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若干回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这个运动的开初，即文学革命发生前后，没有或者也不可能明确地提出继承文学传统的问题。在1922年以后新文学运动内部发生的关于整理国故的争论中，却涉及了这个问题。从那时以来，革命文学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在实践上表现出曲折、复杂的情况，从而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简略回顾这个历史过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求得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正式举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旗帜的文学革命发生得更早，一般认为是在1917年。作为这个文学革命发难的重要标志的有两篇著名的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诚如一些文学史家所说，陈独秀的态度远比胡适激进。陈独秀文章和胡适文章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他把文学革命看做是政治革新和思想启蒙的必要条件。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早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发表以前，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就已经旗帜鲜明地号召兴起一个像19世纪30年代“青年德意志”运动那样的文学运动。这篇文章所显示的文学革命发难者的战斗气势，或者只有《文学革命论》才能和它相媲美。自然，李大钊这篇1916年发表的文章在当时和后来产生的实际影响并没有《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那样大，没有那样著名。但无论如何它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发难文章，这是确切无疑的历史事实。

李大钊在撰写《晨钟之使命》提倡新的文学运动时，并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学发表较具体的看法。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却有更多的评论，他几乎否定了包括汉赋、唐诗和宋词在内的自汉至宋的全部文学。其间他虽然说“魏晋以下五言”是“文学一大进化”，但却认为它们“犹贵族之风”；他肯定韩愈、柳宗元“自是文界豪杰之士”，但同时认为韩愈“文犹师古”“文以载道”的主张，“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按照他提倡的“三大主义”，“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和“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都是要予以推倒的。对宋以后的文学，陈独秀认为“元明剧本”和“明清小说”是“近代文学粲然可观者”，但“未及出胎，竟尔流产”，因为被“妖魔所厄”。他说马致远、施耐庵和曹雪芹都是“盖代文豪”，但也由于“十八妖魔辈”称霸文坛，使他们的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十八妖魔辈”是指明代前后七子加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和姚鼐。陈独秀认为他们的作品“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这种看法，主要从文体、语言着眼，如他肯定《国风》《楚辞》就是由于前者“多里巷猥辞”，后者“盛用土语方物”。但他指责“魏晋以下五言”时说他们的缺点之一是“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批评韩愈“文以载道”的主张是“抄袭孔孟”，却又是从内容出发的。陈独秀的这种种评价，既表示了他反对旧文学的勇猛、激烈的革命精神，也表现了一种缺乏科学分析的片面态度。他的这种态度是有代表性的，当时鼓吹文学革命的另外一些著名人物如钱玄同和刘半农，一般地也都持这种态度。还有人走得更远，傅斯年对被胡适肯定的“白话文学”也作了形而上学的否定论断，他认为中国白话小说除《水浒传》《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外，“其余都是要不得的”。周作人在提倡“人的文学”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不作具体分析，把《水浒传》《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也予以全盘否定，认为全是“非人的文学”。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肯定了比较多的古典作品，但他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却极力称赞周作人的观点，除了说它“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是一篇平实伟大的宣言”外，还说：“在周作人先生所排斥的十类‘非人的文学’中，有《西游记》、《水浒传》、《七侠五义》等等。这是很可注意的。我们一面夸赞这些旧小说的文学工具（白话），一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思想内容实在不高明，够不上‘人的文学’。”就这样，胡适终于形而上学地附和了周作人的意见。

对于“五四”时期一些领导人物贬低、否定传统文学的绝对化态度，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作了十分明白的分析，他说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坏就是一切皆坏，好就是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是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谈这一问题的。“五四”时期一些领导人物的这种缺点的产生有种种原因，应当说是难以避免的，是为具体历史环境所规定的。虽然从全局上说，“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并且整个运动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因而也就在实际上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但并不是说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问题上的指导思想都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五四”运动的前奏的文学革命还是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前，在那个历史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刚开始。以陈独秀来说，一般认为他当时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即使认为他当时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他对文学遗产所抱的还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精神的绝对化态度，我们可以从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找到恰当的说明。只要我们不忘记当时的历史情况，只要我们知道那时封建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占着统治地位，新文化的生长是那样的艰难、那样地受到压制，我们就会对陈独秀等人矫枉过正的主张作出明达的解释。事实上，陈独秀等人多少是自觉地意识到为了反对强大的传统势力，才采取了“绝对之是”的战斗态度的。当时胡适和陈独秀有过一次通信，胡适认为：“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却认为，当时反对新文学运动，反而白话文的势力“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时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陈独秀反对在攻击旧文化时“装出绅士的腔调”，他支持和同情由于“愤极了”才发出的“激切的议论”。钱玄同也认为他们的主张“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保护旧文学的各种派别的各种论点，即使在若干问题上有可取的意见，但整体说来，它们的矛头都是攻击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卫新文学，为了它的生存和发展，当时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进行了坚决的战斗。没有问题，在那些战斗的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十分愤慨的革命感情，同样没有问题，我们也不时可以发现由这种感情而带来的偏激的言论。从这样的历史情况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对“五四”运动一些领导人物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批评，把这种批评理解为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不应当看做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人物的指责。无论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还是后来的左翼文艺运动，它们都发生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几乎难以避免的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缺点。如果文过饰非，乃至把错误当作正确来宣传，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如果不从具体历史条件去分析那些错误、缺点，而一味指责、嘲笑，乃至罗织罪状，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对待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上，新文化运动内部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而且又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以胡适退出《新青年》杂志，1922年另办《努力》周报，以后又办《读书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右翼正式分化出去。胡适进一步提倡整理国故^[1]。如果他是为了纠正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出现的对传统文学的轻视，那是合乎逻辑合乎实际的，但他同时又持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目的。“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就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在《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中说，他创办这个新杂志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这里所谓“少说点空话”，实际上就是“少谈些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至于他说他提倡“考据学”的目的“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以防止“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也防止“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就更加清楚地说明了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面目。

胡适既然提倡整理国故，他就要从理论到实践来表现他如何整理国故。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在揭露他的政治目的的同时，也就要提出对整理古代文化的看法。

早在1919年，胡适在《论国故学》中提出一个看法：“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这实际上是说研究文化遗产的目的只是为了懂得它，同“时势之需”，同发展新文化没有关系。这又同他主张“全盘西化”有关，在他看来，或许只有西方文明才能“应时势之需”，中国文化是“百事不如人”的。在《论国故学》一文中，胡适还提出了“科学方法”的问题。他认为清朝的“汉学家”用的是“暗合科学的方法”即“不自觉的科学方法”，他自己则要用“自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这里我们暂且不评论清代汉学家的研究方法。我们从胡适的研究工作实践来看，他的“自觉的科学方法”其实是实用主义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所谓“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和“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因此，他的研究在个别和局部问题上虽然也取得了若干成绩，但当他在全局上立论时却总是流向片面。

当时出现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新情况是，批评“整理国故”的革命文学家，已经不像1917年新文学运动开始时的一些创导者那样一般地排斥和轻视文化遗产。成仿吾《国学运动的吾见》中说：“国学，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没有研究之价值。”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中也说：“只徒笼统地排斥国学，排斥国学研究者，这与笼统地宣传国学，劝人做国学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样的。”沈雁冰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更明确地说：“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2]而且，“题内应有之事”的提法，较之当时郭沫若说的整理和研究国故只是旧价值的重新估价，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更富辩证法的观点。但沈雁冰同时认为，这“整理旧的”工作是后一代人的事业，不是当务之急，不应当提到日程上来，他认为那时重要的历史使命还是保卫和发展文学革命的成果。他又认为如果提倡“整理旧的”，就易于为复古派张目，“促成旧势力反攻的局面”。显然，沈雁冰的这个观点是就全局而言的，因此也不是一般地排斥文学遗产的研究。事实上，郭沫若和沈雁冰都是富有古典文学修养的，而且也是比较早地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革命作家。

作为一种历史经验来认识，在最初揭露和反对守旧派的整理国故主张时，革命作家中还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理论上的说明，指出继承文学遗产和复古的本质的不同。大致要到1928年后，才提出这种明确认识。如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十》中介绍了日本野口米次郎关于古代的文化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继承关系的论点，以及苏联“也有搬出古典文章来之势”后，说：“这是并非中国复古的两派——遗老的神往唐虞，遗少的归心元代——所能引为口实的。”作为一种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认识，指出整理国故的消极作用是必要的，当时很多文章也都包含有这样的内容。但那时整理国故之风却又不仅仅是表现为少数人，如同郭沫若在文章中所描绘的：“整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又如沈雁冰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说：“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做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按诸史实，造成这样的情况又不仅是简单地由于一个或几个人提倡的缘故，而是具有各种复杂的原因，所以只是一般地反对就显得不够了。^[3]

大家都知道，在1925年前后，既批评学衡派、甲寅派和整理国故运动，又比较重视文学遗产研究的是鲁迅，他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内，做过研究和整理古文化的工作。1920～1927年，他还在大学里教授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学课程。鲁迅这时的思想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在文学史观上，也是这样。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鲁迅的“进化”思想的核心是发展和变革的观点，同时鲁迅的严格的唯物精神表现在治学方法上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样，在坚持反对封建文化的同时，实际上又是重视并且吸收过去文学的优秀成分。他在上述文章中说他是要“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实际上就是要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进步与反动、精华与糟粕这种“反复”“羼杂”现象中讲它们的发展。这种从继承并发扬民族遗产出发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的意图，正是“五四”运动若干领导人物所缺乏或者不曾明确地提出过的。自然，鲁迅这时候自己所作的整理文艺遗产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到1928年以后，鲁迅对待文艺遗产的态度才明显地表现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在1922年发表的《新文学观的建设》中把“改造中国的旧文学”和“建设中国的新文学”并提，说打破和廓清传统的落后的文学观念是改造旧文学和建设新文学的前提。虽然他同时又说“中国文学所以虽称极盛，而实则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但从他后来的实践可以看出，他是很重视“改造旧文学”，也就是研究、整理文学遗产工作的。1923年他发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1927年他为《小说月报》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撰写的“卷头语”中，说传统文学既不都是“这么精莹”，也不都是“有毒的东西”，并不像一块金银两面的盾牌那样简单，“构成的成分更复杂，而且更具有种种迷人的色彩与图案的”。郑振铎在另一篇文章《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还认为研究文学遗产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大时代”，为了有助于“文艺复兴”。他还把当时西方文学的传入中国，看做是可以和中国文学“接触”后产生一个大时代的文艺复兴的条件。

郑振铎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是比较全面地论述研究文学遗产的文章，它所表现的要求研究传统的宏大气魄，一扫人们常见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鼠目寸光的饾饤之风。在很大程度上，这篇文章有着一种象征的意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文学遗产的研究是势在必行的工作。大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以上海为中心，整理、翻印、出版了大量的文学古籍，这种工作的历史必然性当时未必都能为人们所觉察，甚至有的革命文学工作者并不予以重视，但实际上它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迟早、必然会出现的，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象。这时候研究古典文学的队伍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除了那些在大学中一贯坚持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他们未必赞成新文化运动）以外，不少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甚至是在新文学创作上有过卓越和优秀成绩的文学工作者从事文学遗产的整理、研究工作，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作出研究成绩，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学研究的圈子和格局，这同样也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而不能只就一些偶然因素来作解释，更不能笼统地论断为“复古”。以后的事实还证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这时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后来大多数成为党的同情者、革命者，尽管他们在世界观和研究方法上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作出的成绩还是可贵的或者是有用的。他们中间不少人的著作，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旧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被更多地介绍到中国，革命作家在对待文艺遗产问题上的看法有了新的进展。1930年，鲁迅在《〈浮士德与城〉后记》中说：“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这段话是鲁迅在文中论到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思想时说的，很明显是接受了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著名论点的结果。根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在1929年至1931年间翻译科学的社会主义观点的艺术理论的时候，常常谈起的多是研究文学史的方法问题。鲁迅一向注意到文艺与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这时更觉得非先弄清楚历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不可。冯雪峰的这个回忆同我们在鲁迅1927年以后的一些文章中看到的他的观点是相吻合的。鲁迅的不少后期杂文虽然并非专论文学史上的问题，但常常在某个问题上发挥开去，发表他对文学发展规律、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看法，这些看法又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1936年6月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鲁迅自己曾经打算编写一部文学史，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也是在30年代，另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战士郭沫若开始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他曾经述说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逼迫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他努力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他后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说：“尤其是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了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郭沫若是最早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我国古代史和古典文学的专家之一，他在这方面的实践也有力地说明了革命文学运动在对待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态度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早已提出“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这一十分重要认识的沈雁冰，1928年后陆续整理出版了他对神话、小说和寓言的研究著作。他编注的《楚辞》等选本，也是在那时和读者见面的。无论从他的研究著作还是作品选本看，他都在追求着文学和产生它们的时代背景及其他独特条件的关系的科学说明，同时努力澄清旧时代文人的迂腐见解。

同样是在30年代，郑振铎也提出研究文学遗产的“新的方法”，他在1933年《文学》杂志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发表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向那里去》中说：“惟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的发生，不单只该赞颂那产生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还该注意到这作品的产生的时代与环境，换言之，必须更注意到其所以产生的社会的因素。元剧鼎盛的原因，不只是关汉卿、马致远那些天才作家们的努力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努力于作剧，自有其重大的经济的因素与时代的背景。”郑振铎这里提出的“新的方法”，表明了他观点的变化。他后来说：他最初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进化论”的观念，“一九三〇年以后所写的东西，比较地有些新的观点”，就是指这种变化而说的。他的变化显然也是受当时左翼文学艺术理论大量介绍到中国的影响的结果。

从郑振铎这时候写的一些研究论文来看，他多少是受到弗里契的影响。弗里契的《欧洲文学发展史》在1931年被介绍到中国。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作者企图应用历史唯物论来分析文学发展的历史，但许多观点表现为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可在30年代的中国，它确实被不少研究者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应当说它对中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接受历史唯物论起过积极的影响。除了郑振铎这个例子以外，1936年谭丕模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中国最早旗帜鲜明地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编写的文学史著作，作者在“绪论”一开头就说：“文学是社会经济生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之一；那么，文学史就是关于这类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根据这一原则，把中国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和其作品，作一个有系统的记载；同时，并把各时代的文学变迁的轨迹和变迁的因子找了出来；这就是中国文学史唯一的任务。”这无疑是正确的意见。但在涉及文学如何变迁、什么是“变迁的因子”的时候，作者的观点就表现为一种机械论；“社会经济发展至某一阶段，则文学亦随之发展至某一阶段；社会经济停滞在某一阶段，则文学亦停滞在某一阶段。所以经济的变迁，是文学进展的动力，我们要把握着中国文学史的演变的真面目，只有采用这一个唯物论的辩证法。”此外，这部著作中对文学的阶级性的理解也流于机械。但据有的老一辈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他们当初读到谭丕模的文学史，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样一些情况，多少反映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历史过程。

我国早期的左翼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文学史研究者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成熟是前进中的现象，当然不应加以苛刻的责备。另外一种现象更值得我们回顾，在左翼文艺运动大规模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理论的同时，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革命文艺界在讨论文艺大众化的过程里，又具体地表现了对继承文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进展。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涉及面很广，并且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其中关于如何对待旧的文艺形式，直接关系到继承文学传统的问题。当时在这一问题上尽管有不同看法，甚至还有人指责利用旧形式是“机会主义的办法”，但更多的革命作家都指出决不能轻视对旧文艺形式的利用。瞿秋白还把利用群众读惯的、看惯的旧文艺形式的优点提高到革命作家不离开群众的这个高度来认识，鲁迅关于“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即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改”的著名论点，更是正确地揭示了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或许有必要追述这样的事实：在1917年文学革命运动的发难者和宣传者中，刘半农曾经提出过利用旧形式的问题，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他倡议“改良皮黄”，但他直率地说这是“以应目前之急”的权宜办法，因为他最终还是轻视这类传统文艺，他认为皮黄不是“正当的文学艺术”。在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有些也赞成和同意利用旧形式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也有类似这样的权宜之计的观点。因此，鲁迅在新旧形式问题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它的重大意义就绝不仅是规定了利用旧形式的正确态度，而且是在继承文学传统以及继承和革新问题上，成为自“五四”以来革命文学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然，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即使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继承文学遗产问题上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一些研究家即使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作实践，但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在实践上却并没有很重视这项工作，或者说是在实践上并没有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在这个领域中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这当然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正处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高压之下，它有着更为重大和迫切的战斗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达到成熟的伟大标志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找到我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并且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提出完整的文艺方针其中包括对待文学遗产的方针是在1938年以后。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学习和总结我们的历史遗产的重要性，由于毛泽东同志是在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个伟大学说的前提下，强调学习和总结我国的珍贵历史遗产，这样就把继承历史遗产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肯定了我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指出新文化由古代文化发展而来，并且提出了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的著名论点，他还指出了对古代文学的评价标准是看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以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著名论点为标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革命文学界对继承文化遗产的认识得到了正确的总结，并且到达了全面和成熟。正因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著名论断，也包含着对“五四”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意见的总结，我们也就不能认为在毛泽东同志以前，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就丝毫没有出现过关于文艺遗产的科学或比较科学的观点。因为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因为毛泽东同志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这个极其重要的大前提下强调学习和总结历史遗产的重要性，同时毛泽东同志又是从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特点出发，把学习、总结和继承我国历史遗产同提高民族自信心联系起来，从而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继承文化遗产的理论。如果看不到这点，同样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快在革命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发生的又一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很快由利用旧形式问题转为民族形式问题，即由一个部分的问题转为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表明了讨论本身水平的提高，而这种变化正是在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的号召和影响下发生的。这次讨论中的意见虽然还是颇为纷纭，虽然还是有人坚持轻视民族传统的形而上学观点和错误主张，但总的来说，方向更为明确，人们比较普遍地指出自“五四”文化革命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学必须更加自觉地继承过去文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吸收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进步成分。在讨论中出现的正确意见既反对了那种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脱离大众的、欧化的、非民族的错误观点，也反对了那种不承认“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过对传统继承不够的弱点，实际上又是拒绝继承传统的错误主张。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讨论中，更为明确地提出继承历史遗产的优良传统决不是暂时的策略，也不只是技术上的借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正是在毛泽东同志正确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取得的。正如郭沫若在《“民族形式”商兑》一文中说的那样，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警策地道破了”民族形式问题的“主题”，“充分地包含有对于一切工作者的能动精神的鼓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是因为有了“五四”以来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问题上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的历史经验，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等正确方针，加上中国无产阶级在全国取得政权的有利条件，这方面的工作出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并且逐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果说自“五四”以来，在整个革命文学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进入文学遗产研究领域比较晚，因而在这个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力量比较弱，那么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情况就有了根本上的改变，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做研究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还出现了一大批新生力量，这应当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向来是一个繁盛的领域，人才辈出，著作迭现。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这个领域，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这项工作呈现出进一步繁荣兴盛的局面。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方面的工作中也发生了种种曲折的情况，从而出现了新的经验和教训，回顾和探讨这些新经验、新教训，也将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1979年9月写成

（原载《文艺论丛》1982年总第15辑）

[1] 这里说“进一步”，是因为胡适在1919年就写过《论国故学》一文。1919年，北京出现“国故社”及其主办的《国故》杂志，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当时“新潮社”成员毛子水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不指名地批评“近来研究国故的人，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因遭“国故社”人反击，毛子水又发表批驳文章《〈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见《新潮》二卷一期）。毛文后附胡适致毛的信（即《论国故学》）。毛文重点批驳“国故社”，而且怀疑当时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胡适致毛的信中却说“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按诸史实，在整理国故问题上，胡适的态度远比“新潮社”中人更为积极。同样按诸史实，新潮社中人谈论国故是在“国故社”之后，“国故社”决非“革新派”。因此所谓“挽救国学”或“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决非文学革命的口号。

[2] 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成员，1921年文学研究会“简章”中曾提出“整理中国的旧文学”的任务。

[3] 1923年14卷1期的《小说月报》开展“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笔谈讨论，不少人指出整理国故之必要性，即为一例。