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到此为止 - PART 1 青年到此为止

青年到此为止［英国］威廉·毛姆

杂忆录［日本］夏目漱石

苦尽甘来［坦桑尼亚］夏巴尼

随笔三则［英国］弗兰西斯·培根

恨赋［法国］埃米尔·左拉

青年到此为止

［英国］

威廉·毛姆

俞亢咏译

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哥哥对我说：“现在你不再是孩子，你已经成人，必须好好做一个人了。”四十岁时，我对自己说：“青年到此为止。”五十岁生日时，我说：“自己骗自己没有用，我到中年了，我得同意。”六十岁时，我说：“现在我必须把我的各种事情整理一下，因为我已到老年的门口，必须自己结一笔账。”

作者简介

威廉·毛姆（1874—1965）是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他曾经说过，他不是个第一流的作家，但二流作家中，他应该名列首位。

本文是1944年毛姆七十岁时和1949年他七十五岁时所写的两段较长的文字，自称“作为后记”附在《笔记》文末，译文标题是编者所加。

译文原载于《世界文学》1994年第4期。

七十述怀

作为后记。

昨天是我七十岁生日。一个人每进入一个接踵而至的十年时，很自然地——虽然未必合理——把它看作一件大事。

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哥哥对我说：“现在你不再是孩子，你已经成人，必须好好做一个人了。”四十岁时，我对自己说：“青年到此为止。”五十岁生日时，我说：“自己骗自己没有用，我到中年了，我得同意。”六十岁时，我说：“现在我必须把我的各种事情整理一下，因为我已到老年的门口，必须自己结一笔账。”我决定退出戏剧界，着重写《总结》，看看我一生从人生和文学中学到了什么，做了些什么，以及从中得到了哪些满足，借以自娱自慰。

但是在所有的生日中，我觉得七十岁生日意义最为重大。人已到古稀之年，这一向被认为是人生派定的年限，多余的岁月只是在时间老人执着镰刀转身向别处刈割时偷活到的属于不定之数的余生。人到七十岁，不再是在老年的门口。他就是个老人了。

在欧洲大陆，当一个有了些名望的人到了这个年龄，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习俗。他的朋友、同事、弟子（如果他有弟子的话）会共同编印一本纪念文集，以表敬意。在英国，我们对于我们的知名人士没有那种表示崇敬的捧场举动。我们至多举行一次宴会，而且那还非得是位确实十分著名的人物。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七十寿辰时，我参加过这样一次宴会。到会者数百人。萧伯纳，高高的个子，器宇轩昂，白须银发，皮肤白皙，双目炯炯，发表了演说。他站得笔挺，两臂交叉着，带着他那挖苦的幽默，说了许多使那天晚上的贵宾（威尔斯）和大伙听了极为尴尬的话。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发言，他声若洪钟，巧舌如簧。他的爱尔兰土腔既加强又缓和了恶意攻击的语气。

威尔斯把鼻子钻在讲稿里，尖声朗读他的演说词。他对他的老迈深表不服，由于本性而不无牢骚地驳斥在座那些可能认为这祝寿和盛宴标志着他愿意从此终止他的活动的人。他严词申明，他将一如既往为使全世界自由平等而奋斗。

我自己的生日，没有任何庆祝活动。我早上照常工作，下午到屋后僻静的林子里去散步。我一直不懂这些树木哪来的这种神秘的魅力。它们跟我在别处看到的都不一样。它们的静穆比任何别的静穆更深沉。枝叶繁茂的活的栎树上面挂着灰色的铁兰，仿佛披上了破烂的尸衣，胶树在这时节光秃秃的，而野楝树上一簇簇的浆果都枯黄了；四处一些高大的松树苍翠夺目，俯视着较矮的树木。这个萧条冷落的林子中间具有一种奇异的气氛，你虽然独步其间，却并不觉得孤单，因为你有种怪诞的感觉，总好像有什么在你身边飘荡着，既不是人，又不是非人。似乎有个阴影鬼鬼祟祟地躲在树身背后，悄悄窥视着我。于是紧张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你的四周都有埋伏，正伺机而动。

我回到屋内，替自己沏了杯茶，拿起书一直看到晚餐时候。晚餐后，我又看了一会儿书，玩了两三盘单人纸牌，听听无线电里报告的新闻，然后拿本侦探小说，带着上床。我看完小说，睡着了。整整这一天里，我除了对我那有色人种的女仆说过几句话之外，没对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七十生辰，我就是要这样度过我这生日。我思潮起伏。

两三年前，我和莉莎在一起散步，不知她怎么会说想到老年使她满怀恐惧。

“别忘了，”我告诉她，“你到了老年，不会再有这种欲望，想去做现在使你感受到生活乐趣的那些事情。老年有它的补偿。”

“什么补偿？”

“喏，你无须再做任何你不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欣赏音乐、艺术、文学——跟你年轻时候的感受不一样，但那种不同的感受同样有味儿。你可以观察许多不再与你密切相关的各种事情的发展，从中得到无限的欢愉。若是你的乐趣不再那么敏感了，那么你的创伤也不再那么剧烈地刺痛了。”

我知道，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冷峻的安慰，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意识到我把前景描绘得多少有点阴暗。事后我再想想，我发现老年最大的补偿是精神自由。我想与之相伴的是你对壮年时代认为重要的许多事物毫不关心了。另一种补偿是使你摆脱了妒忌、憎恶和怨恨。我相信我不妒忌任何人。我尽量发挥了我的天赋，并不妒忌别人的更大的天赋；我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我不妒忌别人的成功。我很愿意把我占了那么长久的小小的地位空出来，让另外一个人登上去。我不再在乎人们对我有怎样的想法。他们接受我也好，丢弃我也好，在他们似乎喜欢我的时候，我微微开心，如果他们不喜欢我，我也处之泰然。我早就知道，我有些地方引起某些人反感，那是很自然的，没有人会喜欢所有的人；他们的敌意使我感到有趣，而不是使我烦恼。我只想知道，我到底有什么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作为作家，我也不在乎他们对我是怎样的想法。总的说来，我想要做的已经做了，其余都不关我的事。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头脑简单地把一个成功的作家一时的轰动误以为是就此成名了，我对此一向不放在心上，我常常想我原该用笔名写作，这样我可以不被世人注意地度过我的一生。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确实是署了笔名的，后来因为出版商忠告我，这本书可能会受到猛烈攻击，我不愿躲避在一个虚构的名字背后，才署了真实姓名。

我想大多数作家都不由得暗自希望不要自己一死就被人彻底遗忘了，我偶尔琢磨着自己有多大可能在一个短时期里不致被人遗忘，借以自娱。

一般认为我最好的一部作品是《人性的枷锁》。它的销售情况证明它还在被人广泛阅读着，它是三十年前出版的。这对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寿命是长的了。后世的人不大会对冗长的作品感兴趣；现在这一代人认为它很有价值，这是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不过这一代以后，它将和其他许多比它更好的作品一起统统被人遗忘掉。

我想我有一两部喜剧也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能维持它们暗淡的生命，因为它们是循着英国喜剧的传统写下来的，因而可能在从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家们开始到诺尔·考德的剧本里还继续逗人喜爱的一脉相承的风俗喜剧传统中占到一个位置。它们也许让我在英国戏剧史上得到一两行的记载。

我想我的几篇最好的短篇小说将在较长时期内被收入各种选集里，也许就因为其中有几篇所描绘的地方和环境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文明的发达而添上一层浪漫光彩的缘故。

两三部剧本和十来篇短篇小说——带着它们走向未来，这副行李很简单，但总聊胜于无。如果我想错了，而在死后一个月就被人忘掉了，那我将一无所知。

十年前，我向舞台最后鞠躬告别（这是比喻的说法，因为实际上我在最初的几个剧本之后，一直拒绝做此有失尊严之举）；当时报界人士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并不真有退隐之意，过一两年会重归舞台的；然而我始终没有，也丝毫没有这心意。

前几年，我决定再写四部长篇小说，然后小说创作也不干了。其中一本我已经写了（我没有把一本战争小说算上，那是我被派到美国所做的令人厌烦的战时工作的一部分），不过现在我不准备写那另外的三部了。一部是以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为背景的奇迹小说；第二部是关于马基雅弗利在罗马那跟彻萨雷·博尔吉亚相处的一段故事，他们这次相处给他提供了写作《君主论》的最佳的资料；我准备把他们的谈话和他据以编写剧本《曼陀罗花》的材料交织在一起，写成一部小说。我知道作家们常用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为素材写小说，事情也许琐屑，只是凭他的创造能力才写得趣味盎然，耐人寻味，这回我想把这个程序颠倒过来，从《曼陀罗花》这个剧本来猜测其原本可能发生过的真实情况，一定很有趣。最后一部小说，我预备写伯蒙赛贫民区里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故事。我在五十年前开始写作时，写的是一本关于伦敦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故事，我觉得再用同样的题材来写一部小说以结束我的创作生涯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我现在只想把这三部小说放在脑子里供闲来遐想，作为消遣。这是作家所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的最大的喜悦；写了出来，就不再是他的了，他不再能从他想象的人物的谈话和行动中得到欢乐。同时我认为到了七十岁或者过了七十岁，我也不大可能写出什么有多大价值的东西来。动力衰退了，活力衰退了，创造力衰退了。

文学史上对于即使是最伟大的作家的晚年作品，也常带着惋惜地一笔带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干脆不屑一提，我自己也伤心地亲眼看到我朋友中间有些很有才华的作家，才力已不复当年而还在继续写作，结果写出来的作品大不如前，令人失望。一个作家的思想感情的最佳交流对象是他的同一代人，他应该明智地让他的下一代人去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言人。不管他让不让他们这样做，反正他们就是这样做。他使用的语言和他们格格不入。

我觉得在我一生和一生的活动所致力构成的图案上面，再也写不出什么来添加上去。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我愿意就这样收场了。

有一个征象使我注意到我这样做是明智的，那就是我一向总是生活在未来多于生活在现在，而近来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沉浸在过去。大概当未来无可避免地必然如此短促，而过去是如此长久时，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什么事总预先订好计划，一般都按计划完成；然而现在谁能制订计划呢？谁说得准明年或后年将发生什么，谁知道一个人的处境将如何，能不能跟过去一样地生活？我过去喜欢驾着帆船在地中海的蓝色洋面上闲荡，而今帆船被德国人夺去了，我的汽车被意大利人拿走了，我的房子先是被意大利人占用，现在是德国人占用着，还有我的家具、书籍、油画，如果没有被洗劫一空，也四处乱堆乱摊着。但是对于这种种，我比什么人都不放在心上。我已经享尽人间所能企求的奢侈生活，今后给我两间住房，一日三餐，再有一个好好的图书馆能有书看，就足以满足我的需要了。

我胡思乱想，常想到过去漫长的青年时期。我做过各种令人后悔的事情，不过我尽量不让它们困扰我；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我做的，而是过去的另一个我做的。我伤害过一些人，但因为我没法弥补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我设法使另外的一些人受惠，聊以赎罪。有时候我不无懊丧地回忆起我错过了当年可以享受的好些云雨之欢的机会，但我知道我不得不坐失良机，因为我是神经质的，尽管事先欲火中烧，想入非非，而真到关键时刻，却往往一阵肉体上的反感使我退避三舍了。我比自己预想的更为贞洁。

许多人说话太多，老年更是唠叨。虽然我向来惯于多听少讲，近来似乎也渐渐染上了饶舌的毛病，我一发现就留意纠正。因为老人是被勉强容忍的，他必须处处谨慎知趣。他应当竭力不教别人讨厌。他不能硬去扎在年轻人中间，因为他使他们拘束，他们和他在一起不自在，如果他觉察不到他们会因他的离去而松一口气，那他准是冥顽不灵的。假如他曾经在这世界上有点声望，那么他们会寻求和他交往，但他们不是为结交他而结交他，而是因为他们往后可以在他们一辈的朋友面前去吹吹牛——要是他不明白这一点，他就是傻瓜。在他们心目中，他是一座山，你爬它，不是为了攀登的乐趣，也不是为了你可以从山顶眺望的景色，而是为了回到山下可以夸耀你的壮举。

人们总建议老年人还是和他同一辈的人多来往来往，他倘能从中得到些欢乐，也够幸运的了。当然，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全是些一只脚跨在坟墓里的老人的聚会，是令人丧气的。愚蠢之人并不因老而变得少些愚蠢，而老年的愚蠢比年轻的愚蠢更为讨厌。有的老人硬不顺从岁月的侵袭，一举一动轻浮得令人恶心；另有些老人抱住过去的年代不放，对摈弃了过去年代的当今世界百般地不耐烦：我不知道这两种人哪一种更让人受不了。

既然年轻人不喜欢和老人往来，而老人觉得自己同一辈的人又令人讨厌，那么老人的前景似甚暗淡。这样，剩下来就只有与自己为伴；我与自己为伴比与哪个为伴都称心如意，我深为欣幸。我从来就不喜欢许多人的大聚会，我现在可以拿年迈为托词，或者干脆不参加聚会，或者参加了到觉得没有趣味时悄悄溜走。我越来越孤单，我也越来越安于孤单。去年我一个人独居在康巴希河畔的一所小屋里为期数周，不见任何人，但我既不觉得寂寞，也不觉得厌烦。的确，要不是酷热和疟蚊迫使我放弃这隐居生活，我真不愿意回到纽约去哩。

很奇怪，一个人需要多么长时间才意识到仁慈的大自然赋予他的恩惠。我最近才想到我一生从没有过头痛、胃痛、牙痛。前几天我在卡尔达诺将近八十岁时写的自传里看到，他庆幸自己还有十五颗牙齿。这会儿我自己数数，我还有二十六颗。我曾患多种严重疾病，肺病、痢疾、疟疾等等都害上过，但我从不过量喝酒，也不吃得太多，我现在身体健康如常。

显然一个人若想度个愉快的晚年，非有相当健康的身体，同时还非有适当的收入不可。收入无需很多，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多。放荡的开支浩大，而老年容易安分守己。可是贫困而年老就糟了，倘若生活都必须要依靠别人，那就更糟了。我感谢公众，他们不但使我生活安乐，而且使我可以随心所欲，还能帮助对我有所要求的人们。老人往往贪婪。他们常要利用金钱以保持对于依附他们的人们的权力。我觉得自己没有这种心思，因而也没有这样的毛病。

我除了对名字和面孔的记忆之外，总的说来，记忆力很好，我看过的书都记得。它的不好的一面是，世界上伟大的小说看过了两三遍之后，我再不能趣味盎然地重读它们了。现代的长篇小说很少引起我的兴趣，要不是那无数的侦探小说，我真不知如何消遣时日，这些小说那么引人入胜地给你排遣时间，看完就让你忘掉。我对于各种与我无关的书向来不闻不问，我至今还是不要看娱乐的书和那些介绍对我毫无意义的人物事迹或地方情况的书。我不想了解暹罗的历史或爱斯基摩人的风土人情，我不要看曼佐尼的传记，我对矫健的科尔特斯的好奇的趣味，到看到了他站立在德利英的一个峰顶上的记事，也就满足了。我依旧能津津有味地读我年轻时候读的那些诗人的诗，也有兴趣读今天诗人的诗。我庆幸自己活得长久，能够读到叶芝和艾略特后期的诗作。我能阅读出于约翰逊博士笔下的所有作品和出于科勒律治、拜伦和雪莱笔下的几乎所有的作品。老年使人失去了最初读到这些世界名作时的强烈感受，这永远无可挽回。重读像济慈的《眺望天空的人》那样的诗，再也没有早先初读时的感受，最后不得不认为原来不过如此，这的确是可悲的。

然而有一个门类始终引起我老年的激情，那就是哲学，不是争辩和枯燥无味的学术性的哲学——“丝毫解决不了人间苦难的哲学家的言论是枉自空论的”，而是讨论我们人人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的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人说他枯燥，可如果你有幽默感的话，你会发现他实多娱人之处）、普罗提诺、斯宾诺莎，还有许多现代哲学家，如布拉德利和怀特海，永远使我开怀，启发我深思。原来他们和那些希腊悲剧家所探讨的全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他们使人振奋，又使人安谧。阅读他们的著作犹如驾着一叶扁舟在阵阵微风中漂浮于散布着千百个岛屿的内陆海面上。

十年前我在《总结》中零零星星写下了我在生活中、阅读中、冥思玄想中所形成的关于上帝、生命不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等方面的印象和观点，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后来并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想法。倘若我需要重写的话，我想该把当前迫切的关于价值的课题写得稍为深入具体些，另外还当更详细地谈谈关于本能的问题；有些哲学家在这个题目上面建造起了巍然的臆测的大厦，而在我看来，要在本能这个题目的基础上建造起一座比空中楼阁更坚实些的建筑物来，那将如打靶场里浮在喷水口上的乒乓球一样晃荡不定。

现在我离死亡更近了十年，想到这一天的到来并不稍比当时多领悟些。有几天我确实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得太多了，认识了太多的人，读了太多的书，看了太多的油画、雕像、教堂和精致的建筑，听了太多的音乐。

我不知道上帝存在不存在。任何旨在证明他存在的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而古时伊壁鸠鲁说过，信仰须凭直觉。这种直觉我可从未有过。同时又从来没有人圆满地解释清楚何以恶与全能全善的上帝并存的道理。一度我被印度教的神秘的中性概念——即无始无终的存在、知识和福泽的概念所吸引，觉得这比人们凭自己的意愿设想出来的任何其他的神祇都更为可信。不过我也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幻想。它不可能从终极原因依据逻辑推导出这个世界的森罗万象。当我想到茫茫的宇宙，想到无数的星辰和以千千万万光年计算的空间，我自不胜畏惧。但是我的想象力没法想象出一个造物主来，我愿意承认宇宙的存在是一个非人类的智慧所能解开的谜。

至于生命的存在，我倒相信有一种“心理物理物质”，它是生命的起源，其心理的一翼是复杂的进化活动的出处。但这一切的目的（如有目的的话）是什么，这一切的意义（如有意义的话）何在，我还是茫然无知。我所知道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所有哲学家、神学家或神秘主义者在这方面所说的都不能使我信服。不过，假如上帝存在而又关心人类的事情，那么他当然必须相当地通情达理，如同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一样，用宽厚的眼光看待人类的弱点。

还有关于灵魂是怎么说的呢？印度教徒称之为“阿特曼”，他们认为它来自永恒之中，并将继续存在于永恒之中。这比认为灵魂是随着一个人形成胚胎和出生而产生的说法容易接受。他们主张它有“绝对实在”的性质，从“绝对实在”中来，最后回归“绝对实在”中去。这是一种可喜的幻想；人们也只能认为就是这么回事。于是人们相信轮回，从而更进一步对恶和祸的存在提出了人类的智慧所能设想的唯一似乎有理的解释，因为它假定恶和祸是过去罪过的报应。它不解释为什么全智全善的造物主愿意或甚至还会制造罪过。

然而灵魂是什么？从柏拉图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莫衷一是，而大多数仅是对他的设想的修改补充。我们经常使用这个词，应该相信我们必有所指。基督教作为一条信条，认为灵魂是上帝创造的一种简单而不朽的精神实质。我们可能并不相信，然而还是赋予这个词以一定的含义。当我问自己，我说的灵魂指的是什么，我只能回答，我指的是我的自我意识，即我中之我，也即我之为我的品格，这品格包含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经历和我肉体的偶然因素。

我看很多人不信肉体的偶然因素影响灵魂的形成。就我自己而言，我对于这一点比谁都更确信无疑。假如我不是口吃，或者假如我身材高了四五英寸，我的灵魂就会大不一样；我有些突颚，在我小时候人们不懂得可以趁颚骨还柔韧的时候，给带上个金托子予以矫正；假如当时他们那样做了，我的面貌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我的伙伴们对我的反应就不同，因而我的性情、我对他们的态度也就不同了。但是能用一个齿科医疗器械矫正的灵魂，又算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全都知道，要不是只因似乎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某一个人，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到过某个特定的地方，我们的一生会有多大的变化；因而我们的性格——因而我们的灵魂，会和现在的迥然不同。

因为不管灵魂是品质、感情、癖好等等的混合物，或是一个单纯的精神实体，反正性格是它的可以觉察到的现象。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痛苦，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都影响性格。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贫困和不得志的时候妒忌、狠毒、卑劣，但一旦获得成功，便变得和善和襟怀恢廓。银行里存了一点钱，社会上有了一点声誉，就能使他们灵魂高尚，岂不怪哉？相反地，我认识一些原来正直可敬的人，到为贫病所困时，会变得虚伪、欺骗、好争吵、心地恶毒。因此我没法相信这样随肉体情况而变化的灵魂可能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你看到死人的时候，自会觉得他们是彻底地死了。

有时有人问我，我愿意不愿意把我这一生重新再活一次。总的说来，我这一生是过得很好的，也许比大多数人过得都好，可我觉得重活一次没有意思。这会像是重看一遍一本以前已经看过的侦探小说一样无聊。不过，假定真有再生这么一回事——这是全人类的四分之三明确相信的，再假定一个人可以选择要不要再在地球上过一次新的生活，我有时候曾经这样想过：我应该试一试，也许有希望可以享受我因环境和自己精神或肉体上的特殊原因而没有享受到的种种乐趣，还可以学到许多我没有时间或机会学到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应该谢绝了。我已经活够了。我既不相信生命不朽，也不企求生命不朽。我只想死得快，死得没有痛苦。我乐于深信我的灵魂以及它的愿望和弱点都将随着我最后的一口气一起化为乌有。

我牢记着伊壁鸠鲁写给米诺西厄斯的信中说的话：

你该深信，死对于我们是无所谓的。因为一切善恶、祸福在于知觉，而死了没有知觉。所以，正确认识了死对于我们是无所谓的，有涯的生命就有意味，不是因为这个认识给生命添加了无限的延续，而是因为它消除了我们对于不朽的向往。一个人真正理解了不活并不可怕，那么他在生活中就无所畏惧了。

我想用以上这些话在今天这个日子来结束我的这本书正合适。

七五述怀

上面这段文字是我在五年前写的。我并未改动，虽然我上回讲到的四部书，三部已经写出来；第四部我不准备写了。

当我在美国长期居留后回到英国，重访了我原来计划作为故事背景的那个伦敦贫民区，重新结识了那里的一些人，有的是原来要作为我小说人物的模特儿的，我发现情况大大改变了。伯蒙赛区已不是我原先心目中的伯蒙赛区。战争破坏得很厉害；人死了不少；但过去失业的阴影，不再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我那些朋友们的头顶，使他们忧心忡忡；他们不再住在臭虫窝里，而住进了整洁的市建套房；他们有了无线电收音机，有了钢琴，一星期看两次电影；他们不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成为小资产阶级了。这些都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变化，可是我所发现的并不仅是这些。人们的心情不同了，在旧的困顿的日子里，尽管忍受着艰辛坎坷，他们欢快、友善，而现在他们的生活由于妒忌、憎恶、怨恨而极不满意。他们并不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是对那些享有他们享受不到的特权的人们满怀仇恨。他们愁眉紧锁，郁郁寡欢。

有一家人家的主母，是我多年前就认识的一个打杂女工，她对我说：“他们消灭了贫民窟和垃圾，我们所有的欢乐也跟着给一扫而光了。”

我进入了一个我感到陌生的世界。它无疑依旧可以提供丰富的小说素材，但我原来心目中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我无意去写它了。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也许学到了一些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东西。由于偶然遇到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我得以对生物哲学至少有了些肤浅的了解。这是一门发人深思、引人入胜的学问。它解放人们的思想。研究科学的人似乎都同意，到某一个遥远的时期我们的这个地球将连最低级形式的生命都不能维持；而在那个情况到来的很长时间之前，人类将同许许多多种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物一样，早就灭绝了。你这就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进化的那一套将彻底破产，而过去导致创造人类的过程实乃自然界惊天动地的大荒谬，它的惊天动地犹如基劳埃阿的火山爆发和密西西比河的泛滥，但它们同样都是荒谬。因为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够否认，贯穿全部世界历史，自古至今，不幸的总和远远超过幸福的总和。只有在短暂的时期里，人们才不是日夜生活在暴死的恐惧和危险之中，而且如霍布斯所说，人的生活不仅仅是在蛮荒时期才是孤独、贫困、卑贱、残暴和短暂的。每一个时代有多少在这可悲的世界上作短促逗留的人，受尽苦难，就凭着对来世的信仰而得到了一定的安慰。他们是幸运的。信仰，对于抱有信仰的人来说，是能解决理智所无法解决的难题的。

有些人赋予艺术一种它本身应有的价值，使自己相信，大众的悲苦命运作为产生画家和诗人的光辉作品所需偿付的代价，不算太昂贵。我对这种态度不屑一顾。在我看来，有些哲学家声称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作用，从而得出它的价值不在于美而在于正义行为的结论，这是对的。因为作用须有实效，否则就是空虚的。如果艺术仅是一种快感，无论是怎样美妙的心灵上的快感，都没有重大意义：这好比支撑拱门的柱顶上的雕刻；它们的优美和花样赏心悦目，却无实际效用。艺术，除非导致正义行为，否则只是知识阶层的鸦片而已。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在艺术中找到什么来消除早在《传道书》中亘古不朽地表达出来的悲观思想。我认为人类面对世界的不合理而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具有比艺术更伟大的美。我在帕迪·费纽坎的英勇姿态中看到这种美，他在冲向死亡的时刻，对他飞行中队的战士们传送遗言：“弟兄们，我死得其所。”我在奥茨上尉的冷静的决心中看到这种美，他不愿自己成为伙伴们的负担，而在北极的夜晚走出去，迎向自己的死亡。我在海伦·瓦格利阿诺的坚贞不屈中看到这种美，她是个妇女，不很年轻不很漂亮，也不是很有知识的，她为了一个不是她自己的国家，受尽地狱般的折磨，视死如归，始终不出卖她的朋友们。

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他说道：“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方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地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地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我想现今对尊严的理解并不一致，我相信法语中的这个词最好译成英语的“高贵”。有一种高贵不是从思想产生的，却更质朴自然。它既不决定于文化，又不决定于教养。它的根源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如果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在人的这种本能面前，会羞惭得遮起脸来。尽管人类有种种弱点和罪恶，间或也会表现出那样光辉的精神来，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也许可以从悲观失望中得到一些宽慰。

然而这些是重大的课题，即使我有本领论述它们，这里也不是适当的所在。因为我好比是一个在战时的港口上候船的旅客。我不知道船几时开航，可我得准备一接到通知立即上船。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我都没去观光。我不想去看那些我将永远不会乘车去行驶的新筑的漂亮的高速公路，也不想去看我将永远不会坐在那里看戏的全是现代化设备的豪华的新剧院。我看看报纸，翻翻杂志，但是倘有人好意借书给我看，我就婉谢了，原因是我没有时间去读完它，而且我即将登程远去，也实在没有心思。我在酒吧柜上或打牌的桌子上和一些人偶然相识，却无意和他们交朋友，因为我转眼就要和他们分手。我正准备上路啊。

杂忆录

［日本］

夏目漱石

文洁若译

她们脸上丝毫也没有那种由于意识到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而泛起的愁容。她们有那么一种超乎父女死别的天真烂漫的表情。

作者简介

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作家，代表作有《我是猫》等。《杂忆录》中的这两篇，分别回忆了作者小时候对家中藏画的欣赏，以及他后来病重时儿女来探望的情景。

译文原载于《世界文学》1996年第3期。

二十四

小时家里有五六十幅画。有时在壁龛前，有时在堆房里，抑或在晾晒东西时，我曾轮流看到过。于是，我独自蹲在字画前，默然打发光阴，引为乐趣。至今与其看那像是把玩具箱翻倒了一般色彩花花搭搭的戏，不如面对着自己中意的画，心情要愉快得多。

画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使用彩色的南画。可惜我家的藏画中南画不多。孩提时我当然不懂得画的好坏。至于好恶，只要构图上有中意的天然色彩与形状，我就高兴了。

我从未有机会增添鉴赏方面的修养，以后，我的趣味并没有起什么新变化地发展下去。所以，尽管或许有因山水之故而爱画的弊病，倒也未干过凭着名字而论画这类值得非议之事。正如大约与画同时爱上的诗一样，不论是出于何等大家之笔，也不论是何等不可一世之作，凡是不中意者，我一向不屑一顾。（我把汉诗按内容一分为三，深爱一部分，大贬另一部分，对其余三分之一则谈不上喜欢还是厌恶。）

有一次，我看到一栋房子——当然是在画绢上——对面有座青翠的圆山，院子里种着在春光下熠熠生辉的梅花，一道小河沿着篱笆缓缓绕过，并在柴门跟前流淌。于是，我就对身旁的友人说：“哪怕一回也罢。这辈子能够在这么个地方住住才好。”友人端详着我那一本正经的脸，深表同情地说：“你知不知道住在这样的地方有多么不方便吗？”这位友人是岩手（岩手县位于本州东北部，内陆部多是山岳、丘陵地带）人。我这才察觉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同时又恨友人讲求实际，在我的牧歌情怀上涂了层泥。

这是二十四五年前的事了。其间，我也像那位岩手出身的友人似的渐渐不得不讲求实际了。如今，即使走下悬崖，从溪流中汲水，我也认为不如在厨房里装上自来水管更为便捷。然而，南画般的心境仍不时现于梦中。尤其是自从仰卧病榻以来，心里不断地描绘着绮丽的云彩与天空。

这时小宫君寄来一张印有歌麻吕彩色版画的明信片。天长日久，这幅画的色调已失去光泽，自自然然地变得那么古雅。我简直着了迷，目不转睛地观赏着，可偶然翻过来一看，竟写着自己想托生为画中人等话，这话跟我当时的心绪毫无共同之处。于是我托旁人回复道：“我最讨厌这种黏糊糊的美男子啦。我喜欢温暖的秋色，以及从其中飘逸出来的大自然之清香。”然而这回小宫君本人坐到枕边对我这个病人说起陈词滥调来了：什么“大自然固然好，但必须是给人做背景的大自然才行”，等等。于是我跟小宫君抬起杠来，骂他是个愣头青——病中的我就是如此眷恋大自然的。

天空晴朗得就像沉到苍穹尽底似的。目力所及的碧处，整个儿都被太阳高高地照耀着。反射下来的阳光遍布大地，我独自在其间静静地取着暖，并看到无数的红蜻蜓在眼前成群地飞着，于是在日记里写道：“天胜似人，默胜似语……恋人红蜻蜒，飞来肩上停。”

这是回到东京后的景色。因为返京后，美丽的大自然之画，一如儿时，不断地占据我的思绪。

秋露下南矶，黄花粲照颜。

欲行沿涧远，却得与云还。

二十五

妻子把嘴凑到我耳边说，孩子来了，瞧瞧他们吧。我没有力气挪动身子，所以不曾改变姿势，仅将视线移过去，只见孩子们坐在离枕头相距约六尺的地方。

我睡着的这间八铺席屋子的壁龛，位于我的脚那一头。与邻室相间的纸隔扇被拉开了一截，我的枕头就堵在那儿。所以我是越过敞着的纸隔扇的门槛看到我的孩子们的。

也许是因为隔屋而看高于头部的东西，两眼必须不自然地使劲看，所以坐在那里的孩子们的身姿显得意外的远。我勉强瞥了一眼，映在我眼帘中的那几张脸，相距那么远，与其说是见了面，毋宁说是眺望到了更为合适。我只瞥了眼孩子们的身影，一对眼珠马上就恢复了自然的角度。然而经这短短的一瞥，我便什么都看到了。

一共是三个孩子，按照十二岁、十岁、八岁的顺序被安排在屋子中央，坐成一溜儿。三个都是女小囡。为了未来的健康，兄弟姐妹五个原是奉父母之命到茅崎消夏去的，直到昨天她们还在海滨跑来跑去的呢。接到父亲危笃的通知，她们就由亲戚领着，离开沙子积得老厚的小松原，专程到修善寺来探望。

然而她们还太小，无从理解危笃意味着什么。她们记得“死”这个词儿。然而死亡的可怕与恐怖，尚未在她们那稚气的头脑里留下任何阴影。她们无从想象被死神缠住的父亲的身体今后会起怎样的变化。父亲死后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后果，这些她们当然都揣想不到。她们只不过是为了慰问病中的父亲，跟着别人搭乘火车来到父亲养病之处的。

她们脸上丝毫也没有那种由于意识到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而泛起的愁容。她们有那么一种超乎父女死别的天真烂漫的表情。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人，她们三人被并排安顿在其间特别的座位上，在严肃的气氛下，规规矩矩、装模作样地端坐着，好像是因受拘束而感到憋闷似的。

我只是吃力地瞥了她们一眼而已。我认为把这些并不理解什么叫作生病的小可怜虫大老远地特意拖到这里，让她们一本正经地坐在枕畔，倒是件残酷的事。我把妻子叫过来，吩咐她说，既然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就领她们在这一带参观一下好了。倘若当时我曾担心这就是父女之间最后一次见面了，也许我就会更亲热一些地端详她们了。然而，我对自己的病情并不像医生和旁人那样感到危险。

孩子们立即回东京去了。约莫一星期后，她们各自写了慰问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寄到我下榻的旅店里。十二岁的笔子写的是夹杂了方块字的不规范的文言体书信：“祖母大人风雨无阻，每日拜佛百次祈愿父亲大人早日康复。闻听高田的伯母大人也到某神社进香。阿房、清美与武女等三人，每天换猫坟前的水，供上鲜花，祈愿父亲大人及早痊愈。”十岁的恒子所写的信很一般。八岁的英子全是用片假名写的。为了便于阅读，填上汉字如下：“爸爸的病好了吗？我们生活得平平安安，请放心。爸爸也不要挂念我，早点把病治好，早点回来吧。我每天上学，没请过假。还有，问妈妈好。”

我躺着从日记本中撕下一页，在上面写道：“父母不在家的期间，你们要乖乖地听奶奶的话。不久有便人的时候，会给你们送些修善寺的土产去。”写毕，立即叫妻子投了邮。我回东京之后，孩子们依然漫不经心地玩耍着。她们大概已经把修善寺的土产给弄坏了。她们长大后，倘若有机会读到此文，会作何感想呢？

伤心秋已到，呕血骨犹存。

病起期何日，夕阳还一村。

苦尽甘来

［坦桑尼亚］

夏巴尼

周国勇译

苦难是大大的吉祥。人们与其在苦难时压抑、呻吟，倒不如视苦难为上帝的赐福，应当默默地、耐心地忍受。倘若人的生活没有艰难，幸福没有灾祸，舒适没有烦恼，那么，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

作者简介

夏巴尼（1909—1962）是当代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奠基人。《世界文学》曾在1979年第2期介绍过他的诗歌和寓言。夏巴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写诗，其诗意境淡远，韵律隽永。他写小说，其小说构思独特，形象丰满。而在散文领域，又是他第一个将“随笔”这一形式引入斯语文学，且写得清新自然、言近旨远而又富于幽默感。这些随笔富有人生哲理，颇令人回味。此文便是夏巴尼随笔的精选。

译文原载于《世界文学》1986年第4期。

夜空

要描述天空或夜色之美，需要诗人的天赋。白天，阳光太强，天空难以展现全貌，只是白茫茫的一大片。天空之壮美唯夜间才显露——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月亮和星星了。天空悬临大地，犹如蓝色大屋顶。那又大又圆的月亮，那无数颗闪闪烁烁的、美丽的星星与流星，那白色的、灰色的或乌黑的云朵，如此和谐又美不可言。普通的人是不会昂首去尽兴地观赏、描绘天空之美妙的。诚然，农民也常常观望天空，但不过是想知道夜色之将临或是否会下雨。奇哉，夜间的天空！且看那些星星！它们有多大——如我们的大地那般？那上面也有人、有汽车、有电台、有婚礼么？而那里的土地又是什么样的呢？哪里是它的起端，又终止于何处？这浩大的屋顶，是谁制造的？又在哪家工厂？遐思绵绵不尽。看，夜空何等姣丽、安谧！云朵慢慢地飘过月亮的脸庞，为之增添几许秀色。月亮简直是一位端庄华贵的王后；星星闪闪，多么耀眼。可是待到皓月中天，银辉四溢时，星星的美就黯然失色了。雨季里，黑沉沉的夜晚，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有乌云层层，令人恐惧，无以名状。

海滨

在海滨散步乃是工余的一大消遣。人处在清新的空气之中，眼前是浩渺的大自然——大海、涛声、风暴，有时又平静得犹如一页白纸！日月升落，那美景简直如巫术似的使人迷醉。白茫茫的沉静的世界。漫步海滨令人产生壮阔的遐思，也能观察到那一张张笑脸与愁容。在海滨盘桓徜徉，常常激发诗人的灵感，或者使人静思默想，心境平和，疲劳顿消。而观看孩子们在沙滩玩耍——垒山筑屋，开挖渠道……更别有一番情趣。

谎言

谎言是事实真相的反面。世上不说谎的人并不多。凡想欺瞒或坑骗他人者总要借助谎言。谎言或许会得逞一时，但不管如何，撒谎是一种坏的品质，在生活中是不受欢迎的。说假话的岂止是恶棍和蠢人，好人和有知识的人也往往难免此俗。人世间险恶的大海之一便是谎言。一个撒谎者可以使许多人迷失方向，甚至陷入绝境。蠢人的谎言较之有知识者更易戳穿。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些灾难，究其原因，更多地乃是大人物的谎言所致。你若想撒谎，你就一定不要健忘。而永恒的记忆不过是理想中的事，实际上绝不可能。因此，为人说谎，行之不远。谎言犹如黑暗，在事实的一线光芒之前，便倏忽消逝。“事实一旦显露，谎言就逃之夭夭”，这句斯瓦希里谚语提醒人们不实之词的虚弱。撒谎的一大害处是自欺欺人，这对说谎者来说是屡见不鲜的。说谎者惧怕别人远胜于惧怕上帝。

苦尽甘来

没有人喜欢苦药，同样，也没有人喜欢苦难，但苦难的反面恰恰是吉祥。

苦难常常能唤起干事业的力量——这种力量尽管是潜伏着的。一般来说，星星唯有在黑暗中闪现，正如磨难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某些情况下，智慧需要突然的撞击、艰苦的磨砺，才能拨迷雾而见天日。困境催人奋发，激起自强自立的力量。成功之道在于努力。许多责任感强烈的名人，其业绩就是在折磨、考验和疑难中开创的。

力量、教养、情操来源自苦难。舒适、悠闲远不如坎坷与磨难更锻炼人，更能发挥人的长处。苦难造就人的禀赋，苦难磨炼人的秉性。苦难引导并造就个性，教人以耐心和韧劲，有助于激发许多新鲜的思想。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人有如赤金。

因苦难而成功更为美好动人，经灾患而欢乐更令人喜悦。我们若不经饥饿，焉能品出佳肴之美味。光明在黑暗之后更显灿烂。既然如此，为了享受繁荣，必须经受苦难。

考验朋友的真诚，再没有比患难更为合适。一帆风顺能带来朋友，而苦难却考验朋友。友谊的绿叶，在繁荣之时随风轻拂，垂下浓荫；而在危难之际却往往经不起风吹，零落飘散。

苦难对人类还有一个好处。它远比繁荣更使我们接近上帝。正是在苦难中，我们的心灵越发纯洁，我们的思想更靠拢宗教。身临苦难，我们最依赖上帝。

苦难是大大的吉祥。人们与其在苦难时压抑、呻吟，倒不如视苦难为上帝的赐福，应当默默地、耐心地忍受。倘若人的生活没有艰难，幸福没有灾祸，舒适没有烦恼，那么，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完整的生活应当是既有幸福又有灾难。我们应当欢迎苦难，唯此才能享受欢乐。

街头吵架

街头吵架在大城市里是屡见不鲜的，表现了人好争好斗的本性，这种本性往往导致战争。有些人热衷于打嘴仗。双方厉声对骂，激烈的言辞间充满怒气与侮辱。有些顽劣者，骂之不足，则互相厮打，拳击脚踢，舞棍弄棒，抛掷石头。你曾见过街上妇女争吵么？如没有，请到集市、舞场或水井边。妇女更喜欢互揪头发，她们的武器是骂人的舌头，其威力远胜于砍刀。吵架——在娱乐中、集市上、影院里及其他许多场合，吵架——为搬运工的工钱争执不下，吵架——往对方衣服上啐唾沫。所有这一切即刻之间便会招来一大帮好事者，七嘴八舌地想充当公正的裁判。有时候警察驾到。血流出来了，衣服撕破了，眼睛红肿有如火烤，头发也蓬乱不堪，而嘴里呢，还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很多场合，吵架的起因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访医院

一大群病人——有的愁容满面，有的抽泣啼哭，有的病情发作，有的奄奄一息。那么多人躺在病榻上呻吟，这情景真令人惨不忍睹。他们能生还抑或死去，尚在未卜之数！憔悴、绝望、伤心、痛苦、彷徨……所有这些都在病人的脸上显示出来。白衣护士急匆匆地来来往往，给病人发药，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可有些病人却没有耐心，大声号叫。护士有时也斥责几句。看看大夫们的工作，还有那手术室、那一排排病床、那洁白的墙壁、那干净的地板……周围一片安静。病房外是来探视病人的亲友，他们给病人带来欢愉。不一会儿，夜幕降临，又是一片寂静。在夜的安谧之中，病人的哭喊与呻吟又何等令人心碎！走访医院使人产生多少关于世间苦难的联想，也叫人想起有多少人为了他人的健康而献身，还使人想起那些名医的妙手回春、那些为医院捐款者的善举。

客人

好客对非洲人来说是一种美德。我们乐于款待客人，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客人临门，对富人来说负担很小，但对于穷人却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开销。朋友来做客，处处受到热情的款待。但是三亲六眷上门来，在达累斯萨拉姆、桑给巴尔或内罗毕却叫人头疼。这些亲戚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甚至不打招呼登门；有的住两天，有的甚至两个月。不管你有四间房还是一间房，也不管你有没有经济条件，他们都会心安理得地住下来。礼貌不容许主人谢绝客人，而客人也不会立刻告辞，使主人难堪。

童年

老人们常说童年乃人生之美好的时光。他们回首童年，追忆那些幸福的日子——有趣的游戏，整日的田间闲逛，学校里的乐事，亲爱的爸爸妈妈，可爱的弟弟妹妹，旧日的住处，可口的拉杜甜饼和煎鸡蛋，同伴的聚会，常开的玩笑，还有那儿时得到的礼物。他们在孩提时代，不必为糊口而卖命。要什么东西，他们的妈妈们都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当他们回顾往事，童年的疑问与难题会显得十分渺小，甚至无聊，不由得引起人们会心的一笑。儿时他们不曾遇到大的灾祸，没有沉重的负担，也没遭到多大的危险。世界对他们是一座乐园，他们不懂人还可能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相信听到的一切，也不晓得人有可能是虚伪诈骗的。那时，他们纯真无邪，终日愉快。因而，老人们有时向往能重返童年。

也许老人们说的是真的。然而，我以为他们忘却了童年许多不愉快的事。要是神仙真的使他们如愿以偿，让他们变回儿童，他们怕是不愿意的。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孩哭闹着，不愿放假后再回校上学。他爸爸训斥他道：“我要能再当一回孩子，现在就上学去。”不料神仙听从了他的话语，孩子的爸爸一下变成小孩，而他儿子变为成人。事到临头，小孩模样的爸爸不得不上学去。我敢说他根本不喜欢这样。孩子的忧患对成人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对孩子本身却是了不起的大事呀。

尽管如此，童年毕竟是美妙的时光。所以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要尽力做到品行端正。童年乃人生的重要阶段。人的品性在童年开始形成。我们长大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童年时的所学与所为。

笼中兽

野生动物一旦囚在铁笼里，虽然能使游客和孩子们兴高采烈，但毕竟令人十分伤感。失去了自由，它们变得像老鼠那么可怜。为了不让它们伤人，只喂一点儿食物。刚抓来的那几天，它们常常袭击饲养员，一次次地往铁栅上扑腾，企图逃走。但饥饿使它们乏力。常言说，饥饿能驯服猛狮。诚哉斯言。这些一度曾是林中之王的狮子，而今显得憔悴、疲惫。有的人，在野生动物自由时，一听到远处的吼叫便颤抖；而今却居然往动物脸上啐唾沫，还自以为得意。看着笼中兽的情景，叫人黯然神伤，不禁会想：与其让它们囚在铁笼里，倒不如赐它们一死。为什么将它们关入笼中？是为满足富人或统治者的虚荣心？是为取悦懒惰的观众？还是作为自然界的标本？这些都无人知晓。幸运的是，野生动物一朝逃离囚笼，便会报仇雪恨，袭击、伤害人和家畜。

一只烂椰子臭了整棵树

聪颖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发现与拾取智慧的宝石。他们能在黑暗中见到智慧的闪光，恰如在阳光下那般。他们能见智慧于天空，亦能见智慧于地下。在清风里、流水间，他们都能发现智慧。莽原里、大漠中，他们也能见到智慧。崇山平川间的智慧，他们依然一目了然。流星与星星是他们的向导。气候的每一次变化对他们都是一册新书。这些哲人善于以浅显的比喻阐述生活中的深奥事理。“一只烂椰子臭了整棵树”是斯瓦希里语的一句非常简练的谚语，却道出了种种重要的，甚至十分重要的哲理。

以食物而言，这句谚语告诉我们，一只坏果子毁了整筐水果。在观察人类社会时，这句谚语告诫我们，为无穷的欲望与野心所毁灭的人，犹如一只烂椰子夹杂在人群之中。

希特勒是众所周知的烂椰子。他那统治世界的梦想毁灭了自己的国家——德国，也给几乎是全世界带来了苦难。他在欲望的阴影里行走，也在阴影下躺卧——如果他曾经在那些痴心妄想的梦幻里合眼躺下的话。

此公不曾有过妻子，却在战争中给多少妻子带来了丧夫的灾难；他不曾有过孩子，却杀害了多少人的孩子；他也不是富翁，却给世上多少财东造成了损失——除了那些卖军火给他的商人外。此公一个人的欲望却成了全世界的灾祸。他是一只地地道道的烂椰子，尽管自称要将他的国家引向荣耀与昌盛。

希特勒这等人在世界上一度时运亨通，而一旦厄运降临，他们又成了世间最无耻最受谴责的人。他们以给人民谋求幸福为诱饵，轻易地攫取了领导受骗者的权力。受蒙蔽者拥戴之，不受骗者仇恨之。他们担心头脑清醒者会唤醒受骗者，便迫不及待地将人们推入毁灭的深渊。

随笔三则

［英国］

弗兰西斯·培根

王佐良译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作文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文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

作者简介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作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培根是实验科学的创始人，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也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主要著作有《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学术的伟大复兴》等。另外，他以哲学家的眼光，思考了广泛的人生问题，写出了许多形式短小、风格活泼的随笔小品，集成《培根随笔》。

这三则随笔都是劝世箴言式的小文章，极富哲理的智慧。

译文原载于《世界文学》1961年第1期。

谈读书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点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琐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狡黠者鄙读书，无知者羡读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者，不可尽信书上所言，亦不可只为寻章摘句，而应推敲细思。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换言之，有只需读其部分者，有只需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读时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书亦可请人代读，取其所做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味同嚼蜡矣。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作文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文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人之才智但有滞碍，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一如身体百病，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滚球利睾肾，射箭利胸肺，慢步利肠胃，骑术利头脑，诸如此类。如智力不集中，可令读数学，盖演题须全神贯注，稍有分散即须重演；如不能辨异，可令读经院哲学，盖是辈皆吹毛求疵之人；如不善求同，不善以一物阐证另一物，可令读律师之案卷。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

谈美

德行犹如宝石，朴素最美；其于人也，则有德者但须形体悦目，不必面貌俊秀，与其貌美，不若气度恢宏。人不尽知：绝色无大德也；一如自然劳碌终日，但求无过，而无力制成上品。因此美男子有才而无壮志，重行而不重德。但亦不尽然。罗马大帝奥古斯特与泰特思，法王菲利普，英王爱德华四世，古雅典之亚西拜提斯，波斯之伊斯迈帝，皆有宏图壮志而又为当时最美之人也。美不在颜色艳丽而在面目端正，又不尽在面目端正而在举止文雅合度。美之极致，非图画所能表，乍见所能识。举凡最美之人，其部位比例，必自有异于常人之处。阿贝尔与杜勒皆画家也，其画人像也，一则按照几何学之比例，一则集众脸形之长于一身，二者谁更不智，实难断言，窃以为此等画像除画家本人外，恐无人喜爱也。余不否认画像之美可以超绝尘寰，但此美必为神笔，而非可依规矩得之者。乐师之谱成名曲亦莫不皆然。人面如逐步细察，往往一无是处，观其整体则光彩夺目。美之要素既在于举止，则年长美过年少亦无足怪。古人云：“万美之中秋为最。”年少而著美名，率由宽假，盖鉴其年事之少，而补其形体之不足也。美者犹如夏日蔬果，易腐难存；要之，年少而美者常无行，年长而美者不免面有惭色。虽然，但须托体得人，则德行因美而益彰，恶行见美而愈愧。

谈高位

居高位者乃三重之仆役：帝王或国家之臣，荣名之奴，事业之婢也。此不论其人身、行动、时间，皆无自由可言。追逐权力，而失自由，有治人权，而无律己之力，此种欲望诚可怪也。历尽艰难始登高位，含辛茹苦，得更大辛苦，有时事且卑劣，因此须做尽不光荣之事，方能达光荣之位。登高位，立足难稳，稍一倾侧，即有倒地之虞，至少亦晦暗无光，言之可悲。古人云：“既已非当年之盛，又何必贪生？”殊不知人居高位，欲退不能，能退之际亦不愿退，甚至年老多病，理应隐居，亦不甘寂寞，犹如老迈商人仍倚店门独坐，徒令人笑其老不死而已。显达之士率需借助他人观感，方信自己幸福，而无切身之感，从人之所见，世之所羡，乃人云亦云，认为幸其实心中往往不以为然；盖权贵虽最不勇于认过，却最多愁善感也。凡一经显贵，待己亦成陌路，因事务纠缠，对本人身心健康，亦无暇顾及矣，如古人所言：“悲哉斯人之死也，举世皆知其为人，而独无自知之明！”居高位，可以行善，亦便于作恶：作恶可咒，救之之道首在去作恶之心，次在除作恶之力；而行善之权，则为求高位者所应得，盖仅有善心，虽为帝嘉许，而凡人视之，不过一场好梦耳，唯见之于行，始有助于世，而行则非有权力高位不可，犹如作战必据险要也。

行动之目的在建功立业；休息之慰藉在自知功业有成。盖人既分享上帝所造之胜景，自亦应分享上帝所定之休息。《圣经》不云乎：“上帝回顾其手创万物，无不美好。”于是而有安息日。

执行职权之初，宜将最好先例置诸座右，有无数箴言，可资借鉴。稍后应以己为例，严加审查，是否已不如初。前任失败之例，亦不可忽，非为揭人之短，显己之能，以其可做前车之鉴也。因此凡有兴革，不宜大事夸耀，亦不可耻笑古人，但须反求诸己，不独循陈规，而且创先例也。凡事须追本溯源，以见由盛及衰之道。然施政定策，则古今皆须征询：古者何事最好，今者何事最宜。

施政须力求正规，俾众知所遵循，然不可过严过死；本人如有越轨，必须善为解释。本位之职权不可让，管辖之界限则不必问，应在不动声色中操实权，忌在大庭广众间争名分。下级之权，亦应维护，与其事事干预，不如遥控总领，更见尊荣。凡有就分内之事进言献策者，应予欢迎，并加鼓励；报告实况之人，不得视为坏事，加以驱逐，而应善为接待。

掌权之弊有四，曰：拖，贪，暴，圆。

拖者拖延也，为免此弊，应开门纳客，接见及时，办案快速，非不得已不可数事混杂。

贪者贪污也，为除此弊，既要束住本人及仆从之手不接，亦须束住来客之手不送，为此不仅应廉洁自持，且须以廉洁示人，尤须明白弃绝贿行。罪行固须免，嫌疑更应防。性情不定之人有明显之改变，而无明显之原因，最易涉贪污之嫌。因此意见与行动苟有更改，必须清楚说明，当众宣告，同时解释所以变化之理由，绝不可暗中为之。如有仆从、稔友为主人亲信，其受器重也别无正当理由，则世人往往疑为秘密贪污之捷径。

粗暴引起不满，其实完全可免。严厉仅产生畏惧，粗暴则造成仇恨。即使上官申斥，亦宜出之以严肃，而不应恶语伤人。

至于圆通，其害过于贿行，因贿行仅偶尔发生，如有求必应，看人行事，则积习难返矣。所罗门曾云：“对权贵另眼看待实非善事，盖此等人能为一两米而作恶也。”

旨哉古人之言：“一登高位，面目毕露。”或更见有德，或更显无行。罗马史家戴西特斯论罗马大帝盖巴曰：“如未登基，则人皆以为明主也。”其论维斯帕西安则曰：“成王霸之业而更有德，皇帝中无第二人矣。”以上一则指治国之才，一则指道德情操。尊荣而不易其操，反增其德，斯为忠诚仁厚之确征。夫尊荣者，道德之高位也：自然界中，万物不得其所，皆狂奔突撞，既达其位，则沉静自安；道德亦然，有志未酬则狂，当权问政则静。一切腾达，无不须循小梯盘旋而上。如朝有朋党，则在上升之际，不妨与一派结交；既登之后，则须稳立其中，不偏不倚。对于前任政绩，宜持论平允，多加体谅，否则，本人卸职后亦须清还欠债，无所逃也。如有同僚，应恭敬相处，宁可移樽就教，出人意料，不可人有所待，反而拒之。与人闲谈，或有客私访，不可过于矜持，或时刻不忘尊贵，宁可听人如是说：“当其坐堂议政时，判若两人矣。”

恨赋

［法国］

埃米尔·左拉

张秋红译

我厌恶那些病态的嘲笑狂，那些因不能效法他们父辈端庄的严肃而一味冷笑的卑劣的青年。

作者简介

埃米尔·左拉（1840—1902），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文论家。生于巴黎，早年生活经历坎坷。极多产，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1865）、《德莱丝·拉甘》（1868）、《玛德莱纳·菲拉》（1868）、《卢贡·马卡尔家族》（二十部，六百万字，1871—1896）、《三城市》（长篇小说三部曲，1894—1898）等，及大量的文艺理论著作、剧本和散文等。

左拉的这篇《恨赋》写于1866年，译自他的《文学艺术杂谈》。将左拉仇恨的各种人从人群之中减掉，人类所剩几何？其实左拉仇恨的是人的劣根性。

译文原载于《世界文学》2003年第5期。

我的恨，是神圣的。这种恨，乃是坚强而有力的心灵的义愤，乃是面对愚蠢与庸俗时怒不可遏的人们富于战斗性的轻蔑。这种恨，意味着爱，意味着感受到自己灵魂的热情洋溢与宽容大度，意味着在愚昧而可耻的世俗的鄙视下依然达观地生活。

这种恨，给人以慰藉；这种恨，给人以公正；这种恨，给人以与日俱增的尊严。

每当我对当代庸俗不堪的偏见奋起反抗之后，我就感到自己更朝气蓬勃，更斗志昂扬。我居然将深恶痛绝与勇往直前变成我的一对伴侣；我已经乐于离群索居，在我的独居生涯中，我已经乐于憎恨一切损害正义与真理的行为。如果今天我还有某种价值的话，那就是我依然孤军作战，我依然嫉恶如仇。

我厌恶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无能之辈；他们使我受尽折磨。他们害得我烦躁不安、心力交瘁。我深知：世上再没有比那些睁着一对圆眼睛、张着一只大嘴巴、像鹅一样摆动着双脚摇来摇去的市井之徒更惹人生气的了。在生活中，我往往走不了两步路，就碰上三个傻瓜，我因而总是愁眉不展。大路上，这号人触目皆是；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蠢人随时会一把拉住你，当面向你一个劲儿抖落些陈芝麻烂谷子。他们到处游荡，信口开河，他们整个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叫我瞧着不顺眼，听着不痛快，以致我像司汤达那样，宁可碰上一个恶棍，也不愿遇见一个白痴。我问他：我们究竟能把这号人改造成怎样的人呢？如今赶上这战斗迫在眉睫、前进刻不容缓的时代，这号人偏偏挤在我们的队伍里。我们刚刚摆脱旧世界，正匆匆奔向新世界。他们却吊在我们的臂膀上，扑在我们的双腿上，带着傻笑，说些荒谬绝伦的话来教训人；他们害得我们陷入艰险而微妙的困境。我们振作精神往往归于徒劳：他们向我们步步进逼，压得我们连气也喘不过来，害得我们连手脚也动弹不得。唉，怎么办！在这铁路与电报正把我们从肉体到灵魂整个儿带往无限与绝对的时代，在这人文精神正产生新真理的庄严而焦虑不安的时代，我们居然与这号人为伍；在这个时代，居然有一帮毫无价值而愚不可及的家伙陷于他们那种陈词滥调又狭小又令人作呕的死水塘中，口口声声地否定现在。天地正越来越广阔，红日高照，碧空正满目阳光。而这号人，却随心所欲地往冷漠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他们的肠胃连消化都因骄奢淫逸而变得迟钝；他们那一对对又圆又大的眼睛因光明而昏花，居然视而不见；他们连声叫嚷着抱怨天下人的打扰害得他们再也睡不成懒觉，再也不能就着他们共有的愚蠢之槽逍遥自在地反刍他们满嘴的草料。虽然老天爷给我们创造了一群狂人，但我们还是得让他们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这群狂人总在苦思冥想；他们每个人思考起问题来都把钻牛角尖的那根弦绷得太紧，害得他们的聪明才智纷纷失去了弹性；在今日的世界上，他们委实是一群精神与心态上的病夫，一批身强力壮、生气勃勃的可怜虫。我真想侧耳细听他们倾吐哀曲，因为我始终希望一种至高无上的真理从他们的胡思乱想中放射出光芒来。然而，出于对上帝的热爱，就算是某个魔王把酒囊饭袋、凡夫俗子、无能之辈与行尸走肉斩尽杀绝，这世上毕竟还有种种准则吩咐我们摆脱那些闭着眼睛说太阳底下一团漆黑的信口雌黄之徒。如今该是英勇刚毅之士重振一七九三年雄风的时候了：庸人那蛮横无理的王朝虽已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仍应将庸人统统扔到沙滩广场上去。

我痛恨他们。

我厌恶那种囿于个人见解的人，他们成群结队互相挤来挤去地蜂拥而来，低着头盯着地面，唯恐看见一缕阳光。他们每一群，都有自己的神，都有自己的偶像，放在祭坛上的祭品则是被他们所扼杀的人间伟大的真理。这种小团体，在巴黎数以百计，在每个角落都有二三十个，在讲台上，他们在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中居然煞有介事地训斥人民大众。他们不慌不忙地踱着方步，在俗不可耐的装腔作势中一本正经地招摇过市，一有人打扰他们幼稚可笑的狂热崇拜，就发出一阵阵绝望的叫嚣。啊，我的朋友，诗人与小说家，饱学之士与简单的好奇者，你们全都熟悉他们，你们都曾登门造访过这些关起门来修指甲的正人君子，但愿你们敢与我大声交谈，让天下人都听见你们亲口告诉我：这些正人君子竟把你们个个全都撇在他们的小教堂之外，他们其实只是些胆小如鼠而又排斥异己的教堂执事。但愿你们告诉我：他们曾经嘲笑过你们的缺乏经验，而他们的所谓经验竟是否定除了他们的谬论之外的任何真理。但愿你们告诉我：你们的处女作竟有过这种经历：当你们怀里揣着自己那篇感情真挚而又充满确信的文章找上门去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却给了你们当头一棒：“您称赞一个有才华的人，但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决不能有才华；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得有才华。”啊，这就是公正而富于智慧的巴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美景！无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那遥远的世界里想必有一个唯一而绝对的真理，正是这个支配所有星球的真理把我们推向未来。而在我们这里，偏偏有无数真理在互相冲突，互相破坏，偏偏有无数流派在互相辱骂，偏偏有无数死也不肯前进的团体在哀声哭诉。有些人在顿足捶胸地追悔那一去不复返的往昔，另一些人则在如醉如痴地巴望那决计来不了的未来；至于考虑现在的人们，谈论现在竟好像谈论永生。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的教士，每一个教士都有自己盲目的信徒与苟活的奴才。提起现实，谁也不操这份心；不折不扣的窝里斗，扔雪球打雪仗的捣蛋鬼的把戏，无休无止的闹剧，在这闹剧中，过去与未来，上帝与芸芸众生，谎言与蠢事，都只是得意忘形而又滑稽可笑的傀儡而已。我在上下求索：以自由为信仰的人们究竟在哪里？他们活得光明磊落，决不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种教条的狭隘圈子里，始终义无反顾地向光明挺进，从不怕明天承认并纠正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合理与正确。耿介之士究竟在哪里？他们与那种拿了人家的钱专替人家拍手叫好并且宣过誓的角色无缘，无论顶头上司、上帝或君主、俗子或贵族，如何挤眉弄眼打手势示意，他们都不会遵命鼓掌。独立自主地活在世上的人们究竟在哪里？他们远离乌合之众，追随的是任何伟大的事业，蔑视的是小宗派，热爱的是摆脱宗教枷锁的自由思想。当这些人畅所欲言的时候，那伙铁板着脸的草包立刻大发雷霆，仗着人多势众，群起而攻之，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接着，纷纷照老样子嚼草料去，一个个又显出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来，偏偏在互相额手称庆之际无一例外地暴露出他们低能儿的本相。

我痛恨他们。

我厌恶那些病态的嘲笑狂，那些因不能效法他们父辈端庄的严肃而一味冷笑的卑劣的青年。比起灵活巧妙的沉默来，世上居然还有更空虚而无意义的哈哈大笑。在这个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时代，我们居然目睹一种神经过敏而又充满焦虑的戏谑，这种戏谑，就像一把锉刀在锯齿间磨来磨去的声音那样，让我生气，叫我难受。啊！你们住口吧，你们全都挖空了心思变着法儿要逗大众取乐子，但你们压根儿就不懂得笑，你们酸溜溜的笑，只叫人难堪，连牙齿也发酸。你们说的一句句笑话，你们开的一个个玩笑，都构成对人们的伤害；你们迈出的轻飘飘的步子，显出的只是垮了的一代的妖姿媚态；你们的云里翻，不过是奇形怪状的跟头罢了，在这种跟头里，你们卖弄的只是可鄙的可怜相而已。难道你们竟看不出我们根本就没有兴致听什么笑话、开什么玩笑？等着瞧吧，到头来你们只落得自己向隅而泣。你们千方百计、枉费心机去发现不祥之兆中的可笑之处，有什么意义呢？从前，当人们能笑的时候，那种笑，可不是你们这种笑。如今，欢乐居然成了一种痉挛，快活居然成了一种前仰后合的疯狂。我们如今这些笑容满面的人，这些因心境愉悦、情绪乐观而闻名遐迩的人，其实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居心叵测之徒，不管什么事，也不管什么人，他们都往手里一抓，非捏得你笑出声来不可，他们无异于那些玩起来不把玩偶打破砸坏了决不肯罢休的顽童。我们如今这些人的快乐，其实是那种看见有个过路人忽然摔了一跤跌断了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竟笑得直不起腰来的幸灾乐祸之辈的快乐。等到世上连鸡毛蒜皮、针头线脑的可笑事儿也觅不着的时候，这类角色就什么都嘲笑。因此，我们就成了特别爱说爱笑的民族；我们嘲笑我们中间的伟人与恶棍，嘲笑上帝与魔鬼，嘲笑别人与我们自己。在巴黎，居然有整整一大帮人忙于捕捉千家万户的笑料；所谓闹剧恰恰在于兴高采烈地扮演蠢货，就像另一批人一本正经地装傻一样。至于我，不禁扼腕叹息，感慨丛生：插科打诨的幽默行家多如牛毛，而诚实可靠的谦谦君子与追求自由、伸张正义的仁人志士却寥若晨星。每当我看见一个正派的小伙计面对老百姓最大的乐事居然笑起来，我就油然而生怜悯之心，可惜他不那么有钱，否则，他就会活着什么事儿都不用干，他就会同样失礼而又失态地笑得直不起腰来，但我绝不抱怨那些只会嘲笑却从不流泪的人。

我痛恨他们。

我厌恶那些神气活现、不可一世的笨伯，那些叫嚷我们的文学艺术已寿终正寝的无能之辈。那都是些最空虚的脑袋，最冷酷的心肠，葬身于旧日的冢中枯骨；这类角色，带着鄙夷而不屑一顾的目光，蔑视我们时代所有富有生命力而又震撼人心的作品，随即宣称这些作品全都思想狭隘，毫无价值。对此类论调，我可不敢苟同。我向来几乎不把美与完美放在心上。像十七世纪那样伟大的世纪，我也不怎么介意。我心里念念不忘的只是生活，只是奋斗，只是渴望。在我们同时代人中间，我显得无拘无束。在我看来，艺术家似乎不能向往另一种环境，不能憧憬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大师，再也没有流派。我们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为自己考虑、为自己创造、为自己奋斗的叛逆。时不我待，形势逼人，到处都笼罩着焦虑不安；谁都在翘望那种出手不凡、击中要害并有重拳足以堵住他人嘴巴的铁腕人物；在这角斗场中每一个新手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朦胧的希望，那就是：做这个明天的独裁者，这个明天的暴君。到那个份儿上，才算是视野广阔、前途无量呢！我们谁不觉得未来的真理在我们心头直打哆嗦呀！倘若我们结结巴巴地说不上话来，那是因为我们想说的话太多了。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科学而现实的时代的开端，面对这迎着我们冉冉升起的伟大的曙光，我们时而像醉汉一般步履蹒跚。但我们埋头苦干，开创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不失时机地加入推翻旧世界的队伍，任一片灰尘在空中弥漫，任残砖碎瓦随着轰隆声纷纷坠落。明天，大厦必将重建。我们将感受创造新世界的那种炽热的喜悦与甜蜜而又苦涩的焦虑；我们将孕育出激情洋溢的作品，迸发出真理那自由的呼声，反映出伟大世纪摇篮时期所有的善与恶。让那些瞎子矢口否认我们的努力吧；既然我们的奋斗乃是创造新世界的最初的探索，那就让他们从我们的奋斗中看看旧世界末日的动荡吧。那尽是些瞎子。

我痛恨他们。

我厌恶那些钳制着我们的自大狂，那些不肯直面人生、不肯正视生活的老学究与讨厌鬼。我呼唤人文精神的自由流露。令我心驰神往的，乃是永不间断地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系列讲坛，乃是展示生动逼真的艺术精品的一条永无止境的陈列廊；而令我深感遗憾的，却是艺海无边，人生有涯，不能一直出席观看世间这纷至沓来而永不收场、千姿百态而瞬息万变的无数幕喜剧。我只不过什么都想知道罢了。那些蠢人，既然不敢向前看，那就只得往后看。他们惯于拿过去的标准来塑造现在，总希望未来、作品与人物都从逝去的岁月中找到榜样。然而这太阳偏偏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日复一日地从东方升起来的，而随着曙光出现的每一个早晨都带来一种新思想，带来一种新艺术，带来一种新文学。有多少社会，就有多少各不相同的作品；而社会恰恰在不停地变化。可是无能之辈却不肯扩大眼界、拓宽视野；他们开出早已老掉牙的旧作品的名单，就这样找出相对真理，并赶紧把相对真理变成绝对真理：千万别创造，只要模仿就行了。这就是我憎恶那些莫名其妙地铁板着脸的迂夫子与莫名其妙地眉飞色舞的老顽固，憎恶那些荒唐地企图将昨天的真理化为今天的真理的艺术家与评论家的原因。他们压根儿就不懂得：我们在高歌猛进，而风云却变幻不已。

我痛恨他们。

这会儿你们一定清楚了：究竟什么才是我的爱，才是我这美好的青春之爱。

毛姆于1933年写了最后一个剧本《谢裴》，1934年演出。从此毛姆与戏剧界告别，时正六十岁。——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总结》记述了他写作生涯的经历和体会；最后部分写他的人生哲学，见译者编译的《毛姆随想录》（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古稀之年原文为three score years and ten，语出《圣经·诗篇》第九十首：“我们一生的年月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毛姆实际享年九十一岁。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政治家，其代表作有《时间机器》等。
毛姆的生日是1月25日，正值严寒。
莉莎，毛姆的独生女儿。
毛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指《兰贝斯的丽莎》（1897），俞亢咏译作《丽莎之死》，收入《译文丛刊》第1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人性的枷锁》有两个汉译本，一是张柏然、张增建、倪俊译作《人生的枷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一是徐进、雨嘉、徐迅译作《人性的枷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这本小说有四五十万字，故下文称它“冗长的作品”。
指《循环》《贵族夫人》《忠贞夫人》（也译作《装聋作哑》），见俞亢咏等编译的《贵族夫人的梦——毛姆戏剧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忠贞夫人》曾于1990年在北京公演。
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家们，指英国王政复辟时期（1660—1688）涌现的一批揭露腐朽无耻的贵族生活的风俗喜剧作家，如埃思里奇、威彻利、康格里夫等。
诺尔·考德（1899—1973），英国剧作家、演员、作曲家。
指《刀锋》，有两个汉译本，一是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一是秭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同年出版）。
这本奇迹小说后来已写，1944年出版，即俞亢咏译的《卡塔丽娜传奇》（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尼·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统一，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杰出人物，他认为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著有《君主论》《谈话集》和喜剧《曼陀罗花》等。
罗马那，旧天主教教皇领地，在意大利东北部。
彻萨雷·博尔吉亚（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任枢机主教，为教皇的主要顾问。马基雅弗利即以博尔吉亚的阴谋狡诈和卓绝的聪明胆识为楷模而著《君主论》。
这第二部后来也写了，即《彼时与此时》（1946）。
伯蒙赛，伦敦东部泰晤士河南侧的工业区。
本文是1944年写的，事实上后来不是三部未写，而是两部已出版（见前注），只剩一部关于贫民的故事没有写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毛姆居住在地中海边的游憩胜地里维埃拉的莫雷斯克别墅里；后被德军占用，情况详见其回忆录《纯属私事》（1941）。
康巴希河，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南部，向东南流入大西洋。
卡尔达诺（1501—1576），意大利医生、数学家，死前完成了自传《我的一生》。
暹罗，泰国的旧称。
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诗人、小说家。
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
德利英，原指整个巴拿马半岛，今指其东部。
塞·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词典编纂家。
科勒律治（1772—1834），和华兹华斯以及稍后的拜伦、雪莱、济慈都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主要诗人。
普罗提诺（约205—270），古希腊哲学家，新柏拉图学派主要代表。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唯理论的代表之一。
布拉德利（1846—1924），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怀特海（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
指《总结》的最后部分，即俞亢咏译《毛姆随想录》中的《漫谈人生哲学》部分，见前注。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主张人生目的是追求幸福。
毛姆因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刀锋》，书中以整整一章（第六章）专门阐述这一方面和宗教哲学。
阿特曼，梵文Atman的音译，本义为“我”，印度哲学和印度教用以指灵魂的源头和最后归宿。
恶和祸，原文为evil。按英语中good既指善，也指福；evil既指恶，也指祸。
那三部是《刀锋》、《彼时与此时》和《卡塔丽娜传奇》，见前注。
基劳埃阿的火山，在夏威夷，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之一。
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者。
《传道书》，《圣经·旧约全书》中一卷。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晚年思想转向神学方面，认为信仰高于一切，强调直觉。哲学著作有《思想集》《致外省人书》等。
原文是法语，见《思想集》第六编第347则。译文采用何兆武译本。
法语原文中用dignitie，毛姆意谓译成英语作nobility较为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