由。

一 《歌录》佚文的辑校

1.《歌录》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气出》一，《精列》二……”《魏武帝集》有《气出》、《精列》二古曲。（《文选》卷十八马融《长笛赋》“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注）

按：宋吴聿《观林诗话》引李善云：“歌录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气出一蜻蛚二古曲。”^[4]在“蜻蛚二”和“古曲”之间存在明显的因同字而脱字的情况。李善引《歌录》“古相和歌十八曲”只节录二曲，《歌录》原文必全录十八曲之名，且无必要特别说明《魏武帝集》有《气出》《精列》二古曲。实际上，《魏武帝集》不仅有此二曲，尚有《蒿里行》《对酒》《陌上桑》等古曲，故后句当为李善的补充，之所以仅列举“二古曲”，其用意正如只节引《歌录》二曲一样，都是为了照应马融《长笛赋》序中提到的两支曲子。

2.《歌录》曰：“《空侯谣俗行》，盖亦古曲，未详本末。”（《文选》卷十八嵇康《琴赋》“下逮谣俗，蔡氏五曲”注）

按：“盖”字，疑词，“未详本末”四字紧承之，故此四字也应该是《歌录》中语。

3.《歌录》曰：“石崇《楚妃叹》歌辞曰：‘《楚妃叹》，莫知其所由。楚之贤妃，能立德著勋，垂名于后，唯樊姬焉，故令叹咏声永世不绝。’”（《文选》卷十八嵇康《琴赋》“王昭楚妃，千里别鹤”注）

《歌录》曰：“石崇《楚妃叹》曰：‘歌辞《楚妃叹》，莫知其所由。楚之贤妃，能立德著勋，垂名于后，唯樊姬焉，故令叹咏声永世不绝。疑必尔也。’”（《文选》卷二十八陆机《吴趋行》“楚妃且勿叹”注）

按：“令叹咏声”，明州本作“今咏叹之声”，于义较胜。合此二处注文，则此条佚文当做：《歌录》曰：“石崇《楚妃叹》歌辞［序］曰：‘《楚妃叹》，莫知其所由。楚之贤妃，能立德著勋，垂名于后，唯樊姬焉，故今叹咏之声永世不绝。疑必尔也。’”

4.《歌录》曰：“吟叹四曲：《王昭君》、《楚妃叹》、《楚王吟》、《王子乔》，皆古辞。”《荆王》、《子乔》，其辞犹存。（《文选》卷十八潘岳《笙赋》“子乔轻举，明君怀归。荆王喟其长吟，楚妃叹而增悲”注）

按：潘岳《笙赋》曰“荆王喟其长吟”，而《歌录》曰“楚王吟”，荆、楚虽一事，然可见“荆王子乔其辞犹存”乃李善所加补注，以在字面上呼应潘赋之文。

5.《歌录》：“《步出夏门行》，古辞。歌曰：‘凤凰鸣啾啾，一母从九雏。’”（《文选》卷十八潘岳《笙赋》“含啴谐，雍雍喈喈，若群雏之从母也”注）

按：李善注引《歌录》语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潘岳《笙赋》“含啴谐，雍雍喈喈，若群雏之从母也”演奏的是什么曲调，以及为何是该曲调，故“凤凰鸣啾啾一母从九雏”句也应该是《歌录》的内容。

6.《歌录》有《美人篇》，《齐瑟行》。（《文选》卷十八潘岳《笙赋》“况齐瑟与秦筝”注）

按：建州本、明州本此条皆作：“《歌录》曰：‘《美人篇》，《齐瑟行》。’”考之李善注所引其他各条，也都以“歌录曰”领起。为求其义例之统一，此条佚文当从建州本、明州本。

7.《歌录》曰：“《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拟之。（《文选》卷二十七班婕妤《怨歌行》题下注）

按：“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拟之”云云，乃李善对《歌录》行文之义例的阐发，说明《怨歌行》曲调起自古辞，非起自班婕妤辞。从李善补注还可以看出，《歌录》所撰录者乃班婕妤辞，古辞当时实已不存。

8.《歌录》曰：“《苦寒行》，古辞。”（《文选》卷二十七魏武帝《苦寒行》题下注）

9.《歌录》曰：“燕，地名，犹楚、宛之类。”此不言古辞，起自此也。他皆类此。（《文选》卷二十七魏文帝《燕歌行》题下注）

按：“此不言古辞，起自此也”云云，也是李善注对《歌录》行文之义例的阐发。上第7条“然言古者有此曲”，从正面阐释“言古辞”是何意；此条则从反面解说“不言古辞”是何意。“他皆类此”云云，既自正反两面阐幽发微，又推而广之。元刘履《风雅翼》卷二曹丕《燕歌行》解题曰：“《歌录》云：‘燕，地名，犹楚、宛之类。’按《伎录》，此相和歌词之平调曲也。”^[5]正确地区分了《歌录》原文和李善补注。

10.《歌录》曰：“《善哉行》，古词也。”古《［步］出夏门行》曰：“善哉殊复善，弦歌乐我情。”然善哉，叹美之辞也。（《文选》卷二十七魏文帝《善哉行》题下注）

按：建州本此篇次序在《燕歌行》上。此为魏文帝《善哉行》题下注，故《歌录》引文仅“善哉行古词也”一句，即足以解释《善哉行》曲调来源。又“善哉殊复善，弦歌乐我情”，出自魏明帝《步出夏门行》，曲名前冠以“古”字，在李善时代则可，在《歌录》时代则未必然，故知自“古出夏门行”以下，皆当为李善语，以补充解说“善哉”之意。另外，据《歌录》遣词习惯，此处“古词”当做“古辞”。

11.《歌录》曰：“《美女篇》，《齐瑟行》也。”（《文选》卷二十七曹植《美女篇》题下注，又卷二十四曹植《赠丁廙》“齐瑟扬东讴”注：“《歌录》曰：‘《美女篇》，《齐瑟行》。’”）

12.《歌录》曰：“《白马篇》，《齐瑟行》也。”（《文选》卷二十七曹植《白马篇》题下注）

13.《歌录》曰：“《名都篇》，《齐瑟行》也。”（《文选》卷二十七曹植《名都篇》题下注）

按：建州本此三篇次序为《名都篇》《美女篇》《白马篇》。《乐府诗集》卷六十三《齐瑟行》解题引《歌录》曰：“《名都》、《美女》、《白马》，并《齐瑟行》也。”乃合李善注三处引文而错综言之。

14.《歌录》曰：“《悲哉行》，魏明帝造。”（《文选》卷二十八陆机《悲哉行》题下注）

按：明州本无此条，建州本此篇次序在《塘上行》后。《乐府诗集》卷六十二陆机《悲哉行》解题引同。此亦“不言古辞，起自此也”，正合李善所言“他皆类此”之例。

15.《歌录》曰：“《塘上行》，古辞。”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叶何一离离。”（《文选》卷二十八陆机《塘上行》题下注）

按：此为陆机《塘上行》题下注，《歌录》引文仅“塘上行古辞”一句，即可说明曲调来源。又按《歌录》“某曲古辞（也）”的义例（详见下文），乃谓其曲调起自古辞，故“或云甄皇后造”以下皆当为李善语，《歌录》既曰“塘上行古辞”，决不会自乱体例，再添“或云甄皇后造”等语之蛇足。实际上，“或云”者，正谓他书有云，恰可证其非《歌录》之言。而《塘上行·蒲生我池中》作者互舛，正是唐人对先唐文献记载不一的概括，非惟李善如此，吴兢亦然；《乐府古题要解》于《塘上行》曰：“右前志云晋乐奏魏武帝《蒲生我池中》，而诸集录皆言其词魏文帝甄后所作，叹以谗诉见弃，犹幸得新好不遗故恶焉。”^[6]吴兢所说“前志”即《宋书·乐志》，《乐志》卷三于魏武帝辞《塘上行》题下正撰录《蒲生我池中》一曲。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五《塘上行》解题，依次引《邺都故事》《歌录》《乐府解题》语，其引《歌录》曰：“《塘上行》，古辞。或云甄皇后造”^[7]，误将李善之言阑入《歌录》，正是郭氏不明《歌录》“某曲古辞（也）”义例的表现。

16.《歌录》曰：“《日出东门行》，古辞也。”（《文选》卷二十八鲍照《东门行》注）

按：清人胡克家《文选考异》已看出此句的问题：“案‘日’字不当有，各本皆衍。”胡氏未见唐钞《文选集注》，纯以理校而发此论，实属难能可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五十六鲍照《东门行》题下注文正作：“李善曰歌录曰出东门行古辞也。”^[8]然唐钞“曰”“日”无别，“歌录”后面的字是作“曰”字还是作“日”字，尚需稍作辨析。依李善注引《歌录》原文之义例，“歌录”后皆带“曰”字，是知《汇存》此字亦当做“曰”，李善注引文当点断为：“《歌录》曰：‘《出东门行》，古辞也’。”《出东门行》即《东门行》，二者繁简略异，皆以古辞首句“出东门不顾返”而名之，与《日出行》《日出东南隅行》皆由《艳歌罗敷行》首句“日出东南隅”而得名是同样的道理。

17.《歌录》曰：“《孤子生行》，古辞曰《放歌行》。”（《文选》卷二十八鲍照《放歌行》题下注）

按：明州本无此条，但有日人手书：“歌录云。孤子行。一曰放歌行。亦相和歌词之瑟调曲也。”系抄自元刘履《风雅翼》卷七《放歌行》解题，一字未易。此处引文于义虽非不可解，但自乱《歌录》行文义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李善注引《歌录》曰：“《孤子生行》，古辞。古《放歌行》。”^[9]于义例较胜，当从之。《乐府诗集》卷三十八《孤儿行》古辞解题引《歌录》曰：“《孤子生行》，亦曰《放歌行》。”^[10]元刘履《风雅翼》卷七《放歌行》解题引《歌录》云：“《孤子行》，一曰《放歌行》。”^[11]皆当源出于此，而稍微损益其辞。

18.《歌录》曰：“《雁门太守行》曰：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备具，课民不贫。移恶子姓，偏著里端。”（《文选》卷五十九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无假里端之籍，而恶子咸诛”注）

按：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二十一《政事·礼仪部·刑法门》“里端之籍”条引《歌录》：“《雁门太守行》云：‘外行猛政，内怀慈仁。移恶子姓，偏著里端。’”^[12]与此条同。

二 《歌录》所谓“某曲古辞（也）”的特殊含义

上述18条注文中，在征引《歌录》语之后，李善或加一二句补充，或一言不发。在那些加了补充说明的注文中，自然需要辨别哪些是《歌录》中的话，哪些是李善自己的话。由于这些加了补充说明的注文中绝大部分都含有“某曲古辞（也）”一语，所以辨别的关键，首先要弄清《歌录》所谓“某曲古辞（也）”的特殊含义。

在李善所可能看到的古代文献中，诸如《宋书·乐志》《南齐书·乐志》《昭明文选》《玉台新咏》和《古今乐录》中，“古辞”一语皆用来指两汉无名氏乐府歌辞。例如《文选》卷二十七《乐府四首古辞》题下，李善注曰：“言古（诗）［辞］，不知作者姓名。他皆类此。”吕延济注曰：“汉武帝定郊祀，乃立乐府，散采齐楚赵魏之声，以入乐府也。名字磨灭，不知其作者，故称古辞。”说的都是这种意思。

但《歌录》“某曲古辞（也）”，其所谓“古辞”，却不是这个意思。李善极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一再下按语提醒我们。例如卷二十七班婕妤《怨歌行》题下的注文：“《歌录》曰：‘《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拟之。”“然言古者有此曲”云云，意即在班婕妤《怨歌行》曲辞之前，已经有古辞了，《怨歌行》这一曲调的名称是来自古辞，而不是来自班婕妤辞。再如同卷魏文帝《燕歌行》题下的注文：“《歌录》曰：‘燕，地名，犹楚、苑之类。’此不言古辞，起自此也。他皆类此。”“此不言古辞，起自此也”云云，意即此曲调的名称起自该首曲辞，该曲辞即该曲调最早之辞，原本就没有古辞，所以“不言古辞”。反过来讲，如果“言古辞”，则其含义即不是“起自此也”，而是起自古辞了。“他皆类此”云云，意即这种用法不止这两处，而是普遍存在的。综合这两处注文可知，《歌录》所谓“某曲古辞（也）”，不是说某曲的曲辞是古辞，而是说某曲的曲调是起自古辞。这是李善注一再强调的、《歌录》所谓“某曲古辞（也）”的一个特殊用法。

然而，由于这一用法，与上述《宋书·乐志》《南齐书·乐志》《昭明文选》《玉台新咏》《古今乐录》等现存先唐文献中“古辞”的含义不一致，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歌录》原书早亡，遗文无多，李善注一再强调的这一义例是李善的过度阐释呢，还是《歌录》行文中的真实存在？

所幸今存《歌录》佚文虽仅寥寥18则，但仍能自证其义例（此处只选3、4两则）：

3.《歌录》曰：“石崇《楚妃叹》歌辞曰：‘《楚妃叹》，莫知其所由。楚之贤妃，能立德著勋，垂名于后，唯樊姬焉，故令叹咏声永世不绝。’”

4.《歌录》曰：“吟叹四曲：《王昭君》、《楚妃叹》、《楚王吟》、《王子乔》，皆古辞。”

《歌录》既引石崇《楚妃叹》歌辞曰：“《楚妃叹》，莫知其所由。”则《歌录》所录《楚妃叹》歌辞乃石崇之作，而非古辞可知也。又曰：“吟叹四曲：《王昭君》、《楚妃叹》、《楚王吟》、《王子乔》，皆古辞。”则于《楚妃叹》一曲，其言“古辞”自不能意指古代无名氏之歌辞，而只能理解为其曲调起自古辞了。有此一内证，足见李善注反复言之的《歌录》“某曲古辞（也）”这一义例不是厚诬古人，实乃烛洞幽微、善体古人文心之证。

厘清这一点，不仅是正确划分注文中《歌录》之语和李善之言的关键，而且对于准确判断《歌录》的成书年代也不无意义。论者每谓《歌录》多录古辞，故其成书年代当在张永《元嘉正声技录》之前。此一观点虽然正确，但论据却是错误的。因为正如李善注所揭示的，《歌录》中“某曲古辞（也）”的义例，非谓所录是古辞，乃言其曲调起自古辞。试与《宋书·乐志》所录“荀勗撰旧词施用者”之“清商三调歌诗”相比，《苦寒行》晋乐奏武帝词《北上》、明帝词《悠悠》，《步出夏门行》晋乐奏武帝词《碣石》、明帝词《夏门》，《塘上行》晋乐奏武帝词《蒲生》，而撰录石崇《楚妃叹》歌辞故其成书必晚于石崇时代的《歌录》一书，则于此三曲皆曰“古辞”。设若《歌录》“某曲古辞（也）”即谓所录乃古辞，则西晋初早已淘汰古辞而改奏魏武帝魏明帝词的这三支曲调，岂能在其后的《歌录》时代又大批量地改奏古辞并为《歌录》所撰录呢！

三 《歌录》的成书年代和地域

既然《歌录》所谓“某曲古辞（也）”不能作为判断其成书年代的依据，那么，《歌录》一书究竟成书于何种年代与地域呢？

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下《歌录》和刘宋张永《元嘉正声技录》对“吟叹曲”的不同记载：

《文选》卷十八潘岳《笙赋》注：

《歌录》曰：“吟叹四曲：《王昭君》、《楚妃叹》、《楚王吟》、《王子乔》，皆古辞。”《荆王》、《子乔》，其辞犹存。^[13]

《乐府诗集》卷二十九“吟叹曲”乐类解题：

《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有吟叹四曲：‘一曰《大雅吟》，二曰《王明君》，三曰《楚妃叹》，四曰《王子乔》。《大雅吟》、《王明君》、《楚妃叹》，并石崇辞；《王子乔》，古辞。’《王明君》一曲，今有歌；《大雅吟》、《楚妃叹》二曲，今无能歌者。‘古有八曲，其《小雅吟》、《蜀琴头》、《楚王吟》、《东武吟》四曲阙。’”^[14]

从中可以看出，《歌录》所载“吟叹四曲”皆在张永《元嘉技录》所载“古有八曲”之内，又其中，《王昭君》《楚妃叹》《王子乔》在张《录》所载元嘉四曲之内，只是《王昭君》改名曰《王明君》。也就是说，《歌录》所载“吟叹四曲”乃张《录》“古有八曲”的来源之一，且四曲中的《楚王吟》一曲到张《录》时代已经“阙”而不歌了。这就说明《歌录》时代必定早于张《录》时代。又联系《歌录》引及石崇《楚妃叹》歌辞，则可以推断《歌录》的成书年代乃在石崇之后、元嘉之前。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有一处同曲异名的地方值得我们重视：《歌录》曰“王昭君”，张《录》则曰“王明君”。按汉曲《王昭君》，晋人避文帝司马昭名讳改曰《王明君》，张《录》曰“王明君”显系承两晋之旧称。由此一避讳字可以看出，《歌录》成书时代虽晚于石崇，早于元嘉，但必不是晋人所撰，甚至也不是刘宋人所撰。

现存18则《歌录》佚文，有4则论及“齐瑟行”，且撰录曹植《美人篇》《美女篇》《名都篇》《白马篇》等曲辞。按《齐瑟行》乃齐地歌谣，曹植长期辗转于齐地出任临淄侯、东阿王等，创作了大量的《齐瑟行》歌辞。“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侍太子坐》）、“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赠丁廙》）、“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箜篌引》）据曹植《鼙舞歌序》：“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则曹植在藩属是备有“下国之陋乐”的。这些《齐瑟行》曲辞，魏氏三祖所无，显然是曹植就近借取齐地歌谣而填的新歌辞，其藩属“下国之陋乐”演唱这些歌辞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今人往往相信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所说：“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而不细辨刘勰全篇所言乃是“乐府”，是宫廷之乐。显然，入乐府与入乐乃二事。我们可以说入乐府则一定入乐，但不能说不入乐府则一定不入乐；反过来说，入乐则不一定入乐府，不入乐则一定不入乐府。刘勰所说曹植、陆机乐府诗“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只是说其乐府诗未入当时的宫廷乐府，并未否定这些诗歌可以入曹陆家伎之乐；实际上，刘勰肯定了这些诗歌曾经入乐，所以他紧接着批评说“俗称乖调，盖未思也”，“乖调”与否只能针对入乐之辞而言之，不入乐之辞无从谈乖调不乖调，这句话是刘勰肯定曹陆“佳篇”曾经入乐的明证。再证以曹植《鼙舞歌序》之夫子自道，则其《齐瑟行》诸曲虽然未曾“充之黄门”，但适足以“成下国之陋乐”。可以设想，曹植所填《白马篇》《名都篇》《美女篇》等歌辞，不仅在其藩属“下国之陋乐”演唱，甚且会流传到民间，较长时间地在民间传唱。而《歌录》撰录有这三篇《齐瑟行》，可以设想它很可能出自齐地。而在与东晋对峙的十六国政权中，符合这一条件的就是慕容氏建立的南燕。

据《晋书》记载，慕容德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僭即皇帝位，史称南燕，定都广固，即今山东省青州市。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后燕慕容垂败于北魏，其太乐诸伎南奔慕容德。^[15]义熙五年，东晋太尉刘裕攻破广固，俘获大量生口，南燕音乐部分归于东晋。至于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南燕慕容超献于长安之姚兴后秦的太乐伎^[16]，也随着义熙十三年（417）刘裕定关中而复归东晋。^[17]这就可以圆满地解释《歌录》所载“吟叹四曲”为何全在张永《元嘉技录》所载“古有八曲”之内。辅以这一历史事实的佐证，基本上可以确定：《歌录》一书，乃十六国时期南燕人所撰，记载的应该就是南燕的宫廷伎乐。此推断除了满足《歌录》成书年代必晚于石崇而早于元嘉之外，还可以比较完美地解释以下三个问题：

（1）《歌录》所载“吟叹四曲”为何全在张永《元嘉技录》所载“古有八曲”之内？

（2）《歌录》所载为何是《王昭君》而张永《元嘉技录》所载是《王明君》？

（3）《歌录》为何多载《齐瑟行》曲辞？

综上所述，《歌录》一书当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南燕人所撰，记载的是南燕的宫廷伎乐。故其吟叹曲可以不避晋文帝司马昭名讳，而曰《王昭君》。南燕之乐，并非仅包括辗转容受而来的西晋旧乐，尚应包括其从齐地采集来的“新乐”，例如《齐瑟行》。后来，由于刘裕北伐南燕和后秦，这些乐曲作为胜利的果实被带到南方。此书佚文虽然无多，但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在永嘉之乱后，西晋旧乐虽辗转迁播于各地割据政权，但它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在得到较好保存的基础上，尚不断吸纳各地割据政权新采集而来的“新乐”，而得到了充实。这是张永《元嘉正声技录》和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所载刘宋宫廷音乐曲调远超《宋书·乐志》所载西晋宫廷音乐的根本原因。

[1] （清）王谟：《汉魏遗书钞》，嘉庆三年刻本，经翼二集。

[2] （清）文廷式撰《补晋书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第1册，上海开明书店，民国25年，第3710页。

[3] 喻意志：《歌录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4]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第129页。

[5] （元）刘履撰《风雅翼》第2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3页。

[6] （唐）吴兢撰《乐府古题要解》，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第29页。

[7] 《乐府诗集》第35卷，中华书局，1979，第521～522页。

[8] 佚名编选《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382页。

[9] 佚名编选《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403页。

[10] 《乐府诗集》第38卷，中华书局，1979，第567页。

[11] （元）刘履撰《风雅翼》第7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51页。

[12] （宋）叶廷珪撰《海录碎事》，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第557页。

[13]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1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59页。

[14] 《乐府诗集》第29卷，中华书局，1979，第424页。

[15] 《隋书·音乐志下》：“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隋书》第15卷，中华书局，1973，第350页。

[16] 《隋书·音乐志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兴赎母。”《隋书》第15卷，中华书局，1973，第350页。

[17] 《隋书·音乐志下》：“清乐……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隋书》第15卷，中华书局，1973，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