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快意八九年

——杜甫《壮游》

公元736—745年
长安—兖州—偃师—洛阳—陈留—兖州

在杜甫的时代，唐帝国有前途的学者们都立志要通过进士科考^[1]。科考告捷之后会有官方任命，由进士科入仕通常会在官僚体系中升迁较快。每年，仅仅只有大约三十人能够从好几百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功的难度极大地增加了进士科的荣耀和诱惑力。【25】

一个学者必须首先申请参加州郡举行的初试，从而获得参加全国考试的候选人资格。州郡试的科目与全国考试的科目类似：首先是诗赋；然后是五篇策论，以当下政府面临的现实情况为主题；接下来是一些儒家和道家经典中的问题。地方官在选拔时会极其审慎，因为一旦他们不能选拔真正优秀的举子，或者经他们选拔的举子有太多人在进士科考中表现欠佳，那么他们的磨勘考评会被记过。仲冬时节，通过州郡考的举子们要到政府的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全国科考将在第二年春天举行，由吏部分管科考的部门的主要长官（吏部考功员外郎）担任主考。

在举子们被锁入贡院进行考试之前，他们在长安如何打发时间呢？我们也许以为他们能忙着温习书本。事实上，很少有人会这么勤奋。一般来说，当时的风气是举子们会忙着作自我宣传。若干世纪之后，对考卷进行糊名的措施才开始实行。因为考官能够直接在卷面上看到举子姓名，所以很自然，如果他们碰巧认识举子本人，或者认识举子的权贵亲属、引荐者，或者了解此人的文学声名，他们的判卷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这样的风气助长了举子们提升自己声名的行为。在长安，春天成为一个寻欢作乐的季节，无数的宴会在举行。如果一位才学之士写出了一首敏捷之作，它很快会被传诵在歌妓们嘴边；这是获得名声的最好途径之一。不过，大多数学者们会把时间用来拜谒达官贵人，他们有着或真或假的文学兴趣。以寻求批评和指导为借口，一个举子可以向官员行卷，卷中抄录了他的诗文之作。如果这位显贵碰巧被一段文字、一联诗语所打动，他可能会对朋友们引述，而作者的声名就这样很快传开了。【26】

那么，735年的晚冬和736年的初春，举子杜甫在长安做些什么呢？我倾向于认为他没怎么宣传自己。他可能觉得没必要这么做，因为他完全有信心以真才实学在考试中赢得至高荣誉。后来的两首诗告诉我们^[2]，在考试之前，杜甫就已经读破万卷书，下笔行文，如有神助。杜甫只拿自己与前代最优秀的作家相比，对于与同时代的人竞争，他毫不畏惧。当然，这些回忆可能会有诗歌的夸张。至少，环境会赋予他这些少年轻狂。难道他不是杜审言的孙子吗？那可是以文学技艺自诩、瞧不上一切对手的大诗人。难道他不是京兆选送的举子吗？京兆的中心城市长安可是整个帝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来自这座伟大城市学术和智慧宝藏之外的“蛮荒之野”的举子就有八千之众。自然，京兆的选拔考试极其严格。事实上，成为代表京兆的举子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杰出荣誉了，京兆举子很少听说不能通过全国科考的。再说了，我们的诗人在这座城市并不缺乏声名。在老辈官员中，有李邕和王翰，两人都是成名已久的文人。杜甫并未拜访二人，但李邕自己要求与他见面（“李邕求识面”），王翰甚至希望能与这位骄傲的举子住得近一些（“王翰愿为邻”）。

736年的科举考试颇为有名，因为一次激烈的争论导致了后来的科考改由另一个部门掌管。这次科考的主考官是考功员外郎李昂，此人性格刚急，想标榜自己完全以卷面的优劣来评判试卷。他毫无必要地将举子们聚集起来，批评那些试图通过其他途径影响他的举子的文字疏漏。其中一名被他批评的举子请求道，对于这样尖锐的批评，可否采取“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回应。李昂怒气冲冲回答说：“有何不可？”这名举子引用了下面两句：【27】

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

并问道，这著名的两句是否是这位大主考所写。“是的。那又如何？”举子继续说，洗耳的故事来自古代隐士许由，他洗耳是为了不想听到皇帝将禅让帝位于他。举子问道，一个人是否可以假设当今皇帝会传位给他？主考官又怒又怕，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李昂转而向朝廷抱怨，而这导致了那位不顺从的举子被关押。但皇帝也因此觉得考功员外郎的声威不足以使举子们敬畏，他下令从今以后由一名礼部副长官（侍郎）担任科考主考官^[3]。

杜甫某句诗曾透露，他在这次人事变动之前就已经参加了科考（“忤下考功第”）。他还进一步说，这次科考失败之后，他曾经“快意八九年”，之后才于745年再次返回长安。我们这里把此次考试的时间放在736年，而不是通常的735年。

杜甫没有通过科考。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倾向于相信我们的诗人自己也难辞其咎。杜甫生在这样的时代，唐代伟大的文艺复兴正在形成。散文方面，古文复兴运动尚未达到其顶峰，那要到杜甫之后的半个世纪。杜甫本人受新潮流的驱使，正试着用汉代（前206—前220）文学大家的文体写作。保留在杜甫集子的三十二篇散文中，确实有一些在思想和形式上都充满活力。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因为尝试而显得不够流畅、过于枯涩，有些段落几乎难以句读。在诗歌方面，杜甫取得了最高成就，在他的笔下，激情升华崇高，痛苦愈转深沉，他的诗歌变化多方，格律森严，用事精准，他还创造性地采攫俗语入诗。但是，他的大部分诗歌缺乏那些易受欢迎的通俗特质——简单的措辞，流畅的意思，迅疾的节奏——这些因素容易立刻被人关注，引发赞美。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研习之后，读者才能学会欣赏杜甫的诗歌。杜甫广泛的阅读经验也助长了他使用隐晦典故的习惯。有许多诗行经过上千年的博学之士的努力也仍未能被读解。【28】

杜甫在考试中如何写作他的诗赋呢？难道他只写自己想说的和自己擅长写的吗？或者他只写主考官能够理解和愿意阅读的吗？我恐怕他选择的是前者。在这种情况下，杜甫的成败就必须取决于他的主考官是不是碰巧有学识，并且愿意耐下性子去评判他所写的诗赋。

当然，失败是始料未及的。《壮游》中有一句诗说到：“独辞京尹堂。”这里的“独”包含了沉痛的哀伤。所有其他来自京兆的举子都通过了考试；一些人已经接到了任命，其他人正在等待任命；他一个人却失败了，玷污了京兆举子那令人艳羡的声望。

这不仅是对京兆说再见，还是对一切朝廷事业和科考的告别。尽管杜甫怀着极其沉重的心绪离开了京兆，这之后的生活仍然经历丰富，使得他在晚年仍怀着眷恋追忆。他把离开长安到再次回来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快意八九年”。因为我们知道杜甫后来回到长安是在745年初冬，因此这次离别可能在737年初。在科举失败和最终真正离开之间的这段时间，杜甫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一点也不清楚。

当然，他得面对失望的父亲和继母。这次见面应该发生在737年春夏的兖州（在长安东北大约632英里），杜甫的父亲是此地的司马。这是杜甫集子中可以系于此年的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