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篇（三）

一八四五年三月末，我借来一把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中，在我预备造房子的地点附近，我开始砍伐一些箭式笔直高耸的尚属幼树的白松来做我造房子的木材。开始做事时不借用别的东西，似乎是很难的，但这也许还是一个好方法，可以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发生兴趣。斧头的主人在把斧头借给我的时候说：这斧头是他最珍爱的东西；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倒变得更加锋利了。我工作的地点是一片令人愉快的山坡，松树满山都是，穿过松林我能望见湖水，还能望见林中一小块空地，那儿丛生着细嫩的松树和山核桃树。凝结成冰的湖水还没有完全融化，只化了几处地方，呈现出暗黑的颜色，而且还被水浸着。在我那劳动的几天里，还下过几阵小雪，但大部分时间，当我走回家去，途经铁道的时候，看见路边的黄沙地一直向前延伸，在蒙蒙的大气中闪烁，而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听到云雀、小鹟和别的鸟雀都已经来到这儿和我们一起开始度过这新的一年了。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心上的冬天正和冻土一起解冻，而蛰伏的生命也开始舒伸身躯了。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伐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来做成一个楔子，用一块石头把它敲紧，再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发胀一些，就在这时，我看到一条有条纹的蛇钻入了水中，它躺在湖水底，显然毫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有一刻多钟，它竟跟我待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久；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照我看，似乎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人类还停留在目前这种原始、低级的状态之中；不过，要是人类能感到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召唤，他们就必定要上升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活中去。以前，我在降霜的清晨的小路上看到过一些蛇，它们的躯体还有一部分处于麻木、不灵活的状态之中，还在等待太阳出来唤醒它们。四月一日下了雨，冰融化了，这天，大半个早晨都是雾蒙蒙的，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雁徘徊在湖上，因迷途而哀鸣着，它像是雾中的精灵。

我就这样一连几天用那狭小的斧头伐木、砍削木料、门柱和椽木，我并没有什么可以宣告的或者学究式的思想，我只是随着自己的兴致在歌唱——

人们自认为懂得不少；

但你瞧！他们都已展翅飞翔——

艺术啊，科学啊，

还有各种工具；

只有那吹拂的风

才真的是什么都懂。

我把主要的木料砍成六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门柱只砍两侧，而椽木和地板的用材则只砍一边，其余的地方都保留着树皮，所以，它们和锯子锯出来的相比，是差不多挺直的，而且更加结实。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在顶上劈出了榫头，这时，我又借到一些工具。在森林中，白昼往往很短，但我还是常常带去牛油面包当午餐，在正午时我还读读包面包的新闻报纸。我坐在刚砍伐下来的青绿的松树枝上，面包也因此沾染了树枝的芳香，因为我手上有一层厚厚的树脂。在我结束这工作以前，松树成了我的亲密伙伴，虽然我砍伐了几棵，但没有和它们结仇，反而对它们更熟悉了。有时候，林中的闲游者给斧头劈木材的声响吸引过来，我们就隔着碎木片愉快地交谈。

我的工作干得不紧不慢，我只是想尽心去做而已。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搭好，可以竖立起来了。我已经向在费奇伯格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詹姆斯·柯林斯买下了他的棚屋，以便使用他的木板。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据说是不多见的好房子。

我去找他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他的房子外面走动，起先屋里的人没有注意到我，因为那窗户又高又深。屋子面积很小，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别的没有什么可看的，四周积有五英尺高的污泥和沙土，像肥料堆。屋顶是这房子最完整的一部分，虽然被太阳晒得弯曲了，变脆了。没有门槛，门板下有一条可让家鸡随意进出的通道。柯林斯夫人来到门口，邀请我到室内去看看。我一走近，母鸡也给我赶进了屋。屋子里光线暗淡，大部分的地板很脏，潮湿，发黏，摇摇晃晃，木板这里一条那里一条，都是些经不起搬、一搬就裂的木板。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和墙壁，以及那片一直延伸到床底下去的地板，又劝告我不要踏入地窖中去，那其实是个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顶上是好木板，四周也都是，窗户木板也不错”——原来是两个齐整的方框，只是最近有猫在那里进出。屋里还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可以坐的地方、一个出生在那里的婴孩、一把丝质的遮阳伞，还有一面镀金的镜子，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豆研磨机固定在一根小橡木上，这就是全部的家当了。我们的交易当时就谈妥了，因为那时候，詹姆斯也回来啦。当天晚上，我得付四元两角五分，而他则得在第二天早晨五点搬出去，不得在此期间再把什么东西卖给别人。六点钟，我就可以去占有那棚屋了。他说，赶早来最好，趁别人还来不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不定的、无理的要求。他告诉我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到了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一家。一个大包裹，全部家当都在内——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只是少了一只猫，它逃进树林成了野猫，后来我又得知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夹子，终于成了一只死猫。

就在这同一天早晨，我把这棚屋拆掉了，我拔下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滨，放在草地上，让太阳把它们晒得发白并且恢复原来的形状。一只早起的画眉在我驾车经过林中小径时，唱出了一两支小调。年轻人巴特里克却诡秘地告诉我：一个叫西利的爱尔兰邻居，在装车的间隙把那些还可以用的、直的、可以钉的钉子，U形钉和大马钉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当我回来跟他打招呼时，他正一副没什么心思、满不在乎的样子看着那一堆废墟，他就站在那儿，正如他所说的：没有多少活儿可做了。他在那里代表观众，使这微不足道的事看上去更像是众神撤离特洛伊城的大事件。

我在一座向南倾斜的小山的边上挖我的地窖，有一只土拨鼠也曾经在那里挖过它的洞穴，我挖去了漆树和黑莓的根，一直挖到植物残存在最下面的痕迹，直到挖到一片细腻的沙地，范围约有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土豆可以安全过冬，绝不会被冻坏了。地窖的地壁是渐次倾斜的，并没有砌上石块；但太阳从来照不到它，因此也没有沙子塌下来。这只需要两小时的劳动。我对于破土动工的工作特别感兴趣，因为几乎在所有的纬度，人们都会在挖掘到地下去时，得到均一的温度。在城市里，最豪华的房屋下面仍然可以找到地窖，他们像古人那样在里面埋藏植物的块根，将来即使上面的建筑完全消失了，后代人还能发现地皮上凹陷下去的痕迹。所谓房屋，无非就是地洞入口处的门廊而已。

最后，在五月初，我的一些熟人来帮忙，帮我把房屋的框架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来跟邻舍联络联络。竖立屋架，最大的功劳还是应当属于我。我相信，有那么一天，大家当然还是会树立起一幢更高的大厦。七月四日，我开始住进了我的屋子，因为那时屋顶刚装好，地板刚钉齐，这些木板都被削成了薄边组合在一起，防雨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了一个烟囱的基础，所用石块都是我双臂从湖边抱上山的，约有两车之多。在秋天锄完地以后，我才把烟囱建造完成，恰好在必须生火取暖之前，而此前我总是大清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这种方式我至今仍认为是，在某些方面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令人惬意。如果面包还没烤好就刮风下雨了，我就会拿几块木板挡在火上，然后自己也躲在下面凝望着面包，我就这样度过了很愉快的时刻。那些日子里，我手上工作很多，读书很少，但地上的破纸片，甚至单据或者一块端菜用的布垫，都会给我极大的乐趣，实在达到了跟阅读《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

要是人们比我那样建筑房屋更谨慎小心，也是很有好处的，例如，先考虑好一扇门一扇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间有着什么基础，也许，在你找出比目前需要更强有力的理由以前，你最好别建什么上层建筑。一个人造他自己的房屋，跟一只飞鸟筑巢是有着某些相同的情理的。谁知道呢，如果世人都自己亲手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简单老实地用食物养活自己和一家人，那么，他们的诗歌天赋一定会得到普遍的发展，就像那些鸟儿，它们在做同样事情的时候，歌声传遍了四方。可是，哎呀！我们倒是像牛鹂和杜鹃，它们跑到其他鸟儿的巢中去下蛋，传出来的就是些叽叽喳喳没一点音乐节奏的叫声，使路过的人听了一点也感觉不到快乐。难道我们永远要把建造房屋的快乐留给木匠师傅？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呢？在我所从事过的职业中，还绝对没有碰到过一个人从事像建造自己的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都是属于社会的，不单裁缝属于一个人生命的九分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民也是这样呢。这种劳动分工到底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来代替我们思想，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自己没有思想，这就很不可取了。

的确，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种人叫作建筑师的职业，至少我听说过一个建筑师有这么一种想法：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理之核心、一种必然性，因此也会有一种美，好像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来说，这是很好的了，而实际上，他并不比普通爱好美术的外行人高明多少。一个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不从基础做起，却从飞檐开始。仅在装饰中放进一个真理之核心，就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贡蒿子——不过，我总觉得吃杏仁不用糖对健康更有益——他没有去想想居住在房屋里面的人，他们想的是如何把房屋建筑得里里外外都牢固结实，而不过多去想什么装饰。有理性的人哪会认为装饰只是外表的，仅属于皮肤层的东西呢？哪会认为乌龟获得有斑纹的甲壳，贝类获得珠母的光泽，是像百老汇的居民签订承包合同来建造三一教堂似的建筑呢？其实，一个人跟他自己的房屋建筑的风格没多大关系，就像乌龟跟它的甲壳上的斑纹无关一样：士兵不必无聊到非要在旗帜上画上准确体现他勇气的颜色。敌人会弄清这一点的。一旦到了紧要关头，他的脸色就要发青了。这位建筑师在我看来仿佛俯身在飞檐上，羞涩地向那住户悄悄地说他的那套似是而非的真理，住户实际上比他还要明白得多。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的美，我了解它是由内而外渐渐地生长出来的，是从那住在里面的人的需要和他的性格中生长出来的，住在里面的人是这房子的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的不知觉间的真实感和高尚的情操，至于外表他一点儿没有想到；要产生这样的美，那他也得先等他有了自己没有觉察到的生命之美。画家们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土上，最有趣味的住宅一般是穷困的平民们的那些毫无虚饰的、简陋的木屋和农舍；使房屋别有一番风致的是外壳似的房屋里面的居民生活，而不是屋子外表上的什么装饰；市民们在郊外搭建的那些箱形的木屋也同样是有趣的，只要他们的生活是简朴的，他们的住所就与想象的一样，没有一点叫人费神的风格。建筑上的大多数装饰确实是华而不实的，一阵九月的风可以把它们吹掉而无损于房屋的主体，就好比吹落了借来的华服。不需要在地窖中窖藏橄榄和美酒的人，没有建筑学也照样生活。如果在文学作品中，也这样煞费苦心去追求体裁上的装饰，如果我们的《圣经》的建筑师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把很多的时间花在飞檐上，结果会怎样呢？那些纯文学、美学和研究它们的教授就是这样矫揉造作。当然，某些人确实很关心这几根木棍子该怎样斜放在他的上头还是放在下方，他的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当然，从认真的角度来说，这里头还是很有一点意思的，他把木棍斜放着，把那间箱子涂上颜色；可是在精神已经离开了躯壳的情况下，那这样就跟建造他自己的棺材属于同一性质了——这就是坟墓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是“棺材匠”的另一个名称罢了。有一个人说，在你对人生失望时，或者对人生漠然时，抓起脚下的一把泥土，就用这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子吧。他是否想到了他最后那间狭长的房子？那就抛一个铜币来选择好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空闲时间！为什么要抓起一把泥土来呢？还是用你自己的皮肤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屋好得多：让房屋的颜色变得苍白或者为你害臊变红。这真是一个改进村舍建筑风格的创举！等到你找准了我的装饰，我一定会采用它们。

入冬以前，我建了一个烟囱，并在已经不能挡雨的屋子的四周钉上一些薄片，那些薄片是从木头上砍下来的，粗糙而且还不太干的木片，我不得不用刨子把它们的边缘刨得光滑些。

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密不通风、围上木片、抹了灰泥的房屋，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柱高八英尺，还有一个阁楼和一个盥洗间，屋子每一侧有一扇大窗，两个活动天窗，顶端有一个门，正对着门的是个砖砌的火炉。我的房子的支出，只是我所用的这些材料的一般价格，人工不算在内（因为都是我自己动手完成的），总数我都记在下面了。我之所以写得这样详细，是因为很少数人能够精确地说出他的房子到底花了多少钱，而能够把组成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和它们各自的价格说出来的人，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少的。

木板　8.035美元（多属棚屋旧木板）

屋顶及墙板用的旧木片　4.00美元

板条　1.25美元

两扇带玻璃的旧窗子　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　4.00美元

两箱石灰　2.40美元（价格有点高）

毛丝　0.31美元（买多了）

壁炉架用铁片　0.15美元

钉子　3.90美元

铰链和螺丝钉　0.14美元

门闩　0.10美元

粉笔　0.01美元

搬运　1.40美元（大部分自己背）

共计28.125美元

全部材料都在这里了，我没写木料、石头和沙子，是因为这些材料我是用在公地上合法占地盖屋者应该享受的特权取来的。另外我还搭了一个木料间，主要是用建了房子之后留下来的材料盖的。

还想给我造一座房子，论宏伟与华丽都要超过康科德大街上的任何一座，前提是它要能够像目前的这座房子一样让我感到心情愉快，而且，造价也不比目前这座房子更高。

因此，我发现，想找个住宿地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比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还少，如果我这么说听来有点夸张，那么，我为自己的辩护是：我是为人类而并非为自己来做一番夸张的；我的许多缺点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并不能影响我叙述的真实性。尽管我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那好像是很难从麦子上弄掉的糠秕，我也跟任何人一样对此感到遗憾——在这件事上，我还是会自然地呼吸，挺起我的腰杆，让心灵和身体都能舒服地伸展；而且我下定决心，决不顺从他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试着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大学里，学生们住的房子比我这幢稍大一点儿，光租金就每年三十美元，那家公司还在一个屋顶下造了相连的三十二个房间，住宿的房客因此邻居众多而且嘈杂，说不定还得住在生活不方便的四楼。我就不得不想着，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不需要办那么多的教育——因为更多的教育工作早就可以完成了——而且，教育方面的花费也一定已经大部分都消减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为了得到必需的便利，付出了他或别人的很大的代价，如果双方能得当地处理这一类事情，也许只消花其中的十分之一就够了。要收费的东西，一定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是一笔大的支出，而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交往，并从中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这却是不需要付费的。成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找到一批愿意捐款的人，弄一本写着捐了多少元多少角的册子，然后就盲目地遵从分工的原则分了又分，这个原则实在是非得审慎考虑才能遵从的——然后就招一个惯于做投机买卖的承包商来，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接着就真的奠基开工了，然后，住在这里的学生们得慢慢适应这房子。为了这一个失策，未来很多代的子弟都得付出代价。我想，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也会比这做法好得多。学生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了他贪求的空闲，可耻的、无益的空闲。而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学到。可是，有人说：“你不是主张学生不该用脑而应该用手去学习吧？”我不完全是这样的主张，我的意思比他说的要多得多：我主张他们不应该以生活为游戏，或仅仅以生活做研究，还要人类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来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都真诚地生活。青年人除了立刻进行生活实践，他们怎能有更好的方法来学习生活呢？在我看来，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来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些科学文化，我就不愿意按常规那样，把他送到附近某个教授那儿去，那儿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就是不教生活的艺术，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用望远镜或显微镜观察世界，却从不教他用肉眼来观看；研究了化学，可就是不去学习他的面包如何做成，或者研究力学，而不懂得面包是如何挣的；发现了海王星的一些新的卫星，却发现不了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更发现不了自己已经成了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他全神贯注地从一滴醋里观察怪物，却要被他四周那些怪物吞吃掉。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挖出铁矿石来，自己熔炼它们，同时把他所需要知道的都从书本上找出来，然后他照此做了一把自己的折刀，另一个孩子则一方面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另一方面用他父亲给他的一把罗杰斯牌子的折刀——试想过了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进步更大？又是哪一个孩子的手指会给折刀割破了呢？——令我吃惊的是，我离开大学的时候，据说是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其实，只要到港口去兜一圈，我就会学到更多的航海知识。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学习并且只学习政治经济学，而作为哲学同义语的生活经济学，在我们的学院中从没认真地教授过。于是就弄成了这个结果：因儿子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做父亲的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正如我们的大学，拥有诸多“现代化的进步设施”，人们很容易对它们产生幻想；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带来肯定的进步。魔鬼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增加投资，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些漂亮的玩具，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严肃的事物上吸引开。它们只是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而对目标却毫无改进，其实这目标是早就可以很容易地达到的；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急忙忙要从缅因州筑一条磁力电报线到得克萨斯州；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拍发电讯。正像一个男子，热情地要和个耳聋的著名妇人谈谈，要把自己介绍给她，可是，当助听的听筒放在他手里了，他却发现原来没有话要对她说。仿佛主要的目的是要说得快，却不是要如何说得更有理智。我们怀着急切的希望要在大西洋底下挖一条隧道，使旧世界到达新世界能缩短几个星期，可是传入美国人松软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总之一句话，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绝不会带着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像修士约翰那样找蝗虫和野蜜吃。我疑心飞童（十八世纪著名的英国赛马）曾把大量的谷子带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攒几个钱；你很爱旅行；你可以坐上车，今天就到费奇伯格去见见世面啊。”可是，我的做法要比这更聪明些。我已经懂得最快的旅行是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要不我们试一试，看谁先到达那里。距离是三十英里，车票是九角钱。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还记得，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的工钱只有六角钱。好了，我现在就步行出发，不到晚上我就到达了；我以这样的速度旅行了一星期。这期间，你将会挣到工资，在明天的什么时候你也到了，假如工作找得及时又碰巧，你可能今晚上就到达了。然而，你不是上费奇伯格，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工作。由此可见，要是铁路线绕全世界一圈，我想，我总还是会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多点阅历，那我早就该和你完全绝交了。

这就是谁也不能战胜的普遍规律，也从没有人曾胜过它，就连很广而且很长的铁路也是这样。我们要使全人类得到一条绕全球一圈的铁路，就好像是挖平地球的表面一样。人们糊里糊涂地相信，只要他们继续用合股经营的办法，用铲子这样不停地铲下去，火车最后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几乎不要花多少时间，也不要花什么钱；可是，尽管成群结队的人奔往火车站，列车员喊着“旅客们上车啦！”在黑烟飘散，蒸汽凝结的时候，你将看到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火车碾轧过去了，这就被称作“一个可悲的意外事故”，也的确是如此。毫无疑问，挣到了车票钱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车子的，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活着，可是说不定那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开朗的性情和旅行的意愿了。一个人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时间用来赚钱，为了在生命中价值最低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那么一点可疑的自由，这情况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他可以回到英国去过诗人般的生活，他得先跑到印度去发财。

其实他应该立即爬进破旧的阁楼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全国所有的棚屋里大声喊道，“什么？我们已经建成的这条铁路，难道不好吗？”是的，我回答，比较起来，是好的，也就是说，或许很可能有搞得更糟糕的；不过，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所以我希望，你们应当有比挖掘土方更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

在建成房屋之前，我就想用诚实又令人愉快的方式来挣到十二美元，以偿付我的额外支出，我在两英亩半的屋边的沙地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蚕豆，也种了一点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占用的十一英亩地，大都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季度的地价是一英亩八美元零八美分。有一个农民说，这地“毫无用处，只能养一些吱吱叫的松鼠”。我没有在这片地上施肥，因为我不是它的主人，我只不过是一个占用者，我不希望种那么多地，就没有一下子把全部的地都锄好。锄地时，我挖出了几“考德”的树根来，供我当柴烧了很长时间，这就留下了几小圈未开垦过的松软的沃土，蚕豆在夏天里长得异常茂盛的时候，这几块地是很容易辨别出来的。房屋后面那些枯死的卖不掉的树木和湖上漂浮而来的木头则给我提供了其余的燃料。我不得不租一组犁、雇一个短工，但掌犁的人还是我自己。我农场的第一季度支出，主要是工具、种子和工资等方面，总共14.725美元。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的。种子实在花不了多少钱，除非你种得太多。我收获十二蒲式耳的蚕豆，十八蒲式耳的土豆，此外还有若干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了，没有收成。农场的全部收入是：

23.44　美元

减去支出14.725美元

结余8.715美元

除了我用掉的和手头还存着的产品之外，估计价值约为四美元五十美分——我手上的这笔款已超出了我自己不能生产的一点儿蔬菜的花费。从全面考虑，也就是说，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虽然这个实验只占去了我很短的一些时间，不，部分原因也是这实验本身非常短暂，我就确信我今年的收成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民要好。

第二年，我就做得更好了，因为我把自己需要的全部土地通通种上了，约三分之一英亩，从这两年的经验中我认识到一个事实，而没有给那些农业巨著吓倒，包括阿瑟·扬（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在内。我发现，一个人如果生活简朴，只吃他自己种植的庄稼，而且种的不超过他自己的需要，也不贪婪地去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要耕几平方杆的地就够了。用铲子整土地比用牛耕便宜得多，并且可以每次更换一块新地，以免要给旧地不断施肥。而一切农场上的农活儿，他只要在夏天有空闲的时候就能轻松完成，这样，他就不会像目前那样，和一头公牛或一匹马、一头母牛、一头猪捆绑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想说一句公正无私的话，我是一个对目前社会经济措施的成败都能超然看待的人。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民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不定居在一幢房屋或一个农庄里，我能随我自己的天生意向行事，这意向也是变幻不定的。我的境况比他们的已经要好许多，而且，如果我的房子被烧掉了，或者庄稼歉收，我还是能过得跟以前一样好。

蒲式耳：计量单位，1蒲式耳=27.216千克。
平方杆：计量单位，1平方杆=25.3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